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热议 | 让你离开的城市

2018年7月1日，华为2700人从深圳总部搬迁至东莞松山湖。华为松山湖基地从2014年9月动工建设，占地1900亩，总投资100亿元，建成后将有3万研发人员聚集于此，华为还将为这3万员工提供8500元/平的配套住房。

虽然，华为多次对外宣称会扎根深圳，但是任正非也曾坦率的表达了对深圳规划和高房价的担忧：“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企业的竞争力，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2017年，深圳市政协发布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调研报告》明确指出：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报告引述了2016年时任深圳市长许勤的一次讲话：“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北京和上海同样面临着人才流失和人口减少的危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了2.2万。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减少了10万，2017年又减少1.37万。

2017年，上海市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为18.7万人，其中，非上海生源留沪比例仅为60%，而最高时曾达到90%。虽然，上海高校中非上海生源逐年增加，但毕业后愿意留在上海发展的人却在逐年递减。

毫无疑问，造成诸多企业和人才离开一线城市的重要原因是持续上涨的租金和房价。

2017年7月21日，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了《全国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位居前三的北京高达58％，深圳54％，上海48％。租住在一线城市，每月花费工资的一半用于支付房租已是生活的常态。以上海为例，市中心内环内的一套30平的一室老破小月租金至少4000元以上，100平的次新两室月租最低12000元起。

在上海，市区内一套100平的普通两室总价就要千万，对于刚需客来说，身价千万也仅仅是刚刚迈过温饱线而已，想要达到小康和富裕阶层至少要有万资产。试问，作为初出茅庐的有为青年，出头之日又在何方？

北上广深，从吸纳人才如饥似渴，到闭关锁国人才流失，房价的影响只是表现形势而已，真正的根源在于一线城市陆续开始实施的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到2035年，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也就是说未来18年，北京只能增长130万人，年均增长7.2万人。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年）》提出，到2035年，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未来18年只能增长81.67万人，年均增长4.5万人。

作为我国顶级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在未来二十年高速的发展中，提出限制人口规模实属目光短浅、作茧自缚的计划经济思维：

一、城市“抢人”大战是存量博弈，非此即彼的残酷竞争

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00后比80后要少7200

截止2016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329.2万，占比24.1%。截止2017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483.6万人，占比33.2％。而2016年底，全国的这一比例是16.7%。上海北京老龄化程度极为严重。

正是看到了我国生育率严重不足、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局面，二线城市纷纷开启了疯狂的抢人大战。西安2017年全年新落户24万人，2018年一季度又落户24.49万。成都2017年7月-2018年5月，累计落户18.7万人。武汉2017年落户14.2万人，2018年一季度又落户3.9万人。

然而，北京上海在老龄化如此严重的窘境下，不但没有主动吸纳年轻人才，反而出台规划限制人口增长，无疑是鼠目寸光、自断后路。人才的不足，老龄化的加剧，势必会在未来的5-10年严重影响到城市的创新和活力。

相比于国际各大都市，北京上海的人口不是多了，反而是太少了。日本总人口1.27亿，东京都市圈就有3700多万，占比高达28%。首尔都市圈人口更是占韩国的49.1%。

在我国现阶段，二线城市的崛起负责带动省域经济发展，辐射三四线城市，承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责任。而四个一线城市的重任是要参与全球竞争，比肩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我国的经济、科技和创新能力必须靠一线城市引领。国家繁荣靠二线，民族富强必须要靠一线。

在我国出生率和老龄化日益严峻的今天，全面放开二胎仍然无法有效提高出生率，年轻人才的存量必将持续性的下滑，因此，一线和二线城市之间同样存在人才争夺的战争，这个过程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本质上说，二线城市抢夺更多的年轻人，必定会弱化一线城市的竞争力，一线的优势也绝非是仅仅依靠政府特批引进几个高端人才就可以挽回的。

