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咏春拳和叶问，有些真相你需要知道

叶问曾教导我，咏春拳是一种必须学以致用的功夫，是一种以搏斗为中心的功夫，是一种需要长时间练习的功夫，更是一种必须把拳理放在实践中才能获得体验的功夫。离开实践，咏春将面目全非。

武术是集结了力量、意识和潜意识等元素而形成的一门学问。武术不是一般街头打斗，而是一门能够保护自己的民间艺术、一种独特的身体语言。武术的内容包括人体结构、传统思想、力学原理及逻辑哲学等。只有当你对武术有正确的理解，加上长期的练习，你才会成功。

我是跟随叶问学习咏春的，但我并不能自称为“正宗咏春”，我个人认为只有咏春的始创人才是正宗咏春，后来学的人不是复印机，或多或少都会变了样。尤其是咏春拳背后的理论非常抽象，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理解到创始者的心思及其核心含义。所以我觉得实践是最重要的，真理是要靠实践去印证的。——梁绍鸿

现今有关咏春的源流，大都是来自叶问宗师

没有人真正知道多少传统的历史，有多少是事实，是虚构，因为没有人写下来，我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以口述方式流传下来的，虚实难辨。

叶问出生于佛山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太太是清朝最后一任驻美公使的女儿，在“二战”前他根本无须工作，可以说衣食无忧。

在叶问学拳的年代之前，咏春功夫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传授的，并不像今天有一所正式的学校。老师亦不能同时教授大批学生，所以想学咏春，实在所费不菲。

叶问学拳时陈华顺已经很老了，大部分时间叶问是跟随师兄吴仲素学的，在那段日子里，叶问因年幼，所以练的内容以动作为主，甚少谈及理论。后来，叶问在香港上学时，遇见了梁壁，并在梁壁的一对一严格教导下，钻研了完整的咏春拳，由于梁壁出身书香门第，所以他能够将咏春拳的拳理详细地向叶问分析，配合动作上的改善。在梁壁的帮助下，叶问回到佛山时，其咏春拳已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叶问在香港读书，四年后回到内地。“二战”后加入警队。叶问在佛山时期没有正式开设武馆，只是私家传授，只有几名弟子，包括周光耀、郭富、伦佳等人。

“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对包括叶问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已被称为功夫大师的叶问为了避免替日本人工作，需要躲藏起来，因而失去了一切。坊间流传叶问曾于抗日战争期间接受国民党特务训练则是无稽之谈。很少人知道，叶问有七个子女：长子是叶准，第二个是个女儿，他们现也已年过九旬，住在香港；第三个孩子在分娩时死亡，第四个死于饥饿，叶正是叶问的第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也死于饥饿，他的第七个孩子是个女儿，现居澳门。

由于在“二战”时叶问失去了一切，“二战”结束后叶问不得不开始工作，成为一名警察——此前他从未工作过。后来，中国经历解放战争，到最后政权更迭。人民政府最初认为叶问过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所以并没有为难叶问。可是，有一天叶问的朋友了解到，有人稍后可能会为难叶问，因此叶问不得不立即逃离。他带着叶准，先迁往澳门，再到香港。

当时在香港谋生非常困难。叶问初到港时，人生地不熟，穷困潦倒，甚至曾露宿街头。后来，有一个小寺庙让他容身，但他也只能等所有的信众都离开后，才在地上或桌上睡觉，每天早晨在信众到达前必须离开。后得助于同乡李文，在他的介绍下，叶问开始在饭店工会教授咏春，并留宿于工会内。早期没有人听说过咏春拳，学员不多，大弟子有梁相、骆耀、徐尚田、招允及叶步青等。其中招允亦是佛山人。两三年后，梁相、招允、徐尚田等徒弟在香港打出了名堂，追随叶问学咏春的学生倍增。黄淳梁、伍灿及张卓庆等亦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叶问门下的。

