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在史料电子化时代，作者不去大费周章与时间梳理史料来排比论证一个内容，而是选择将核心理路直接扔出来，这可以说是最直接且清晰的。相比那些国内普遍存在的不负责任的史学研究群体仅仅提供史料长编并不对“文明的性质提供理解”，作者实在是很慷慨的。但是正由于史料的极端缺乏，很多观点并非凿凿，其不得不采取独创的修辞方式，掩盖其疏漏，伪装成不证而明的天启，最终使得此书不登大雅。而在这种论证逻辑下，即使他的洪水预言，亦不过充斥为其地缘理论先设后的“论证材料”，相比他抽离出的支离破碎的史事作为佐证，这种“预言”更是一种无证之证，是对其复封建框架的"史料填充"，是他论证"四分之一剧本"的“臆想材料支撑”，而绝非推理后的结论。稍具历史常识，便能发现秦汉以降的故事都被他暴力的摘择并充作论据，由此，对未来格局的预测是正与全书论证方式贯穿，不过是用天启的语言充当史料的位置，正如有民哲用史料给《推背图》这种民间信仰文本做注一样，这里不过反其道行之而已。在竭尽全力读完该书后，不妨还是为一些仍处在混乱状态的读者分享一些草蛇灰线的全书梗概。

全书的核心论点用三字即可概括，即：复封建

为什么复封建？因为封建制是“使命感和文化风俗不堕落”的保障。而郡县制这种“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违反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天然适应相当于原始部落规模的小团体，迫切需要小团体内部的高度互信。”（p56）在作者看来，周代建立的封建制核心就是血缘或地缘共同体，相对于此的是普世性大一统帝国，普世性价值“残酷地剥夺了个体不可或缺的感情需要。”而“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小团体需求的投射”，因为“没有偏私、歧视和仇恨就无法生存。”（p57），所以，正是爱国主义情怀形成了驱动力。

而封建制的关键在于缔造精英。

作者认为封建的优势在于有地方精英（贵族）。其优点是1、维护基层的“长时段利益”；2、保护社会自组织的发育；3、抗拒中央对地方利益的汲取。而郡县制则是比屠杀还要“可怕的暴政”，可怕直吹在于“巨细靡遗的格式化”。因为这取消了人们的“盲目”和“希望”，而这两点恰恰是“勇气和德性”的来源，所以在“麻木和绝望”中历史也将终结。也可以说：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而大一统的特点则是“唯才是举”，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那些传统熏染才能产生的行业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在作者看来，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因为“野无遗贤”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p80）

诚然，在郡县制大一统下，赋税容易征收，但建立在封建制下的武士集团便绝没有保卫乡土的责任感，而仅仅是“宫廷朋党的雇佣兵和寄生者”。所以郡县虽然有结构扁平化的优点，却同时使得“社会普遍解除武装”。郡县制如同无根之木，必然衰败。但由于其高效率的征收与军事人力补充，所以在衰败之前，还能够造成数十年汉文帝式理想状态。（p96）

因此作者有两种分判，即“历史之人”和“史后之人”，历史之人，便是指封建制地缘血缘共同体下的人，他们的生命力体现为“信仰的热忱”。而史后之人，则是大一统下散沙型的顺民，他们容忍暴政，沦为机会主义者。作者看来，汉承秦制注重布衣君相平民政权就是理解不了前朝宪法的“史后之人”。他们只是一群投机成功的暴徒而已。（p45）

作者认为封建与郡县之争在楚汉相争后就已经告结了最关键的“四分之一的剧本”。其中项羽所代表的是贵族军队，其特点是八千子弟作为一个阶级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治团体，由于地缘和血缘性具有武技和勇气，但是其弱点在于，“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流民和顺民能够一再承受大屠杀的损失，然后同样大规模的补充和更换。贵族军队失去每一位骑士，都是无法弥补的灾难。”而刘邦不同，北方军队是散沙化的流民，是“追逐功名的个人冒险家和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缺乏相互协调和信任的习惯。”其怯懦不在于武艺，而是群众性军队“缺乏共同体纽带”的问题。但是他却能不惜以大规模的军力补充发动不惜人力的进攻。换言之，刘项原本都是打着复国旗号而起，但是项羽坚持了亲族血缘的封建贵族精神，是贵族的领袖，而刘邦蜕化成了流氓，不顾规则而取得胜利，是“乌合冒险家团体的僭主”。（p47）

