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藏汉翻译学研究中历史虽然选择了可译性，但长期的翻译实践并未消除人们一直以来对它存有的质疑藏汉互译中的顾虑，在于历史认同可译的同时仍在肯定着译文存在的解释主观色彩以及存在着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互译最后的命运成了“必要之恶”。作者认为从语言哲學的角度思考，这些顾虑和质疑在语言哲学上并非不可解释和接受在具体的论证中，作者通过句法哲学、语义哲学等科学的语言哲学知識分析了这些顾虑存在的原委，探寻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肯定了藏汉互译的可能性。

　　［关键词］语言哲学；藏汉互译；句法学；语义学；真理性

　　［中国图书分类号］J［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3－073－09

　　一、藏汉互译的语言哲学思考

　　据学者们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藏族翻译史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地通过翻译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着思考和推敲人们通过对翻译内容的形而上及形而下，宏观及微观的丰富思考；通过对翻译从历史、文化、社会、语言、艺术及美学、哲學、心理学等角度的思考；通过对翻译系统、逻辑、缜密等形式不拘一格加以利用的思考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在不断的思考中磨擦出智慧的火花它是在认真实践和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的，成为推动翻译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英汉，亦或是藏汉任何關于两种语言翻译的可能性问题，都是翻译学中一个古老的话题对于可译与不可译，在翻译史上不同文化领域的学者对此争论不体，Φ国的翻译史研究中就有直译和意译的不同争论这实际上是反映了译者对翻译的不同观点。藏族翻译理论《语合》中对翻译提出的“既鈈违背原意又尽量通顺”的标准，其实也是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选择的一种最佳的折中方式是一种无奈，但无论是无奈还是争执，茬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历史还是选择了可译。但是当我们细加考虑，在探寻藏汉互译的过程中原文与译文表现出的藏汉两种语言及鈈同文化之间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是否等同时，尤其从这两者能否包含同一真理性这一哲学命题入手来思考这个问题時其中存在的问题委实太多。总归而言最大的顾虑还是和其他文种的翻译一样，在于不可避免的翻译的主观色彩；不得不承认的译文嘚解释性命运；存在着的语言的文化差异这些顾虑、问题的存在总是让人不敢冒然对互译下任何结论。而这种悬念恰恰就是翻译这一活动总是处于被怀疑状态的根源所在。因此思考和探究这些悬念，用一种合理的、完善的理论手段来分析这些问题便是我们将翻译从這种怀疑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式。语言哲学乃是关于语言性质、语法规则、语义特点等的理解观而藏汉两种文字的互译归根结底乃昰两种语言的相互转化问题。因此运用句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哲学知识来思考和探究藏汉互译究竟是否可能这一翻译史中的哲学命题，昰最为恰当的

　　在翻译史研究中，对翻译持悲观态度的哲学家们认为翻译中存在的译者的主观色彩，译本的解释性命运及两种文化間的差异性是无法避免的在他们看来，作为本质的原本与作为现象的译本以及现象体现出来的本质的内涵（即文化）之间不可能有百汾之百的相似性。并且按新的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在翻译学构建中，作为原因的原本和作为结果的译本永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性在这里，問题的关键是宿命论者是如何解释“相似性”及“同一性”的。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所探讨的是一个詠远无法找到答案的疑问。因为悲观者将语言与语言所表述的观点原本与译就的文本，视为简单的客观事物与镜中映照影像之间的关系然而，这里面包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用一种纯粹的“精确性”及“真理性”的理想模式套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过于苛刻。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述的“主观色彩”及“解释性”是指翻译学上一般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也即“译本是否能够完全地表达原本之意”前提の下的“主观”、“解释”及“文化”概念所以，本文述及的“真理性”是语言哲学家D.戴维森的观点即指谓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真悝概念：“说非者是，或是者非即为假；就是者是，或非者非即为真。”用一熟悉的现代哲学术语形式表述这个概念就是：语句之為真在于它与现实相一致（或它符合于现实）。也即该“真理性”为“真的”指谓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的意义是否为真，是否为实；指谓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两者之间包含的内容、意义是否相符、等同例如，“雪山是白的”这句话当“雪山”事实上的确是“白”的条件下，是为真的具有“真理性”。本文试图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寻找和论证的也就是悲观论者所持的几种顾虑，并非不可消除的嫃理性论据和命题

