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踩雷网贷、赌球失败、股票被套这些极具冲突色彩的故事，这篇娓娓道来的政治经济学杂文更像是每一个渺小你我的生活。当你以为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能岁月静好时，最终还是会与国家撞了个满怀。这是一个渺小个体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的时代，无人能逃，无处可逃。
“最近这几个月，营业额越来越低了，我们望井这家店的成本挺高，看这样子快要开不下去了。”
凌晨一点钟，我照例填完营业额，发进销售群，收拾账目，关电脑，锁好门，离开这家我打工的、同时也算是袖珍股东的火锅店。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月的分红又泡汤了，于是在微信群里吐槽了一句。
七月的北方干燥如故，异常炎热。到深夜了，还是让人烦闷难耐。来了北方三年多，我这个南方人的体质，还是无法适应，但咬咬牙，还是撑了这么多年了。然而越撑，就越觉得日子过得难受，跟这样的夜晚一样让人憋闷。
我突然想到一件关于憋闷的事情。半个月前，我在店里听一个顾客绘声绘色地讲，说是在城南，一个外地人把车开到了人行道，不但不道歉，还横，对着本地人就骂娘，说本地人穷。这下好了，导致群情激愤，这家伙被围攻到不得不去自首，寻求派出所的人身保护。
那哥们儿夹了一口脑花，一边哆嗦着吃，一边讲，“我那天就在现场，好多人啊。一本地大爷，啥都没做错，过个路，就这么被一个外地人指着鼻子骂，你说你受不受得了。但话又说回来，这也太无聊了，至于这么多人去打抱不平吗？好多老太太还哭了！你说大家平时日子得有多窝囊多委屈，才会这样啊。”
我在柜台前对着电脑，斜瞟着这哥们儿吃菜的那桌，却一点不觉得无聊。他说书一样讲这个城市的风波，对我来说跟看电影似的，有趣得很。
我也挺能理解这帮愤怒的本地人的，就像我每天夜里一点钟还在算账填表，有时候算错了帐、或是拍的账目照片不清晰，也被老板数落，那时我也特想掀桌子。但老板是我远方亲戚，我得叫声七伯，他对我有恩；况且就算非亲非故，我也还得谋生，盼望着我那点可怜的分红。
对吧，我站在大街上抬起头，像是在问谁。
现在也是。我走在望井的街上，打开打车软件，系统显示，离我最近的车有二十多公里，前面排队80人，需要等待一小时，我就特别想找个人揍一顿。但现在要真有人来挑衅，我敢揍吗？这实在是一个问题。
等了半天车，微信群里没人回复，我接着打了一段字，“不过生意不好也是好事，关了得了，终于不用每天半夜一点钟，还在填每天的营业额和成本表了，真烦。”
“李开心，你别矫情了，老子他妈还在写稿子呢，妈的稿子又被制片人毙了，导向不正确，临时改片子走向和结构”，刘大风发了三个哭的表情，“这年头做新闻，真是自杀行为。”
刘大风是我大学同学，目前在官方电视台做编导，兼做出镜记者。
前几年，我们一起街边撸串、或者在店里吃火锅时，这家伙老劝我回来做记者，“和你那亲戚开什么火锅店，别忘了，你大学不是在新东方厨师学校念的，你以前不老喜欢读书写作吗？放弃值得吗？”
“我也没放弃啊，我在店里也可以读书啊。我现在偶尔也写写”，我说。
“哎，你就是对做记者有心理阴影。你比我们都小，当时的事情该过去就过去了，你那时心智还不成熟。哥给你说，在北方，大城市，做记者自由度大，以后转行也好转。公关啊、产品啊、创业啊，任你挑，不比我们读书的南方小城。这里有尊严，得罪个破工厂不碍事。你之前那个心理阴影，也该过去了。”
每到那时，我也就笑笑，“不了，胆子小，吓怕了，做不了这行。再说了，你做这么久新闻媒体，还想着转行好转，我这不都已经创业了吗？”
刘大风大手一摆，一脸不屑，“你和你这亲戚也叫创业？你那点股份值多少钱？你还真指望这个财务自由啊？你知不知道，我前几天采访一90后创业家，人看着挺一般，别说比我差远了，看着都不如你长得帅。人家做了个PPT，拿了一千万。现在这城市，富得流油，到处是钱……你听我说完，诶，你别劝我喝……”
但这两年，他这话说得少了，近一年来更是后悔入错了行。去年，他年终奖被砍一半，做的片子更惨，常常整段被砍，整段重来。所以最近半年，我俩经常就在这群里比惨。
这个微信群叫“南方绝望青年”，总共三个人，是我们大学学长吴威格建的。
他在今年三月份，才把群名改成这个。以前好几年，这个群都叫“磨桥北漂三剑客”。威哥比我们大好几届，大学期间是市创业大赛冠军，我们学校的明星学长，我们都尊他一声威哥。
威哥是我们三个当中最聪明识相的人，既不像我这么怂，也不像刘大风这么倔。威哥是聪明人，什么火做什么，先是进外企，后来自己创业，做过互联网小额贷款和理财，做过VR，发过币，也跟着腾讯起飞过。最关键的，据大风说，威哥五年前就进入了币圈。感觉上，威哥很早就实现刘大风说的财务自由了。
威哥还开一辆奥迪，虽然牌照原因，进不了二环。也不是没有挫折，他前些年太折腾，社保断过一阵，因此一直买不了房。但除此之外，“北漂剑客”的名号，他是名副其实了。但今年以来，威哥好像过得不太顺利，车也卖了，以至于悲哀之下，把群名都给改了。
“你们俩又开始比惨了，谁都别跟我比，我现在房子到期，发现连房子都租不起了，房东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一下子涨5000，到15000，要么十天后走人。”威哥在群里说。
他的房子我去年去过一次，东城市中心，两室一厅，很精致，一看就是在这城市打拼成功了的样子。那时候他和一个东北大妞同居，据说是在工体东路的酒吧认识的，V脸大长腿，穿着高跟鞋比威哥高了半个头。
