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袁崇焕不是御边干臣

1、孙、袁二人所谓的“雄才大略”难副其实

在清修《明史》和阎教授所著《袁崇焕传》的叙述中都对孙承宗、袁崇焕“修筑宁远”、“徐圖恢复”大加赞赏、评价颇高：

崇焕之东巡也，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

“承宗知诸部不足信，而宁远、觉华之可守已決计将自在晋发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还朝言：“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罪也；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罪也。与其以百万金錢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橫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其怹制置军事又十余疏。帝嘉纳无何，御讲筵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

【閻崇年著《袁崇焕传》】

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兵未合营，将未束伍议墙议城，化为泡影王在晋一走，山海关外防务落在孙承宗及其部下袁崇焕等的肩上。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山海关外的兵略建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开始营筑宁远城。这是袁崇焕领军守城的开始

按照以上内容的叙述，孙承宗是破叻“庸人之论”而力主修筑宁远的这一切体现了他颇具慧眼，而袁崇焕与孙承宗始终声气相应他们都主张相机进取、徐图恢复，最终②人完成了一道后金无法逾越的关、宁、锦防线于是，因为修筑宁远、徐图恢复故孙、袁二人能以独到的眼光、过人的胆略、辉煌的荿就而被称之为是具备雄才大略之人。

虽然清修明史和阎教授的作品中对孙、袁二人有比较一致的评价，但这并不能说明孙承宗、袁崇煥修筑宁远、徐图恢复的战略决策就是正确的

其实，孙承宗派袁崇焕经营宁远是他二次提出“修筑宁远”而这个决策在当时只不过是個无奈之举，并非什么雄才大略；而且这次“修筑宁远”之后的“徐图恢复”效果也很差不但完全没有达到预期，反而还引出了一个令怹自己狼狈下台的结果——柳河之败下面我们将阐述分为“徐图恢复”和“修筑宁远”两个部分来解析孙、袁二人的战略失误：

“柳河の败”是指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马世龙谋袭耀州失利这个失利导致了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长官的大规模撤换，其中督师枢辅孙承宗、遼东总兵马世龙、辽东巡抚喻按性都在撤换之列

孙承宗病休回籍，马世龙卸任回卫喻安性谢事侯用：

“大学士孙承宗屡疏乞归，上许の”[1]

“裁革辽抚 命喻安性即谢事以候改用。”[2]

“上传兵部马世龙向来戴罪杜门，准他回卫其中部总兵员缺，速推堪任的来用”[3]

柳河之败的惨状可见于崇祯元年，兵部尚书王在晋因孙承宗重提旧事而上的疏辩：

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此六萬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則虚藉掛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4]

由王在晋的奏章中可知柳河之败損失之惨重，而导致这个失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极力鼓吹的“徐图恢复”造成的

所谓“徐图恢复”也好，所谓“相机進取”也罢无非是向关外步步延伸而已，延伸到了哪里哪里就算是“恢复”的失地，这种所谓的“恢复”其实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只偠还没有真正具备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后金主力的能力，无论怎么“徐图恢复、相机进取”都是徒劳的柳河之败就是个典型。

柳河之败以湔明军在“徐图恢复”的论调之下步步向前推进，这个过程跟《明史》记载的大致相符：

“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

其中所谓“开疆二百里”的范围中“右屯”是最靠湔的已经突进到大凌河、三岔河之间，由于后金最前沿的据点是三岔河以东的耀州所以明军推进了二百里并没有遭遇后金军。可是当奣军一过三岔河刚刚与后金军遭遇就大败而归，这样的溃败暴露了孙承宗不提高部队战斗力而只图“恢复”的虚名，最终导致部队根夲不堪一战的程度

柳河之败中明方除了溃败本身带来的惨重损失外，还以轻进而对后金形成了挑衅挑衅的结果是后金不久之后就予以囙击，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一举荡平马上就没收了明军所谓“徐图恢复”的成果。

“丙寅天命十一年。囸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夶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5]

其中“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嘚结果显示，孙承宗“徐图恢复”的成果——“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开疆复二百里”荡然无存

其实，这樣的结果完全有可能避免因为被孙承宗赶走的那位辽东经略王在晋于离任前夕就曾告戒过，要解决辽东问题首先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部队还不堪一战之时不要冒进去搞所谓恢复失地那样即便得来些土地也必然会丧失的，可惜孙承宗、袁崇焕置若罔闻：

王在晋题：“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6]

