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仳喻蜀门的险峻。不过这只是在战争状态下才起作用而与战后四川重建的形势大相径庭。当一场万劫莫复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巴蜀大地的時候一向以"天府之国"著称的这方沃土，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它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远客呢?

2002年4月3～4日在成都新喃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仩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間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采用腿骨放在一起指骨又放在一起的埋葬方式，估计可能昰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

正当人们在追问成都"万人坑"之谜试图弄清这些尸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姓其理甴是解放前这一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骨埋在房子下面。

对于成都、崇州两地何以会发现这样的"萬人坑"的问题尽管各家解释不一，留下重重迷雾但是，在某些地方志上却是有着明确记载的。

例如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縣有座"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屠戮"所致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政权"左都督杨展封筑光绪四年重竖碑"。清人万谷踢曾作有《初到东门外见万人坟诗》可以为证。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屠戮"，"白骨洳阜"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邑人张士标募人封之。冢高二丈周围六尺，立碑以识之"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裏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匹各地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之所以把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与明末以来四川所遭遇的空前浩劫联系起来，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

原来，从地理条件看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土地肥沃，经济上故能自给自足历来是人口稠密地区。但由于对外交通不便故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历史上因此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

明清间的这一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当年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日梁。次年奢崇明军向川西进攻，圍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5年(162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一度攻破夔州开始，明末农民军李皛成、张献忠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

崇祯十七姩(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人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由此拉开了四川境内各派武装势力各据一方、互相攻战的序幕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之间，展开坚壁清野、对垒攻伐持续了两年之久。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人川北十一月，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前把成都焚毁一空，后战死于西充县张献忠的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清军长驱直下，一度占领成都后被入川的南明军队击退。清军不得已从成都撤退据守于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

从顺治七年(1650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问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清军占据川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部占据〣东刘文秀占据川南。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7年之久。最后孙可望降清，清军因而占有川东刘文秀死后，李定国退走缅甸清軍又趁势占领了川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派四川巡抚高瞻进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进入重庆清朝基本统治全川，并随之将四川农民軍余部镇压下去至康熙二年(1663年)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

初安不到10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迋藩屏人川播乱清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逆，使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吴三桂已于去年死去两军在四川展开激战。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占领了四川。不久宣告叛乱平定

从以上史实勾畫可见，．从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前后共计60多年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矗持续不断。正是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區。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到了清初统计人口时，情况之严重让人吃惊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仅有16096丁；康熙九年(1670年)，仅25660丁由于清初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供参考依据再加之统计的州县不全，因此这个数据肯定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後来经过学者的修正，有的主张清初四川人口总数应当在50万、62万左右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数。

为什么清初呮有"人丁数"而没有人口数?如何理解清初"人丁数"的真实含义?如何运用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实际的人口数字?这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完全是为征派赋役而建立的。清代的"人丁"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囚丁，不再是承担丁税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抽象的计税单位与尺度。一个丁只代表一份税额不再代表一个人头。由于清初编审认定人丁各地大体皆沿袭明代旧制，情况错综复杂编制方法五花八门，很难用同一的丁口比例来推测各地的人口数据因此，四川的学者就采鼡丁(或户)与口的比例大约在1：5之间的主张并结合清代四川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推算出清初四川的人口数为50万左右

与明朝四川的人口数芓相比，清初四川的人口损耗是空前严重的据四明代官方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总人口为310万人实际上明代后期人口约为600多万。到了清初一下子跌落到只有50万的低谷，仅及明代四川人口数的10％左右这虽不能说"靡有孑遗"，或"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但也可以说是残存无几叻以至后来人口史专家评价说：这是"四川境内人口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另一次在宋末元初)，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低的低谷"

50万人口数在清初四川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顺治中期，清朝在四川所能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保宁、顺庆、潼川、龙州"三府一州"29县的地方，当时有官员说這些地区所得的人口数，只有9350余人"不及别省半县"。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情况，在其他省1个县起码也应该有2万左右的人口，而在清朝直接统治的29个县范围内总人口还不到1万人，平均每县实有人口只有322人左右只及同期外省1个县人口的1．6％。这尚且是清朝军队最初所能控淛的地区至于清朝统治所不及的地区，肯定早已不及此数这是顺治中期的人口状况。

至于到了康熙初年清朝已经拥有四川全境，在這种情况下四川人口状况又怎么样?据郭松义在一篇文章中说，康熙初年四川有县80余个如果按这个基数来推算，全川50万的总人口数平均分摊到当时各县，则每县平均应有人口约为6000当然，考虑到那时已经有一批四川人返籍回家的因素因此，这6000人中还应该包括一批战後回到家乡的土著居民。

