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中译本全文约46000字。
随着美国的军事优势减弱，美国对与中国的战争是否能符合其既定的计划并不自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A2AD)，意味着美国难以在战争爆发时掌握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考虑到这一点，本报告将分析中美之间战争的可能形式，对双方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美国应该做好的准备，以及战争爆发后美国如何在战争目标和战争成本上取得平衡。
我们假定中美战争是常规的、区域性的，主要由水面和水下舰艇、空中战机和导弹等发动，以及空间和网络对抗。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进行，包括中美之间潜在的热点地区以及所有中国部队的驻在地。而双方的远距离军队部署和不断增强的追踪打击能力会将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都变为战场，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双方不大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便是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不会认为其损失和前景惨烈到要冒险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报复。考虑到中国有限的军事实力，我们假设中国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网络战外。相反，美国对中国的非核武器打击覆盖面会很广。我们限定以2015至2025为研究时间段。
思考与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军事实力的发展。传感、制导、数字网络和其他用于锁定敌军的信息技术，已经先进到中国和美国的军队都能严重威胁到对方。这促使双方发展出能先于对手打击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双方互相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双方都无法完全制服对方，而且双方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中美间的冲突不大可能会涉及大规模的陆地作战。此外，中美双方军队强大的常规反击能力，会在几个月内消耗双方的军事力量。在这之后，双方将在工业技术补给和人口动员上展开竞赛，这一结果取决于多个因素，有一点肯定的是，双方的投入会不断攀升。
尽管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决策机构，然而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仔细思考与美国战争可能产生的结果，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和对中国内部平衡与凝聚的威胁。我们在公开信息中并没有发现中国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影响战争类型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变量：强度(从温和到严峻)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会分析这样四个关于战争类型的案例：短期低强度型、长期低强度型、短期高强度型以及长期高强度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影响的范围包括从反对战争政策和威胁国内稳定。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反对和摇摆不定。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从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2025年与2015年的分析仅仅在军事领域有所差别。
四个案例及其代价、影响等如下所示：
如果中美的任一方领导人授权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为实现战略计划对敌方采取有力的军事打击，一个高强度的武装冲突将可能爆发。在2015年，美国海空军力量将会损失重大，包括受损的航母和地区内的空军基地。但中方的损失将会更大，包括内陆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不用多久，双方都将会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战争的持续，在战争早期就已对美军有利的战损比将会继续扩大。
到2025年，尽管美方的损失会因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而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损失会减小，但中国的损失最终还是会比美国大。届时，持续的战争最终是否还有赢家将不得而知。在经济方面，即使是短期高强度战争也会对中国的全球贸易带来巨大冲击，要知道中国的贸易绝大部分都要路经作为战场的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的经济损失将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国际和国内政治影响将非常有限。
在2015年，高强度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的影响会越糟。到2025年，战争前期的不确定结果可能会促使双方不计损失地投入战斗。虽然那时美军取胜的前景不如现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取胜。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从黄海到南海，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会给海运和空运带来危险，随之而来的贸易量和能源供应的大幅缩减，会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战争的时间越长、强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将其他国家牵扯进来，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日本。
考虑到难以迅速取得军事胜利、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也许都不大会授权全面打击对方，因此战争将会是以最小的军事损失的形式，有限的、低强度的、零散的和没有结果的。假如双方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且都有相互妥协的倾向，那么这场冲突能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以及国内国际政治震荡之前结束。
如果战争是可控的且损失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双方将会持续低强度的对抗以避免需要妥协的政治代价，由于双方都无法在军事上取得上风，这种对抗会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尽管双方战斗是有限的，但经济的损失会不断攀升，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压力会加剧，尽管其必然性不如长期高强度型的那么高。
这些案例表明，中美双方强大的常规反击力量将会在战争初期通过毫无约束的(尽管还是非核的)敌对行动造成主要的军事损失。一旦某一方军队得到授权可以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双方管控冲突的能力将会大打折扣。双方都会把先发制人的打击视为减少战争损失和保持优势战力的最佳方法。这凸显了双方在常规打击力量和作战概念上内在的不稳定性。
到2025年，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将会大幅降低中美间的战损比。不过届时中国的损失仍将是惨重的，而美国方面，尽管会比中国少，但必将比2015年时要惨重。即使美国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在降低，但中国要取得胜利却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双方都有能力持续重创对方，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接受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具有极大破坏性但却陷于僵局的战争不会促使任一交战方同意停战。一个高强度、漫长且望不见尾的战争会让双方都陷于衰弱，无力应对其他威胁。
军事对峙的形势意味着战争可能最终由非军事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在当下和未来都有利于美国。虽然战争会损害双方的经济，但对中国的破坏可能是毁灭性的和持续的：在长达一年的战争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会下降25%至35%，相比之下，美国的GDP会下降大约5%至10%。即便是低强度的冲突，除非及时结束，否则依然会削弱中国的经济。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拖慢它来之不易的发展，并引起广泛的困难和混乱。
这种经济损失可能会转而加剧中国的政治动荡并鼓励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虽然其政权和国防力量可能可以承受住这样的挑战，但这样做可能会在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中增加压力、加重生产负担并破坏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可能会影响其作战能力，但只要是常规的冲突，不管多长时间和多严重，就不会危及社会稳定，更不会危及国家生存。不断升级的网络战，虽然对双方都有害，却可能恶化中国的经济并削弱政府控制群众不安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中，国际反应也可能有利于美国。美国的东亚盟国的支持可能降低中国的军事把握，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可能影响较小，并且北约能抵消俄罗斯在欧洲的机会主义威胁。日本的卷入是可能的，如果它成为潜在争端的当事国;而假如其领土(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被袭击，日本的加入就几乎是确定的。随着东京对宪法限制武力使用的解释更加宽松以及在日本军事能力上程序的改进，到2025年，日本的加入可能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都发挥作用。中东的加剧动荡对中国和美国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这些分析强化了一个共识，即中美间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双方都应高度重视避免这种战争。对巨额代价的预期使得有预谋的战争变得不太可能，这也要求双方政府强有力的危机管控能力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考虑到对方先发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战争一开始保持相互克制可能既关键又困难。实际上，它需要双方都有合作的能力，即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后。因此，领导人之间紧急和直接的对话，在可能导致敌对行为的危机时期以及战争已经开始的时期都非常重要。
由于美国可能无法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实现完全控制、获胜，或避免重大损失，它必须防止自动发起(如果不主动发起)一场激烈和迅速的冲突。这就要求最终要由总统批准实行军事计划的安全保证，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军事指挥官们为总统提供一系列可行的选项。
尽管A2D2能力得到提高，中国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仍会损失更多，并且它在高技术、快速战争中军民协调的经验还很少。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现代化的未来是指向一场短暂和成功的战争，这种想法是不明智的。更可能的是一场严重的、旷日持久的、军事上没有结果的战争，而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都可能有利于美国。中国有跟美国一样多的理由，去阻止对一场迅速而激烈的冲突的军事计划的自动执行，包括做出政治决策的明确要求。
当中美冲突爆发时，中国对美国军队的打击程度取决于中国对美国行动的预期估计。美军不应指望在中美发生冲突时，能够按计划第一时间摧毁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不仅会削弱危机稳定性，让中国先发制人，还增加在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自动爆发激烈战争的危险性。而且，美军不应预判或限制美国总统的选择，比如只提供一个计划来应付突发的常规战争，也不应让美国毫无准备地执行预备计划。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危机稳定性，并且至少可以在大体上提醒美国军队重视对于长期高强度战争的准备，同时让中国知道美国对此的重视。如果意图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能够对抗美国之前对其进行打击，美国就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之前，美国就要应对它的攻击。
美国在采取措施以免危机恶化和避免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时，应设法削弱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影响，如投资建设生存性更强的武器平台和增强美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导弹、潜艇、无人机、无人机发射平台、信息技术
、反卫星武器。美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可以打击中国获胜的信心，同时增强危机稳定性以及冲突中关键初始阶段的稳定性。但这种能力并不能恢复美国的军事统治地位和控制力，或减少美国在激烈冲突中的大量损失和经济成本。
考虑到全面备战可能需要的高成本和与中国发生的战争的低概率，美国应谨慎做好一定的准备：
提高对于高强度军事行动的维持能力和在其中的生存能力
提高同盟和邻近中国的伙伴的核心军事能力，以及与他们协作的能力
与日本和其他东亚盟友制订应急计划