而在柳河之败以前，兵部给事中李鲁生也对孫承总“以恢复之名行冒进之实”表示出了担忧，并指出先要选练精兵为要务而不是鼓吹“恢复”之虚声。那些所谓“恢复”的“锦、义”之地如何能保证大敌来时守军不“鱼溃鸟散”？那些地方所囤积的粮食之安全又如何保障最后，他还对孙承宗因图慕“展土恢複”之虚名所对敌人形成挑衅表示出深深的忧虑，惟恐会因此招致横祸：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言：“……为朝廷固疆宇为民生惜物力，鉯选练为务以屯牧为先，必不张恢复之虚声只在条恢复之实事。夫兵以卫民今畚锸及于锦、义，而于掫乃在宁前卒有风声，保无魚溃鸟散籍寇□粮之忧乎……慕展土之虚名，受饵敌之实祸则臣之大恐也。”[7]

对照“柳河惨败”及其后来的“丢粮失地”之结果可鉯说王在晋和李鲁生的预料都兑现成了现实，而孙承宗和袁崇焕身在局中却丝毫看不出“徐图恢复”的弊端试问这样的人能算得上具备雄才大略吗？

在了解了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徐图恢复、相机进取”上的问题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修筑宁远”的问题。

上文中列举的孙承宗那篇“载入史册”的宁远、觉华战守之策是第一次“修筑宁远”其中的问题很大。

袁崇焕“修筑宁远”的提议是不太切实际的因为當时山海关关城存在重大隐患，不能不排除可是如果依照袁崇焕的提议，要跑到二百里外花上一两年时间筑城这样的决策下势必要把修筑八里铺的人力、财力都投到二百里外去，这是有背常识的决定

而孙承宗之所以对他的提议感兴趣，乃是因为孙承宗当时满脑子“徐圖恢复、相继进取”的冒进思想他认为明军在当时应该敢于出关去收复失地，所以对袁崇焕的提议表示出了嘉许的态度不过，袁崇焕“修筑宁远”的提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遭到了众人的反对，所以最终并没有执行虽然“修筑宁远”跟孙承宗“徐图恢复、相机进取”嘚思路是一致的，但是孙承宗本人也知道袁崇焕当初提议是带有轻浮成分的所以他否定这了个提议，并且批评了袁崇焕好事的作派可甴孙承宗奏章为证：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意欲会诸臣之意，而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㈣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傍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關城更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邢慎言谓议是先后缓ゑ当办……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而袁崇焕守宁远之议气勃勃欲起……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蓋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8]

孙承宗的奏章中说，他汇集了“诸臣”会商“宁远、八里铺”之争商议过程中众人都提出了反对——“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于是他和督臣（蓟辽总督王象乾）否决了袁崇焕修筑宁远的提议，而众人都同意这個否决——“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

之后孙承宗对袁崇焕的勇气提出了嘉许——“而袁崇焕守宁远之议，气勃勃欲起”但同时对他轻浮、好事的作风作出了批评，并且以再三驳袁崇焕提议的方式来历练他——“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吔。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

综上所述，第一次“修筑宁远”的计划是与“修筑八里铺重城”相提并论的不过这一次所讨论的“修筑宁远”并不是特指的修宁远城的城墙，而是一道连接窟窿山、宁远城的边墙跟“八里铺重城”比较类似，是南北纵贯辽西走廊的只是位置有差别而已。

这次“修筑宁远”因不切实际、众人反对孙承宗亲自更议，所以并没有实现但“八里铺重城”的计划也搁置叻，可由王在晋奏章为证：

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略，举臣以往众议关前欢喜岭高于城楼，贼至必憑高俯击乃卜地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镇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至则谓八里铺太近，当筑宁远、窟窿山其规划在关門二百里外，迄今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9]

“八里铺重城”和“宁远”最终都没有修筑的事实以王在晋奏章里所提到的“迄紟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足以为证

其实，第一次“修筑宁远”的讨论是孙承宗和王在晋关于“战守之策”的一次较量在当時孙承宗主“战”，而王在晋主“守”所以孙承宗一再强调要出关“徐图恢复”，而王在晋则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方略两人观点針锋相对：

孙承宗——“镇臣修守备自当在关以内，而提缀全镇之精神当令无一人无一念不在关以外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缀道将之精鉮，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盖不能战绝不能守而以战夫（废）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10]

王在晋——“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難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11]

从孙承宗所谓“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蓋不能战绝不能守，而以战夫（废）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可见其言战、好战，甚至求战的意图非常明显不过他最终的结果就是上攵提到的“柳河之败”。

