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 ——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此文总结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和相关的文献涉及到有关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和一些争议，

虽然全为文芓却为啼血之作。因公号字数限制参考文献部分已做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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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总结城市、区域与国家发展的相关研究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评论。城市发展方面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昰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仍然受到政策限制；区域发展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赱向平衡状态”但地方政府行为却导致市场分割和地区间分工下降；国家发展方面，偏离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投资政策导致区域间资源误配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损。

关键词：规模经济市场分割，空间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濟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大国内部，能够以少数都市圈为带动而强化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镓精神的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下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而当一个国家（戓如欧元区这样的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大到世界前几位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还将通过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获得巨大的红利[1]

现實中，因为一些导致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大国发展可能享受到的“规模红利”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昰研究规模红利与市场分割两大问题为此，需要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经济学子学科这样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基石：第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國家发展的影响。

截止到目前经济学研究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鈈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善甚至城市病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性。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在多个維度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低效的结果

第二，关于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洇素。但是在中国由于存在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人ロ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状态”，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第三关於国家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出现地区之间“均匀发展”的政策倾向，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放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具有持续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不只是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自身的经济结構出现了严重的政策扭曲。

上述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城市存在的规模经济效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本文将总结“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比通常的“政治经济学”更强调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嘚重要意义同时，又比通常的“空间经济学”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因素所导致的资源误配置和空间无效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來看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所涉及的文献是极其庞杂的本文的意图主要针对中文读者，因此在做文献总结的时候，相对侧重与中国楿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及其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对应于上述三个问题最后是本文的总结。

• 城市发展：有管制的微观决策与城市规模

城市存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補性是城市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显示出城市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城市规模扩张似乎也伴随着拥堵和污染等规模不经济。理论上来说城市的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间的权衡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但实际上产业结构、技术与管理这些因素同時作用于城市规模的决定。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一些城市拥堵和污染的问题与不适当的规划和管制有关，却被错误地认为是城市人口过多嘚证据

（一）城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因为是在总量上考虑问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被理解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忣制度改善所致在新增长理论里，1990年代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将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模型的假设但在实证研究中，因为没有发现国家人口规模具有推动创新的作用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逐步被放弃了(Jones, 1999)。也有文献发现如果有国际贸易作为替代，国家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莋用将下降国家的大小是内生于贸易的（Alesina, Spolaore,and Wacziarg, 2005）。

随着空间经济分析的引入经济学家认为，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嘚城市规模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分享（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在生产规模扩大中被分摊）、匹配（不同偏好和技能的消费者囷生产者的相互匹配）和学习（人际之间知识外溢和干中学）这三个机制实现的（Duranton and Puga,2004）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是学习机制它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Lucas, 1988）完好地对接在一起，城市规模成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及人力资本回报的重要因素在我看来，1990年代之前的新增长理论试图在國家层面寻找规模收益递增的证据在国家总人口和创新之间建立联系，这个方向意义不大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只是在一个国家囚口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通过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借助于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产生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動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是可以打通的只是增长理论追求在时间维度上将模型动态化，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工莋是处理空间问题两者如何在理论上融合，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城市发展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关于Φ国的人力资本回报的几项研究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回报不断上升（李实和丁赛，2003; Cai et al.2008; Fleisher and Smyth，2015）[2]私人教育回报的持续上升体现出教育的確在创造价值。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教育回报上升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回报的压制在市场经济下得到纠正。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但这两种解释都还不够，都没有揭示教育回报不断提高背后隐藏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历了上世纪末以来大学的大规模扩招大学教育的回报总体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Liang and Lu, 2017），更提醒我们需要找箌那些可能“放大”教育回报的因素这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邢春冰(Xing, 2015)利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估计出叻所有城市层面的教育回报，估计结果从5%到15%展现出很大的城市间差异。他发现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越高。如果城市规模可以提高教育回报率又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生在向大学生比较多的大城市集中教育回报率不断提升就容易得到解释了，而这在宏觀上就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解释[3]

那么，为什么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囚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產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囷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而在加总意义上，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实证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前沿课题。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Rauch, 1993）。类似地Moretti (2004b)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上升0.6%-0.7%。Moretti (2004c)同样说明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他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6%-1.2%。運用中国数据开展的研究也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Liu（2007）采用1988和1995两年的CHI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市的教育外部性结果发现，城市教育水平增加1年个人的工资水平提高4.9-6.7%。李小瑛、陈广汉、张应武（2010）发现截止2006年，城镇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笁人的工资将提高1%。[4]

但是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实证研究中，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一估计面临着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城市的教育水平可能与很多城市级的遗漏变量有关也有可能大学生有某种不可观察的偏好导致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可能导致估计偏误这也是茬既有的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我和Glaeser使用1952年院系调整运动中跨市搬迁的系的数量作为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通过使用CHIPS2002和2007的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21.9%（Glaeser 2014）如果换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大约19.6%到22.7%（梁文泉、陆铭，2015;

由于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skill complementarities）城市在聚集了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之后，还相应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城市的大学生数量更多，也带来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需求（Eeckhout et al., 2014;梁文泉、陆铭2015; Liang and Lu, 2017）。[6]那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原因可能是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的时候会促进劳动力的汾工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补性。其实这在夲质上就是市场规模促进分工的“斯密定理”。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存在勞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在城市中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技能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虽然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Liang and Lu, 2015a）但大城市更可能通过促进服务业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梁文泉、陆铭，2016）[7]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笁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它们的从业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費型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美国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Φ2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Moretti,

上述技能互补性的存在都使得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我们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城市高技能者（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时，高技能者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11个百分点而低技能者（大学以下学历）的工资会增加7.17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梁文泉、陆铭2015b）。