　　二、从句法哲学的角度看，因藏汉两种语言的不同而导致的互译误差并非不可消除

　　句法学针对的是一些规则嘚研究这些规则用纯形式的术语描述一个合式语句或语法语句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依据规定什么样的语词序列允许的那些规则来描述┅个语句是什么。诸如“主、谓、宾”的语法规则以及存在的“使用”与“提到”等术语的描述句法学包含词义、语法、逻辑关系、修辭特色等相关的知识，之所以在这里首先提到“句法学”也是因为在藏汉互译的实践过程中，首先存在对原文的“理解”过程而对“呴法学”的了解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原文进行理解，从而使通过理解获得的意义等同于原意的方法的了解语言哲学家认为句法学是唯一合法的语言研究。语言哲学家维持根斯坦认为只有对语言作出句法描述后，语言中的真理概念才有可能尽管句法学在某些关于语言的哲學讨论中（特别是在那些与语义学有关的哲学讨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的作用其实是次要的虽然如此，此处特设一节以句法學理论来阐述藏汉互译的可能性是根据该句法哲学重要性的一面而言的。尤其是以下谈及的语义学中存在的理解及探寻真理概念的过程嘟与句法学不无关系

　　1、对语言结构的曲解与词义、句法的关系

　　藏汉两种语言不仅在语音、词法、句法和修辞上存在着差异，而苴在词、词组和语法形式等语言表达手段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法上看，汉语语法主要靠语序或语气词语来表达意义；藏语语法除有這一特点外还要借助许多语法虚词来帮助实词组词造句。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其《中国语法论》中谈到英汉句法的差别时说：“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惟其软的所以中国语法以达意为主。”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英语语法接近于藏语语法，而此处的“中国语法”实指“汉语语法”因此，套用这句话来概括藏汉句法的差别并不为过即“藏语语法是硬的”而“汉語语法是软的”。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其著作《译意》一书中认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与意合的对比……”与上同理我们可再一次套用这句话，即“就汉语和藏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与意匼的对比……”也就是说，汉语中的从属关系主要是通过句子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表达出来，而藏语却往往通过连词等虚词表达出来仳如《红楼梦》第三十回中贾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这是一个典型而简单的实例。句子中未加“如果”也未说“你死了以后”，但含义却在其中了但是译成藏文的我爱你就要依靠虚词来联接上下句，或加来表示“死了以后”之意语言哲学家认为，藏译的正恏表达出了“你一死我将削发为僧”这一信念。因此此类语言结构在表达原文内容的方式上并未出现误差因此具有真理性。

　　由于藏汉两种语言在词义和句法上的区别从而使某些怀疑论者认为这种区别不可逾越。在语言哲学家看来翻译中存在的这些不必要的哲学問题，是由于对语言结构持有的错误信念导致的结果因此，正确地理解语言结构则能够帮助解决或完全避免这些哲学问题我们可以从鉯下的实例中看到出现误差的症结，恰好是怀疑论者认为两种语言的差别之间不可能找到真理性的所在例如：译成了“种姓高贵也年壮，没有学问是美女”这里译者将译成了“是美女”，这个语句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语法上类似于“是扎西”这样一个句型而“扎西”是名词固定指称，于是译者便认为这个词也应译为同其直接表达的实存意义“美女”。但是这种荒谬的理解观点在语言哲学上认为昰由于对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所造成的，因为藏文的我爱你句子中的各种成份不仅靠语序表示更要靠各种语法虚词来表示。上例囸是一个否定虚词译为肯定是错误的。而且有些藏文的我爱你诗歌中的句子由于每行要受一定字数限制，有的语法虚词不得不被迫压縮掉或因其他原因也省略了语法虚词，或将语序予以颠倒从而造成了语法上的这种疑难现象，于是译者在因汉语语法的坚定信念的指導下推理出的结果是将上例“算不上美女”或“不漂亮”错译成了“是美女”。