和北约协商关于与中国冲突的突发事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的预期反应
采取措施减轻中国对关键产品的干扰
采取措施以阻止中国进口战争关键物品(如石油)
美国军队借助于《美国法典》第十卷和共同合作，可以通过以下行动发挥作用：
投资发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如，机动陆基导弹和综合防空以扩大中国海陆空三军的预期损失
估算需求武器和货物以应对长期高强度战争
由于美国的以上行为可能会被中国理解为敌意，美国和美国军队同时也应提高中美军事理解的广度和深度，采取措施以降低误解与误算的风险。
尽管精准优势增强了中国反击作战能力并削弱了美国军事领域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取得统治地位或胜利。中美战争可能爆发于双方的毁灭性打击下，且战争难以控制，将会持续多月或数年。在这场中美战争中不仅没有赢家，还会给双方的军事力量带来巨大损失。这场战争持续越久，经济影响、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就越重要。
然而这些非军事影响在严重影响中国的同时，也大幅削弱了美国经济以及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美国要为与中国爆发长期、高强度战争做好合理准备，但同时也应计划好控制战争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并且不论在和平时期、危机时期、战争时期，都要扩大与中国的交往。
第一章：引爆中美战争的五大火药桶
在目前所有就中美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应战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中，至少在公开的研究和观点中，都没有対战争具体情况和结果进行严谨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疏漏，因为目前中国在部分地区争端中与美国立场相对，这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或暴力事件。而且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和人力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进行一场长期、高强度的大范围战争。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中美战争其他的可能发展趋势、每一种发展趋势对两国的影响、美国应如何备战，以及如果战争爆发美国要如何平衡得失来弥补这个疏漏。本研究不仅考虑到军事因素，还考虑到2015至2025年的经济、内政和国际因素。
虽然这份报告主要是供美国决策者阅读，我们希望中国的决策者也能思量一下中美战争的可能发展态势和结果，因为战争同时也会摧毁现代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对于中美战争爆发可能造成的影响给予它应得的、足够的重视。
由于军事技术和相关学说的发展——传感器、全球定位、武器制导、数字网络和其他瞄准敌对势力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了中美两国可以用来对对方造成巨大威胁的程度，美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仔细斟酌与中国发生战争的代价。也因此，双方都想先发制人，而这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战争计划。军事技术和计划因此更倾向于在一开始就与对方激烈交锋，意图在冲突中占上风，或者至少不让对方占上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敌军及时做出反应之前就达成作战目标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一个拥有高科技的强大敌人作战，就必须突袭成功。”这种自信和紧迫性的综合作用可能造成盲目和危险——不仅仅是对中国。
所有战争计划都有的一个潜在危险是：它们设定并限定了事态预期。只有占军事优势的交战国才有资格如此自信，但是如果对手是中国的话，美国就不再有优势，也就不能轻敌。随着美国军事优势在中国面前下降，美国也不再自信地认为战争能如它所计划般进行。强大起来的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使得美国不再乐观地认为在爆发战争时它能取得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实现决定性胜利。
由于中美战争，即使对胜利者而言，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因此双方不太可能通过预谋袭击发动战争。但是中美仍有可能产生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一些可能引起敌意的事件和误判。中国可以尽量在美国容忍而不干预的限度内威胁其邻居，但中国会错误地估计美国的限度。当东海爆发领土争端危机时，中国可能低估美国在军事上支持日本的意愿。而且，中美两国在该海域存在矛盾，即中国对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宣示和美国坚持认为该海域是中国海岸线12海里范围以外的公海。如果双方选择强化各自的立场，双方军队可能会一触即发。
关于中美对立的立场如何引发战争的问题，在中国南海已有案例。中国为了对南海海域占有实际主权，已经修建了人工岛屿、飞机跑道和其他军用基础设施，并在这海域附近宣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美国是不会接受这点的，因为它与美国的利益相悖，其中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公海自由原则、大约40%的国际贸易经由南海的事实以及菲律宾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希望美国容忍中国的单边行动。结果是，美国在南海排兵布阵。毫无疑问，中国也会在这片竞争不断的海域中布置兵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都不会退缩并主动压缩兵力。如果，或者说真的爆发危机，任何可能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的星星之火都可以燃起燎原之势。
而且，两国领导人会变得束手缚脚，因为涉及太多利益，而军事司令官也会要求使态势升级以威慑对方或准备应对冲突。目前看来美国军事上似乎更胜一筹，致使中国比美国更可能选择退让，然而中国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会让危机更难以和平收场。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敌意可以产生损害理性分析的士气和怒意，影响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是中美战争的原因和两国对此的重视程度。如果双方都有优秀的作战能力，并且都未能取得战争优势或控制，就要代价高昂地延长这场残酷的战争，尽管双方都计划且预期尽早结束战争。这样的情况和1914年的欧洲类似，当时的危机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先发制人军事计划的实施，交战双方相互封锁经济，而且都预计战争很快结束。
随着战事火热地进行着，伤亡急剧上升，领土有得有失，交战国发现他们的战争已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涉及到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为了结束奥匈帝国在波黑的统治而引起的意外事件而进行。如今，也像当初的欧洲一样，战争结果会造成巨大的军事损失(当初损失的是步兵，如今是武器平台)和对双方的经济的持续性伤害。
综上所述，中美局部冲突带来敌意的风险、美国逐渐衰弱的作战控制能力、中美双方军队的常规反击力量(即双方军队瞄准和摧毁对方的能力)、中美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持久战爆发的可能性，以上各种因素要求我们用一种创新、理性的思路思考中美战争。由此看来，中美战争并非不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会非常危险，还会耗费大量资源，因此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中美战争的军事需求在美国的计划和作战规划中已被高度重视(中国亦然)。但是一些视战争强度和持续时间而定的更大的国家需求，还没受到足够重视。中美双方都须认识到战争的代价可能是什么。如果常规反击能力的发展使得战争变得更难以控制的话，双方领导人需要运用到政治手段，以防得不偿失。
随着美国军事优势下降，美国的战略家们必须考虑(正如这个研究所做的)一系列紧急事件和相应的要求。最近的战略决策研究发现，发动结局糟糕的战争的一个常见错误是对计划、控制和限制战斗持续时间的能力的不合理信念。在分析了众多的历史案例之后，兰德公司的一个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对手将会遵守所有预设的情况，以及认为一个决定的结果完全可控的信心相当于对风险忽略不计。而当这导致没有为不良后果做准备时，结果会更糟糕。”
虽然对美国的军队来说，拥有作战和获胜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计划的过分自信却可能对美国和平时期的政策、危机管理能力和战时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对与中国战争的可能情形与后果的范围的疏忽，可能把美国引向一场其措手不及的战争。同样地，中国人认为提高他们的军事能力就能够与美国开展一场可控、可获胜和可负担的战争的想法将是大错特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可能是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控制、赢得或承担得起一场未来的战争。
自相矛盾的是，当双方都以操纵一场战争为目标来调整其军事战略时，它们却降低了操纵的可能性。两国的军事官员已经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讨论过如何通过在冲突一开始打击对方力量来实现军事优势，或至少避免劣势。考虑到先发优势和对敌意上升可能性的感觉可能增加双方扣动扳机的危险，避免一场战争的目标必须与赢得一场战争的目标一较高下。同样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赢得一场战争的目标必须同控制其成本的目标相权衡。考虑到一场长期战争潜在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成本，双方都想迅速取胜。因此，中国人强调提早打击美国介入力量，而后限制随即发生的战争的持续时间和范围(特别是通过防止对中国的攻击)的需要。反过来，美国以取得操作上的控制权、限制损失和获取胜利为逻辑的作战理念，可能取决于在中国的A2D2武器系统全面发挥打击美国军队作用之前使其失效的能力。
由于预期的军事损失和其他成本，两国避免一场长期战争的强烈倾向是再自然不过了。然而，要求一方大力和尽早(也许是先发制人)打击对方力量的军事战略，可能不利于为结束战争而做出妥协并且导致战争的持续和扩大。细想20世纪的主要战争，其中一方首先发动进攻的——德国两次、日本一次——唤起了另一方战斗、坚持并最终获胜的意志。事实上，接受“先发制人并不能确保胜利”这个简单的事实是明智的。此外，中美战争的发展可能不仅取决于军事行动，而且还取决于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与压力。我们将看到，战争持续时间越长，非军事因素可能越重要。
任何一方将很快耗尽其作战能力的证据并不能支撑中美战争将迅速结束的假定。中国和美国都具有可观的军事、经济、工业实力和人口资源。如果说中国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容易遭受严重挫折的话，那可能是前线军事系统的损失——其后备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过时的——或是在石油供应上，其中60%左右是进口的，并且在大约十天之前才宣布了战略储备。
两国的政治毅力与物质力量同样重要。起初，中国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国内的反对，而美国政府却不能。然而，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其满足物质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而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将会威胁到这种能力。正如政治意愿会决定战争持续时间，战争的动态——军事成功或失败、伤亡情况、成本和进一步战斗可能带来的结果的预期——又可以决定意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军事实力越相当，一方的意志在另一方面前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对冲突的感知风险会影响蒙受损失和支持长期战争的意愿。因此，对战争的考虑会影响战争的走向，包括其强度和持续时间。
考察五个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情况：
? 中日在东中国海围绕争议领土的冲突，而美国声称其与日本的防御条约也适用于此；
? 在美国和平解决争端和公海自由的极力主张面前，中国在（和对）南海竭力要求实现其领土主张的困扰——例如，针对菲律宾或越南 ；
? 中国、韩国或美国军队在朝鲜崩溃事件中不协调的军事干预；
? 中国大陆武力胁迫或夺取台湾的威胁；
? 海上事故，例如击落飞机，原因是军队执行任务的地方近在咫尺，可能是在中国宣称其享有主权的专属经济区、美国却声称是公有的水域。
举例而言，美国可能甘愿坚决斗争去阻止中国获取对南海的控制权，而面对美国这种决心，中国可能会寻求和平解决。相反地，与美国阻止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志相比，中国人防止台湾从中国独立的决心可能会更坚决。有关分析没有讨论中美争端的特点或它们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但确实承认了不对称利益可以促成在损失面前不对等的决心。
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严谨地分析中美战争可能如何开展、战斗会持续多久以及攀升的费用和变化的前景会怎样影响每一方继续战斗的能力和决心。一百年前，欧洲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们，已经结盟并采取了动员计划使对抗便捷地(如果不是自动地)转为战争，而他们一错再错，假定战争会很快结束，要么是因为他们这一方会很快获胜，要么就是因为战争双方都想在他们的军队和息息相关的经济被摧毁之前结束战争。然而整整四年没有一方为结束这场僵持的残杀做出妥协。一场中美战争将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先发制人的诱导和战斗将迅速结束和成本可控的信念。这种想法可能使一场危机转变为冲突，并且如果战争爆发和演变成长期战争的话，会使得美国措手不及。
这个研究是初步的和概念化的：其案例是构想的，其预测只是说明性的。带着这些条件，接下来的章节将进行下列探究：
? 中美战争的参数是什么?
