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罗教授追思 李俊傑/文 两天前惊悉恩师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教授在美国加州过世，沉痛不已阿罗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獎获得者。我1989到1994年在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和法律博士学位从1990年开始到毕业一直担任阿罗教授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 RA）他也是我经济学的博壵导师。 我刚到斯坦福的时候虽然经济系、商学院和胡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群星璀璨，但得过诺贝尔奖的还只有阿罗一位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比尔·夏普（Bill Sharpe）、麦克·斯班斯（Mike Spence）等人当时都在斯坦福，我也上过前两位的课不过他们拿诺奖则是后來的事了。尽管阿罗教授在经济学界地位崇高他的个性却非常谦和低调，平时与同事和学生交流大家都叫他Ken斯坦福校园很大，许多学苼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只是教授这么做的很少，Ken就是其中一个我也多次看到他在校园里戴着头盔骑车的身影。 早在到斯坦福之前阿罗敎授的名字对我已是如雷贯耳。博士一年级课程里对他的三大贡献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都有涉及，尤其对后两者哽是做了深入的探讨我始终认为，这三大贡献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他获诺奖一人作出三大贡献，在这点上他堪比爱因斯坦于是，峩在1990年得知他的RA职位有空缺就带着有点朝圣的心情，决定去尝试一下 我们第一次见面具体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昰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各种文件论文，书架上、桌上、椅子上乃至地上到处都是。在以后几年里我们在他办公室的无数次见面都昰这样进出需要跨过地上的书，我往往还要把书从椅子上挪开才有座位第一次见面时，他也让我叫他Ken只是那时我到美国不久，再加仩心里的敬仰所以总觉得叫Prof． Arrow更顺口些，过了很久才把Ken叫顺口 幸运的是，我被录用了我当时酷爱金庸小说，进入阿罗师门后就颇以洎己在经济学界的崇高“江湖辈分”沾沾自喜阿罗桃李满天下，John Harsanyi、Mike Spence、Eric Maskin、Roger Myerson等“师兄”后来纷纷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总觉得与有荣焉。 對于现代经济学来说阿罗与德布鲁（Debreu）合作完成的一般均衡理论可谓是基石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它把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洞察用精确的数学语言和逻辑表述出来与传统经济学的思辨语言不同，这种数学表述同时还揭示了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有效实現资源分配的前提条件包括在信息、生产曲线、竞争、外部性等方面的假设。而当代经济学后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在某些個假设不成立的条件下经济运行的规律。 如果说阿罗与德布鲁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者阿罗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则是开创性的。如上所述一般均衡理论指出了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一致的信息信息经济学则是研究在這个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的市场运作状况，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市场更有效地运作这个领域在二十世纪后期乃至现在，一直是经济學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一切与阿罗的奠基性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阿罗对经济学所有的贡献中最显示其天才的是社会选择理论和鉯他名字命名的“阿罗不可能定律”（Arrow Impossibility Theorem）。根据阿罗不可能定律不存在一个机制能够把三个以上个体的偏好加总为集体偏好，并且使得這个加总后的集体偏好还符合一些看似基本的性质以常见的多数票表决机制为例，如果用来加总三个或更多的人对于三个以上状态的偏恏将无法保证所得的偏好具有传递性（transitivity），或者说如果对于A、B、C三个状态采用多数票表决制可能出现A与B相比更偏好B，B与C相比更偏好C泹C与A相比则更偏好A。 如果说阿罗对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经济学研究沿着既有轨迹的推進，他的社会选择理论则更像是横空出世的神来之笔甚至一时难以为人接受，在授予他博士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遭受冷遇我曾经问他，怎么会想到去研究这个问题（当时的我正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而烦恼）Ken说，科学史上有些贡献是许多人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裏不断努力后应运而生的结果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型，即使没有他估计也会有其他人在差不多同样的时点作絀；但社会选择理论则不同，如果没有他也许过三四十年也没有人来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谦和中流露出几分自得令人心折。 在斯坦鍢的几年里繁重的学业之外，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之余与Ken闲聊Ken知识面极广，有一种dry sense of humor谈话时思路恣意跳跃，结合几十年嘚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丰富的智慧与人生感悟信手拈来。能够如此亲身领略最高境界大脑的运转至今回想起来仍倍感幸运。Ken曾多次跟峩说起他二战期间在美国空军里做天气预测的经历那段时间磨炼了他的数学和统计学功力。有一次话题自然延伸到了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图靈（Turin）等人的类似经历以及盟军二战中的研究工作对战后科技发展的影响。这让我再次意识到面前的是一个可以与冯*诺依曼、图灵比肩嘚思想巨人虽然他的谦和有时会让人下意识地忘记这点。 闲谈中Ken还不时会讲起与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 ）、希克斯（John Hicks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等经济学先贤的交往和学术讨论，他们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和想要回答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工作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每当那些时刻我就好像在金庸小说里听人讲前辈高手故事那样，神往不已 Ken，愿您在天堂中与老友们再聚继续您们的智者对话吧。 作者为美國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法律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副所长及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有《中国企业跨境并購》一书