可以说项羽、刘邦的差别便是作者全书论述的核心表征。

在书中，作者不断的说明那种具有血缘或地缘共同体的基因从中世以来不断的被添加进大一统帝国来维持生命力。譬如汉初，作者认为汉初“就是瓦解良民的组织资源，加快顺民化、散沙化的速度，从而降低吏治国家的统治难度。”其战斗力仅仅源于战国精神的残余，而非本朝的制度。换言之，作者认为战斗力是与共同体组织相捆绑的，没有共同体，谈不上持续的战斗力。“勇气和技术”只能内生于共同体，所以大一统的吏治国家只能将帝国军队交给蛮族，武帝首创了收编胡骑的政策，便是由于“随着良民的顺民化，胡骑的政治德性和军事素质都胜过流民冒险家，因为部落组织的习俗仍有其生命力。”（p53）

在文中，随处可见作者不遗余力的处处批判大一统的散沙社会造成的叛军和流寇。作者认为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其能横行天下的原因正是由于地缘与血缘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因为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所以看一个社会是否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对此，作者还有一段简短梳理：

“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后者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一样丰富。”（p85）

而全书的另一个核心则在于批判游士，也就是流沙社会里精英的游士化。如果说前文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多少都有过叙述，那么对于诸子游士化，包括对孔子及后代儒生的批判则是作者独创的知见。

对孔子等人的批判与对郡县制批判是一体的。因为作者看来，郡县制是建立在抽象原则和人为设计出的政治框架，违反了自然形成的贵族品质，而孔子等在封建制下将原本依托共同体才能孕育的贵族教义改造成“有教无类”的普世化教科书，实际便是在消耗贵族精神。这些贵族精神的“仁义礼智信”是不能通过语言传授学习的。“因为勇敢自然会产生慷慨和诚信、骄傲自然会产生仁慈和体贴，外交、竞技、军事、仲裁的优异表现都是这些德性的自然结果。只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共同演化才能产生良好的贵族修养”（p35），然而诸子百家将原属贵族社会的经验知识抽象化、书面化、大众化以后，贵族的精神被剥离共同体的机体被消耗了，相反为那些僭越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每个平民都幻想成为统治者，这就是所谓的百家出自王官，道术为天下裂。精英一旦游士化，便会加速社会的瓦解。

儒家不断的“将政治的败坏归咎于文化和风俗的堕落，从而为自己找到新的使命感。”实际上不知，政治的败坏恰由于脱离了共同体机体所导致，恰由于诸子消耗贵族精神并将其公开教授所导致。（p57）晚期儒家忘记了自己的教义和理想都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产物，也就是共同体基础上诞生的精神，却天真地以为其是普世化的准则，以为道德教育和舆论约束足以保障世界帝国及其和平，又能避免暴政。殊不知这种缺乏共同体机体的教义只会使得真正奉行儒术者灭亡得更快。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所以说，诸子奠定的文明格局已经成为后代无法超越的“天花板”（p72）

正是由于这个天花板，造成了后代的格局。后代的“士族的礼法”绝不同于“春秋贵族的礼乐”，他不是为争取战争荣誉而设计的，而是为了保证宗族在战乱当中继续传承。士族的经学是文治的蓝本，预先就假定了世界帝国的和平已经实现。而原本春期贵族却培养共同体内部的骑士，两者是决然不同的。（p76）所以不要忘记，儒家在其热忱的顶峰，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维护者（孔子），是鼓吹人道高于王权的启蒙者（孟子）。后来已经由儒学沦为儒术，求为“缘饰”而不可得。汉儒在混融主义的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沦为某种诸子百家的共识协调组织。（p46）

论述至此，不妨再回到封建-宗族这条主轴线。可以发现秦汉以后，作者剩余的文字就是在不同朝代凸显那些试图回归乡土共同体的案例。乡土共同体能够提供资金，能够提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其根源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p81）与之相对，大一统下的官僚只是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