? 中国和美国的规划者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应该或将如何进行?
? 哪些变量会影响中美战争?
? 这些变量表明了哪些不同的道路?
? 每一条道路暗示了怎样的军事后果和需要?
? 对美国、中国的经济、中美经济关系、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 战争期间会出现什么国内政治压力和制约?
? 可能出现怎样的国际反应?
? 对美国的政策、需求和准备工作的启示是什么，包括对美军的期望?
本报告有两个附录，提供有关可能的军事损失和经济影响的附加信息。
第二章：为什么说中美不会发生核战争
我们假设中美间的战争将会是高科技条件下局部的常规战争，它将主要在水面及水下、空中(使用战机、无人机和导弹)、太空以及网络空间这四大领域展开。尽管地面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例如，因朝鲜半岛统一而爆发战争)，但我们还是排除了在亚洲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展开，并限于东亚。
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会部署在东亚，潜在的交战地也在此地区。双方不断增加的区域内远程打击兵力的部署以及不断增强的跟踪和打击敌方的能力，将会使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并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核武器应该不会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考虑到中国常规武器的现实状况，我们也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攻击美国本土，除了网络攻击。相反，美国针对中国军事目标的非核攻击将是全面的。
两大变量将极大地影响战争的类型：强度(从低到高)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在上文介绍了四个案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反应包括支持、反对、摇摆不定或破坏战争的尝试;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某一方，甚至干预，或对某一方施压迫使其停战。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的提高，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在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对2025年，仅仅在军事领域分析其与2015年的差别。
关于中美双方对战争的思考，双方都预计冲突会是激烈的，中方希望冲突是短期的，而美国则认为战争持续越久，它越有信心取得胜利。公开的记录则显示，双方都没有系统地分析过一场长期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或是想过是否能相互之间限制暴力的程度。
中国的军事思想，自毛泽东思想的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民战争”和“歼灭战”以来，已经有所演变。中国新兴的观念反映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倾向于在不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下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在周边实现有限的目标(例如阻止台湾独立和执行海洋声索)。但是，中国不能排除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一旦开战，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直接打击，造成惊人的损失，甚至导致中国最终的失败。所以中国应当做好准备，如果无法阻止美国的干预，那么就要准备如何避免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便引发了中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兴趣，在常规战争中，它要求中国发展并提升其定位技术。A2AD提高了美国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进行干预的门槛和成本。通过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A2AD创造出一片能让中国更加随意使用武力的领域。美国的军事优势，使中国在考虑战争的时候转向主动作战、获取短期收益，降低美军的打击力量，随后限制冲突的地域范围、武器和目标数量以及持续时间。虽然中国认为美国的航母及其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是其首要打击目标，但中国也发现美国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是其“阿克琉斯之踵”，因而为此扩充其武器库且计划针对包括网络和卫星的攻击。
然而，中国尝试造成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风险，是美国会反击(或率先攻击)，扩大并延长冲突，利用其军事优势摧毁中国，切断中国与海洋的联系并迫使中国求和。中国也该担忧，如果自己没有准备好，一场长时间的战争会引发其内部的不稳定和分裂主义。总之，中国的既定计划是前期对美军的快速打击和快速结束战争状态，且不容有失误的空间。
在思考如何与美国进行这一场战争的同时，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战争的控制”这一理念产生了兴趣，这一理念旨在寻求如何能在不放弃使用武力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避免失败。中国对战争控制的思考是这样的：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点在战争期间的适用程度不低于在和平时期，这要求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其做到控制和限制。军事行动应当与战争的规模和过程相适应，并让敌人能按照中国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不仅要防止战争的扩大、升级和延长，还要引导战争朝着以最小的代价和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军队和具体行动需要由明确国家最高目标的政治领导人来掌控。在这整场战争中，中国需要评估其进展，并抓住机会结束战争，收获稳定结果，这一结果是要能保护中国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制度稳定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明白这是一个挑战，而他们也经常谈起他们之前曾以劣势击败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军事大国。中国对战争控制的重视已不新鲜，而现在他们对此的可行性更有信心，这源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的增强，以及在先前的案例中表明美军并非不可战胜且美军在冲突中并不能保证一直掌握控制权：“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强大，亦不论其军事实力有多强，它都不可能始终掌控整场冲突。”美国现在仍陷于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中国愈发相信其有能力主动管控危机和战争，而不是被动地应对或挑起争端，这点会使中国在和平和冲突中表现得更放得开，这同样会影响中美战争的走势。与对美军的前期打击概念一致的是，战争控制的概念还考虑冲突的“整体性”，包括战后的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层面。它表明中国人十分注意战争发生后在战争的目的和花费上取得平衡。更具体来说，中国可能意识到控制冲突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对于常规冲突而言更为关键。这种可能的情形是指：中国的文人领导将尽量保持战争是有限的，并希望美国的厌战情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案。而不管如何，习近平主席努力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是能够做到战争控制的先决条件。
美国对战争的考量同样在变化当中。有些时候，美国非常自信地认为其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能迅速击溃中国军队。当然，即使摧毁了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美国也明白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之展开地面战，美军将陷于苦战并付出沉重代价(由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提出的著名观点)。由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升，美国开始考虑在损失打击力量前对他们先发制人。由于这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主要部署在本土——将会增加事态升级和危机不稳定性的风险，因为那样会促使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除了反映中美军方的学说，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还依赖于双方C2(指挥与控制)系统的规则与训练。美国的C2系统越来越强调灵活性、前线部队的主动性、对情势的反应、联合作战，以及尚在政治领导下的委任授权。尽管面对军方C2系统的分散化趋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仍然会对中美敌对行为的细节有着浓厚兴趣，无论他们能否接管军事行动。
与美国新兴的C2哲学不同，中国的C2传统上强调层次、对领导的尊重、对中央指挥的依赖、冗杂的组织、对全权授权的拒绝以及对原计划的遵守。尽管中国意识到要为C2系统松绑以提高灵活性，来应对战争的不确定性，但对战争控制的需要却反复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指挥的重要性。在双方高层都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紧张关系中，军事计划和军队都倾向于发动迅速、猛烈的军事打击，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
双方都不愿意卷入长期战争：中国方面是因为随着他们遭受来自美军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他们的胜算将与日俱减;美国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愈发重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最后则是双方都意识到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带来沉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然而历史一再表明，战争策划者和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宣称战争将很快结束，但最终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必将看到，中美战争的级别越高，持续的时间将越长。
尽管存在高强度冲突带来的军事压力，但政策制定者依然怀疑高昂战争代价所带来的后果跟恐惧能否让对方限制敌对行为。虽然中国分层化的C2系统比美国分散化的C2系统有着对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控制，但两国的领导人还是可以抵制使用核武器的诱惑。一方面克制的敌对行为可以因为领导人决心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避免事态升级而迅速停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为国家能够承受其损失或难以做出让步而持续下去。
冲突的原因和结果对交战双方来说越不重要，领导人就越倾向于避免残酷的战争。但战争可以引发政治动荡，造成思维混乱，改变思维方式等。正如中美间爆发的战争难以被计划，它同样难以预测。基于此，这份研究将避免预测和细节情况，以有利于分析变量以及由这些变量支撑的其他一般案例及其结果。
中美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定义。尽管衡量强度的标尺的高低两端之间有无数个点，但是选取其两端就可以满足我们研究的需要。
低强度意味着对手段的严格控制，包括军队的授权，武器的使用，打击的目标、地域和节奏。低强度冲突可能以零星的战斗、偶然的损失，以及为寻求优势、试探对方或释放信号而虚张声势。由于中美两国都有能力进行激烈的战争，所以如果战争是低强度的，那也许是因为中美领导人都选择了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尽量减少破坏和避免事态升级，以及对敌军目标手下留情，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军事优势。由于这种让己方，而不是对方，限制反击的力度可能性极小，且很不稳定，坚持这样做的意愿也许就需要在文官和军方领导之间通过语言或行动进行沟通。事实上，一个低强度的战争意味着交战双方共同控制战争，缺少任何一方都将无法实现目标。