二、限制一线城市人口是犯了计划生育同样的错误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也下降了0.52‰，只有12.43‰，比日本的出生率还要低。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1.047的低位，远低于2.1的自然替代率。

在我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逐渐放开的前提下，我们的出生率却不升反降。人口危机远远比我们预计的要来的早的多。我们的专家自负的高估了生育预期、误判了人口形势、误导了高层决断。

然而，现在一线城市一边用政策规划、房价物价赶人，另一边又鼓励大家多生二孩，一边把年轻大学生拒之门外，另一边又为严重的老龄化深感危机。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在对计划生育取消太晚扼腕痛惜的同时，却又盲目的陷入另一个误区。

三、大城市病的根源不在于人口，而在于土地规划。

北京总面积是16410平方公里，而规划提出，到2035年，北京的建设用地规模要减到276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将来北京的建成区面积只占总面积的16.8％。

上海总面积是6340平方公里，而规划要求，到2035年，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得超过32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将来上海的建成区面积只占总面积的50.4％。

北京、上海2000多万人口基本全部集中在16.8％、50.4％的建成区内，大量的荒山、耕地、村镇等集体土地根本没有充分规划和利用。对于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来说，大城市病只是人为干预和政策导向的结果。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二元化的土地结构不解决，大城市病就无法缓解。

总而言之，为了短期内缓解一线城市交通、雾霾、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的困扰，不考虑深层次的研究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和城市布局，而是主观的限制人口增长，放弃人才争夺，看似是照顾二线城市的全面发展，其实，会严重损害一线城市的创造力和驱动力，到头来，不但二线城市崛起无望，一线城市也将从国际竞争中早早掉队。

北上广深，就像四座围城，通过房价、户口、学历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围墙，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也想出来。

这种围城效应在北京发生的几起豪宅和保障房围墙之争事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北京市丰台区的商品房西宸原著和回迁保障房玉璞家园，是两个相邻的小区，靠围墙分割开来。西宸原著12万/平，物业费9.8元/平，玉璞家园2.2万/平，物业费3.3元/平，两个小区的档次和规划差异巨大。2016年，玉璞家园的业主就开始联合行动，要求拆除两个小区之间的围墙，共享绿化、景观和配套设施。随后，两个小区的业主持续了长达数月的维权、对峙和诉讼。

2017年，北京东坝乡售价2.2万/平的恒大江湾，与售价11万/平的恒大华府，同样是由于豪宅和保障房不同的小区规划和定位，引起了一场围墙拆除之争。当然，最后都以北京市政府的一纸拆除令宣告结束。

花费千万购入豪宅的业主不能容忍自己等同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所以建起高高的围墙，安装上高压防护网，保护着豪宅小区内优质的设施、完美的绿化和奢侈的景观可以独享。

北上广深就像是12万/平的豪宅西宸原著，二三线城市则是2万/平的保障房玉璞家园，它们之间的围墙就是一线城市房价、户口和限购政策筑起的高门槛。一线管理者通过一再提高门槛来保障一线城市既得利益者的福利，通过拆违赶人来提高土著的舒适感和幸福感，通过高端国际人才引进来展现土著的自豪感和优越性。

一线城市的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公交车理论：车上的人希望赶紧关门，否则越来越挤，会有更多的人来和自己抢占有限的座位。而那些没有上车的人，却希望千万别关门，焦虑自己被抛弃，但更可悲的却是，等他拼命挤上车后，他就会立刻转变角色，变成那个希望赶紧关门，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人。

说到底，一线城市出台限制人口规模和划定用地红线的用意就是公交车理论的真实展现，根本目的就是保护一线居民的教育、医疗、交通、环境不受外来人口的侵占。殊不知，随着年轻人口的逐渐流失，这种故步自封的愚蠢做法，只会加剧老龄化、衰退化的到来，最终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北上广深欢迎您离开，因为要响应国家号召、贯彻地方政策，为2035年城市规划添砖加瓦。