譬如，在他看来“商君、吴起以降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绝对君主不断削平贵族、豪强，制造散沙平等社会。项王、吴王逆水行舟，相继败亡。汉武帝继承了商君和始皇的传统。元、平以来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儒化大家族不断挤压君主和浪人，制造门阀宗族社会。新莽、曹公逆水行舟，次第颠覆。司马氏继承了光武、袁绍的传统。他们的受禅纠正了官渡之战的错误，他们的东渡纠正了王浚楼船的错误。历史撇开智者和强者的武断干预，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p62）

而对于魏晋以降，作者则总结“士族的灭亡既不意味着大家族的灭亡，更不意味着贫富贵贱差距的减少，仅仅意味着新人不再有义务培养门第家风，为社会保存不受权贵左右的价值中心。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而“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p79）

竟然有人公开发表言论辱骂鲁迅是汉奸

有人在网上匿名写一篇题为《鲁迅————赤裸裸的汉奸》，文章发表并被推荐于去年12月，并且标注为“最佳答案”

作者放弃了大量事实，闭着眼睛咬着牙根强硬胡说，甚至连基本常识一概都不管不顾。作者天真地误以为发声即为学者，孰不知痛饮了地沟油，再勤奋再努力也是白搭。仅学识而言，就疯傻得可怜，连引鲁迅文章时代背景都一再搞错。＂铁屋子＂比喻出现在《呐喊》出版的1923年，与抗日无关，《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于1926年，于抗日也无关。其逻辑疯傻完全达到光屁股上大街招摇的境界，比如这一句“鲁迅死之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然而死前最后两天是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之后就去世。其厚待日本‘老朋友’程度，难以想象！”这个通吗这个？即使流氓霸气如“文革文体”，也达不到这个境界。如此疯傻，留做自恋还好，跑到街上来，不咬人也扰民哪。

如此泼污鲁迅，到底是为什么？莫非也遵循这样一条逻辑，即“说不好即是汉奸”不然，为什么做了那么多艰辛的抗日工作，还要硬说是汉奸呢？正如当年“文革”，好多秘密战线的英雄都被污成叛徒，连江姐都不例外。后来，污者如“四人邦”中的某人倒是被查出叛过。却原来，一切都是反着来的。反着来的，叫“原来”吗？怎么感觉应该叫胡来呢。

在当下中国，除了无知而自雄的人，究竟哪些人如此仇视鲁迅？难道《药》错了？难道人血馒头真的吃起来不但治病而且又香又甜吗？难道《阿Q正传》错了？难道我们要继续画阿先生笔下那个圆圈吗？难道《祝福》错了？难道祥林嫂活该那样的悲惨吗？难道《狂人日记》错了？难道吃人与被吃都是爽歪歪的吗？

难道鲁迅当年发出那些雄浑的正义声音都错了？可如果正义错了，那请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正确的？

这是真正的抹黑！抹黑英雄，早已成了时髦，现在终于轮到了鲁迅，那么，下一个是谁？对了，我昨天还看到抹黑林则徐的，以前还看到过抹黑邱少云、黄继光的，岳飞好像也大抹特抹过了，倒是秦桧目前时来运转并且大大转，在江宁和九江，先是坐起来，后又一使劲站了起来。媒体讽刺说，跪了八百年，太累，秦桧从此站立起来啦！

噢，我好像看清了什么，原来是你们，红眼阿义、假洋鬼子、鲁四老爷、还有狼子村的那些人，亲，失敬！用我朋友的话来说，就是“我多少明白点啦！”

但仍有不明白的地方，比如，出来抹黑鲁迅，这是个重量级的体力活儿，怎么着也要派一个身强力壮的伙计，看上去旗鼓和级别都对称一些，目前这个小力笨怎么能够胜任呢？

然而，颠倒黑白之事，即使有万夫莫挡之勇猛大汉组成百万军团，也还是不能够哇。那玩艺儿怎么能行呢？那玩艺儿天生就是不行的啊！

然而，你等好好努力，我等好好看戏！

下面是鲁迅在1931年后的抗日文学活动简述————

鲁迅先生积极地参与了左联的创建活动，并在成立大会上选为常务委员，他曾经将自己的作品稿酬捐给左联作为活动经费。1931年十月十五日，左联执委会发表《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抗议日本侵略。1932年二月四日，鲁迅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进攻上海。1932年二月七日，鲁迅等一百二十九名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鲁迅积极推介年轻作家的抗日作品，先后为萧红、萧军、葛琴等的作品作序。1935年八月和十二月，鲁迅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作序，《八月的乡村》