“15000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吧，威哥”，我想到自己，目前租了一个3500块的单间，已经占到几乎我纯薪水的二分之一了。现在每个月，店里不亏钱都不容易，更别说分红。
去年12月以前，我还能以1900的价格，租一个跟现在一样的单间。和威哥一样，我也是被限期十天赶了出来，只不过我不是被房东赶出来的。据说是我租的单间不安全。那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单间了。
之前好几年，因为这家火锅店口味尽量地道，又有适应北方人的微改良，加上地段好，客流大，所以生意也一直很好。每个月我除了薪水，这点股份都有三四千的分红，好的时候还会有五六千。因此那时候的收入对我的生活方式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前几年想来是黄金时代，那时候北方的日子很幸福，我对未来也有盼头，觉得只要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虽然注定买不起北方的房，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和一个叫莞月的姑娘约会，她比我有钱多了，约会从来不让我花一分钱，还经常给我买点我喜欢的衣服和唱片，她知道我舍不得。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子就变了，她去年六月开始，也突然没收入了。
“要在去年，涨了也就涨了，我现在焦头烂额，真的快破产了。算了，不说了，先睡觉。对，妞也跑了，贱人。”威哥好半天在群里又回了一句。
之前，威哥在群里讲过一些他的迅速没落，我也留意到很多我不太搞得懂的新闻，但光是满屏幕“XX寒冬”和“XX难民”的标题，都看得我为威哥捏一把汗。
“睡吧，会好起来的。果然还是打不到车，我骑车回家吧。”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回什么。我走到街对面，打开共享单车软件，二维码扫了七八辆车，全是坏的。最后在街边一个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一个能扫码成功的。
骑着车终于有点风，我开始想莞月。也不知道她没了稳定收入，现在过得如何，上次她哭着要我和她一起去南方的理城，去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我当时没办法答应。后来再微信联系她，她已经把我删掉了。
该有大半年没联络了吧，她都不知道半年多前，是我这几年最慌乱的日子。
转眼又过了三个星期，已经是八月了。今天的顾客依然很少，已经快到晚上七点，本该是客流高峰，现在却门可罗雀。
我闲极无聊，站在柜台里拿着手机，看了些菀月之前的视频节目，有她评论电影和教戏剧的短视频，有闲聊的、在这家店纯吃火锅的直播，都是我从她那里拷贝来的。还好之前存在手机里，现在她的节目在网上都看不到了。
其实每个夏天，北方愿意吃火锅的人都挺少，不像我们南方，大夏天光膀子也要吃老油火锅，汗流浃背，大快朵颐。
但是我们店开在几家知名大学和不少创业公司的写字楼旁边，地段好，客流大，除开成本，连夏天也是小赚的。可是今年，连世界杯期间生意都不好，那时候我们为了方便顾客，通宵营业了一个月。结果累得半死，却人迹罕至。
因为当店长的缘故，这变化对我来说，就像是看着一个胖子，在自己眼前一天天消瘦下去一样，平日察觉不到，到感到巨变时，就会很错愕，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甚至都已经记不起具体的转折点了。就还是一年多以前，顾客们点单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有些时候我都替他们觉得浪费，毕竟每天我都是那个接收和签食材送货单的人。我会觉得菜品上了吃不完，眼看着倒掉挺可惜的。通常三四个人，会点六七个人的菜，吃不完拉倒。
前几年，因为“消费升级”流行起来，一些顾客纷纷抱怨，我们店只有最普通的工业啤酒，他们要喝保质期只有七天的鲜啤、要喝本地小规模酿造的精酿。
那之前，我根本不懂，原来啤酒还有这些种类。我和七伯商量，去联络了一些经销商和本地新兴的品牌，进来了一批鲜啤和精酿。这些价格是普通啤酒的三四倍，哪有人吃火锅喝这么贵的啤酒的？我心想。
所以第一批，我只谨小慎微地试验了一批，卖鲜啤的老板嫌少了，对我说，“小伙子我告诉你，中国人越来越有钱，消费观越来越不一样，以后你们那些白水是卖不出去的，我这里你随便进，保质期过了，我给你包退换新的。”
这老板果然没说错，第一批很快就卖完了，我们没货后，顾客们抱怨个没完。怕得罪这些追求喝酒品质的人，我们赶紧进了一大批新的。接下来，这些酒的遭遇就跟点多的菜一样，有时候点太多，开了喝不完，剩一大半，但人们无所谓。
顾客们酒足饭饱后，大手一挥、抢着买单的情景，对我来说也再熟悉不过。以前大家都是掏钱包，这三年，不管年轻年老，都习惯拿手机扫码，我们做生意也方便，不用再找钱了。我把小票一开，顾客通常是看都不看一眼，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扫了就走，爽快极了。
看着顾客吃得开心，我也觉得这工作选对了，虽然在这个城市，我工资一般、股份微薄，但比在南方小城当个没出息的记者，得罪当地有关系的工厂、被报社处分开除强。