高强度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各种激烈手段（核武器除外），通过摧毁对方军队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如前所述，这样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双方都有能力和动机去发动这种常规战争。高强度的冲突意味着对胜利的渴望超过了对代价的担忧。它还意味着，每一方都希望削弱对方的战斗意志，而对战争是否适度没有更多考虑。所有常规武器都将被用于攻击敌方目标，无论是机动部队、运输部队、使用中的基地、后勤力量和基础设施，还是海空军基地、计算机网络、卫星、各种传感器、军方的C4ISR系统，只要能被任何一种己方武器探测和定位的就会攻击。未来，针对军队、军民两用目标和民用系统的网络战争将会在激烈的高强度的战争中显示其重要性。
无论是否使用网络武器，对中国来说，优先打击的目标将是美军的打击平台、基地以及区域内兵力密集处。而对美国来说，优先目标将会是主要部署在中国内陆的A2AD系统。低强度与高强度冲突的关键区别是：美军会在战争后期，而不是前期，就攻击中国内地的目标。由于中国不可能在内陆受到攻击时乞求和平，因而这样的行为只会延续激烈的战争。
为了便于分析，持续时间可分为短期和长期，前者指数天或数周，后者指一年或更长。持续更长时间的战争同样有其可能性，但在这里不作考虑。存在几个变量可能延长中美间的战争：没有明显分出胜负、双方将赌注进行到底的决心、战争到了某一节点的结果、对继续战斗的预期结果，以及无力达成停战协定。在高强度冲突中不可避免的高昂的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停战协议的达成。这取决于难以预测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双方都会选择通过调整和限制战争行动的方式来保存战力。但同时，让军队瞄准可以攻击的目标的动力也同样强烈。
当战争强度依赖于美军参战部队和中国A2AD能力的使用与损失情况时，战争潜力，包括增援和动员能力，也可能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类似的，经济恢复能力、政治支持以及国际援助都会影响一方或双方继续战斗的能力。中美两国都拥有可观的（如果不是同等的）能力，去延续一场没有任何一方在军事被征服或政治上打算停止的战争。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有一方能在一场对方难以让步的激烈战斗的早期就获得明显优势。美国实现这种目标能力正由于中国A2AD能力的提高而降低。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断增长的阻止美军获得迅速和决定性胜利的能力，并不必然转化为其能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
因为低强度战争相比高强度战争对总体作战能力的要求要低，因而它比后者更有可能拖延下去，甚至变成一种“冻结的冲突”。相反且明显的是，长期高强度战争造成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损失比其他类型战争造成的都要更大。那样一个代价最高昂的长期高强度战争并不意味着它爆发的可能性最小。任何时候这种继续战斗的倾向都不仅依赖于那一刻的结果、损失和代价，还依赖于对即将出现的情况的预期。只要没有一方预期己方会失败，敌对行动就将持续。
目前来说，美国要比中国更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的高强度战争。首先，美国拥有大量部署或派遣到其他地区的军队，能在必要时来到西太平洋参加战斗，尽管那些地区的安全形势让这样的行动困难重重。(多年来，五角大楼已经悄然放弃了其传统的要求军队能同时应对两场主要战争的标准。)而且，今天的美军能够比中国的A2AD系统更快地削弱对方。当双方都有可能在一场激烈冲突的早期遭受重大损失时，目前来看美国的前景要好于中国。
未来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美军可能因中国的A2AD系统而损失更惨重，反过来中国面对美军时遭受的损失会减少。而且，随着美军作战力量优势的衰弱，中国进行“本土作战”的情况将不再是负累，而是优势所在。这归功于内部战线的沟通与动员。一个基于军事优势转移的推论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预期的战争持续时间将会延长，即使是高强度战争。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将能保留更多的军力而面临更小的屈服压力。更宽泛地说，交战双方实力越倾向均衡，强大的一方就越难以取得迅速的胜利。由于中美两军的实力、管理理念、动机和预期都指向了严重的敌对行动，意味着战争可能比预想的，或者比双方想要的，都持续得更长时间，代价更加高昂。
假设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和代价高昂的中美战争中，2015年和2025年各方军事实力的累计下降或损耗预计的概念图如图2.1所示，在这个时间段中中国的军力预期将相对于美国得到提升。图2.1的虚线表示了一个假设的时间(T1)，在开始的数天内(T0)，一方审视己方实力并决定是否继续战争。出于我们研究的需要，图表把短期与长期冲突分开。T2指时间为一年，尽管战争可能持续得比这更长，但其损失却或多或少相似。第一个图(2015)显示中美两国在战争最开始阶段都会遭受重大但却不对等的损失，并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这种有利于美国的战损比可能进一步扩大。第二个图(2025)显示了未来几年中国A2AD能力提升带来的影响：中国的短期损失减少，尽管依然巨大;而美国却增加了短期损失;双方长期损失的差距会缩小。
图2.1 2015年和2025年在高强度冲突中各方军事实力的累计下降或损耗预计
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主要分别由T0和T1决定。在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中美两国领导人选择是否授权执行军事计划，即在敌方军队攻击己方之前先发制人。而替代选择是双方都决定冲突必须被严格控制和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低强度。因此，在T0那一刻的决策就可能决定战争的强度。图中假设从T0到T2战争强度不断增强。在T1时刻，经过数天激烈的战斗，两国领导人会盘算其损失、剩余的军力以及预估未来的损失，并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实际上，他们会在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做出选择。不过，仅有一方决定要停止战斗就相当于其要投降。我们注意到中国在2025年得到提升的A2AD能力会在T1处缩小与美国的战损比。由于在T1处胜负变得更加不明朗，相比2015年，2025年的一个高强度战争更有可能延续下去，尽管代价在上升。
这些考虑凸显了一个谬误，即认为非常激烈的敌对行为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像欧洲领导者1914年以为的那样！)。此外，中国也青睐和计划了一个短暂而高强度的战争，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此才能避免失败。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美国眼中的一个镜像：经过短期高强度的战争后，美国预期的损失会比中国小。但是如果美国至今仍然认为一个高强度的战争必然会是短暂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中美战损比的扩大，中国的损失会超过美国，那么美国着实需要三思了。
进一步说，中美需要考虑一场高强度的、长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毁灭性的，但并不明朗的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战争以某种方式爆发并且双方都面临这样的前景，那么就不一定能促使他们通过协议停止战争。历史并不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对手间陷于惨烈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时，会同意尽快结束战争，即使那样才是理性选择。因此，常规力量中固有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了政治领导人去检查、质疑、批准和复查一个作战计划的重担。
由于政治领导人会在由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战争都有可能是高强度或低强度的。因而我们考察所有四个案例。与此同时，一场长期低强度战争看起来更有可能由最初的低强度战斗引起，而非由高强度战斗引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场高强度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依然会维持其高强度。毕竟，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暴行，战争伴随着暴行，甚至或多或少地使其膨胀。当然，不能排除一场战争激烈开场，而后又因双方均推断自己无法取胜，需要减少损失却又拒绝让步而使战争降至更低强度。
领导人在决定战争强度及持续时间时面临的最麻烦的权衡是战争的代价和失败的代价。前者会促使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而后者则会促使用尽必要手段取得胜利，包括加剧、扩大和延续冲突。举例来说，美国也许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它在对中国的高强度战争中能获胜，但面对如此沉重的代价它会更倾向于限制战争并接受没有取胜的结果，尽管获胜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中国也许会认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战败的代价如此之高，但它仍然能够承受一场高强度的，也许还是长期的战争的代价。从广义上讲，随着双方对明显的胜利的预期在下降，在未来可能的战争案例中双方都会更加重视战争的代价，这正是双方都必须谨慎思考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的原因。
冲突的代价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作用的产物。最少的代价，很明显来自于短暂的、低强度的战争;而代价最高昂的无疑是长期高强度战争。代价的类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起初，军事损失是主要的;一段时间后，经济代价会扩大，而军事损失会随着军力的损耗而减少。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也许在一开始就发挥影响了，但这些因素可能会得到加强并在军事和经济损失不断攀升时改变领导人的选择。类似的，国际反应及其不确定性——如警告、谴责、反对、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盟友变化等——会随时间延长和强度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用强度和持续时间作为描述战争类型的主要变量意味着会有四个案例模型：短期低强度、长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和长期高强度。(其他可能性不纳入考察但会间接涉及。)每一个案例的假设如表2.1所示。
需要再次说明，决定一场战争自开始时是有限的还是高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为其军队进行反击进攻开绿灯。我们可以从制度性和理性这两个角度来推测是否会保持战争是有限的。美国在原则和实践上确立了由文职官员掌控军队。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认为需要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但我们无法得到有效的信息来预估中国的文职领导们和将领们在战时是如何指挥命令军队的。尽管双方都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但战争的逻辑是不拖延战机才是有效的，因为犹豫会导致行动的损失和不利条件过大以至于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应该是迅速发动对敌方的攻击。
还需要说明的是，低冒险和非故意性的暴力相比于高风险和有意的行为不太容易会促成一场高强度的战争。此外，一场长期的冲突很可能会延续这场冲突开始时的强度。而在高强度的战争中，尽管双方投入的成本都很高，但都无法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同样，如果战争赌注非常重要，那么高昂的损失不仅不能促成和解与停止，反而会起反作用。即使战斗是受到限制和零星爆发的，持续这场战争的代价，至少在政治上，也会比立即做出让步要小。
