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种战略构想，日军大本营决定转兵攻占武汉。

    武汉，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华中明珠”，这座“九省通衢”的通都大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时间，山河变色，血雨腥风，中华民族再一次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汉，凝聚了世人焦虑的目光，牵扯着世界各国或凶残或善良的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后世学者的多项研究表明，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长江流域的武汉会战，起于1938年6月12日日军进攻安庆，止于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上千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创下了中国自抗日战争以来，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

    后世学者的评价并非妄言，从战后双方解密的资料就可证实：

    武汉会战，日军先后投入兵力共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出动空军截击机和轰炸机400余架、舰艇140余艘，共计兵力40万人。

    中国军队投入兵力共120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共计兵力100余万人。

    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也豁出去了！（参见张洪涛著《国殇》、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武汉会战的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昌中央银行一间宽敞、坚固的地下室内举行。

    薛岳刚走进这间特殊的会议室时，就感受到了这里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

    蒋介石剃一个锃亮的光头，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坐在长条形会议桌的首席位置，笔挺的戎装上金星闪烁，佩着一把短剑。将领们都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委员长就剃掉了头发，脱下了他心爱的长衫，光头戎装地出现在国人的面前。戎装，表明了他抗战的决心；光头，则显示了他作为军人的超然与淡定。

    在蒋介石座位的两侧，依次坐着正在武汉的军委会要员冯玉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徐永昌。

薛岳一看就知道，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此次武汉会战参战部队军高级将领，他们来自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他们是：张发奎、王陵基、罗卓英、吴奇伟、俞济时、叶肇、李汉魂、王敬久、欧震、黄维、李玉堂、胡宗南、孙桐萱、庞炳勋、霍揆彰、樊崧甫、郭忏、汤恩伯、关麟征、李延年、陈安宝、卢汉、万福麟、孙连仲、李品仙、刘汝明、廖磊、冯治安、徐清泉、韩德勤、陶峙岳、于学忠、王瓒绪、王敬哉、宋希濂、张自忠、杨森、李蕴珩，此外还有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等。台儿庄大捷与指挥徐州突围的功臣李宗仁，因脸部枪伤发作请假离职疗养而未能出席会议。

    这些从前方赶来的将领们，大多刚刚经历了徐州突围，脸上都还带着战场的硝烟与疲惫，但他们一个个军容严整、神态威严。在强敌压境，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夜，他们依然精神饱满，镇定自若。耀眼的灯光，辉映着他们闪烁的将星，使他们更添了一种不凡的气度。

    望着眼前一张张黝黑瘦削而坚毅的脸庞，蒋介石的心头掠过一丝暖意。从去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至今，这些将领们跟着自己舍生忘死冲杀在战场上，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这一次次刀光剑影的大战，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

    “国难将才贵，家富小儿娇。”国难当头，有了这些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军之将才，蒋介石显得气壮了许多。

    会议开始，蒋介石首先宣读了军事委员会保卫武汉的决定。然后，他开门见山地作了简要的开场白，他说：

“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武汉若失，我们无颜面对国人，无颜面对世界，因此，武汉必须守，而且必须死守。但是，武汉地理位置特殊，武汉和南京一样，也是无险可依，鉴于南京保卫战最后演成瓮中之鳖的惨痛教训，因此，军委会决定，这次保卫武汉，我们决定大胆改变过去守城阻击的作战方式，把防守作战的重心放置在武汉外围地区。武汉近郊虽无险可守，但武汉以东，北有大别山，南有幕阜山，其地山势嵯峨，林木苍翠，可藏兵百万，阻敌西进。加之又有长江天堑和众多的河流湖泊，可消解日军武器和兵员素质之优势。总之，我们这次武汉会战的宗旨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守之于近，战之于远，正合孙吴兵法之要义……具体的作战计划由参谋总长何应钦给大家布置。”

    何应钦会意，他起身走到会场正前方一侧的位置，轻轻揿下墙壁上一个红色电动按钮，随着一块红色布帘的徐徐拉开，一幅特大的军用地图，旋即出现在将领们的眼前。地图上一支支犬牙交错的红、蓝色箭头，十分醒目地标示着武汉会战我军布防和即将出现的敌我态势。

    何应钦手执一根细长的木棒，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说：

“全面抗战已经打了近一年的时间，敌人的作战套路我们基本熟悉。实践证明，我们当初制定的‘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武汉会战，是以武汉为中心，以河南、安徽两省南部和湖北、江西两省北部为广阔的外围战场，我们的作战目的就是充分利用长江两岸山脉纵横水网交叉及幕阜山、大别山的有利地形，布置重兵，诱敌深入，施行持久战略，争取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具体做法是，在日军进攻线路上，正面给以适当的阻击，然后主力后撤，迂回对日军侧翼进行反击，将来犯之敌回牵，为移驻武汉的机关事业单位、团体、学校、工厂后撤西南大后方赢得时间。不到必要时，决不进行主力决战。”

    说到这里，何应钦看了蒋介石一眼，蒋介石点点头，看来，他对这个作战计划十分满意。何应钦受到鼓励，一边指着地图，一边接着说了下去：

  “这次武汉会战，军委会作了周密的部署，专门成立了武汉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委员长亲自挂帅，决定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江北两个战场。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为武汉会战主要参战部队，下辖四个兵团。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陈诚将军担任，率第一、第二兵团负责江南战场的防卫。薛岳总司令率第一兵团布防于赣北南浔路及其两侧地区，利用幕阜山一带山川湖泊众多的有利地形设阵布防，机动灵活地歼灭日军，确保南昌。张发奎总司令率第二兵团扼守九江至瑞昌线正面，在薛岳兵团的配合下，各个击破敌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白崇禧将军代理，率第三、第四兵团负责江北战场的防卫。李品仙总司令率第三兵团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布防，既阻敌进攻，又可利用大别山有利地形主动出击。孙连仲总司令率第四兵团在大别山北麓，与第三兵团成掎角之势，互相策应。为此，军委会重新调整了参战部队战斗序列，现宣布如下……”

    何应钦落座之后，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军委会的深思熟虑，一扫将领们心头的阴霾。

与会的将领们大都出身科班，熟读兵书。年龄稍长的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年轻些的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他们的年龄大都在3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岁的他们，正是渴望血洒疆场、建功立业的时候。多年战争的洗礼与锤炼，使他们谙熟装备与兵员素质处于劣势的一方，地形地貌的险峻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围地而谋”、“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更是他们百读不厌的经典训条。全面抗战不到一年来，他们经历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兰封之战，这些惨烈的大战、恶战，他们几乎都是在无险可依的大平原上，以劣势的武器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鏖战，那惨绝人寰的场面，至今想来，仍不免让他们心惊肉跳。然而，那样残酷的类似血肉磨坊的战场，也没有消解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斗志，相反的，他们却是越战越勇，以血肉之躯抵挡着这群侵入自己家园的豺狼。如今，他们即将奔赴的武汉会战战场，不同于以往的战场，那里有纵横交错的河流山川作为他们的天然屏障，在这样的地方作战，他们进可攻，退可守，挥洒自如。因此，他们简直有些神往了。

    这时，有人提出担忧：我军徐州突围后，日军寻求与我决战的主力目前已攻占开封，逼近郑州。狡诈的日军怎会乖乖地听从我方的摆布，舍近求远，不从就近的平汉线由北向南进攻武汉，而绕至大别山或是沿长江流域由东向西进攻武汉？平汉线一马平川，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部署岂不是一厢情愿？我们的一切努力岂不是水中捞月？

    持此议者话音刚落，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轻松的气氛稍纵即逝，忧虑的阴霾重又笼罩着会场。一道道疑虑、担忧的目光，齐刷刷攒射到刚才还踌躇满志的何应钦的脸上。

    何应钦面有难色，欲言又止，他看看蒋介石，又看看众将领，目光游移，如坐针毡，样子十分尴尬。

    “这话问得有水平！问到了点子上！这是我们无法绕开的战场现实，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战略思考！不过……”

    蒋介石话锋一转，又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朝全场大声说：

    “诸位放心，日军的进攻方向，只会听从我们的调遣，乖乖地沿大别山和长江由东向西进攻武汉，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蒋介石的回答，一如其素常与部属说话的口气，还是那样的傲慢、专横，甚至还带有几分强词夺理。他的回答，显然无法消解将领们的忧虑。