最开始有一阵子，我还比较低落，毕竟是个大学生毕业，以前受家里影响，喜欢的也是读书写作，我的同学大风和威哥也都是白领、甚至老板了，我却只是个火锅店店长，感到生活挺落寞，没盼头。但渐渐的，看着顾客在深夜仍然豪气十足的模样，我就想，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抱有美好的期盼，钱肯定是越赚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花钱才这么大方吧。
那时候我心中默念，我也应该像他们学习，因为北方欢迎所有人啊！我现在的收入比在南方小城做记者高多了，也有尊严多了，以后生意做得更好，还会增加的。七伯不就是这么过来、走向成功的吗？他90年代去粤城打拼的时候，还只是个大专生呢！他后来北上闯荡，一定有他的道理。
在这样的好日子里，我也逐渐从阴影与失落中走出来，开始对未来充满了期盼。
这样的好日子，我真的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结束了。我有时候心想，难道是店里去年底出事的时候吗？但那只是我们店出事啊，又关顾客什么事呢？顾客怎么都不愿意花钱了呢？
最近大半年以来，顾客点单时，明显谨小慎微了许多。一开始，我觉得是个别现象，也没在意。直到后来有一天，看着越来越少的营业额时，我突然意识到，客人来吃一次火锅，好像越来越多地会看看价格，点的菜也是，数量差不多就行，几乎不再出现剩了一整盘菜不吃、好多酒不喝完的情况了。
以前卖得火爆的鲜啤或精酿，点的人也越来越少，而这些鲜啤过期后需要退太多，经销商不高兴，我们因此也不再进了。我和那位经销商大哥交涉的时候，很想告诉他，“现在人们又喜欢喝白水了。”
顾客买单的样子，我记得尤其清楚。以前一分钟之内解决的付款，越来越多的顾客会拿着小票，一件一件菜品和酒水核对，生怕我在做黑心生意，骗了他们，多付了钱。他们还经常对着一件菜品问来问去，我忍气吞声地查看、解释、澄清，一来二去，客流少了，营业额少了，我的工作量却更繁琐。
顾客身上的这一切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常年站在柜台边，每天过着差不多机械的收账和签字的日子。大多数时候，我看不到更远距离的顾客吃饭时的模样，不知道他们在欢喜忧愁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虽然我很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这个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精彩故事。而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在这里我认识了菀月，就是那个讲城南本地人围攻骂娘的外地人的故事，那是我无聊日子里听到的最刺激的传说了。
还有一件我亲眼目睹的事情，也让我印象深刻。在那之前，我在深夜见过喝醉酒表白的，一醉不醒的，哇啦啦吐的，吃着吃着开始吵架的，或是一个人哭、其他人安慰的，但我从来没见过一桌人一起哭的，而且是不可遏制地嚎啕大哭。那是三月份，北方还挺冷的，但是火锅店生意已经不好了，所以我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一桌人。
先是窸窣的抽泣声，我好奇地探出头去，看到西南方向的一个八人桌，坐着五个斯斯文文的男女。有位女士一直在怒不可遏地骂，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两个戴眼镜的精瘦男性沉默着喝酒，一杯接着一杯，后来干脆开始倒进碗里喝，一言不发。突然，另一个女士大恸，她旁边坐着的，应该是她的先生，本来在拍她肩膀，接着也突然哭了起来。最后像是传染病一般，一桌人都哭了起来，那声音听上去绝望极了，其中一个人大声说，“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以后还能跟学生教什么呢？”
我认出那个大声说话的人，他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法学老师。他是南方人，慈眉善目的，爱吃辣，经常光顾这里，也和我时常用家乡话聊点故国往事。他有学问，很善良，常常关心我北漂生活过得如何。他总是说，“我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说”。
正想着这些往事时，七伯来了。
他有好几家店，因为有我这个远房亲戚，还是个大学生，所以他以前对这家店最放心，最不经常来这里。但最近几个月，他来得越来越多，据说是在为提高这家店的生意想办法，经常来蹲点，看看情况如何。
有时候七伯坐在角落给人打电话，有时候是带着餐饮APP的市场职员来吃饭，有时候就愀然枯坐，一言不发。这和几年前，他要在未来十年做到全国连锁、做到上亿估值的雄心壮志，差得很远了。
“开心，我跟你说个事儿”，七伯说。
“我们把这家店卖了吧。”
七伯和我的名字一字之差，他叫李开放，因为他是改革开放那一年出生的。李开放是我爷爷最小的堂兄弟的儿子，今年底才满四十岁。我1993年夏天出生，之所以叫李开心，听我爸说，是因为全家人在那年都觉得挺开心的。
那一年开始，粮油敞开供应，不再用粮票，家里搬进了商品房，闭塞的城里陆续有了一些外国货和香港流行音乐，刘德华、张学友、周慧敏、张曼玉的海报到处卖，电视里开始播《新白娘子传奇》这种台湾来的电视剧，不再像1990年，全城人都只有一部叫《渴望》的电视剧看。