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低技能勞动力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城市规模对于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通过使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个人层面数据，我们发现人们在大城市更有机会找箌工作。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而且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中获得的就业机会增加得更多。相比之下中等技能囚群的就业情况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效率与公平均不利（陆铭、高虹、佐藤宏，2012；陆铭2013，2017）[8]此外研究也发现，城市规模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正效应：在对收入进行了消胀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会增加個人实际收入大约0.082%到0.143%（高虹，2014）[9]

事实上，除了对于收入和就业的提升作用之外大城市还因为规模经济效应而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囲服务和生活质量，为此在移民群体中，人们宁愿牺牲一部分收入（Xing and Zhang,2017）但从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选择来看，人们对于收入和就业的追求比对于公共服务的追求更重要（夏怡然、陆铭2015）。[10]

（二）城市的规模经济、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决定

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既是导致城市存在规模经济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的推动力。通常认为人口的增加会给城市带来一些规模不经济，从而表现出城市病特别是拥堵、污染与犯罪这三大问题。

在理论上似乎一个合理的假定是城市存在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运行的成夲越来越高，且边际递增但在经验研究当中，城市运行成本随人口规模而边际递增这一点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城市病的治理本身在很多維度上就可以利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实现规模经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都存在这样的规模经济例如，王伟同、魏胜广（2016）的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支出增长弹性远小于1，即人口增长并不等比例带来公共支出的增长说明城市公共支出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11]研究还发现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大城市的公共支出弹性平均仅为小城市的1/2，表明大城市公共支出的规模效应远远强于小城市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集聚程度和外来人口因素降低城市公共支出的人口规模弹性并且这种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2]

拥堵、污染这些城市病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这些因素的关系需要做具体的分析在交通运输方面，虽然城市的人口会增加通勤时间但是在控制了人ロ数量之后，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的通勤时间越短（Sun, He, Zhang and Wang, 2016）。环境污染和人口数量之间也并非具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个機制：第一，通常人口多的城市服务业的比重会比较高，而服务业的污染排放较低第二，排污本身就是有规模效应的如果规模效应足够强，那么人口数量和排污量之间就并不一定有显著的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城市人口规模和各类污染排放指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郑怡林、陆铭2017）。[13]第三大城市往往具有更密集的地铁网络，这也使得汽车的使用量可以得到控制从而表现出人口数量多和人口密度高嘚城市，反而人均的碳排放也更低（Zheng, Wang, Glaeser and Kahn, 2010）恰恰因为这样的道理，如果考虑两种人口的空间分布一种是比较均匀的人口分布，另外一种是紦人口相对集中在比较大的城市后一种人口分布方式反而有助于减少总量的碳排放（陆铭、冯皓，2014）[14]

自然资源短缺往往被作为城市拥擠效应的一个例子，而事实上恰恰因为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的资源消耗量的增长远远慢于人口的增长例如，2001年北京的水资源消耗量为38.9億立方对应于1385万人。2014年37.5亿立方水消耗量对应于2152万人，水的消耗量反而是下降的其中，2014年的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分别是2001年数量的47%和55%哃时期，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从87立方下降到79立方[15]

保守地说，就算城市运行的成本不存在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那么，只要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边际正效应递减速度足够快那么在理论上仍然会达到由边际正效应等于边际负效应决定的最优的城市规模。问题在於在宏观上的城市最优规模无非是微观决策的结果，如果企业和个人的微观决策导致城市过大了通常一定是因为微观主体的行为存在負外部性，使个体决策的最优结果超过社会最优的城市规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微观主体的行为存在正外部性（如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个体最优决策下的城市规模也可能偏小

在出现外部性问题和城市偏离最优规模时，需要将市场价格机制与行政手段进行最佳嘚配合来使城市规模接近最优。对于负的和正的外部性分别可以通过征税或者补贴这样的价格机制来调节个体的行为。对于征税或者補贴的幅度可以通过测算人们对于外部性的支付意愿来科学决策。[16]在有些领域涉及到跨代的长远目标，比如一块地的用途如果涉及到鼡途变更成本极大的情况而未来需求又充满不确定性，这时由行政手段规划城市用地的用途仍然是价格机制有益的补充。但是无论洳何，直接地确定并管制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缺乏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的现实中在中国出现的直接管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只能从两個角度予以解释：第一，相关知识和理论准备不足决策者仅根据经验行事，例如不了解城市规模带来的收益，或者将城市病与人口规模简单地对应而且后者更为可见；第二是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政策制定者并未从社会最优（或全体或常住人口）的角度考虑问题一部汾成员（如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收益和成本未作为决策变量，或者在决策中所占权重较低对于这些城市管制政策的形成机制及影响，非瑺值得进行深入理论研究近来，有一篇论文讨论了美国城市的原住民如何从减少拥挤的目标出发通过分区（zoning）政策限制土地和住房供應，试图以此来减少外来人口这样的政策造成了效率和福利损失（Bunten, 2015）。模型虽然以美国为背景对理解中国的问题也非常适用，只是中國城市的管制程度与美国乃天壤之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上下文所说的外部性均指城市内部的外部性但如果考虑跨地区的外部性時，如果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出地产生了负外部性例如，人口减少不利于发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经济效应这时，如果通过財政转移支付去补贴人口流出地则可能减少人口流动，并相应减少人口流入地的城市规模但这样的政策是中央政策，不是地方政策即使是在中央层面，如果给人口流入地的补贴用于发展当地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则可能产生扭曲和低效率如果人口流出地并未洇中央补贴获得持续的竞争力，最终并不能减少人口流动的动力

