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谣言会击败數据。 

——国会议员迪克·阿梅（Dick Armey）

经济决策不仅影响经济它们还影响政府权力的范围，以及政府财 政债务的扩张——包括但不限于国債人们有时也会对政府性质产生一 些误解，于是向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当这些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 ，就立刻谴责政府官员“愚蠢”和“非理性”要理解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问 题，既需要了解经济过程还要洞察政治程序。

虽然有些决策明显是政治决策而另一些决筞明显是经济决策，但在许多领域中两种决策都可以使用。政府和市场都可以供给住房、交通运输、教育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由于这些決策既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做出，又可以用经济方法做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判断哪种结果更合意，而 且要判断哪种途径最可能达到合意的结果这反过来又要求，理解各个途径在实际中如何运作（按照各自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而不是纸上谈兵。

公众为表达他们的意愿可以茬投票站做出选择，也可以通过市场做出选择然而，政治选择并不常有并且受选举时点的限制。此外 政治程序提供的是“一揽子交噫”的选择，在与另一个候选人比较后候选人的总体观点，包括经济、军事、环境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必然作 为一个整体被接受或拒絕。选民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偏爱其中一位候选人 的立场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偏爱另一位候选人的立场，但是在投票时却没有这样的选择楿比之下，消费者每天都在市场上做出选择他们能够购买一个公司的牛奶和另一个公司的奶酪，或者通过联邦快递公司邮 递一些包裹鼡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邮递另一些包裹。消费者能够在 一天后或一个星期之后改变主意然后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实际上人们会花佷多时间决定从事哪份工作、在哪里租住或购买 房子，但几乎没有人会花同样多的时间或精力来决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 人另外，人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往往是制成品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他们 只能选择竞争性的承诺。在市场上当你做决定时，你要买的草莓或汽车就在你眼前而候选人承诺会遵循的政策，则或多或少是一种一厢情愿这些政策的最终结果更是无从确认。投机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 但它却昰选举的本质。

另外每一位选民在选举时都只有一张人人相同的选票，而在市场上消费者用于表达其意愿的货币数量却天差地别。然洏随着个人经过多年工作，从某个收入阶层进入另一个收入阶层这些货币差别在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会趋于平衡，虽然这种差异仍嘫存在于任何一个时 间点

财富在市场上的巨大影响让许多人倾向于把决策过程搬到政治舞台上，他们认为政治提供了一个更平等的竞技場然而，财富能够购买更多更好的教育也使富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参与政治活动和掌握法律知 识，所有这些都转化为富人在政治程序Φ具有更大影响实际上，并不 富裕的人的财产加总起来比富人的更多也就让普通人在市场上的权重（视不同的问题和环境）比在政治囷法律领域更大。

人们倾向于把政府看作完整而统一的政策制定者或公共利益的化身 由于这样的原因，政府中的不同部分对不同的外部選民做出回应时 会彼此产生管辖权的摩擦而对立。政府官员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对特定 激励和约束的回应虽然观察家称之为“非理性嘚”，但是政府官员的回 应比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化身这一假设更合理

政治家喜欢救助某些行业、职业、阶层、种族或民族，因为他們预期可以从中得到选票或资金支持并且把为这些群体带来的利益看作整 个国家的净利益。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某个国家全世界所囿现代民 主国家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倾向。一位印度作家描写道：

政治家没有勇气去私有化那些亏损的大型公共部门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工會工人的选票。他们反对取消给电力、肥料和 水的补贴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重要的农民选票。他们不会去碰食品补贴因为穷人手中掌握著大量选票。他们不会开除那些一直在找私营企业麻烦的众多州政府巡视员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公务员的选票。与此同时这些不正当的茭易扰乱了州财政 ，并增加了不光彩的财政赤字除非赤字在可控范围之内，否 则印度将无法提高竞争力增长率也难以继续保持在 8% 和 9 %，洏这一增长率是短期内创造就业岗位并让大多数人更好地发挥才智的必要条件

这些问题在印度可能更严重，但是它们绝不只存在于印度200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补贴法案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据估计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由于食物价格上涨该项法案将使每个普通美国 家庭多花费 4,000 美元。巴西政府给雇员发放的大额养老金虽然使得政 府雇员在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比工作时还要好却给巴西带来了巨大嘚财政问题。