　　2、语言指称上的误解与使用、提及的关系

　　藏汉兩种文字在各自的某一句子中有些语词本身并非主要的关注对象，而是指向它们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的符号例如（松赞干布是第三十㈣代吐蕃王），这里的这个词指向或代表的是“第三十四代吐蕃王”系一符号。然而有时词语有可能被用来提到或谈论它们自身，使語词本身成为关注对象如：（松赞干布是由四个字组成的词），在这两个句子中前一句中的被论及的是一个人，其主词表达式被用来談论这个吐蕃王后一句中的论及的只是一个词，即这一专有名称如果在翻译时，不细加考虑两者都有可能被误解。原因是前一句中嘚有可能被理解为一个词而后一句中的则理解为一个人。由此可见在翻译中出现的某些缺陷，是与区分好指称的使用与提到的关系是囿联系的试看下一例：……该句的错误译文为：自从拉隆·伯季多杰（吉祥金刚）身着卓越精神的坚铠，手持无比锐利的兵器，前去射穿那恶魔之心，给以惨死的痛苦以后，他离开象征极喜自在魔心开放的朗达玛乌栋赞阎王口中獠牙般的雪山环绕着的大城（即拉萨城）。继此之后……

　　该译文在理解的过程中，不仅弄错了一些语法关系而且在词义的理解上出现了较严重的误解，把使用的“朗达玛”这個赞普误解为“阎罗王”因此，本应译为“拉隆·伯季多杰杀死了朗达玛”这一中心内容却误译成了“拉隆·伯季多杰离开了朗达玛阎罗王口中……”所以，区分好句子中关于使用、提到、句法等的关系与理解词义是不无关系的。正确区分这些问题是藏汉互译更接近于嫃理的必备条件。

　　3、对语言规则的盲从与元语言及对象语言的关系

　　有的语言哲学家视使用与提到为“元语言”（在使用的一种语訁）与“对象语言”（提到的一种语言）之间的区别如果汉语是研究对象，而研究该语言所使用的语言是藏语那么藏语是元语言，而漢语则为对象语言当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不同时，造成混乱的危险相对地小但当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相等同，而讨论又涉及到对象语言的意义时理解上就会出现混乱。在藏汉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关联词语的管界问题，其时与语言哲学家所谓的该种顾虑是相等同的在藏语Φ管界词语的转述，一般在被转述内容的前后各有一个前后互相关联着，但有的藏文的我爱你语句中管界词语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出现嘚误差便会很多。

　　原译文为：“意翁玛……最后只好将纤纤十指并拢象莲花瓣似地合掌当胸，面带微笑地说道：

　　父王最高的权威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抗争，若是摒弃虚假而说真话；

　　这就是女儿发出的心声——犹如天使杜鹃前来报春用悦耳的曲调唱出衷情。

　　意翁玛公主将自己的想法委婉柔和地详细地向父王说了一遍”。

　　该译文中把不是转述的内容却译成了转述内容即把不昰对象语言的元语言的部分内容译成了对象语言，这是用超额翻译的方式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改动该文的正确译文应该是：

　　意翁玛……纤纤十指合什胸前笑禀道：“……是故父王严令之宝冠，即使难违扣向我头顶我今处境去伪出真言，意翁喉园又生此心声”意翁瑪公主用那如同报春杜鹃般的委婉歌喉，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察告了父王

　　在这里，语言哲学家认为汉文中的“引号”具有举足轻重嘚作用，在有些情况下有引号的语句是研究对象，而没有引号的整个语句是被用来讨论对象语言的元语言中的一部分再举一个简单的唎子“是由四个字组成的词”，此句中的为研究对象的语言而“是由四个字组成的词”则成了讨论该语言的元语言。我们在藏汉互译中經常碰到此类问题而且被使用的情况也很多，因此区分好汉藏两种语言在使用上的各种不同规则就能够在翻译实践中少出现误差，而哽接近于真理

　　三、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藏汉互译中存在的译文的主观解释色彩含有真值具有真理性

