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37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7期）

图片来源：达沃斯官方图库

9月18日至20日，世界经济论坛第12届新领军者年会在中国天津召开，本届年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首要议题是探讨由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们在制造业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不确定因素。物联网、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技术和增材制造等迅速涌现的技术正在推动新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和商业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制造业。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指出：“目前，世界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但我们深知，它不仅蕴含着无限可能，也会催生巨大挑战。”

面对新的无限可能，各国准备好了吗？近期，世界经济论坛与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共同推出了《2018 年“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状况报告》以帮助各国了解其目前对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的准备程度及相应机遇和挑战。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媒体合作伙伴，《中国经济周刊》现摘录报告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如何评估一个国家制造业准备状况？

59 个指标、4 种典型国家分类

新兴技术正在推动新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这些技术和商业模式将从根本上颠覆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低成本制造业出口模式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策略在近期技术变革的冲击下显得岌岌可危。

《2018 年“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状况报告》（以下简称《准备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各国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准备，以及有多大的能力可以重塑制造业并从其持续变化的特性中得益。具体来说，国家对于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的准备程度体现了该国把握未来制造业机遇、降低风险、应对挑战的能力。

《准备报告》由两部分组成：制造业结构（即该国当前的制造业基准）和制造业驱动力（即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制造业体系转型的关键因素）。《准备报告》对 100个国家和经济体进行了评估。该评估测试由59个指标组成，基本涵盖制造业驱动因素及要素结构。

《准备报告》根据驱动因素对于经济复杂性的重要性，给予了不同权重。

鉴于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制造业及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准备报告》没有制定各国全球排名，而是根据各国制造业结构与驱动因素加权得分将所有国家分成 4种典型：

领先国家：目前拥有强大制造业基础，在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表现强劲，对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程度高。同时，领先国家面临未来冲击风险的经济价值最大。

传统国家：目前拥有强大制造业基础，但在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表现不佳，存在未来发展风险。

高潜力国家：目前制造业基础有限，在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得分较高，表明其存在制造业发展潜力，但取决于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次序。

初生国家：目前制造业基础有限，但在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表现不佳，对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程度比较低。

未来全球制造业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25个领先国家占据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4以上

《准备报告》从制造业驱动因素与组成结构两个维度，以 0（最低分）至 10 分（最高分）制评估了 100 个国家与经济体的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状况。

从全球结果概述看，在受评估的 100个国家和经济体中，有25个领先国家、10个传统国家、7个高潜力国家/经济体和 58个初生国家。评估结果显示，所有国家在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范式的准备与塑造方面均大有可为。比方说，无论是在制造业驱动因素还是组成结构方面，没有哪个领先国家达到了满分标准。

此外，这项评估强调了各国之间差距扩大的可能性，凸显了靠制造业单打独斗实现包容性增长将会遇到的种种阻碍。在比较不同地理区域和经济收入群体准备程度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程度最高的国家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东亚。20个领先国家位于欧洲和北美洲，5个在东亚。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以外，所有领先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这是因为相较于低收入国家而言，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属于相对重要的一项生产成本，高收入国家更有可能利用新兴技术获得更大的生产力收益。总体而言，25个领先国家已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三以上，并有望在未来继续保持出色表现。而这可能会导致全球制造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17个国家的制造业转型解剖

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每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和推动其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驱动因素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准备报告》选取了其中的17个国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在2010年超越美国之后，中国成长为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中国2010 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规模，但在制造业复杂性方面仍有改善空间。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全球排名第26位。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已经踏上了低成本产品到高端产品的升级之路。然而，由于中国的体量问题，其制造业不同部门的现代化水平差别显著，部分优秀制造商与低端制造商之间的差异更是惊人，因而拉低了整个国家准备程度。

就制造业驱动因素而言，中国在需求环境与全球贸易和投资驱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在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方面排名前三，但仍有必要继续提升劳动力能力，培养未来行业所需技能，还需要提高企业内部的创新水平。

体制框架和可持续资源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身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已经承诺在未来继续节能减排，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新兴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该目标的加速实现。

法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名第八位，2016年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超过2800 亿美元。

