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后是不是很有可能中国现在会发生内乱吗战区兵变??

所谓中国稳居“老二”的误判,促使美国高估了中国迅速发展中的综合国力以及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中国崛起以后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后果。美、中关系沿着恶性方向发展,尽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在主客观因素互动之下,却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现象。这才是为患最烈的遏制中国崛起的不利因素。

  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况且,近年中国军力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世人往往认为中国国力也是世界第二了。这可能是奥巴马对美国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引起担忧甚至抗拒心理的缘由,也是中国民众以至不少官员沾沾自喜的由来。

  日、印“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兵法》有“能而示之不能”的警句。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怀有敌意的周边环境,在相当长的阶段内,“能而示之不能”的做法,有其必要性。“韬光养晦”,此之谓也。

  这方面,日本政府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可取之处。中国原驻日经济参赞唐淳风曾经在《报刊文摘》上发表一篇调研报告,指出日本高官、财经巨子反复对外界强调,日本经济低迷不振,“财政濒临崩溃”!他查证以后发现,日本年经济增长率比中国还要高,失业率也远比政府公布的要低。日本银行进行贷款重组之后,真正的坏账率微乎其微。然而,日本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却尽量对外公布“坏的”数据,给外界留下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假象。

  几位印度专家先后来到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学习时,经常同笔者交谈。他们认为,印度在崛起的过程中,迟早会遭遇目前中国面临的窘景。印度有几条对策:其一是在国际上保持低调,对外打交道时多谈本国面临的困难,尽量争取外援;其二是任凭中国挺在前面顶着,成为众矢之的,自己悄悄地增强综合国力,并且利用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畏惧而迁就印度的心理,为本国谋取利益;其三是决不迎合西方世界企图拉拢印度整垮中国的战略企图,除了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以致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峙中给印度添乱,主要着眼点是一旦中国被整垮了,接下来就轮到印度挨整了。

  同日本、印度立场相比,中国许多官员缺乏战略观念,又出于各级政府强调政绩表现以及吸引外资的需要,对于国情及经济数据,打肿脸充胖子,“不能而示之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是替“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衡量国力的真正指标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综合国力日臻强大,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评估本国综合国力大小时,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更不能揠苗助长。否则,民众难免助长虚骄之气,忘乎所以。其危害性是隐性的,体现的负面后果却是实在的。平时,民众会对政府求全责备,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直面危机时,民众会对政府决策掣肘,干扰政府最佳决策的出台。

  按照国际政治学,如何衡量综合国力大小,存在若干说法,公认的标准则不出数条。简言之,主要是经济、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以及国民的凝聚力。以下是衡量这些方面的重要指标:

  * 经济实力:GPD要素的构成、对未来产业导向和定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要素的含量、GDP数值的稳定性和人均GDP的数值。

  此外,尤其在评估某国综合国力在其处理国际军事危机时的支撑能力时,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起着十分重要的指标性作用。说白了,亦即该国直面一场军事危机时,其经济结构是否能够承受大进大出局面的崩溃以及战时经济是否具有发展的后劲。

  * 科技实力: 国家累年对原创性科技开发和教育的重视程度,每年国家在科技开发和教育上的投资额度,以及本国科技界在引领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是否起到重要的作用。

  * 军事实力:军事硬实力指国家军事科技、工业的创新能力,空-天一体化作战能力,军事指挥中心能否高效运转,主要战略方向的战场建设,未来是否具有向既定战区大规模地迅速投掷军力的能力等。

  军事软实力指本国军方的战争理念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要求,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战略指导方针是否具有前瞻性,民众是否具有尚武精神,军队是否具备足够的战争经验和高昂的士气。

  * 战略水平:可以区别为国家领导层筹划战略和谋略时的水平。一般说来,前者如同“正道”、“常法”,指规划长期的、根本性的方略;后者等同“诡道”、“变法”,尤指针对性强的及时献策及体现在执行政策上的能力。一项战略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必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旨不外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中国是战略和谋略的策源地。至今《孙子兵法》犹在西方军界脍炙人口,美国军人勤学不辍,朗朗上口,就是一例。作为合乎逻辑的推理,中国战略界应该具有比较高的谋略水平,而当今中央集权的政体也给政府提供了高效率地将谋略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

  *国民凝聚力:民众在內政﹑外交政策上基本達成一致的認識﹐亦即“上下同慾”。这是一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先决条件。古人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主要是指通过行政手段以达到加强民众凝聚力的效果。目前,民众凝聚力是中国的一个弱项。

  在当今时代,排他性、唯一性的宗教观念,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加强民众凝聚力方面收效似乎比行政手段更为明显。值得警觉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成为可能对中国崛起构成挑战的国际政治实体的宗教支撑力量。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上述各条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小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起着普世公认的、持久的作用,尤其在具有军事性质的国际危机中,成为评估这个国家危机处理能力的客观标准。

  GDP高不意味着经济强国

  撇开上述要素,仅以GDP总量衡量综合国力,则大谬而不然。一个国家GDP总量大,仅说明是经济大国,并不意味着经济强国,更不是衡量该国处理国际危机时赖以支撑国家决策的综合国力的一条基本标准。

  去年中国GDP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下巨资以及金融界放宽贷款额度予以牵引的。当时中央政府制定这条经济政策,着眼点是因时制宜,显然是权宜之计。既然这条政策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所致,犹如打强心针一般,收效必然具有时间性的限制,今后不免难乎为继。