但作为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思索如何上车，因为，只有你在车上，才有发言权，才有选择权、才有保障自身权益的主动权。

也许我们该做的并不是违反人性、人为过多的干涉正常的人口流动，而应该在城市规划上多下功夫、在土地供应和土地利用上多动脑筋，在人民福祉上多做文章。

城市竞争、国家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别再用计划生育那一套陈旧的错误观念，来定义今天的人口政策。在老龄化、少子化日益严峻的今天来看，北上广深的人口根本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正如人口学家梁建章所说：北京上海的人口承载力至少应该是5000万，而绝不是现在的2000万。

别再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保护围城里那自以为是的可怜福利，别再粗暴干涉人民向往幸福生活的人生权利，因为你建再高的围墙，也只能拦住进来的人，却挡不住要离开的人。千万别让北上广深，变成一座只准出、不准进的围城！

一线城市赚钱，二线城市买房？

近日，“中国首份房奴报告”出炉，这是国内第一次有研究机构明确给一个城市的租金是否合理下结论。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四地大多数人每个月一半的收入都拿来交了房租，这一结论给了一线城市租房族一万点暴击，“逃离北上广”的呼声再起。

与此同时，包括武汉、长沙、成都等在内的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打响“人才抢夺战”，从户口、房子、现金补贴等多个方面吸收人才。对在一线城市漂泊的人来说，继续与一线城市相爱相杀，还是去二线城市重新开始，这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

逃离北上广的人又回来了

现如今，“逃离北上广”早已孵化成一个超级大IP，房价、房租上一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被拿出来热议一番，原因总结下来老几样：房价高、落户难、压力大........

早前，一份媒体调查显示，促使受访者离开或想离开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有：

数据来源：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房价以64.4%的占比高居第一，一线城市房价高众所周知，至于有多高，列组数据来直观感受一下。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备注：以家庭住房面积90平，2个人的家庭收入为标准计算

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按照国际惯例来说，一般房价收入比3-6倍为合理区间。北京、上海、深圳房价收入比却都在20倍以上，以北京为例，普通工薪家庭，如果想买一套90平米的住宅，需要一家人不吃不喝25.5年。

漂在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大一部分来自高昂的租房费用。近日，上海易居研究院发布的《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四地大多数人每个月一半的收入都拿来交了房租。

房租这么贵对租房族的摧残有多大，可以用“房格尔系数”来衡量，即房租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35%以上，日子没法过了

一般来说，房格尔系数低于30%，即只要房租在收入中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人们才有余钱安排好生活的其他方面，才会有“有幸福感”。

在一线城市，户口指标逐年收紧，没有户口意味着买房买车都要受限制，孩子未来教育也是一大难题，公立学校基本上不了，私立学校一年10万+，如果再加上各类培训班、补习班、出国交流之类的，一年没个30万压根不用想，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显然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据《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中显示，全国10大最难拿户口城市为：北京市、上海市、三亚市、广州市、深圳市、海口市、天津市、苏州市、青岛市、西安市。

既然生活在一线城市这么苦逼，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留下来呢？甚至有人逃离后又回来了？

讲个真实故事来作为答案。一位北漂的姑娘小樊，逃离了北京，但又回来了。

小樊和另外4个人挤在北京的一间地下室，晚上下班后，在4平米不到的卫生间门口要排队半小时才能洗上澡。工作上做六休一，加班是家常便饭。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眼看着房价高到一辈子买不起，小樊选择了逃离，但在老家熬了半年后，她又忍不住杀回了北京，回来的理由简单又复杂。

1. 一线城市相对公平

他不会问你的出身，问你的家庭背景，甚至是你的学历，也只是一种象征而已，他们过问的是你的能力和才华，以及是否足够努力。而在老家，靠关系、“拼爹”大大弱化了个人奋斗的希望，让人一眼就可以望见今后几十年的生活。