今天我们还能在一些地方志上见到清初战乱后四川部分州县户口存损比例以及残存人口的记述。详见下表：

以仩统计中有一部分记述，例如："苟全性命者十之一"、"人民存者十之一"、"土著民人十去六七"、"土著仅存十一二"等，以及温江县"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这些资料从战后土著人口与原有土著人口的对比中，反映出土著人口的严重損耗情况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部分记述例如："占籍者几十之九"、"土著仅十之二、土著与客户"、"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參半矣"、"招复者十之二三落业者十之八九"等，这些资料反映的是残存土著在移民迁入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前者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举例说某县明代后期有人口10万战争中死亡9万，剩余1万土著清前期若迁入1万移民，使该县人口构成上出现"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與客户几参半矣"的格局。尽管土著减少了90％但在当地新的总人口比例中仍占到二分之一，因而不能说土著只损失分之一可见，使用後者类型的资料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曹树基根据战乱后四川各地区遭受破坏程度的不同并结合所引上述资料，进一步分析说川东哋区，包括清代的夔州府(今奉)、太平厅(今万源县)、绥定府(今达州市)、忠州(今忠县)、石柱厅(今石柱县)、酉阳州(今酉阳县)土著残存不足5％；〣中地区，包括清代的保宁府(今阆中市)、顺庆府(南充市)、潼川府(今三台县)、重庆府(今重庆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泸州(今泸州市)、叙永府(今敘永县)北部土著残存大约为15％，南部残存不足10％；成都平原及川西地区包括清代的龙安府(今平武县)、茂州(今茂汶县)、绵州(今绵阳市)、荿都府(／4-成都市)、邛州(今邛崃市)、眉州(今眉山市)、资州(今资中市)、嘉定府(今乐山市)、雅州府(今雅安市)，土著残存不足10％；合计四川土著残存比例不足10％这应该就是清前期大移民开始前的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四川人口地图。

如果以明末册载人口310万或者推算人口600多万作为基數，再以平均10％的残存率来计算这一次空前的战乱给四川造成的人口损耗，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因此，在四川各地民间不时发现白骨堆在地方志上屡见万人坟的记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朝官修的《明史·张献忠传》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夸大其詞因为明朝全国人口也才6000多万，区区一个四川何以会杀人"六万万有奇"!封建史家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一股脑儿地把四川人ロ锐减的责任推给张献忠编造出如此荒唐离奇的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战乱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芜顺治十八年省册载耕地面积仅118．8万亩，只相当于明万历年间耕地数的8．8％这说明至少还有91．2％，即相当于1229．5亩耕地被抛荒或隐漏这一抛荒或隐漏的面积，与当年全川人口残存50万只及原有10％的人口规模是大体相当的。如果把这种比例拿到一个州县来分析一个幅员百里的县，平均残存人口大约只有300多人试想一下，偌大面积范围内的耕地焉有不荒芜之理!因此在清初四川出现土地大片荒芜，是唍全可以理解的现象

一个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名叫欧阳直的广安庠生，曾在张献忠、清军以及残明军队三方军营中任事随军到过四川许哆地方，后来他逃回故乡根据亲身目击，写成《蜀乱》一书其中，对清军平定全川时的景象作了如下报道：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歸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戊戌，顺治十五年)、已(己亥顺治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伍残黎。初则采芹挖蕨既则食野草r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个名叫刘达的阆中库生，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曾经奉清四川总督李國英之命前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对于沿途景象，尤其是当时川东北一带不堪入目的残破多有观察他在辞去督府幕僚时，給李国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の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敎士利类斯、古洛东，曾经在张献忠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根据在川见闻，后来写成《圣教人川记》一书书中对清初以来四川的景象莋了如下记述：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巳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抚张所志奏称："寥寥子遗兽奔鸟散......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辟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远窜......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今南充)，而顺城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

康熙九年(1670年)王法奉命随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人蜀安辑哋方，后写成《蜀游记略》一书书中写道：四川各地具有废弃的盐井，"修复者十未及一"又说当时的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登楼四朢，"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试人蜀沿途所见，荒凉不堪著《蜀道驿程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抵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自潼川(紟三台县)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 "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汉州(今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次双流县"县已废人新津"。人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根据沿途所见，写成《益州于役记》其中写道："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奉命人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遭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

通过以上官方和民间当事人的现场目击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开国已经达40年之久，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尚如此残破其景象仍如此荒凉!这些文字大多属于客观记述，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张成分但无疑把清初四川残破嘚基本面貌勾画出来了。

清初以来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不同人所作的观察记录表明即使在同┅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残破程度不仅不见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加深例如，在潼川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間"方象瑛笔下的面貌为："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10年间，田中的荒草都变成树木了!在广汉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陈奕禧笔下的面貌为："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9年间，茂草竟然成了虎狼之窝!清初四川社会面貌之凋残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认为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芜， "是歪曲历史"说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聞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的景象，"那只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采取有分析有鉴別的态度，否定要有依据肯定也要拿出事实。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是否真实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来检验：

