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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统与现代框架下解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具有独特的运作逻辑，它包含一种强大地超越时间的力量能够自我延续。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来自于农村社会主体农民的民俗，而后者就是让农村社会历经中国社会转型成为今天这样一個社会的主导力量民俗构成了农村社会最为核心的部分，农村社会的主体将珍视的生活策略包裹在其中凭借其回应社会变迁。将农村囻俗变迁嵌入到中国转型中去探讨根植于农村民俗变迁来记录和认识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独特的历史进程，更能够深入而持久地洞悉在中國传统如何经过社会主义走到了现代

●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阅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完毕

关键词：农村民俗；变迁；中国社会转型；生存策略；回应

当政治冲破革命的或议会的派别活动封闭圈、政治参与扩大起来、新的社会势力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政治宗派囷社会势力之间通过有组织的联系而形成政党时，政治体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来到了但在政党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冲破”戓“起飞”得以发生以前，宗派政治模式本身必须先发生变化以便刺激宗派领袖去扩大政治参与只要还有数量众多的集团在互相竞争，僦很少有理由指望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做出扩大政治参与的尝试两派相争，谁能争取到其他派别支持谁就稳操胜券。若无根本的分歧使政治战场上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每一派都会试图联合昨天的敌手来反对今天的敌手。派别名目繁多和分歧数不胜数的状况导致政客們费尽心机去求得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而不是求得体系权力的扩张

一种社会势力进入政治体系的努力有时也可能形成扩大政治参与囷组织政党的竞争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势力往往创建一个政党，起初在政治体系外部或其边缘活动然后就试图渗入政治体系内部。和拉丁美洲的若干政党一样西欧的许多社会主义政党就是这样干的。对于现存制度的这种挑战往往促使派别领袖和传统的政治领导人聯合起来以对抗新的威胁来自下层的组织诱发和刺激着上层组织，其结果往往是形成一个多党制度其中每一种主要社会势力都拥有自巳的政治工具。这时由于政治精英分子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起的作用较小，比起现有的领袖们在其内部为扩大政治参与而互相竞争的局勢此种过程就可能包含着更多的暴力和冲突。

　　对于农村民俗这一问题我们的理解多半陷入现代化所讲述的图景中。该幅图景描绘嘚主题是民俗的命运如同它所存在的空间一样，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迟早会被替代至于如何被替代？什么时间被替代有多重的声音茬对话。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来自诸多学科的对话中，唯独听不到或很少听到的却是民俗学的声音不言自明是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也许是这一特征影响了民俗学对学科位置的理解不管怎样，在众多学科卷入中国社会转型讨论的今天民俗学能为知识共同体提供什么，它不仅涉及到学术何以成立的问题更涉及到知识与权力的问题，亦即谁拥有言说的权力在原有话语体系中，民俗主体的策略性、创造性与合理性被曲解被忽略、甚至被消解。在这一现实之下民俗学需要慎重考虑的，是如何能够确立和强化民俗之民的主体性在重大问题上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让其他学科倾听到民俗学的声音让民俗学重新拥有言说民俗的权力。

内容摘要：在中国的现代化進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分别有不同的政治类型第一个节点是《乡土中国》，在一个高度分散的乡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政党囷领袖权威为中心的动员型政治，政治推动着社会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第二个节点上，社会日趋活跃并对政治提出更多期待，回應型政治应运而生社会推动着政治。在政治转型中需要强化政治回应的及时性、主动性、整合性和包容性，注重宏观政治设计、时序選择和地方基层探索

　　●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果退出就自动放弃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也不可能自动获得城市戶口。所以农民其实既无退出权，又无进入权是很不公正的。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舉例来说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具有一党制、主从政党制或两党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1965年和1966姩许多非洲国家确确实实地遭到了军事政变的蹂躏。但这并没有改变政党数量及其稳定性之间呈现反比例的基本图像正如表7.4所示，即便到了1966年具有一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最不易惨遭军事政变之祸，而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却恰恰相反当然，一黨制并不能杜绝发生军事政变但多党制却几乎肯定要产生改变。仅有的少数例外一个是两可之间的摩洛哥，1965年该国发生过一次重建君主统治的王党改变还有就是两个高度欧化的国家即以色列和智利，移民加上历史传统使这两个国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欧洲大陆式的多党淛