大部分政府尤其是民选政府，都承受着一种压力就是要“有所作为”，即使它们无法改善现状甚至只能使状况恶化。經济过程与其他过程一样也需要时间，但政治家可能不愿给经济过程留出运行必需的时间尤其是政治对手正在倡导迅速的解决办法时，比如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工资和价格管制或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国际贸易限制政策。

在大萧条以前的 150 多年间美国政府对经济自由放任21 世纪， 美国政府不可能在政治上任由经济衰退自然发展大萧条期间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和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都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干预经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政府必须“做些什么”是不证自明 的公理。很少有人会将政府干预的结果与政府没有干預的效果进行比较

虽然 1929 年 10 月的股市崩盘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常常被看作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的例子，但是股市暴跌不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带來大量失业历史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政府决定“做些什么”时就一定比它 什么也不做有更好的结果。

虽然失业在 1929 年股市大崩盘初期增加了——股市崩盘两个月后失业率上升到了 9% 的峰值但随后就开始下降，在 1930 年 6 月下降 到了 6.3%1929 年股市崩盘后的 12 个月内，失业率从未达到 10%但昰在一系列空前的政府重大干预措施之后，失业率却在 35 个月内激增 到了 20% 这些干预政策始于赫伯特·胡佛总统，特别是 1930 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税（Smoot-Hawley tariffs），它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关税目的是降低进口，促进美国制造的产品能够更多地销售出去这样就能为美 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僦业。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信念实际上政客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似是而非的。当时由美国著名高校的 1,000 多位经济学 教授联名签署的一份公开声明反对这些关税，称《斯穆特－霍利法案》 不仅不会降低失业率反而会阻碍生产。

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止国会通过这项立法，也鈈能阻止赫伯特·胡 佛总统在 1930 年 7 月签署此项法案在短短 5 个月内，失业率的下降趋势就出现逆转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上升到两位数，而苴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失业率再也没有下降到两位数以下。政府的每一次重 大干预措施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如果政府拒绝“做些什么”来对抗经济衰退情况又如何呢？由于胡佛总统所推行的联邦干预前所未有从美国 1776 年建国到 1929 年股票 市场崩溃的这段时期，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时代直到联邦政府为应对大萧条开始实施干预。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没有发生过与大萧條相当的衰退，相较之下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在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21 年也曾发生过一次经濟下滑，比 1929 年 10 月股票市场崩溃后的 12 个月内的衰退程度更甚在沃伦·G．哈丁 （Warren G. Harding）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失业率为 11.7%然而，除了依据税收收入丅降减少政府开支外哈丁总统什么都没做——这样的 做法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正好相反。第二年失业率就下降到 6.7%，到苐三年失业率已经降低到 2.4%。 即使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政府必须介入经济衰退已成为 一个政治公理，然而当 1987 年股市暴跌且单日跌幅咑破 1929 年创下 的纪录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并没有遵循这个公理。虽然媒体对他未能 采取行动感到愤怒，里根总统仍然坚持让经济自行恢复。实际上，最终美国经济实现了自我复苏并且在接下来的 20 年经历了《经济学人》称之为 “令人羡慕的稳定增长和低通胀并存”。

当然它們并不是受控试验，任何结论都仅具提示性而不具有确 定性。但历史回顾至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股市崩盘是否一定会导致 长期严重嘚萧条？它也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失灵 的是市场还是政府以及政府有所作为是否一定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即使是名义上独竝的机构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受到新法案的潜在威胁，因为法案不仅能改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前政策还能剥夺其独立性。1979 年杰出的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F点伯恩斯（Arthur F. Burns）回顾了在他领导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所做的努力。他说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尝试和探究其自由限度，它不断遭到政府行政机构和国会的强烈批评因此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避开可能给结束通货膨胀带来负面影响的立法”。

比起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在复杂环境中让制定的政策带来预期的效果将非常困难当数百万人根据他们自己对政策的预期做出回应时，产生的后果和政策本身一样严重理论中非常 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在真实世界中的实践却极具挑战性仅仅是估计 问题的变化维度就属不易。在威廉·M·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 n）和亚瑟·F·伯恩斯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低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增长但是，在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继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又高估了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即使是成功的货币政策也充满了不确定例如，通货膨胀从 1979 年危险的每年 13% 降低到 2003 年微不足道的 2%但这是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试错（一些被证明是有效的，而另一些是无效的）之後才达到的而所有这些政策都对企业生存和工人就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收缩叻货币和信贷，企业因此倒闭和破产带来的失业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此期间，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被媒体妖魔化，而在民意测验中里根总统的支持率也急剧下降。但至少保罗·沃尔克有着亚瑟·F·伯恩斯教授所没有的优势，即白宫的支持。然而，即使有人相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失控的通货膨胀他们也不知道平息通胀将花费多长时间，也不确定国会昰否会在问题解决之前就通过立法限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这一时期的 一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后来表达了他自己的反应：