  在那个特定阶段,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不过,那些国家财政能力不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相当有限,自然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取得刺激经济成长的明显效果。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因受到刺激而增长,则在刺激因素的力度大幅度消退以后,经济也有可能迅速滑坡,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化加剧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不能低估。至于这种黯淡前景在何时可能成为现实,有一个参照标准,即距离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起点越远,则距离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受挫的临界点就越近,因为在此期间经济畸形膨胀带来的负面因素必然越积越多。

  中国GDP的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和各式日用品产业等。当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甚至一场战争降临在国人面前的话,这些产业是无从转化为支撑中央政府决策的国防力量的。

  在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时获利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应付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时,固然是政府决策的支持者,可是,在对付来自境外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时,却未必会与政府共赴国难了。相反,在房地产价格飞涨中赚得盘满钵满的商业巨擘和社会各界精英,不少人在平日只图赚钱自肥,罔顾公益,在危机中多半会一边散布失败主义,一边自谋后路,在局势逆转时则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的社会基础。这个判断不具备针对性,只是概括历朝历代的现象而发出的感慨而已。

  中国盛世屡次功败垂成

  自古至今,至少在中国涉及的国家或者政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中,GDP总量对遏制战争的爆发以及左右战争的结局方面,似乎并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盛世功败垂成的先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不妨以史为鉴,思索一番。

  先谈谈成吉思汗在蒙古崛起的史实。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擘划下,蒙古铁骑在席卷欧亚两大洲的过程中,灭掉了许多强国。远处的不说,仅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就有花剌子模、金国、南宋、西夏等国。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是奴隶制社会,充其量仅是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而其周边国家大多数早已步入封建制社会了。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显然这些国家超越蒙古甚多,却成批地被蒙古征服。假若单论GDP,恐怕蒙古不及这些国家的百分之一。可见,在残酷无情的军事斗争中,GDP不能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决定性的标准,这条规律古已有之。

  接下来回顾近代史实。清朝自康熙、乾隆盛世以后,迭经嘉庆、道光两朝,文恬武嘻,渐呈颓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若论GDP,大清国是英国的五、六倍之多。中国军队人数众多,却无从集中在关键战区,在战争的具体节点上使不上力量。至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窳劣,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军队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国军队仅凭木帆船在海上航行时的机动性,加上“船坚炮利”的长处,就重挫了中国。英国逼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期交战。当时英、法两国GDP仍然逊于中国,却组织联军4,000人进犯京畿地区。僧格林沁率领满、蒙精锐部队二万余人据守八里桥,尽管蒙古骑兵奋勇作战,毕竟不敌近代火器的威力,结果匹马不返。于是,北京沦陷。英、法逼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稍早,185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国把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

  其后,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李鸿章等人创办了北洋水师,从欧洲进口了不少铁甲炮舰。单从硬件评估,北洋舰队似乎比日本舰队更为强大。当时,中国百业兴旺,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中国朝野甚至不少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矣,殆无疑义。

  1893年,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在一片“盛世”、“崛起”的乐观氛围中,郑氏可谓众醉独醒。他在书中直言,中国必须在多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否则,正如书名指出的那样,盛世可能毁于一旦。《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光绪命总署印2000本分发各省有关部门。可是,“蕞尔岛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之后,郑氏著作方才引起国人警醒,获得广泛反响。

  当时这本书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启迪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也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

  正当晚清举国上下沉迷于盛世、崛起的幻觉时,日本却不稍懈怠,厉行改革,整军经武,决心在击败中国以后,崛起于东亚。当年日本GDP不如中国远甚。鉴于中国官场暮气沉沉,腐败孳生,败象毕现,识者认为中国恐非日本对手。1894年,《盛世危言》面世甫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覆灭,中国军队又在陆路遭到惨败,日军直逼京畿要害。最终日本横刀夺爱,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又赔偿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成为一段痛史。

  危机阶段的国力要素

  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迄止清朝覆灭,尽管中国GDP不落后于他国,在同列强的迭次战争中,却屡战屡败,最终无非是同敌国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全部归诸于敌国“船坚炮利”的因素而已。若论产业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当年外国列强毕竟已经超出大清国数个世代了。

  有鉴于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不能高估GDP总量的作用。重温一下“落后就要挨打”的警句。这里说的“落后”,其实不是指社会形态,甚至也不是指经济实力,而是主要指民众的观念落伍和领导层的战略误判。试问: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观念落伍和战略误判了,能倖免挨打的局面吗?