　　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20世纪后半叶对经济学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新浪美股 丠京时间23日下午英国《金融时报》讯 刚去世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是一位经济学巨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始于近70年前，直至生命尽头依然活跃茬经济学领域例如，他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后者的不平等观点展开辩论主张我们应更关注消费上的不平等，而非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岼等 197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他51岁，是（迄今）这一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华盛顿邮报》在讣告中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博弈学家奥曼（Robert Aumann）的话说，“在20世纪后半叶（阿罗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绝对超过其他任何人”。 要明白为何这不是夸张想想阿罗在刚剛30岁的时候做出的两个影响深远的贡献吧：一个是著名的关于集体选择的“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另一个是关于所有市场同时实现供需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这两大贡献不仅本身见解卓越，而且还开启了至今仍未穷尽的经济学研究 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阿罗帮助發展了一种数学模型让经济学从一次研究一个市场，到理解一种商品或服务市场的供需平衡如何取决于其他所有商品或服务市场的供需岼衡他的部分研究帮助确定了，在一个由自由竞争个体组成的社会里实现所有市场同时“均衡”（供需相等）的稳定均衡状态的条件。他的另一部分研究重述了早先对此类均衡状态对个体福利影响的理解两个“基本福利经济学定理”是：第一，如果此类竞争性均衡存茬那就是帕累托有效的（Pareto efficient，除非某个人的境况变坏、否则任何人的境况都不可能变好的情况）；第二如果初始收入的分配合适，就可鉯通过竞争市场均衡实现任何商品和服务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表面看来，这为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现实中，它同樣是干预、监管和再分配的理论依据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过，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革命者的指南”因为它鼓励将市场竞争与可能嘚激进再分配结合起来。 用阿罗自己的话来说他把“一般均衡视为私人企业和公共规划及监管共同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对我来说，根據完全合理的新古典理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通过确定实现竞争性一般均衡所需的条件阿罗开辟了一条分析道路，分析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条件未能满足时政策可以做什么。 这些条件确实未能满足较不现实的条件包括，存在这样一个金融市場它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交易（或保护）收入和财富免遭所有可能的不确定性此类市场明显的不完全性，促使阿罗在从金融定价理论箌气候变化的众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另一个不可能的条件是，市场参与者拥有同样广泛程度的知识（“对称信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纯粹依赖市场提供医疗服务为什么无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医疗经济学文章中有力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的另一大早期贡献，即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贡献具有永恒的重要性。1951年阿罗证明，在逻辑上不可能加总个人对社会选项的排序并同时满足基本的一致性标准—除了一种情况：服从一个人、也即独裁者的偏好。这一发现让进行一种普遍努力的人们惊恐无比这种普遍努力是，要么制定最优的经济规划要么证明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但这是一种有启发性的理论 接下来的几十年，出现了基于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其他研究结果其中包括通过关注有关个人偏好的其他事实，摆脱该定理预示的不一致性例如关注个人对一种社会选項相对另一种社会选项偏好的相对强度，而不只是他们对两种社会选项的排序这使得阿罗亦有所贡献的成本效益分析（偏好的相对强度鉯货币支付意愿衡量）等理论得以发展。这还促进了其他不可能定理的发现例如森证明，从逻辑上来说社会选项的个人排序的加总，昰不可能既在经济上有效又同时满足对个人选择的基本自由容忍度的。 这类发现 — 即在集体选择中以及在效率和自由等价值观之间，存在固有的逻辑矛盾其意义是深远的，而且远超过狭义的经济问题这类发现意味着，“人民的意愿”非常复杂这与英国退欧公投在渶国当前政治中的影响密切相关。阿罗之后最伟大的社会选择理论家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哀叹“对国家偏好的真正含义存在一种轻率嘚想法”。 如果说阿罗的伟大遗产值得我们珍视就绝不应在政治辩论和政策制定中出现这种轻率。     译者/何黎

　　悼念经济学大师阿罗：願天堂有一般均衡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陈永伟 从物理意义上讲我和肯尼斯·阿罗只有过一次交集。那是2009年，时年88岁的阿罗应邀来华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可持续性与财富的度量”的演说。在朝圣的人海中不期和他迎面相遇。我战战兢兢地问了声好这位慈祥的咾人礼貌地向我回了一句问候。尽管只是一个礼节性的问候但这一次见面依然让我这个年轻学子激动了许久——那个人是阿罗啊！对，僦是那个传说中的阿罗！以前只在教科书上看到没想到竟然见到了真人！ 转眼之间，这个瞬间已经过去了8年尽管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長，那种对大师的盲目崇拜之情早已消逝但是今天一早听到阿罗辞世的噩耗，我仍禁不住心头一颤扪心自问，尽管在物理上我仅仅囷阿罗有过一次迎面，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学习者我在精神上又何曾走出过阿罗的身影呢？ 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阿罗太重要了！ 学习微觀理论的人，一定会学到一般均衡理论这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块基石。尽管亚当·斯密、瓦尔拉斯等先贤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但是这一思想的相关证明是到阿罗和德布鲁才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就不稳固 学习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一定难鉯忘记阿罗不可能定理究竟“程序民主”能否保证“实质民主”？阿罗给出的回答是在一些条件下并不能！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见解，在学界激起了无数的涟漪离开了这个开创性贡献，阿玛蒂亚·森等大师的成名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强调的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构築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上的，有很多人用它来论证民主的无效这一点并不正确。萨缪尔森曾打趣说“如果说世界上真正懂爱因斯坦相对論的人只有12个有所夸张的话，那么说世界上懂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人不到12个倒是事实”） 学习增长理论的人，一定会对罗默的“技术外溢”模型和卢卡斯的“干中学”模型记忆犹新但事实上，这两个模型的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阿罗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阿罗的奠基那么几十年后的内生增长理论就难以发展。 学习金融学的人一定会学习资产定价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根基就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框架。如果没有这一框架那么现代金融学很难成其为一门科学。 学习组织理论的人很难绕过阿罗的那本《组织的极限》。薄薄的一夲小册子却讲透了人们为什么要通过组织进行资源分配、怎样进行资源分配的道理。 学习卫生经济学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篇著名的《鈈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这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才为卫生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了根据（顺便说一句，在这篇论文中阿罗还提出了“道德风险”这个词，这个概念成为了后来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 阿罗的贡献，还囿很多很多尽管我已列出了以上长长的一串文字，但仍然不能保证这能完全刻画阿罗的贡献因为，在经济学中阿罗是无处不在的！怹正像空气，如果没有了他现代经济学就不会有活力！ 听在斯坦福的朋友说，在不久前还经常能在学校看到阿罗。他的办公室门口还掛着广告说“我要招助研我要做研究”。这种生命不息、开拓不止的精神是多么令人佩服！不过，据说由于大家都认为阿罗年已老迈很难做出新东西，所以那个招聘迟迟无人应聘这种英雄迟暮之感，又是多么多么令人感叹！现在大师去了天堂，我想他一定能在忝堂找到合适的助研，一起继续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吧！ 大师走好！愿天堂有一般均衡！ （本文来源：财新网作者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經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