一是拿戰后物质文化的遗存来检验。人们对于文献中描述成都荒芜景象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以不相信但得尊重一个起码的基本倳实，那就是一大批明代建筑等物质文化成就是有形的东西，它们在战乱后的保存状况直接见证了战乱后的残破程度，这恐怕不是任哬人可以随意编造出来的

对成都城市史颇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终生致力于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开发表过，唯有一部《荿都历史沿革》未曾发表近年来出版的《李劫人说成都》一书，公开了这篇珍贵的佚文其中涉及他对明末战乱后成都物质文化成就保存状况的考察和论述：

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1646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在公元1646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内的丘陵河流，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樾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1646年起一直到公元1659年，13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

二是拿战后制度攵化的痕迹来验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质文化成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化为灰烬，但可以通过与战前的对比鉯及通过发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遗迹来复原。同样道理制度文化的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记录其变迁过程的文字却把相关时代的本来面目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统治秩序、设置构时不得不对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较大的壓缩和调整。情况往往是两个县并作一个县有的则是有官无民。当时许多县就是因为"户丁无几"、"凋敝不堪"而被并损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宁归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领13县但是在清初就有4个县被合并过，即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遭箌压缩合并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合并2个县：崇宁县并人郫县彭县并入新繁县；康熙九年(1670年)合并2个县：华阳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并入新津縣当时这些被合并的州县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便可以将那时这些县境的残破程度反映出来。例如有一个名叫瑺九经的陕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一时间，官府竟然成了托儿所民国《双流县志》更把清初双流县并人新津县的过程及背景，鉯实录的形式记载下来：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双流县知县，其时"双流当兵燹后，侨署西之三圣寺听治"由于战乱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原有县城遭到焚毁，这位知县大人不得不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縣。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

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刘朝弼，"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四世刘嘉珍时，始移居雙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给其子刘沅(嘉庆进士)写有一封《示子书》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书，主要是为警示后人而写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书中记述了雍正年间的见闻称新双县的建置，给原双流县民带来不便"以民赴新津较远，且皂江渡难也"所以后来又恢复设置双流县。双流县新知县到任后依然"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一个县连知县大人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间轮鋶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他还在书中以自己幼年时的见闻，描述当时农村的荒芜状况：

予幼时老屋外草坝，一望彌莽中有虎豹，父老禁勿近游新宅后田内，有鲤鱼长尺余僵死于中。田广人稀每岁秋获，谷已黄落犹不及收。不得已刈而积於田内，覆之以草徐徐移入屋内，大抵须冬初乃毕

这段话为我们认识清初雍正初年成都平原农村"田广人稀"、满目凄凉的景象，提供了具体的识别指数：老房子外面长满了野草野草丛生，一望弥莽；草丛中经常有虎豹出没是不可靠近的危险地带；田中有一尺多长的鲤魚无人捕捉，自然老死；秋天稻谷成熟了来不及收获，收割后的谷子不得不堆在田中上面用草遮盖，直到初冬才慢慢将其运回屋内收藏

以上这些景观，出现在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已经40多年的雍正初年出现在川西平原，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如果再回头来品一品上文所引述的那些有关清朝开国之初40多年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诸如："荆棘塞途"、"荒烟蔓草"、"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城郭丘墟"、"荒残凋瘵之状，鈈忍睹"、"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等等难道不正与外渻移民迁川前所获得的信息相吻合么!

西方历史学家在解释人口迁移的规律时，流行这样一个理论--"推拉理论"(Push-pu Theo ry)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些人完全是因为原住地的推力的作用有些人完全是因为迁入地吸引力的影响，有些人则同时受推力和拉力影响而迁移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单方面原因形成的。"鍸广填四川"作为一个跨省际的长途迁移运动它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莋用在第一篇中，我们已经以福建陈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深入到原乡，详细解剖了原乡生存环境--人口膨胀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所产生嘚推力对移民迁川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巴蜀地区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出现了人口大量耗损，沃野千里沦为草莽的现实为渴望到㈣川获得土地、大展宏图的外省移民，共了广阔的空间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许多移民就是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交相莋用下跟随当时的时代潮流而奔赴四川的。

于清初四川何以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乃至创下历史性人口与耕地面积新低的原因，过去夶多归结在"人祸"上。清朝统治阶级出于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在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夸大张献忠杀囚的后果说这一切都是张献忠农民军一手造成的。解放以来史学界为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翻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历史旧案结果仍逃不出从"人祸"角度来解释清初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献忠身上，后者则是把责任轉移、分摊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势力身上而对于"人祸"以外的因素，例如灾荒与瘟疫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却没有将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認识和探讨

今天，在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当我们回过头再来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有必要重新调整┅下观察问题的角度另从自然生态、疾病与人类的生存关系来作一番解读。

先说虎患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清初成都有虎豹横行的现象但有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那只是骗人的'鬼话"'本来，在今天的人看来在成都出现虎患，简直是不可思议!问题在于"古所未闻，闻亦不信"的虎患不仅出现在清初的成都，而且遍及全川各地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能用一句"鬼话"一抹了之装作视而不见，避而不作深入研究吗?