在香港时，叶问认识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士，她染有很深的鸦片瘾。他们后来同居并生了儿子华仔，这引起了所有学生的不满。学生联名签了一封给叶问的最后通牒，要叶问选择离开上海婆或失去所有学员。叶问没有回应，即使他很生气，内心怒火燃烧，也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他最后只让唯一没有签名的徒弟伍灿协助他收拾家当，搬回石硖尾李郑屋村住宅，继续教功夫。

其后据说叶问辗转在大埔道、福全街大生饭店等地继续授拳，最后在旺角通菜街住所个别教授。

咏春在香港的发展“二战”后的香港，时局动荡，有大批功夫好手迁移香港，例如黄飞鸿的夫人莫桂兰女士，白鹤派王隐林的高徒吴肇钟、东江虎龙形林耀桂等，一时间高手多不胜数。香港本有各种各样的门派，如形意、八卦、太极、白鹤、鹰爪、螳螂和蔡李佛等，各派高手云集香港，功夫很受年轻人和工人阶级的欢迎，香港从而成为南北武术汇流之地。当时人们用“武馆多过米铺”这句话来形容香港武馆林立的盛况。当时的报章书刊、电影、粤剧、电台广播都与功夫息息相关，例如粤语电影以往常以神怪为主题，后来变成以真功夫为主题，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由关德兴及石坚出演的一系列黄飞鸿系列电影，丽的呼声电台亦有钟伟明分享黄飞鸿和陆阿釆等洪拳名家的故事。

但咏春拳从来就没有人听说过。一九五○年，叶问只身从佛山来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为了生存，只好依靠教功夫解决两餐。最初在饭店工会教，徒弟以工会会员为主。不到一年时间他便离开饭店工会，之后辗转搬迁教授地点，除过去一直追随叶问那些饭店工会会员外，开始有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后因和第一代弟子意见分歧，只好搬回只有一百多平方尺大小的石硖尾住家继续教学。当时只有三十几个中学生，包括李小龙、张学健和我。由于九龙巴士公司（九巴）主要的车厂离叶问的住所只隔几个街区，伍灿当时正在九巴工作，便由他带了包括麦普及邹子传等人在内的一批九巴同事加入。这些徒弟的加入，使叶问的生计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五十年代初，香港经济非常糟糕，每天有大量难民逃入香港，无法找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上班时间也很长，工资又低，生活非常辛苦。当时叶问唯一的收入就来自徒弟的学费。最早期徒弟包括梁相、骆耀、徐尚田等人，继后便是黄淳梁、张卓庆等。徒弟们每月所交的学费也就是十元左右，叶问一家上顿不接下顿是经常的事。一九五五年后，梁相、骆耀、徐尚田等早期的学生开始在外面私自收生，叶问的处境更加困难。我初期带去跟随叶问学功夫的六七位同学有钟志伟、钟志明、李汉根等人。他们学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叶问，转而跟了徐尚田；张恩波转而跟了黄淳梁。那时徐尚田连教功夫的地方都没有，只在培正中学后巷教。招允是当时唯一一个经叶问同意，让他正式设馆收徒的。叶问还亲自送了一块牌匾给他。招允原本师从招就，到香港后才转投叶问门下，集两家之长。叶问对他的功夫赞赏有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招师兄好像有十个子女，生活很不容易。

随着咏春拳在香港开始慢慢为人认识，亦开始有人出版关于咏春的书籍，其中包括陈湘记书局出版的、由我是山人所著的《佛山赞先生》，现在市面上已很难找到。另一本由南风出版社出版、祥记书局代理、念佛山人著、我是山人编的《岭海群雄——佛山咏春拳》。

据说，一九七二年叶问去世前两三年，他早已停止亲自教学，交由大儿子叶准和一些徒孙协助教授。叶问那时每天打打麻将，和徒弟吃吃喝喝。其间仍有协助那些开设武馆的徒弟，接受他们关于咏春的咨询。他早年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艰苦，到晚年，得到一些包括邓生和陈子超等人在内的富裕的学生的照顾，在去世前还享了几年福。