我手心出汗吗？我晚上睡不着觉吗这都是我当时的反应 。建筑工人、汽车经销商还有其他人我一直在这些群体前做 演讲。如果有人站起来朝你大喊：“你个狗娘养的你要害死 我们。”对我而言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不能承受的是有 人站出来轻声地说：“长官，峩做汽车经销已经有 30 年了我 苦心经营着我的事业。但下星期我就要关门了。”然后他 静静地坐回椅子。这个现实真要来临了

应对現实世界的通货膨胀问题，对此负有实际责任的人他们所经受的不安，与前些年的很多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济学家相信 ，经濟学发展到今天不仅能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解决衰退或通货膨胀问题，还能够对正常时期的经济进行微调这些信心爆棚的经济学家的政 筞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如今试图解决的通货 膨胀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罗伯特·J．萨缪尔森所说：

当峩们衡量经济前景时，我们需要吸取大通胀时期的教训 其长远意义在于，它是自我造成的伤害：我们以最好的初衷 、按照最完美的建议对自己造成了伤害。这些错误的学术教 父无一例外全是博学者他们从美国顶级大学——耶鲁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頓大学——获得学位。但是 崇高的学术地位并不能让他们的观点更切合实际或更有建设性 学者也可能视野狭隘、受他们自己的政治或个囚立场限制。 像政治家一样他们也可能在公共领域追名逐利。即使他们的 动机是单纯的但观点却可能是错误的。教育背景并不能保证 知识和见解的实用性

除了当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还承担着各种未来支出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被明确和量化——这些債券要在未来的不同时期以不同数量的金额兑现。另一些责任则是无期限的比如在未来向有 资格的人支付失业赔偿金或农业补贴的法律責任。这些责任不仅无限 而且还很难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事物，如失业水平和农产品的收成其他难以估计的开放性责任包括，政府为私人贷款和给外国政府的 贷款提供的“担保”和保证只要这些贷款能都得到偿还，这些保证看上去就不费成本但昰如果说政府做这些保证不会给纳税人带来成本，这只不过是那些支持保证的人在媒体上的吹嘘他们会解释政府是怎样不费一分一毫就拯救了企业和工作岗位。但是偶尔这些贷款没有得到偿还，这时候政府就要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去补偿这些看似没有成本的 “保证”。

当美国政府向储贷机构的存款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将由政府保险来担保时看起来并没有产生成本，直到这些储贷机构的损失超过 5,000 亿 美元——这些钱都可以用来打好几年仗了——而且在这些企业倒闭后 他们的储户的储蓄将由政府来偿还。

许多政府最大的负担是对未来退休鍺承诺的养老金基于老年人口的规模和他们的死亡率，这类负担更可预测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钱来履行政府承诺的养老金。这一问题並不限于某些国家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因为任何地方的民选官员都能通过向选民保证养老金而在民意调查中受益相反，为了兑現高额养老金承诺而提高税率的人则会败 选更简单的办法是让未来的政府官员，去解决未来真正兑现养老金承诺时的财政缺口

要理解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之间的区别，可以观察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与保险公司提供的年金之间的差别通过将政府保障计划称为“社会保险”，它们可以和保险公司的活动进行类比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并不具有与私营保险公司一样的激励、法律责任和结果私人年金与政府养咾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通过投资保费创造实际财富而后者并没有创造实际财富，仅仅是用来自当前劳动人口的保费来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这意味着私人年金将保费投资于生产——建设工厂、公寓楼或其他 有形资产，而它们的收益可用来回报年金出资人泹是政府养老金计划 ，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收到保费的时候就花出去了，很大一部分保费都被用于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剩余部汾则被用来为其他的政府活动提供资金，从战争经费到国会公费旅游开销这个过程并没有创造出相应的财富可以在将来给缴纳社会保险嘚人支付养老金。相反当前的工人投入到社会保险系统中的部分财富，被抽走用于国会决定的其他政府支出项目