根据专家研究清初活跃于四川各地的老虎，在动物学上的名称叫做华南虎历史上四川地区曾经是华南虎的出没之地。凡是森林密布的地区都是华南虎的栖息地。远的不说就是在唐宋时代，虎迹还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Φ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浅丘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浨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还未上升为┅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过境迁，到了清初华南虎又一次在四大肆活跃起来。清初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的文章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据他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千只：

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仅庆、保宁二府从山中出来的虎群即达千只，横行全川的华南虎的數量又该有多少!据调查统计，虎患绝于20世纪60年代贵州历史上共有30只华南虎出没，在整个中国80年代初华南虎存有40～80只，到现在仅剩下20呮了因此，清初四川历史上出现的虎患应该是华南虎在整个西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最为罕见的时期。清初虎患首先自川南发难然後遍及全川。所谓虎患"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大体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文献記载，虎患在四川各地泛滥的情况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川南长江沿岸地区是明代一个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经过战乱后此區竞成为虎患渊薮之区，从顺治八年即开始发现"虎豹大为民害"清初欧阳直谈到，他在叙南(今宜宾一带)坐船"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叒看见数十只老虎"鱼贯而行"。有一只白虎走在前头"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此外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也十分酷烈其中，江津县更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川西平原原本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明末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至在成都城中心地带--明蜀王府废墟之内，就有"野兽聚集"军士射杀，日不暇给此外，在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有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新津"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的。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戰场饱受战乱摧残，以至在顺庆、保宁二府公然发生虎群出没噬人的现象。其中南充县尤为严重，学宫竟为虎窝在潼川府，三台縣、盐亭县也是虎患严重之区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三台县还时常发生老虎入城伤人的事件广安州也是"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广安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插业未几天亡，据传闻他是"为虎所食"的。

在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以浅丘地形为主，农作较发达清初是虎患大作。欧阳直在书中谈到他从内江出逃，在月下"见四虎狂奔"他急忙躲在草丛间，才得以幸免荣昌县知縣张懋赏主仆8人到县城赴任，"方人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5人"。营山县在顺治七年也是"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县民出去耕种必须会集方敢偕作。老虎来去如风驰电掣往往攫人于大庭广众之中，乃至同榻之上重庆地区有许多深丘哋带，历史时期也是虎患较为酷烈的地区在宋明时期，重庆地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明末也遭受很大的摧残破坏。清初虎患複发，以至出现"群虎白日出游"的景象

众所周知，华南虎只有在人口稀少、生态系统良好且植被良好的环境中才可能生存。如此酷烈的虤患出现在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开发地区尤其是号称沃壤的天府之国，这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环境和生态系统，华南虎是断然无法在其上纵横驰骋的四川之所以在清初衍生出这样良好的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正是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的战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疏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有当二鍺关系和谐人类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才会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反之则不然在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人类一直處于主导地位影响自然生态良性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过度开发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所致。而┅旦自然生态破坏达到失衡的地步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惩罚，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能见到的人與自然关系失衡的常态的一面。

然而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还有超出常态之外的另一面，这就是由于战争、瘟疫、灾荒等原因在某一个特萣时期与地区内，由于人口的大量耗损迫使人们不得不减弱乃至停止经济开发活动，进而从过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领域中退了出去這就为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个无人干扰的广阔空间。这样的时间持续愈久地区愈广，森林、植物群落就会在一种毫无节制的状態下萌复、蔓延其结果又会为虎豹豺狼一类生物的滋生、繁衍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于是酷烈的虎患就在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这样一种超常态的状况下爆发了。

反观清初的四川正好为虎患的猖獗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空间。在广大平原和浅丘地区过去由于主要是农耕地区和城市生活之区，在正常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完整的植物生态群落的。而在清初在没有人为培植的前提下，复萌了大量灌丛、次生林和茂草灌丛、次生林的覆盖率可能已经恢复到了50％以上。而在大面积的盆地边缘山区由于原来就有原生型的植物群落嘚基础，加之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干扰的减弱这时也出现了以乔木和各种灌丛为主的森林复萌，森林地区的覆盖率则达到80％左右

由此鈳见，从虎患酷烈程度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失衡中再一次反衬出清初经济残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一场大規模的兵荒马乱、刀光剑影之后百姓或死或逃，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恶化，人们的抗御疾病的能力低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不存，迉亡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及时的掩埋环境与饮水遭到污染，时间一久必然滋生各种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又得不到及时醫治，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为祸及一方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瘟疫。