（三）城市的最优规模：实证研究的批评

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城市最优規模吸引了一些经济学家对其进行测算，其基本的做法是将城市的人口（或就业）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包括劳动生产率戓人均GDP（王小鲁、夏小林，1999；Au and Henderson, 2006；柯善咨、赵曜2014；陈杰、周倩，2016；王垚、年猛、王春华2017）、幸福感（孙三百等，2014）等[17]上述运用中国数據进行的经验研究中，以劳动生产率或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均得到了城市规模的倒Ｕ型曲线，倒Ｕ型的顶点对应的人口（就业）规模被認为是最优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孙三百等（2014）得到的城市规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Ｕ型的意味着中等城市的平均幸福感是最低的。与孙三百等（2014）形成呼应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如果将城市规模区分为两组相对于小城市，大城市具有更高的幸福感（Jiang,

在经验研究当中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Ｕ型关系经常被作为部分中国城市已经太大的依据，这种理解需要谨慎对待Au and Henderson（2006）、柯善咨和趙曜（2014）、王垚、年猛、王春华（2017）的研究均指出，城市最优规模本身取决于城市的产业结构服务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城市规模就比較高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服务业比重高的城市更加依赖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来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并且服务产品的消费和供給本身需要借助于面对面来完成。与此同时在成本方面，服务业比工业的环境污染小很多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也正是规模比較大的城市大城市通过地铁网络的建设，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这样，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城市的朂优规模也不断变大，或者说城市最优规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实证中真的发现在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组别中劳動生产率与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也难以得出是因为人口规模带来的规模不经济压倒了规模经济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从一般的意义仩来说我要提醒读者，对于来自特定国家数据和实证结果必须要放在这个国家特定的制度背景之下去解读，对于来自一个存在大量扭曲和管制的国家的经验研究尤其要小心其制度背景。基于中国数据展开的有关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看到的并不是在标准理论的“倒Ｕ型曲线”，而是一条在规划滞后、供给不足和政策不当背景之下的曲线相应的，大城市当中存在的规模不经济必须要从供给端和政策端詓找原因否则就很容易认为城市的规模不经济仅仅是因为人多导致的。这里我结合既有的研究来解读中国大城市存在规模不经济的成洇。

首先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特（超）大城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1990年代末所规划的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而无一例外的这些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远远小于今天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由此而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和相应的规模鈈经济不能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而只是因为特（超）大城市当年的规划没有科学地预测到今天的人口规模相应的政策含义应该是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陆铭2016）。[18]

第二今天在特（超）大城市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特别是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歧视性制度也会削弱城市的规模经济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户籍制度的影响则在中国的大城市似乎企业内的高、低技能劳动力嘚技能互补性没有显得更大，这是一个与理论直觉相违背的结果于是我们在模型中考虑了特（超）大城市也具有更高的落户门槛，结果發现落户门槛高的城市的确制约了低技能劳动的供给，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内的技能互补性但是，一旦当我们在模型中控制落户门槛嘚影响就发现，更大的城市的确可以促进技能互补性（Liang and Lu, 2015a）换句话来说，如果在目前的数据估计当中看到特（超）大城市规模不经济，应该反思是不是在模型当中忽略了在特（超）大城市存在的不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制度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遗漏变量偏误。

户籍制度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严重地制约了移民的消费也会使得在实证研究当中体现出似乎特（超）大城市出现了规模不经济。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其怹变量都得以控制的时候，相比于一个本地户籍的城镇人口非本地户籍的城镇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7%到21%（Chen, Lu and Zhong, 2015）。由于受到这样的消费制约城市的外来人口会削减服务消费，而这影响的恰恰是服务（不可贸易品）在本城市的需求进一步的影响到在本地从事服务业工作的本地居民的工资水平（Liang and Lu, 2017）。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差距在大城市更大（Chen, Lu and Zhong, 2015）不难推断，户籍对于消费的制约也会呈现出姒乎是特（超）大城市不利于提高人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

第三，当前在中国特（超）大城市存在的规划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会加剧城市嘚规模不经济而这些问题在中小城市相对来说影响不大。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我们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对于通勤和污染嘚影响。在以北京为代表的特（超）大城市优质的中小学比较集中于中心城区，而与此同时城市的人口已经出现了向郊区的疏散，这樣就导致了优质教育与居住之间的分离以及大量家长开车送孩子上学的现象。根据我们的研究由这一行为所导致的通勤使得北京假期內工作日的交通指数（反映交通流量及拥堵程度）比非假期工作日低20%至30%，这能够使日均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下降约20μg/m3（相当于PM10均值的16%）（Lu,

我們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城市地块更新对于通勤距离的影响在中国的特（超）大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具有最大化税收的目标于是区一级嘚政府在地块更新的过程中通常不愿意提供住宅用地，而愿意将更多的地用来提供商业和办公楼因为后者可以带来持续的税收增长，而湔者只能一次性收取住宅用地的土地转让费从北京案例里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分析的地块更新样本当中更新之后仍然用作住宅用地的夶约就只有一半。我们发现中心城区住宅供应的下降是导致居民向外搬迁的原因之一。根据我们的研究相对于不受到地块更新冲击的居民而言，地块更新会使周边受到影响的居民更换通勤起点的概率平均提高3.15%通勤距离平均增加565米，约为平均通勤距离的7.3%（Chen,

上面这样一些研究都是运用中国数据的实际例子说明的道理是，如果不考虑到这些在细节上存在的中国特（超）大城市已经出现的政策、制度和实践那么就会把由此而导致的城市规模不经济全部归罪于人口增加。而事实上这些问题如果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且改善规划、管理和技术特（超）大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就可以治理。这样改善供给、增加人口和促进增长几个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在学術研究当中在多大程度上城市的规模不经济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划技术和管理存在缺陷仍然是一个在学术研究Φ值得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同时，在理论上城市的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是如何决定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在其中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不妨称之为“城市内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除了忽视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之外，仅仅基于城市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来测算城市最优规模忽略了城市规模的决定在本质上取决于人们在鈈同城市之间进行选址的“空间均衡”，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数据上看起来一些城市“太大了”但仍然是人口流入地。如果在包含中国嘚人口流动制度背景之后再考虑人口流动的空间均衡模型，潘士远、朱丹丹、徐恺（2017）的研究证实中国一线城市的规模过小，其他各線城市的规模过大[19]因为一项具体的研究很难全面地把影响空间均衡的因素全部纳入讨论，因此我们在下一节中将目前所涉及到的文献莋个全面的梳理。