    众人皆醉我独醒。蒋介石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面对着全场一道道疑虑、困惑、焦躁、担忧的目光，蒋介石不急于正面回答，而是引而不发，故意卖了个关子：

    “至于日军为何会由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改为从东向西的进攻路线，军委会自有安排！各位就不必操心了！”

    蒋介石的一番话，说得云遮雾罩，众将领如堕五里雾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武汉会战的最高军事会议，一连开了两天。

    1938年6月6日下午，薛岳郑重地从蒋介石手中接过委任状，委任状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先后接过委任状的还有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第五战区第三兵团司令李品仙、第五战区第四兵团司令孙连仲以及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等。

    一切布置完毕后，蒋介石用异常关切的目光，从每位将领的脸上扫过，然后，用凝重深沉的语气说：

    “说一千道一万，军委会的部署再周密，也是纸上谈兵。最后的胜利，还得靠诸位在战场上的精心指挥和士兵们的勇猛无畏、舍身用命！”

    “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军人的荣誉在战场！军人的罪责也在战场！武汉乃我们与敌最后决战之地，此次武汉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各位须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各部队须发扬我军光荣革命传统，奋勇杀敌，决不退缩。所有将士，未得军委会命令而后退者，无论何人，一律军法从事，决不宽恕！我丑话在先，军无戏言，望各位好自为之！”

    大战在即，蒋介石为重申军纪，再次亮出了撒手锏：枪毙了几个作战不力的将军，其中包括兰封战场围歼土肥原时弃守兰封城的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龙慕韩。

    散会的当晚，蒋介石在他位于武昌珞珈山的宅邸，设家宴款待了薛岳。

    薛岳走进蒋介石客厅时，新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在座。

    “辞修，我把第九战区交给你了！这次武汉会战，你们负责长江南岸及南浔线一带的防守，那里地处幕阜山脉，山川险峻，河流交叉，更有庐山和鄱阳湖这两个天下绝品，其地正是藏兵布阵的绝佳之地，望你们把战区内这些自然天险用尽、用绝，牢牢把敌人拖住、困死，最后将他们歼灭！”

    蒋介石话音刚落，陈诚霍地站起身来，朝蒋介石“啪”的一个立正，朗声应道：

    “请委员长放心，陈诚决计殚精竭虑，周密谋划，为党国分忧！”

    “伯陵啊，你这只老虎崽，最善打大仗、恶仗！我把你放在南浔线上，就是希望你打出威风、打出彩来！这回可千万勿蹈兰封覆辙，十万大军没能吃掉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二万余人，贻千古笑柄！”

    蒋介石一提兰封会战，薛岳顿时面红耳赤，他不顾陈诚在暗地里给他使着眼色，执意争辩道：

    “委员长，兰封会战，若不是桂永清、黄杰两人临阵脱逃……”

    蒋介石最容不得别人的争辩，哪怕是他的爱将。他打断了薛岳的话，正色道：

    “纵观抗战以来，高级将领行动复懦，畏敌如虎，乃国军通病！望伯陵莫负本委员长重托，国难当头，当思为党国挽狂澜，建奇勋！打出一个台儿庄那样的大捷来！”

    坐下之后，薛岳心头的愤懑更是难以排解，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第八军军长黄杰临阵脱逃，若是换了别人，早成了委员长的刀下鬼，就因为他们是委员长的嫡系，却只是落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而让第八十六师师长龙慕韩做了替罪羊！委员长如此护犊，怎能让人心服！

    薛岳嘴上没说，心头的愤懑又变成难以言说的忧虑。

    薛岳想，大战在即，别的我不怕，怕就怕委员长临阵添乱。

    离开武汉前夜的这顿御宴，薛岳委实吃得寡淡无味……（参见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金桂兰/韩旭东著《中国抗日战争60件大事》、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

    就在薛岳即将离开武汉，准备返回前线的当儿，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天才军事家蒋百里。

蒋百里又名蒋方震，被誉为中国现代兵学泰斗，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高级幕僚，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被誉为“民国国防思想的奠基石”，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蒋百里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奠基人。蒋百里精研兵法，胸藏韬略，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蒋百里资历颇深，是一位元老级的智囊型人物。这位只谈武不动武，只谈兵不带兵的将军，曾为各路军阀所器重，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风云人物，都曾三顾茅庐，虚席以待，诚聘他为参谋长或顾问，但真正让蒋百里看得上的还是蒋介石。

    有关蒋百里的种种传奇，薛岳更是如雷贯耳：

    1917年，薛岳尚为保定陆军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生时，就对曾经担任首任保定陆军学校校长的蒋百里仰慕不已。因蒋百里的造诣和声望，尽管蒋百里任该校校长只有七个月，历届保定军校毕业生却皆自称其弟子，并以蒋百里弟子为荣。

蒋百里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是令日本最感头痛的战略家，也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用日本人的话说，中国的蒋百里虽是一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但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日本陆军：第一次是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轻松夺得第一名。在日本所有毕业生面前，日本天皇按惯例将自己的佩剑授予了他，而他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的荒木贞夫则只有在台下鼓掌和干瞪眼的份，与荒木贞夫一起在台下鼓掌和干瞪眼的同期毕业的同学还有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后来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蒋百里潇洒轻松地带着日本天皇的佩剑扬长而去，此恨绵绵，荒木贞夫等认为这是日本陆军的奇耻大辱。蒋百里第二次打败日本陆军就是他对日军入侵中国进攻路线和结局的准确预断。

    有关蒋百里的传奇，还有一件事让薛岳惊叹不已：

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他的友人曹聚仁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突然指着《每日新闻》上他正在看的一则电讯让曹聚仁等人看，曹聚仁等人一看，那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简短电讯，那电讯上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日本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蒋百里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之后，即7日早晨，日军会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曹聚仁等人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六天后，果然被蒋百里言中：7日早晨，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毫厘不爽地开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聚仁等友人连连称奇，此事在当时广为流传。

    当时蒋百里并无内部消息和其他特殊途径，依据一则寻常新闻，就能推断出日本即将出兵，没有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的透彻了解，没有对岛国国民性格的整体把握，没有对日本运输、交通、运量、军队建制、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常识储备，蒋百里不可能料事如神。

    薛岳第一次见到蒋百里是去年7月初，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期间，当他得知蒋百里陪同国民政府的意大利高级顾问史丹法尼到了庐山，薛岳便以保定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慕名拜访了他。

    言谈中，薛岳得知蒋百里对蒋介石评价甚高，他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世界上够得上当领袖的，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蒋介石对蒋百里也十分信任，他将自己的小儿子蒋纬国送到蒋百里的身边，担任蒋百里的随从副官。

    谁知见面没几天，薛岳在蒋介石庐山的宅邸“美庐”，又一次见到了蒋百里。

    那是1937年7月8日清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北平传到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引起庐山一片恐慌。这天深夜，薛岳应约去“美庐”见蒋介石，当他走进“美庐”时，竟与蒋百里不期而遇。

    委员长深夜问计于蒋百里，可见他当时的心里并不踏实。

    薛岳走进“美庐”时，两人谈兴正浓，当得知大敌当前，蒋介石还在为国内混乱的局势忧虑时，蒋百里说：

    “委员长不必担忧，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日本的侵略，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进程。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谈到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策略时，蒋百里说：

“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对抗战前景的预断，如空谷足音，让薛岳茅塞顿开。

    此时此刻，薛岳想起了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便于8月13日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原来是为了把日军的主力和战场的重心吸引到南方，薛岳不得不佩服统帅部的深谋远虑。

    更让薛岳惊奇和佩服的是，抗日战场的八年血战，日军正是按照蒋百里的断言，老老实实地由东向西，前进到湖南，便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

    在庐山宁静而躁动的“美庐”里，蒋百里声音不高，然而在薛岳听来，却声如金石，字字铿锵。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蒋百里的预断，薛岳更是感同身受。

    1939年1月17日，武汉会战后不久，薛岳晋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同年10月1日，晋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当日军打到他的湖南地界，果真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端的再也没有越过湖南半步……