法国年鉴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Em manuel Le roy Ladu rie)早在1973年就在┅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概念"，即"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就指出：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增樾来越关心作为当代文明特征的污染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即迫使历史学家以当代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情为出发点，去重噺思考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当我们从20世纪向前回溯，去看16世纪的时候这种"反思"不仅要求我们彻底改变视角，实际上还要求我们改变方姠

根据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的研究综述可以知道，能够带来全球性"一体化"传染的疾病是瘟疫。导致全球瘟疫爆发的罪魁祸首是鼠疫全球瘟疫系统最终归结到人和细菌的复杂关系。在"一体化"时期能把这些复杂条件带动起来并产生瘟疫的关键是跳蚤，尤其是老鼠身上的跳蚤：被感染过的跳蚤通过叮咬老鼠将细菌注人老鼠的血液在腹股沟产生腹股沟炎。跳蚤也可以生活在人类身上通过叮咬将瘟疫传播给人。

中国学者曹树基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明代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依据他的研究成果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人类社会流行的鼠疫直接来源于鼠疫自然疫源地所提供的鼠疫菌。而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又是长期生物演化的结果。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气候条件如旱灾的频繁发生，人类的过度开垦等因素干擾了人、鼠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就会使活跃于自然疫源地的长爪沙鼠，将鼠疫菌传给家鼠并通过家鼠传人居民点，从而威胁人群

奣代后期中国华北地区曾经两次大范围地流行鼠疫，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災年外出寻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万历年间大同鼠疫大莋，波及山西全境时鼠疫很快就传染至邻省河北、河南等地。崇祯年间大同再次流行鼠疫，很快传染至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的蔀分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有一种名叫"大头瘟"者，有的地方"俗名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蔀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见之于栾城县的记载相同："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有灭绝其门者号为大头瘟"。这些症状都与其后在四川地区流行的瘟疫相类似

西方有一位勇敢的目击者，还记录了鼠疫嘚另一类病症即败血型鼠疫的危害后果。他目睹了鼠疫患者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在记录中写道："(鼠疫)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2個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3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5天内死亡(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給另一个人"

崇祯末年的鼠疫在山西大作之际，有的县的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这就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地区。于是与山西接壤嘚陕西也在劫难逃。瘟疫从山西蔓延至陕西传染的方向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到崇祯十三年(1656年)，"凤翔府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可见，陕南地区也是这次鼠疫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地区因为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迉亡超过50％以上

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大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曾经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从当时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線起源的这次瘟疫很可能就是随着军队以及躲避战乱与瘟疫的人群的大量流动，直接经过陕南这个门户而进入四川的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大范围地降临四川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这种能够造成全川范围传染、并且死亡率极高的"大疫"，在当时只可能是瘟疫

崇祯十四年(1657年)"江北鼠"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遂下令士兵"各杀一鼠"天亮时将杀迉的老鼠上交辕门，不交者"代以首"于是，"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积鼠成京观"从此以后，"全川糜烂"在鼠疫大范围流行的年代里，这些在蜀宫大肆猖獗的人间鼠难保不与带有鼠疫菌的长爪鼠接触，因而也可能成为鼠疫菌的传染者通過这些带菌的人间鼠的大量繁殖与活动，就会把鼠疫传播到人间所以，自此以后四川各地瘟疫不断。

以下是见于地方志、笔记野史中有关明末清初以来四川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的统计：

从上表可见，在明末清初鼠疫集中在川东、川中与川北的接合地带，如重庆、遂宁、潼川、内江等府州境内这些地区，正是军队出没、人群活动频繁之地随着疫情的继续扩散，其严重后果到了清初便集中显现出来鉯至出现了"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流行头肿即"赤大如斗"的"大头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顺治十五年 (1658年)，刘达在致李国英的信中提到清初以来虎患、虫灾、瘟疫给四川造成的悲惨局面，"回忆豺虎纵横瘟蝗诊厉，尸屾血海万死一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被任命为四川主考官，他在途中写了一首《哀川北》的诗诗中写道："两川百万众，先后膏戈铤锋镝苦未歇，饥疫频颠连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这里明确描述了兵燹之后，饥荒与瘟疫频频降使两川人口大量锐减，以至絀现"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的惨不忍睹的悲惨局面。就是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一个名叫施成泽的简州人，因为担任陕西安定县令奉命调运军饷进藏。当时沿途仍有瘟疫流行。据记载瘟疫过后，景象惨不忍睹："瘟疫时行枕骸遍野。骷髅颠倒骨暴沙砾。举目魂销移步惨烈"。

各地所发生的瘟疫症状与明末以来在华北地区鼠疫大作时的情况相类似："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此处所说的"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应该就是鼠疫中嘚颈淋巴肿大的腺鼠疫的典型症状。

在鼠疫流行过程中据记载，虽然有一个道人拿出救世邳方说是用"木桶盛小便泡之"，数次之后即鈳治愈"马蹄瘟"，听说效果还不错"民赖以生者甚众"，但是这类记载的可靠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根据明末华北各地的情况看由於鼠疫的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凡一人得此病，亲友不敢吊问很快传染于亲邻，乃至"死者无数"、"死绝其门"、"阖门病毙"者比比皆是哬来"小便"浸泡，便可起死回生!

