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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4日，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再次提出：“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然而，半年时间，饥荒开始袭击中国大地。三年时间，饥饿夺去数以千万计中国百姓的生命！
“奇吃”，不是普通的草根、树皮之类，而都是人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作为人，不得不吃人类不能吃的东西，所以谓之“奇吃”。把这些“奇吃”记载、归纳起来，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惨烈、沉重的历史，是亲历者和幸存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1，人吃观音土（白泥）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任何营养成份，连动物都不吃。人吃了只有饱腹感。但不易消化，排泄不出，只得用竹签、树枝或手指头掏，大半天掏出不来，非常痛苦。不少人被胀死。 邓自力1958年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1961年，6岁的莫言上了小学，当地孩子当时一般8岁上小学，莫言早早上学，缘于在小学里可以偷吃煤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饿处理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北乡许多人吃过煤块，类似于吃观音土。当时煤块也不是一般人家能有的，小学里有，莫言就吃学校的煤块。“王玉清说。
1959年下半年之后，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们被饥饿煎熬，一批体弱有病的人最先毙命。人们开始本能的挣扎求生，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据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披露，现年73岁的牛俊娣回忆说：”我大大饿得没有办法，在仓库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4，人啃床帮（床板的边框）
据仝小改（黄河滩）《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中朱登振讲述：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 依袍(人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仝小改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的《亲历三年大饥荒（一）》披露：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
今年六十岁，生活在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的牛俊香回忆说：“我记得生产队的牛跑脱了，吃了队里的谷，拉出来的屎里面还有没有消化的谷粒。我妹子那时才三岁，就在牛粪里面找谷粒吃，捡一颗吃一颗，捡一颗吃一颗。后来一个大些的男娃娃也来捡着吃，就打我妹子，不让我妹子吃。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为那牛屎里的谷颗颗，两个娃娃抢着吃呢。”
酒泉夹边沟农场，饿极的右派们在马粪里找出未消化的麦粒，清洗一下吃。甚至从其他右派的呕吐物、排泄物里找未消化的洋芋小块吃。
7，人吃小球藻（人的尿碱）
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提出小球藻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经胡乔木建议，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这种“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的尿用尿桶集中起来倒进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的，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这种人尿的结晶体，实际上就是人的尿碱，怎么能吃呢？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他说：“在门口，我三娘就等着。人家队长家能吃饱。”
“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来烧着吃。也不回避人，当着人面就像吃馍一样的吃。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些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依娃《人吃人屎——为了求生》）。
古往今来，是否出现人吃人现象是衡量饥荒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只要出现人吃人现象，这就说明饥荒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而且，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越多，说明饥荒的严重程度越重。
人吃死人的尸体,把活人打死充饥.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吃人多数是吃死人的尸体。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到野外盗取新掩埋的死尸吃，二是在死人没有掩埋之前就地宰割吃之，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家庭之内或邻居之中。
在人吃人事件中，最惨烈的莫过于把活人特别是自己的亲属弄死充饥。三年大饥荒中，这类案件并不少见。
据张雄、郑文<<夹边沟“右派劳改营”>>披露：“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据余习广《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披露，湖南澧县如东公社刘家远，在一天夜里杀了自己“躺在铺上的、饿得就快要断气”的儿子，煮了吃了。刘被捕后，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刘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刘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没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杨继绳《墓碑》）
据任彦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披露，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到南尧大队，发现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哥弟俩和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骨头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10，饥民因吃代食品发生的中毒事件
据李伟、王毅《“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披露，“据巨野、成武、金乡三个县反映，当地树头全部吃光，榆树皮扒光，并吃麦苗、豌豆苗。由于群众吃树皮、野菜，连续发生中毒事件20余起，中毒者共5600余人。”
饥民因吃代食品而中毒事件屡饥荒有发生。据王贵成《三年大饥荒时中国人吃什么？》一文载，“在1959—1961三年大饥荒年代，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关于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凡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出现的人吃人事件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情节极为惨烈，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
历史上的奸臣贼子，最惯于用文过饰非、歌功颂德的手段向当政者献媚取宠，实质上是置当政者于不义，使其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在错误的邪路上一直下滑，直至深渊。误国害民，莫此为甚。
有个李慎明，竟然面对数以千万计饿死的冤魂轻飘飘地说什么“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恣意掩盖这段惨烈的历史，再度伤害和亵渎数以千万计的饿殍，真是天理、良知、人性统统都被狗吃光了！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给当局帮倒忙，作为领导者，是应当有所警觉的。
饱含血泪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非常阴霾的岁月，是中国百姓心目中挥之不去的苦痛，重温并牢记这段严酷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先生到各地参观归来，“在课堂上讲到沿途受到的招待，感慨系之：‘我们这批人就像蝗虫，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而组织者是“想让他们看看人们怎样在勒紧裤带搞建设”，没想到却得此浩叹。
宋云彬因“嫉恶太甚”，“赢得头衔右派来”，但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有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机会，这就与公款吃喝接了轨。他第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
1960年2月27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
28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月29日所记，
3月2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月2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
这次出访到16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日所记，
而在1960年5月10日，还有一则补记：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饭时，伯宁来，云裳亦在，余方饮酒，谈凡事必须实事求是，如在郑州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又如前年有人赴天津参观农村，谓一亩试验田产粮达十万斤，皆与事实不符也。伯宁不以为然，且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妻亦从傍附和之，余大生气，大家为之不欢云。”
知此，既知大跃进为何还能继续升温，因有众多“伯宁”的“不以为然”；而这前车之鉴，则由宋云彬被“戴帽”而来；有了众多人被“戴帽”，才有了讼师的复活，由此“困难”也就更加严重。
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为“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就用“参观访问”来改造他的“必须实事求是”，这就有了浙江的口福。 去浙江途经上海，
1962年1月7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月19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月26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
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
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
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
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
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
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
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无愧室”所记市场供应贫乏的状况，也有多处。
他迁居北京后，在1958年11月1日有此记述：“伯宁请吃全聚德烤鸭，下午四点定桌”，但“回家已九时半矣。全聚德以烤鸭著名，然近来每天分配到的填鸭子不多，供不应求。伯宁此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定到一只，然鸭身小，烤法亦不如前矣。”此为全聚德之景，
再看1958年11月13日之记：“云裳买来烧鸡两只，大不盈握，余谓鸟也，非鸡也，云裳坚谓是鸡，疑莫能明也。又买来熏黑鱼头一个，其状如蟒蛇头。”北京食物匮乏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食物如此匮乏，宴会却依然是“水陆罗八珍”。
1960年4月8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在《红尘冷眼》序文中，罗以民说它“方配为正史作注脚”，信哉斯言。
三、领袖篇：“天天都有舞会，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怎样呢？
1956年—1966年，毛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它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
1959年，各省市为毛（许多地方还包括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毛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
工作人员考虑到毛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四、原因篇：纯属人祸！
1959—1962年饿死3775万人的惨剧，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俄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不缺粮：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
雷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严重的缺粮危机。
时任中国驻阿大使耿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试举一例：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国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国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据中国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
饿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
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河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
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但就不给屁民吃！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毒菜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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