在评估这四种模式的可能的花费、损失以及其他影响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战争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想象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在“低强度”型之下是什么样的。就像俄罗斯，在干预和分割整个乌克兰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着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而中国，也通过采取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以其邻国和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其利益。事实上，中国正寻求一种在东海和南海强调其广泛的海洋声索的策略：在争议水域干扰其他国家的船只，装置石油钻探设备和人工填岛，并带威胁性地提示中国与其他小国的实力差异。
明显的是，中国是寻求在不触发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孤立地向这些邻国施压。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会进行一些互利行动。而在中美都参与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冲突形式。美国的战略是遏制中国，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与本研究有密切关系。虽然这种带有“灰色地带”的冲突的花费和损失比一场温和的武装冲突还要低，但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它对地区的经济贸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在另一端，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形式并不一定是这场战争所需要的花费和损失的上限。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三个最多人口国家中的两个，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难以超越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双方在和平时期拥有许多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彼此也存在相当大的“战略互疑”。如果双方爆发了战争，双方的互疑会转变为深深的敌对，而冲突的逻辑会使在和平时期的暴力水平、持续时间和投入成本出现不合理的情况。
在现代历史中，战争涉及大国或者是双方势均力敌时，会卷入许多第三方国家(不只是战前的盟国)，持续一段时间，转移至其他地区，并使交战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变为战争状态下的形态。国民的正常生活停止，大部分人或是已经准备好，或是被迫投入到为了国家的战斗中。不只是国家，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政治体制都会陷入到对立的状态中。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哪些大国和它的集团能生存下来。战前的国际体系将会崩塌，转而建立起新的为获胜方利益服务的体系。因而，战败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投入战斗的成本。
考虑下拿破仑战争是如何席卷了整个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颠覆了几个帝国又壮大了另外几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是如何彻底击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非仅仅停止他们的侵略。在这些战例中，战争的目的和造成的破坏大大地超过了交战国早期的意图。通常，失败一方的体制都被消灭。而对损失的容忍程度会随着战斗的持续和惩罚损失的增加而上升。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普鲁士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三次胜利和美西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便是如此。但这些都存在片面性，交战双方的国力并不匹配，并且战争迅速就结束了，没有拓展至其他大国。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会像历史上大国间的战争那样具有扩张性、系统性和不顾一切的吗?在国际秩序下剩余的却是曾经给予双方帮助的共同利益，会被彼此的敌对所抹去吗?与失去这些相比，不断上升的冲突成本会是可以忍受的吗?对方是否会被妖魔化?普通民众会否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正如我们将可能看到的，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敌对可能会引发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惨烈的战争。而且，我们不能排除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战争：卷入其他国家，外溢至其他地区，将双方的政治制度和人口都牵扯到战斗中，最后以无条件投降、宣布和平、驻军占领、政权灭亡和产生新的统治结束。
与此同时，现代化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源自其以征服为目的的凶猛的地面进攻和战略轰炸。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但这样的战争目的和战斗方式即使是在中美这样两个大国间的战争都不大可能会出现，除非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出现了错误的估算。此外，美国会尽力避免对中国的战略轰炸以防止演变成核战争。话虽如此，这里为了分析而提到的长期高强度战争案例也许并不会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的上限。
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受到的困难和造成的伤害不断持续，这让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问题上，即这样的一场战争会不会导致最终使用核武器。我们的评估是：它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们在分析成本和损失时并没有将核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在内。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互威慑的情况在中美的核战略关系中盛行。
尽管如此，研究核战争的风险还是十分有价值的。在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中，可以想象，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在以下情况下提出考虑使用核武器：
中国的军队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中国的国土面对美国的常规进攻已表现出毫无抵抗力;且这种进攻已广泛到不只是对准军事目标，可能还包括政治领导人。
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已经糟糕到国家本身可能面临崩溃。
美国的常规进攻包括或被认为包括那些对中国战略威慑至关重要的力量，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ICBMs)、弹道导弹潜艇(SSBNs)和战略指挥控制系统，这些中国方面解释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初始打击并且让中国免受美国的核压迫。
因此，我们并不能排除中国的领导人会认为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能使国家免遭失败和毁灭的危险。不过，即便是在绝望的情况下，诉诸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是中国唯一的选项，它也许会接受失败。事实上，美国的核报复会使国家的破坏和崩溃程度更加严重，因而相比于核战争升级接受失败会是个更好的选择。而且，中国一直坚守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表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同时，如果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惨烈的境地，并且有理由认为美国的初始进攻便意在使中国的威慑失效，他们可能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尽管客观来说这并不理性)。但这种可能性看起来非常遥远，美国也没有理由在它即将在常规战争中取得胜利时使用核武器。
即使是这样，美国仍需要认识到在涉及中国可能认为是战略攻击的打击行动中潜在的危险性：如对中国导弹发射装置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力量;对中国高级别指挥控制系统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常规军事行动的能力;对战略系统的网络攻击;对北京的直接攻击(不管以何理由);以及提高美国的导弹防御力量，这可能会被视为削弱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可能会察觉到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比如全球打击、网络攻击、反卫星武器)存在旨在使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失效的潜在可能。
如上所说，即使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处于极其绝望的境地，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很低，而美国在对中国国土进行攻击时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应对中国所认为的关键的威慑力量，这将使中国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更低。
至于美国发动与中国的核战争，这看起来更加牵强。与当时除非美国使用核武器否则无法阻止苏联企图击败北约统治欧洲的情况不同，中美战争的风险无法论证中国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难以估算的伤害。更直白地说，苏联对北约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但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却不是。鉴于此，目前美国公开的政策表明在与中国的战争中不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便战争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综上，中美之间的战争不会走向全球化和核武化，在这两者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对双方乃至全球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将会超过原来对于一场发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高强度战争的预估。不过，发生真正灾难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细分析战争的各种风险和可能的情况。
第三章权衡代价：从军事、经济、政治、国际角度
首先要明确的是，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结果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现在，我们要根据中美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分析中美战争期间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损失、所需代价、约束条件、压力和反应。
计算中美冲突中的预期军事损失是很困难的。围绕着中美是否会发生冲突以及如何发生冲突这两大主题来分析的话，估算以下因素以供参考就足够：双方损失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对比之、根据冲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它们会怎么变化，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双方决策。因此，我们将融合几位分析家的概括性结论进行研究。相对于战前能力的损失、双方的战损比和剩余的战斗力都是相关因素，它们都会影响到双方继续战争的能力和意愿。