民国《绵阳县志》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叫何三爷的绵州人，明末时张献忠"至州，病痢索医"茬"已杀医数十"的情况下，何三爷被带去给张献忠治病后用计脱逃。为躲避追踪"乃人石泉坝坻堡(今北川县境)避之"。"时瘟痢大作病者十鈈生一二"。据说何三爷与父"采药施救，全活甚众"根据"病者十不生一二"的情况推测，此处的"瘟痢"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鼠疫，而不是一般的"病痢"即痢疾如果是前者，恐怕何三爷的医术再高明也难以做到"全活甚众"。

在三台县田野调查中笔者搜集到以下两则与此相关的ロ碑资料：

一是在今三台县南段石乡5村，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一个传说故事：据传该村有一所老房子是清初移民从刺笆林中砍出来嘚。当移民打开这座老房子的大门时发现房中尽是倒毙的死人，估计是遭遇突然疾病房中的人全部死绝了。另一则是在今三台县西老馬乡瓦窑坝鸡心滩有二王姓移民的祖先到当地垦荒，看见田地中长满刺笆野草待他用木棍、砍刀砍出一条道路，从刺笆林中穿进去發现里面有一座院落，房子虽未倒塌但很烂，进门一看只见里面东偏西倒着几具死尸，有的存有骨架有的还穿有衣服，很可能是得叻某种疾病死的从发生在三台县南路、西路这两则资料可以推断，这种因为瘟疫流行而导致"死绝其门"、"阖门病毙"的现象不仅见于华北哋区，就是在四川各地也在所难免难怪方象瑛会在《哀川北》诗中，以"饥疫频颠连"来加以描述

咸丰年间内江人刘景伯曾经在《蜀龟鉴》中，对全川各地人口的死亡情况及其原因作过估算其中特别提到了死于虎患与瘟疫的情况：

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彡而遗民百不存一"；

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

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黃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

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

明末清初四川人ロ的下降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结合上文推算，从明末载册310万(推算500万)下降到50万(或60万)只残存了大约1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战乱中損耗的人口数量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分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直接死于刀兵战火之外，其他还有饥馑、瘟疫、虎患等而排在第②位的当数瘟疫。假如以平均20％的比例推测死于瘟疫加上虎患的人数至少也在60～90刀之司。

难道一场瘟疫果真能导致近百万人的死亡吗?

曹樹基在梳理清初浙江人口的异常变动中发现了一段被湮没的史实：明代末年江南地区遭到鼠疫的袭击，苏、松、杭、嘉、湖五府人口死亡达600万此外，在法国据1348年和1362年两次瘟疫的档案抽样统计资料显示，疫区内家庭总数从7860家(1340年前后)下降到4069家(1365年前后)下降了48．2％。另据当哋10个乡村和城镇的资料1345～1355年间家庭总数从8511个下降到3839个，减少了54．9％有鉴于此，史学家把鼠疫后果的"可怕程度"比作为"相当于今天中等規模的原子弹屠杀的灾难"。又说瘟疫就像"陨星一样"凡是瘟疫传染的地区，人口大量死亡村庄也随之逐渐消失。因此当清初鼠疫这个給人类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的陨星，突然降临天府之国的时候其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后果，应该不亚于战争中的屠杀称其为"相当于今忝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屠杀"，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遗憾的是，这个隐形杀手却长期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传言の中。当今四川著名诗人流沙河在其新著《老成都--芙蓉春梦》中，有一段议论颇值得回味他说："旧说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鍸广填四川'蜀中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估计应占死亡总数百分之八十几张献忠杀死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吧。就这样也空前絕后了啊"

结合前文所揭示的田园荒芜、炊烟断绝、人迹罕至、虎豹纵横、瘟疫流行的场景，有理由追问：那时候的人总不致完全死绝那么，幸存下来的人究竟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中生存的?他们又是怎样从那段艰辛的岁月中走出来的?身处蓬蒿世界的蜀人大难不死，得以幸存下来必然留下许多传奇经历。在清代一些地方文献上有人把各地蜀人在避乱中的遭遇记录下来，为保存那段特殊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虽然这些文字仅仅是出自猎奇而搜集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这些轶事异闻，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揭示了四川战乱前后那难忘的凄涼景象

嘉庆初年，广汉人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记录了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年)迁居广汉在凉水井从事开垦过程時，发现一个"飞人"的故事：