鲁迅还领导了文学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设，1936年六月一日，鲁迅、冯雪峰等商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6月15日，《夜莺》第四期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表鲁迅等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七月一日，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强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口号，”国防文学“是”随机应变的具体口号“。同日，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痛斥托洛斯基派反对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并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936年8月15日，鲁迅在《作家》上发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主张作家应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是不同的，但可以并存。

在生命的最后，1936年10月1日，鲁迅等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10月19日，鲁迅逝世。

附：鲁迅-----赤裸裸的汉奸

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这有1936年鲁迅逝 世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 旗帜所证。后来读书，几乎每个学期都能读到鲁迅先生的大作，比如《祝福》、《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等，特别是《纪念刘和珍君》里面，“真的勇士，是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云云，更加成为年青人激励自我的名言。再后来，曾经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更加以鲁迅为荣；再后来，自己的文章被一些关心的朋友所劝阻：“你的文章有鲁迅风格，千万要小心”时，也愈发沾沾自喜。不知道是不是爸爸所担心的“读书越多越反动”还是终于长大了，到了今天，我忽然问自己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奸？” 　　正是从鲁迅之死开始，我才开始怀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族魂的资格！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1936年末！！！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一方面，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继占领台湾之后，占领朝鲜，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关键时刻，日本鬼子公然于济南割鼻挖眼残杀中国大使以挑衅和试图掀起侵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无恶不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派出精锐陆海空师团攻打上海，遇到国民党19路军浴血抗战，上演“八百勇士”记；1933年侵略热河，策动外蒙分裂……可以说，日寇无日不在梦想吞灭中国，无日不在增兵中国，在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之前早已经完成了对北京上海华东华中军事包围的准备，所以才能在北京“芦沟桥一枪”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席卷半个中国。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成功推翻满清罪恶政权后，两次失去执政机会，一是孙中山主动妥协，以总统之位换取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的倒戈，二是国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党魁宋教仁在天津被袁世凯刺杀！之后国民党发动北伐，以军事的胜利促进政治的统一团结，终于实现形势上的统一，来面对气势汹汹的小日本帝国的杀机。为了在极短时期内达致国家现代化之路，蒋介石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对外引进德国、美国先进军备，对内采取宽容政策，收编地方军队，让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进入决策圈，统一在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西山、冯玉祥等等，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过中央政府，政府都采取宽容妥协政策，以尽可能团结对外，避免牺牲；在经济财政金融政策上，从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党改两为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甚至有的年度成长率高达百分之百！至于上海，更加成为国际著名的远东第一都会，发展速度与国际接轨，甚至有了70年后共产党才有的股市交易制度。在文艺上，不仅这十年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正时期，各种思潮涌现、名家繁星罗列。文艺要反映时代变化，表达时代的情绪，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了属于真正族魂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听到《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听到战士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生活方式上，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破除陋习，树立文明卫生之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女权运动”，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教育政策上，国民党更加不遗余力，建立起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塑造了具有自由竞争有容乃大风度的名牌大学，是今天的大陆所谓名牌大学们所望尘莫及的！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中国迅速医治封建创伤民族贫弱恢复健康保存体力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强化国防扩大外交备战强敌的十年！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日本的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国民政府的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吗？

　　很难置信，在这样一个枕戈待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经济腾飞的时代，鲁迅的眼里没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杀和正在准备大屠杀，鲁迅的眼里没有国民党竭尽全力于内外交困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中国就象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会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大意) 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中国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公正游戏规则，即科学文明制度)应该缓行，对资本家的乏走狗(指国民党)应该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不明白，鲁迅在那样一个民族生死维艰的关头，怎么就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对国民党的一切活动都无不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讽刺“新生活运动”，讽刺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甚至，鲁迅的作为，是在讽刺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中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历史辉煌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决不看中医”，什么“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两个感想：一是国民党真宽容，可以让他这样“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发表(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看看阿Q，居然被学者认为人人都是阿 Q，我呸-----阿Q那样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说，用今天的话说，没有一个“符合主旋律“，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范“ ，我们看到的，是《伤逝》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是《祝福》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黑暗面”而已，仅此而已，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唯一的出路要么推翻国名党，就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要么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就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一切！