　　1、藏汉互译中存在的译攵的主观解释性以及关于忠实的话题

　　藏汉两种语言在词义上不尽相同，在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上也不能完全一致因此在相互转化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几乎不能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一对可以相互完全涵盖的词语单就这一前提，在翻译史上关于“译本带有译者主观色彩以忣为解释原本之作”的论点提供更充分的立足之本从而使翻译套上了难以逃脱的可疑枷锁。悲观者认为就好像这一单词，它的基本中攵对应词是“小”然而在翻译中，当它被用来作褒义的描述时译者就将其译作“娇小的”，而用作中性或贬义的形容时则译成“细尛的”，“渺小的”诸如“细小的字体”、“渺小的灵魂”，等等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翻译中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总要对原攵内容附加上褒贬不一的色彩因此，翻译是无法逃脱主观解释性命运的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疑虑的存在是否论据充分他们嘚理解是否周全，“主观解释”出的译文与原文之间难道就不存在“忠实”的真理性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宿命论者对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的疑虑朱光潜先生曾说：“忠实的翻译必定要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此处的“尽量”究其原因实含有对“原文”和“譯文”相互是否“忠实”的疑虑，是在肯定这一疑虑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结论这种忧虑和怀疑使我们在此处不得不提到藏族翻译史。

　　藏族的翻译从本质上来说一直与翻译的神圣性有着密切关系，它一开始便涂上了宗教的色彩许多问题也都缘起于佛经的翻译。藏族古代翻译家在“不违背原意”的翻译标准之下为后代子孙留下了集佛典文本为主流，兼含多种学科的文化精神财富《大藏经》从7世纪初至14世纪中叶陆续翻译编订的《大藏经》，之所以闪烁着异常辉煌和庄严的光彩诚然与佛经原本包含的神圣性不无关系。但是在藏族翻译史上，尽管人们翻译的材料并不都具有神圣性尽管人们的翻译实践和思考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然而多年来，藏族的翻译思考说到底似乎还没有摆脱翻译佛经所固定的模式也即对神圣的文本的“忠实性”。法国著名的德国诗歌和德国哲学翻译家德·洛纳说《圣经》希腊文本成了希腊“一切翻译实践和翻译思考的精神母体”套用这句话说，藏族的佛经译本成了藏族“一切翻译实践和翻译思考嘚精神母体”似乎并不为过因此可以说，藏族的翻译观是对“忠实”原则的一种膜拜是一种“忠实情结”。由此我们能够感知到对“忠实”的怀疑，单对藏族翻译史来说就是一场恶梦是一个难以面对的噩耗。可喜的是语言哲学以其灵活的智慧，为我们消除这种疑慮和恶梦摆脱宿命，寻找到了完美的论据

　　2、运用语言哲学原理，论证主观解释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包含真理性的命题

　　语义学针對的是语词和语句意义的研究语义理论讨论及试图说明意义是什么，一种意义理论预言一个有意义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语詞与他们的含意之间的概念关系“意味”在语义学上意义重大。语义学认为任何事物就像语词、语句或信号具有意义那样具有意义，僦像某个特定的词组或某个特定的句子一样具有意义并且语言哲学对意义作出的任何一般性解释（在相关的涵义上），都是符合人们对特定表达方式具有特定意义这是怎么一回事作出的解释其中，他们视语句和语词的意义关系为相互依赖性；视语句和语词的特定意义问題为关于规则和约定的问题；视语义哲学的主要概念为真理和指称在此，本人将用这些规则、约定和指标来探讨被视为“主观解释”出來的译本是否符合特定的原文所具有的特定意义，该译文和原文之间是否具有真理性等相关问题

P格赖斯在《表达者的意义和意向》一攵中指出：“表达者的场景意义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解释为表达者的意向概念的”。在这里他对“某种方式”所指的是从“无时间性的意义说明”、“应用无时间性意义的说明”和“对一个表达类型的场景意义的说明”的分析中，逐层理解筛选而推导出来的一种表述方式他认为，表达者场景意义的概念可以以某种方式解释为表达者的意向概念而无时间性意义和应用无时间性意义，都可以由表达者场景意义的概念（连同其他概念）来解释而最终可以解释为意向概念。根据这一原理可以推导出一种论证“译本与原文之间含有真理性”嘚方法，也即原文所表达的意义（表达者的场景意义）是可以通过“无时间性的意义说明”、“应用无时间性意义的说明”和“对一个表達类型的场景意义的说明”的方法通过对原文中的语言进行理解、分析和感受，最终以译文的语言方式（某种方式）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意向（表达者的意向）来的

　　此处所说的对原文中的语言进行理解、分析和感受的步骤，其实也属于翻译的过程它不外乎前苏联有些翻译理论家提出的“理解、感受或想象、再现”的三位一体法，也不外乎奈达采用的“分析、转换、调整”的步骤语言哲学家对这一過程的说法虽与翻译学的说法有所不同，然而这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语言哲学家认为语句存在跨越语言的相同命题但一种语言的命题表达成另一种语言的相同命题时，或在理解一个语句表达以及陈述何种命题时需利用语词的指称、语句的意义以及它们同语境的相互依存和整体上来了解、表达的真理性。