预计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将会增强，因此2015和2025年的严峻情况我们都需要考虑到。简单来说，短期冲突中的损失(T1以前)是参与冲突并从一开始就成为目标的军队。持久冲突造成的额外损失可能包括增援部队——中国现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力量，以及美国那些不需要在其它地方(比如欧洲或中东)执行任务的海军和空军部队。
当然，在高强度的中美冲突中，军队预期损失取决于双方的反击能力和作战能力。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和其他瞄准系统的发展——传感器、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全球定位以及数据网络和数据处理，使得正在搭建的武器平台，如水面舰艇、人工飞行器，位置越远就越容易成为目标。除去先发制人取得的优势和按兵不动导致的劣势，这些能力也意味着易损部队在现代战争中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快受到更重的损伤。
我们根据这种动态变化试着做了以下估测，其中包括对案例的粗略叙述和显示损失的图表。实力分类包括战斗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和各式导弹发射器(海、陆、空)，以及自动化指挥系统(C4ISR)。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的损耗或降级可能导致飞行器以及战斗机和防空的损耗。对方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袭击、空袭或导弹袭击可能会造成己方水面舰艇的损耗。潜水艇在反潜战中，即反潜和基地袭击面前，不堪一击。空袭、导弹袭击或平台被摧毁(比如，船舰)以及导弹扩展可能会造成导弹发射器的损耗。移动陆基导弹发射器相对而言可能抗打击能力稍高，而中国在此方面的占有量比美国多。网络战争或反卫星武器的攻击可能造成自动化指挥系统的损耗，同时还使依赖于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军力造成额外损耗。附件A有更详细的分析。
估算中美损失以及双方战损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在全球参战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投入越多的部队，美国军事优势就越大。但是，将越多的美国军队分布到战区就意味着越多的易损部队成为中国的目标。一般来说，越多的美国军队就意味着战争范围越大、程度越激烈、双方损失越惨重，但是美国获胜概率越高。至于在中美战争中投入多少美国军力，就要权衡战争的需求和转移美国军队的地区的安全。
这样就轮到美国的盟友，尤其是北约，用其在其它地方“顶替”美国军队的能力来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全。由于我们预计中美战争不会有大型陆战，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海战、空战、陆基导弹、防空和情报、监视、侦察能力方面。美国国防部曾说过，到2020年之前，美国将会布置60%的空军、海军部队在太平洋。因此我们在此假设，美国会在中美长期战争中投入它60%的全球军力，也基于此预计美国的损失。如果实际数据更高的话，损失也更大。
持续一年的高强度战事情况大约造成的军事损失如表3.1 所示。根据推测，受严格限制的战事也会造成大致相当的小量损失。
预估损失可以通过图来表示，就像先前分别假定2015年和2025年的损失的图一样。图3.1通过以在附件A中讨论的实力分类制出，表明累积损失的总额。损失程度从上到下表示，战争开始时双方都保有全力。绿横条表示轻微损失;黄色表示较大损失;橙色表示重大损失;红色表示极为严重的损失。
详细来说，每一横条都可以看作是投入的有效力量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些预估是基于几位分析家的原始判断做出来的，而不是基于逼真的战争游戏或计算机模拟。曲线的宽度表明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战事的延长。
请注意，在T1以前中国明显损失大于美国，因为中国的武器消耗和发射平台以及基地遭到了袭击。此后，随着美国投入更多的打击兵力和中国防御能力的下降，战损比将会维持现状或是扩大。尽管战损比相差很大，中国通过布置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可以减少这个差距，从而使美国考虑对这个主要分布在中国领土的力量进行打击。
现在来说，如果美国想要降低战事升级的风险并在T0进行全力打击，中国在T1阶段及之后的损失会比图3.1所示的更惨重。同样的，中国也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美国以减少T1阶段及之后的战损比差距。损失位差取决于双方哪一方先行攻击(尽管图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凸显了反击能力和反击概念内在的不稳定性。
假设中美都意识到，T1阶段的战损比会在持续战事中越来越大(如图所示)。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在T2阶段之前的能力（按照先前定义的）将会大幅下降，而美国尽管损失较大，相对而言还是不如中国能力损耗得多。除了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外，中国最好的机会是——尽管也许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尽量快速结束高强度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巨大战损比差距表明，短期战争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有这种想法或许是因为它认为美国在遭遇重大损伤后不再愿意继续打仗(这是美国战争史所导致的误解)。
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会有更多、更精良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先进的防空，最新一代战斗机，更难以察觉的潜艇，更多且更精良的传感器，以及使杀伤链运作所需的数字通信、处理能力和指挥与控制能力。至于美国，我们认为它那时候则拥有更现代化的平台中心、兵力投送能力。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依赖于这种能力，尽管它们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面前越来越不堪一击。根据表3.2和图3.2，高强度战争的预期损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中国改良后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加重了美国打击部队的损耗，同时反过来可能减少中国的损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在T1阶段仍然占有优势，优势已没有那么明显了。因为T1阶段的实际损失和接下来的预期损失看不出明显的赢家，因此双方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敌意。这样的话，2025年的中美战损比差距会比2015年的要小，甚至可能在T1阶段之后缩小。T2阶段重叠的损耗曲线表明在2025年美国不太可能取得军事作战优势，即使战事延长。
除了双方的战损比，还要注意的是在2025年的高强度、长期战事中，中美的军事损失都非常严重——美国的损失是因为中国提升后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中国则是其提升后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所能应对范围以外的损失。到了T2阶段，中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而同时美国的损失大概也很严重(明显比2015年要严重)。这意味着，算上战后要保障的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安全，美国要消耗相当多的总军力，而中国消耗得更多。没有明确的赢家，双方都不能取得战事控制，惨重的损失还会给双方带来更多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缩短战争的协议将比现在更难达成。
考虑到中美经济关系的规模、相互依存情况和全球一体化，对交战双方、东亚乃至全世界来说，中美战争的代价可能极其高昂。即使两国正在并有可能继续围绕许多地区争端争执不下，这些脆弱性也使得战争(至少是一场有预谋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假如战争还是发生了(也许是由于对危机的不当处理)，经济成本的规模将取决于其强度和持续时间。与军事损失不同，即便是一场低强度的战争，如果持续下去，也可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这里关注的是高强度战争的经济影响。
估算中美战争的经济损失甚至比估算其军事损失更难，因为这种损失不仅取决于军事动态，还取决于众多的经济行为主体和有限国家干预的市场的反应：政府政策的反应、可能的经济战、工业企业的命运、对消费者和工人的影响和他们的反应、国际金融机构、债券和股票市场以及第三方(例如，贸易伙伴)。因此，接下来的分析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说明性的，分析不同案例中成本的分类和规模。
中国的GDP大约为9万亿美元，且年增长速度为7%，虽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个增长率是被夸大的。
美国GDP约为17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
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4400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0%、中国出口总额的20%和中国GDP的5%。
2013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约1220亿美元——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美国出口总额的8%和美国GDP的1%以下。
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约1.7万亿美元，包括约1.3万亿美国国债——约为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5%。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约8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00亿美元。
国际贸易占中国GDP比重为45%，占美国GDP比重为25%。
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为三分之一(并且正在增长)，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为三分之二。
关键的不对称包括总体上中国对国际贸易更大的依赖性(在能源供应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赖和增持美国国债;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美国消费占GDP更高的比重。在考虑战争的经济损失时，也许最显著的不对称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强度和大范围的战斗将中断中国几乎所有的贸易（其中95%经由海上运输），而美国的主要损失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以及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与中国相比，这种损失程度小得多）。这可能被认为是战区对贸易的影响。
这种中美之间特殊的不对称在图3.3中用同心圆表示。中心的圆圈代表中美双边贸易，中间一圈代表其他区域贸易，外圈代表其他全球性贸易。每一个圆圈表示的百分比表明该国全球贸易的比重。这种表示是带有主观性的，而不是精确的表示。而圆圈大小的差异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对贸易的依赖性更大。
图3.3 交战地带对贸易的影响
图3.3也表明了战争情况下潜在的贸易脆弱性。红色表示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贸易的脆弱性极大，黄色表示脆弱性较大，绿色表示脆弱性较小。
因此，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和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可能是极端脆弱的，而对美国来说，只有与中国的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除了陆上的一小部分)很容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区的海运贸易中断的影响，而美国大部分贸易却不受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旦战争发生，这对(中美两国)GDP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中国贸易的脆弱性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会强行封锁来往中国的非军事的海上和空中运输吗?