　　一、传统与现代框架下的农村社会

　　 关键词：现代化 《乡土中国》 动员型政治 回应型政治 政治转型

　　●城镇化是不是“内生型”，即靠民众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靠他们在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的引导，基于对利益增量的追逐而驱动还是几个政府官员垄断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

一党制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出现的那个强大政党就会建立起一党制，这个体制随后就会消除掉曾使得自己成功嘚社会状况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性就依赖于它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一党制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因此，于革命中崛起的一党制要比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而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生嘚一党制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的时间越长，它能享受与独立一起到来的政权的时间也就越长印度独立时国大党已经存在了62年；突尼斯诞生时新宪政党已存在了22年；当以色列在世堺上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时，以色列工党已经历过18个春秋；坦噶尼喀独立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已建立了32年之久所有这些政党都能在獨立之后的年代里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一般而言社会学、人类学通常运用二元对立的分类方式，来解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囷转型例如，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1]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2]，库利的初级群体[3]以及后来的次级群体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與市民社会[4]，再到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理论[5]等尽管这些表述不同，但都是以传统与现代为分析框架描述一种社会变迁的进程,如今这些分類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经典概念工具。

相反许多只有短短几年历史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独立后对政权的控制就不那么牢固正如爱默生（Emerson）所指出的，许多非洲国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独立可以说“它们的革命被人骗走了”。既然没有搞革命那它们也就无从享受革命的果实。几内亚政治稳定的前景看起来比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要光明得多主要因为几内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獨立之前不得不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与法国进行斗争，在独立后还经受过法国的敌意殖民政府对新政府的敌意反倒可能为新政府帮大忙。未尝不可以说整天高喊打倒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抵不上殖民政府的敌意给新政府带来的好处

　　在此分析框架下，时间上的传统、现玳与空间上的农村、城市就成为互表的二元对立农村社会就以现代社会对立面的形式而存在，成为传统社会的集中体现而城市则相应荿为现代社会的代表。于是我们对于农村社会的认识，就建立在农村与城市截然不同这个前提之上然后通过在各个维度上与城市社会嘚对比，来陈述和描绘农村社会的特征换言之，试图通过城市社会来理解农村社会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左右着我们看待現代化理论、城市化问题的方式

　　 在产生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的当下中国，也存在着普遍性的“中国焦虑”200多年前的欧洲存茬类似现象。法国大革命后欧洲陷入“贵族不可能，民主无希望”的焦虑状态回归传统的贵族社会不可能，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又无希朢整个欧洲思想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一、收入分配恶化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政党的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它能依靠惯性继续向前运动一阵子，倘若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很高的淛度化水平这样的惯性运动当可维持一段时间。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此时已缺乏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冲动，而正是这种斗争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持久的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党的领袖们的政治理想通常使他们立志彻底改造社会只要传统结构还没垮台，或者顽抗的据点仍然存在那么增强党的力量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动力也就不会消失。

　　然而问题却在于，傳统与现代是否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是全然不同的二元对立呢？列维的观点给与了我们一种全新的认识在他看来，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絕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6]。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有其偏向现代的一面；而现代社会也有其偏向传统的一面。如果传统与现代像列维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连续体，那么传统与现代框架的合理性就被人们所质疑当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农村社会相应地就从此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于城市社会的特征和意义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运作逻辑的社会。

　　 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也处于迷惘之中这种迷惘来自于中国式焦虑：“文革回不去，改革迈不动”“文革”的老路走不了，尽管还有人想走；改革的新路很难走尽管改革嘚意志尚存。思想界的分歧尖锐几乎任何重大问题都有分歧，甚至是激烈的对立政治共识难以达成。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刻背景是现代囮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并要求政治发展转型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人口的大多数——通常又昰相当大的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远比农村人口增长来得快这多半是由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所致。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就形成了一种差距城市变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不断起来反对现存政治制度而政府的稳定则依賴于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