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法国制造业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有所减少，与1970年相比减少一半，目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法国在所有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表现良好，每一个驱动因素的国家排名都位于前四分之一，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需求环境和可持续资源方面表现尤为出色。

法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准备工作和既有能力实现制造业结构的强化。2015年法国推出了“工业新面貌（The New Face of Industry）”计划，跟随欧洲其他国家的脚步启动了加速工业复兴的新战略。

德国拥有全球第四大制造业，2016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达到7750亿美元，经济复杂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三。德国拥有全球闻名的优质制造业传统，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产出出口海外。德国在综合制造业驱动因素中排名第一，在技术和创新、人力资本、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及需求环境驱动因素方面排名前十。德国教育成果突出，技术培训项目领先，劳动力素质高，创新能力强。

随着2011年“工业 4.0”计划的推出，德国致力于实现产品、价值链与商业模式的数字化与互联互通，大力推动数字化制造业的发展，成为该领域的先行国家之一。全球公认德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驱之一，在制定全球工业新标准和规范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目前，日本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制造业，2016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近 9%。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的总额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近一半。

自1984年以来，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体。在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日本在需求环境方面表现特别突出，拥有成熟的消费基础、强劲的企业活动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日本在技术创新和制度框架方面排名居前20位。在2016年，日本政府推出了“社会 5.0”战略，旨在通过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转型，乃至实现整个社会的变革。

此外，日本政府还在2017年提出了“联结的产业社会（Connected Industries）”计划，支持日本制造业等产业通过资源、人员、技术、组织和其他社会元素的联结，创造新价值。

日本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与人力资本有关，包括人口老龄化、人口萎缩以及移民数量低于同类可比国家的问题。另外，日本在可持续资源驱动因素方面也存在着改进空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落后农业社会发展成了如今的制造业强国。韩国目前拥有全球第六大制造业，2016年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超过 3800亿美元，经济复杂性全球排名第四。除了在可持续资源表现欠佳以外，韩国在其他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普遍表现良好。韩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尤为强大，在研发支出和每百万人专利申请量方面排名前五。出色的创新能力为韩国历史性崛起贡献了一臂之力，也将助力韩国引领下一代生产模式发展。为了加强对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的准备工作，韩国需要继续提升劳动力能力，特别是在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数字化技能，倡导知识密集型就业方面。此外，打造健全、透明和可信的机构组织有助于为韩国塑造制造业的未来愿景提供指引，建立全球互联互通所需的信任关系。

新加坡制造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从 1960 年的11%左右增至 2000 年的 28% 左右，目前又回落至 20%。新加坡制造业在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研发和产品设计等高价值制造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新加坡在经济复杂性方面排名前20，在除了可持续资源之外的其他生产驱动因素方面表现良好。

新加坡是全球贸易和投资驱动因素领域的领导者，堪称世界上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强有力的制度框架帮助新加坡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功，制造业也不会例外。新加坡政府始终以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为导向，并且在近期公布了新加坡智能工业成熟度指数（Singapore Smart Industry Readiness Index）。该工具旨在帮助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挖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部潜能。另外，新加坡的碳排放量低于其他领先国家，但在基线水资源供应和替代性能源领域面临着一定挑战。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制造业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然而，近几十年来，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稳步减少，从上世纪70年代的25%降至如今不足10%。尽管英国制造业仍然拥有超过270万从业人口，占英国出口的 45%，但英国制造业设施、产能、实力和就业机会正随着制造业经济占比的下滑而萎缩。虽然英国制造业结构逊色于类似的领先国家，但在所有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都表现良好。英国强大的技术平台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有效专注于航天和制药等高科技制造业。英国在整体教育成果方面表现稳健，技术培训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虽然英国拥有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但从历史上看，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干预较少。不过，在 2017 年底，英国政府启动了一项以公私合作模式为基础的新产业战略。

美国拥有全球第二大制造业，2016年的制造业增加值规模接近2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6%，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美国是世界第八复杂经济体。然而，在过去 20 年里，美国本土产品竞争力下滑，作为制造目的地的吸引力遭受了严峻挑战。美国在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取得了制造业驱动因素最高加权评分，在除可持续资源和制度框架之外的其他驱动因素上得分排名居于前五位。

