原标题：张树华：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解体。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苏联的垮台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动摇

1.丧失理想。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革命的领袖，列宁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

列宁逝世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他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

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苏共变得不知所措，而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引发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的苏共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做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党的领导人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背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2、失去信仰、背弃信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舆论多元化，搞思想自由化。他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

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实现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随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苏共失去了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却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足以使任何创造性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1、组织领导弱化。戈尔巴乔夫重用了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他出谋划策，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由化主张。1985年12月，他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1990年之后，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的躲进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

2、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些假马列主义者后来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80年代末期，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是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这些处方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他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他曾经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在“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期望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失去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1、“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二战”之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之后冷战开始，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进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为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苏联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同时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欲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他们非常关注在苏东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2、“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主要媒体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和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1）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主管权。

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和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

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2）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宪法，1989年春，全苏社会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为了打败苏共，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端。

（3）苏联舆论界的演变。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他们多为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乐意发表他们的文章。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一些报刊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的学者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公开号召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搞政治“民主化”。

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

3.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苏共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

（1）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他在书中倡导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

（2）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有些做法达到“登峰造极”，思想舆论界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导向了错误的路径。潜台词就是：推翻苏共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革命前的“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

（3）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1987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流行的一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

（4）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5）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

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大部分人认为，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主要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

（6）理想信念的背离。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不少政治势力决定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作为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他在美国的演说中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

1.文化建设与科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苏联总体科研潜力占世界的1/4，而基础科学研究潜力为1/3。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支出占财政预算的5%，教育拨款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口的88.3%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学历。1960年到1980年，苏联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从15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1980年每10万人口有219名大学生，这一比例在世界排名第五位。

长期以来，苏共在领导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影响了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未能处理好文化、科研对外开放与自我创新的关系，长时间将文化建设和科研工作置于封闭状态，企图在“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极大地限制了其生命活力和创新能力。其结果是，削弱了苏联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对话的能力。

2、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离和背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共对文化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文化和科学的命运一波三折，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到市场的边缘，文化艺术和科学院系统陷入被解散的境地。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文化和科研队伍中的许多人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

3.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反思历史，绝不能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是为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再次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体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越刮越猛，一些“改革”风云人物的演讲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一步步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4、崇高与毁灭。赫鲁晓夫时期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开展个人崇拜的揭批，特别是“秘密报告”给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对斯大林的否定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列宁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后期，苏共掌握着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脱离实际，空洞乏味，套话盛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

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时，苏共“意识形态专家”既不能给予及时的解答，也不能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迅速赢得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和群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报纸和电台的转向宣传使群众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抽样调查，1988年前，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失败于苏共的对手。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势头越来越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人，从2100万党员减少到1500万！

1、政治引领与刻板管控。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过多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

哲学研究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这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

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媒体的吹捧，可谓名声大噪。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这些第一拨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所代替，他们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要求政府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他们言语激烈，富于感染力和攻击力。

1990年前后，这些年轻的改革者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火箭式的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2、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苏联时期就存在“私下印刷出版物”，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平台，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地下刊物逐步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进行播送。

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肃反的成千上万人恢复了名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曾经受到伤害的人并不是平反了就没有社会负面效应，这些被平反的人不断向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信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

西方社会对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各类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开始获得津贴和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曾经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它们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业余性等特点。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问世。《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

3、两个极端：严控与放纵。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已经出现了。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启了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手段，迫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经济私有化进入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却找出各种托词，始终未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1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2、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几年后，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

丘拜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此时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的话题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天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政权突然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但此时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他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他期望，这位年轻人能救俄罗斯于水火，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3、俄罗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医学上临床的含义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采用“休克疗法”坚决制止通胀。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萨克斯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

4.紧缩货币、放开价格。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严格控制物价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

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我们不需要一小撮百万富翁，我们需要上百万的私有者。私有化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走进自由经济的通行证。”叶利钦总统1992年夏天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1、私有化的发起与实施。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随即在1991年7月1日签发了《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简称《私有化法》），成为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大法。

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重头戏”。为了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根据法律规定，俄罗斯成立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是俄罗斯指挥和推行私有化运动的“最高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财产基金会，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法人组织。