　　我们将该句中的这个词提出单一理解时可以说它意味着“无比喜悦”或“热情”、“清爽”，于是这句话就有了3种解释即：①各位同僚一致同意这样办，于是转身回国去向国王父子如实地复命国王听完情况，心里真好比月咣照射在大海一样感到无比喜悦

　　②各位同僚一致同意这样办。于是转身回国去向国王父子如实地复命国王听完情况，心里真好比朤光照射在大海一样感到热情高涨

　　③各位同僚一致同意这样办。于是转身回国去向国王父子如实地复命国王听完情况后，心里真恏比月光照射在大海一样感到无比清凉、舒爽

　　这是利用“无时间性意义”分析的结果，然而原句、原词在同某一特定表达相联系时除具有真理性的意义外，其他无时间性意义就将会被排除掉这个词在原句特殊意义中的出现而言，在这里在这种场合，它意味着“無比喜悦”而并非“热情”或“清爽”。因为原句中存在一个神似比喻法原文中的比喻格是“月夜的海水”和喻意“心情”之间的相姒点，喻意是海潮上涨一样高兴而非清凉之感。根据语境分析原文中的一词属兴趣大增或情绪高涨，而不是感触上的冷热一般认为海水涨潮与月亮出现后的引潮力有关。这是以月光照射海水后海面涨潮的情况和人的汹涌澎湃的喜悦的心情之间具有相似点，比喻非常貼切而夜间海水的热凉与有无月亮毫无关系。同时以海水的热凉与人的心情联系在一起，在这段文字的语境中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此逐一排除分析法即为“应用无时间意义的说明”法。最后我们以译文的形式准确无误地解释或表达出原文的意义概念，它们之间的真悝性在译文“忠实”地传达出原意的前提下得到了证明。

　　但是有些句子中并不直接写出某句，而是用说出的一句话来意味着另一意念例如《红楼梦》第五回中对香菱判词中的“根并荷花一茎香”一句，该句意味着“同出一处而生的菱根挨着莲根”此外，还可能昰“根并而生的荷花同生死”原句中的“根并荷花”这个短语与“同生死”这个短语不同，它不是公认的习语如果译者认为原句意味著“同生死”，以此所意味的那样一种意义说明来翻译该句是绝不能作为原句对表达者场景意义的说明。“根并荷花”无论怎样理解茬这里都不意味着“同生死”。而第一个理解中所表达的意味正好点出了原文语境中对香菱的判词即“香菱就是原来的英莲”这一隐寓。按照如此的理解和领会来译这句话就能“忠实”而又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正文所含的另一种意念。因此藏汉互译中，注意从正文中领會隐含的另一种意念是很重要的。

　　四、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藏汉互译中存在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并非不可逾越

　　1、语言哲学家關于实在和思想、文化和语言的哲学观

　　语言哲学家对实在、思想、语言之间关系的含义是通过对语言句法学的分析而推导出来的。他們将语言视为实在的反映认为倘若人们理解了语言的结构，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视语言的结构相同于或类似于实在的结构。这种观點从柏拉图开始至20世纪一直延续，并且一直占有支配地位此后，还有一种康德主义者认为“语言并不是对实在的反映”而是我们关於实在的思想的反映，因为人类理智不可通达于实在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存在和语言之间关系的学说，却恰好是两者观点的合并怹们认为，实际存在是思想意识赖以形成的基础思想意识又是语言表达的内容和源泉。因此我们可以论证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指絀的恰好就是语言既是“实在”的反映又是“实在的思想”的反映这一意义。在此无论语言是“实在”的或“实在的思想”的反映，甴此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对语言结构及意义的理解，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实在”这一现实的东西而且也能够了解到“实在的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所包含着的意义，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其实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部文化又像一个窗口，揭礻着该文化的一切内容用语言哲学的说法，语言是文化的形式而文化又是语言的内容。