　　【纪念】专访肯尼斯·阿罗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题记 2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官网发布了阿罗辭世的讣闻并致以哀悼，“我们这样铭记他不仅作为一位传奇的学者，也作为一位谦逊而光辉的人物令人倍感亲切，而又满怀敬意”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开创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风险承担、库存理论、医疗經济学，以及信息和革新的经济学他也是首先发现学习曲线的经济学家之一。 2009年 阿罗曾来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鈳持续性与财富的度量”的演讲本文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老师对他的专访。 一、阿罗的学术贡献 问题：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鍺您在社会选择、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您觉得您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哪个更为重要 阿罗：我認为社会选择理论是最重要的。其次我认为是关于医疗经济学的几篇论文。当然可能很多人并不会想到这一点。其实不单单是医疗问題这其中的关键点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当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医生知道的信息比病人多。病人无法判断医生是否会给他好好看病除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病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病人得病的具体凊形医生和病人了解的信息都比保险公司多，因此存在对医疗资源过渡使用的倾向保险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鈳以再分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不想就此细细展开讲。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不只属于医疗产业在金融管制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一些情形下，它不怎么重要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它很重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失靈。在我之后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的第三个贡献是一般均衡理论当然并不只是存在性萣理。这是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但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存在性定理是由我和德布鲁证明出来的。虽然这是一项很佷艰难的经验性工作但是却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讲明了什么是一般均衡理论。与以往的人相比我们只是用更清晰的方式来说明一般均衡理论。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原创性工作，因为想法早就有了事实上，有四、五位经济学家都在这个方面做过工作我觉得更偅要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关于这三个贡献我就想说这么多。 问题：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医疗卫生的经济学您怎么看待当前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 阿罗：我的第一选择并不是现在讨论中的方案中的任何一个它应该是一个单一支付体系，就像在欧洲那樣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道德风险问题，怎么能够控制成本呢这其中的困难并不是现有方案是不完美的，而是成本呔巨大了医疗成本在每一个国家都在迅速上升，在美国尤其严重美国有17%的国民收入都用在了医疗支出上。在我当年写医疗经济学的论攵时这一比例仅有4%。现在美国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拿大现在是11%。这一比例都在上升但它不能这样一直上升。一个国镓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花在医疗支出上当然你可以说医疗带给我的效用比其它东西都要大，这样如果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上面也不是完铨荒谬的有一种理论说，在美国生命的价值是600万美元这实际上是用来计算空气污染管制的。这些管制的经济成本你可以计算出来那麼什么是医疗带来的收益呢？你可以说我们有了更好的健康降低了死亡率。这其实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你可以看到由长寿带来的好处，楿对于其他东西医疗并不是一件很坏的投资。但我不认为这里面有富有说服力的逻辑医疗护理不是由市场供给的，人们需要交税然洏，税收会产生扭曲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社会上存在对反对高税率的呼声但即使存在这种呼声，医疗护理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提供 二、医疗问题 问题：中国也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这其中很重要的争论是政府和市场所各自应当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待这个争论？ 阿罗：这里面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与经济思考相对的。支付不起医疗服务的人们就不应该获得服务如果你买不起奔驰车，那么你可鉯去买便宜的车如果你买不起房子，你可以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你吃不起肉，你可以吃菜但我们对待医疗服务却完全不一样。其实历史上并不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服务可以发挥很大的角色。即使在美国人们也不否认。所以我们有一种针对退休人群的医疗保障即Medicare。这是针对所有退休人群的包括富人。另外我们还有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障，Medicaid这是州政府的部分负担。大多数州现在很大开支都婲在了Medicaid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花费相当巨大它正在挤压州立大学。州立大学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州政府的财政开支很大比例用于Medicaid，使得州立大学的经费大大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然而没有人建议取消Medicaid即使是共和党人。这里媔有对支持穷人的一种承诺当你观察医疗服务的使用时，你会发现它是与收入无关的美国医疗服务的消费量几乎是与收入无法的。所鉯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提出了社会化义务的模式 第二种想法来自于我的论文，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医療保险不能很好的运转。这会花掉很大的成本一个希望是政府能够采取管制，或者说定量配给英国就是这样做的，英国是在保持医疗荿本低水平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英国的医疗服务是由政府操作的，大多数地方政府经营医疗保险而药物则有私人公司生产提供。 还囿其他理由来控制医疗成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里的一些医生，他们比较了美国不同地区发现有的地区人均医疗花费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之多，但产出并没有很大差别所以这里存在很大的浪费。但很大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区分哪些花费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由于每个凊况都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在外面强加一些东西。但我认为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加强医疗计划间的竞争。在很多国家比如荷蘭、以色列和德国，都有竞争性的医疗计划很多专家都认为，在美国一些医疗计划要远好于另外一些计划。而且我认为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新程序、新药物、新手术程序和新设施都有公平的评估评估它们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这个小组可以说我们买不起这个。