需要记住的是，双方都拥有强大的摧毁舰艇和飞机的能力——反水面和防空导弹、空中打击能力、潜艇和水面舰艇部队，更不用说网络战争——还有使用它们的激励措施。而且，美国拥有先进的传感器去区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在战时，它会集中发现和追踪军事目标，此外，中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相对落后、识别能力较差，尤其是在远距离时。这表明(中国的)空域和海洋空间都非常危险，也许范围覆盖了黄海到南海。假设非中国商业企业宁可损失收益也不愿失去舰船和飞机，美国就不需要使用武力去阻止往来中国的贸易。中国会损失大量原本需要从战区通过的贸易。美国明确威胁商业航运的做法将是挑衅性的、危险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必要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假定没有美国的封锁。
有关分析假定高强度战争的持续时间(从T0到T1到T2)将决定经济影响的规模。大致损失是根据三个经济功能——贸易、消费和海外投资收益的中断对GDP的影响来估算的。中断对中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被认为是贸易萎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消费的大部分天然气和原油是进口的。这些分析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到2025年之前，中美经济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在本质上都不会发生改变(不同于预期的到那时候的军事能力变化)。
这些分析只考虑到了直接的GDP损失，却没有尝试去估算战争对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反弹冲击;也没有包括那些对GDP本身直接影响很小的成本(例如：受损的基础设施、损坏的军事系统、对伤员的即时和长期护理、被查封的资产)，而这其中任何一个成本都可能是巨大的。
我们也没有量化一个因素，它能使中国的损失远比以下所估计的大得多，这一因素即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由于生产价值链的存在，中国与其邻居(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越来越多地)东南亚)的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许多东亚贸易由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构成：在一国生产的输入品被运至另一国，与来自别处的部件结合，在送入市场分配系统之前被组装成最终产品。这样的一体化在促成使中国及其邻国得以繁荣的效率和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东亚经济面对贸易中断时的脆弱性，这比传统终端产品贸易时代严重得多。中国要减少对这种环环相扣的区域生产的依赖，必须面对极大困难，付出极大代价。
对GDP的主要影响是由贸易损失造成。关于中美双边贸易将崩溃的预测，我们确信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贸易实际上会下降至几乎为零。但由于战区影响，考虑中国在区域和其他全球性贸易中的损失也很重要。如图3.4和图3.5所示，损失是仅限于双边贸易还是可能包括所有贸易，对中国的GDP损失有极大区别。图3.4表明在只有中美贸易受影响的情况下，贸易、消费和投资收益的损失对GDP的影响。图3.5表明在中国与美国、本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受影响的情况下，贸易、消费和投资收益的损失对GDP的影响。曲线的宽度表明不确定性。就军事损失而言，T2假定为一年。
图3.4 双边贸易、消费和投资收入损耗对GDP的总体影响估计
现在，想想GDP会发生什么变化，假如中国的非美国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贸易(几乎全部经由海运)，也被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范围战争所影响。我们假定中国的区域性贸易下降80%，其他全球性贸易下降50%。(区域性和全球性贸易不下降更多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货主可能被国家责令继续经营。)表3.3总结了对中美在一场长期高强度战争中的经济成本的象征性估算，其分析与来源可在附录B中查阅。
中国GDP预估性的下降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GDP实际下降29%作比较，其时德国本身幸免于重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GDP下降64%，日本的GDP下降52%，其时两国都遭受沉重打击。当然，认为中国面对这种损失会不愿或无法继续战斗相当于无视了德国和日本承受的更大损失，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破坏，并且，它们直到别无选择才投降。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测的，中国政府可能会努力限制对消费的影响。然而，GDP下降三分之一对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响显然会是深重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对美国及其国民的影响，在严重时也只相当于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一场有限和低强度的战争中，损失的贸易、消费和海外资产收益造成的经济成本将是类似的，在规模上大幅度减少，并且对中国造成不对称的危害。
在更具推理性的情形中，如果网络战(在高强度战争中很可能出现)从军事领域进入到民用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容易遭受经济损失。虽然双方都对“全面”的网络战争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并因此可能相互被威慑不去攻击另一方的非军用计算机网络，然而一旦开始，遏制网络战争的能力将是未知的(如果不是不可知的话)。某些支持多机系统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某些支持军事行动的计算机系统也被运用于商业或其他民用目的。
举一个例子，在一场重大的武装冲突中，美国军队的供给可能依赖物流企业，主要依靠其开放的数据系统(可能是基于互联网的)管理和转移物资。如果战争发生，中国会试图避免降低这种系统的性能吗?美国会克制住不去攻击支持中国军队运输的系统吗?两国不会忍不住去摧毁对方支持战斗的电信系统、空中交通管制或能源分布系统，或者干扰对方的政府服务网络吗?总而言之，区分军事网络战和国家经济网络的“防火墙”可能被证明是无用的;一旦越过，网络战争可能失去控制，影响各种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和商业系统。
大体而言，中国和美国都同样容易遭受这种民用网络战争引发的危害，因为双方的经济和社会都严重依赖计算机网络。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大规模网络攻击的经济损失的估计，从700亿美元到9000亿美元不等。拥有至少比美国多2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针对民用网络基础设施的战争中，可能与美国有一样的损失。中国的经济变得在内部高度综合、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而这种一体化是通过有潜在脆弱性的数据网络来实现的。
网络攻击引起的国内和对外贸易的中断可能加重中国战争的经济损失。
两国都能够修复、应对和控制网络攻击的影响，然而，不同行业多重冲击的累积效应可能引起生产、贸易和消费方面相当大的下降。虽然我们没有预测不断升级的网络战可能引发的成本，然而很明显，如果中美爆发了长期高强度战争，这种成本可能对双方来说都非常巨大。
总之，一场中美战争(除非是短期低强度)引起的经济损失，对中国来说可能比美国大得多，这种不对称性可能持续(如果不增长)到2025年。与军事力量平衡不同，由于其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在减轻与美国战争的经济风险方面，中国能做的很少。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中国面临风险，即战争可以使这种发展戛然而止。虽然这可能会阻碍中国军方感知或传递对于光明的军事前景的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愿意或无法承受这样的代价。
战争产生的国内政治影响会由于中美两国迥异的政治状况而相距甚远。我们假设这些情形在2015年和2025年基本是一样的。政治影响的本质、规模和时机将比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都更难预测。尽管下文描述的在长达一年的冲突(假定为长期战争)之中或之后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真的会出现还无法预知，但它却着实值得被考虑。
中国目前由一位强有力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这位领导人正努力加强对军队的文官控制。最高文职官员之间及其与军事指挥官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区分都或多或少地模糊了。民意，尽管是重要的压力来源和异议孕育处，却并非对其体制生存至关重要：中产阶级基本都沉浸在爱国主义情怀中;农村的穷人沉默着;农民工尚未形成组织;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少数且相对于对外政策，他们更关心政治或宗教自由。争论与抗议在这个国家举步维艰。
鉴于人们能广泛地接触到互联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信息的接收会受到控制。这个国家和它的网络安全设施拥有众多途径使它们可以按自己意愿来压制发对的声音。然而，北京对国内秩序所担负的责任反映了它对一种动乱的恐惧感，中国曾经历过这种动乱，它能吞噬这个国家，威胁到整个体制，让国家处于衰弱之中。
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几乎与中国刚好相反。目前，美国政治已出现对立而政府也出现分歧。几乎任何问题，甚至包括战争与和平，都会引起批评声音、党派争执以及局部的瘫痪。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可能受到损害;反对的声音既会来自主和派，也会来自主战派，又或者双方都有。除非国家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来自大众和精英们的全心的支持并非是毋庸置疑的，突出表现在代价高昂而效果甚微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中。美国政府冒着风险坚持不受欢迎的战争，其耐心与恒心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还要面对两年一次的选举的时候。与此同时，国家在代价异常高昂的战争中的生存问题并不需要有太多顾虑，这一点与中国也许是类似的。
两国的政治反应、约束及结果都受到对战争赌注的认知的强烈影响。事关中国领土主张、历史上的不公以及主权权利的事情会在中国的大众和精英中得到广泛响应。但是许多美国人却认为这类事情并非美国极其重要的利益且不值得为之付出高昂的战争代价。除非统一的领导层能说服他们。随着战争的持续，最初的利益会因伤亡数量、经济影响、对平民的攻击以及公众的愤怒与厌恶等战争的走向而改变，使得国内政治变幻莫测。
在整个冲突期间美国政府可能经历严重的“战术性”政治问题(如政党和公众的对立)，而中国政府只会面对少许类似的问题并有能力管控它们。但中国在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冲突中，其国内体制可能要面临“战略性”的政治问题。在一开始，中国也许会有一股强大的“团结在中央周围”的浪潮，但随后就会让位于动乱，而美国则无此动乱之忧。
美国总统可能在一开始就因使国家卷入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战争而受到批评。这种批评会因在高强度战争中的重大损失，尤其是伤亡人数，而进一步加强。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总统为了限制敌对行为和减少损失而撤回美国军队，那么其又会被批评为胆怯。尽管对军队的文官控制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代价的忧虑而造成的压力依然会出现在总统的微观管理中。虽然随着伤亡人数的攀升，公众的支持可能会重新恢复，尤其是在反华情绪的刺激下。但同时，反战势力也可能会壮大。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可能会撕裂美国社会，并使得党派间对立和政府功能失调的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取决于战争的赌注和对损失的反应。
虽然现在美国依然拥有一定的军事优势能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进而避免这样的政治压力和隐患，但在未来这种可能性也许会降低。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可能会在求胜的军事逻辑和控制代价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是否允许其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甚至可能是没有结果的战争，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战争的起源和美国对战争结果所下的赌注。历史证明——中国对此不应忽视——美国在战争期间总是能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耐力。
两国国内的政治支持、政府控制和稳定都会受到网络战的影响，甚至进一步影响到民用领域。在这里，类似的，由于中国政府比美国更加依赖于媒体、网络及其他通讯渠道来影响公众情绪，因而中国也将变得更脆弱。如果北京操纵信息、维护对政府的支持以及避免动乱的能力减弱了，那么自发的、反对的声音将会引起部分人的混乱。
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将会如何影响战争与被战争影响的预期主要取决于战争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关于这些预期的总结如表3.4所示。
一场低强度冲突造成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凝聚力的压力也许是可控的。社交网络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反对派，尽管其体制限制和操控信息及压制异议的能力仍会更胜一筹。政府选择限制敌对行为以避免重大损失，对中国的攻击以及事态升级也许会引起军方不满，但不至于彻底翻脸。我们假设中国的领导人和精英们强烈地感受到冲突的利害关系（例如，事关国家主权与荣誉），那么民众当中任何的反对声音都无法迫使政府停止战争。