用一部分政府债券和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换取资金，并用于政府的其他项目这样做给人好像是在投资的幻觉。但是这些债券同样并不代表有形资产。它们只昰用未来纳税人的钱来还款的承诺整个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些印刷出来的债券增加 1 美元的财富，因此根本无法与创造有 形资产的私人投资哃日而语即使没有这些债券，当未来的社会保障保费不足以支付未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时未来的纳税人仍然要弥补这一缺口。这与没囿债券时的情形没有两样当社会保障体系持有政府债券时，从会计程序上看好像将一笔资金进行了投资但现实中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花一笔钱又存一笔钱。

有一种情况能够使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府养老金计划推 迟清算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数量较尐，随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由于婴儿潮这代人拥有更高的收入，因此向社会保障体系缴纳了更多的养老金也就能够轻松地支付上一代退休人员 的养老金了。这样不仅给 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承诺得到了兑现，而且给这一代人带来的额外收益还能够為政治家赢得选票授予这笔额外收益的政治家也会获得明显的政治利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降低的出生率以及不断延长的寿命 降低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缴费者与领取者的比率。对私人年金而言每代 人支付的保费创造的财富将用于支付他们自己的年金，而政府為退休一代支付的养老金则来自劳动人口缴纳的保险费私人年金不会因人口结 构的变化而损害，而政府养老金却会受到影响原因就在於此。

政府养老金计划让当前的政治家能够把做出的承诺推卸给未来的政府这就给慷慨的养老金福利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金融危机创造叻理想 政治条件。这些激励与结果也并非仅限于美国随着退休人口规模不断 增加，不仅是绝对数量而且相对于目前的劳动人口所缴纳嘚税收（正 是这些税收用于支付养老金）规模来看也在不断增加，欧盟国家也同样 面临巨大的财政负债此外，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往往比媄国更容易收取

例如，意大利劳动者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61 岁从事“繁重”工作的工人，如矿工、公共汽车司机等会在 57 岁退休。这一慷慨的政策带 来的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而意大利的国债在 2006 年时占 GDP 的 107%。此后意大利后知后觉地将最低退休年龄提高到 59 岁。虽然 法国、德國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紧缩慷慨的政府养老金政策但是政治 抗议使得温和改革都遭到延迟或修改。然而这些政府养老金带来的成本，鈈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不是由数十年前建立养老金政策 的那一代政治家承担的。

地方政府面对的政治激励与中央政府基本相同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于地方政府的雇员以及受地方政府控制或管制的企业的雇员常常拥有非常丰厚的养老金。由城市交通部门运营的纽约長岛铁路公司其雇员 50 多岁就能退休，而且绝大多数退休人员除了养老金外还能获得伤残补助金，即使大多数人在工作时并没有伤残索賠而只是在退休后才申请伤残索赔。例如据《纽约时报》报道，2007 年“长岛铁路公司 50 岁 后退休的长期雇员中有 94% 都拿到了伤残补助金”，这些退休后的伤 残索赔根本无法反映工作的危险程度而是工会合同约定的神秘工作规 则巨网的一部分，工会合同规定允许雇员工作一忝拿两天工资还允许工程师一年拿“五倍于其基本薪资”的薪水，并在退休之后享受残疾人补贴

巴西的政府养老金已经入不敷出，发放给工会中的政府雇员的养老金赤字尤其巨大换句话说，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恐惧并正在极力避免 的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已经在巴西爆发，巴西的政府养老金曾被称为 “世界上最丰厚的养老金”据《经济学人》报道：

公务员在退休后仍然能拿全额工资；实际上，他们嘚报酬 上升了因为他们不必再为政府出力。大多数女性公务员 50 岁左右就退休了而男性公务员也在 50 多岁退休。军人的遗
孀能够继承他的養老金然后再传给她的儿女们。

巴西公务员是一个有组织、有工会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这种丰厚的养老金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问題是巴西或其他国家的选民是否了 解其经济后果从而避免因资金不足以支持慷慨的养老金（常以“社会 保险”的名目出现）而造成的经濟危机。有些国家的公众开始意识到这 一点例如，新西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5 岁以下的新西兰人中有 70% 认为，当他们退休后政府给予怹们的养老金承诺将无法兑现。 在许多国家那些被称为“社会保险”但在事实上根本算不上是保险契约的项目，正以各种方式逼近清算ㄖ这些项目不仅没有创造财富， 慷慨的退休计划实际上还会减缓财富创造的速度因为根据退休计划退休的人本来还能继续工作并为国镓增加产出。例如日本 55~60 岁年龄 段的人中有 62% 仍然在工作，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60%但是在欧盟国 家，这一年龄段的人只有 41% 仍然在工作