美国的创新能力也是全球闻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兴技术重大发展的前沿领域据有一席之地。此外，杰出的高等教育机构为美国培养、吸引和留住高级人力资源提供了有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正在努力重振制造业。2017年底的税制改革中，美国将企业税率从35%下调至21%，令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意愿有所增强。

然而，与移民和自由贸易协定相关的政策和监管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美国有必要优先解决能源方面的效率和可持续问题。

印度是世界第五大制造国，2016 年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达到4200亿美元，经济复杂性排名第45位。在过去的30年里，印度制造业平均每年增长率超过7%，平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至 20%。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市场对印度工业品的需求正处于上升阶段。

除了需求环境排名前五之外，印度在其他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还有不少改进空间。人力资本和可持续资源是印度面临的两大关键挑战。印度劳动力相对年轻，增长迅速，但劳动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印度应当注意采取升级教育课程、改进职业培训计划、增强劳动力数字化技能等措施。

此外，随着制造业不断扩张，印度还需要继续拓宽能源获取渠道，减少排放。2014年，印度政府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主要目标是让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关键因素的改善工作，积极朝着互联互通经济目标前进，最近还公布了一项2017年590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墨西哥拥有世界第12大制造业，在经济复杂性方面排名第24。墨西哥制造业不同部门、地区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实力差异悬殊。墨西哥在数个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的表现有待改进，尤其是在技术和创新、人力资本和制度框架领域。墨西哥需要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平台来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工作，还需要加强工业和研究活动以便为创新提供动力。

人力资本是墨西哥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有必要调整教育课程，培养塑造制造业的未来所需技能，对当前劳动力也需要进行未来关键技能再培训。提高机构组织的透明度、效率，改善问责制度有助于墨西哥进一步加强准备工作。此外，为基础设施提供投资，为中小型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针对性帮助，制定多部门合作计划也应当成为墨西哥政府的优先事项。鉴于墨西哥是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的首选目的地，墨西哥应积极利用其全球关系网，推动知识和技术转让进程。

俄罗斯拥有世界第13大制造业，但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对俄罗斯生产结构的规模和复杂性造成了阻碍。俄罗斯在各个制造业因素上的表现好坏参半。其中，人力资本和需求环境是俄罗斯最大的优势，俄罗斯拥有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且其教育体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

不过，俄罗斯还应在此基础上注重进一步培养劳动力的软性技能和创造性技能。要将这些优势转化为长期利益，俄罗斯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更高层次的竞争不断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加强政府、工业和教育领域之间的合作；推动区域创新和研发中心的发展。

与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相比，澳大利亚的生产结构有明显的不足，主要局限于服务业和开采业。服务业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澳大利亚还是自然资源、能源和食品主要出口国之一。

澳大利亚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7%，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约为0.8%。虽然澳大利亚经济复杂性在全球排名第 65 位，但在总共31个生产驱动因素上普遍表现良好，生产基础发展潜力较大。澳大利亚在技术和创新、人力资本、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及制度框架等因素评分上取得了排名前 15 位的良好成绩。拥抱数字化发展浪潮是澳大利亚的一大重要政策议程。

2017年，澳大利亚总理提出本国的“工业 4.0”计划，并与德国的“平台工业4.0”签署合作协议。根据特别工作组的建议，政府主导的“澳大利亚测试场（Testlabs for Australia）”倡议小组将在特定教育机构中建立5个新的工 业4.0测试场。在 2018 年，澳大利亚将发布“数字经济战略（Digital Economy Strategy）”。这是一项前瞻性计划，旨在充分挖掘数字技术潜力，增强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阿联酋目前制造业结构比较单一，但是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在石油和天然气之外发展多元化经济，计划到2025 年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 25%。阿联酋在除了可持续资源之外的其他制造业驱动因素上排名属于前四分位，在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在今后，阿联酋有必要将重点放在改善可持续发展实践上，并且继续投资于全体制造业驱动因素。鉴于阿联酋当前制造业从业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开发一系列合适的劳动力技能，充分利用制造业转型中的机遇对于阿联酋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印尼拥有世界第 11 大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0%以上。矿产品和农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出口中占较大份额，国家制造业结构复杂性相对较低。除了在需求环境方面取得前 20 排名之外，印尼在其他制造业驱动因素上大有改进空间。