　　我曾经怀疑，周作人和鲁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国，周作人迅速成了汉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经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如果鲁迅是个坚定的抗日主义者，以鲁迅的威望名声，在文章里对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击，我想在当时的民族精神上，该是多大的促进，该激荡多少年青人保家卫国的心？同时我又想到，鲁迅长居上海租界，与日本人内山书店老板相好，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中国上海，内山书店是否名为书店暗中却暗中搜集中国情报？或许我只是个人瞎联想，然而，在全国一片抗日形势下，在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先生却躲在日本的书店与老板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 ‘吃人’两个字] ，谈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要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 国民党……不是太奇怪了吗？对了，我也差点忘记了鲁迅先生的书曾经就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如果内山老板没有弃暗投明，放弃对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话，那么，我想鲁迅先生的书肯定不会有鲜明的抗日思想，不会对“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有冲突，才能在日本人的书店贩卖！

　　还有，让无数鲁迅迷们所难以想象的是：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当国军19路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时刻，鲁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躲到-- ----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 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

　　尽管无数的学者可以给鲁迅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一个所谓的[民族魂] ，尽管共产党可以感谢日本人的侵略给了他们夺取政权的唯一生路，也顺便感谢鲁迅对国民党的攻击；尽管鲁迅的文章确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我要说：鲁迅，绝对不配当中华民族的 [族魂] ！一个对中国的文字都看不惯要彻底消灭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历史看成一片垃圾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古代一切文明传统都看不顺眼的人，一个对抗日救难国民党的努力冷嘲热讽的人，怎么有资格做中华民族的“族魂”？！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导师，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却可以文章里不发一言，鲁迅如果不是无知，如果不是汉奸，最少，他是一个亲日的“堕落文人”，是一个大汉奸的亲哥哥！有很多年青人崇拜鲁迅，那么，就让我彻底打碎这个神象：鲁迅，在和许广平小姐结婚后，许广平这个北京女师大的学运和抗日领袖，在鲁迅的约束下，竟然成为一个不能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为此，鲁迅和许广平曾经发生多次严重冲突，几度面临离婚处境(其实只是长期同居而已，鲁迅早于1905年有发妻，但未尽丈夫义务，与许同居却又没有给其夫妻名份)！而“族魂”鲁迅，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某月某日晚，“洗脚”一次；某日晚，再“洗脚”一次……“洗脚”者何？和许广平做爱而已！把和妻子的做爱形容为“洗脚”，这是怎样的侮辱与伤害？这是怎样的高傲与自大？本人不才，遍阅史书，鲁迅先生所视为粪土的人物们似乎还没有人对自己的妻子这样污蔑，倒是日本男人，对自己女人的鄙视与高傲，与鲁迅先生的“洗脚”颇为类同，从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务中、我们可以联想一二。