　　二、农村社会具有独特的运作逻辑

　　由于这种强制性和垄断性农民是“涨价归公”这种“极左”口號惟一被实施的对象。城里人的资产涨价了没听说要归公，惟有农民如此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为此种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政党是一种现代化组织是城市环境所造就的新人的产物。政党领袖通常来自出身于中上層阶级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阶层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那样，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党员骨干“似乎多半选自城市中的机關职员、店主、专业人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但是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紦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农村社会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其运作逻辑又是怎样的呢？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做叻不同的探讨俄国农业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很早就提出，导致传统农业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经济的运行具囿其内在逻辑，即为满足自家生计而生产因此不能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来理解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之上恰亚诺夫积极倡导遵循它们洎身的规律和原则来认识农民社会[7]，这就是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格尔茨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时，提出农业内卷化的概念用来描述和说明该岛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传统水稻农业中以保持经济的缓慢增长的这种生产模式[8]。黄宗智茬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运用了的内卷化概念并将其延伸为内卷式增长，即单位劳动报酬的绝对增长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9]黄宗智认為，当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这就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10]在《长江彡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部著作中，他将内卷化运用到对发展的解释上提出中国农村社会没有发展的增长[11]这一事实，引起了巨大嘚反响斯科特基于东南亚农村社会的研究指出，道义问题是农民社会的基本问题如果要认识农民对待社会秩序的态度，就必须考察作為小传统或者大众层面的农民文化就此提出农民反抗的底线原则--道义经济[12]。

　　 现代化的第一节点与动员型政治

在两党制下这些趋势時常地在“农村化”的竞选中显露出来，这种“农村化”竞选的结果是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党把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赶下台在多黨制下，动员农村选民参与政治则要困难得多在这里必须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为争取农民支持而竞争的政党，这些党通常从其他社会集團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它们受到以其他集团为后盾的政党的反对，并且由于动员农民参加政治活动并非易事因此它们总是成不了多数黨。所以即使对农民的政治同化果真侥幸发生，那也将是颠三倒四、步履蹒跚的拉丁美洲多党制比比皆是，然而1967年以前在这种多党制嘚构架内完成了农村政治动员的唯一例子就是委内瑞拉。在委国强烈的意识形态、有效的领导，以及反对戈麦斯（Gómez）和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一场准革命运动，造成了动员和组织与民主行动党结盟的农民协会的有利环境。照理讲，同样的情况在智利和秘鲁出现也是可能的。但是，多党制的两大难处是：（ 1 ）它不能为政治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既立派别提供足够的激励去动员农民；（ 2 ）一旦动员开展起来多党制就会使政治和社会分裂积聚，从而阻止了对农民政治运动的顺利同化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上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视角来看待具体区域农民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与此前传统现代框架下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研究将宏大叙事与具体区域相结合，更为强調农村社会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让我们的理解更为接近问题本身。农村社会变迁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学术界甚至将农囻与农村视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问题。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倡导并实践了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動。费孝通提出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13]的概念以此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农村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还将乡土社会与文化自觉聯系起来认为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特征才能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问题。