见到蒋百里之后，薛岳想起昨天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众将们对日军进攻方向的担忧，说实在的，薛岳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徐州会战后，日军的主力目前尚还在郑州、开封一线，他们的最佳攻击路线应该是从就近的平汉线从北向南进攻武汉，那里一马平川，利于其现代化装备部队的进攻，而我军却把作战的重心放在大别山和长江南北两岸，这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他想起了高级军事会议上何应钦欲言又止的尴尬，想起了委员长虽云遮雾罩却十分肯定的语气，他事后问他的好友陈诚，陈诚也是吞吞吐吐不着要领。薛岳觉得这里面定有玄机，现在有幸见到自己敬佩的老师，正好问个明白。

    听完薛岳的疑问，蒋百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他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1938年6月3日，也就是高级军事会议开会的前两天，在日军猛攻开封，郑州告急的情况下，万般无奈的蒋介石终于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请求掘堤黄河，“以水反攻制敌”的报告上签了字，命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在已成地上河的黄河赵口掘堤放水，未成。后来，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又率部日夜不停地在花园口的大堤上挖掘引爆成功……

    薛岳一听，不由得大惊失色。水火无情，水能淹日军，也会淹自己人啊！此次决堤，还不知会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灾难！

数天后，也就是1938年6月9日，决堤的黄河如一条咆哮的巨龙，从决口处翻滚奔涌而下，所到之处一片汪洋，一时阻滞了日军的进攻，使其陷入困境，被迫改变西取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由北向南的进攻方向，改为绕道至大别山和长江南北两岸由东向西进攻武汉。水淹日军的同时，也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水乡泽国，89万人淹死，1000多万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

    “想不到委员长手中还有这样一招狠棋，怪不得他在会上的口气那么硬！”

    说完之后，薛岳只觉得喉头涨哽，内心深处五味杂陈。自己的军队不能抵挡住入侵家园的强盗，而只能以水代兵，给自己的百姓带来如此大的灾难，仗打到这个分上，作为军人，惭愧啊！

    “伯陵啊，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力不如人！军力不如人！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啊……”

    “不过，此招我们不用，日本人也会用，若是让日本人抢了先，后果就不堪设想！”

    “是啊，战争中，灾难本来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不过，这样一来，在战略上我们战胜了敌人！到目前为止，日军的进攻路线，可是老老实实地按照老师所设计的那样，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变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丝毫也没走样，老师的预断如此神奇，真是诸葛亮再世啊！”

    此时此刻，去年7月8日深夜，蒋百里在庐山“美庐”对日军入侵中国进攻路线的预断又一次回旋在薛岳的脑际。

    “伯陵，此次武汉会战，委员长将你的第一兵团部署在南浔线，那里地处长江以南鄱阳湖以西，1926年我任孙传芳总参议时，与你们的北伐军打过仗，熟悉那里的地形……”

   “是啊，那时我在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任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我与老师还是战场上的对手呢……”

    说到这里，薛岳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旋即转过话题，对蒋百里说：

    “我就是不明白，有老师这样的高参，当年的孙传芳怎么就那样不堪一击呢？”

    “唉，一言难尽！我们这行有句老话，愿给军师提草鞋，不给脓包当军师。总之，帮不了不成器的东西！”说到这里，蒋百里感慨万端。少顷，他用凝重的语气对薛岳说：

    “伯陵，委员长一向对你很器重，每至关键处，总是给你委以重任。这次，相信你能把南浔路的地形和你的军事才能用到极致，为国家建奇勋，也为自己的人生挥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让薛岳怎么也意想不到的是，此次相见，竟成永别。

    半年之后，1938年11月4日凌晨，担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兼陆军大学代校长的蒋百里，因心脏麻痹症在广西宜山县城阖然长逝，享年57岁……

    将星陨落，举国扼腕……（参见伍立杨著《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张学继著《兵学泰斗—蒋方震传》、萨苏著《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薛岳一到赣北，立马被这里的奇山秀水所吸引。

    纵目远眺，嵯峨峭拔的三百里幕阜山，如一条翻滚腾飞的巨龙，蜿蜒迤逦在赣北的大地上。

    按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部署，赣北南浔线一带属薛岳第一兵团屯兵之地。

    刚刚踏上赣北的土地，薛岳便带着将领们前往南浔线视察。

    将领们除俞济时外，大都来自与江西相邻的广东，而且均为四军的历任主将。四军素有“铁军”之称，骁勇善战，扬名天下。将领们刚刚经历了徐州突围的惊险，还未来得及拂去战场的硝烟，又马不停蹄地相聚在赣北的这方土地上。

    他乡遇故知，他们的心里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

    将领们喜悦的心情，自然也感染了薛岳，这次防守赣北南浔线的部队，大部分是广东的子弟兵。广东人不仅作战勇敢不怕死，而且见多识广作战肯动脑筋，又擅长山地作战，加之都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老熟人，指挥起来也得心应手。因而尽管大战在即，薛岳的心情却反而轻松了许多。

    望着赣北的山山水水，薛岳不由得钦佩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的部署，钦佩统帅部前瞻的目光。从这次武汉会战的军事部署来看，经历了全面抗战一年来战场的较量，统帅部已谙熟了日军的战术套路，并一改过去硬碰硬的消耗战打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战略上的清醒与进步。

    南浔线是南昌至九江铁路的简称。这条始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元月的铁路，南起南昌，北至九江，是当时江西境内的主要交通动脉。南浔线一带交通便捷，四通八达，除南浔铁路外，还有南浔路、德（安）星（子）路、瑞（昌）武（宁）三条公路贯通其间。

    南浔线一带景色迷人，这里地处赣北幕阜山东延余脉，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迷人的神韵，庐山、鄱阳湖这两个堪称天下绝品的人间胜景，楚楚动人地镶嵌其间。

    赣北群峰连绵的山水，酷似薛岳地处粤北山区的乐昌县老家，初到此地，薛岳倍感亲切。

    正当人生盛年的薛岳，有着职业军人特有的血性气和典型的英雄情结。长期杀伐征战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对战地环境异常敏锐的感悟力。

    置身于赣北的山山水水间，薛岳如同一个狩猎高手，立马嗅出了大山深处特有的气息。一种强烈的预感，让他莫名地兴奋，冥冥中，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将与这方不同寻常的土地发生某种关联，这里寒林蓊郁的崇山峻岭和密布的水网湖泊，正是他藏兵布阵、挥洒人生的绝妙战场……

    鸭咀垅是庐山西南麓一处宁静幽邃的峡谷。远远望去，一线白练似的瀑布若隐若现地高挂在绝壁峭壑间，瀑布下飞珠碎玉处，有一个数丈见方的深潭，深潭四周繁茂苍翠的绿树丛中，偶尔露出一栋栋别墅飞翘的檐牙，那是达官贵人们避暑的庄园。别墅造型奇特，风格迥异，显示着主人身份的高贵和不俗的雅兴……

    大战在即，别墅的主人早已兔子似的跑得无影无踪，留下一栋栋空旷的别墅。

    薛岳将他的兵团司令部设置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内。

    在远离尘嚣的这样一个所在，薛岳无心欣赏峡谷内迷人的景致，酷喜游泳的他，在这炎暑逼人的盛夏，也没有心情跳进那清澈的深潭，洗去浑身的燥热与烦闷。一连几天，他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四壁挂满军用地图的指挥所内，两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地图，他的嘴上叼着一个黑色的铜嘴烟斗，烟斗内塞满黄灿灿的烟丝，他一刻不停地猛吸着，指挥所烟雾弥漫，升腾着一股呛人的烟味。

    薛岳有个习惯，越是大战前，越是仗打得厉害，他的烟就抽得越凶，他似乎要从那袅袅升腾的缕缕烟雾中，捕捉到前方那稍纵即逝的战机和指挥的灵感。

    指挥所墙壁上那张标示了敌我态势的地图上，一支支犬牙交错的红、蓝色箭头，动态地、醒目地显示着大战前敌我双方的态势。

    地图和电话敏锐地感应着战场的神经，薛岳不时用电话询问、督促着第一兵团各部的情况，命他们利用大战前的有利时机，抓紧构筑防御工事，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地图上那一支支标示着日军进攻方向和路线的血红的箭头，已越来越近，战争的气氛一天紧似一天。