“生活突然又开始有盼头，原来这世界花样多得很，感觉不像以前那么无聊，所以你出生的时候啊，我也没多想，就想叫你开心。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都能像我们那年一样，开心一点”，这些都是妈妈告诉我的。她是小学语文老师，我小时候嫌弃她为何不给我起一个更有文化的名字，她就这么对我说。
幼儿园小班刚结束，为了方便照顾我，妈妈就给我托了点校长的关系，交了些钱，不到五岁就让我上了她教书的小学。于是，我就带着开心这个名字，被比我大的同班同学寻着开心，从小到大、不温不火地上了本地大学。
大学毕业那年我20岁，就在南方家乡的一家市场报工作，因为年纪小，总编说，“开心需要多锻炼一下”，于是就让我做社会新闻记者。可能是名字本身轻飘飘的原因吧，我性格软、没什么大追求，觉得能写点社会见闻、看看不同的人就很好，不像刘大风那样渴望北方的繁荣，希望做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新闻，也不像威哥那样渴望改变世界，追随风口，财务自由。
但是天不遂愿，在这家报社待了一年出头，我的一篇报道，就犯了严重错误。我之前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只喜欢读小说听音乐，写写影评和散文，有点朴素的正义感，和新闻课上学来的5个W，因此也从没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起因很简单，我跑一个村里发生的社会新闻，那个村许多人都有长期饮水中毒的迹象。我采访了十几个村民，本来已经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新闻了。我却鬼使神差地希望写得深入一些，于是去采访了一些环保机构和专家，在报道里引用了他们的环评报告，指出本地最大的一家工厂，排污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我也试着联系了那家工厂，但没得到回应。
报道是部门主任签发的，当时他还表扬我做得不错。但两周后我就被撤职了，部门主任也写了检查，被通报批评。那天他看着我一脸阴沉，骂我害了他，和两周前表扬我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回到家，爸爸骂我从小被妈妈养在温室里，不懂大局，妈妈倒是护着我，“没出大事就好，工作再找就是了。这孩子就是太诚实了。那工厂给政府纳很多税，不能出问题。但这事儿报社领导不担责，惩罚开心算怎么回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三天，谁也不见，恰好这时候七伯从北方回来了。
那之前的两年，他从一家韩国著名超市的采购总监职位离职，自己出来做餐饮，每次回来，都到我家吃饭。爸妈也老在我面前夸这个年轻有为的七伯。对，我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七伯给我带的一个iPhone 3GS。这次他回南方招工，受我爸妈托付，找我谈心，希望我开心起来。
“开心，别在小城市待了，跟我去北方闯荡吧。七伯现在店开得大，已经两家了，准备再开一家新的，你来做二股东，当店长。你以后跟我去谈生意，做连锁，比你在这小报做记者有前途多了。我南来北往十五六年，也是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带着你爸爸借我的500块钱去的粤城。但北方是机会最多的大都市，你应该去长长见识。我跟你爸说了，你爸也赞同”，七伯对我说。
“七伯，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错了吗？”我沉默一会儿，问道。
“你没错，报社也没错。只是你还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则，我们国家还要继续发展经济，骂是没用的，只能往前发展。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多穷，现在自然环境差一点，但这都是发展的代价。北方还一直雾霾呢。随着人们越过越好，以后各方面都会好起来的，国家也在改善。我经常看新加坡《联合早报》郑永年教授的文章，他是写我国发展最客观的教授，你也应该多读读”，七伯说。
“七伯，听你的吧，我跟你去北方。”
“七伯，听你的吧”，我说，“在这里当了三年店长，还挺多回忆的”。
“开心，我知道你为这个店很辛苦。但是我们得把资金盘活，这里房租高，物价贵，去年底店里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半年来每个月都在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七伯说。
是啊，去年12月发生了很多事，我心想。
先是我从那间1900块一个月的单间被限期赶了出来，但甚至都没时间为这件事烦恼太多。因为我还要处理店里和员工的事情。我们给店里六个服务员租的房子，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还好七伯自己没事，他毕竟是成功的北漂中产，租的也是两室一厅的上好公寓。他用在北方赚的钱，在粤城买了两套房。目前七伯的老婆孩子都在粤城，在北方十几年，他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贷款买房。
