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董峥 中国信用卡产业的发展，正是依托于改革开放的大潮，在1979年至今的四十年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学习和借鉴国际信用卡产业发展的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之路。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持续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改革让百年中国告别积贫积弱，重拾历史荣光和大国自信，更重要的是，开放让中国看到了世界并认识了自我，一方面看清了与世界的差距，另一方面有了追赶的目标。中国信用卡产业的发展，正是依托于改革开放的大潮，在1979年至今的四十年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学习和借鉴国际信用卡产业发展的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之路。 七十年代，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信用卡产业刚刚完成初期的建设，特别是经历了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一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起步阶段，另一次就是整个70年代的成型阶段。1976年Visa完成了更名，MasterCard在1979年启用，美国大来、运通、日本JCB等信用卡机构也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的全球布局，信用卡支付的方式在欧美等国家得到了普及应用，为世界信用卡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伊始初涉信用卡业务 从1978年到2008年，至今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让中国开始走上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活跃，大量的国外客商涌入，他们不仅带来了我们与世界脱离太久而落后的新技术和资金，更带来了新的生活观念，尤其是先进的支付方式，让刚刚开放的中国眼界大开。 创办于1957年春季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数十年中吸引了全球众多的国外客商，为中国的商品走入世界市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海外客商们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将国外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的信用卡支付带入中国，在所涉及的宾馆、饭店、商场等场所能够得到使用，以解决他们来华携带现金、兑换人民币的麻烦。 中国的开放给了外商更大的信心，全球云集广交会后，出现了国外普遍使用的信用卡无法在中国进行支付的问题，据说曾有外商因为中国无法接受信用卡，还特意投诉到了中国银行，这不仅让从封闭走向开放时期的银行从业人员认识到什么是“信用卡”，更为刚刚走出几十年政治和经济阴影的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机遇，重要的是让刚刚开放的中国金融行业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因此，在改革开放伊始，下决心开始了金融结算与支付行业的改革。 1979年3月，香港东亚银行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提出建议，希望在当年春季广交会举行期间，该行发行的东美信用卡能够在广州得到受理。由于前期对信用卡业务做了充分的学习和调研，中国银行已经意识到代理国外信用卡可以为银行增加外汇收入，减少外汇现钞收付和解运等不便和风险，广交会正是引入信用卡业务的最佳时机，中国银行总行指示广东省分行开展信用卡的试办受理业务。1979年8月，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香港东亚银行签订代理东美信用卡业务协议，并在广交会上开始办理信用卡受理业务。从此，信用卡走上了中国金融业的历史舞台。 从1980年开始，中国银行主要分行陆续与国外银行和信用卡组织签约，在国内代理信用卡业务，包括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日本东海银行、日本三和银行等，还与Visa、万事达卡、JCB、美国运通、大来卡等机构分别签约，在之后的数年中陆续进入了中国。尽管仅有代理外卡取现这一项业务，但是对于中国金融支付的发展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说信用卡的取现付款只是解决了国外客商在中国使用现金的问题，但是信用卡的基本功能是刷卡消费，因此还必须开发大量的特约商户接受用户使用信用卡。1982年7月，中国银行开始与多个商家建立了特约商户关系，使国外信用卡在中国可以进行直接刷卡消费，这样，信用卡业务形成了“银行-商户-持卡人”这样一条完整的初级产业链，中国的信用卡产业初露端倪。 改革开放之初引入了信用卡业务，开始让国人感受到了国外先进的支付结算方式，如果说公元1000年的宋朝发明了纸币，成为了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的话，信用卡的出现就是货币发展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将支付结算带入了非现金交易时代。然而引入国外信用卡业务只是一次试水，让中国的银行业能够更近距离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信用卡，为中国信用卡的诞生做好了观念和物质上的准备。 中国第一张信用卡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不仅国外客商、游客来到中国，同时也让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而靠近港澳的广东地区成了最前沿的大门。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的一位员工在赴香港探亲之时，对香港使用信用卡支付结算方式进行了考察，尽管工作在银行，通过代理也多少了解了信用卡，但是亲身接触信用卡在消费支付、ATM上的使用，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把相关资料带回珠海。 正是在分行对信用卡业务的前瞻性判断，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开始对信用卡业务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向总行递交了开办信用卡业务的可行性报告。然而中国长期以来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各类商品处于卖方市场，同时由于国民收入极低，加之传统的消费观念仍是量入为出，因此，虽然中国银行已经多年代理国外信用卡业务的经验，但是信用卡业务还是遭到了反对。最终在中国银行高层领导高瞻远瞩的决策下，中国银行总行做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决策——由中国银行珠海分行试办发行中国自己的信用卡。 时间走到了1985年，注定成为中国信用卡产业的第一次飞跃。为了发行中国第一张信用卡，中国银行珠海分行成立了“珠海市信用卡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中国第一张信用卡还未诞生之时，中国却先出现了独立运作的信用卡公司，时至今日，关于成立独立运作的信用卡公司的议题尚在讨论中，而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却早在32年前就已经尝试这种经营方式，这也是中国引入信用卡业务后的一次创举，这种探索为中国信用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信用卡筹备发行，不仅面临着开发特约商户，为商户提供业务培训，还要为商户提供刷卡设备，包括今天我们已经很陌生了的压卡机、签购单等，同时从日本、香港等地进口了打卡机、计算机等硬件设备，为信用卡的发行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1985年6月，中国银行珠海分行正式发行了中国的第一张人民币信用卡——中银卡，该卡分为金卡和普卡两种，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仅限于珠海地区发行使用，而且无法联网交易，只能在银行柜台和特约商户使用压卡方式进行存取款和消费。该卡发卡对象除本行员工外，也向社会企业、个体经营户开放申请，同时需要由当地符合要求的居民进行担保。中国第一卡允许存款后适度透支，与国外标准的信用卡有所不同，后被银行业通称为“准贷记卡”。 正是因为在珠海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为中国信用卡的诞生开垦了一片沃土，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秉承改革开放精神，开启了中国信用卡产业的大门，开始改变中国传统消费观念和支付方式。随着信用卡产业规模逐渐扩大，实现了减少货币投放、降低资金流转的成本的目标，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银卡的发行，在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其它银行也开始发行自主品牌的信用卡，1987年，工商银行广州分行发行“红棉卡”；1990年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发行万事达信用卡；1992年，农业银行发行“金穗卡”；1993年，交通银行发行“太平洋卡”。自此，中国开始逐渐进入了“卡时代”！ 应运而生的金卡工程 在支付产业中，发卡市场和受理市场均呈高度分散化的状态，就逐渐形成了通过卡组织作为转接中心居中串联与协调的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没有卡组织，国内银行卡发展和受理规模较小，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各家银行商户只能刷各家的银行卡，不能跨行刷卡，早期大型商户都存在着一个收银柜台摆放了很多家银行POS机的现象，为收银员增添了刷卡的麻烦，卡组织的存在可以降低社会支付成本，提升支付效率，1993年中国提出“金卡”工程计划。 为了实现POS与ATM机具与网络资源共享，改善用卡环境，1994年金卡工程正式启动实施。北京、上海等十二个试点城市的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和全国总中心的筹建工作开始启动。“金卡工程”是跨系统、跨地区、跨世纪的社会系统工程，以计算机、通信等现代化科学技术为基础，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并以银行卡等为介质，用电子信息转账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加速了我国金融现代化的步伐，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消费习惯，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正是由于“金卡工程”的实施，开启了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阶段。不仅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在大中城市独立发展银行卡业务，股份制银行也纷纷加入发卡行列。九十年代末期，中国银行卡逐步实现联网通用，首先在12座试点城市的区域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系统建成，随后深圳、昆明、武汉等6座城市也建立起了自己的跨行信息交换中心。这些中心的开通为各商业银行拓宽银行卡市场提供了公共的网络平台，各地银行卡发卡量、POS和ATM受理网点的数量和覆盖范围扩大。 2001年2月，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了全国银行卡工作会议，通过了《2001年银行卡联网联合工作实施意见》，各商业银行达成共识，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国内所有跨行、跨地区使用的人民币银行卡都要加贴“银联”标识。