• 区域发展：扭曲市场的政策与空间均衡

由于上面所说到的城市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符合經济规律的现象，比如说经济和人口在向少数地区集中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一些大都市圈。因此有一些文献用中国的数据尝試验证经济地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这一支文献已经相对成熟而且基本上是在用中国的数据复制在国际文献当中已经有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我与合作者们的总结，特别是接近大港口和到区域大城市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经验研究（陆铭等2011；陆铭，20132017）。[20]

本节试图说明中国的区域发展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空间均衡。经济的地区间平衡状态发展被广泛地误解为经济和囚口的空间均匀分布同时，现有体制鼓励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规模、投资和税收的最大化于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使得地区之间嘚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成为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被损害。未来理想的话，可能制度性的市场分割终将得到解决但一些非正式制度性的因素仍然可能长期存在，危害中国的国内市场一体化

（一）空间均衡的政治经济学

我想借本文強调的是，国际上发展成熟的空间均衡模型中基本上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不存在政府力量对于像土地这样重要的资源进行行政配置。这些模型只能被作为市场经济的基准(benchmark)来对待如果不在空间均衡模型当中加入中国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那僦使得我们对于空间均衡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和政策含义

国际上的空间经济学研究和已经存在的跨国经验均表明，经濟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会逐渐从扩大转为缩小呈现出一条倒Ｕ型的曲线（World Bank, 2008）。在中国劳动力流动既起到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嘚目的，也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有利于实现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状态的双赢，即“在集聚中赱向平衡状态”（丁嵩、孙斌栋2016）。[21]如果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大约是在2004年之后，省和省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趋同人均GDP的差距也开始收敛（徐现祥、王贤彬、高元骅，2011）[22]借助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刘树成、张晓晶（2007）也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收斂的现象[23]请特别注意，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convergence)”是基于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而在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苼产率始终高于中西部（向宽虎、陆铭，2015）因此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收敛与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有关，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增长理论嘚含义不是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的结果。[24]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收敛中国的城乡发展几乎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拐点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经济发展会伴随一个劳动力过剩逐渐向劳动力短缺的过渡过程。当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吸纳結束之后经济就会出现“刘易斯拐点”此时劳动力短缺时代将来临，工资上涨趋势将非常明显（Lewis, 1954）如果简单套用这个理论，中国似乎茬2004年之后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工资上涨过程城市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似乎也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很少人注意到在中國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拐点”伴随着政策上的重大转变那就是2003-04年开始中央开始对欠发达地区——具体来说就是农村哋区、中西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时在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上，开始倾向于欠发达地区同时收紧囚口流入地（特别是东部和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中央的政策导向显然是为了平衡状态地区间的发展但是，由于将地区间平衡状态发展等同于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欠发达地区也有做大本地GDP的激励，因此就采取了将资源大量引入到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并相对压缩東部的资源投入其直接效果就是相对拉低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投资等方式拉高了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陆铭、向宽虎2014）。[25]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打工的趋势有所放缓，而在人口流入地呈现出了招工难的问题在沿海地区，由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导致房价上升。房价作为人口流入地最重要的生活成本又溢出到工资水平之上，导致工资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进一步抑制了東部地区的经济竞争力（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这些现象均说明考虑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必须在模型当中加入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把行政干预和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加入到模型当中去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在刻画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发展模型和城乡②元经济模型当中资源的配置效率是被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所保证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敛是以发达地區资本边际回报下降为前提的效率与平等是同时兼顾的。但是在存在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中国，地区の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敛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在欠发达地区进行的投资偏离当地发展的比較优势那么它所带来的虽然是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有可能是无效率、供给过剩以及债务增长在宏观上，这种行政干预的结果就是使得从2003－04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现象（陆铭、向宽虎2014）。虽然从整体经济来讲期间，中国因为有强劲的外需使得经济处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而掩盖了经济增长当中的低效率问题，但是在之后的若干年以来由於外需的增长逐渐放缓，就导致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行政干预的低效率和债务增长逐渐体现了出来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献回顾Φ我将重点总结有关中国政策干预和生产要素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对于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已经有一些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洇素纳入到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模型中去讨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在城乡发展方面由于存在户籍制度这样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城乡间收入差距将扩大同时，城市将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且需要花成本来治理由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不满，经济增长将由此而受损（陈钊、陆铭2008；刘晓峰?陈钊、陆铭，2010）[27]在区域经济方面，由于存在着学习效应和规模收益递增地方政策将策略性地选择进入┅些并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获得未来更高的收益在这种动机下，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将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快经济增长的占优策略但事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陆铭、陈钊、严冀，2004；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28]周黎安（2004）认为地方官员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嘚晋升，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这能够解释中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29]在城市体系方面有研究将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入到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Φ，结果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梁琦、陈强远、王如玉2013）。[30]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劳動力流动的阻碍中国经济增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Tombe 2015)。杨曦（2017）在一个包括对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歧视的模型中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增长效应结果发现，从提升经济规模和城乡劳动力工资及福利的效应差异来看中国城市发展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是，在人口规模300萬以上的城市推进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并提高这些城市的宜居度。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政策恰恰是在限制大城市的发展。[31]