  再说现代史实。截至1949年,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十年。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的顶峰。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兩國GDP的數值几乎不相上下。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截止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又密锣紧鼓地从德国大批进口了军事装备和物资,并组建了若干个德械师,准备在稍后用于遏制日本大举侵华的企图。

  东京懔于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势头,怕错失侵华的时机,是其在次年决定锐意侵华的考量之一。尽管当年中国GDP超出日本,经济发展势不可遏,却没有起到慑止日本大规模侵华的作用,最终中华民族被推倒在血泊之中。

  由此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世事扑朔迷离,前途崎岖,凡事从最坏处做准备,总是无害有益的。

  放目全球,举世滔滔。就世事驳杂纷乱而言,颇令人有一种置身于范围扩大了的春秋乱世的感觉。既然中国正在试图崛起,外部敌对力量自然会竭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巨大考验可能还在后边。基此,尤其对中国官员而言,奢谈以房地产和日用品为支柱产业的中国GDP总量初次位居世界第二,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在国际事务驳杂纷乱的时代,在危机酝酿过程中,两个假想敌国怒目相向,作势搏斗之际,评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这时GDP所能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同太平盛世相比。

  倘若高估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的意义,并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不惟无益,反而有害。过去毛泽东告诫周围的人:“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确实是他多年处理诡秘复杂的政务时的经验之谈。

  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评估一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有些挑战根本是无法逾越或者绕过的。笔者胪陈这些挑战如下:

  第一、大国崛起必须跨过国家统一这道坎

  有哪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实现国家的统一?更别说超级大国的崛起了。昔日普鲁士铁血宰相俾士麦凭借武力,运用谋略,大胆而又巧妙地利用国际纠纷和有利时机,费时十年之后,方才完成德意志诸邦的统一。德意志诸邦统一完成之后,德意志帝国之崛起才告发轫。此即一例。日本帝国之崛起,也是类似情况。

  台湾处于第一、第二岛链的中央位置,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能成为国际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一枚战略性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北京进退维谷。在跨越这道坎之前,中国的崛起决不会成为现实;而一旦两岸爆发战争,中国崛起的愿景即会受到重挫。这个愿景只有在国家和平统一的框架中才能实现。然而,断言在短期内统一在望,毕竟还不现实。两岸和平统一的契机的出现,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日。

  第二、水资源污染又奇缺

  大如一个国家,小若一个地区,充足的水资源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财力雄厚、科技发达如美国,在水资源贫乏的地区,迄今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或者索性放弃发展规划了。中国水资源奇缺,人均淡水拥有量仅是世界人均值的五分之一,南北分布和季节降雨又极不平衡,今后必然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性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60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约400个城市供水不足,110个城市严重缺水。目前中国70%的人口饮用水依赖地下水,农业灌溉用水的40%依赖地下水。中国164个地区地下水资源已经被严重污染,同时还被过度抽取。

  试问:环顾世界史,又有哪个国家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或者长期主宰某个地区霸权的强国,其70%的人口饮用水严重依赖于受到污染的地下水的?

  第三、战略资源仰人鼻息

  中国每年炼钢需要的四亿多吨铁矿砂中,过半数来自澳洲和巴西,优质精矿砂几乎全部购自国外;去年中国消耗3.88亿吨原油,其中51.3%购自国外,原油对外依存度每年都以2个百分点的速度向上攀升。中国土地污染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最严重的是中国1/5的耕地已经遭到重金属污染,每年因此减産粮食1000多万吨。近年中国在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上对国外供应渠道的依赖度日益扩大,每年农产品纯进口量二、三千万吨。不久以后,中国粮食供应量缺口可能达到四、五千万吨。由此可见,中国战略资源及口粮对外依存度之巨。

  当年美国崛起过程中,铁矿砂、石油这两项战略原料的对外依存度可以忽略不计,而前苏联只有输出没有输入(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苏联从国外大批进口工业、技术设备,战略原料却不仰人鼻息);至于农产品,这两国只有输出或者很少输入。

  如果一个大国处在由怀有敌意的大国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情势下,则这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过份依赖海外战略资源和口粮的供应。当前中国恰恰处于这种境况。

  第四、负面因素抵消GDP值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中国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群体性抗争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综合损失以及将用于在各城市建设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配套工程所需的款项,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况且,计划不周以及出于部门、个人利益而导致的建了拆、拆了又建以及反复装修、重复添置生产线,也带来了经济损失。这种“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现象,目前主要影响到国民财富“存量”的实际增长,未来也会左右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直接影响到国民财富的年“增量”。因此,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

  第五、民众凝聚力不足

  有哪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民众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没有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亦即“上下同欲”?这是一个强国能平地崛起的基本条件。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上下同欲,不要说今日中国综合国力上了几个台阶,就是半个世纪之前,世界上也没有哪一种力量足以撼动北京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近年大陆群体性抗争浪潮此伏彼起,政治暗潮在地表之下激荡涌动,内乱似乎正在酝酿阶段。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紧迫性和危害性而言,内乱可能超过了外患,发展趋向亦即内乱导入外患,或者外患激起内乱,或者两者交替影响,兼而有之。孔子权衡内乱和外患之间的关系时说过,“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句话放在今日,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目前中国民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在逐渐蔓延。在群体性抗争事件中,动辄数万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人同该事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们竞相投入这类事件,无非说明中国国内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的人数在急剧增加。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在国内形成“上下同欲”的局面之前,欲求国家的崛起,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第六、大进大出格局经受不住危机检验

  中国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特别高,是制约中国崛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负面因素。中国每年从国外输入四亿多吨的原油和铁矿砂,加上向国外输出、输入数量庞大的工农业产品,绝大多数经由国际海运进行。繁忙的出入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国际海上通道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得以维持。姑且别说战争的考验,单说一场全面的军事危机,恐怕北京就承受不住检验。

  一旦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实行局部或者全面封锁,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崩溃,外患促成内忧,难免会触发沉潜已久的国内矛盾,国内矛盾急剧凸显,这就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简言之,这是因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中国综合国力尚不足以支撑北京直面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的检验。中国崛起的过程势必是在已经拥有更强大的海、空军的前提下完成。此前,无从侈谈崛起。