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卡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以银行卡产业发展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对于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卡组织” 2002年3月26日，中国银联在上海成立，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和运营银行卡跨行交易系统，制定统一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实现高效率的银行卡跨行通用及业务的联合发展，并推广普及银联卡，积极改善受理环境，推动我国银行卡产业的迅速发展，把银联品牌建设成为国际主要银行卡品牌，实现“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卡用到哪里”的目标。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银行卡要走联网联合道路，成立中国的银行卡转接清算机构的需求更为迫切。2001年5月，一个名为“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筹备组”的组织成立了，人民银行管理层曾经设想转向支票社会，结果银行卡兴起后，把支票阶段跳了过去，把压卡机时代的信用卡也跳了过去。“我们跳了两个阶段，直接电子化了。”首任中国银联董事长万建华曾道出了银联卡发展的迅猛过程。 如果说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和日本JCB的成立都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卡组织外，在之后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没有再成立“卡组织”，这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它绝非靠一家企业之力所能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全球目前仅有几家“卡组织”的原因。这不仅取决于成立的决心和勇气，更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力量与国际影响力。 在现代金融体系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的结算功能是整个社会高效率运行的基础，属于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卡交易清算是金融交易的本质和核心，清算组织掌握着国家各类经济交易的重要数据。创建银行卡自主品牌，搭建转接清算网络，不仅推动银行卡产业科技发展的进步，更是维护了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因此，无论是从战略，还是民生的角度考虑，大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卡清算组织，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银联成立以来，充分发挥银行卡组织的职能作用，推动中国银行卡产业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使我国发展成为全球银行卡业务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处于银行卡产业核心和枢纽地位的中国银联，对银行卡产业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各银行通过银联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实现系统之间互联互通，进而实现银行卡跨银行、跨地区和跨境使用。 在发卡量多年位居全球卡组织第一之后，银联卡交易额也跃居首位，成为名符其实的行业翘楚。这完全得益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2017年我国出境游人数达到1.30亿人次，境外消费2894亿美元，约1.8万亿人民币，这极大地促进了银联卡的国际化的交易规模。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而开展的国际化之路，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一个强大的“卡组织”是中国的幸事，通过十六年的耕耘，中国银联已经做大，但要做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移动互联网让信用卡产业插上“翅膀”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用卡产业的移动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一方面传统发卡模式下，由于信用卡市场竞争激烈，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饱和”的现象，业务人员不仅已经越来越难以接触到目标客户，而且即便接触到目标客户，说服办卡的难度也很大，这要求发卡银行对传统发卡模式进行互联网时代的变革。 发卡银行已经开始打通线下、线上和移动三个路径，通过与一些知名的互联网网站的合作，利用合作网站流量导流、合作联名卡并大数据挖掘等互联网模式，将发卡实现了网络化、场景化、立体化的精准营销。银行与各类互联网企业发行联名卡而“触网”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通过移动网络发卡，并配以场景化营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发卡过程中的问题和弊端，实现了信用卡从人工发卡，到网络发卡模式的变革，让信用卡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申请。 早期的信用卡服务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一般是通过短信、账单夹寄、官网以及客服电话等形式向用户进行传送。移动互联网的超常规发展，让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也得到普及与应用，人们借助移动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连接到各类网站获取信息，移动终端设备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娱乐，以及购物、支付的方式。 移动互联网也促使发卡银行考虑推出基于用户的业务场景和使用需求的产品，信用卡App就成为了发卡银行主要的流量和服务入口，信用卡App为发卡银行提高了获客效率、改善用户体验、扩展应用场景，招商银行掌上生活、交通银行买单吧、浦发银行浦大喜奔、中信银行动卡空间等成为其中的代表。其中招商银行掌上生活App用户数超过1亿，月活跃用户超4500万，为招商银行信用卡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通过App构建智能获客体系，还打造出第一消费金融App，消费信贷交易金额占比超过传统渠道一半。 正是信用卡与移动互联网融合，让中国信用卡产业再次得到了发展动力，2017年信用卡发卡总量、信用卡交易额、透支余额、业务收入等重要指标涨幅显著，也反映了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趋势从发卡向用卡、从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经营变化的完成，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国有大行和商业银行已经实现了信用卡发卡量过亿张的“小目标”。 移动支付促力支付形式的变革 如今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在支付领域中。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金额达到了202.9万亿元，交易笔数375.52亿笔，这一骄人的成绩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以中国银联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巨头推动了中国移动支付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移动支付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日常生活，国民对现金，乃至于银行卡的依赖程度都在逐年下降。 中国银联从2014年开始大力推动移动支付的进程，推出了集银行卡管理与移动应用、支付场景于一体的“云闪付”App，在这场移动支付大战中，顺应移动支付时代的潮流，在科技创新方面越走越快，继逐步完成金融IC卡迁移后，在技术上推出了NFC支付、银联标准的二维码支付，不仅填补了NFC对移动终端有特殊要求的短板，完善了移动支付的产品线，涵盖了银联IC卡闪付、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线上支付等主要的移动支付方式 银联6.2优惠活动经过多年的打造，以银联为主导、众多银行参与，已经成为银行卡业一个集购物、支付体验于一体的“节日”。移动支付更需要强场景化的环境，在未来场景营造的丰富及个性化程度，将决定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这也是多家机构不遗余力地展开移动支付布局的根本原因，从日常的消费支付，到公交支付，可以说谁占领了支付场景的高地，谁将在这场支付战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因此，支付场景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移动支付工具正是为了打造出一个“生态圈”，通过多元化的场景覆盖，提高用户对移动支付工具的粘性。“云闪付”App围绕民生所需，银联深耕商超便利、公交地铁、菜场及周边15分钟生活圈、餐饮、公共缴费、自助售货、校园、食堂、医疗健康、交通罚款等“十大场景”，并联合商业银行等产业各方以此为主干，全面布局以“云闪付”App、银联二维码支付、银联手机闪付产品为基础的移动支付便民服务。同时挖掘场景热点及特色功能点，探索引领市场发展。 “云闪付”实现了卡端的“联网通用”到移动端的“联网通用”的跃升，助推银联在提升社会经济效率、重塑支付生态的路上一脉相承，迈出更加有力的步伐。 账基支付成为信用卡产业变革的标志 支付科技领域的发展，为信用卡产业拓宽了思路和空间，特别是在大数据、云技术的应用场景下，推动了信用卡业务实现线上与线下的同步发展，支付已经成为金融的入口，众多的非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在较高层次进行激烈的竞争，而客户与账户成为了竞争的焦点，消费习惯也从传统的卡基支付向账基支付转变。 “卡基”支付是基于单一银行卡账户进行的单一支付，资金变动体现在银行卡的账户余额中。“账基”支付则是基于个人支付账户进行支付，可以通过绑定的银行卡账户付款，也可以选择账户余额。账基支付是卡基支付的高级阶段，通过账基可以将单一用户所有的支付行为进行关联，便于分析用户的交易习惯、交易通道等主动数据画像，同时为用户提供多重支付场景，利于对用户进行大数据分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基于Token技术的“虚拟信用卡”应运而生，很多银行都已经推出这种虚拟卡产品。信用卡的本质上依旧是银行的账户，但是由于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资金，这一账户就成为信贷账户，信用卡只是一种支付的工具，将这个账户中的资金来完成支付的过程。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还有其它的形式来完成支付，而塑料卡片是被选择的最佳介质。 正是支付渠道的多元化，以及金融科技的成熟与完善，实体银行卡开始了“虚拟化”趋势。信用卡虚拟化的优势，在于它融合了消费场景化和快速办卡争夺用户的功能。实体卡的申请需要填表、送交、卡片制作与邮寄等一系列的流程。虚拟卡可在优惠活动场景下，消费者通过移动终端进行办卡，银行对申请迅速审批，然后实现“空中发卡”，将虚拟化的信用卡卡号传送到可以用于支付的移动终端中，消费者使用移动终端就可以即时得到优惠消费，实现了办卡、用卡的场景化。 后记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信用卡与支付产业的迅猛的发展，改变了中国沿袭千年的消费习惯和支付方式。四十年来，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支付体系，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给了信用卡这个传统产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产业中各个参与方积极投入时代带来的创新与变革大潮中，共同创建一个全新的信用卡生态系统，打造一个“新信用卡时代”，我们有理由给予更多的期待！ (本文作者介绍：信用卡行业研究人士，多年从事独立的信用卡与支付产业研究)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姜兆华 七部委联合出征讨伐房地产市场猫腻行为，引发市场一片热议。七部委联合围剿，30城房价会不会降？ 6月28日，住建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对房价过快城市的定向调控。消息一出，北京等30家上榜城市一片风声鹤唳。七部委联合围剿，上榜城市房价会降吗？ 一、七部委为何剑指30城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全国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增幅5.4%，环比增幅0.8%，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从七部委联合《通知》上榜城市名单看，榜单多为房价增长较快或房地产市场问题突出的城市。造成全国房价高烧不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抢人大战推高刚需。始于西安的抢人大战，让饱受限购之苦的城市找到了松绑房地产的理由。抢人红利在拉动区域消费增长同时，还迅速激活当地房地产市场潜在购买力。伴随着人才入户门槛的大幅降低，涌入城市人口的住房刚需也被迅速拉升。很多城市甚至将购房落户作为人口转移的必要条件。住房限购在变味的人才引进中开始“宽衣解带”，抢人大战演变为全国范围的抢房大战。西安、武汉、天津等多城房价在人才争抢盛宴中，（环比）定比均大幅增长，其中：西安（1.6）11、武汉（1.1）1.5、天津（0.5）0.9个百分点。 （二）棚改拆迁货币安置。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的货币化安置，在房地产去库存过程中发挥了放大效应，成为二三线城市本轮房价上涨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全国棚改货币化安置率已从2013年7.9%上涨到2016年48.5%。2017年，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609万套，完成投资1.84万亿，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高达60%；2018年前5个月国开行在棚改上投放任务8000亿，截至5月底已达4300亿，按照计划下半年还会有近4000亿投放，如此庞大资棚改资金阵容拉大了房地产市场需求。 （三）房地产恶意炒作。为贯彻中央“房住不炒”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到一年半时间，全国各地先后出台500多条限购限贷措施。但仍然有中介采用阴阳合同、捂盘惜售、发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哄抬房价。不久前，全国多地竞相实施摇号购房，随即武汉、长沙等多家上榜城市相继爆出摇号作假事件；成都、杭州、深圳等地也传出万人排队抢房的空前景象。房产中介、炒房团等恶意炒作抬高了城市房价。 住建部等七部委联合下文，重点整治30家上榜城市高房价问题，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搅局者”。 二、房地产调控难点在哪 以2017年317调控为标志，全国各地先后出台近500多条限购、限贷政策，房价全面上涨的趋势得到缓解。然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出现一手房、二手房价格倒挂奇怪现象；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房价也不同程度反弹；尤其一些上榜城市甚至出现“边调控，边上涨”的尴尬居局面。城市房价为何迟迟高烧不退，房地产调控的难点究竟在哪？ （一）住房供需矛盾。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36%；常住人口约有25.8%城市居民通过租赁解决住房问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居民租赁比例更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因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优势，人口净流入长期处于高位，住房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人口才争夺大战，加剧了城市人口的局部性流入，刚需成为二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增长依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消费、投资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中美贸易摩擦地不断升级，出口增长呈现乏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63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8.8%。其中，出口6.14万亿，增长5.5%；进口5.49万亿，增长12.6%；贸易顺差6498.1亿，收窄31%。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人口出生状况远低于人们预期，国内消费的人口红利正逐步减弱。人口争夺成为各地城市拉动消费的主战场。上榜30城中西安、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都曾上演抢人大战。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6043亿，同比增长6.1%，增速比1-4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不得不为的选择。 （三）投资渠道狭窄。房价居高不下的另一原因是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从住房投资结构看，以炒房为业的专业炒家毕竟少数，而以保值增值为投资的居民占了大头。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4.31万亿，同比增长8.3%，如此天量货币资金总得选择一个出口。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投资渠道主要有三条：股市、房市和银行理财。中国股市长期低迷徘徊，国内外经济形势令资本市场信心动摇；金融市场乱象整治，大量社会游资撤离银行理财和P2P市场，寻找新的投资标的；买房成为绝大多数居民和社会游资投资理财的不二去处。 三、七部委联合围剿，房价会降吗 七部委联合出征讨伐房地产市场猫腻行为，引发市场一片热议。七部委联合围剿，30城房价会不会降？要从七部委联合围剿的对象和影响程度做具体分析。从七部委联合围剿对象看，其打击重点主要集中在三类人群：投机炒房团伙。主要指涉嫌操纵房价房租、捂盘惜售、捏造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抢房假象、哄抬房价、违规提供“首付贷”等投机炒房团伙。房地产黑中介。主要指发布不实房源和价格信息、进行不实承诺等欺骗、误导购房人；暴力驱逐承租人、捆绑收费、阴阳合同、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侵占客户资金、参与投机炒房的房地产中介；违规房地产企业。打击从事违规销售、变相加价、一房多卖、霸王条款、价格欺诈以及限制阻挠使用公积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上述三类人群不是30城独有的新生产物，而是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各地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七部委联合打击的重点是房地产违规交易环节，其在房产交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这一专项治理行动，会在一定程度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恶意炒作的现象也会有一定程度收敛，但对上榜30城房价影响程度并不会太大。只要城市住房供需格局没有改变，居民投资渠道没有改善，大中城市的房价就不可能出现下降。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海洋大学MBA、EFP金融理财管理师，现任某全国股份制银行总行零售部门负责人。)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作者简介：姜兆华 中国海洋大学MBA、EFP金融理财管理师，现任某全国股份制银行总行零售部门负责人。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邓立君 2018年，清一色高度控盘走势的股票排在闪崩排行上。买了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只能在股吧里来排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市场上真正奉行价投的人，则有不一样的心情——虽然也被套，但是不至于血本无归，用时间来换空间——这就是信仰的意义。 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莎士比亚 巴菲特号称他从来不关心宏观经济，这让他的追随者们在被套的时候憋屈得怀疑人生，也让被动套牢的韭菜们自嘲为“价值投资者”。 直到2017年绩优股的行情让价投者们扬眉吐气了一回，亏损多年的公募机构们一次性发个几百亿跟一线城市卖房似的，“价值投资”才开始喘过一口气。 2018年马上又尴尬了，市场上价值投资的声音越来越弱。并非所有价投的股票都跌了，而是千股跌停，听到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资金只能集中在那一小撮优质资产上，毕竟唇亡齿寒，就连站在这些孤岛上的人们也不敢嘚瑟。 如果说2017年监管把庄股弄死了，也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2018年的去杠杆则让大量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心里有点慌。还记得去年六月，我在《如今的证券监管正朝着最单纯的目标出发》一文里写到的， “上市公司大股东在资本市场的角色本来应该是最单纯的——做好上市公司业绩并享受最大的股权比例回报。但是畸形的牌照价值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诱惑，特别是监管的暧昧甚至是同流合污的时候。那些独立于大盘奇奇怪怪的K线走势下，暗流涌动。本来单纯的实业老板，上市公司之后却成了这个市场上最复杂和隐蔽的参与者。” 2018年，清一色这些高度控盘走势的股票排在闪崩排行上。买了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只能在股吧里来排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市场上真正奉行价投的人，则有不一样的心情——虽然也被套，但是不至于血本无归，用时间来换空间——这就是信仰的意义。 宏观——我们走到了哪里？ 这是下跌的时候才会思考的问题，因为赚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更乐观。市场有个现象就是，在每次大跌的时候，周期天王周金涛的文章就会在朋友圈里刷一遍。让我们这些不断怀疑人生的价值投资者不得不好奇的去看看，所谓的周期，到底是有还是无？ 我把人类的这种好奇归结于天生的“作弊情节”，比方说，如果我能用易经算出大盘的涨跌，或者说我认识一个高人，知道大盘要跌到2019年。这些其实跟打探内幕信息没什么两样——反正就是想通过作弊的手段不劳而获。 为了不掉到哲学的深渊里，我们回到宏观周期。经济周期到底有还是没有？ 信则有，不信则无。 若说有，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行业产品去完库存之后货品供不应求，价格重新上涨，大家又争相投入，结果价格下跌，不能说没有周期。 若说无，短的我们不说，最长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以60年为一个轮回。我没有兴趣去验证中国古代的是否每60年一个周期，但是在老庄时代，那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可能持续了上百年。 再往前去几千年连经济周期这个词都未曾发明。即使我们这几百年有可靠的经济周期一说，未来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铁律。 比如我们在苏联成立60周年之际的1982年底预测苏联的下一个康波周期，那么在1991年底，其时被世人公认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你会为自己的预测倾家荡产。 