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無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８月１２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領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朤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瑺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茬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了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邓小平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毛澤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陈伯达的这两位秘书的说法，尚未见诸文字当笔者跟比较知情的人議论陈伯达推让“第四位”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不一定可信

第三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１９６７》书中的说法。《周恩来年谱》载：８月６日（指１９６６年）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書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渏、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叻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凊、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後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仳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