  第七、民族冲突伤筋动骨

  中国若干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长期矛盾不易消除甚至化解。尤其是在大西北,近年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又利用民族矛盾,谋取政治利益,出现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局面,呈现死结无解的症结。又有甚者,民族分离主义组织还加强同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的勾连,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目前它们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外国政治势力介入,彼辈即蠢蠢欲动。中国国内民族矛盾之尖锐,各大国中不多见。

  一旦中国爆发民族冲突,往轻处说,会牵扯国民经济发展;往重处说,难免牵连半壁江山(读者若有兴趣,不妨参阅民国时期回族青年领袖马仲英起兵,规模不大,却牵连整个大西北达数年之久的历史)。这个基本国情未来势必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壮大。

  第八、政治动荡隐患未除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中央集权政府权力失控以后,军阀崛起互相打内战的传统。邓小平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时指出,假如中国发生政治大动荡,“必然会爆发内战,血流成河...”他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迄未建立一种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政治体制,国内政治稳定性尚不如印度。中国一党执政的局面未来可能受到多方位、多层次的挑战。一党长期执政,难免积怨甚多,诚所谓厝火积薪。未来中国朝野如何分享政治权力,会争执不下,存在武力冲突介入的可能性。况且,具有号召力的反对党付诸阕如,在大动乱爆发之际,就无从收拾残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暴民政治或许会充斥一时。在中国建立一种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政治体制的道路是漫长的,局势急剧逆转的可能性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这种情势也会干扰中国崛起的进程。

  第九、周边关系难以突破

  美国、前苏联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胜国,相继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时,外部国际环境提供了可行性,况且,周边众多国家比较弱小,受到这两个大国的影响也比较巨大。美国、前苏联崛起之际,周边国家未曾给予过大的牵掣。中国的周边环境不能与此相比。

  即使与同样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印度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容乐观。印度同美国、欧盟、日本、俄国等的关系远比中国来得和谐。印度不但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还能够从这些强国取得尖端技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远不如印度。印度至少在南亚处于无人敢于挑战的境地。一旦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破裂,别说欧洲各个强国,甚至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俄国在内的邻国都会先后启衅,提出主权、领土等要求。即使在平静的年代,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难以从这些邻国寻找突破口。这又是制约中国崛起的一个不利的外部因素。

  第十、来自“老大”的遏制力

  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强化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手段,在中国周边“打桩布局”。近年美国在对中国交替使用遏制与接触的过程中,更加强调遏制的一面。美国怵于有朝一日中国崛起以后势必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威胁,已经开始同日本、印度等国配合,逐步采取了因应措施。

  所谓中国稳居“老二”的误判,促使美国高估了中国迅速发展中的综合国力以及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中国崛起以后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后果。美、中关系沿着恶性方向发展,尽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在主客观因素互动之下,却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现象。这才是为患最烈的遏制中国崛起的不利因素。

  读者看完这一章节,对于未来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与美国相颉颃的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将面临的严峻挑战,或许有所领悟了。

       作者系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本文节选自作者发于2010年《领导者》杂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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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安史之乱到藩镇割据,终于耗尽大唐的荣光!(深度长文)

选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唐明皇李隆基将唐帝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可惜他在位的时间太久,几占去本世纪的一半。他的聪明才智,随着他的年龄日老而日渐消失。八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在他手中结束。中国经130年的超级强大,又走上了下坡。

公元七世纪时,唐政府在边疆曾设五个总督(都护)。到了八世纪,更在五个总督之外,增设十个战区,战区司令官称“节度使”或“都护”。十个战区名称,列于下表:

总督只负责军事,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都护)除了军事外,还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战区所辖各州,州长(刺史)以下官员,节度使都有任免之权,税收田赋也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留下来作为军费。目的在于集中力量,发挥高度战力。时人称之为“藩镇”,意思是国家的屏藩和重镇。当十节度使设立之初,共拥有步骑兵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中国重兵百分之九十都在边疆。

但在如此注意边疆之际,边疆却不断遭到挫折;

首先是云南地区。公元前二世纪时,西汉王朝曾在滇国(云南晋宁)设立益州郡。公元后三世纪时,蜀汉帝国宰相诸葛亮曾在那里七擒蛮族的酋长孟获。但大分裂时代后期,终于脱离中原王朝。诸部落互相并吞,到了公元七世纪,只剩下六个部落,六个酋长都称自己是王。当地语言,“王”的发音为“诏”,所以中国就称之为“六诏”。公元八世纪三十年代,六诏中最南的一个“诏”皮罗阁,统一了其他五个“诏”,建立南诏王国,定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向大唐朝贡,请求册封。唐政府于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

南诏王国的建国,正逢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末期,酒肉宰相杨国忠任用大酷吏鲜于仲通当剑南(四川成都)节度使,鲜于仲通任用小酷吏张虔陀当云南郡(云南姚安)太守。

云南郡距太和城直线只有100公里,是南诏王国到唐王朝的必经要道。使节入境之后,依南诏的礼节,夫妇要共同拜会地方首长,于是,张虔陀就留下使节的妻子陪宿。又一再索取南诏王国无法供应的巨额贿赂,稍不如意,就派人到太和城辱骂,同时不断向中央政府诬告南诏王国种种罪状,要求惩处。