然而，高强度的冲突，如果延长了的话，可能会产生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离心力。动荡的风险源于其体制的合法性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当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战争的代价所破坏时，社会各阶层(如精英、中产阶层、工人和农民)就会对领导层产生厌恶、失望的情绪。届时，不仅资本，连同资本家都可能逃离这个国家。
也许国内的混乱还不能危及其体制，但却能迫使它对大批愤怒的公众实施打击，而这会进一步破坏它的合法性。分离主义的危险隐藏在西藏和新疆。一旦国家陷入与美国的代价高昂的破坏性战争中，这里的分离主义者也许就会有机可乘。由于即使是在与美国的严重的冲突中，强大的解放军地面部队和其他国内安全部队可能依然保持活跃，政府应该有能力镇压分离主义者，但却要付出资源以及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代价，而此两者届时都可能是短缺的。
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将会如何影响战争与被战争影响的预期主要取决于战争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关于这些预期的总结如表3.5所示。
把美国和中国可能出现的国内政治影响放在一起来看，中国领导人似乎会在一场短期冲突中面临更小的国内反对压力，而无论冲突的强度如何。美国则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就面临激烈的反对浪潮、党派之争以及社会两极化。此外，中国领导人将更有能力和意愿来镇压国内反对势力。爱国主义式的支持在两国都会存在，但在中国会更加强烈，尤其是当大多数中国人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己方国家利益在战争中受到的极大威胁。然而，在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战争中，中国可能会相比美国面临着更严重的动乱，而这有可能促使中国寻求和平。
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是否允许其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甚至可能是没有结果的战争？
中美战争造成的国际影响可以看成是一个同心圆：对全球的影响是处在最外层即最后受影响;小一点的圆，则是对一些非该地区行为体的影响，包括其他地区的盟友;而处在最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则是东亚国家。不考虑东亚各国在冲突中的立场、偏好，这些国家、机构以及跨国企业出于对损害经济的担忧，都会希望中美之间的战争能够迅速结束。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动摇两个交战国。
相比起世界各国的看法，一些大国的反应就显得重要的多，特别是俄罗斯、印度和欧洲国家(北约国家)。中国陆上邻国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印度，很可能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印度，尽管其希望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影响，但它会增加在边界的军队以准备好进行应对，特别是在它认为其重大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时。这会导致中国同样也增加在中印边界的地面部队以进行应对(这就意味着中国难以投入过多的兵力来应对美军)。
俄罗斯是一个更大的不确定因素，虽然俄罗斯缺乏足够的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的能力，但俄罗斯能利用美国在专注于太平洋时增加其对东欧前苏联国家和高加索地区的威胁，甚至是威吓其巴尔干地区的邻国。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不太可能但会起完全不同的作用，即俄罗斯会抓住}
原标题：中国VS美国博弈最中肯最精辟的一篇雄文！(中国为什么搞一带一路?)
主讲内容：美国东移与中国西进
——中美博弈下的中国大战略选择，中国为什么搞一带一路。
主讲人：国防大学 乔良 将军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
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
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囘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
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
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二、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
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
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囘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
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囘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
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
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差地区性危机出现。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
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
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囘运者是中国。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
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
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
点评：美国发财的逻辑很简单，这世界上的国家都是美国圈养的一群羊，美国拿着剪刀不断的搜罗着，看到哪个羊的毛长了就去剪一把，剪秃了再把你放回去，然后再去其它羊身上剪羊毛。
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桃杀三士的理想目标。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
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四、严防欧洲、亚洲一体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
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24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规模）。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
破坏亚太——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
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
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
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
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
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非也。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非常简单。由于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
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c聪明，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
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不少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在航母历史上的作为，也热切地盼望中国有自己的航母，而辽宁号的出现，也确实让我们中国赶上航母的末班车。虽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个标志。因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在历史上航母是物流时代的产物。大英帝国兴盛时，要推动全球贸易，将它的产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资源拿回来，所以它需要强大的海军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直到后来发展到航母的出现，都是为了控制海洋，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因为当时是资源和产品“物流为王”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了全球财富的流动。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资本为王”的时代，成百亿、上千亿乃至上万亿的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随物流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资本流的速度，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那么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上被互联网支持的全球资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国人正在开发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弹道导弹、超音速飞机，5倍甚至十几倍于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可以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现在美国号称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不管资本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云集，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后赶到那里。而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会乖乖撤出。
这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必将取代航母的原因。当然，航母在未来仍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等等，因为航母是非常不错的海上平台。但是作为控制未来资本流动的武器，它已经远不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但“空海一体战”仍然难解美国的困局。“空海一体战”是2010年美空军和海军首脑联合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作战概念。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但是空海一体战从2010年年初提出到现在不过4年多一点，突然美国人给它改了个名称，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在这个空海联合行动构想中，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中国要想让10年后也不会发生战争，就需要在这10年内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军事和战争的准备。
六、“一带一路”：中国的太极！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
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互联网+：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利剑！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元是什么？美元是货币。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点评：未来资本通过什么流通？正是美国一直倡导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未来资本不再以货币为载体，而是数据流！中国的电子商务、物流系统、社交媒体等信息产业高度独立，且日渐繁荣，中国政府倡导的互联网+，正是斩断美国货币霸权的一把利剑！
除此之外，制造业乃生产力之根基，当美国开始空心化的时候，中国除了提倡互联网+的产业精神，还必须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的制造业升级！
毫无疑问，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端！3D打印机同样也代表了一个未来方向，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历史证明，真正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的致变，而不是其他因素。
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点评：我们应该非常欣喜的看到，在世界前五的经济体中，各国都在以本国产业为根基，逐渐逃离美国的货币霸权，中国的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计划，德国的工业4.0，此谓太极乾卦中的群龙无首，吉。
反对霸权，和而不同，是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设计和追求。而且多元化、协作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现在，中国和美国是被这个时代推倒了擂台上，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真正的对手，都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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