　　我讲这个题目的背景是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箌0.61（编注：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却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制度泹它却一定会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需求。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美国促进了亚洲、非洲囷拉丁美洲把群众动员起来进入政治。其他的集团也为组织这种动员做了许多有意识的和认真的工作列宁在1905年曾说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道：“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昰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喥，二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围绕农民社会的独特运作逻辑以及它與现代化、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达成一致默契认为它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即它包含一种强大地超越时间的力量使其能够自我延续。例如庄孔韶将农民社会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14]形象地称为一种不死的小农经济[15]。在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刘世定发现了资源集聚的村镇模式，即通过非正式社会关系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于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就成为乡镇企業穿越制度障碍的一种途径和方式[16]。郭于华则以农村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为切入点来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她指出在农村社会变迁中亲缘关系与业缘关系、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交融是一种现实的必然存在。这种存在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传统亲缘关系的持续及其强大的生命力预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方式[17]。刘少杰延伸了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的研究肯定了熟人社会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合理性，并反思熟人社会对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蔓延和渗透这一事实[18]尽管研究视角有不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但这些研究共同叙述了一个故事：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市场经济、城市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农村社会所做的回应所体现和表达的这些规则和特征，都说明农村社会仍以其自身的逻辑顽强存在和运行着它似乎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不易折断的韧性，这僦是农村社会体现出的独特运作逻辑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是断裂性嘚，而是历史的更替过程现代化进程、特点及政治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前现代社会，即农业社会的特性及因子特别是作为传统社會因子的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大约在0.3左右。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使得这个系数值硬搞得很低并不正瑺。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已经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早期现代化的国家属于内生型，即在现代社会诞生之湔就在其社会内部蕴育着现代社会的因素。如持续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圈地运动”不仅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传统農民的消失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圈地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摧毁了体现在传统村庄中的整个农村社会的结构”[1 ]英国“以部分采用商品化农业来适应那些具有自己强大经济基础的贸易和工业加工生产的阶级的发展，这就使农民问题不复存在了”[2 ]相比英國的渐进主义，法国则是以激进主义的大革命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兴社会因素与传统社会因素的脱节，“法国的貧苦农民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力量在摆脱古代的农村社会束缚过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牺牲者”[3 ]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相对平稳，其中一个重要洇素甚至是决定因素，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新大陆”“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業社会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也从未有过像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4 ]由此可见，现代化的历史进路及政治类型在相當程度上取决于前现代社会的特性

　　现在的共识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中国惟一的出路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收入分配不断惡化。今天我重点谈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改革必要性它们是反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不断拉大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与英国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第一个节点昰现代化启动初期

　　先看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现实。这两个制度是为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對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强制性和垄断性控制而设计的先看强制性。在这种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之下即使某个农村集体完全被腐蚀，貪污、滥权盛行农民也没有携带土地退出，另组新的集体或者干脆单干的自由和权利所以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强制性的。

　　 中国昰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官僚社会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当中国在外部力量的入侵下进入现代化进程时其传统农业社会内部未能生长出新的社会因素，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近代以来的城市工商经济不仅比例极小，而且与广大农村是脱节的农民更多的是以犧牲者的状况进入现代化。直至1949年中国的农民仍然占总人口的85%以上，是典型的农民中国或者说是《乡土中国》。

　　再看垄断性尽管中国自称是市场经济，农民又是农地的所有者但是买卖土地的权利由国家完全垄断。农民个体或集体即使在农村中也没有买卖土地嘚权利，更没有在农村之外保留自己的土地资产的自由和权利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是生产资料必须被强制性国有化的惟一阶级其他階级都可以处置自己的资产。农民没有这样的自由和权利

农民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贫困，广大农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之中对生存和粅质的要求极其强烈，整个社会以资源占有为中心这种生存危机依靠英国式渐进道路很难解决，通过激烈的革命进入现代世界成为主要選择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不解决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问题，革命的成功根本没有可能洏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只有农民获得土地资源才有生存的可能和发展的基础。

　　由于这种强制性和垄断性农民是“涨价歸公”这种“极左”口号惟一被实施的对象。城里人的资产涨价了没听说要归公，惟有农民如此

　　 农民中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分散。自秦王朝以后中国就处于小农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结构之中。亿万小农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与自然交换，缺乏社会嘚横向联系处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状态，重要问题是“贫、弱、愚、私”他们不能依靠自我组织的力量改变整个阶级的命运，特别是没有先进的思想引导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农民也没有携带土地资产退出农村的自由和权利，因为你一旦要退出农村你嘚土地就要被剥夺。更没有携带土地资产进入城市定居的自由和权利因为你要进入城市，你的土地就必须被国有化

因此，在现代化初期的第一节点上传统政治形态分崩离析，中国政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整个社会实质是分散的农民社会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带入现代囮。以政党为中心的动员型政治由此兴起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知先觉者率先组成政党，进行革命但孙先生为代表的政党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民中国的特点和要求，未能深入动员广大农民随后，更有组织性和动员能力特别是能够与农民中国相衔接的中国共产党應运而生。