　　还有一个光环，是鲁迅自述说：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赖的看客，因此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我们一向认为那是真的，直到我读到一篇回忆录，才知道鲁迅很会撒谎。那篇回忆录说，大约在1918年，身为国民党教育部干部的38岁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据)，作者作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当时的周树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无所事事，旁边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该凡人打发时间发泄无聊的玩艺，作者看了觉得不错，就劝他说：既然你无事可作，不如写写文艺作品发表；周先生就怀疑地说，“写作有用吗？”作者就鼓励他，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现代史上的神 ----鲁迅诞生了！但是，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在日本留学辍学，是因为看电影受刺激发愤著作以医治国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为按照时间推算，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已经是留学日本之后十几二十年了，鲁迅为何还没有专业写作？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写作的精神医治作用？还担心“有用吗？” 何况就算鲁迅当时真受了电影刺激，要写作，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丝毫没有写作基础和经验的基础上，忽然辍学专门写作！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初出国门的青年，忽然放弃留学专门写作以[医治国民精神]，除非他疯了！何况，作为写作行内人来说，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和生活阅历，根本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医治国民精神” 的效果，这就是鲁迅为何在回国十几年后任职教育部闲暇有空之时才能写作的原因！而鲁迅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个人推测，一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鲁迅家庭发生变故，父亲早死，经济困顿，难于继续支持鲁迅留学，二是鲁迅所就读的仙台医专，是一个私立的偏僻乡下的野鸡类学院，鲁迅的日语还没有过关(鲁迅散文《藤野先生》里交代他交上去的作业，几乎布满了红XX，藤野先生不仅要改他的答案错误，也要不厌其烦地给其修改日语语法和单词的错误)，而学习成绩也颇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负责和善待鲁迅，他所教的那一门课鲁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个及格)，根本申请不到奖学金，虽然有藤野先生热心帮忙，也难有起色，这严重挫伤了鲁迅的自尊心，鲁迅既经济困难，也开始对医学学习有畏难情绪，觉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回国结婚之机辍学，滞留东京5年之久，但由于缺乏发展机会，只好回国担任师范教员(鲁迅自称：因为母亲和其他人渴望得到他的经济资助，所以回国任职)。这样说，可能是彻底地打破了“族魂” 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是却最为可信，接近事实。再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鲁迅如果真的有一点“族魂”的精神，有半点“医治中华民族”的气魄，决不至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后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须知，厦门大学是新创办，当然不可能万事完备，但已经竭尽所能为鲁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学更是可以迁就到聘请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做逃兵！要不，为什么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须知，1926年时局动乱的250--300元光头大洋/个月，换在今天，相当于月薪3万元！越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越生气，越觉得他们无聊兼无耻，互相在比赛唱衰自己的学校，全不知道：教育，本来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难，也正好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时候！看看“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破产为了兴学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连玉，一生为了华教而被逮捕和被剥夺公民权；看看“新民之父”许峥嵘，为了办学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款，连累了后代还债30多年！当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东的武迅，一生行乞办学……这些人，这些事，和《两地书》中那个哇哇乱叫、稍不如意就脚底抹油的鲁迅比起来，谁----才是真正的族魂？！

　　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民国前一篇评论文章的稿费可以让老舍在北京买一个黄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 ，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吊着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见许广平回忆录) 然后回家用许广平“洗脚”(见鲁迅日记) 的乐趣，骂着这个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国名党，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他还觉得这是“伪自由”，他到底还想怎样啊？

　　然而，他仍然“出离愤怒”了！他这样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写在《坟》后面〉)“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面前站着一个(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的)中学生的话，我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的自由”(《答北斗文学社问》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象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 “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骗人》“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国民党掌权的时候起…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鲁迅的眼中，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在鲁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过民国大型报刊公开臭骂羞辱国名党所享受到的超高额稿费，不是自由言论的象征！在鲁迅的眼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等同于垃圾，中国书会害人杀人！在鲁迅的眼中，中国青年的动辄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在鲁迅的眼中，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什么都比，却忘记了日本没有长江黄河！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是注定要象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日本的“勇士们” ，亏我们的“族魂”喊得出！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东三省，而是作为教授来“惩罚”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鲁迅的眼中，国民党成立以来到他发表这谈话的1934年，除了造监狱没有别的事可干！

　　鲁迅，某些人所谓的族魂，是怎样对待我们的祖国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呢？《双十怀古 》、《九一八》、《黄花节的杂感》、《航空救国三愿》、《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而作》……除了尖酸刻薄、无耻攻击之外，谁能够看出鲁迅这个所谓的族魂所发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对祖国的期待、对烈士的崇敬、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

　　当民族的脊梁从世界各地千辛万苦地为国家民族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金融财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统一大业、外交关系努力的时候，当民族的脊梁在奋力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起 “女权运动” 、“新生活运动” 、“抗日运动” 的时候，鲁迅却总是这样给年青人泼冷水：中国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医等等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货等于给英美送钱没有意义……甚至对于中国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对人性“很悲观”，那么，面对黄浦江上那血红狰狞的日本野心狼的军舰上的膏药旗，他老先生实在是死得及时，否则，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汉奸周作人？