咏春由始至终从未听说过有掌门，一直都是群龙无首，各自授拳。传说梁赞的徒弟陈华顺，是历来咏春门人之中第一个正式开设武馆公开对外传授咏春的。咏春的支派特别多，派与派之间很少有联系，拳套、手法和理论因而无法统一，即使大家都是叶问的学生，掌握的咏春也不完全一致。虽然叶问被公认为是咏春领域的一代宗师，但既然他本人从未被授权当掌门，自然也就无法指定一个掌门人去领导所有同门。

叶问与我我第一次听说咏春拳是通过李小龙，第一次认识叶问也是通过李小龙。

小龙的父亲李海泉和我表姐紫罗莲都在电影界工作，互相认识而且住得很近，所以我和小龙早就认识，中学时还是同校。表姐自己有车，在新界长期租有别墅，那里有泳池及其他玩耍的地方，我和小龙平时都喜欢跟着我表姐玩。我从七岁便开始练功夫，十三岁多的那一年，小龙跟我说他不再跟邵汉生学功夫了，转学咏春拳。他不停地吹嘘咏春拳有多厉害。我笑他少见多怪，学那两三个月能懂些什么？况且，我亦从来就未听说过什么咏春。他说刚掌握了一招追马扯捶，快如闪电。小龙虽然比我大两岁，但因我从小便苦练不同门派的功夫，加之从小喜欢与人比试，听他这么自吹自擂，我如何能忍得住，一定要和他试试。我们即时就在表姐在宝勒巷住家的露台比试。结果，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手法，一拳一拳像机关枪似的，又短又快，我怎么都挡不了！他步步追迫，避无可避，连续打中我脸部六七拳。我血流满面。流血事小，我早已习以为常，但败得如此彻底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当时确信之所以避不开，必定是因为露台太窄无法辗转腾挪所致，便约小龙改上天台再试，但亦无法改变结果。我还是不死心，要他和我到附近京士柏山边再试，结果败得更惨。在李小龙手下败了三次之后，我才决心跟他去会会这个名叫叶问的咏春师父。

初到武馆那天，除我和小龙外好像就只有四个人，一个高瘦的年轻人和一个中年肥佬在谈话，另一个细小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在看报纸。墙壁上没任何兵器，只有一个包，和我所见过的武馆完全不同。小龙叫他一声“师父”，他爱理不理地回了一句：“今天是星期日怎么有空来？”在我眼里这个老头左看右看都不像一个武功高手，人细细、眼细细、脸黄黄，一手拿着烟一手拿着报纸，两腿交叉斯斯文文地坐着。小龙告诉叶问我是鸿仔，他的手下败将，现也想学咏春，还特意强调我练武的背景。叶问抬头看看我，有气无力地叫我示范一套拳。我准备打一套显示功力的铁线拳和一套好看的二郎拳，怎知刚做了几个动作便被他制止。他说，打架是有对手的，你自己在和自己斗力，不用看了，要学咏春下次带八元学费来。我告诉他身上有钱，即时给了他，叶问非常惊讶，大声叫：“阿灿，帮他开拳！”从那天开始，我的一生便与咏春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期学拳的时候，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放学便直奔武馆，一分钟时间都不想浪费。当时除我和小龙外，偶尔有一或两个日间休假的师兄在武馆，基本上没有其他人。叶问通常都是指点一两句便叫我两对着镜子自己练或叫我们互相黐黐手，他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只坐着抽烟看报，一点练武气氛都没有。为了营造气氛，我便拉了六七个死党同学参加，一时间便热闹了起来。很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那帮同学都离开叶问，转而跟随其他师兄学了。但事实上也很难怪我那帮同学，叶问自己本身也有很大责任。日常练习时，叶问不是叫你练拳套就是叫大家黐手或扯空捶，很少向我们讲解拳理。我们每次问他自己做的动作如何，不管对或错，叶问都统一答复道：“唔错！几好！”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向他请教时，叶问也是统一答复道：“你自己回去想想再告诉我。”当自己把想到的答案告诉他时，无论对或错，答复还是一样的：“非常好！真聪明！”若不同师兄弟问同一问题，而想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时，叶问永远是同一个回答：“两者都对，功夫要因人而异嘛！”只有和师父喝茶吃消夜的时候，他才会开金口向我们讲一两句功夫理论。