    就在这天深夜，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薛岳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电话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打来的，陈诚在电话里向薛岳通报了一个紧急军情：

    马垱要塞是长江江防最重要的要塞之一，位于离南浔线仅数十公里之遥的江西省彭泽县境内。

马垱要塞的地理位置极为险要，《马垱铭》载：“马垱山横踞江滨，与水中小孤山遥成掎角之势。”积年的泥沙将流经马垱的长江水分为左右两个水道，左水道由于淤塞，早不通航；右水道流经马垱山下，为长江主要航道。这里江面狭窄，最宽处不足500米，水流湍急，为长江天堑。马垱之险，天下闻名。有人曾这样评说马垱之险：“天下之险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山水之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垱。”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蒋百里对日作战的方略，将日军原定的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在这一抗战国策的指导下，为阻止日军舰艇溯江而上，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御能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秋开始构筑马垱要塞，1938年6月完成，耗费巨资300余万元。

    与此同时，除马垱要塞外，国民政府还先后修筑了湖口要塞、田家镇要塞等3处要塞。这3处要塞，被列为长江防线的三大重要战略要地。

    为了构筑马垱要塞，在这里筑造一道坚固的阻塞防线，国民政府不惜血本，先后投注大量人力物力，采用“沉船、筑礁、围枕及加布铅丝、    浮木线、过缆连锁”等方法，将数十艘大型轮船、铁壳船、木船装上乱石，凿穿船底，沉入江中，然后在沉船上筑礁障，用乱石、大型铁锚拌上水泥凝固后置于沉船之上，并以船锚固定，同时还用铅丝织成网，用乱石拌上水泥凝固，“枷石捆枕”，再以铁丝、蓖麻缆绳、粗铁链将沉船与礁障连接在一起，又在船与船、船与礁障、礁障与礁障间布设了1500多枚水雷及浮在水面上的特制的漂雷……

    为了防守马垱要塞，军事委员会可谓煞费苦心，除在江上布置阻塞防线外，又在两岸山上浇铸了数座钢筋水泥炮台及构筑周边防御工事，炮台上配置了30多门大炮，黑洞洞的炮口直指江面。与此同时，还在马垱要塞配置了重兵防守，由江防总司令部下辖的第十六军军长李蕴珩任马垱、湖口要塞指挥部指挥官。

    按理说，马垱要塞构筑得如此坚固，布防如此严密，虽不敢说固若金汤，但防守个把月时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然而，偏偏事与愿违，在日军疯狂地进攻下，仅仅三天，马垱要塞便告失守！

    进攻马垱要塞的日军是波田支队与海军第十一战队。

在日军进攻武汉的军事序列中，波田支队以强悍骁勇、作战凶猛而著称。波田支队名为一个旅团，实有兵力两万余人，加之又有海、空兵种协同配合，实力远胜于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支队长波田重一头脑冷静，多谋善断，长于进攻，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因战功卓著，波田重一晋升很快，尽管他还是旅团长，却已是中将军衔，比日军一般旅团长的少将军衔高一级，这在日军同级军官中是很少见的。波田支队的官兵多为台湾青年，适应亚热带气候。波田支队的强悍勇敢在日军中久负盛名，日军大本营把波田支队从台湾调来，意在让它在酷热条件下进行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作用。日本奴役台湾人充当其侵华帮凶由来已久，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因此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成了天皇的“臣民”，许多台湾人在日本当局推行的 “日本化”过程中，还起了日本名字，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队有不少台湾籍官兵。

    自从来到武汉会战战场，波田支队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一路攻势凌厉，所向披靡。

    1938年6月12日，在日军海军军舰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波田支队首先向安庆发起猛攻，并于当天占领安庆，从而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6月22日，波田支队与海军第十一战队由安庆溯江西进，朝马垱进犯。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连续轰炸，两岸炮台也一齐朝江中猛射，加之水中又有水雷及漂雷，日军损失惨重，进展极为缓慢，有多艘汽艇被岸上炮火击沉，一艘运兵的战舰触雷沉没，激战两天，日军始终无法打通江上通道。

    于是，波田支队被迫改变沿水路进攻的计划，采用迂回战术，改以一部分兵力在马垱要塞以东的香口、长山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逼近马垱要塞。

然而，让人万般遗憾的是，负责马垱、湖口要塞防守的中国军队指挥官是第十六军军长李蕴珩。此人华而不实，好大喜功，为了讨好上峰，在马垱要塞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他不是殚精竭虑周密防守，而是忙里添乱，不合时宜地在当地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调第十六军排以上副职军官及当地乡长、保长、甲长离职进行学习训练。从6月10日开始，热热闹闹地折腾了十几天，尽管日军打到了眼皮底下，他却依然决定在6月24日举行结业典礼，并于23日发出通知，令各部队少尉以上军官届时务必全部参加，然后在司令部聚餐。

    接到军长的命令后，守卫香口江防的第五十三师三一三团连以上军官和第十六军所属部队的军官全部于23日晚去了马垱镇，准备参加次日的结业典礼。混入“抗日军政大学”的汉奸，将这一重要情报及时告诉了日军。

    波田重一闻知后，不由得大喜过望，连称：“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24日凌晨4点，波田支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负责香口一带防守的第五十三师三一三团阵地发起猛攻。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三一三团阵地因无人指挥，群龙无首，顿时乱成一团，波田支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香口。

    防守马垱要塞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并非人人都像军长李蕴珩那样糊涂，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鲍长义就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指挥官。他把所属三个步兵大队布置在马垱以东的长山，依托这里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抵抗。尽管他也接到了军长开会的通知，却置之不理，同时下令所部军官谁也不得擅离职守。

    鲍长义是最早获悉香口失守的守军军官。大敌当前，他没有丝毫的惊慌，几乎在第一时间，他沉着冷静地将这一消息分别打电话告诉了武汉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和军长李蕴珩，与此同时，他严令所部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

    其时，李蕴珩还蒙在鼓里，接到鲍长义香口失守的报告时，他正抑扬顿挫地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作报告。消息传来，他如梦方醒，但无论如何，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

    鲍长义强烈地预感到，香口失守后，凶残的日军会乘势向他的阵地发起攻击，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即将来临。

    果然，24日上午8时许，日军马不停蹄地集中优势兵力，向长山步兵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日军的进攻路线选择在太白湖口水荡。太白湖至江边原是一片稻田，因江水上涨漫过圩堤，正吐穗扬花的水稻全部被水淹没，平坦的田畴变成了一片汪洋的湖荡。

    日军的进攻虽然艰难却是异常的凶猛顽强，一进入湖荡，日军立马陷入齐腰深的水中。尽管四周是一马平川的湖荡，但因无任何隐蔽物可依，脚下刚淹没的水稻又缠缠绊绊的，行进十分困难。尽管如此，日军的突击队却依然黑压压一片，不顾一切地抬着重机枪，一边疯狂地朝岸上扫射，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长山阵地猛扑而来。

    鲍长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长山阵地的所有轻、重火器一齐开火，进攻的敌人一个个应声中弹倒在水中。疯狂的日军不甘失败，先后组织了十多次大规模冲锋，均被中国军队击毙在湖荡里，没有一个活着回去。

    波田支队损失惨重，除在湖荡里留下了一大片身着土黄色军装的尸体外，长山阵地依然牢牢地掌握地中国军队手中。

    波田重一见步兵进攻毫无进展，便改变战法，停止了步兵的进攻。他调集了十多艘军舰，集中火力朝长山阵地猛烈轰击，敌舰时而在江上一字排开，时而以S形游弋，每一次旋向射击，都有一百多发炮弹落在长山阵地上。守军部分工事被摧毁，人员伤亡也在增加，但守军毫无畏惧，依然坚守阵地。

    这时，刚刚停止进攻的日军步兵企图凭借军舰强大炮火的掩护，趁势再次从湖荡向长山阵地发起攻击，又一次被鲍长义率领的守备第二总队官兵全部消灭在湖荡中。

    若不是他的高度警惕，若不是他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若不是他和他率领的守备第二总队的拼死抵抗，军事委员会煞费苦心、精心布防的长江天堑马垱要塞，极有可能在一天甚至是半天的时间内，就被波田支队攻陷。

    鲍长义和他的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行为，让蒋介石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深受感动。