南诏王国第二任国王阁罗凤忍无可忍,于750年,奇袭云南郡,把张虔陀杀掉。第二年年(751),鲜于仲通动员八万大军进攻,阁罗凤表示谢罪,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土地。他警告说:“如果唐逼我太甚,我就投降吐蕃王国。那时整个云南地区,恐怕都非唐所有。”

鲜于仲通这种昏暴人物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继续进兵,结果被南诏兵团诱到洱海旁,全部歼灭,士卒死亡六万余人,一万余人被俘。阁罗凤乘胜占领现在的云南省全境。他在太和城下立了一个石碑,叙述事件经过及原因。他说:“我的后裔终有一天仍会归附中国,到那时可把这个碑指给中国使节看,让中国知道,我们今天这样做,不是我们的本心。”

杨国忠接着发动了一连串攻击,每次都在万山丛中被击败,前后共死二十余万人。历史上有一个现象,腐败的政府很难产生杰出的统帅。当时所派遣的将领,全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饭桶,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只为了张虔陀和鲜于仲通两个酷吏,使唐王朝所能征调的最精锐的部队,死亡殆尽。

云南地区挫折的同时,在遥远的中亚荒漠草原上,唐帝国也受到同样打击。

750年,安西(新疆库车)节度使高仙芝(他是朝鲜人)攻陷石国(乌孜别克塔什干布),俘虏了它的国王和王子。但王子在途中逃走,宣称高仙芝如何伪订和约,如何乘石国不备发动奇袭,以及如何屠杀老弱和劫掠财物。中亚诸国被这位能言善道的王子所激怒,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大唐为敌,就向西方的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求援。

阿拉伯帝国认为灭亡大唐的机会已到,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兵团东征,并下令军中说,最先进入大唐的将领,即被任命为驻中国总督。高仙芝得到消息,于751年,率三万余人的洋华混合兵团,向西迎战。在汨罗斯(哈萨克江布尔市),跟阿拉伯军团二十万人相遇,血战五日,不分胜负。可是高仙芝所属的葛罗禄部落派遣军叛变,与阿拉伯内外夹攻,唐帝国洋华混合兵团崩溃。高仙芝狼狈逃回,死伤二万余人。

这是一次重要的战役,阿拉伯帝国虽然胜利,但胜利的过度艰苦,从此打消征服中国的念头。而唐王朝也从此止步,无力再向西开拓领土。

对外挫折,宣告国内黄金时代已到尾声。

唐王朝第九任皇帝李隆基本来是一个英明人物,但他却在位45年,任何英明人物掌握无限权力如此之久,都会堕落。他60岁时,把一个儿子的妻子,26岁的杨玉环召唤进宫陪他上床,封为贵妃(小老婆群第一级)。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美女之一,有无数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和现代电影、电视,都以她为主题。杨玉环以体态丰满闻名于世,性情忠厚,对政治没有兴趣,也没有任何供人指责的事迹。但她的堂兄杨国忠却恰恰相反,杨国忠的智慧和能力都不能够胜任宰相,但他有裙带关系啊。

杨国忠除了弄权和索贿外,不知道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一个广大的贪污网,在他手下迅速建立。而且,他不久就跟范阳(北京)节度使安禄山发生冲突。

安禄山是一个粗犷而干练的将领,几次到长安进谒皇帝,政府的腐败和宰相以下官员们的颟顸无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杨国忠向他索取巨贿,他一口拒绝,而且对杨国忠也不维持应有的礼貌。

杨国忠不能忍受这种轻蔑,遂决心打击他。于是,诬以谋反的法宝出笼,向李隆基一再告密,李隆基一再不相信。但在那种形势之下,没有人敢保证李隆基下一次仍不相信。

755年,杨国忠采取“逼他反”的手段,派遣警备部队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逮捕他的宾客,全部处死,他希望安禄山有激烈地反应。

安禄山果然震恐而且愤怒,他知道向皇帝申诉没有用,所有的奏章都不能越过宰相这一关,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叛变。安禄山决定叛变,率领洋华混合兵团十七万人南下,宣称讨伐杨国忠。

杨国忠得到消息,大为兴奋,因为事情终于证明他料事如神,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安禄山缉拿归案。

不过安禄山的洋华混合兵团却一路势如破竹,深入600公里,渡过黄河,攻陷洛阳。756年,再向西进击,攻陷潼关。李隆基从长安仓促逃出,逃到了距长安只60公里的马嵬坡(陕西兴平西),愤怒的禁卫军包围行宫,把杨国忠杀掉,屠灭他的全家,包括他的儿女和杨玉环两位拥有极大权力的美丽姐妹。另外,为了防备复仇,禁卫军要求李隆基处置杨玉环,李隆基只好把她绞死。

但李隆基仍然贪婪不肯放弃皇帝宝座,他的儿子李亨不能忍受,径行奔向西北500公里外的灵武郡(宁夏永宁西南),宣布即位,遥尊逃到成都(四川成都)的李隆基为太上皇。

李亨并不能集结多少兵力,二十万精兵都死在云南。只有向北方沙漠,刚于八世纪四十年代建国的回纥汗国第二任可汗英武可汗乞援,付出的报酬是:收复长安时,所有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奸淫烧杀和掳掠回国。