即使是美国200多年的历史，那些所谓的经济周期却并没有发生在有明确数学规律的时间段，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学家为了方便迎合大众简单粗暴的理解力而已。 另外，关于经济周期周天王也说了，对于康波周期，我们无能为力。对于无能为力的事情，我很少操心。 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说到底还是房地产周期，中国的房地产拉动了M2的山洪爆发式增长，除了目前几大互联网巨头，中国的实体经济不可谓不尴尬。像格力董小姐这样坚决不碰地产的企业家，最后多数都沦为被同情的对象。 前阵子（5月16日）直播了一个港股叫研祥智能（02308），总部就在深南大道腾讯旁边。两家大概同时起家的企业，研祥工控机全国第一，2008年12亿收入，2017年仍然是12亿的收入，9年净利润仅增长了一倍多。08年的投资人到现在涨幅是零，5月16日的市值不到17亿港币。 直播它的原因，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企业，它拥有的地产货值大致估算超过200亿，现在地产开始收租赚钱了，大股东却要私有化它。再没良心的老板也不至于让现在这个价位的股东亏钱走吧？ 科技公司做着做着发现厂房的价值远高于公司的价值了，就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们发现，自己公司牌照的价值，远远高出自己公司的运营价值。 “有买卖壳公司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主板壳公司的价值怎么也在50亿以上，上市就相当于拿了一个牌照。而对于百亿以内的公司来说，这个牌照的价值是远超过公司本身的价值的。如果一个老板上市之后对这个牌照完全忽略，去继续埋头经营他的企业，难道上市就是为了IPO那几个亿的融资？所以实际控制人们都会毫无例外的想要怎么利用好这个牌照，你不懂没关系，一定会有投行和市值管理团队耐心的教你。” 《如今的证券监管正朝着最单纯的目标出发》 分两面看吧，至少房地产和股市造就了一大批人的巨额财富，总设计师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实现了。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节点重新做一些审视，正确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还有让我们骄傲的市值王——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跟微软、苹果这样的科技互联网巨头相比，暂时差了“科技”两个字，但是他们也开始回到健身房，试图把身上的肥肉肌肉化吧。 巨额的财富如果不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我们创富的初衷是什么？现在已经有了好的经济基础，是时候做一些转化，让我们在国际合作上不那么受制于人。这不恒大地产跟中科院的千亿合作开始进军科技行业了。 中观——哪些行业值得我们耕耘？ 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宏观的东西大概知道就行了，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除非你想成为经济学家。 关于经济学家的延伸阅读，2013年我写过一篇专栏《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休矣》，态度就在里面。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是佛系的，无论你宏观经济怎么样，我只咬定好的公司不松口。只有闲来无事纯当娱乐的价投者，或者是被各种信息粉尘污染过的大脑才无法抵抗对宏观局势的好奇。 当然选择好的行业是必要的，中观的分析能力要强于宏观。回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程，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能肯定的是， 一、 依靠房地产土地财政创造天量货币（而不是相反）的时代宣告终结； 二、 由于地产高位的控盘，中小房地产商疯狂的借高利贷来支持，以及最近地产股的暴跌来看，房地产的时代正在明确的发生逆转。 三、 过去依赖房地产、基建带动的整个经济产业链断了生命的源泉。建筑、工程、水泥、化工、有色等等上游及原材料这些过去我们不太关注的行业，我们未来也不会关注。 四、 互联网巨头在挤压了实业的生存空间之后，现在用户的消费能力的下降也在开始反噬着自身的盈利能力。海归独角兽们正像我当年毕业回国找工作的姿态——高估值不成低估值不就，就有了现在小米和阿里双双宣布延迟CDR的回归。 五、 高端消费的行业其实从2015年在深度反腐和股市暴跌之后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消费降级的过程。茅台的例外是因为他消费和资产保值的双重属性。 六、 基础消费是我们最喜欢的行业，也是能够穿越牛熊的行业。比如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要么第一、要么唯一的那些公司，它们的股价正在创出历史新高。 七、 虽然很多人看不惯林园，但是他不但在茅台成功了，也在去年开始坚定并看对了医药行业里的慢性病行业。 微观——做价值投资到底能不能确定赚钱？ 这一直是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因为挣钱的那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但是确实格雷厄姆-巴菲特这一大帮人价投累积到了其他投资方法望尘莫及的财富，所以我们需要审视的一定不是方法，而是我们对方法的认知和我们自身的局限性。 这个又不断的在被证实，消费医药类的指数在国内外市场一直排名在前且不断增长，个股在一轮轮的股灾之后创出新高，类似的组合不断的穿越牛熊。 这个就好像佛法所呈现的，有人解脱成佛了，但是他喝的是自己的水，成的是自己的佛，方法也告诉你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造化了。 基于对宏观的不乐观也不悲观，不与市场相争，对于行业有所选择，对于公司运营清晰，对于投资有所信仰，不用杠杆，不负债经营，找到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组合。 这基本上就是价投所做的事。这也基本上是确定能够盈利的模式，价值投资人天生是乐观的，因为他确信按照这个方法就能够达到目的，但又从来不执着于这个彼岸。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各种赌。上赌国运下赌球，有什么是你能真正把控的呢？ 投资路上只看价值，不问前程。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邓立君 2018年，清一色高度控盘走势的股票排在闪崩排行上。买了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只能在股吧里来排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市场上真正奉行价投的人，则有不一样的心情——虽然也被套，但是不至于血本无归，用时间来换空间——这就是信仰的意义。 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莎士比亚 巴菲特号称他从来不关心宏观经济，这让他的追随者们在被套的时候憋屈得怀疑人生，也让被动套牢的韭菜们自嘲为“价值投资者”。 直到2017年绩优股的行情让价投者们扬眉吐气了一回，亏损多年的公募机构们一次性发个几百亿跟一线城市卖房似的，“价值投资”才开始喘过一口气。 2018年马上又尴尬了，市场上价值投资的声音越来越弱。并非所有价投的股票都跌了，而是千股跌停，听到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资金只能集中在那一小撮优质资产上，毕竟唇亡齿寒，就连站在这些孤岛上的人们也不敢嘚瑟。 如果说2017年监管把庄股弄死了，也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2018年的去杠杆则让大量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心里有点慌。还记得去年六月，我在《如今的证券监管正朝着最单纯的目标出发》一文里写到的， “上市公司大股东在资本市场的角色本来应该是最单纯的——做好上市公司业绩并享受最大的股权比例回报。但是畸形的牌照价值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诱惑，特别是监管的暧昧甚至是同流合污的时候。那些独立于大盘奇奇怪怪的K线走势下，暗流涌动。本来单纯的实业老板，上市公司之后却成了这个市场上最复杂和隐蔽的参与者。” 2018年，清一色这些高度控盘走势的股票排在闪崩排行上。买了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只能在股吧里来排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市场上真正奉行价投的人，则有不一样的心情——虽然也被套，但是不至于血本无归，用时间来换空间——这就是信仰的意义。 宏观——我们走到了哪里？ 这是下跌的时候才会思考的问题，因为赚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更乐观。市场有个现象就是，在每次大跌的时候，周期天王周金涛的文章就会在朋友圈里刷一遍。让我们这些不断怀疑人生的价值投资者不得不好奇的去看看，所谓的周期，到底是有还是无？ 我把人类的这种好奇归结于天生的“作弊情节”，比方说，如果我能用易经算出大盘的涨跌，或者说我认识一个高人，知道大盘要跌到2019年。这些其实跟打探内幕信息没什么两样——反正就是想通过作弊的手段不劳而获。 为了不掉到哲学的深渊里，我们回到宏观周期。经济周期到底有还是没有？ 信则有，不信则无。 若说有，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行业产品去完库存之后货品供不应求，价格重新上涨，大家又争相投入，结果价格下跌，不能说没有周期。 若说无，短的我们不说，最长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以60年为一个轮回。我没有兴趣去验证中国古代的是否每60年一个周期，但是在老庄时代，那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可能持续了上百年。 再往前去几千年连经济周期这个词都未曾发明。即使我们这几百年有可靠的经济周期一说，未来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铁律。 比如我们在苏联成立60周年之际的1982年底预测苏联的下一个康波周期，那么在1991年底，其时被世人公认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你会为自己的预测倾家荡产。 即使是美国200多年的历史，那些所谓的经济周期却并没有发生在有明确数学规律的时间段，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学家为了方便迎合大众简单粗暴的理解力而已。 另外，关于经济周期周天王也说了，对于康波周期，我们无能为力。对于无能为力的事情，我很少操心。 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说到底还是房地产周期，中国的房地产拉动了M2的山洪爆发式增长，除了目前几大互联网巨头，中国的实体经济不可谓不尴尬。像格力董小姐这样坚决不碰地产的企业家，最后多数都沦为被同情的对象。 前阵子（5月16日）直播了一个港股叫研祥智能（02308），总部就在深南大道腾讯旁边。两家大概同时起家的企业，研祥工控机全国第一，2008年12亿收入，2017年仍然是12亿的收入，9年净利润仅增长了一倍多。08年的投资人到现在涨幅是零，5月16日的市值不到17亿港币。 直播它的原因，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企业，它拥有的地产货值大致估算超过200亿，现在地产开始收租赚钱了，大股东却要私有化它。再没良心的老板也不至于让现在这个价位的股东亏钱走吧？ 科技公司做着做着发现厂房的价值远高于公司的价值了，就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们发现，自己公司牌照的价值，远远高出自己公司的运营价值。 “有买卖壳公司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主板壳公司的价值怎么也在50亿以上，上市就相当于拿了一个牌照。而对于百亿以内的公司来说，这个牌照的价值是远超过公司本身的价值的。如果一个老板上市之后对这个牌照完全忽略，去继续埋头经营他的企业，难道上市就是为了IPO那几个亿的融资？所以实际控制人们都会毫无例外的想要怎么利用好这个牌照，你不懂没关系，一定会有投行和市值管理团队耐心的教你。” 《如今的证券监管正朝着最单纯的目标出发》 分两面看吧，至少房地产和股市造就了一大批人的巨额财富，总设计师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实现了。