话说回来，那段时间，我和七伯在火锅店附近一带，甚至都无法给员工找到符合安全条件的房源。就这样，六个员工走了四个，他们都回了老家，只剩下两个愿意留下来，现在我们仨合租。
噩耗一桩接一桩，当我们正在焦头烂额地找员工宿舍和招新员工时，火锅店也出问题了。因为店里的厨房和大堂隔了一个过道，在旁边一个楼里。我们被告知危险，厨房也要限期被拆了。无奈之下，七伯决定干脆停业两星期，叫装修工人来，把店内大堂隔成了半透明开放式的新厨房。这样一来，我们一下子少了六七张桌子。当时七伯笑道，“这可能是全北方最小的火锅店了。”
忙活了一个月后，已经是第二年。
这本该是一年生意最好的一个月，势头好的话，可以持续到第二年三四月，前几年就是这样，我也因此爱上北方冬天的凛冽。但去年底这样一来，整个店的人气就散掉了。这之后，还有莫名其妙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火锅店附近的许多招牌被拆，有的是大饭店招牌，有的是商业公司招牌，也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有很多创业公司的人深夜来吃火锅，这之后也越来越少，后来很多回头客干脆都不知去向。当然了，即便是来的顾客，也越来越不愿花钱了。我和七伯想了很多方法搞促销，去本地微信公号投广告，在餐饮APP上买头条和发优惠券，甚至下血本搞过“霸王餐”——让一些美食博主免费来吃给好评推荐，看上去是生意好了一阵，但最终也没有把势头扭转过来。
七伯怎么也想不通，好好的厨房为何会是“违章建筑”，想不通给员工在合法中介那儿租的房子，为何会是危房，也想不通为何要拆掉那些在夜里霓虹闪烁、错落有致的招牌。这一切变化，似乎动摇了他心中的什么东西。那段时间，从来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笃信不已的七伯，居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罕有地抱怨了起来，“民意不可违！”，还附带了一张历史上受人尊重的***的大头漫画照片。
我们开店时，各类手续，食品许可、消防许可等一应俱全。七伯告诉我，其他人开店，都没这么快办好手续的，他说自己认识人多，有办法，“不过，开心你以后不用学那么多找关系的事情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各种证件，比十年前办事有效率多了，不用再找关系，以后只会是越来越快。”正好，那时候他的前东家——那家韩国大型超市——因为消防问题被全城查封，和七伯开的店手续齐全形成鲜明对比。听七伯说，好像是因为这家韩国超市支持自己国家的反导弹系统，得罪了我国人民。“幸好我离开了，不然我也一起被抵制”，他说。
那时候，七伯和我都庆幸他的自主创业，他立志未来十年要做成一个自己的当红品牌，估值上亿，要么被收购，要么上市，“现在这个时代，要敢想敢做，没有什么不可能”。
但几年后的现在，一向很有办法的他，居然也束手无策起来。我想，七伯自己也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吧。所以现在，他才无奈地想盘点这家店。其实七伯也知道，现在盘掉，就只能贱卖。
“没关系，别灰心，我准备回粤城做一些速食产品的店，你也跟我去吧。现在人们喜欢这个，便宜好吃。盘掉这个店，钱就又活起来了”，七伯说，“这周把你那几个朋友大风、威哥都叫来，你们一起吃一顿吧，随便吃，我请。”
“对了，你那个女朋友呢？我好久没见着她了，叫她一块儿来吧。”
“哈，你说菀月吗？一直没机会告诉你，去年店里出事时，我们就分开了。”
昨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一直睡不着，脑子里总在重复七伯那句，“我们把这家店卖了吧”。
七伯其实是已经找到买家，才告诉我的。我在火锅店做店长的日子，就只有最后一个多星期了。几周以前，我还在群里抱怨火锅店关掉最好，省得每天这么繁琐无聊，这时候又突然感到一阵悲伤。
辗转反侧到半夜三点钟，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准备给菀月写一封邮件。以前，我们俩常用邮件写更长的信息给对方，因为我们都认为，在微信上说不了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菀月会给我分享她近期看的戏剧和电影，我也都会做一些回应，更多时候，我就分享我的读书笔记传给她。用邮件写长信是她提议的，“我虽然现在做直播、写拼拼凑凑的电影娱乐公号、接软文广告，但那是为了赚钱。姐姐我是艺术科班出身，以前是剧场演员，在阿维尼翁戏剧节演出过”，她老这么说。
删删改改大半夜后，我在邮件里写道：
菀月，你还在北方吗？去年底，你要我和你一起去理城，我没答应，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必须得留下来解决。
火锅店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不好了，员工差不多走光了，再找人、重新培训很麻烦。我和员工都从自己住的地方被赶了出来，连厨房也被拆了。现在你要是再来，估计都会大吃一惊，店面怎么小了这么多。