　　鲁迅是大师，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师，然而，鲁迅是抨击国名党不遗余力，破坏传统不遗余力，揭露社会黑暗不遗余力，而独独没有象其他大师们那样，拥护国策、学术救国、参政议政、戮力国家的统一和抗日。胡适的实用爱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对国家最有建设性，他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能够继承好传统；能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勾画光明的方向，胡适和鲁迅，分别代表着中国成熟和幼稚的知识阶层。放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可能鲁迅起到的作用是好的，然而，国难当头，从根本上说，鲁迅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抗日危急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分裂力和杀伤力的！就象鲁迅所说的，是“匕首一样”，狠狠地，狠狠地----扎向多灾多难的祖国！不幸，鲁迅滥用着那多与少的民主，疯狂攻讦着内忧外患的中国，直接间接地助了日寇一臂之力，让我们今天还在面对着无声的中国。

　　在鲁迅的眼里，谁好呢？反正，他是至死都声称“一个也不宽恕”的！而他所不宽恕的，绝对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现代中国史上伟大的大家们，如胡适、梁实秋等等。虽然，说鲁迅“汉奸” 可能是骇人听闻，但是，说鲁迅“族魂” 就更加可笑和无耻、无知！！！

　　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应该灭？中国的中医中药是不是应该取缔？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只写着“吃人”两个字？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否就不值一文？我想不需要多说，历史已经证明，历史仍将证明：中华文化是凤凰涅磐，虽浴火必重生！

　　附录：在这里，顺便公布《鲁迅全集》里“鲁迅年谱” 的几个细节：

　　1902年，22岁，留学日本，入语言学院；

　　1904年，24岁，8月入仙台医专；

　　1905年，25岁，6月回国与朱女士结婚，返日本时即滞留东京，不返仙台学医；

　　1909年，29岁，滞留东京5年后回国担任浙江师范教员；

　　1912年，32岁，担任教育部职务；

　　1918年，38岁：开始创作，笔名[鲁迅]；(38岁始听人劝创作，与留学时日久矣，如民族果病，拖延十数年，族魂何以早早辍学却十余年不救治？)

　　1919年，39岁：1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5月4四日“五·四运动”前后沉默；8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11月修缮，与弟弟周作人共迁新居；(本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但鲁迅忙于爱情意见及个人住房，无评论或小说问世)

　　1920年，40岁：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1923年，43岁：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呐喊》，12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屋；

　　1924年，44岁：翻译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

　　1925年，45岁：翻译日本厨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46岁：3月，[三·一八]惨杀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达两个多月(遇难后第一个想到的避难场所是------日本人的山本医院)；9月担任厦门大学教授，12月辞职；

　　1927年，47岁：1月任广州中山 大学文学主任，4月辞职，10月回上海，与许广平同居；(1927年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并开始执政的一年，鲁迅选择辞职及逃避上海租界与情人同居)

　　1930年，50岁：10月与日本人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

　　1931年，51岁：6月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7月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8月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担任翻译，12月与友人(？) 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 关头的[九·一八]东北沦丧后，鲁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头 》，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居然是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比如[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完全讽刺国名党召开紧急会议协商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比如[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完全丑化参拜南京中山陵发奋图强的举动，比如[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 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时为国民党主席]糖尿病……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从这些文字，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鲁迅的大作，简直就是日本鬼子配合军事侵略的心战传单，把当时的国民党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但是对于日本鬼子，却一个骂字也没有！我难以接受这样拙劣而恶毒的传单，然而，鲁迅全集正式收录这些作品，而且在“鲁迅年谱” 中记载鲁迅与 “友人”(？)合编出版这种传单式的所谓旬刊，却没有光明正大地公布那个“友人”到底是 何方神圣？莫非是内山老板？)

　　1932年，52岁： “一·二八” 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1月29日鲁迅再次避难于------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 再由内山书店店友(？) 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值此国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疯狂侵占上海之际，鲁迅却由日本人转移来保护去，有“三闲”的功夫，有“二心”的准备，实在是爱国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罢？)

　　1936年，56岁：病重，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鲁迅死之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然而死前最后两天是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之后就去世。其厚待日本“老朋友”程度，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