2、全民私有化进行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多数采取出售、拍卖、投资招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从规模上看，又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包括批发与零售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工业及建筑业与建筑材料工业企业等，主要采取公开拍卖、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先将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变更其所有权，然后将股份公司的股票推向市场。“大私有化”分为“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

3、财富转移与社会分化。1992年10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向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亦翻译成“票证、票、券”），从此拉开了全面私有化的序幕。

证券私有化是俄罗斯“大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从1992年7月起，截至1994年6月30日，主要发放私有化证券（票）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将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在完成私有化证券的发放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专门的拍卖市场上出售企业股票，企业职工和社会居民均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根据规定，每个公民都可获得1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计算，一张私有化证券相当于150美元。

到1991年底，俄罗斯国有企业数量为25万家。最高苏维埃计划将其中70%的资产以私有化证券形式分给居民，而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坚持只分其中的35%，不包括按当时物价估算的全国房屋价值——16.5亿卢布。35%的资产均摊到全民身上，就得出了每张私有化证券1万卢布的面值。当时俄罗斯政府对包括港口、厂矿、钢铁厂等在内的众多国有企业的资产没有进行资产评估，而是使用苏联1984年最后一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计价仍然是苏联卢布币值。到1992年10月，居民从银行开始领取私有化证券时，物价已经上涨了20倍。

政府并未按上涨后的价格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1993年春季，私有化证券迅速贬值，在投资公司或证券交易所中只值5美元，而在俄罗斯一些边远地区一张私有化证券只卖到卢布，约合3-5美元。

据统计，约6100万俄罗斯人直接将私有化证券卖掉，这大约占私有化证券的40%；还有2500万俄罗斯人将私有化券投入到投资基金会；一些居民用私有化证券直接购买了一些开放式无限责任股份公司的股票，成为股民。然而，老百姓所得到的红利少得实在可怜。例如，在圣彼得堡市，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能购买500卢布的股票，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年能获得红利，也就只够购买一张公共汽车或地铁票，有的企业在郊区或外地，家远的人有了红利都不敢去领。绝大多数群众受骗上当，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会财富的“一小撮”。

1994年7月1日起，俄罗斯私有化进入了新时期。私有化的重点是将投资与改造结合起来，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使私有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私有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燃料动力部门和军工部门。俄罗斯军工企业中有30%的企业禁止私有化，其他企业都将私有化。可以采取招标形式选择新的企业主，将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

国际上评论，像俄罗斯这样高度“国有化”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将众多国有企业变卖，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谈到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俄罗斯官方列出如下数字：在1995年，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计1万多家，其中88%是职工总数不超过200人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采取股份制，一年里建立了2270家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中，77%原属于联邦或地方一级的企业，79%在改组前是盈利的，25%的企业在股份改造后，其控股权在国家手中。

1995年一年间，俄罗斯建立的股份公司共发行股票8.54亿股，其中1/3在企业职工中分配，1/3为国家所有，1/3用于自由出售。通过私有化增加国库收入，是改革派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但实际上巨额的财政亏空，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多角债务”日益严重，已达天文数字。所有这些压得俄罗斯政府几乎难以喘息。

正在政府进退两难之际，新生的金融财团势力代表，后来出任政府副总理的“财阀”波塔宁向政府提出建议。国家将手中掌握的大企业的股权作抵押，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拍卖和暂时的出让，换取相应数额的银行或财团的贷款或闲置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抵押期限为3年，财团有权管理企业，整理并出售企业的股票。3年后，国家可以归还贷款、赎回股权，否则，股票将归买主所有或处理。银行家许诺，通过此举，政府可以获得2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填补预算的亏空。

这一措施为银行和财团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开了绿灯”，使金融资本得以顺利地向工业领域渗透，获得了对优势企业乃至工业部门的控制权。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官僚和企业领导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而“抵押拍卖”则是将经济权归为金融寡头所有。

俄罗斯舆论指出：一方面，政府“手拿金碗要饭吃”，国家出手的都是战略性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私人银行的资金实际上是被截留和占用的财政预算款项。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实行“银行全权代理制度”，私人银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会计科”，这些银行手中积聚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仅1996年，私人银行代理财政支付的款项就达30亿卢布，许多银行90%的资金来源于官方各级的财政预算。“官银不分”使得私人银行迅速膨胀，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就是靠代理国家海关关税等暴发起来的，靠吃国家的“奶”，才养大了许多的私人银行。被进行“抵押拍卖”的往往是俄罗斯企业中的“肥肉”，拍卖场经常成为几大财团之间争斗的场所。