印尼拥有 2.6 亿多人口，国内外工业制品市场巨大。然而，对印尼而言，人力资本既是优势也是挑战。随着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印尼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现有劳动力的基础上开发合适的技能。为了进一步促进新兴技术在生产体系中的应用，印尼有必要优先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增加研发支出、扩大互联网覆盖面、加强网络安全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创新能力。

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相对较高，但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程度的不足可能会对制造业转型造成阻碍。此外，印尼有必要重视强有力的制度框架和有效治理因素建设。

巴西制造业全球排名第 9 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几乎不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超过 30%）的三分之一。巴西制造业结构复杂性相对较低，在制造业驱动因素方面表现好坏参半，可持续资源和需求环境是巴西排名最高的两个领域。

制度框架是巴西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监管效率和面向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的治理方式应当成为巴西政府的重点工作。巴西拥有全体第五大规模的人口，人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在数字化技能、工程、批判性思维等对于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十分关键的领域上显得比较落后。2017 年，巴西通过了新的劳动法，力求打造更加灵活的制度体系，加强法治建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沙特阿拉伯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不到 5%增加到12%左右（截至 2016 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结构高度集中化，石油和天然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以上。发展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对于沙特阿拉伯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生产的高度依赖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在需求环境驱动因素方面表现强劲，但在其他制造业驱动力方面仍有改进空间。沙特阿拉伯应当把握战略机会，改善制造业表现，增强在塑造制造业的 未来中的竞争力。目前，沙特阿拉伯执行了一些有利于改善经济关键因素的改革措施，作为“沙特愿景 2030”和“国家转型计划”的一部分予以执行。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服务业的扩张，南非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大约 12%。但南非仍拥有全非洲最强大的制造业结构。在制造业驱动要素方面，南非的表现好坏参半。一方面，创新能力是南非最大的优势之一， 因为该国拥有强大的创新文化，而且创业活动得到了成熟金融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仍然是南非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准备工作所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原因在于南非缺乏工程师和科学家群体，数字化技能薄弱。此外改善制度框架有效应对变化冲突、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鼓励直接创新对南非也十分重要。

专访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

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利用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今年是艾德维（David Aikman）被任命为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的第三年。他用了“有启发”“狂热”和“有收获”，来形容过去一年的工作。

“过去三年可能是世界经济论坛在中国成长最快的阶段。我们进入中国近12年，刚来的时候大约只有10名员工，现在我们的员工超过30人，未来一年我们的人员还将翻倍。”艾德维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走向全球化，他们有兴趣围绕行业问题和全球化展开更多的讨论。中国企业如何看待走出去？对于东盟这样的邻近市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或思考？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支持。”

9月18日到20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二届新领军者年会将在天津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变革？本次论坛上还将讨论哪些新的话题？9月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公室，艾德维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经济潜力的变化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年会正值世界经济进入关键时期，有人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认为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转折，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艾德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全球经济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它与新兴市场相关，我们仍然看到新兴市场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我认为现在真正的挑战是双重的，首先，这种不确定性是由贸易问题和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一些地缘政治紧张引起的，但这种不确定性却正在减缓投资。因此，虽然从绝对值上看可能很小，但由于贸易争端等问题还是对经济造成了实际影响。

争端和紧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是不利的，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我仍然相信经济会强劲增长，如果它们能经受住这场风暴，就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正在放缓，但说明其正在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随着中国市场绝对规模的不断扩大，从绝对值上看，增长还是相当强劲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进出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发生改变。

《中国经济周刊》：第十二届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这是新领军者年会第三次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主题进行话题讨论，前两次分别是第十届“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2016年）、第十一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2017年），您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最大变革是什么？或者说什么产业的变革最能够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