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节点重新做一些审视，正确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还有让我们骄傲的市值王——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跟微软、苹果这样的科技互联网巨头相比，暂时差了“科技”两个字，但是他们也开始回到健身房，试图把身上的肥肉肌肉化吧。 巨额的财富如果不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我们创富的初衷是什么？现在已经有了好的经济基础，是时候做一些转化，让我们在国际合作上不那么受制于人。这不恒大地产跟中科院的千亿合作开始进军科技行业了。 中观——哪些行业值得我们耕耘？ 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宏观的东西大概知道就行了，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除非你想成为经济学家。 关于经济学家的延伸阅读，2013年我写过一篇专栏《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休矣》，态度就在里面。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是佛系的，无论你宏观经济怎么样，我只咬定好的公司不松口。只有闲来无事纯当娱乐的价投者，或者是被各种信息粉尘污染过的大脑才无法抵抗对宏观局势的好奇。 当然选择好的行业是必要的，中观的分析能力要强于宏观。回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程，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能肯定的是， 一、 依靠房地产土地财政创造天量货币（而不是相反）的时代宣告终结； 二、 由于地产高位的控盘，中小房地产商疯狂的借高利贷来支持，以及最近地产股的暴跌来看，房地产的时代正在明确的发生逆转。 三、 过去依赖房地产、基建带动的整个经济产业链断了生命的源泉。建筑、工程、水泥、化工、有色等等上游及原材料这些过去我们不太关注的行业，我们未来也不会关注。 四、 互联网巨头在挤压了实业的生存空间之后，现在用户的消费能力的下降也在开始反噬着自身的盈利能力。海归独角兽们正像我当年毕业回国找工作的姿态——高估值不成低估值不就，就有了现在小米和阿里双双宣布延迟CDR的回归。 五、 高端消费的行业其实从2015年在深度反腐和股市暴跌之后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消费降级的过程。茅台的例外是因为他消费和资产保值的双重属性。 六、 基础消费是我们最喜欢的行业，也是能够穿越牛熊的行业。比如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要么第一、要么唯一的那些公司，它们的股价正在创出历史新高。 七、 虽然很多人看不惯林园，但是他不但在茅台成功了，也在去年开始坚定并看对了医药行业里的慢性病行业。 微观——做价值投资到底能不能确定赚钱？ 这一直是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因为挣钱的那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但是确实格雷厄姆-巴菲特这一大帮人价投累积到了其他投资方法望尘莫及的财富，所以我们需要审视的一定不是方法，而是我们对方法的认知和我们自身的局限性。 这个又不断的在被证实，消费医药类的指数在国内外市场一直排名在前且不断增长，个股在一轮轮的股灾之后创出新高，类似的组合不断的穿越牛熊。 这个就好像佛法所呈现的，有人解脱成佛了，但是他喝的是自己的水，成的是自己的佛，方法也告诉你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造化了。 基于对宏观的不乐观也不悲观，不与市场相争，对于行业有所选择，对于公司运营清晰，对于投资有所信仰，不用杠杆，不负债经营，找到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组合。 这基本上就是价投所做的事。这也基本上是确定能够盈利的模式，价值投资人天生是乐观的，因为他确信按照这个方法就能够达到目的，但又从来不执着于这个彼岸。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各种赌。上赌国运下赌球，有什么是你能真正把控的呢？ 投资路上只看价值，不问前程。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先知 消费者有消费升级需求，愿意为好枸杞多花钱，2018年将是整个消费端倒逼产业端进行改革、颠覆、创新的时间节点，也将是枸杞产业从价格战转向品质战的关键年份，目前好枸杞价格的涨价仅仅是个开始。 在世界杯期间，“啤酒加枸杞”居然火了。 网友调侃说：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喝啤酒都想放两粒枸杞。往啤酒里加枸杞虽说是个段子，但是枸杞的养生功效可是实打实的，熬夜看球赛难免精神疲惫，这时候来一杯枸杞泡水立马醒神。 有数据显示，枸杞已成为消费者最爱购买的保健养生食品之一，仅2017年天猫双11头1小时，阿里健康平台网售的枸杞就达179吨。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的那样，“手机、服装之类产品，消费者凭借感官和经验就能选择。但面对健康产品，个人消费者就无能为力了。比如枸杞，是否打农药、是否硫磺熏蒸只有种植生产者知道，即使专业人员，不做实验也是很难判断。” 作为枸杞的消费者，笔者本人也存在这种担心，但无能为力。 枸杞这个名称，始见于二千多年前的《诗经》。我国早期的药用枸杞就是西北地区采集野生枸杞的产品，在秦汉时期的医药书籍中已经有药用枸杞的记载。 1985年版的《中国药典》明确载明，药用枸杞子为茄科植物宁夏枸杞的干燥成熟果实。规定“全国入药枸杞子，皆宁产也”。宁夏枸杞药用记载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将枸杞列为经中上品，其味甘、性平，《本草纲目》也规定药用枸杞是宁夏枸杞果实。 在中国，枸杞有很多民间叫法，如苟起子、枸杞红实、甜菜子、西枸杞、狗奶子、红青椒、枸蹄子、枸杞果、地骨子、枸茄茄、红耳坠、血枸子、枸地芽子、枸杞豆、血杞子、津枸杞。 枸杞，是现代人养生保健常备的中药材。枸杞不但口感好吃，健康养生的功效也十分卓越。中医认为，枸杞，滋阴补肾，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张血管、更有延年益寿的功用，所以民间常有“四季吃枸杞，可与天地同寿”的说法。 虽然功效不错，但是据笔者调研了解，几千年来，中国枸杞产业一直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主要以农户传统种植加工为主，存在产业集中度不高，加工水平低；仅有宁夏百瑞源等少数品牌，消费者认知度较低；枸杞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产业加工链短，附加值低等问题。 进入六、七月份以来，枸杞行业迎来了新一轮采摘期。不过，枸杞红了，许多枸杞的种植户却是喜忧参半。 据悉，在国内外市场需求拉动下，我国枸杞种植面积持续增加，除宁夏外，青海、甘肃等省区产量也不断上升，但品质不高、销售落后等制约了种植效益的提升。再加上枸杞种植投入高、强度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农户忍痛挖树的情况。 行业如何破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前枸杞产业的发展，让笔者想到了中国乳业的发展历程。上个世纪90年代及以前，中国乳品企业大多以生产低温鲜奶为主。而采用低温杀菌技术，不易长期保存。因此，销售半径有限，企业难以扩大规模。 后来，伊利与蒙牛采用利乐包装实现长时间储存牛奶，利乐包装的常温奶拥有便于携带、容易储存、亦适合长途运输及价格更低等优势。彼时，正迎合了中国人均液态奶消耗量的爆发式增长趋势，中国乳品行业开启了最辉煌的增长年代。 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伊利和蒙牛2017年的销售额都过了600亿，整个乳制品行业实现了崛起。看来，一个行业的大发展，必须得有龙头企业的带动，枸杞行业也不例外。 以宁夏为例，枸杞作为宁夏最靓丽的一张红色名片，全区年种植面积100万亩，综合产值150亿元，枸杞产品出口7300多吨，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几年来，通过百瑞源等龙头企业的带动，宁夏枸杞发展趋势和前景一路看好。今年从大的方面来看，尽管气候变化对宁夏枸杞有一些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宁夏枸杞种植技术普遍提高，使得宁夏枸杞的品质有所提升，价格有望贵一点。 正如百瑞源董事长郝向峰所说的那样，宁夏枸杞行业现在仍然存在低质低价、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他希望，“好枸杞可以贵一点”。 为了改变质量的参差不齐，宁夏地方政府也开始出手整顿。宁夏自2017年6月1日颁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枸杞》地方质量标准以来，枸杞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价格也较往年有所提高。 在笔者看来，消费者有消费升级需求，愿意为好枸杞多花钱，2018年将是整个消费端倒逼产业端进行改革、颠覆、创新的时间节点，也将是枸杞产业从价格战转向品质战的关键年份，目前好枸杞价格的涨价仅仅是个开始。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成就了中国当今的全球地位，也催生了全球最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新中产阶层年龄在25岁到60岁之间，家庭、个人年收入分别在50万元和30万元以上的中高层收入者。 随着新中产这一阶级群体日益扩大，当前国内市场已迎来新一轮的消费升级。价格已不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重点，是否拥有良好的品质和消费体验才是决定购买的关键因素。买枸杞就是买健康，消费者当然一定会为高品质的产品买单。 未来虽然美好，现实却很骨感，枸杞产业的崛起还得需要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撸起袖子加油干”，苦练内功，用更大的视角来看待枸杞产业的发展，摆脱传统思维，进行颠覆式创新。 在做好枸杞品质的前提下，不断延伸枸杞产业的链条，进行深加工，进入细分市场，把80、90后年轻群体培养成消费人群，让枸杞产品成为他们的朋友，解决这一群体面临的痛点问题。 只有抓住了年轻一代，枸杞产业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徐忠 最近，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2018IIF（国际金融协会）中国金融峰会对此表明态度，他认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风险总体可控， 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近期，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国内结构性去杠杆引发对风险暴露的担忧，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呈现的一些问题，是新常态下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内需足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关键是推动国内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只有加快关键领域改革，才能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也才能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 一、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 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消费的贡献度持续在60%以上，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富裕家庭（4.6万美元以上）以及富裕中产阶级（年可支配收入在2.4到4.6万美元之间）的增长，必然形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内需。