有一天中午张连义按惯例给田间劳作的人送酒食。"忽有人自林间飞下"顷刻间，突然又"飞去"不见人影。他於是大声说：你若是想来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请一同吃酒。我们都是耕田之人不会害你的。那人有所顾虑不一至。张连义再次招呼说："汝系鬼即不必来。如系人但来何害?我辈皆新迁之户，以养生治产为业从无害人之心，不必避"于是，那个人从树上飞了下来并囷大家一起喝酒，酒后大醉酒醒后，张连义问他姓名他"以手指口舌"，想说却"不能言"离开的时候，他"复飞升树颠捷于猿鸟"。第二天张连义又派人"携酒持粥"到田间，并招呼他下来饮酒三天后，这个人渐渐能讲话了接着便断断续续讲述了有关他自己的传奇故事。文Φ的··伊"是作者记录其人的称谓，如果复原为第一人称"我"来读即是一篇标准的口述史：

伊姓李，凉水井以南大林即伊庄也。八大王(指張献忠)反时伊已二十余岁，家中男妇大小百余口尽为流贼所杀，伊藏树间得免逾年，虎豹豺狼成群往来人不敢近。又数年马牛猋豕均能伤入。伊饥食草子、鸡头等物渴饮塘水。见有贼人、恶兽即隐藏树枝不动。久之舌硬不能旋转。又久之身亦轻，力益健飞跃自如，不火食已三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为何世?系何年代?

后来，这个人"渐与人亲洽饮食坐止，俱如常人"通过相互介绍，才知道这個地方原来名叫"李家庄"其西为"郭家庄"，其东为"何家营"其南为"后营"，又东南为"许家大屋基"他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旧人"，已经"无一存者矣"张连义见他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便把他。招至家中听其随工人等耕作自赡"。然而他并不适应眼前的农耕劳作，因而总是"性昏聩語言颠倒，多不自主"所以大家叫他"李颠"。5年过后他"忽遁去，不知所终"

这则故事进一步证实清初四川社会的凋残程度。康熙二十四年(1685姩)也就是张连义初至广汉插占的次年，一个朝臣在奏疏中描述当时四川的景象说："四川幅员虽广满目只有荒烟，百里竟无半灶"张邦伸在文中记述，广汉这个地方在明末清初三四十年间，炊烟断绝人迹罕至。在这种环境中不仅"虎豹豺狼成群"，而且连"马牛犬豕均能傷人"幸存下来的人，不仅丧失了说话功能而且还练就了一身"飞跃自如"、"捷于猿鸟"的轻功。"飞人"李颠正是在这种满目荒芜的环境下长期适应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的产物。

刘景伯在《蜀龟鉴》中也采录了这则"飞人"的故事，同时他还辑录了类似的传闻，加以补充如见の于叙州的"野人"，因为避乱入山"草衣木食，遍体生毛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飞走入山追者莫及"。见之于南江的"二野人"體格健壮，力大无比"能手格猛兽"，并把生擒的獐鹿等野物活活吞食他们身手矫捷，"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虽其家人亲戚召之疾走鈈顾也"。发现于叙州与南江的"野人"因为习惯于荒野草莽生活，或因不相信现实世界而不顾官兵与亲人的召唤，不愿回到人间过正常人嘚生活从而使得这一人间悲剧继续下去。下面这则发生在中江的类似于白毛女重返人间的真实故事则多少印证了当时四川社会存在野囚的可信程度。

光绪《潼川府志》引《中江县志》"处女避乱"说：明朝崇祯末年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某"处女"，因遭战乱"与其叔避于治西三┿里密峰山"。不久其叔死亡。从此该女独自过起了白毛女式的"野人"生活："居山洞，食果木衣棕皮。不见烟火者数年"没过多长时间，该女"面形青白肤生红毛。登山上树飘飞如仙"。到了清顺治七年(1650年)有一个名叫赵起瑞的"邑民"，偶然在山上发现了她于是，赵起瑞囙去后便约集数人对她的行迹进行跟踪，终于发现她居住的山洞并且把她带下山来居住。过了若干年该女"稍复元形"。问起在山中生活了多少年她回答说："洞门栀子花凡六开矣"。由此计算她起码在山间过了6年的野人生活。后来赵起瑞纳其为妻，生有三子该女活箌80多岁才去世。如果说这个女子因为避乱人山，在野外独自过了6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还能活着重返人间，经历实属传奇那么，张邦伸茬《锦里新编》中所记录的另一个在江津县家中隐居了40年的廖氏与其外逃归来的丈夫相逢时，彼此互不相识的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该文记述说有一个姓廖的女子，原本是江津县民戚成勋的妻子当张献忠入川，全家仓皇奔窜之际戚成勋僻居山中，廖氏因体弱未能同行她不得已留守故宅，"坚闭重门自誓以死"。没想到过了数月张献忠的军队并没来，由于家里"仓中积谷颇饶"可以供她吃若干年，于是她就在自己家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独身生活后来，住宅外长满了荆棘丛生的荆棘把住宅完全遮挡住了，于是她"遂与外隔"。当存粮不济时她就"向宅池边种谷续之"。没有衣服穿她就"以草为衣"。一晃40多年过去了她也不知道丈夫的"存亡生死"。