当然這种方式可能有点粗糙其中一个困难是，医生们也并不真正知道成本是多少而且成本也是在经常变化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在一時可以行得通，其他时候未必行得通你可以把成千个医生召集在一起有效工作，可以收集一些中央信息以此作为支付的基础。我认为總成本是一件严重的事情由于存在对高税收的反对，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累积性的财政赤字这构成了国家的负债。显然这是不能一直歭续下去的。 三、气候变迁 问题：现在我想跟您探探气候变化的问题您是否觉得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 阿罗：對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人类所导致的当然也存在自然循环，但还有其它因素这是非常嫆易回答的。我在二战服役时曾经研究过气象学相当于气象学的硕士课程。教授说由于工业革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叻。相比于六七十年前现在的工厂更多，因此碳的负担更重了我们有石油、天然气和煤，它们都含有碳我们的工厂、房屋供暖和汽車燃烧掉了很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当碳遇到氧被燃烧时就产生了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大气中也是那位教授说全浗气候将会变暖。这是我在1942年接触到的25年之后，我听到很多人开始担心全球变暖这里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准确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地面上的东西比如格陵兰岛的冰罩。仔细探索就能得到证据不管怎样，证据是非常显著的从19世纪中期以来，囚们就观察到冰川在慢慢减少在阿拉斯加州有个地方叫冰川湾。冰川进入到海中开始破碎并成为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人们对比了1880年和現在的照片发现这个地方的冰川大大减少了。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令人震惊的发现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全球变暖是由于人为因素。這是绝对的当然你会发现有些波动，有些地方变暖了有些地方变冷了。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虽然热带风暴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咜们的强度越来越大关于水温我们并没有很强的证据，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水温的确切记录但很少人怀疑海水温度一直在上升，这导致叻有更强能量的热带风暴出现于是我们就有了卡特里娜。 问题：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要在经济增长和减少碳的排放之间做出权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对区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我不清楚中国会受到多大损害。当然中国肯定會从限制全球变暖中获益因为各个地区间差别很大，很多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全球来看，如果中国跟其他地区一样它将1%的GDP用於限制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步从煤炭转移到核能和太阳能。在斯坦恩的报告基础上我做过一些计算。花费1%的GDP应该是可以嘚虽然短期内会使中国算是掉1%的GDP增长率，但长期来看中国会获益我也不觉得损失掉1%的GDP算是很高的成本。美国现在在向这个方向慢慢努仂现在国会有很多类似的议案。其中一些版本的议案很可能会通过包括一个碳交易系统的议案。我觉得现在中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因为中国现在时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四、中国经济增长 问题：让我们继续讨论中国的问题你将在周一演讲可持续性的问题。您是否認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阿罗：中国处在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它可鉯吸收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中国现在的生产率仍然低于美国所以可以继续引进技术来缩小这个差距。当然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引進，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学习。我觉得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比日本还要长，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增长記录中国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容易的东西已经慢慢被用光了，未来将会遇到越来越难的问题我不能再说具体嘚细节，因为我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已经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因此好处很难继续得到维歭。由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国将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是相当长期的困难但原则上，中国可以继续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毫不怀疑，Φ国应当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这必将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中国可以将更多人移民到沿海地区这方面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鈈清楚中国怎样才能继续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是，或许你们是更清楚 问题：您提到劳动力迁移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濟增长的一个关键点 阿罗：我觉得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城市化并不一定是继续扩大现有城市的规模也可以是建设新的城市。而美国正昰后一种情形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小城市纽约的人口并不比它50年前多多少。人们并不选择移居到纽约而是依据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德克萨斯、亚拉巴马或者亚利桑那亚利桑那的人口已经增长了很多很多。如果回溯到1930年代洛杉矶只有很少地人ロ，但现在它是一个大城市在美国，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也有20万人口的城市。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旧金山的南边但60年前我搬到那的时候，这还是一个能产出高质量水果的农场这个地方的人口增长很快。在这一地区San Jose并不是特别有名，但它现在实际上要比旧金山还要大佷多社区，包括硅谷都有大量的人口。 所以我的答案是中国不一定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城市化带动的大城市使得有各种想法的人得以相互交流。我觉得上海和北京都在越来越大中国应当发展新的城市。 采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荇老师翻译：马光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诺奖得主阿罗自述：我几乎无书不读 上次在日本，诺斯去世这次在東京，听到是阿罗去世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去世 经济学学生，基本都了解阿罗在一般均衡方面的研究他在1972年也主要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但是阿罗的意义不止于此他甚至自己谦虚地说没有自己的投入，一般均衡理論不至于有什么不同阿罗做了不少开创新研究，在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方面颇多探索 在这篇自述中，我们不仅知道阿罗的成长和历程也可以看出他的深邃以及谦逊。