1995年，俄罗斯最大的有色金属和矿产企业“诺利斯克镍业”被推向拍卖场，三份竞拍申请同属于一个财团——波塔宁的“联合进出口银行”。三者相互担保，波塔宁财团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拍卖。“诺利斯克镍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俄罗斯铜产量，该公司1995年在国际市场上镍和铜的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获纯利近4亿美元。波塔宁财团后来又以10亿美元的投资许诺，获得了这家战略性企业的51%有表决权的股票份额。至此，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私人财团完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

1995年年底，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抵押拍卖”活动。俄罗斯舆论将私有化中的“抵押拍卖”称为一次“内部人之间的分配”。利用“抵押拍卖”，波塔宁财团又获得了原油储藏量居全俄罗斯第一，开采量居第四的“辛丹克”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

1995年12月8日，国际石油界的“巨人”，俄罗斯开采量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拍卖揭晓，结果不出所料，俄罗斯另一大金融集团“梅纳捷普银行”独领风骚，从国家手中接过了78%的控股权。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编自导”，“梅纳捷普银行”自己负责组织拍卖，自己参加竞拍。一年之后，“梅纳捷普”集团再接再厉，又从国家手中赎买了剩余国有股份，俄罗斯在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份仅为象征性的0.1%。而这些资本运作的幕后老板就是后来成为俄罗斯首富的著名寡头、普京的对手——霍多尔科夫斯基。

一些报刊揭露，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源于“拖付的国家资金”。“拍卖抵押”大大促进了俄罗斯金融工业资本的积聚和扩张。一些私人财团得以迅速地膨胀。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俄罗斯整个国家体制都带有深深的寡头垄断烙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

1996—1997年后，俄罗斯私有化过渡到企业“个案性”的资产拍卖和重组。1997年7月，俄罗斯“电信投资”25%的股权竞拍落下帷幕，“电信投资”25%的股份拍卖成交总额为18亿美元，创下俄罗斯私有化之最。又是波塔宁财团获得全胜。不同的是，在胜利者的背后，发现了国际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的身影，18亿美元的巨资，其中10亿多美元正是出自这位“金融巨鳄”之手。

企业拍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发现，被推向拍卖场的大多数是一些盈利的或有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利润丰厚的燃料能源、天然气、通信等部门的企业，屡屡被看中出售，交通、军工企业也不例外。由于企业拍卖价格过低，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原来国有的12.5万家企业仅以每家企业1300美元的平均价格被卖到私人手中。

俄罗斯500家大型企业，出售总额为72亿美元，而专家和国家财团评估的市场价值达2000亿美元，其中324家大型国有企业平均拍卖价格仅为400万美元。1994年，在俄罗斯3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拍卖过程中，有23起拍卖活动只有一个竞争者。俄罗斯舆论指出，在一些“肥水”企业的拍卖过程中，总有几家私人银行或财团的身影。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主持进行了一些投资、引资性质的私有化拍卖。按规定，竞争者必须履行向企业投资的义务，然而，拍卖的锤子落下后，有些揭标方违背合约，拒不履行注资的义务，包括俄罗斯一些大型的有色金属或石油企业，使企业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1、私有化引发的政治争斗与寡头统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一步激发了上层的权力之争。俄罗斯走什么样的经济变革之路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总统通过电视，向全俄罗斯宣布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的各项职能，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议会反对派坚决予以回击，叶利钦下令，强行围困并攻打议会所在地“白宫”，莫斯科街头重兵云集，坦克轰鸣，炮声给自由民主派写下了血的注脚，民选总统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2、政府被金融工业集团绑架。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轻易地操纵了政府机构。连叶利钦本人也说，“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国家权力被操纵，权钱交易盛行，腐败丛生。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了极其惨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了50%。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严峻，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2000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

3.对私有化的评估。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直0.02%—0.04%，占预算0.13%—0.16%；没有提高经济效益，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及其暴发的“新俄罗斯人”，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

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

4.私有化的社会遗害。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是“一场改革闹剧”。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是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

乔治·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面对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短短的几年时间，有不到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有些人想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