英武可汗满意这个条件,所以很高兴地出兵相助。恰在这时候,在长安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安禄山因眼病而双目全盲,心情烦躁,动辄杀戮。最后,当他要杀掉他的长子安庆绪时,安庆绪反而杀了他。

757年,回纥兵团收复长安,在李亨的儿子李豫一再要求下,回纥答应等收复洛阳时再践约。李豫的理由是,如果在长安即行烧杀掳掠,洛阳人民必定恐慌,势将为安庆绪死守。后来,洛阳被收复时,那些日夜盼望政府军的民众,却发现政府军如此狰狞。

安禄山兵变由于他的大将史思明在范阳(北京)投降而结束,历时三年零五个月。可是李亨并没有真正的大度量容纳这个过去的叛将,秘密计划把史思明杀掉。

阴谋不幸泄露,史思明再度叛变,循着安禄山南下旧路线,渡过黄河,再行攻陷洛阳。然而他也重蹈安禄山的覆辙,当他凶暴地想杀掉他的长子史朝义时,史朝义也反过来杀掉他。

这时,唐王朝皇位已由李豫接任,他用他父亲李亨同样的条件,再向回纥汗国乞援。762年,回纥军团收复洛阳,洛阳遭到第二次恶运,距上次恶运仅只5年。洛阳的妇女儿童在恐惧中涌向圣善寺和白马寺躲避,希望佛祖的神灵保护。结果回纥纵火焚烧,一万余人全被烧死,大火数月不熄。繁华盖世的东都,再罹浩劫,从此一百年间,一片荒凉。

唐政府的军队也效法回纥,兵锋所至,对自己的同胞,比回纥兵团还要凶暴。黄河流域数百公里,残存的人民,用纸张糊作衣服,苟延求生。

史朝义于763年自杀,第二次兵变也告结束,历时三年零十个月。连同安禄山兵变,共历时九年。

安史兵变虽然平息,但130年的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却一去不返。接着出现的是中央政府威信衰落和藩镇(战区)割据的新局面。

割据的形成,由于安史手下若干当节度使(战区司令官)的大将,在投降中央政府时,仍握有强大的武装部队和重要据点。大乱之后,皇帝和宰相心惊肉跳,不敢予以调动,命他们继续担任原职如故,只求表面顺眼,维持统一的外貌。

这些节度使当然了解这种政治形势,遂乘机取得合法的割据。不但军事、财赋、行政,全部垄断,甚至节度使(司令官)的职位,也父子相承,成为无名有实的独立王国。尤以下列位于黄河以北的四个战区,拥有重兵,最为强悍。中央政府在忍无可忍时,也曾数度起兵讨伐,但四个战区独立不变,世人称为“河朔四镇”:

四镇之中,卢龙(前称范阳)与平卢属于原来的十个节度使,成德与魏博则是后来增设。战区本只设在沿边,以防御外患。安史兵变后,首都长安城外,全国逐渐都被划作战区,成为对内抗衡和安置军阀的工具。到八世纪末,已陆续增加到50个之多,到了九世纪初,变更纷坛,几乎处处都是战区,处处都有节度使。

河朔四镇职位的世袭,使其他战区垂涎三尺,自然不断发生争取世袭的爆炸性事件。很多节度使的子弟,在父亲或兄长逝世后,就发动将领们拥戴自己继位。

唐政府当然厌恶这种局面。八世纪八十年代时,新即位的第十二任皇帝李适,决心重振中央权威。781年,恰巧成德(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与平卢(山东东平)节度使李正己逝世,李适拒绝任命他们的儿子继位。于是河朔四镇联合行动,宣告脱离中央,各自称王,正式成立四个独立王国。而淮宁(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乘机独立,并于784年索性登基当上皇帝。

李适动员全国各战区兵力,先行攻击李希烈。想不到的是,当径原战区(甘肃经川)的出征部队,经过长安时,本希望得到赏赐,李适却舍不得出钱,那些带着眷属预备领到赏赐回家养生的士兵,由绝望而愤怒,遂爆发兵变。李适急下令赶运20车金钱财宝。可是恩典来的太迟,叛军攻入长安,拥立大臣朱泚当皇帝。李适仓惶逃到梁州(陕西汉中)。

这时半壁河山都已靡烂。幸而784年,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队,收复长安,朱泚被他的部下所杀。786年,李希烈也被他的部下所杀。而河朔四镇在获得中央政府准许世袭的保证下,取消王号。

中国在外貌上仍是大一统的局面。可是,从此之后,唐王朝中央政府再也不敢触怒任何藩镇——包括河朔四镇以外的其他藩镇。像宣武(河南开封)节度使刘玄佐于792年病死,将领们拥立他的儿子刘士宁继位,中央政府连一句话都不敢多问,立即任命。

安史兵变除了直接引起藩镇割据,更引起严重外患,使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再度丧失。

中国外患,一向来自北方。只有大唐时期,外患来自西南。南诏王国已使大唐受到内伤,吐蕃王国更砍断大唐的肢体,唐政府还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覆败。

唐太宗时,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710年,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它的国王弃隶缩赞(松赞干布的孙儿)。金城公主的嫁妆之一是“河西九曲”(即青海省东南黄河大转弯成S形的地方),这一带土地肥沃。吐蕃王国面积虽大,但位于世界屋顶,全属丛山,耕地很少,得到九曲地区像得到一个巨大宝库,国势大为增强,终于超出大唐所能控制的程度。