    当天下午6时许，蒋介石从武汉来电，对作战勇敢、防守马垱要塞有功的守备第二总队予以传令嘉奖。与此同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来电嘉奖。

    马垱要塞的安危牵扯着蒋介石敏感的神经，他不得不亲自过问了。

    6月25日，蒋介石从武汉派来飞机，命第十六军第六十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向香口登陆的日军展开反攻，试图收复香口。中国空军向江面的敌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轰炸，击沉敌舰两艘，重创一艘。随之，第六十师又在空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冲锋，将登陆的日军压在江边不得动弹，于当天下午收复香口。

    但到下午，情况骤变，日军的援兵乘着军舰源源而至，黑压压挤满了江面，敌援兵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一次次疯狂反扑，香口再度落入敌手。

    占领香口后，更多的敌舰再次猛轰长山阵地，鲍长义和他的守备第二总队与敌陆、海、空军已连续激战两天，伤亡重大，战斗力减弱，长山阵地危在旦夕。

    鲍长义屡次向第十六军军长李蕴珩请求增援，可李蕴珩却一拖再拖，最后迫不得已，只得命驻防彭泽的薛蔚英第一六七师率部驰援，可这位薛师长却畏敌如虎，他不是率部沿彭泽至马垱的公路快速行军，而是故意选择太白湖东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致使延误战机，直至长山阵地失守，他的援军也未能赶到。

    望着湖荡内漂浮着的一大片身着土黄色军装的日军尸体，波田重一中将心事重重。这片湖荡是他的伤心之地，他先后从这里发起了十多次惨烈的冲锋，但每次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他杀伐征战的军旅生涯中，从没有哪一次输得这样惨，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让他肃然起敬，他情知遇上了冷静而强悍的对手，如果再从这片湖荡死打硬拼，只能葬送更多的帝国官兵……

    26日拂晓前，波田支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至藏石矶江边，利用堤坝旁浓密的芦苇作掩护，悄悄摸到长山阵地西端守备第二总队第七中队的阵地前，施放了大量毒气。

    其时，中国守军尚还没有防毒面具及防毒经验。在黎明的晨曦里，随着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从藏石矶江边芦苇荡深处顺风飘来的缕缕淡蓝色烟雾，无声地飘向了中国守军阵地，疲惫不堪的守备第二总队第七中队全部中毒身亡。

    清晨，日军多艘汽艇在飞机的掩护下，冲入江面布雷区，以火力引爆水雷，大量舰艇则载着陆战队从藏石矶登陆，日军炮兵和江面海军也同时增强了火力，猛轰长山阵地……

    激战至中午，长山阵地已被日军切为数段，炮兵的炮弹也已打光，鲍长义损失惨重，深感独木难支，便急呼援军，而援军却还蹒跚在太白湖东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急惊风碰上了慢郎中，鲍长义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退，马垱要塞陷落敌手……

国民政府耗费巨资打造的马垱防线，仅仅三天便告失守。这不仅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感到震惊，就连一般民众也难以相信，并为之感到遗憾。1938年8月12日，中央社记者王效平在谈到马垱失守时深有感触地说：“大家至今无不引以为憾的，只是觉得马垱应该多守一些时间，向敌人索取多一点代价。”他还说：“马垱之战没有完成我们的理想是太便宜了一点。”其实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一般民众的普遍心理。

    马垱要塞失守的消息传至武汉，蒋介石大发雷霆。他深知，马垱要塞是长江的第一道天堑，马垱要塞一失，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旋即就会发生，由此往西，则湖口、九江均无险可守……

    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由得脊背发凉，他下令中国守军全力反攻，一定要收复马垱要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更是给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等部下了一道死命令：“香口、马垱为皖、赣门户，其得失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务速恢复香口、马垱要塞阵地而确保之。攻克香口、马垱要塞者，各赏洋五万元，如有作战不力者、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

    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接到这道死命令后，向香口日军发起大反攻，一度再次收复香口，并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损失异常惨重，但因敌人的大量援兵乘军舰源源而至，激战数日，始终未能收复马垱要塞……

    马垱要塞失守后，第十六军军长李蕴珩以疏于防范、作战不力受到军纪制裁，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贻误战机罪，于同年8月15日在武汉枪决，该师番号从此撤销……

    波田支队攻陷马垱要塞后，于6月29日以爆破队爆破马垱封锁线，派出大量工兵水下切割、打捞沉船，同时又派出大量汽艇引爆水雷和漂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将马垱航道重新疏通。

    马垱航道疏通之后，波田支队在海军的配合下，继续乘势沿江西进。继攻占彭泽之后，从7月1日开始，日军以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向九江门户湖口展开立体进攻。

    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率部死守湖口。

第二十六师官兵全部来自四川，该师是一支杂牌军，受命出川时临时由地方保安队组编而成。该师既没受过正规训练，也从没打过仗，武器装备更是清一色老掉了牙的“汉阳造”，全师没有一挺重机枪，轻机枪也少得可怜。然而就是这支谁也看不上眼的杂牌军，面对强敌，却毫不畏惧，抱定必死信心，奋力抵抗，顽强地阻击着强敌。子弹打完了，便扔手榴弹，甚至将迫击炮弹装上引信当手雷用。陷入日军包围之后，便装上刺刀，冲入敌阵，硬是以血肉之躯，与日军进行血刃战。

    经过数日激战，第二十六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

    7月4日深夜，湖口失守……（参见陈荣华主编/《江西抗日战争史》、李永铭著《1938：武汉大会战》、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楚云著《中日战争内幕全公开》）

    攻下湖口之后，波田支队接到命令，暂时停止进攻。

    命令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俊六大将发来的，　俊六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命担任先锋的波田支队先清除中国军队在长江上布下的大量暗网、沉船、水雷、漂雷等障碍物，为后续部队进攻扫清道路；二是为了避免孤军深入，以便在湖口一带集结兵力，为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进攻积蓄力量。

    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四起的长江两岸，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幕僚们揣摩敌情、分析局势，认为日军下一步的军事目标有两种可能：一是假如日军集结了五个以上师团的兵力时，将以主力在星子附近登陆，攻取南昌、长沙，或直趋岳阳，切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击其侧背，他们会同时抽调一部分兵力在姑塘、九江登陆，从而牵制中国军队。二是当其只集结了三个以下师团的兵力时，将会以主力在姑塘登陆，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九江附近登陆，夺取瑞昌，包围武汉。从目前日军在湖口一带集结的兵力来看，采取第二种行动的可能性较大。

    薛岳第一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以防日军采取第一种行动而向南昌、长沙迂回，并策应九江方面的作战。

    张发奎第二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至码头镇沿湖西岸、长江南岸一线，以对付日军可能采取的第二种行动。

    受命之后，薛岳和张发奎各自将部队重新作了布防部署。

    马垱、彭泽、湖口相继失守之后，九江门户洞开。

    布防部署在九江的张发奎第二兵团，骤然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九江是赣北的一个重要城市，这里地处长江南岸，鄱阳湖西滨，其地上连武汉、下接安徽、南倚庐山、北依长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大战之初，中、日双方的决策者们，都以其或睿智或贪婪的目光，齐刷刷地盯上了长江中游的这座城市。

    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给驻防九江的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下了死命令：九江乃武汉门户，如九江不守，则日军西可径取武汉，南可迂回南昌、长沙，形成包围武汉之势。九江必须死守，决不能让日军攻陷！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俊六大将及海军军令部，同时向波田支队及在中国的日军舰队下达命令：由扬子江溯江而上，占领九江！

    这一天，北伐名将张发奎接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命令，正式将他的第二兵团司令部由鄂东移驻九江。

    同是这一天，驻东北的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到南京走马上任，就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并将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进驻南京。

    人类历史的悠悠进程，往往有着不可思议的巧合；蹒跚漫步的生命之旅，冥冥中又总是无法回避命运之神的安排。

    十二年前，中国的大地上正进行着一场如火如荼的北伐战争，素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率部一路雄风猎猎，斩关夺隘，在九江与军阀孙传芳遭遇。其时，冈村宁次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正在孙传芳的九江前线司令部效力。几经较量之后，孙传芳部被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第四军发起猛攻，孙传芳部兵败如山倒，冈村宁次险些被俘，慌乱中，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化装成鄱阳湖畔的渔民，才得以逃脱。逃跑时，他趁混乱之际，偷走了孙传芳参谋部一部分华中地区军事地图。