过去大半年，我和七伯花了很多力气，也没把生意扭转过来。所以，我们准备把店卖出去了，如果你还在北方的话，再来吃最后一次火锅吧。嗯，我一直惦记着你。
也不知道菀月会不会回复，我内心忐忑地把邮件发了出去，然后重新上了床，不自觉回忆起我们在火锅店初识的情景。
去年年初，夜里10点多，我已经陆陆续续开始统计一天的收入，突然发现角落里的一个四人桌，坐了个漂亮姑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菀月。她点了几个菜，一边吃，一边嘀哩咕噜地说着话，却是只身一人。我感到奇怪，心想一个人吃火锅这种事情，我只在段子里见过，据说是仅次于一个人去游乐园的孤独。而这姑娘居然还边吃边讲话，声音忽高忽低的，莫不是失恋成狂了吧。
也不知道是内心一阵怜悯还是悸动，我到厨房乘了一碗凉糕，在冰柜里拿了两瓶北冰洋，送到她桌前，说，“小姐，我是这家店的店长，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吃火锅，这是我送你的。”
我看清楚了，她原来是在对着一个手机讲话，我尴尬地说，“原来你在视频讲话啊。”
她抬起头，说，“我在直播一个深夜食堂的栏目呢，你们家味道不错啊。你来给我的观众打声招呼吧，哈哈。”
我悻悻地对着她的手机屏幕，很难为情地打了声招呼，就满脸通红地回到了柜台。过不一会儿，她直播结束过来买单，扫码时她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low啊？”
“我以前是话剧演员，后来觉得不自由，自己出来做内容创业，一开始做公众号，现在又流行这个，没办法。我都脱离体制了，得适应时代”，她说。
“我觉得深夜食堂的主题很好啊，看起来你的观众挺多的”，我笑。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她愿意给我讲这些。
“你不觉得low就好，今天谢谢你了，我叫菀月”，她说，“你们店的歌挺好听的，朴树许巍，是你选的吗？”
“是啊”，我突然有点开心。
“给你个小建议，这些歌太文艺青年了。为了你们店的生意，应该放更火的歌，放点《我们不一样》《说散就散》之类的，这些歌更下沉。现在这个时代，只有下沉，才能赚钱。”
就这样，我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认识了。
菀月比我大三岁，理城人，北戏毕业，曾经给北方话剧院做演员，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有五十万粉丝的跨平台UP主网红，还有另一个五十万级的电影类微信公众号。我从此关注了她的几个视频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有时候上班也偷偷看。
可我们交往后，她仍然很在意她最初问我的事情，后来就干脆说，“我们写邮件吧。我公开发表的那些东西，又要下沉讨好观众，又要把握尺度讨好制度，又要讨好广告方，又要讨好平台方，你觉得有意思吗？只是比我以前做话剧赚得多点罢了。”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做什么呢？”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表演话剧，我曾经努力过。但为了那一次表演，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但你也很享受现在这么红吧？”我岔开话题。
“我这也算红吗？在你们店里，有谁认出过我来吗？不过啊，我可千万别像Papi酱那样红，不然就要被官方写文章批判低俗了”，菀月笑道。
菀月就是这么一个很分裂的人，而我的生活又何尝不分裂呢？我们都是彼此的同类吧。可是菀月始终没给我讲过她为了理想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后来给她讲过我做记者被开除的事情，她只说了句，我们还挺像的。我没有追问下去，可能那是她的心结，准备好了她自然会告诉我吧。
好景总是不长。菀月在开玩笑地说着不要被官方批判的时候，想不到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去年6月初，她的微信公众号就被封掉了。接下来几个月，她好几个平台的视频和直播账号都陆续没了，有的则是整个平台都被端掉。菀月不明白为什么，心理状态也不再稳定，明显地抑郁了起来。
她问我，为什么她写写电影、写写娱乐明星，做的直播和视频节目也都是评论电影和文化，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怎么我一直在逃避，努力缩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却总是和某种东西碰个正着呢？
我没有答案，只能鼓励她重新开始。既然以前可以从零做起，现在我们也可以。但她强打精神、勉强做了半年，微信公众号订阅量还没恢复到十分之一，视频就更不用说，流量很依赖平台方，而有的APP和网站却是永远地停更了。
去年底，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菀月哭了，“开心，我不想继续这种生活了，我们一起离开吧。”
我没有答应她，却也没有告诉她火锅店出事了，怕增加她的负担。我只是说，“我们再一起坚持一下吧。”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我收到了菀月回复的邮件，却怎么也看不清她写的什么。十一点我醒来，立刻打开手机邮箱，没有菀月的回复，却突然接到了威哥的电话。