安禄山兵变后,中央把西部边界属于陇右战区(鄯州·青海乐都)和河西战区(凉州·甘肃武威)的军队,调往中原参战,边界等于没有了防务。吐蕃王国抓住这个机会,于763年,沿着一千余公里的边境,发动全面总攻。一连攻陷嶲州(四川西昌)、维州(四川理县)、松州(四川松潘)、泾州(甘肃泾川)。

吐蕃的攻势十分猛烈,攻陷泾州的主力部队,继续东进,大唐军队节节败退,首都长安遂告陷落,皇帝李豫向东出奔陕州(河南三门峡)。吐蕃兵团就在长安立了一位来不及逃走的亲王之子李承宏当皇帝,然后大掠而去。李豫虽然又回到长安,把李承宏驱下宝座,但吐蕃兵力仍留在泾州,河西走廊跟中国本土之间交通,被拦腰切断,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更像断了线的风筝。

——河西走廊和西域,最后终于全部沦入吐蕃王国和回纥汗国之手,尤其是西域17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脱离中国达一千年之久。

西疆防卫力量,经这次摧残,再无力振作。中国本土正陷于藩镇的混战,也没有力量西顾。吐蕃兵团经常长驱直入,在关中地区(陕西省中部)攻城略地,烧杀掳掠,游骑不时地直抵首都长安城下。过去繁华富庶地带,现在一片荒凉。长安以西各州县,城门日夜关闭,地方官员和将领唯一的工作是,每逢吐蕃兵团大掠而去时,就向皇帝上奏章“庆贺贼退”。

李豫的继承人李适除了全力谋求和解外,别无他策。问题是,吐蕃王国认为和解即是断绝财路,所以并不愿意结束这种致富的强盗行为。最后,吐蕃在阴谋下表示愿意接受。787年,大唐宰相浑瑊、吐蕃宰相尚结赞,在任州平凉川(甘肃平凉西北)举行高阶层会议,缔结和解条约。

当浑瑊刚要进入会场时,吐蕃伏兵四起。浑瑊是大将出身,他夺得一匹没有上口勒的马,狂奔逃脱,其他大唐官员全部被俘,受到残酷的虐待。尚结赞失望地对那些被俘的大唐官员说:“我为浑瑊准备了一副金手铐,想不到只捉到你们这些不重要人物。”于是乘势进攻陇州(陕西陇县),把全城居民集中,老弱的屠杀,不杀的全部挖眼断手,抛弃道旁,只剩下青年男女数万人,驱往西行。走到安化峡(甘肃平凉西),宣布说:“你们可向东辞别你们的祖国家园!”民众大哭,投入山谷自杀的有数千人,其余的全都被卖为奴。

内忧外患使八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三十年间,日子黯淡。平凉川事件的第二年(788),李适采用宰相李泌以夷制夷的建议,把女儿成安公主嫁给回纥汗国的天亲可汗。天亲可汗感到莫大荣耀,上奏章给李适,表示愿为岳父赴汤蹈火。三年后(791),吐蕃兵团攻击灵州(宁夏灵武),回纥迎击,吐蕃遭到空前大败,天亲可汗把俘虏送到长安献捷。

793年,南诏王国第三任国王异牟寻,在他的大唐籍宰相郑回说服下,重新归附大唐。第二年(794),吐蕃王国向它征兵一万人,图雪灵州的耻辱。异牟寻表示国小力弱,只能派出三千人。吐蕃使节一再坚持,才勉强派出五千人。但数万人的南诏精锐兵团,却遥遥地跟在五干人之后,进入戒备森严的吐蕃国境的神川(云南丽江),纵兵攻击,吐蕃又大败,被俘十余万人(一个可观的数字)。南诏砍断横亘在金沙江上的古老铁索吊桥(在云南中甸南),断绝两国交通,然后派遣使节到长安献捷。

吐蕃王国从此衰落下去,除了回纥、南诏继续不断给它打击外,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大唐两位公主带过去的佛教,经百余年的传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吐蕃人民由凶悍渐变为温和,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也逐日减退。所以,八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与大唐为难,并使大唐连连挫败的吐蕃王国,光芒倏然熄灭。

——吐蕃王国不久就瓦解为若干部落,不能再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十四世纪时,称为土蕃。十五世纪时,称为乌斯藏,跟中国关系更加疏远。十七世纪时,称为西藏。十八世纪时,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永不可分的领土的一部分。

五、和亲政策与回纥汗国

大唐和亲政策是一项锋利的政治武器。跟大唐皇家结婚的荣耀和公主下嫁时嫁妆的丰富,能使一个国家从内到外发生变化,吐蕃王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最成功的和亲,则属回纥汗国。

回纥汗国在八世纪四十年代之前,还是一个部落。但它最伟大的酋长药罗葛·骨力斐罗,早已把薛延陀汗国的故地,也就是突厥汗国的故地,置于控制之下。744年,大唐册封他为怀仁可汗,一个新的回纥汗国遂告建立,王庭设在古龙城(蒙古哈尔和林),疆域跟薛延陀汗国、突厥汗国相等。从开国可汗即受大唐册封这一项上,可看出回纥跟大唐的关系,与其他汗国不同。建立汗国之前,就时常派遣部落兵团,听候大唐征调出征。建立汗国后,对大唐的臣附如昔。

755年,安禄山兵变,大唐皇帝李亨向回纥汗国乞援,英武可汗派兵进入中国。内战平息后,758年,李亨把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他。李亨亲送女儿到咸阳(陕西咸阳),宁国公主大哭说:“国家为重,虽死不恨!”