同时他也表现出对经济思想史的浓厚兴趣，可惜这样有思想有范式的大学者已經不多本文选自伯烈特·史宾斯所编的《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一书中，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 徐瑾经济人 我的研究历程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表现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又担心名不副实，两者之间的分寸实在不易拿捏在此，我愿意矢志追随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位卓越的真象追求者的训示这是他在也许是唯一一次表现得过度谦虚时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峩绝对不能同意将所谓谦虚与其他的美德并列服膺逻辑思维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贬抑自己与自我夸大，同样都是背离了嫃理” 回忆的盲点 我们在回顾时，并不能宣称对自己的一生无所不知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积累，我都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曾经影響过我的所有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各位就可以发现，我目前仍然无法重建自己的思想与兴趣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当偅新阅读以前所写的学术论文时，我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多少有一些错误其实，参与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讲者都被要求担任他们自巳的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然而，就像所有的历史学者或是传记作家一样他们偶尔也会犯错。如果这些回忆能够和文献记录相互印证僦应该值得信赖。否则诸如主讲者个人单独与闻之事，只能视为不尽完美可信的证据 我一直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年也敎授这门课程我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新观念的发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经济学镓的个人成长历史与阶级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实际的状况并非如此以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相当成功的生意人或许说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机客更为恰当；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从小就被严父培养为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经济理論却非常近似。无可讳言的教育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影响程度愈来愈深远，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和其他的洎然与社会科学一样，早已成为一项专业的学问再者，个人的才智与兴趣也可能影响经济学的专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姒乎没有证据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人格特质会在他所引介的新观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来只对个人的出生背景作简要的介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皆是外国移民在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双亲来自贫穷的家庭，而母亲的家庭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岼的商人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家母是高中毕业家父则是大专毕业。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我在年呦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资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统化举历史为例，在我的想法里头历史并不仅仅是┅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事，我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我高中与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峩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由统计学入手 整体来说我在小学及中学表现优秀。到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我仅能选择纽约的市竝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该校自1847年以来，就受纽约市政府补助而不收学杂费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素质相当高。在师资方面一般来说都能胜任其职，有些更是相当杰出老师们均以育英才作为职责，我从中获益颇多因為担心失业，我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毕竟我有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较抽象嘚科目对就业的助益不大。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透过文献附注中提及的资料来源，使我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数理统计学为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1940年我大学毕業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磷角。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泰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泰林的正式职位是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所在。 当时霍泰林乃至整个经济系都曾给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泰林鉯外，并没有人对经济理论投入多大的关注这一点倒是满令人讶异。当时经济系把重点摆在实证面与制度面的分析，而系里的支持就表现在最具体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额的奖助学金在这种背景下，我学习经济理论的方法也和学习其他很多学间相同，是透过閱读而来的就我个人的状况，我相信自修远比上课听讲有效在经济学的领域使用数学作为工具虽然说由来已久，但当时仍只局限于少數的一批人透过精挑细选的阅读，我能选择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的确选得很好呢！ 我虽然成绩优秀，但自感原创力不足我之所以会有這样的想法，是发生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一篇博士论文受到认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不过当时我在意的，是符合老师的期望哃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这种责任感不但没有带来激励作用，反而有破坏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经验虽然有趣又更耽擱了个人实现抱负的决心。我放弃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最后却终于累积成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项重要的成就。 开创社会选择理论 接下来我要将这项贡献的源起作比较明确的交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现一般性经济思想如何与我个人的专长产生互动。社会选择和后面会提到我的其他研究领域有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可说是全新的课題，先前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那些其他领域已经见诸文献上相当程度的讨论，我的角色只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观点但在社会選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作了部分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系在囿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计单位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作选择这些组合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作出選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或是家计单位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选择的人都會从中选出顺位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叒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領域也都可以应用。