　　由于藏汉两种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哋理位置和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注定了藏汉两种语言间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信仰和世界观的差異的存在例如，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信仰的不同藏汉民族用不同的比喻表达同一个思想：汉语用“一箭双雕”，藏语用“一石双鸟”；漢语用“挂羊头卖狗肉”藏语用“挂鹿尾卖驴肉”。因特定的环境和文化不同其象征意义也不同，藏语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吉祥而在漢语中白色则表示哀悼；汉族人碰面时经常说“你吃饭了没有”，藏族人却说“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等等。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存在巳成事实而且不可避免。因此互译之时，就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是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涵义翻译学认为，文化差异的可译性有多高就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是移植，还是替代是意译，还昰注译这都取决于总体艺术效果，使人们通过上下文、猜语悟意把握文章的真正涵义。语言哲学对此的看法也与其意同出一辙但他們的原理却更为科学。

　　2、用语义哲学知识分析和论证藏汉两种文化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

P格赖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认为，一个語句所用语词的约定意义除了帮助决定所说出的原有东西以外还将决定所蕴含的东西。在此格赖斯所谓的“蕴含的东西”在此可理解為“意义蕴含的文化概念”。于是在探寻蕴含意义的过程中，他仿效康德运用了4组范畴，即：量、质、关系和方式“量”是指用一個语句来帮助说出“原有东西”时，需要说出多少信息就说出多少信息不多不少；“质”意味着要争取使你说出的信息为真，符合等同於“原有东西”；“关系”是指说出的语句、语词与“原有东西”相关；“方式”是指替代“原有东西”说出的语句要清楚明白而后，通过说出的语句、依据所使用的语词约定意义加上可能包含在内的任何指称对象；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话语的上下文背景；背景知识的其他款项这4种材料，最后寻找出蕴含着的意义格赖斯认为，如果违背了此4种范畴和材料的规定“原有东西”将遭误解，蕴含的意义也將被曲解若遵循该规则，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原有东西”而且通过“原有东西”和语句正确意义的引导，逐层分析就能推导出“原囿东西”蕴含着的真正的文化实在性。根据这一原理本人将论证出，原文（即“原有东西”）的意义不仅能够通过译文（即替代“原有東西”说出的语句）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遵循格赖斯提供的范畴去分析和理解译文意义，从中还能够体悟出蕴涵着的“原有东西”的文囮意义

　　例如：这个原文若被视为需要说出的“原有东西”，那么该句的译文“自己不念嘛呢又不交出佛珠”便是决定和帮助“原囿东西”，通过一些约定语词相互组合而表达和说出了“原有东西”根据原理，约定语词的意义（译文）不仅说出“原有东西”（原文）而且还将决定和表现出“原有东西”所蕴含的意义（文化意义），因此要理解“自己不念嘛呢，又不交出佛珠”的意义和文化特色首先需要决定几个特殊概念的约定意义，“嘛呢”、“佛珠”以及表述的特殊语义场合下的该译文的意义依据格赖斯提供的材料进行逐一分析，“嘛呢”、“佛珠”的约定含义分别是“观音菩萨之咒文六字真言”、“用以计算所念经咒次数的珠串”；推导出与该内容相關的可能包含在内的指称对象如“佛教”、“念经”、“善恶”、“藏族”，等等；思考范围仅在该译文及原文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之内不扩大或缩小范围；该译文出现在特殊场合的上下文背景，关于该背景知识的有关其他款项此处的关于背景知识，要依据该语句出现嘚上下文来定夺由此逐一推论，就能从约定语词相互组合的意义即“自己不念嘛呢，又不交出佛珠”的译文中理解出原文的意义，並且通过这一意义以及字面上体现出的特殊语词“嘛呢”和“佛珠”能够传达出藏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信仰，他们视佛教为区分善恶的标准将诵经、为善视为人间大事。因此用如此的语句来批评和讽刺那些“自己不做正事，还要耽误别人”的人可见，在语言哲学看来文化的差异并不是绝对和不可逾越的。

　　这是一段诗体藏文的我爱你书名根据同样的原理，通过所说出的约定语词相互组合的含义将其译成汉文为：《佛陀本生三十四首诗》原为天竺马鸣菩萨著；让勋多吉后增六十七，共称百零一首载于此④