艾德维：今年的主题是想强调我们需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采取的行动，以便真正降低技术风险，帮助社会获取最大利益。我们在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需要考虑人的因素，来创建一个更可持续、更包容的社会。我们开始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预测未来什么样的工作会被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取代，我们的公民需要怎样的新技能。重新掌握技能和技术的开发支持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新兴国家可以利用技术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使他们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有竞争力。在战略性产业方面，新的机会向他们敞开。例如中国的贵州省在大数据、云计算方面的研究，又如非洲的一些国家正在研究，如何发展区块链和云技术方面的应用。这些是技术革命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全新的机遇和经济机会。

经济潜力的变化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区域间的竞争，也可能是国家间的竞争，这些国家以前从未认为对方是竞争对手，但是现在这些新的工业部门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正在让这些关系发生改变。

9月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公室，艾德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中国有机会成为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领导者

《中国经济周刊》：在谈到新技术应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比如侵犯隐私等，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艾德维：有两件事，我认为我们看到了管理这些新技术的挑战。近期，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正式生效（编者注：2018年5月25日起生效，这项制定时间长达7年的监管法规，将对从科技到广告、从医药到银行在内的各行各业带来彻底改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项法律源于应对10多年前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收集欧洲公民数据的投诉，我们用这项法律解决了一个10多年前的问题，这也印证了科技发展之快和这项新法律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GDPR的生效，它将显著增强一些权利：个人用户将拥有更多权利要求公司披露或删除他们持有的个人数据。（编者注：条例还包括监管机构的执法行动将更具震慑力，最高罚款金额可以达到2000万欧元或者公司全球营业额的4%）

这项条例会对区块链技术产生影响，因为如果你的基础技术是区块链驱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那么从分布式账本上删除数据是不可能的，但随着这项数据保护条例的出台，欧洲很有可能失去成为区块链创新领袖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技术需要以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管理，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治理标准和协议，而不是那些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准备的繁重法律。我们正在试图发挥我们在公共和私人合作领域的国际组织能力来弥合公司、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鸿沟。

我们现在关注的另一个风险因素是网络空间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每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损失。在过去的五六年里，互联网的不安全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全球风险报告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因此，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将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中国经济周刊》：本届论坛上也有专门关于区块链的话题，对于未来中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您有何种预期？

艾德维：我认为区分比特币、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很重要。关于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有大量的炒作。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不管这些货币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编者注：中国不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和不允许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关于区块链技术到底能做什么，我认为中国有机会成为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领导者，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挑战。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些没有遗留传统方式或遗留系统的地方，采用这些技术会更快。

比如中国的电子支付，现在我们都用手机支付，因为在中国没有手写支票等的遗留传统。因此，中国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能够对新技术进行快速的思考并规模化。

我认为在标准制定，特别是国际标准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中国已经围绕着产业链做了很多思考。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喧嚣背后的区块链》也是被下载最多的报告之一，我们将努力探索如何让研究变得有用和有帮助，这也是我们在未来12个月里要关注的领域之一。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领域需要伦理和安全的讨论

《中国经济周刊》：在本次论坛中也有关于交通领域的专门讨论环节，自动驾驶是目前各大汽车厂商都在加大投入研究的领域，但是对其安全和合法性的讨论也一直存在，您如何看待技术进步与现有法规间的矛盾？

艾德维：我认为关于安全标准的讨论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90%的交通事故都是由人为失误造成的。如果我们能改善这种状况，我们每年就能拯救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人工智能领域引发的关于法律标准、责任、安全标准以及关于AI的伦理问题等是很多国家都在讨论的事情。

举例来说，因为算法的决策，当它面临一个选择，撞击行人或者撞击护栏，可能会伤害到车上的人时，它会做什么。这些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如何让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公司都去思考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尽可能多地让哲学家和伦理学教授参与讨论、建立透明的算法，来确保这些算法没有偏见，背后是善意的、正确的道德和伦理做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领域，也是目前辩论最激烈的部分。

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迭代。比如先通过试点项目进行测试、数据收集、算法的改进、技术的改进等等。就像手机上新软件的开发方式，就是循序渐进地发布一个新的、不断改进的产品。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监管方式，你不可能完全了解某项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技术的快速变化和发展是任何人、公司、国家都不可能跟上的，但我们相信有一种更好的管理模式，即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测试中、在过程中监管，所以我们需要以合作的方式，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取得最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