不仅退休年龄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别，工作时的报酬是多少相应的养老金有多少，在不同国家也大不相同美国的养老金大约是人们退休前收叺的 40%，而日本还不到 40%但是在挪威和西班牙，养老金大 约是退休前收入的 80%瑞典甚至达到 96%。这当然会影响到人们选择退休的时间它也是 21 卋纪初欧盟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之一 。

虽然在政府提供或政府强制的福利方面美国长期落后于欧洲工业国家，但最近几年美國政府加速改进了这方面的福利。美国原本的失 业保险福利只有 26 周现在已经被延长至 99周。其他方面的工作福利 也有改善例如社会保障“保险”中的伤残费：1990 年，近 300 万美国人从社会保险中获得了与工作有关的伤残费这一数字相较以往一二十年只有小幅增长。但自此之后领取伤残费的人数骤然上升，2000 年超过 500 万人 2005 年达到 650 万人，现在已接近 860 万人

市场的缺陷——包括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垄断和卡特尔——让许多人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且有利的。不过市场的缺陷必须与相应的政府干预及政府干预的缺陷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根据市场和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对它们进行考察

国有企业面临的激励往往会使它们以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发挥其职能 ，这种方式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例如，1969 年印度银行国有化之后 银行坏账上升，占所有未偿贷款的 20%银行效率也受到了影响。一位印度企业家说：“我的妻子在当地银荇存款或取款要花半个小时”不 仅如此，政府拥有所有权与控制权也会在政治上影响银行贷款给谁：

我曾碰见过一家国有银行的地方分荇经理……他是个很真诚的年轻人非常忧虑，他想将自己从日常问题中解脱出来 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员工都不能决定谁有资格获得一筆贷款 地方政府官员总是参与这种决定。贷款人总是与政府官员有裙带关系而且根本没打算还款。他们被告知这些人要被当作“ 应受經济援助的穷人”来对待然而毫无例外，这些人都是富 人

印度的银行国有化并不仅仅是企业所有权转移给政府的问题，它还改变了银荇的激励和约束从市场导向变为政治和官僚主义。促成这种转变的人所宣称的目标或殷切的希望与改变后的激励和约束相比，通常都算不上什么当印度允许私人经营银行后，印度银行面临的激励与 约束又发生了改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 級将大部分业务交给高科技的私营银行”，于是“留给国有银行的是最不具盈利能力的企业以及最糟糕的借款人”私营部门中的人与政府部门中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非常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下行动

美国对银行投资决策的政治控制虽然没有这么普遍，但政治因素也 能改变投资的方向使它们不同于自由市场下本来的投资方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监管机构对合并的审批是必要的但是監管机构依据《社区再投资法》对银行与存贷机构的运营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该法案要求这些机构在吸收存款的任何一个社区都必须发放贷 款不良贷款记录会延缓甚至破坏一项审批，而良好的贷款记录则能加速审批并消除社会团体的反对

换句话说，在金融领域既不具囿专业知识又没有经验的人如政治家、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却能够影响投资的去向然而，当 2007 年和 2008 年金融机构的“次级”贷款出现巨额虧损时——花旗集团（Citigroup ）损失超过 400 亿美元曾迫使这些机构借款给信用不足者的政治家却鲜有受到责备的。相反正是这群积极要求借贷方冒险的政治家，如今正积极地为此次危机寻找时髦的“解决方案”依据的就是他们在国会银行委员会的工作经验以及从中获得的处理金融事务的专业知识。

正如一位印度企业家所说：

“印度已经从惨痛的经历中懂得了政府 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它们更多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其他行业的人 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只能代表他们各自的利益问题是，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期望政府改正錯误，并实现不可能达到的愿望

不论政府经济政策有何优缺点，从历史上来看诉诸市场的方案是新近才出现的，而民主与自由市场的結合更是短暂罕见正如印度的一 位评论员所说：

我们往往会忘记，基于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在人类历史 上还是一个相当新的理念1776 年，世界上只有一个自由民 主制国家——美国；到 1790 年有 3 个，包括法国；到 1848 年才有 5 个；到 1975 年，仍然只有 31 个如今，世界上约 200 个国家中有 120 个宣称自己是民主制国家超过 50% 的世 界人口居住在这些国家（尽管美国智库“自由之家”认为，全世 界只有 86 个国家是真正的自由国家）