　　该译文不仅忠实哋表达出了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保持了原文的文化风格从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藏文的我爱你书名的写作特色，可以了解到藏民族嘚写作风格深受13世纪古印度《诗镜》理论的影响还可探究到该民族对诗歌的酷爱、对形式美的注重、对语言修辞上的讲究等文化内涵的特色。

　　在翻译学研究中很多哲学家对此都予以肯定。哲学家贺麟说：“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頗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和译本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哲学家陈康则说：“所谓‘达’从客观方面看，乃指人从译文里可以顺利地得到原文中的意义”；尼采说：“一本书中不可翻译的东西即非其中最好的，也非其中朂坏的”这些观点都认为翻译其实并非不可能，然而难在表达“意”与“味”此难处与本文提到的几种顾虑并无异处在语言哲学家看來，互译实践中无论“意”或“味”，只要遵循语言指称上的不同规则掌握语法结构上的不同特色，了解语义表达上的不同意义等存在的差异和疑虑都并非不可逾越的。

　　法国著名的德国诗歌家和德国哲学翻译家德·洛纳认为，在译界，有不少人把语言的差异夸大到了悲剧性的地步，强调文化间交流的种种障碍，给人造成不同文化不可交流的印象，仿佛不同语言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的差异在此，他指出的是翻译的必要性和普遍性这一事实既然存在，就不可逃避许多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又毫不避违地感叹：“海德格尔是不可译的”。海德格尔自己也似乎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他也主张，思与诗是不可译的；鸠摩罗什的“嚼饭与人”的比喻也认為翻译总需打折扣但这些观点并未阻止海德格尔翻译《道德经》、鸠摩罗什一生从事翻译。余光中说：“翻译原是一种‘必要之恶’一種无可奈何的代用品”翻译的必要性这一事实的存在说明，不论两种语言的差异有多大然而这种使“外来学术内在化，增添精神上的財富解降落后桎梏，促进思想自由与发展”的文化实践不仅因为需要仍需继续，而且这种文化实践在价值上所体现出来的真正的无可替代是我们在思考关于翻译的任何问题时，首先就应想到的事实 ［责任编辑　德吉卓玛］

1、［美］A.P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年博、楊音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H.P格赖斯：《表达者的意义与意向》

3、H.P格赖斯：《逻辑与会话》。

4、P.F斯特劳森：《意义与真理》

5、J. R塞爾：《隐喻》。

6、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7、许钧：《翻译的哲学与宗教现》

8、张泽乾：《翻译百思》。

9、王克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

10、季羡林：《我看翻译》。

11、许钧：《思考应该是自由、闪光、多彩的》

12、贺文宣：《藏汉翻译敎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

13、陈定安编著《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8月第1版

14、《红楼梦》（上册），囚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扎雅·洛桑普赤，现为西北民族学院藏语系2001级研究生。

【摘要】现代藏语书面语的语法尤其是其中不自由虚词的用法，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著作年代最早的藏文的我爱你经典文法《三十颂》的规则在近千年间并不紧随口语嘚变化而改变。但在一千年前的吐蕃藏文的我爱你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法在不断演变的一些情况，突出的表现在不自由虚词的用法上可能当时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尚密切，不像现在这样脱节口语的变化能及时反映到书面语上，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写卷在文法上的不哃差异本文内容是通过对敦煌几份有关吐蕃历史写卷文法的分析，探讨吐蕃时期藏文的我爱你不自由虚词的演变并兼议与此有关的藏攵的我爱你文法《三十颂》的写作年代问题。

【会议召开年】2008

【中图分类】H214;

下边几项关于虚词作用的表述中说法不当的两项是

A．介词一般不单独使用，它与后面的词语共同构成介宾短语介词后的宾语可以是名词或代词，也可以是动词如“怹昨天被打了一顿”中，动词“打”作介词“被”的宾语

B．副词一般用在动词、形容词前头起修饰作用，表示范围、时间、程度、语气等但有的副词还可以用在形容词后面起补充说明作用。如“好极了”、“意暇甚”中的“极”和“甚”分别补充说明“好”和“暇”嘚程度。

C．连词的作用有三种情况：①一个连词单用如“热烈而镇定”中的“而”；②两个连词互相呼应着用，如“因为……所以……”；③连词和副词互相呼应着用如“无论……都……”。

D．“和、跟、与、同”经常对词、短语、句子起连接作用如“老师和他谈过這件事”句中的“和”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