我在店里等威哥，刚刚在电话里，他听起来很慌张。
“开心，从来没找你帮过忙，但这次得找你借点钱，你能拿出来多少？暂时我还不了你，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肯定会还你。我银行卡没法用了，要现金。”
我没问为什么。刚来北方时，火锅店前期装修和试营业期间，我没有收入，生活挺窘迫。七伯已经给了我火锅店股份，不再好意思问七伯，威哥主动借过我两万块，我一年多以后才还，因此一直很感激他。我查了查银行卡，还有六万来块，于是去附近的ATM机取了三万出来。马上就没工作了，还是得给自己留一半，我心想。
下午一点多，威哥一脸疲惫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都差点没认出来。才几个月而已，三十出头的他，看上去已经很衰老了。那感觉怎么描述呢？大概是过去我熟悉的那种心气儿，本来是一个饱满的球，却被人一钉子扎了下去，一下子就干瘪了。以前他龙骧虎步，步步生威，现在居然畏畏缩缩，佝偻起来。威哥把钱装进一个双肩包，问道，“店里最近还好吗？”
“生意不好做，我们已经把店盘出去了”，我说。
“盘出去也好，也好，以后东山再起”，他沉吟。
“威哥，我想请你和大风在这儿吃个散伙饭，我一周以后，可能就跟我七伯一起去粤城了。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好啊，好啊，不过我最近有点忙，再说，再说。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没聊两句，威哥就仓促告辞，走出门外。
我突然感到一阵不祥，便喊了声，“威哥！”
他转过头来，我说，“记得来吃散伙饭啊！”
这一天我都在魂不守舍中度过，一会儿刷一下手机，看看菀月有没有回邮件，一会儿又想到威哥临走前的样子，觉得实在不对劲。晚上，“南方绝望青年”的群已经沉寂了好多天，突然有人发信息了，是威哥。
“大风，开心，两位兄弟，10天已经过了，我也无房可住了。钱没周转过来，去年到现在，做什么赔什么，北方我已经没本事待了。谢谢你们借我的钱，北漂三剑客看来是要散了。开心，希望你一直开心下去。大风，做新闻别太较真，你力量太小了，该退的时候就退吧。两位，后会有期。”
接着威哥退了群。我和大风错愕不已，之后几天，他微信不回，手机关机，再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威哥看来是跑路了”，大风说。“南方绝望青年”的三人散伙饭，终究没有吃成。
“现在，我们只能报道美国与加拿大、美国与欧盟的矛盾，不能报道土耳其和伊朗的经济问题，更别说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了。也不能说什么战，只能说是摩擦。今年四月份，我领导还告诉我们，要把调子定高一点，现在不提了。”
“现在粮食问题，前几天我去找一个粮食专家采访，他直接问，我就是敢说，你们敢发吗？妈的，真的不想再干下去了。开心你走也对啊，留在北方能干什么呢？”
刘大风喝了一大口白酒，说道。
威哥消失以后，大风下班后，每天都来找我喝酒和吐槽，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做经济类的新闻，但又这不能写，那不能碰，备受挫折。
“就这最后一个星期了，到时候你也离开北方，我多蹭你几顿酒喝。”
“你就是舍不得我，南方绝望青年，以后只有你一个人了。”
“不，一个也不剩了。我也在打算辞职，做完这个专题就走，回杭城。威哥说得对，我力量太小了，该退就退吧。”
我想了想，说，“好好活着吧，干杯。”
那晚我们喝高了，但意外的开心起来。而对我来说，这最后的一周也有了莫名其妙的仪式感，但凡有一些熟悉的面孔还来，我都会前去解释，然后赠送一些菜品。大多数员工领了遣散费，也离开了，我因此还承担了许多服务员的工作量。好在客流越来越少，我也突然变得乐在其中。
那个大学法学老师，这两天也和几个他的朋友来了。说来奇怪，当我正要对他说，“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吃我们家火锅”时，他抢着说了句，“明天我就离开了北方，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你们家吃火锅了。”
“啊？你不当大学老师了吗？”我一时语塞。
“在香港找了个教职，明天就走。副教授变讲师，一切从头再来。我之前也犹豫，但想明白了就好，讲真话才叫人。”
那晚我特意留心观察了一下，他们那桌居然没哭，反而笑得很欢快。
我在那一刻突然地感到放松和开心了。
以前老觉得日子漫长，不知何时是头，而最后的日子，说过去就过去了。我做完最后一天店长，锁好门，又走到深夜的望井街头。
八月末的北方，仍然炎热干燥，白天看新闻时，却听说好多地方都在闹洪灾。就要离开北方了，未来会如何，实在未知。但大半年“南方绝望青年”的标签，算是可以拿掉了吧。这两天，七伯也终于把我占股份的钱打给了我，嘱咐我收拾一下，“下周的高铁，一起回粤城。”
我虽已打定主意离开北方，但我也在今晚给七伯打电话，拒绝了他。
原因是前一晚，我终于收到了菀月的回信：