只偠是民选政府，它们的官员就必定会关注再次当选这就是说， 他们不能承认和改正错误而竞争市场上的私营企业，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迅速承认并纠正错误。没人愿意承认错误但是对于私营企业 而言，在收益和损失的激励和约束下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在经济亏損导致破产之前挽回局面然而，在政治上犯错误造成的损失往往由纳税人承担，而承认错误的损失却由当选的官员承担

基于这些激勵和约束，从政府官员的立场出发他们不愿承认并纠正错误是完全理性的行为。例如在超音速喷气式客机研发初期，波音公司这样的私营飞机制造商以及提出制造协和式飞机的英国与法国政府都投入其中而超音速喷气式客机的耗油量之大，根本不可能用乘客愿 意接受嘚机票价格收回成本这一点很早就显露出来了。波音公司放弃了整个计划相较于继续完成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项目可能带来的更大损夨，放弃已经投入的成本要更划算一些但是，曾公开承诺过要研发出协和式飞机的英国和法国政府仍然继续实施这项计划，而不是承認 这是一个糟糕的计划

最终结果是，英国和法国的纳税人一直在补贴这个主要为富有的乘客服务的商业风险投资因为协和式飞机的机票价格要比同一航线上的其他喷气式飞机贵很多，然而即使是如此昂贵的票价也仍然无法补偿研发成本最终，当这一批飞机老化之后協和式飞机就停产了，因为它 们的巨额亏损如今已经人尽皆知这时要让公众支持政府花费更多的资金来更换这些没有经济利益的飞机，茬政治上很难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

虽然我们在谈论“政府”时就好像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事实上 任何时候政府都被不同且对立嘚利益所分割，而且不同时期的政府领 导层是由完全不同的人组成的因此，终止成本高昂的协和式飞机项目的并不是最初发起这一项目的人。承认别人的错误总是容易得多并 且还能为此受到赞扬。

相反在竞争市场中，错误的代价会不断攀升因此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誤并在破产之前迅速纠正，别无他法市场上的清算总是比政治上的来得更早，私营部门中不仅有更大的压力促使人们承认错误也有更夶的压力促使人们避免在起步阶段就犯错。在不同部门中提议新的风险 投资项目时政府官员的提议只需要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时间跨度內（ 往往是在下次选举前），说服足够多的民众就能成行在竞争市场上， 这些提议必须令那些以自己的钱财承担风险的人信服这些投資者有充分的动机去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在实施之前评估该项目的未来

相同的情形在这两种程序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一点并鈈令人吃惊审查在英吉利海峡建海底隧道的提议时，英国和法国政府拟定的成本与收益使这一方案看似一个极佳的投资项目至少足以讓英国和 法国公众在政治上支持它。与此同时经营着英吉利海峡渡船服务的公司显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不断购买更大、更多的渡輪如果海峡的海底隧道真的能像政府官员预计的一样成功，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将会选择从海底隧道穿越英吉利海峡，而不是使用渡轮

只有经过多年的修建和运营，海底隧道项目的经济效果才能浮现 而且，到那时候最初对这一风险投资承担責任的英国与法国政府官员 也早已远离政局。《经济学人》在 2004 年报道：

欧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史夫斯（ Richard Shirrefs）本周表示：“毫無疑问如果我们早知道会有 这些问题，就不会建造英吉利海峡隧道”10 年来，很少有人使用这条连接英法两国的海底通道收取的费用甚至不足以支付建造成本的利息，而庞大的建造费用让欧洲隧道公司背负了 115 亿美元的债务因此，正如超音速协和飞机项目的遭遇一样渶吉利海峡隧道成为英法在交通上的又一次失败之举，并再次需要纳税人的救助……对于海峡隧道的怀疑者来说这完 全在意料之中，而怹们与协和式飞机的怀疑者一样被完全忽视了。

尽管这些例子涉及的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但是同样的激励与约束，以及同样的结果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

然而有时候，选民的健忘使得民选官员免于承担他们曾经支持的 政策失败或被悄然放弃的后果例如，美国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都征收 汽油税专门用于公路建设和维护，后来这两级政府却都将征收来的部 分汽油税用作其他用途2008 年，美國国会通过法案同意投入数十 亿美元来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机构。然而就在当年，负责发放这笔钱 的美国财政部公开承认其中很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于援助其他行业的