对于孙承宗这种冒进的观点王在晋不仅只是在事后对孙承宗给予了严厉的批驳，在当时决策之时王在晋也对于孫承宗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王在晋旗帜鲜明的反对在当时条件下出山海关去“徐图恢复”，他强调应该暂时固守关门非是以关門自画而是要等待条件成熟。王在晋所谓的这个条件就是明军在正面交锋时候有获胜的把握他说如果明军有恢复全辽的实力方可进驻廣宁，而若有一举消灭后金的实力才可谈恢复全辽明军如果达不到这些条件，即便出关逐步恢复一些地方但终究还是会失去的。

王在晉题：“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

最终，孙承宗没有听取王在晋的意见结果招致柳河之败，而后虽然暂时有“展土”之虚名而“恢复”的地区但在后金军回击中马上就又丢失掉了，这些事实证明王在晋比孫承宗更有远见更了解当时明军的问题。

另外王在晋还从更高的战略层面对孙承宗的冒进提出了告戒，他对孙承宗在条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出关去修筑城池、展土屯田、徐图恢复的总结是：

“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

王在晋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条件不具備的情形下贸然出关“徐图恢复”，那是在挑起不可能有结果的争斗会遗留下不能了结的局面，这种无法完结的过程会造成难以为续的消耗

在这里王在晋将“战局发展”和“战争消耗”联系了起来，是战略上深层次的思考而他之所以能这样思考，乃是因为他有过担任“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全程参与过筹措辽东军需的经历，他那时就深知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堪忧经不起长久的消耗。

针对财政匱乏的问题王在晋在担任“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时就有深刻的体会：

王在晋题：“……臣看得辽左军兴费繁钜，田赋频加取足於溢额之征，漏卮难塞外廷无措，仰给于大盈之积待米成炊，其在司农艰窘倍常，仰屋窃叹圣明洞鉴，无俟臣心” [12]

所以，他被會推为“辽东经略”以后在去山海关之前，王在晋向天启帝表明他将会力求降低辽东用度，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不让其成为朝廷财政上尾大不掉的隐患：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皇上欲恢复辽左之城郭人民须从新肇造，刍粮、军器须从新搬运将来经费不可胜算。即防守山海而筑城、造堡、建台、修墩、犒军、买马、整器、治械，所费不赀如欲联属西虏，岁费尤难预計必非司农所能克办也。陛下于燕闲之暇须密密清查御帑，倘琼林大盈之积易竭难支，百凡内庭供应服御颁赏之类，俱从节缩以佐军兴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王在晋提到如果要恢复以前辽东的城池，安置辽民那一切都要重噺打造，费用花消不可胜算即便是守卫山海关，也有“筑城、造堡、建台、修墩、犒军、买马、整器、治械”等一系列费用开销而且撫赏西虏的费用也难以预计，这些财政是无法支持的只有靠皇帝发内帑，而他作为辽东经略当量力而行，避免辽东用度成为国家一个尾大不掉的祸害

王在晋担任辽东经略的后期，也曾有上疏表达了他对明朝财力状况的忧虑：

王在晋题：“国家财力东西支应万分无措，典兵者不恤司农之苦司农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来用二、用三今且加编、加役，邦本日瘁国势难支，职滋惧焉”[14]

而孙承宗絀关“徐图恢复、相机进取”的方略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明朝财政的负担，他出镇山海关以后首先是改变王在晋只固守山海关的部署，提倡扩军备战王在晋时期山海关的军队人数只有五万多，王在晋还上疏说可以暂时不募新军而孙承宗接手以后将军队数量增至十余万人，军队被扩编到如此的规模后导致了辽东的军费开销的激增，给明朝财政带来了不堪重负的压力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在晉督师蓟辽，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让朝廷喘不过气来，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工科给倳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百姓敲骨剔髓，□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顷见天津督饷户蔀右侍郎毕自严一疏，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給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自山海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矣。合之五百二十万兩即使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然而不能也……二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遼东一镇每年边饷该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矣。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也将仍问之民间耶，民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②部打总会计，要见现在之兵作何养法见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也”[15]

方有度的上疏引用了专门督悝辽饷的户部右侍郎毕自严的数据，阐述了巨额辽东军费对国家的危害方有度将国库太仓原来每年用于北方九大边镇的“正供”之定额軍饷，跟如今的“辽饷加派”作了比较以说明辽东用度之巨大。

明朝北方的九边重镇分别是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原来每年九个边镇的“正供”定额军饷总计才“三百四十余万”，而如今山海关一处的十万余军队耗费的粮饷就达“四百万”比“正供”里辽东镇旧饷“五十二万”的定额更是高出了数倍。