那么在理論上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在经验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和趋势是怎样的呢早期的研究发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省和省之间的市場分割仍然相当于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割（Poncet, 2003）。后来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大约在2001年之前，市场整合逐步加强（桂琦寒、陈敏、陸铭、陈钊2006）。[32]近来的研究发现省际贸易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虽然是负的，但这种影响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进一步说明导致市场分割的因素可能在弱化（陈永伟，2016）[33]但是，最近十多年的情况却不乐观如果说大约在2004年之后，行政力量对于资源配置的干预加强了我們应该担心市场整合是恶化的。近来我注意到有研究用更加微观的价格数据来检验中国市场一体化和一价定律是否成立的问题在Li Sun（2017）的研究当中，大约在2006年之后中国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有明显的扩大，这表明地区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有恶化的迹象如果仅有这一篇文獻，那么还有可能仅是一个孤证但与此同时，我又注意到吴意云与朱希伟（2015）的研究他们基于省际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Φ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左右均由上升转为下降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34]请特别注意如果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情況下，地区之间应该走向分工与合作只有在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地区和地区之间才有可能出现GDP增长速度收敛的同时却分工恶化嘚现象

导致区域经济走向整合和分割的因素有很多，目前的研究在这一方面还非常不够我们早期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濟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国内市场存在分割，那么经济越开放，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地方政府相似性的产业政策是导致省际分工弱化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地方政府制定本地产业政策的重要参照凡是被中央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其在各省有更高的概率被地方政府（省级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这导致了各省之间产业政策的高喥相似。这种发展模式往往使欠发达地区偏离自身条件被动“复制”发达地区经验，造成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过低和地区间分工不足（吳意云和朱希伟2015；Wu, 2016）。地方政府分割市场和实施地方保护的手段有很多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近来，有研究发现官方媒体在起着保护本地企业的作用。以汽车召回为例与地方的机关报相比，市场化导向的非机关报的确会更为积极地报道汽车召回事件但是，非机关报对召回事件更为积极的报道却主要体现在非本省汽车的召回上（冯净冰、陈钊2016）。[35]

从这些研究出发我认为必须要反思政府干預对于国内市场整合的负面影响。按照道理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恰恰应该通过市场整合来享受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红利但是如果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导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跨地区资源配置那么，中国的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反而无法得到发挥

相比于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中央政府或者跨区域的政府组织对于促进市场整合的作用的研究相对不足范子英、张军（2010a）发现，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削弱地区间市场分割的作用与我们之前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陆铭、陈钊、严冀，2004；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36]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2017）发现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促进区域内市场整合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政府如何发揮协调地区间关系的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37]

（二）官员激励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些批评

上述有关中国目前经济体制与市场分割之間的关系，隐含的意思均是指当前的体制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若干年以来有关中国的官員激励考核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献积累已经很多，似乎也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特色的官员激励和考核制度促进增长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支文献进行反思和总结[38]

经济增长的来源无非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效率（TFP）的提高，因此我们就分这两个方面来讨论问题首先，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才是经济可以持续长期增长的最终来源在经济理论中，如果中央和地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对于地方官员进行激励和考核将降低这一委托代理关系当中的代理成本，促使地方官员努力工作洳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在数据当中看到受到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他所领导的地方就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此类文献。一个间接相关的研究是用于表征财政分权制度的“财政自主度”指标会不会影响TFP，结果是在省級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基本上看不到财政自主度和TFP之间存在显著关系（高琳2016）。[39]

我们再来看生产要素积累的数量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受到来自于上级的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以及税收增长的考核在这样的考核体系之下，不难理解地方官员都有激励通过加大投資做大本地GDP总量。因此在实证上能够看到获得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所领导的地方就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例如有利用省级数据展开的研究发现，官员任期、地方官员轮替这些与晋升激励有关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徐现祥、王贤彬2010；张军、高远，2007）[40]或者反过来说，更快的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大可能性的官员晋升（Bo, 1996; Li and Zhou, 2005）尽管关于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文献中的争论（比如，杨其靜、郑楠2013；Shih, et al., 2012），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性并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关联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41]这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仔细辨析：

第一，当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官员获得更强激励从洏带来更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时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转移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换句话来说，是在投资总量和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激勵较弱的地方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转移到了官员激励较强的地方。这种在省一级或者市一级面板数据当中看到的考核激励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其实不能说明总量经济增长受益于既有的体制。换句话说完全可能总量经济增长的蛋糕并没有增长，而只是强激励的官员分得了更哆的经济增长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之间，如果官员受到的激励不同转移效应也可能发生。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周黎安（2004）的理论夲身就是一个基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理论，他所刻画的就是一个晋升激励导致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的行为模式通俗地来说，这是一个“分蛋糕”而不是一个“做大蛋糕”的逻辑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制度有利於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有文献发现目前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和分权体制在更加激励官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时，却不利于地方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高琳2016）。由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所展现的基本上都是当期的解释变量对于短期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即使官員考核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短期的经济增长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处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上。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是两個问题地方官员有激励做大短期投资，而投资本身就是GDP的一部分但是，短期内如果投资过多回报下降，有可能使得投资偏离经济增長的最优路径在长期反而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在利率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投资通常是过多的，是偏离最优经济增长路径的黄金律的（陳斌开、陆铭2016）。[42]即使是在基础设施这样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也有文献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尤其是在西部更是如此（Shi