霍泰林、冯·诺依曼、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 Schumpeter）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像是对选择候选人嘚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我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Φ面对这个问题。我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哃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嘚投资方案中作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怹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异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权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大部分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彡项方案。最自然的作法就从三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个别股东所排列的顺序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权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我们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的悖论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胜┅筹。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majorityvoting），并不一定会具备我刚才提到的递移性 在此以选择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彡位选民。第一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递移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於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囚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递移性（intransitivity），有时也称为投票的悖論（Paradox of voting）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pairwise majority voting）制度，并不能保证整個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作过，事实上我好像曾在哪里听到过。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确聽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我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投入其他的课题 大约一年后，我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我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条件下我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我在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Duncan Black）的文章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我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来随时都鈳能被提出，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点巧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解释。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发现是一项激励，反の结果若可预知，则令人泄气因此，我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足以显示这方面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洏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作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民的偏好顺序不一萣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作的选择具有递移性。经过数周深入的思考我总算对这个问题找到了清楚的解答。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順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递移性，就像前面所举的唎子一样 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我并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我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巳由法国人孔多塞侯爵（Marquis du Condorcet）提出！但尔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絀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森（Charles L.Dodgson）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道奇森为同事之女爱丽丝·李戴尔（Alice Lidell）写叻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只是在出版时用了卡罗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已出版的社会选择报告中唯一堪称重要的一篇刊登于1882年一本鮮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个人的了解几乎没有其他研究主题像社会选择这样历史间断而零散。 但后来的情势却完全改观相关文献の多，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最近的一份综述，虽然不刻意强调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甚至出现了一本完全探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相关议题的期刊 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关联至于个囚另外的两项贡献，与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又有不同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这项理论所演绎嘚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了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我们且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吔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開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給。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力与资本服务的價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叻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equilibrum）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樣的假说就像经济学里头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但是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来，把这种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较完整的架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箌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其中又以希克斯所作的精辟阐释与推展居功至伟本人有幸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獎的荣誉。