    谁知十二年过去，命运之神又让两位老对手阴差阳错地相逢在九江。

    由一位前线部队的师团长骤然擢升为独掌一面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春风得意之时，又深感肩头所负担子的分量。他异常清醒地知道，在狂热的日本军界，有多少人在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这个位子。

    日本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冈村宁次寄予厚望，他上任前曾极享荣华。冈村宁次于6月30日由东北回到东京的当天，就到参谋本部向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报到。7月5日上午，冈村宁次“进宫拜谒天皇陛下，随后拜谒皇后陛下，并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随后，在宫内侍从的引导下参观了皇宫各殿，受领了御赐的神酒和赏金。浩荡的皇恩和参谋本部的厚望让冈村宁次感激涕零。

    上任伊始，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俊六大将郑重其事地叮嘱冈村宁次，这次武汉会战，大本营及参谋本部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竭尽全力，打好这场事关帝国命运的大战，为天皇效忠。

　俊六大将还告诉他，为了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和参谋本部已不遗余力，调集了陆、海、空大批兵力，决定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彻底围歼中国野战军，彻底摧毁中国政府的抗日意志，变蒋政权为地方政权，从而彻底灭亡中国。　俊六说，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妄言，卢沟桥事变以来，战场上一年的较量，中国军队已不堪一击，特别是刚刚经历了徐州会战后，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已成乌合之众。中国的东北、华北、天津、北平、上海、南京及江浙等精华地区皆已被日军占领，中国的战争潜力已消耗殆尽，现在蒋政权及中国军队已蜷缩于中南一隅的武汉地区。此次武汉会战，就是给蒋政权和中国军队最后一击的大好时机……

    听着　俊六大将慷慨激昂的话语，冈村宁次不由得心潮激荡。

    一个多月来，日本大本营紧锣密鼓地策划部署武汉会战的情景，走马灯般地闪现跳跃在他的眼前：

    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同时发布了进攻武汉的预令。

    6月15日，日本大本营西征武汉的作战计划，经日本御前会议讨论并通过，并以大本营命令的形式下发各部队。

    7月4日，日本大本营发布了攻击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兵分两路，以钳形攻势向西进攻武汉：

    南路由冈村宁次指挥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担任主攻，下辖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　一、第一○六师团，以及波田支队等四个支队和特种部队，总兵力15万人，在九江集结，沿长江南北两岸西攻武汉。北岸的日军直扑武汉；南岸的日军负责执行包抄任务，攻击目标确定在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准备截断中国军队南下的退路，最后合围布防在武汉周围的中国野战军主力。

    北路由东久迩宫指挥原华北派遣军第二军（第二军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下辖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以及特种兵部队，总兵力12万人，在合肥集结。由于中国军队在郑州花园口掘堤黄河，引起淮河泛滥，第二军只得将进攻路线改为绕道至大别山北麓由东向西发起进攻，最后与南路日军会师，对中国军队进行合围。

    另外华中派遣军直接指挥四个师团的陆军、三个飞行联队、一个海军分舰队，作为总预备队，兵力为14万人。

冈村宁次这回真个是交上了好运，他不仅由一位师团长平步青云登上了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宝座，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武汉会战的总指挥竟是他的顶头上司—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俊六大将。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身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　俊六时刻没有忘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他怕来自华北派遣军的第二军与他的第十一军争功，便不显山不露水地将兵力配置和后勤保障的天平倾向了第十一军，并将进攻的重心放在了长江南岸。

    人一行时走运，就连门板也挡不住。此时此刻，冈村宁次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民间的这句口头禅来。

    可让冈村宁次有些不快的是，刚一踏上武汉会战的战场，他要打的第一仗便是攻打九江，而且又是在老地方碰上了冤家对头。十二年前在九江败走麦城的情景，又一次闪现在冈村宁次的眼前。想到这里，冈村宁次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憷，张发奎乃中国名将，此人不可小瞧！大战之初，冈村宁次变得格外谨慎小心起来。

    踌躇满志的冈村宁次，毕竟很快忘却了不快，他深知此次武汉会战对自己的锦绣前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名帝国军人，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能碰上这样绝好的时机，是很不容易的。他决计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好这场战斗，用战功和捷报来报答大本营和　俊六大将对自己的器重。

    上任伊始，冈村宁次便像发了疯似的投注了整个身心。

    7月22日，冈村宁次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推进到了湖口的石钟山下。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参见李永铭著《1938：武汉大会战》、陈荣华主编《江西抗日战争史》）

    从受命第二兵团司令，负责防守九江的那一刻起，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就不断地萦回在张发奎的脑际：九江应该如何防守？

    九江的地形地貌张发奎早已了如指掌，也让他倍感头痛。

    在此之前，军事委员会为阻止日军在九江登陆，在右起鄱阳湖西岸，左至富池口绵延数十里的战线上，构筑了一个防御体系。

    张发奎到九江后，立马视察了这一防御体系，外表看去，九江的防御体系蜿蜒迤逦，十分壮观。

    外界舆论对九江的防守也寄予厚望，外界普遍认为，九江临江面湖，湖网交叉，这一独特的江湖地障对防守者十分有利，加之又有北伐名将张发奎将军率领的十几万大军，守住九江应无问题。

    外行人的门外之谈说得越玄乎，张发奎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若是在十二年前，对付军阀孙传芳，有这样一个防御体系，完全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可眼下的这场战争，毕竟不同于十二年前的北伐；拥有强大的陆、海、空优势装备的日军，显然也不同于当年的土军阀孙传芳；手执十几万大军的冈村宁次，也与当年不起眼的外籍参谋不可同日而语。

    张发奎久经沙场，在严令部队做好迎击日军准备的同时，对第二兵团所面临的处境自然也十分清楚：

地处长江南岸、鄱阳湖西滨的九江，那些在世人看来便于防守，不利进攻的江湖地障，在拥有陆、海、空等现代化优势装备的日军面前，却是毫不费力就能征服。而且，他们能使这些不利因素发生质的变化。烟波浩渺、纵横交错的水路，能成为他们运输的大动脉，给他们的兵员输送和后方交通补给提供无限便利。进攻时，他们可选择多点登陆，空中的绝对优势又确保了他们水上行动的自由、安全。而相反的，对无海军、又无空军支援的中国军队来说，江湖地障又反过来限制了自己部队的伸缩调动，面对绵延漫长的沿江湖沼，为防日军登陆，必须处处设防，处处设防必然造成兵力分散，战斗力减弱。除此之外，九江一带作战纵深不过十里，大部分阵地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而中国军队的炮火又无法压制日军舰艇的炮火……

事实上，防守九江所面临的艰危局势，军事委员会也已清醒地看到了。事前，在九江是否长期固守的战略决策上，军事委员会也一直举棋不定，最后不得不作出“于短期内决定固守”的决定。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对防守九江的战略准备自然十分不利。更让张发奎难以忍受的是，在他的大军进驻九江之前，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将九江一带所有公路破坏殆尽，这不仅给第二兵团的集结调动造成了很大困难，同时也体现军事委员会在“九江的弃与守”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鉴于九江特殊的地理条件，张发奎认为固守九江的办法并不可取，在兵力布防上他作了大胆的部署：除在九江沿江临湖地带部署兵力重点防守外，还在九江西南丘陵地带设立了强有力的二线预备阵地。

    客观地说，张发奎的这一部署是明智的，他对敌情我情的分析把握也是客观而理性的。如果作战时能按这一部署实施，则部队首尾呼应，浑然一体，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一旦九江失守，可以有效地迟滞、阻止、消耗、歼灭日军。

    然而，张发奎的部署，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否决。尤其是蒋介石见张发奎将能征善战的第四军放在了二线预备阵地，便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斥责张发奎这样做是心存私念、保持实力，命令张发奎必须重新调整部署，将兵力布防在九江沿江临湖一线，同时严令张发奎必须死守九江。

    张发奎有苦无处诉说，一天深夜，他驱车来到了庐山西南麓鸭咀垅薛岳的第一兵团司令部。

    老上司深夜造访，薛岳既觉惊诧又倍感亲切。

    两人都来自广东韶关，又都是出身第四军的广东名将，在长期的军旅生涯里，他们结成了生死莫逆之交，两人见面无话不谈。如今又各率重兵，在赣北的这方土地上并肩战斗，他乡遇故知，自然是异常亲热。