精准扶贫成效卓著，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都会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总量扩张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2018年前二个季度，吃穿基本消费比重继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继续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服务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 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完整的产业链一方面带来了产业集聚、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抵御外部冲击。单个产业面临外部冲击，不会对经济整体产生系统性影响。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部冲击时暴露出脆弱性，相当一部分与产业结构单一、“偏科”有关。同时，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近年来，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大量企业仍将中国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难以替代。 三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市场下能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有较大回旋余地。近年来，一些地区（如东北）经济发展遭遇暂时困难，但也有一些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也日益强劲。在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探索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有效抵御外部冲击。 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降低。但近年来，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事实上，我们测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以来已止跌回升，只要下决心推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就能在高水平上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二、去杠杆进展顺利，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总体风险可控 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灰犀牛”引发各方关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250.3%。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 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风险总体可控。单纯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但实际上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次贷等基础资产质量恶化不同，我国政府部门拥有国有企业股权、土地等大量优质资产，偿债能力较为充分，只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完善，才可能出现“政府风险企业化，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风险。此外，尽管目前去杠杆过程中一些金融风险正常暴露，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仍保持稳健，不良率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渐下降，前一时期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的势头也得到初步遏制。总体看，风险是可控的。 三、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作为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大、内需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关键是要深化国内关键领域的改革，维护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才能避免外部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去杠杆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未开、后门难堵”。 省级政府代市、县政府发债，中央审批额度，举债、支出权责不对等，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践看，无论是之前平台大量替政府负债，还是近年来平台债务置换为政府债务之后，各类隐性债务仍大量泛滥，包括近期在最严厉的23号文下，我们调研发现，一些地方仍有不少新的改头换面的隐性债务冒头，这些事实都一再证明，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厘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单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差别只是债务在形式上，从政府转到了企业，由财政转到了金融，表面上政府杠杆率下来一些，实质上整体债务风险反而更为严重。 如何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目标，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就是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权责清晰并不容易做到，区域均衡主要靠转移支付，财力协调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健全地方税收入体系和发债体制。其中的关键改革，就是要设法将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房产税来替代。房产税要搞起来，关键是两点，一是在改革路径上，应当试点先行。试点既可积累经验值，又能避免出大的风险。二是更为关键的，要有激励措施。可以考虑将房产税收入规模与地方债发行额度挂钩，甚至房产税偿债收入不足部分，中央可以发行特别国债给地方配资。这样一笔房产税，实际相当于数倍于土地出让金的举债能力。这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较重，相当程度上需要借新还旧解决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房产税作为能否举债的关键因素，激励力度较大。 除了将房产税试点作为地方政府未来举债的重要依据外，还可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但凡在限期债务清理中申请中央财政救助的，都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审计、问责，同时大幅消减其财政性融资权利，采取类似上级财政接管的特别措施；凡在限期内自主解决债务问题的，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股权等优质资产化解债务风险的，可以减轻问责，也不限制其财政融资权利。 在采取以上过渡性措施的同时，相应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预算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从而逐渐形成“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新体系，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性约束，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额度、期限，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同时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约束作用。 第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78位，创业营商便利排名93，建设许可排名172，税收排名130，这显然跟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冲击极有可能成为常态，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以稳定投资者预期和信心。 第三，财政政策应在去杠杆中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核心政策。当前去杠杆过程上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要靠财政政策解决。事实上，今年中央财政赤字率为2.6%，低于往年3%的水平，无论是从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还是从赤字率看，均有较大空间，一些地方财政也盈余较多。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宜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应相对积极、不宜紧缩，而是要发挥其结构调整的核心功能，既防止总需求下滑过快，又在去杠杆的同时优化杠杆结构，补齐短板。 第四，需要进一步明确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内外平稳的压力较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上能够发挥一定的暂时性作用，但毕竟是总量政策，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天然不具备优势。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最终除了越来越倒逼货币环境宽松外，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浇油”。要留下好杠杆，去掉坏杠杆，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性结构性改革。 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存量化解可通过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或增强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甘犁 弋代春 相对于“一刀切”的实物安置，货币化安置给了家庭选择是否购房的自由，在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家庭储蓄、减轻家庭负债、增加家庭创业和工商业资产、提高家庭投资性收入提升家庭消费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甘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弋代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房产城镇化首席研究员 近期，关于棚改货币化对住房市场影响的讨论异常激烈。一种观点认为，棚改货币化带来的巨大被动性住房需求及注入到居民部门的流动性，是新一轮住房价格上涨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的重要驱动力。支撑该观点的数据主要源于2017年住建部领导的公开发言，“2016年棚改货币化的安置比例48.5%，去库存大约2.5亿平米，占当年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的18.2%”，但大部分人忽视了这段话有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所有棚改货币化安置的家庭都重新购置了住房。 