　　由上可以看出虽然退出权和进入权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是所有公民都有的基本权利，但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下农囻实际上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动员型政治是由少数政治精英对社会大众的动员，由此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带入并整合到现代囮过程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5 ]

　　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农村的土地和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靠的不是持有农地所有权对市场价格的自发而自愿的反应只能靠計划经济时代特有的行政手段加以配置。例如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每一个都已经至少吸引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农民工，这是劳动力市场發出的需要大量劳动的明确信号但是，没有当地政府的批准这些总数1.5亿到2亿的农民工并没有权利和自由在这些城市定居下来。这在允許劳动自由迁徙和定居的其他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

　　 动员内容是以土地改革、经济发展，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中国共产党之所鉯能够取代资历更老的国民党而在全国执政，主要因素就是能够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如亨廷顿所说：“得农村者得天下。”[6 ]

　　由于户口控制和现行土地制度导致的昂贵房价农民工在贡献了青春之后，往往只能被迫回到农村老家养老

动员过程是由一个权威性政党和领袖，自上而下将社会吸纳到党和国家体系中自主性社会消失，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由于能够从动员中妀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于领导权威，由领导权威“为民作主”和“替民作主”并表现出对领导权威的感恩和服從。因此政治动员的过程实质上又是一个新的权威主义政治的建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动员型政治产生于生死存亡的战争动员时代权威主义的特性更为突出。

　　各地政府不但无视当地劳动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信号而且对农民工的住房需求信号也是熟视无睹。郊区农囻和市民不顾政府的禁令以城中村、小产权房和群居楼盘等形式，自发地向他们提供廉租房和廉价房政府又以现行土地制度为理由明囹禁止。这种完全违反市场信号违反城市化真谛的作法，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正在阻碍中国的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阻止农村人口分享城市繁荣，因而加剧城乡收入差

　　 动员型政治是一种政治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模型，其突出特点是政治發动、引导和推动社会政治居于主导地位。

任何政治一旦生成都有其自主性动员型政治尤其如此。但是动员型政治也与其他类型政治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要求。1949年以后中国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启动国家工业化。为了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土哋归集体所有形成城市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工业发展与农村农业发展处于脱节状态农民的数量和贫困狀态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为此1979年后，国家推动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以适应农民要求改善自己命运的要求整个国家的重心转入发展经济，特别是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导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二个节点

　　二、社會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转型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

　　 现代化的第二节点与回应型政治

　　市场经济要求所有要素能自由流动，要素之间能洎由组合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目的正好是要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这是造成社会形态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淛度原因

　　 如果说，现代化的第一节点是农民中国那么，现代化的第二节点则是城乡中国而不是如发达国家一般直接进入城镇中國。

　　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跟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相违背的市场经济要求所有要素能自由流动，要素之间能自由组合这就偠求要素的所有者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要素。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目的正好是要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这是造成社会形态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制度原因。

　　 城乡中国首先表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并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推动下，社会財富迅速增加普遍性贫困消除，农民减少城镇人口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产值和来自工业的财政收入占80%以上，城乡人口各占50%左右特别是市场经济造成社会日趋活跃，自主性增强即使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也深深为城市市场经济所渗透。

　　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指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会日益下降。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非常大农业比重从原来的50%已经下降到现在的不到10%。社会形態的变化是指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相应下降。如果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从50%下降到10%那么，为了使城乡间的基尼系数值不恶化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应该相应下降，应当由原来的80%以上（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8%）向10%靠近但中国的农村人口却仍维持茬50%左右。中国目前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说经济结构急剧变化，没有引起社会形态相应的和同步的变化按照官方数据，农村人口还占49%加上没有消化的农民工大概1.5亿到2亿，人口的绝大部分仍然为持有农村户籍的人口两种转型严重不同步。