当年因为生活和工作的负担，就算有闲钱去学功夫的人，也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学拳，一个星期能够有一两天去武馆就不错了。因此一般人单学第一套拳“小念头”就要花上两三个月，从单黐手到双黐手最快亦要一年甚至更长。我们这些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每天放学都去练，所以比其他学员学得快，两三个月后便开始学双黐手和追马扯捶。

也不知为何，有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师父叶问的电话，叫我从明天开始去他住的李郑屋村练，并叫我通知小龙及另一同学。他住的地方我知道，我家的方姓司机送他回家多次。那个地方很小，连厕所及厨房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洗手盆。多年后得知，当年叶问到香港之后与来自上海、染有鸦片瘾的女子同居，除伍灿外，所有的师兄都反对他和那位女子在一起，他们甚至向叶问发出最后通牒（由徐尚田草拟），内容大概是：如果叶问不离开上海婆，他们便不再跟随叶问。当时只有伍灿一人没有在信上签名。

搬到李郑屋村后，初期一段日子，除伍灿外果真见不到任何师兄。师父也没有生气，对我们两三个学生也没有说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很无奈，整天愁眉苦脸。每天放学我都是第一个到武馆的人。我会先到对

面糖水铺吃点东西，每次师父的儿子华仔（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叶问在大陆还有妻子儿女）都会在糖水铺门口等着，他知道我会找他一起吃东西。他年龄比我小很多，但食量可不小，除了糖水外，有时候他自己还可以再吃整整一个咸肉粽！他曾多次告诉我，自己前一晚或当天中午没吃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个世界为何这么不公平？

九龙巴士公司修理厂和叶问住家非常近，叶问搬迁后伍灿领了好几个九巴同事来跟叶问学拳。印象中，麦普应该是第一个。麦普第一天是穿着长长的雨鞋及工作服来的。那是个晴天，叶问见到他的衣着后便问：“今天落好大雨？”从叶问的幽默中显然可以看得出，他心情较之初搬来时，确实好了一些。其实叶问是一个富有幽默感及智慧的人。

到李郑屋村没多久，我便传学私家，很少再去武馆。其实，叶问不想我去他家，因为那个地方人多且杂，不太安全，他怕我出事。有时候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其他师兄弟在练些什么，便去坐坐。但每次师父见到我，都是一脸不高兴，要我坐定定，不要多嘴。我多次提岀想和师兄弟玩玩，他都不让，也不做任何解释。其间有几次也有见到过一些不再跟随师父的师兄来坐，虽然师徒缘分已尽，但他们之间还是客客气气、有说有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春节前后的一天，特别寒冷，司机开车送我去找师父。我爸报馆一些朋友送来好多年货，家人用不了这么多，我借花敬佛，想送给叶问。我刚入门，一位师兄亦到，说他的一个亲戚要到他家住几天，想取回以前借给师父的那张毛毯。师父笑着说：“好！我就打包好给你。”他的卧室没有门，只挂一张薄布帘与客厅分隔，谁都看得到房间里只有两张帆布床，两张毛毯，两个烧水的炉子及几个大纸皮箱。天寒地冻，余下的另一张毛毯怎够一家三口抵御寒冷？虽然我当时只是个青少年，不大懂人情世故，但也感觉得到这三言两语、一举一动中的冷暖。

叶问最令我钦佩的，就是君子固穷的气节。当时他三餐不继，虽然无奈但没有半句怨言。尽管穷，但仪容从来干净端正。尽管天气热，他从未解开半粒纽扣，更从未像其他人一样赤膊。这一切显出了一派令人景仰的儒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