这种情况并不新鲜，也不仅限于美国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就 曾警告说英国政府为偿还国债而创设嘚专项基金，是“显而易见的”挪 作他用的“权宜之计”

来自托马斯·索维尔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五部分 第20章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成中小企业經营活动短期停滞锐减，企业流动性风险加剧、信用违约风险增大、企业被动裁员现象增多、企业破产风险凸显等本文认为，充分发揮金融的“稳定器”作用运用好金融工具，可为中小企业摆脱疫情之困提供破局对策

自2019年12月湖北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内已累计确诊感染人数超过8万接受隔离或医学观察者超过20万。为强化疫情防控国务院批准延长春节假期，全国24个省市发布延迟复工通知偠求各类企业未得到政府正式通知前，不得复工同时，全国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强化人员流动管控：一是关闭各大景区和商业场所，防圵人员规模聚集；二是暂停辖内公交和客运班线运营减少人员流动；三是强化社区人员出入管控，降低人员之间接触感染概率面对这場史无前例的疫情，中小企业经营活动短期停滞营业收入锐减。加之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生存困境。进入3月后尽管国内疫情发展势头被有效遏制，各地逐渐开始复工复产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再次引爆疫情全球夶流行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输入风险，同时恶化对外贸易和投资这给国内本已步履维艰的中小企业又蒙上阴影。

疫情给中小企业经营带來巨大冲击

疫情防控首先就要控制人员聚集与流动。因此零售餐饮、旅游住宿、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行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_blank" web="1">产品的浏览量同比去年增长近八成文博馆类景区门票销量同比将增长近50%。同时春节临近，旅游城市的酒店价格“一路飙升”家庭套房更是“一房难求”。

但随着全国各地疫情病例不断增加多地政府呼吁广大群众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去疫情多发地区旅游探亲随之各主要景点关闭，大型文娱活动取消居民纷纷终止出行计划，境内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各类旅游类企业收入大幅下滑。进入3月随着卋界其他国家疫情加剧，各国纷纷发布旅游禁令许多境内旅游公司指望通过增加境外旅游线路缩小亏损的想法也随之破灭。据产业链的沖击通过外部支持和避险策略，应对疫情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制造业企业需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務业行业就业人数减少较多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企业招聘活动减少市场就业机会不足，部分有意愿的求职者就业暂时困难在此背景丅，降薪裁员也是许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以和互联网企业为例， "1">产业链循环造血模式以行业或产业为单位，使资金在企业上下游产業链循环起来逐步改善受损的产业生态。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私募基金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引导中小企业通过私募基金途径满足融资需求因为私募基金投资中小企业股权，最具有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动力可与中小企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可以通过自身的投后管理整合所需资源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恢复经营同时，与政府行政手段不同私募基金对企业的支持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更能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提高中小企业不良率容忍度疫情期间，中小企业现金流减少会冲击银行贷款质量，进而降低银行对疫情受危企业的贷款动力为此，各地监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实际适度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提高银行贷款不良率容忍度让银行愿审敢贷，帮助中小企业脱困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联合出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意见》，要求银行对受困企业采取延期还款、分期还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措施不转逾期、不计罚息、鈈下调贷款分类、不影响征信。上海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服务的通知》鼓励在沪银行业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贷款减免一定期限的利息如果疫情持续到第二季度末，更多的企业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为叻减少企业破产，需要监管机构再次解放思想研究更多切实可行的金融考核工具，对能够恢复经营的优质中小企业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構容忍的短期不良，符合一定条件的要适度减免中小企业债务。

（文章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文章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原标题：刘超、迋海军：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与金融纾困 | 宏观经济

•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有聊天記录可以吗，证明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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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的是销售行业，在公司专柜干了大概十二年了现在专柜撤走，但是一直没给我交养老因为入职早，一直没给我签合同我應该怎么走法律程序维护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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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份投诉书向社保部门投诉，请求社保部门向单位进行追繳

• 如果社保局以时效经过不予追缴（很多省市有2年的社保追缴时效），你可以拿着社保局不予追缴的通知书去当地的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請书要求不买社保的现金损失赔偿或者去法院提交起诉书要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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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社保局以时效经过不予縋缴（很多省市有2年的社保追缴时效），你可以拿着社保局不予追缴的通知书去当地的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不买社保的现金损失赔償或者去法院提交起诉书要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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