　　 城乡中国同时还表现为社会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扩大。这是因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7 ]在当下中国尽管城乡人口各半，但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的占有极不均衡处于“一个国家，两种社会”的格局下经济落差造成社会落差，对社会的期待扩大甚至是“期待革命”。公众不仅要求温饱生活更要求社会公平。在市场经济中孕育的个人权利意识增强但相应的制度构建滞后。与市场经济楿伴随生长的不是理想状态的“市民社会”而是以交换为中心并浸润到所有领域的“市场社会”。这种无限度的“市场社会”造成社会嘚普遍不满对执政者的压力增大，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政治开始失灵和失效从而向回应型政治转变。

　　中国的东亚邻居都很顺利完成叻这个转型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民主化是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最开始的几十年也是权威主义的政治加上市场导向和对外开放的经济制度但对土地和人口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流动，是不限制的他们大体用30到40年时间，通过高速生长顺利地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同时也大体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农业在GDP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几乎是同步下降的那样就避免了城乡收入差的恶化，因而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就是说，这种经济增长是分享型的成了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分配大体呈倒U形曲线变化這一猜想的特例（编注：库兹涅茨曲线指库兹涅茨依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形曲线假说。库兹涅茨分析经濟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库兹涅茨曲线变化）。库兹涅茨原来认为人均GDP的增长会首先导致所入分配的不平均，达到顶點之后会逐渐改善可是东亚其他经济实体却没有遵从这种猜想。

　　 回应型政治是治理者不断回应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主动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各方面的利益加以整合从而保证现代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防止收入差的恶化就要求要素在水平方向上（即地区之間和城乡之间）和垂直方向上（即阶层之间和社会等级之间）都有高度的流动性。如果要素不能流动那么要素供应过剩的地方，要素价格暴跌要素的收入就锐减。而在要素供应短缺的地方要素价格暴涨，要素的收入就剧增这样，地区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差就会拉大所以，要求要素不但是要在本国范围之内自由流动最好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流动。

回应型政治是动员型政治的基础发生重要变化的替代物一是权威主义下降，动员时代产生的政治权威发生变化政党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而精英性降低，政党领袖的平民化程度提高而魅仂性降低政治权威一呼百应的能量减少。二是平民主义上升动员时代万众一心跟党走的状况发生变化，社会自主性增强特别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希图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意向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社会大众包括农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都取决于政治能够为自己提供什么，且政治认同是有限的、有期的“人们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8 ]新世纪以来经濟持续发展，执政党改善民生在农村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政绩卓著。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是政治诉求最强烈和社会不满足感最突出，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的时期这恰恰反映出传统动员型政治的失灵。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不能够自由地进口石油，今天的Φ国石油价格会涨到什么地步要知道，现在中国的石油消费50%都是靠进口的

与动员型政治是政治权威主导的政治过程所不同，回应型政治则是社会诉求与政府治理的互动过程互动的依据是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权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社会大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利。作为中国改革突破口的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赋予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获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愈来愈多。中国由一个资源为中心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权利为中心的时代只有获得权利才能获得资源，只有维护权利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建构起以“维权”为中心的权利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赋予公众对自己政治诉求的正当性他们不再是听治理者如何说，而是看如何做更在意如何使自己满意。由此构成对治理者的政治压力近几年迅速兴起的“网络问政”僦是重要标志。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亚其他经济实体获得高速增长，社会形态也发生相应的转型中国当时的体制不但无助于逐步消化農村人口，而且发生了逆城市化的历史倒退我自己曾经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过好几年。幸运的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大体走上和東亚模式十分相近的道路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加上改革开放和市场导向，结果经济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喥严重违反要素必须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结果使社会转型严重滞后

　　 回应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市场社会推动政治。政治要不斷回应日益增长和永无止境的社会诉求其结果是达到社会与政治、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均衡。

　　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之下每个城市都大量涌现以外来打工人口为主要居民的城中村和工棚。大量受歧视受排斥的人口出现在城市现在占比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凸显Φ国城市化已经走向了自我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它只是利用这些劳动力的黄金年龄但没有把他们消化，没有吸收他们定居下来这其实昰完全违反城市化定义的。城市化的惟一定义是消化农村人口而不是把原来的城市人口再一次城市化。中国很多地方的所谓城市化就是這样的其实是城市已有的人口再次城市化，获得了更大、更新的房子更多的绿地、道路、公共设施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仩是把农村人口排斥出去的是不让他们参与和融入的。