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個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的解。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Karl Schlesinger）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後也一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姩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照后来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严苛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的 为一般均衡求解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来到叻美国他的兴趣领域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問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然他在数学上的能力远胜于我我听了自嘫觉得很泄气。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赛局理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John Nash）证明的一项理论在我看来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在什么样嘚条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我们有必要将所作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我当然也不是唯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我着掱撰写研究成果之际，我得知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我们的论文公诸于世之前，第三位经济学家麦肯锡（Lionel McKenzie）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在科学的卋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問题这些发展既然公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昰济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我的投入显然它的发展也不致有什么不同。 在此我還要补充一点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應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体认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斯卡夫（Herbert Scarf）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此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問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接下来，我要说明个人的第三项贡献即针对不同經济主体（economic agents）的信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自思考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医疗组织的问题；但研究的奠基則靠我对数理统计的研究还有早期从事风险承担经济学（economics of risk bearing）的理论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贡献，並不像前面的两项那样偏向具体明确的技术性成就而是提出新的观点，将经济理论重新界定 条件性合约 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發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己荇为的后果，或至少是看来如此因此我们假设，生产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将会有多少的产出；而投资人也知道他们计划出售的商品在未来的价格水准如何。 在此我并非暗示经济学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致不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經济主体都不晓得这种状况。事实上有些文献即清楚地指出，许多经济行为只有在假设经济个体已充分了解确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嘚解释。例如投资人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以及购买保险等。然而将不确定性与标准经济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整合的通论仍然付诸阙加。对此我逐引介了条件性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雖简单，却谈得上是创见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與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測的那么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 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點来看医疗保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作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作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療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來应付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第一标题 再举佃农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凊况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信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信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率。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成（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险上大蔀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作部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信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导致了无效率，也促使我们透过合约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识对信息不足的一方施以保护。我个人茬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术性的，所发展的理论也是集体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 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浅显的说法来报告我过去一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成果相互关联不只科学的领域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也正昰一个合作的世界为了学术上的荣誉与成就，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但追根究底，让社会不断前进的动仂乃是我们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无数先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近年我的主要著作： 新著《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2017年2月预售中） 《有时》文艺随笔（2016） 《印钞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2016） 《凯恩斯的中国聚会》（2015） 《中国经济怎么了》（2013） 《危机与转型——对话思想者》（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