    当谈到第二兵团的兵力部署和蒋介石严令死守九江的命令时，张发奎向昔日的部下透露了内心的不安。

    薛岳听后，也认为张发奎的军事部署，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张发奎沿江设防，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后，退守二线预备阵地，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的部署，无疑是高明之举。如死守九江，则势必形成死打硬拼、消耗实力的被动局面……

    薛岳建议与张发奎联名致电蒋介石，让他取消死守九江的计划，同意部队在抵抗失利后退守二线预备阵地。

    张发奎听后，却摆摆手，谢绝了薛岳的好意。他对薛岳说，此前他已多次向委员长陈明自己的主张，但均遭到了拒绝，看来要委员长收回成命确比登天还难。

    张发奎知道薛岳性情刚烈，敢怒敢言，他也知道委员长对薛岳一向很器重，薛岳既然这样说了，就一定会做的。他不愿因此而连累好友。

    一弯高悬的月牙，楚楚迷人地镶嵌在宝蓝色的苍穹里，伴着月牙的几点疏星，在这沉醉的夜色里，正眨着困惑的眼睛。

    大战前短暂宁静的夜色，依然是这般的动人。

目送着张发奎渐渐远去的背影，薛岳思绪烦乱。蒋介石喜欢插手前方将领指挥的历历往事，又一幕幕地闪现跳跃在他的眼前……薛岳也曾多次听到高级将领们埋怨，每当仗打到关键处，委员长总是喜欢指手画脚，忙中添乱。作为最高统帅，他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事无巨细，他总要一竿子插到底，有时具体到一个师的调动，他也要亲自过问，这让前方指挥打仗的高级将领们感到碍手碍脚，伤透了脑筋。薛岳想，委员长若是不插手前线指挥，战略部署下达之后，就放手让将领们去指挥，那该多好啊！战略上，委员长无疑是伟大的战略家，不说别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大胆接受蒋百里的建议，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单就这一点来说，委员长的决策就堪称高明。

    可是，委员长为什么总是偏偏要插手前线的指挥呢？委员长熟读兵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他难道就忘了么！

    有关蒋介石喜欢越级插手前线将领指挥一事，当代学者杨奎松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并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就此事将蒋介石与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作了比较研究。杨奎松的研究表明，这与他们两人的家庭出身和性格特征密切相关。

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并不太富裕的盐商之家，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小康的农民家庭。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有极强的自尊心、使命感和反抗心理，这是两人成为领袖的基本特质和其性格的相同之处。但相同之处也有细微差别：蒋介石比较内向，毛泽东较外向；蒋介石较拘谨，毛泽东则很浪漫；蒋介石惯于墨守成规，毛泽东则落拓不羁；蒋介石太注重小节，毛泽东则只关注全局……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统领全国军队也像他的盐商父亲打理店铺一样，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毛泽东则只抓方向路线，即使是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样的大事，毛泽东一见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句话就是：我不谈具体问题，只谈哲学。具体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也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他十分注重大的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象力和魄力，不墨守成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打，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

    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些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回味悠长的思考……（参见李永铭著《1938：武汉大会战》、陈荣华主编《江西抗日战争史》）

    日军进攻九江的准确时间是7月23日零点，登陆地点是地处鄱阳湖西岸的姑塘。

    7月22日傍晚，天空乌云翻滚，气候骤变，一缕缕劲硬的凉风挟带着长江和鄱阳湖水面特有的膻腥气息，轻轻地拂过人们的脸颊，酷暑闷热的人们顿觉了丝丝舒惬的凉意。一阵紧似一阵的闷雷，底气十足地从远处的天边滚过。久居江滨湖畔的人们，早早地关紧了门窗，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场特大暴风雨的来临……

    狂风裹挟着暴雨猛烈地抽打着大地，长江和鄱阳湖水面上暴雨如注，江湖水面陡涨，浊浪翻滚，阵阵涛声伴和着雷声，将天地乾坤搅和成一个混沌的世界……

    就在这个时候，日军波田支队上千人乘数十艘登陆艇从湖口出发，在海军第十一战队舰艇的掩护下，在鄱阳湖上疯狂地开足马力，气势汹汹地朝着湖对岸姑塘的中国守军猛扑过去。呼啸的狂风、如注的暴雨、滚滚的雷声淹没了登陆艇马达的轰鸣。

    面对如此恶劣的天气，正在九江第二兵团司令部的张发奎焦躁不安，一种强烈的预感让他心绪不宁，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头困兽，在他的指挥所内踱来踱去。这样的鬼天气，正是日军偷袭的大好时机，他严令各阵地守军，务必高度警惕日军的动向，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波田重一为日军一位骁勇善战的悍将，他战法刁钻而凶狠，善出奇兵，在日军中久负盛名。

    自6月24日向马垱要塞发起进攻之后，波田支队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克了中国长江上的这座号称“险绝天下”的江防要塞。紧接着又一鼓作气，攻克彭泽，又于7月4日占领湖口。十天之内斩关夺隘，连克三城，波田支队以其凌厉的攻势和战果，在武汉会战初期的战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发了强烈的震撼。

    经过了近二十天的休整补充之后，波田支队又恢复了战前的锐气，正蓄势待发，做好了全力进攻九江的准备。

    就在攻克湖口的这些日子里，冈村宁次以湖口一带为集结地，当第一○一师团推进到湖口，接替了第一○六师团的守备任务后，其他各师团尚在开进途中，冈村宁次便迫不及待，于7月19日向沿江的三个师团下达了进攻九江、夺取前线阵地的作战命令。

    波田支队又一次担任主攻，担任助攻的是第一○六师团。

    波田重一熟读兵书，“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韬略要谛，让他运演得出神入化。浓似黑漆的夜幕、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和滚滚的雷声帮了他的大忙，当他率领的数十艘登陆艇已潜至鄱阳湖中的鞋山附近，离预定的登陆地点姑塘不足千米距离时，中国守军预十一师才如梦方醒地发现了他们。

    就在预十一师发现这一意外敌情的一刹那，湖中鞋山小岛上的日军大炮和尾随在波田支队之后的海军第十一战队舰艇，奉命一齐开炮，成千上万发炮弹朝中国守军预十一师姑塘阵地铺天盖地倾泻着，血红的火光映红了漆黑的夜幕，数十艘登陆艇发了疯似的朝着姑塘的滩头猛冲。

    中国守军预十一师官兵冒着炮火奋起反抗，一举击沉敌登陆艇十余艘，但在日军大炮和舰艇密集的炮火攻击下，预十一师官兵伤亡数量很大。双方激战三个小时，据守姑塘滩头的中国守军张文美营官兵们全部壮烈牺牲，波田支队在付出了上百人的伤亡代价后，强行登上了姑塘的滩头。

    张发奎得知报告后，急令预十一师预备队向登陆之敌反击，同时命令第十五师和第一一八师驰援姑塘，务必于拂晓前将登陆的波田支队赶下湖去，收复阵地。

    就在这时，张发奎在战前的忧虑立马变成了眼前残酷的现实。

天亮后，风停雨歇，数十架日机飞临姑塘的上空，朝中国的援军轰炸扫射，鞋山日军炮兵阵地和停留在鄱阳湖水面上的海军第十一队舰艇也一齐猛烈射击，在日军强大的陆、海、空立体攻势面前，奉命增援的第十五师和第一一八师，被日军强大的火力压在已破坏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无法动弹。四面是一览无余的滩涂，无任何隐蔽物，被压得趴伏在地上的援军，只要一冲锋，立马倒下一大片，徒添无谓的牺牲。预十一师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势单力弱，武器装备又陈旧低劣，虽组织了几次反击逆袭，很快又被波田支队打了回来。