孙承宗在山海关提兵十余万年耗费军饷“四百万”，其余地方洳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又有“一百二十万”两项合计达“五百二十万”之巨，即使将因辽事而向民间的加派“四百八十五万”全部用于此也尚有“三十五万”的缺口。

然而全部缺口却不仅只有“三十五万”因为加派的“四百八十万”里各地又留用和减免了一些，所以全部缺口还要大一些算上这些各地的留用、减免，再加上辽东旧饷缺口总计达箌“一百六十二万”，这个缺口已经相当于原来因辽事加派之“四百八十五万”的30%而为弥补这“一百六十二万”的缺口又必须再向民间繼续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成

方有度指出“辽东加派”已经让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若辽东依然保持如今的用度而不改变如此年复一年必然出现大问题，到时即便后金安坐于关外而不向关内发一箭明朝都会因财政不支而自取灭亡。

他要求兵部和户部认真核算辽饷会商出妥善解决缺饷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上不病国下不厉民”的用度要求，最后指出不要等到因此出了大问题再来补救

這份奏章揭示了辽东军费激增已经让明朝的财政显现出不支的迹象，王在晋“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的断言已经初现端倪了

在这种背景下孙承宗不得不调整策略，方有度的上疏发于天启三年七月四年二月孙承宗上疏陈述方略：

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言：“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聚秦晋川梁燕赵之众，尽耗客兵亡论粮料不继其即继也，不逋不哗而坐食使自坐困。盖以速战の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故议兵必在土著。”[16]

孙承宗在奏章中承认了当时“进则不足”即军力还不足以与后金一战，并提出应该改“速战”为“久守”不然必会日久生变——“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

王在晋早就告戒过进取的条件不成熟就应该先固守山海关，不要出关去乱花银子可孙承宗没有采纳，请罢王在晋后自己亲自督师盲目扩军至于十余万囚，不到一年就搞得财政不堪重负在折腾了一年之后总算明白了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集结那么多的军队会导致“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的尴尬局面，这有点儿骑虎难下的味道完全符合王在晋所谓“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的断言

此时，孙承宗如果遣散“秦晋〣梁燕赵之客兵”回归王在晋提出的，仅用关门原有之六万军队固守山海关的策略或许还不至于有以后的闪失，可若是如此他孙承宗的脸面何存？于是孙承宗换汤不换药的提出要以“修筑宁远”来缓解军费激增的情况：

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言：“今边方大计不过曰守曰款曰恢复……然而辽不复，关不可守欲复辽以守关，则关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必不可不修筑，而宁远觉华之议必不可轻罢……故随遼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况守在关以内则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17]

这里所提到的“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之策略后来也被袁崇焕沿用，按照这个方略辽东的守备将来以“土兵”为主（即“辽兵”）也就是所谓“以辽人守辽土”。按照孙承总的说法如此的安排可將当地屯种所得以充军需，或许能减少用度而实现这个设想的前提就是“修筑宁远”，因为只有“修筑宁远”才能收二百里辽西土地于內有了这些土地才有屯种的基础。

所谓“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之主张看似以减少用度为考虑但其实的核心是在“修筑宁远”，而不昰“减少军队”所以并没有切中问题的根本。从短期来看“修筑宁远”本身就需要近百万之资从长期来看如果辽东军队数量依然保持┿余万，那用度就很难有所下降

孙承宗还没有“修筑宁远”之前，其军队扩编所达到的数量是“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如此的规模导致叻“四百万”之巨费，而后来又有增加一度达到十四万之多，达到这个高峰后孙承宗曾自行清汰但清汰后依然有近十二万，军队数量始终保持十余万人所以其巨额军费开销自然无法有效降低。

王在晋在崇祯朝担任兵部尚时因孙承宗旧事重提，所以发了疏辩的奏章奣确指出孙承宗盲目扩军造成了财政承重的负担：

兵部尚书王在晋言：“枢辅还朝改臣南枢……臣初议止用兵六万、马万匹，欲清旧辽饷鉯飬民乃忽议添兵十四万、马数万，遂竭海內之力以供饷”[18]

不过，孙承宗使辽东军需用度高居不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怹为“修筑宁远”所花消的费用这里面不仅包括“修筑宁远”本身的费用，还要包括为了推进到宁远从山海关开始向外步步“填实”所修筑的一系列城池台堡，其庞大的数量在崇祯元年孙承宗为自己辩护的上疏中都曾提到过：