开心，我已经不在北方了。我前段时间太过抑郁，搞不清楚很多事情何以至此，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戏剧出身，却要为了赚点钱，去做那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前几年，我以为只想着赚钱，适应时代，时代便不会找我的麻烦了，但我还是错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你说，“要下沉，这是时代流行这个”。但我又很敏感，很分裂，所以问你，是否觉得我Low。你真的很宽容，虽然你最喜欢的是读那些无人问津的冷僻小说，但你是很宽容的，我看得到。只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太介意这件事了，所以我才想了个主意，我们发邮件，写我真的觉得有点价值的东西。我很喜欢看你发给我的随笔，那能安慰到我。那时候我总想对你说，你应该去试着做回本行，或者当个作家，而不是开个火锅店，一天又一天。但我哪有资格说你呢？我自己不就是放弃了吗。
我总是告诉你，我是为了挣钱，才不再做话剧，而开始“下沉”，做公众号，做视频，做直播，做网红，因为现在流行这个。我也说过，我曾经为了理想，付出过巨大代价。但我从没告诉你我具体的遭遇。
还是从我的专业说起吧。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两大戏剧节，一个是英国的爱丁堡戏剧节，一个是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那是我们所有戏剧人的圣地。
阿维尼翁戏剧节有IN单元，有OFF单元，IN单元每年都会邀请世界各国最好的作品去演出，日本、韩国都有过作品能在IN单元演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部作品正式被阿维尼翁邀请，能够有去IN剧场演出的机会。
我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OFF演出过，我们演员要自己发宣传单，然后在一个只能坐50人的小剧场，舞台8平米见方的地方演出。IN和OFF单元里作品的巨大差距，我一看便知，但即便如此，在OFF单元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是巨大的成就。
但为了那一次OFF单元的演出，我居然还丢掉了北话的工作。
我那时是北话的演员，按照行内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接外面的话剧。我总是把北话的档期排在第一位，在这之下再去做艺术的突破，那一次就是为阿维尼翁戏剧节准备，我早就把档期告诉了北话，他们也答应了。
可是在我要去法国的前一天，北话突然告诉我，我们要立刻准备去一个中亚国家演出，这是国家的政治任务，事关重大，没有商量的余地，个人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没有答应。使我最终鼓起勇气拒绝北话的，就是阿维尼翁，那对我来说是圣地，我准备了那么久。回来之后，我就被北话封杀了。我抑郁了很久。没有办法，我不能一直消沉下去，只能另谋他途。
这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在我做那么“下沉”的东西时，我想逃避一切有艺术追求的事情。娱乐至死对我来说，不是不可接受的，这难道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吗？流量啊，下沉啊，打开率啊，用户粘性啊，我都学会了。这些事情，比起艺术来，有什么难度吗？
可是你知道吗？我连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在逃避艺术，躲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最终却兜兜转转，还是又和国家撞了个满怀，说起来，好像你也是这样，做记者，开火锅店，都和它迎面撞上了。可它到底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又重新陷入抑郁，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当你说“再坚持一下”的时候，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你也没告诉我，那时候你们店也和它深深地打了交道。你要是不写信给我，我可能不知道你和火锅店，这半年都经历了那么多，就像我不曾告诉你一样。
我现在回了理城，前些年有一些不错的收入，因此有了积蓄。我这里有些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现在身心状况也好了起来。我正在筹备一个话剧培训班，想做回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热爱的事情。我当时本来想说，你要是能来理城，我们还可以一起开一家店，可以放你喜欢的音乐，这里成本低，不用去下沉了，你还能来这里，读书写作。至少这些都是真实的活着，对吧。
如果我再问你一次，你现在会愿意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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