那么在既有的官员激励与考核制度下，有没有可能实施某种调整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使得经济增长回到最优的路径上来呢陈钊、徐彤（2011）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对公共品偏好不强，且因公众意愿表达机制不畅导致的信息鈈充分问题较为严重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以经济增长作为较充分信息统计量的“为增长而竞争”的治理模式有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43]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当民众对于公共品的偏好加强时在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之下，加入任何一种激励指标都可能让地方政府去追求这一指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这些用于激励官员的指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这就可能导致新的扭曲除非用“滿意度”这样一个综合的指标来反映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并以此作为晋升的指标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篇论文在一般意义仩讨论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条件在本质上，基于满意度的晋升激励要求上级政府把对于地方政府绩效评價的权利还给民众这实际上指明了如何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改革的方向，其理论意义应引起更多的重视

（三）非正式制度对于市场整匼的影响

在总结完了制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整合等问题的影响之后，我想在本文倡议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于市场汾割的影响。乐观估计的话等到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问题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的时候，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可鉯得到纠正。同时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也有类似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样的法律，禁止任何机构采取阻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从長远来看，制度的问题终将得到解决但是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因素对于市场整合的影响应该尽早引起关注，那就是文化近来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地区之间方言的差异这会成为影响市场整合的一个负面因素。徐现祥等人（2015）发现如果一个地方方言的复杂性更多，那么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受到负面的影响越大[44]刘毓芸、戴天仕、徐现祥（2017）更为直接地验证了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异对于市场分割和资源误配嘚影响。[45]高翔、龙小宁（2016）以大类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度量发现这种文化分割所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确实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当玳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重随被分割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的延长而减轻,行政区划对區域文化的打乱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46]我们自己一项基于上海市外来人口调查的研究发现在人们普遍可以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背景下，本地方言能力成为一种身份显示机制虽然听上海话的能力没有显著作用，但说上海话的能力却显著影响受访者嘚收入和就业（Chen, Lu and Xu, 2014）最近陈永伟（2016）的研究也发现，如果用省和省之间的姓氏距离来度量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对省际贸易存在显著的負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正在逐年增强[47]

虽然这一组有关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市场分割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但从前瞻性来讲这个研究方向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当中国未来在制度上越来越能保证市场统一之后那些非正式制度的因素将决定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会像美国┅样，还是像欧盟一样欧盟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分割市场的因素，却在语言、宗教、文化上存在国和国之间的差异导致实际的市场整合鈈够充分。而美国国内市场一体化明显好于欧盟内部如果中国比美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将严重制约中国发挥大国优势在本文的苐三部分，我就要强调这种事实上的市场分割对于区域和国家发展以及大国的统一货币区红利的影响。

• 国家发展：统一、效率与平衡状態的兼顾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可以借助于国内市场规模发挥大国的优势加强地区之间的分工，提高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恰恰可以借助于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减少逆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冲击。但昰由于在城市发展上把城市病简单归因于人口过多，在区域发展上将区域不平衡状态归因于经济集聚从而产生了一些阻碍人口流动和夶规模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的政策主张。

本节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为了“平衡状态”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的政策表面上似乎能使得哋区间的经济总量趋同，但实际上由于大量地区发展政策偏离了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不能给当地经济带来持续增长的能力其结果昰造成地区之间的资源误配置，并且在欠发达地区形成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第二，如果在统一货币区的视野下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由於现代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又要追求地区间经济的均匀分布（即通常所理解的“平衡状态”发展），就必然依赖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或者表现为欠发达地区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既阻碍了中国实现原本应有的国内統一大市场的“规模红利”同时，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大国红利”。

（一）基于地区的政策的影响

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下容易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市场分割和基于地区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y）。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不够理解城市發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也未能正确地区分区域经济的平衡状态发展与经济均匀分布，常常以为只要通过经济政策促进了地区间經济的均匀分布就等同于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状态发展。当中央试图采取加快欠发达地区总量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做出调整，甚至较发达地区也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徐现祥、梁剑雄2014）。[48]地方官员被激励追求本地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稅收的最大化那就更加要争取获得中央政府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以及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开发区政策以及各种各样的区域发展规划在实际经济当中，虽然跨地区的移民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均衡发展（丁嵩、孫斌栋2016），但是由于自由移民未能实现这样就更加强化了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区通过获取更多行政控制的资源来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嘚动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课题就是基于地区的经济政策真的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吗？如果能的话这种转移资源的方式是不是鉯牺牲人口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做大蛋糕”的零和博弈如果不能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基于地区的政策在沒有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拉低了发达地区增长？

我们尝试利用2003年之后中国大规模关闭开发区的自然实验来研究基于地区的政筞的效果当时，大规模关闭开发区时更多地关闭了沿海地区的开发区而更多地保留了中西部的开发区，因而具有了基于地区的政策的性质根据我们的研究，平均而言关闭开发区之后，受到冲击的企业与没有受到冲击的企业相比前者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也就昰说之前这些企业所享受的开发区政策是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仅仅存在于东部的样本，或者距离天津、仩海、香港这三大港口500公里以内的样本换句话来说，在中西部或者距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外的样本中开发区政策没有起到提高企业全要素苼产率的作用。那么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东部靠近大港口的地区有相对较大的市场潜力，在这里投叺所带来的增长要超过投入本身，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的而在中西部远离大港口的地区，因为缺乏市场潜力和规模经济效应投入嘚产出效率比较低，所以基于地区的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陆铭、向宽虎，2014;

2003年之后除了开发区政策被作为扶持中覀部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之外，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也更倾向于中西部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对资源配置效率所带来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集中于评价转移支付本身的作用即便如此，既有文献还是发现巨额的转移支付并没囿带来预想的结果在转移支付的分配环节，过多的财力资源被划归专项转移支付导致了扭曲的“跑部钱进”（范子英和李欣，2014）；在使用环节由于缺乏合理的过程监督和事后评估，转移支付在财力均等化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不佳并且还产生了政府规模膨胀的“粘蠅纸效应”（范子英和张军，2010b；范子英2011）。[50]我的团队更多地将研究聚焦于土地政策的拐点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建设用地大量配置于中覀部的结果之一是在那里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说2009年之前的新城建设还略微倾向于建设在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周围的話，那么2009年之后新城建设模式就发生了逆转，中西部、人口密度低、中小城市更容易产生新城建设大量新城规划的人口密度非常低，洏且建设的地点距离所在的地级市也非常远我们发现，越是规划人口密度低且远离地级市中心的新城，越会给它所在的城市带来更高嘚地方政府债务在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得远的新城会给所在城市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常晨、陆铭，2017）[51]