2. 一线城市工作机会多

一栋写字楼里可能有几十个公司适合你，在这里，即使你犯了错误、跌了跟头，换个地方照样可以重新开始，不用害怕被人认出来。在老家，你工作不开心了，或者想换一份工作，会发现合适你的就那么几家，选择空间窄到可怜。

3. 一线城市更加包容

也可以说冷漠，但这种冷漠让人舒心，因为你是什么人，城市不关心。你想去做谁，城市也不阻碍，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而在老家，30岁不结婚会被人视为异类，很多人明里暗里都在说：你是不是心理、身体上有问题。

买不起房、落不了户的问题仍然存在，小樊已经找到出路：她打算在一线城市赚钱，在二线城市买房。

房子、户口、教育是外地人在一线城市背负的三座大山，很多年轻人选择工作几年后逃离，而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成了退居的首选。

先来普及一个概念：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到底是哪些城市？

来源：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对这些城市来说，一线城市的劣势正是他们的优势，房价虽高但还在合理范围之内，生活节奏慢空气清新，特别落户政策的宽松。今年以来，主要为了抢夺大学毕业生，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打起来了，户口、房子和现金补贴等各类大招频出。

对毕业生的落户零门槛，还有租房补贴。

普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凭毕业证即可落户，外地本科生去找工作，提供7天免费住宿。

符合条件的六类人才，可以分别享受共有产权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购房补贴和租赁补贴五种待遇。

对A类人才采取一人一议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对B、C、D类人才分别给予100万、80万、60万的购房补贴；对E类人才提供人才租赁房或1200元/月的租房补贴。

给予应届博士研究生每人安置补助费15万元，用人单位帮助协调解决住房困难。

二线城市确实抢到了人。来自科研机构和商业机构的调查数据都显示，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二线城市的吸引力正在上升。根据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7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道》，2017年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工作的应届生比例为37.5%，高于一线城市的29.9%。

另一家商业机构发布的《2016年应届生就业竞争力报告》指出，2016年，有36%的应届毕业生希望到北上广深工作，而在三年前，这一比例是51%。

租售同权给一线城市漂泊族带来了希望。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广州宣布租售同权，租房者与购房者享受同等权利，包括就业、经商和就近入学等。紧随其后，住建部称将通过立法明确租购同权。

此消息一处，举国沸腾，纷纷议论未来是否可以“租有所居”，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并通过租房获得生活品质和尊严。从出发点来说，“租售同权”无疑是好的，但短期内实在并不容易。

在租购同权后面，广州也规定了条件。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人才绿卡持有人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借读生、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其监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以监护人租赁房屋所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经登记备案的。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外来人员的租客来说，首先要满积分，而且所租的房子要在所在地备案，才有申请的资格。

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就近”是指离你家相对就近。但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稀缺，入学有一定的户籍、居住证门槛，目前各地的入学标准基本都是：

第一顺位是房户合一，也就是监护人是房主+户主；

在一线城市学区房长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租户子女想上优质学校，肯定得被调剂。

房价的涨幅与学区有关，优质的教学资源就那么多，租售同权势必会抬高租金价格。到时候，外地人在一线城市不仅买不起房，可能都租不起房。

2. 一线城市产业优势明显

吸引人才最核心的是产业，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才，二线城市优势产业各有特色，比如长沙的娱乐业。但在互联网、金融、科技等产业上，人才在二线城市比较难找到位置。而对优秀人才来说，房子、户口和几万块钱的补贴都不是关键，他们更期待的是发展空间。

3. 生活在哪里是自我选择

不是每个人都不适合一线城市，正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二线城市。选择城市就像谈恋爱，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有人在北京假装生活，也有人在北京认真生活。不管选择生活在哪座城市，如果你能在那里过得很自在，有家的感觉，且能坦然接受他的不完美，那他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文章来源：恒丰资本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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