事实上，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2013年至2017年的货币化安置家庭中，仅20.4%的家庭重新购房，占全部购房家庭的比例仅为4.1%，对住房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投资性住房需求才是当前推动三四线房价迅速上涨的主要因素。 一、棚改货币化对住房市场影响有限 棚改货币化家庭购房比例低。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3年至2017年，7.9%的城镇家庭经历了拆迁，其中接受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为31.6%。这些拆迁家庭中，13%的家庭新购了住房。虽然货币化安置家庭购房比例略高，但也仅为20.4%，还有近80%的货币化安置家庭并未购房。 从区域上看，货币化安置家庭购房比例在一、二、三线城市分别为12.0%、26.4%和14.8%。三四线城市货币化安置家庭购房比例远低于二线城市。 整体来看，棚改购房家庭占总体购房家庭比例都不高。2013年至2017年间，棚改购房家庭仅占全部购房家庭的8.3%，货币化安置购房家庭仅占全部购房家庭的4.1%。同时，三四线城市拆迁家庭占购房家庭的比例同样不高，仅为5.6%，甚至低于一二线城市。 二、为什么棚改货币化家庭不购房 原因一，家庭住房刚需已基本满足。货币化安置本身是家庭自愿选择的结果。根据住建部2009年的295号文件，被拆迁人可以自愿选择实物安置或货币补偿。因此，已有多套房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货币化安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52.0%的货币化安置家庭在棚改前已经拥有多套房，远高于城镇其他家庭，这也是近80%货币化安置家庭拆迁后未购房的主要原因。同时，选择货币化安置且未购房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57.9岁，比城镇家庭年龄平均数高3.5岁。从由年龄决定的消费需求角度讲，他们的住房需求更低。 原因二，家庭购房财力不足。首先，相比于新房价格，货币化补偿金额并不高。2013年至2017年，接受货币化补偿的家庭平均获得补偿金31.5万。货币化补偿后未购房的家庭，其平均补偿额仅为23.1万。在货币化安置比例较高的二三线城市，二线城市补偿金为36.3万，远低于二线城市的房价；而三四线城市补偿金为18.6万，与当地房价仍然存在差距，这意味着拆迁户仅靠补偿金并不能全款购置新房。此外，拆迁户就业率低，有34.0%的家庭无人就业。在这些无业家庭中，有60.6%是因为家庭成员离退休，23.7%是因为丧失劳动力。即使家庭有就业人员，其家庭劳动收入也偏低。数据显示，棚改货币化且未购房家庭的年平均劳动收入仅为4.1万，低于城镇的4.8万。 调查发现，货币化安置且未购房家庭中，71.7%居住在自有的其他住房中，这些住房主要是拆迁前拥有的多套房，以及小部分拆迁后通过自建、继承等方式获得的新住房。还有其余28.3%的家庭，通过租赁或者免费借住亲友住处的途径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其中又有39.5%居住在公租房中，继续享受住房保障福利。 三、棚改货币化补偿款流向了哪里 2013年至2017年，7.9%的城镇家庭经历了拆迁。其中，货币化安置比例为31.6%，加上7.4%的拆迁家庭同时获得了实物安置及货币补偿，共计39%获得了货币补偿，平均补偿金额为31.5万。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转移支付给居民2.9万亿。如果按照前文分析仅少量棚改货币化家庭新购了住房，那么剩余补偿款又去了哪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除去已购房家庭，货币化补偿增加了家庭储蓄，减轻了家庭负债，增加了家庭创业比例及工商业资产，提高了家庭投资性收入，提升了家庭消费。 家庭金融资产大幅上涨。2013年至2017年间，货币化补偿后未购房的家庭平均金融资产从13年的6.6万，上涨至17年的34.3万，共上涨27.7万。从结构上看，风险金融资产上涨14万，非风险金融资产上涨13.7万。 家庭负债情况明显好转。从负债比例上看，2013年至2017年，货币化后未购房的家庭拥有负债的比例降低，从2013年的26.3%下降至2017年的21.8%；平均负债金额从17758元下降至17177元，而货币化补偿后的购房家庭，平均负债金额从3.3万大幅上涨至9.2万，未经历拆迁的城镇家庭平均负债金额从4.3万上涨至6.2万。 家庭从事商业的比例增加，工商业资产上涨。2013年至2017年，货币化补偿后的未购房家庭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比例从2013年15.4%上涨至21.2%。相应地，家庭平均工商业资产从12.2万上涨至29.4万，涨幅远高于其他类型家庭。 家庭投资性收入上涨。2013年至2017年，货币化补偿后未购房的家庭平均投资性收入从2348元上涨至10768元，收益绝对额明显高于其他城镇家庭。家庭平均工商业收入也从6609元上涨至9801元，上涨48.3%。 家庭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收入上涨，金融资产上涨，直接刺激家庭消费水平升级。这些家庭的家庭年消费从2013年的4.5万上涨至2017年的7.7万。其中食品支出上涨最高，为8099元，其次是居住支出上涨6028元，交通通信支出上涨5430元，教育支出上涨4729元，医疗支出上涨3635元。从消费结构调整上看，食品支出虽然是家庭的最主要支出，但占比明显下降，从2013年的43.4%下降至2017年的36.0%。而教育支出及交通通信支出占比上涨最为明显，分别从10.2%上涨至12.1%，8.4%上涨至11.9%。 四、投资性购房才是当前购房的主要动机 货币化安置家庭购房以投资性购房为主。2013年至2017年，新购房的货币化安置家庭中有69.0%已拥有住房，而同期购房的其他家庭中，拥有住房的比例仅为42.6%。 同时，比较2008—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家庭的购房动机，投资性购房比例在不断上涨。2008年投资性购房占19.6%，2013年上涨到28%。2016年上涨到33.4%。2017年37.6%，2018年50.3%。 其次，从家庭住房居住情况上看，也主要是投资性购房。考虑2013年至2017年，购房家庭在2013年的居住状况为，一线城市63.6%的家庭居住在自己的房屋里面，二线为69%，三线为80.4%。租房家庭占购房家庭比例低。 综上所述，棚改货币化对住房市场影响有限，投资性住房需求才是驱动房价迅速上涨的重要因素。相对于“一刀切”的实物安置，货币化安置给了家庭选择是否购房的自由，在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家庭储蓄、减轻家庭负债、增加家庭创业和工商业资产、提高家庭投资性收入提升家庭消费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多套房比例居高的情况下，应该继续坚持棚改货币化安置。 (本文作者介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徐忠 最近，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2018IIF（国际金融协会）中国金融峰会对此表明态度，他认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风险总体可控， 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近期，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国内结构性去杠杆引发对风险暴露的担忧，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呈现的一些问题，是新常态下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内需足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关键是推动国内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只有加快关键领域改革，才能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也才能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 一、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 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消费的贡献度持续在60%以上，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富裕家庭（4.6万美元以上）以及富裕中产阶级（年可支配收入在2.4到4.6万美元之间）的增长，必然形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内需。精准扶贫成效卓著，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都会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总量扩张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2018年前二个季度，吃穿基本消费比重继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继续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服务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 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完整的产业链一方面带来了产业集聚、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抵御外部冲击。单个产业面临外部冲击，不会对经济整体产生系统性影响。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部冲击时暴露出脆弱性，相当一部分与产业结构单一、“偏科”有关。同时，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近年来，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大量企业仍将中国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难以替代。 三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市场下能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有较大回旋余地。近年来，一些地区（如东北）经济发展遭遇暂时困难，但也有一些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也日益强劲。在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探索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有效抵御外部冲击。 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降低。但近年来，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事实上，我们测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以来已止跌回升，只要下决心推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就能在高水平上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二、去杠杆进展顺利，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总体风险可控 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灰犀牛”引发各方关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250.3%。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 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风险总体可控。单纯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但实际上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次贷等基础资产质量恶化不同，我国政府部门拥有国有企业股权、土地等大量优质资产，偿债能力较为充分，只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完善，才可能出现“政府风险企业化，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风险。