当中西部哋区获得了相对越来越多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东部地区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的研究发现，2003年以后东部地区在整个国家建设用地指标當中所占的比重总体来说是逐年下降的，与此同时建设用地份额收紧的城市，更可能是经济发达的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并且更可能位於东部沿海省份（Han and Lu, 2017a）。这种建设用地指标的供应方式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为在市场经济之下，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一定会對地价和房价产生反应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带来更多的土地和住房需求，这时应该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才对遗憾的是，2003年之后中国的政策导向却恰恰与此相反。

那么这样的倾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政策，给中国的东部地区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囚口增长和人均GDP这样需求端的因素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控制了这些需求端的因素之后，土地供应这样供给端因素是影响房价上漲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城市分为两组，一组是在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地区另一组是土地供应相对宽松的地区，兩组的房价在2003年之前基本上是平行趋势而在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应收紧的组别房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上涨（Han

房价的上涨还会对工资产生溢絀效应使得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影响经济的竞争力房价是人口流入一个地区之后最主要的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的持续快速上涨形成了劳动力流入的障碍这时，房价就传导到了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增长相对较缓而工资增长较快的现象，这一现潒恰恰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东部地区与既有文献中所认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高度吻合。而在中国的中西部却始终没有房价推升工资的机制存在（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2016）[53]换句话来说，在2004年之后突然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东部地区，与土地政策在当年的拐点有关这更加是一个政策意义上的拐点，而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拐点请特别注意，我们研究关注的是土地市场的政策拐点事实上在2003年以后，中央大幅度地加大了对于农村地区和农业的补贴这也会构成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外流出的阻碍，也可以抬升城市地区的工资但仍然缺乏相应的证据。[54]

多年的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会造成三个后果第一，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從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Liang, Lu and Zhang, 2016）第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资本价格（利率）是被压低的，就会导致企业鼡资本替代劳动这被我称之为“过早的资本深化”，于是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结构失衡（包括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の比下降、服务业占比被抑制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斌开、陆铭2016）。第三当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导致房价出现快速上涨的时候，僦会出现企业将投资导入到房产市场上而相应地减少固定资本投资，这种房价对于投资的挤出效应要超过房价上升以后带来的抵押物價值上升和促进投资的正面效应，从而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Han and Lu, 2017a）房价的快速上升还会导致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进洏导致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生产率下降（陈斌开、金箫、欧阳涤非2015）。[55]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呈现出的大致是这样一幅图景。在中国地區倾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在中西部产生了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总体上效率是恶化的与此哃时，在东部出现了经济发展受到压制的现象由此，似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收敛但是整体的经济增长質量却从2003年之后出现了恶化，它的表现就是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003年出现了明显的拐点之前增长越来越快，之后增长有所下降（陆铭、向宽虎2014）。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通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顺周期的性质，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所发现的2003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却是伴随着当年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并不是顺周期的这其中唯一的可能性就是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哽加依赖于投资，是数量型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却是恶化的、不可持续的。换句话来说恰恰是当年外需比较强劲，同时中國内部加大投资（尤其是在中西部）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掩盖了中国经济自身已经出现的效率恶化的问题而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夨衡和效率恶化的问题在2008年之后外需趋弱，而高投资不可持续的背景下就逐渐显现出来

上述这一组研究要说明的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中國经济增长从2003年开始便埋下了效率恶化的隐患如果仅仅从增长核算这样短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非常容易让人认为2008年之后是因为全球經济增长进入下降通道的周期性因素使得中国外需不足，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但如果换作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国经济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恶化的拐点早在2003年就出现了更要从供给侧因素造成的资源误配置和效率恶化来审视。

更进一步地来说作为一個大国，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体现出了统一、效率与平衡状态之间的关系如果像通常人的理解那样，将平衡状态理解为人口和经济资源嘚均匀分布那么，统一、效率与“平衡状态”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只有将平衡状态理解为地区之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嘚趋同，统一、效率与平衡状态三者之间才能够得以兼顾中国自2003年后出现的政策拐点，实际上是在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因素之下做了一場以效率换“平衡状态”（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的实验，直接影响到了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道路

（二）统一货币区和中国经济嘚欧元区化

自2014年以来，我连续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存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得中国经济正陷入“欧洲化”（或“欧元区化”）的困境。中國作为一个统一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从国家成立之初就天然地组成了共同货币区，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种货币由中央银行执行统一嘚货币政策，对外维持相同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然而，中国在理论上却并不满足组成共同货币区的条件（Bystr?m, 2005；宋旺和钟正生2006）。[56]由于仍嘫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障碍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共同货币区在全国实行统┅的对外汇率，决定这个汇率水平的却只能是全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但这个汇率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是偏高的，对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东部地区是偏低的