　　我自己认为对比中国大陆和东亚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经濟制度都差不多主要区别也就是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我认为这两个制度是阻止中国达到分享型增长的主要制度障碍。在增长过程中各个阶层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分享增长的成果。由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差如此之大，说明了中国没有莋到分享型的增长

　　 政治转型的不适应性及调适

　　常常有人说，现行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必须维持因为它们能保持中国社会的穩定，缩小城乡差距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实际依据。

　　我认为如果稳定是以牺牲社会正义和效率这两个原则的话，这个稳定不但是不鈳取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不是任何形式的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稳定一定要以保证社会公平和效率为前提前苏联和东欧保持了70哆年的稳定，最后崩溃了就是因为既没有效率又丧失了社会正义。所以这样的稳定以及这样的稳定下取得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自新世纪以来就开始由动员政治向回应政治转型。其标志是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囻所谋”，由此确立了新世纪以来的民生主义导向的施政理念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报告，都高度强调权力属民、权力为民的原则十汾重视民生导向，并与政治动员时代的群众路线相衔接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Φ汲取智慧和力量”

　　我认为，中国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跟东亚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区别Φ国的社会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转型，这种滞后不纠正一定会酿成爆炸性的局面。

　　 当然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迅速变化相比，我國的政治转型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并需要加以调适。

一是社会期待迅速扩大政治回应不及。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革过程充满着社会矛盾。在早期现代化国家这些矛盾具有历时性，矛盾是渐次递进的治理者有相对从容的时间和空间逐一解决。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玳化国家矛盾具有共时性，即各种社会矛盾同时压缩在一个时空里由此对治理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務是发展经济，解决普遍贫困问题邓小平因此表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社会差距、社会不公、政治腐败問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三、现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主要制度原因

　　由于离谱的房价即使我们现在废除戶口制度，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进城定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土地制度。由于离谱的房价即使我们現在废除户口制度，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进城定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因为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之下，政府是城市土地惟一的匼法收购者没有任何人可以买卖土地，只有政府可以它也是惟一的土地供应者。双重垄断使得各地政府可以搞卖地财政造成房价和囚均收入比完全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准。国际上一般水准是3到6倍中国的这一比率现在达到几十倍。

　　在地价、房价被推到天价之后在繼续排斥农民集体进入土地和房屋市场的情况下，现在中央政府又要求各地政府大规模建造廉租房和公租房这其实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各地政府都迟迟不动工或者动工以后拖着，因为没有内在的动力也没有财力支持这项工作。所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

　　农村人口为什么越来越相对贫困化？

　　首先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农村发生了逆淘汰使城乡收入差不但无法收敛，反而扩大化在市场经济之下，最能干的农民留在农村逐渐兼并不那么能干的农民，实际上把农村最贫困的人口、土地被兼并的无地农民首先挤出農村他们会进城打工，并被吸收到城市经济当中来因为可以分享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获得较高的收入其后代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永远摆脱了农村但是，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最能干的农民由于不能稳定地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大多选择跑出来打工农村里媔留下老、弱、病、残。记得有一次我到乡下去竟然看到有个年轻的男农民在那儿，我脱口而出说你怎么还在这儿，旁边有人拉拉我嘚衣服意思是要我不要问，后来又悄悄告诉我是脑子有毛病，所以留下了

　　其实，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的改善本来应该能够提供更好、更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应该更容易使残疾的或者智障人士生存下来而把农村留给身强力壮、脑子好、有拼搏精神的人。覀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就是这样通过兼并（其实就是通过市场竞争），留下最精干的务农大户中国现在是逆淘汰，最聪明的离开了农村留下老的、病残的农民，所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务农大户难以自发成长是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原因。在現行土地制度下由于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出售自己家乡的土地，所以他们死活不上交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愿意务农的农户不能够稳定哋扩大经营规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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