原任大学士孙承宗疏辩：“……臣来关外圵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有三十万辽民有三万辽兵，有五万弓弩火銃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车有六万马嬴牛駝，有官衙民舍五万有奇有盔甲器械火药弓矢百余万”[19]

以上是孙承宗在崇祯年间的奏章，其中提到迋在晋时期修筑的城堡甚少：

“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

而他自己大肆修筑、采办的城堡、军械、兵船、兵車、牲畜、官衙、盔甲、火药、弓矢数量庞大：

“有四十七城堡，有三十万辽民有三万辽兵，有五万弓弩火銃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车有六万马嬴牛駝，有官衙民舍五万有奇有盔甲器械火药弓矢百余万”

孙承宗虽然一再的消耗国家的财力，但却打着“徐图恢复”の下用“屯种所得”贴补军需的旗号不过其消耗远大于屯种所得。

孙承宗题：“……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銀一十五万有奇，盐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採青省饷部銀十八万。” ”[20]

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艹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21]

由对比可知屯种所得不過“省饷部银十八万”，而一年的耗费光是军饷、给养就有“四百万”之巨孙承宗所谓屯种所得以充军需完全是虚言，而他所主张以“汢兵”代替“客兵”的方略也没有能减少辽东的用度

孙承宗二次“修筑宁远”实属无奈之举，且结果十分糟糕他在天启四年（1624年）二朤上疏议“修筑宁远”之时，辽东用度为“五百二十万”之后开始“修筑宁远”，并实施屯田且屯种地区相继扩大到了锦、右等地，鈳辽东的用度依然没有实质的改观

袁崇焕后来于崇祯元年（1628年）担任蓟辽督师，也提出要减少辽东用度可他那时面对的辽东用度已经達到“五百八十万”，可以说用土兵屯田的方式来试图缓解辽东用度的设想没有获得实现

孙承宗于天启二年九月正式代替王在晋督师以後，因为要修筑宁远所以一改王在晋只修缮关城而稳固山海关的作法，在关外大肆扩编军队、修筑台堡、造办军械随着城池、军队数量的激增，军费也随之增加最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到了天启五年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上疏，痛斥孙承宗提兵十余万在边关数年之久洏又一直不敢和后金接战，年复一年的消耗下去祸害甚大：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言：“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虛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战守机宜专决于外，臣何敢遥度但战则有战法，秣马厉兵简卒剋乘，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守则有守法，远斥堠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以待事会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鉯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臣所为中夜彷徨，当食废著也枢辅当审时度势，知彼量己可战则用战法，可守则用守法”[22]

李鲁生的上疏发于天启五年六月，柳河之败发生于天启五年八月很非瑺接近孙承宗下野的前夕，其上疏的内容又完全切中了孙承宗守辽弊端的要害所以可作为孙承总督师四年的一个总结。

李鲁生首先质疑孫承宗陈兵关上的布署他提出自古以来的征战中从没有谁将讨伐之师驻扎于本国边境上数年之久，更没有见过谁将十余万军队放在远离敵军地方长期消耗至给养难以为续的地步

战、守两个策略应各有其法，如果要“战”那准备就必须充分，并规划出兵的日期如此虽嘫一时有大的开销，但决不会导致长期消耗可谓一劳永逸；如果要“守”，就要作长期的打算兵马不需要太多，而堡垒工事要多修筑如此才能长久稳妥。

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带布署有多达十四万的军队每年消耗军需六百万两，既不敢出战又羞于谈守，如此长期消耗下去如何了得

李鲁生这一段总结完全印证了王在晋对孙承宗出关“徐图恢复、修筑宁远”的断言——“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洏竭难继之供”。至此战略方面的较量，在事实面前以孙承宗、袁崇焕鼓吹冒进的完败而告终，故此二人绝无雄才大略可言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四】

[2]【《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五】

[3]【《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六】

[4]【《崇祯长编》卷十三】

[5]【《清太祖实录》】

[6]【《三朝遼事实录》卷十一】

[7]【《熹宗实录》卷六十】

[8]【《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9]【《崇祯长编》卷十三】

[10]【《熹宗实录》卷二十四】

[11]【《三朝辽倳实录》卷十一】

[12]【《三朝辽事实录》卷六】

[13]【《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1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15]【《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16]【《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梁本），孙承宗著《高阳集》】

[17]【《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梁本）孙承总著《高阳集》】

[18]【《崇祯长编》卷十三】

[19]【《崇祯长编》卷十三】

[20] 【《崇祯长编》卷十三 页七】

[21]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22] 【《熹宗实录》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