    姑塘久夺不回，张发奎在九江城里气得破口大骂。

    23日激战一天，姑塘仍在波田支队的手中。预十一师被打残，无力再战，只得败退九江、星子。

    24日，张发奎豁出去了，他不惜血本，除留下总预备队第四军外，能调的部队都调上了前线。而此时，波田支队坚硬的魔爪，却牢牢实实地攥紧了姑塘圣洁的滩头。

    奋勇的中国守军竭尽全力，想奋力斩断这只魔爪，怎奈娘生爷养的血肉之躯，终是无法抗衡那铺天盖地密集攒射的灼热锋利的钢铁碎片。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面对着执有现代化钢铁利器闯入自己神圣家园的强盗，是这般的力不从心……

    为了九江的攻防，中日双方都豪赌上了，不惜血本压上了巨注。

    正在湖口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于当日派出了100多架飞机，在九江市区上空盘旋俯冲，狂轰滥炸；又令鞋山炮兵及游弋在长江及鄱阳湖水面上的数十艘舰艇，一齐朝九江延伸射击。一时间，九江市区火光四起，血肉横飞。与此同时，冈村宁次又令担任助攻的第一○六师团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配合波田支队在九江、星子一带的滩涂实施多点登陆……

    远在武汉的蒋介石得知九江的战报，急令第五战区罗卓英部集结兵力攻击彭泽、湖口，以牵制日军，令第九战区务必将立足未稳的登陆之敌歼灭。陈诚接令后不敢怠慢，急令张发奎调第七十军于夜间向敌反击，又令第三师从守卫狮子山的部队中抽出兵力增援。

    但这一切努力均收效甚微，在无遮无拦的滩涂上，面对着强敌铺天盖地的钢铁巨浪，我军徒添无谓的牺牲。一天激战下来，又有四个主力师被打残。反击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拂晓时分，日海军20余艘军舰在10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继续朝九江城区狂轰滥炸，成百上千吨炸弹倾泻在中国守军的阵地上，掩护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实施多点登陆。

    在强大火力的配合下，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已突破多处中国军队防线，中国守军阵地全线告急。

    多点登陆的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凭借其海、陆、空立体攻势，迅速朝纵深地带拓展延伸，扩大战果，会攻九江。中国守军虽倾尽全力，顽强阻击，但终因全线设防，兵力分散，加之武器装备不如日军，无法抵挡日军的凌厉攻势。

张发奎被逼上了绝路，他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九江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孤注一掷与敌死战，要么退守第二线阵地逐次抵抗。与敌死战，胜算极低，处于优势的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兵，而自己可增援的部队就只剩下第四军了。打光了部队，九江还得丢！两相权衡，与其不顾一切打光了部队再丢九江，不如理性地撤至二线阵地逐次抵抗。再这样打下去，又是一个淞沪会战死打硬拼的翻版！

    仗打到这个分上，张发奎愤恨交加，若不是委员长横插一竿子，若不是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否决了自己的军事部署，第二兵团何至于会到这个地步！

    思虑再三，张发奎终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守九江。

    主意打定之后，张发奎脸色铁青，一句粗野的广东白话脱口而出：

    “唔鸟你老母！撤他妈的，天大的事老子顶着！”

    7月25日晚10点10分，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下达了从九江撤退的命令。

    当晚，第二兵团主动放弃九江，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阵地转移……

    冈村宁次可谓春风得意，上任伊始，便旗开得胜，首战告捷，且攻势凌厉，势如破竹，从7月23日零点，波田支队在鄱阳湖西岸的姑塘登陆，至26日晨全面占领九江，仅用三天的时间！

    九江是武汉的重要门户，九江失守，武汉门户洞开……（参见李永铭著《1938：武汉大会战》、陈荣华主编《江西抗日战争史》）

    九江失守的消息传到武汉，蒋介石极为震怒。

    自6月12日安庆失守至7月26日九江失守，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连失安庆、马垱、彭泽、湖口、九江五城，武汉外围中国军队的一线防御阵地由此被日军攻破。

    初战失利，蒋介石不由得怒火中烧。张发奎手里的三个军十几万人竟抵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仅三天时间九江就失守了！尤其是得知张发奎在战斗中始终未将精锐的第四军派上前线，蒋介石更是越想越气，他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破口大骂：

    “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啊张向华，你个误事的蒋干！这仗是怎么打的！你枉为名将，你徒有虚名！关键时刻你心存杂念，第四军留着干什么！为什么不用！这是公然抗命！这是目无军纪，目无军令之人，决不能宽恕！”

    参加会议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张发奎相交甚厚，少顷之后，待蒋介石稍稍消了些火气，何应钦赶紧替张发奎打圆场：

    “委座，张向华放置第四军不用，我看必有苦衷。他是怕第四军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既已安全撤至二线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以功补过！”

    陈诚也不失时机地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以低缓沉重的语气说：

“委座，第二兵团失守九江，本人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也有责任。第二兵团放弃九江，是我同意了的。当时的情况的确是情有可原，第二兵团在临江面湖无任何隐蔽物的滩涂地带，与陆、海、空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作战，若是再死打硬拼，只能徒然增加无谓的牺牲！拼光了部队，纵使守住了一座已成焦土的空城，最终还得丢！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向华多次向我苦求空军和海军支援，可我们的海军差不多已拼光，空军也元气大伤，所剩不多的几架飞机只能用于武汉的防空。鉴于这些情况，为了守住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保存有生力量，我同意了他们放弃九江，撤至二线阵地的请求……”

    何应钦、陈诚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重臣，他们两人出面求情，陈诚又主动承担了责任，蒋介石不能不给面子。作为将帅，陈诚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胆识，十分可贵，他由此赢得了部属的拥戴和敬重。

    按理说，张发奎如此重大的过失，蒋介石是不会轻易饶恕的。按他的脾气，不枪毙了张发奎，也得让他上军事法庭审判。如果都像张发奎一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擅作主张，轻言放弃，这仗还怎么打！

    平心而论，蒋介石从武汉会战的战略考虑，守住九江是对的，但具体到如何防守九江则有其特殊性。作为统帅，蒋介石在战略方面确实高明，但至具体战役的指挥，却不甚高明，常常插手指挥、忙中添乱，往往让将领们无所适从。

    出于何应钦、陈诚的面子，蒋介石没有再言惩办张发奎，但还是余怒未消，他从牙缝处狠狠地迸出几句话来：

    “张向华放弃九江，日军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个集结补给的大后方，这样一来，无形中给薛岳第一兵团的南浔之战，增加了百倍的压力与困难！对此目无军纪之将领，决不能再留他在前线指挥作战！”

    南浔方面的军事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指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

    张发奎接令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宦海沉浮寻常事，放弃兵权，他并不在意，薛岳、吴奇伟都是曾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将部队交给他们，他很放心。只是武汉会战刚刚开始，自己便栽了跟头，面子上没处放。但军令如山，张发奎纵有千般怨恨，也只能交接了兵权，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九江。

    其实，作为一名热血军人，张发奎抗日是异常坚定的。

    “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开门见山地坦言“今后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对他的抗日决心非常赞许，并当面答应了他“日后抗战充先锋”的请求。

    “七七”事变后，张发奎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就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1937年9月16日，他指挥部队与登陆的日军展开血战。在淞沪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

    可如今，大战刚刚开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剥夺了兵权，坐了冷板凳。戎马半生的张发奎性情倔犟，他在愤恨交加之余，主动上书，向最高统帅部就九江失守一事请求军事法庭审判。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

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八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定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四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面抗战期间所有大大小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四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属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四军番号早被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1927年8月1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追随汪精卫叛变革命，随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九江“东征讨蒋”途中，他所属的贺龙、叶挺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几乎拉走了张发奎队伍的一半。

    紧接着，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的带领下，在离开武汉前往九江集结途中，又中途改变行军方向，在湖北阳新黄颡口登陆，取道武宁、永修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时，又越过九岭山，前往湘、鄂、赣三省边陲的江西修水，同年9月9日，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湘赣其他工农武装一道，发动了秋收起义。

    同年12月11日，张发奎所属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又与广州工农武装一道，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

    1927年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者的主力都是张发奎的部队。

    在波谲云诡的中国革命史上，张发奎是个有着浓厚戏剧色彩的人物。在北伐中，他的部队因共产党员多而屡建奇功，从而使他在国民革命军中出尽风头，他个人的地位也由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从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张发奎由一名师长擢升为第四军军长，不久又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宝座。

    可是，自张发奎“七一五”追随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多又使他吃尽苦头。

    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带兵寥寥无几。然而，在张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