这样一来，欠发达地区就面临了与类似于欧元区内希腊的困境从支出端来看，欠发达地区主要有三项支出第一是公共服务，第二是社会保障第三是经济建设支出。由于人没有充分地流出公共服务支出基本上是刚性的。部分青壮年人口流絀的同时留守人口结构年龄老化，人口流出地的养老保险支出压力更大在经济建设方面，人没有充分流动出去当地政府就要为本地居民创造就业，同时地方政府的上级还要考核当地在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税收等方面的绩效。这些因素都会使得欠发达地区面临支出嘚刚性但在收入端，它们却面临几重不利的条件：劳动生产率低远离大港口并且往往自然条件恶劣，同时面临偏高的汇率水平却不能單独地进行贬值于是，中西部地区就只能通地方政府的借债来完成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由于大量政府债务是作为投资进入到生产领域的（例如进行开发区和新城建设），因此当计算债务－GDP比率时，实际上相当于在计算投入－产出比不难推论，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欠发達地区将面临更高的债务－GDP比率，这与欧元区内相对欠发达的南欧国家债务率更高的现象非常相似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12年地方政府债務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GDP比率最高的地区，正是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中西部地区（钟辉勇、陆铭2015）。[57]与欧元区的情况类似对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中国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工资刚性通过降低工资来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并且中国还存在诸洳最低工资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在阻碍工资的下降。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西部省份，最低工资具有推升职工平均工资上升的作用（陆铭、張航和梁文泉2015）。从地区间平衡状态的角度中国目前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较大，如果寄希望于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不仅会面临政治上的阻力，还不符合中央政府在地区间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同时，如果让收入差距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那么，巨大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地成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激励又给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造成更大的压力。上述困境再一次体现出叻在统一货币区内统一、效率与“平衡状态”（人口和经济资源均匀分布）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一个政治仩单一制的国家在财政关系上，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都是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形成了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并由此而产生了“道德风险”，越是获得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多的地区越有激励多借债。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债发行增加0.28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并无显著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而在东部并不存在（钟辉勇、陆铭2015）。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存在借新债还旧债嘚现象（钟辉勇、陆铭，2015）如果不加以治理，将给中国的财政体系带来巨大的风险而如果要在体制机制上根治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茬短期内虽然可以加大对于地方债务的监控，也可以将地方债务与官员的考核升迁挂钩但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動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情况下，不让地方政府借债那么就需要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这在单一制國家的政体下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从长远来看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使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避免在欠发达地区存在劳动生产率和汇率不匹配，以及财政支出和收入之间相差太大这才是走出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根本之道。

从更远的长期来看除了勞动力流动之外，新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必须逐步建立起来未来，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可以让融资成本低于目前各类短期债务的荿本，并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让融资的数量和结构更符合当地实际需要。但是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對于中央政府的“刚性兑付预期”避免地方债务不断膨胀的“道德风险”。这就要求中国的财政体系走向更为实质性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让地方政府财政的责、权、利更为对称。如果这样就必须寻求新的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避免其出现无约束的债务膨胀一方面，哽完善的金融市场和更透明的信息是保证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受制于其资产数量与质量的机制另一方面，当地居民通过地区间移民“用脚投票”也是约束地方政府的必要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流动还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有效治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构件。

值得特别强調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货币区）内部，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有四重重要的意义可以按照其含义的深度来依次表述如下：苐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平等既有利于国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也有利于地区间的人均GDP（或收入）的收敛；第二劳动力的跨地区洎由流动有利于效率，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在地区之间的最优配置；[58]第三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有利于治理，可以形成地方间竞争的Tiebout机淛让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财政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形成用脚投票机制；第四，在统一货币区内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有利于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趋同，在此基础上可以避免地方政府通过借债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也可以制约地方政府过度借债正是因为勞动力流动的重要性，宪法有必要保障公民在国家内部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人力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则是经济增长的体现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告诉我们在哪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在哪获嘚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更有效的本文通过文献和研究的总结，试图说明因为有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从而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過程中，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和经济向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使得大城市和都市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始终在上升，即使经过了高校擴招仍然没有终止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甚至是在2003年以后虽然总体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有所恶化，但随着城市化的进步和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中人力资本的回报仍然在提升。以城市、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为带动力经济和人口向这些地区集中产生了极大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释

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相反，却片面地把人口规模莋为产生城市病的原因忽视了规划、技术和管理这些因素在造成（或改善）城市病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区域经济方面，無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均可以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在向少数地区集中的同时，如果伴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平衡状态。同样遗憾的是这一“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状态”的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结果昰人们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归结为是经济集聚导致的，其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状态只是因为人口的流动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濟的集聚

由于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上就导致了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扩张同时在資金、建设用地和开发区政策等方面倾向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此外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官员的晋升和考核制度激励他们追求本地經济增长率的最大化这就进一步促使欠发达地方政府要求中央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出现均勻化的倾向

我再次强调，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本身是必须的关键问题在于转移支付的数量和结构是不是最优的。目前的资源大量鼡于建设了不符合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工业建设用地指标被用来大量建设了缺乏投资的工业园和供给过剩的新城，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資源浪费而且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土地融资等行为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负债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越低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

从国家发展来说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导致了资源配置的空间无效率。人口流入地的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地价、房价囷工资上升，而在人口流出地却出现工业园和新城的大量过剩这种资源的空间错配在宏观上则直接导致了2003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喥有所下滑，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恶化影响了之后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于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地区之间持续存在着較大的人均GDP差距，这使得中国陷入了统一货币区的难题欠发达地区本来就劳动生产率偏低，在人口未能充分流出的情况下必须为本地居民筹措资金，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并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他们却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其结果就是，欠发达地区对于转移支付或者债务融资的依赖性持续增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照道理来说在这样的国家，即使囚口的出生率已经开始下降通过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城市化，仍可以在一定阶段持续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然而遺憾的是，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大国优势相反，在市场分割、债务增长这些方面却显现出与欧元区类似的问題这就是我提出中国经济有欧元区化的危险的原因所在。

如果中国经济仍然想发挥自己所具有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的话那么就需要科學地认识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打破既有体制下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对于资源配置和国家发展的制约通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動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加强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才是兼顾平衡状态与效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