李亨也流下眼泪。第二年(759),英武可汗逝世,回纥要宁国公主依回纥的风俗殉葬,宁国公主拒绝说:“回纥仰慕大唐文化,才娶大唐女子为妻,如果仍用回纥风俗,何必万里之外结婚。”但仍以刀割面,以示悲痛。

宁国公主后来返国,陪嫁的一位亲王之女小宁国公主却留下来,作继任可汗英义可汗的妻子。

史思明兵变时(759),大唐皇帝李亨再向回纥汗国乞援,英义可汗亲自统兵前来,对唐人大肆烧杀掳掠。——我们并不责备回纥,因为这是李亨、李豫父子向它乞援时所许诺的条件之一。但英义可汗对中原的野心却由是而起。765年,唐朝大将仆固怀恩受不了宦官骆奉仙的诬陷倾害,起兵叛变,效法李姓皇帝的传统作法,向回纥汗国和吐蕃王国分别乞援。

回、吐两国联合向长安进军,长安震恐。幸好仆固怀恩适时逝世,而著名大将郭子仪乘机挑拨回、吐两国感情,吐蕃兵团怀疑回纥已被郭子仪说服,可能袭击它时,即行拔营撤退。回纥不能独留,也只好撤退,唐、回两国间的关系因此中断十余年。——另一个促使关系中断的原因是,英义可汗统军入援大唐时,在陕州(河南三门峡)附近,对当时还是亲王身分的李适态度凶暴。因李适不肯跪拜,而把李适左右两位大臣,鞭打至死。李适对回纥恨入骨髓,他继位后,即采取强硬政策。

英义可汗对大唐的野心继续使他跃跃欲动。他在大唐亲自看到农村残破,绝无抵抗力量,决心作一次大举进攻。780年,正当他要发动时,宰相敦莫贺极力反对。敦莫贺说:“唐是一个奇大的国,又从没有作过对不起我们之事。决裂之后,后患无穷。上次在太原(山西太原)抢劫的牛羊一万余头,运回国内时,死亡殆尽,等于没有抢劫。如今倾国出征,万一失败,将归向何处?”

英义可汗拒绝接受,敦莫贺大怒,把英义可汗杀掉,自己即位,称天亲可汗

李适跟回纥汗国的对抗态度不能持久,吐蕃王国的攻击力量非大唐所能抵御。在宰相李泌建议下,李适屈服,跟回纥和解。而且于788年,把女儿成安公主嫁给亲大唐的天亲可汗。

天亲可汗大喜过望,派遣特使到长安说:“我们从前是兄弟之国,现在我是中国的半个儿子(女婿),如果吐蕃再敢犯上作乱,愿为岳父除此一害。”结果在灵州(宁夏灵武)给吐蕃重重一击。

成安公主在回纥汗国作过四任可汗的皇后,当权二十年,808年才逝世。成安公主时代,唐、回两国如同一家。但回纥的使节和商人,到大唐后的横暴,跟唐初突厥的情形一样。衰弱的唐政府只有容忍,不敢取缔。回纥汗国已成为大唐屏藩,不愿为这些所谓的小事使它不愉快。

821年,唐王朝第十五任皇帝李恒把皇妹太和公主再嫁给回纥的崇德可汗。太和公主的命运跟宁国公主一样不好,四年后(825),崇德可汗逝世。再过14年(839),回纥汗国发生内乱,宰相掘罗勿勾结居住在河东(山西省)北部一带的沙陀部落内犯,彰信可汗战死。

而屈服于回纥百余年的黠戛斯部落——古坚昆王国的后裔,仍住在古坚昆王国的故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乘回纥汗国没落,起兵复仇,向回纥宣称:“你们的好运已到了尽头,我们要夺取你们王庭的金帐。”彰信可汗战死的第二年(840),黠戛斯兵团果然攻陷回纥汗国王庭,回纥汗国遂告瓦解。

黠戛斯首领阿热可汗自称是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所以对被俘的太和公主十分尊敬——因为太和公主也姓李,派人护送她回国。走到中途,被回纥汗国瓦解后残余的一支,拥有十万人的乌介可汗截获,胁同向东流亡,抵达边界天德(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要求大唐借振武(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城奉养公主。

大唐要求乌介可汗送公主回国磋商,乌介可汗当然不会放走人质。于是要求粮食,要求耕地,最后仍沿边抄掠。一直相持到843年,唐朝大将石雄在振武城上远眺,发现回纥营帐中有数十辆毡车,人众都穿着大唐服装,知道是太和公主的居所,派间谍密告说:“我们即将攻击,请公主的车辆不要动。”于是一举把回纥击溃。乌介可汗向东北逃走,投奔黑龙江畔的室韦部落,被室韦杀掉。

太和公主出国23年,回到长安后,曾为“和蕃无状”,亲向皇帝请罪。

回纥汗国瓦解后,残部分为三支,一支称西州回纥,居留西州(新疆吐鲁番);一支称甘州回纥,居留甘州(甘肃张掖);一支称葱岭回纥,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

而此刻的大唐,也已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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