此外，尽管目前去杠杆过程中一些金融风险正常暴露，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仍保持稳健，不良率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渐下降，前一时期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的势头也得到初步遏制。总体看，风险是可控的。 三、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作为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大、内需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关键是要深化国内关键领域的改革，维护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才能避免外部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去杠杆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未开、后门难堵”。 省级政府代市、县政府发债，中央审批额度，举债、支出权责不对等，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践看，无论是之前平台大量替政府负债，还是近年来平台债务置换为政府债务之后，各类隐性债务仍大量泛滥，包括近期在最严厉的23号文下，我们调研发现，一些地方仍有不少新的改头换面的隐性债务冒头，这些事实都一再证明，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厘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单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差别只是债务在形式上，从政府转到了企业，由财政转到了金融，表面上政府杠杆率下来一些，实质上整体债务风险反而更为严重。 如何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目标，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就是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权责清晰并不容易做到，区域均衡主要靠转移支付，财力协调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健全地方税收入体系和发债体制。其中的关键改革，就是要设法将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房产税来替代。房产税要搞起来，关键是两点，一是在改革路径上，应当试点先行。试点既可积累经验值，又能避免出大的风险。二是更为关键的，要有激励措施。可以考虑将房产税收入规模与地方债发行额度挂钩，甚至房产税偿债收入不足部分，中央可以发行特别国债给地方配资。这样一笔房产税，实际相当于数倍于土地出让金的举债能力。这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较重，相当程度上需要借新还旧解决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房产税作为能否举债的关键因素，激励力度较大。 除了将房产税试点作为地方政府未来举债的重要依据外，还可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但凡在限期债务清理中申请中央财政救助的，都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审计、问责，同时大幅消减其财政性融资权利，采取类似上级财政接管的特别措施；凡在限期内自主解决债务问题的，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股权等优质资产化解债务风险的，可以减轻问责，也不限制其财政融资权利。 在采取以上过渡性措施的同时，相应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预算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从而逐渐形成“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新体系，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性约束，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额度、期限，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同时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约束作用。 第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78位，创业营商便利排名93，建设许可排名172，税收排名130，这显然跟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冲击极有可能成为常态，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以稳定投资者预期和信心。 第三，财政政策应在去杠杆中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核心政策。当前去杠杆过程上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要靠财政政策解决。事实上，今年中央财政赤字率为2.6%，低于往年3%的水平，无论是从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还是从赤字率看，均有较大空间，一些地方财政也盈余较多。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宜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应相对积极、不宜紧缩，而是要发挥其结构调整的核心功能，既防止总需求下滑过快，又在去杠杆的同时优化杠杆结构，补齐短板。 第四，需要进一步明确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内外平稳的压力较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上能够发挥一定的暂时性作用，但毕竟是总量政策，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天然不具备优势。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最终除了越来越倒逼货币环境宽松外，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浇油”。要留下好杠杆，去掉坏杠杆，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性结构性改革。 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存量化解可通过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或增强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徐忠 最近，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2018IIF（国际金融协会）中国金融峰会对此表明态度，他认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风险总体可控， 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近期，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国内结构性去杠杆引发对风险暴露的担忧，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呈现的一些问题，是新常态下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内需足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关键是推动国内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只有加快关键领域改革，才能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也才能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 一、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 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消费的贡献度持续在60%以上，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富裕家庭（4.6万美元以上）以及富裕中产阶级（年可支配收入在2.4到4.6万美元之间）的增长，必然形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内需。精准扶贫成效卓著，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都会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总量扩张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2018年前二个季度，吃穿基本消费比重继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继续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服务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 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完整的产业链一方面带来了产业集聚、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抵御外部冲击。单个产业面临外部冲击，不会对经济整体产生系统性影响。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部冲击时暴露出脆弱性，相当一部分与产业结构单一、“偏科”有关。同时，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近年来，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大量企业仍将中国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难以替代。 三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市场下能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有较大回旋余地。近年来，一些地区（如东北）经济发展遭遇暂时困难，但也有一些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也日益强劲。在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探索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有效抵御外部冲击。 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降低。但近年来，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事实上，我们测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以来已止跌回升，只要下决心推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就能在高水平上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二、去杠杆进展顺利，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及相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