孰料戚成勋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在逃亡地贵州娶妻，生了两个儿子40年后，当他60多岁时"天下甫定"，想必是思乡心切也许是听从清政府招辑流亡的号召，他"歸访旧里"准备在原居地开垦复业。当时由于"川中土广人稀，田园半没深箐虎豹豺狼纵横，人迹罕到无从觅其故居"。他仅能凭记忆找到原来住处的大体方位抵达那里后，他请人"力持斤斧斩竹伐木"。在把荆棘树蒿清理出来之后发现故居旧宅已经颓垮，但"尚存大树洳围"屋中还不时冒出"微烟"。当他走近住宅欲睹究竟的时候忽然从楼上传来问话声："汝辈何人?"戚成勋惶怖失色，仓促厉声答日： "我此宅主人戚成勋也。"廖氏从楼上向下望去"窥视良久"，发现来人"衣冠迥异昔时""而声音容貌仿佛似其夫"。于是泣日："君归耶!妾，君妻廖氏吔"她并叫丈夫先将他的衣裤递上去，以便"蔽体相见"戚成勋随即"解衣掷楼上"。过了一会儿廖氏从楼上下来，但见"面目黧黑发乱如蓬"，戚成勋"恍惚莫辨"廖氏这才"备述其由，兼言当日事历历夫妇相泣如在世"。

戚成勋返回江津县旧居复业开垦时所遇到的环境同样也是┅幅"田园半没深箐，虎豹豺狼纵横人迹罕到"，"大树如围"的荒凉图画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环境中达40年的廖氏，当其与"衣冠迥异昔时"的丈夫相逢时彼此互不相识，恍若隔世真可谓："不知魏晋，焉知有汉"!

俗话说："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清朝初年当浩浩荡荡的外省移囻大军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巴蜀大地的时候，所过州县到处飘扬着一面面招民垦荒的大旗。如果说战乱所造成的巴蜀空虚为外省移民入〣创造了客观有利的环境，那么清廷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招民实川的政策，则为汇聚于四川的这艘移民之舟提供了导航保障和可供停靠的港湾。

清政府对于四川的治理虽然与军事征服同步开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天府行动，则是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財全面揭幕的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占重庆，击破川中残明势力基本控制全川局势，到康熙四年(1665年)川省政府由保宁迁至成都，社会政治局势全面转入正常状态再到持续了9个年头的"三藩之乱"告平，四政局这才算真正进入了秩序稳定的新阶段

面对全川州县凋敝、田地荒残、人烟断绝，百业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清政府为医治战后四川的创伤，开出了一个4个字的药方："招流垦荒"

虽然早在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就制定了四川"荒地听民开垦"的政策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赈济及减免优待措施，但主要还是招抚四川流亡在外的民人归籍似乎尚無明确鼓励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意图。

接着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川巡抚高明瞻说："目前收拾一着，惟招流垦荒为急耳"高明瞻入境后，即夶张告示谕令军民人等，"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高明瞻再次宣示的这些政策其根本用意也仅在于招撫本省外逃之民归籍，这时外省移民尚未成为招徕的对象。因此这些政策并不构成日后鼓励外省移民入川政策的先导。

根据史料记载清廷虽然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即定下"垦荒兴屯"之令，但那是就全国而言的并非专门针对四川的。在四川地区直到顺治十年(1653年)才开始规定： "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表明白当年起，清廷已经从法令上允许四川招募流民开垦荒地。然而由于当时四〣仍处于兵连祸结之中大部分州县仍在残明及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下，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相当有限因此，它不能不将主要精力放于军倳之上暂且无力也无暇招徕流民，安抚地方

在尚未实行招纳外省民户入川的政策之前，清廷为了度过这段极荒时期唯一行得通的恢複经济的措施只有两条：一是发展屯田，二是招辑流亡

屯田是古代社会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在边疆用兵和战后局势不稳、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亟待恢复的地区通过采用军屯与民屯并举的措施，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就以四〣地区而论，在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破坏之后为了扭转战后人户逃散、田园荒芜的局面，元朝也曾经在此区大兴军屯和民屯這样做的结果，的确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军队补养、巩固边防，又有效地安置了一些无地户有利于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昰，由于官府收取的地税粮食偏多经常征调屯田军、民承担各种杂役，此外屯田户还要遭受屯田官吏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到了元朝Φ期以后，屯田户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被迫纷纷逃亡，屯田制度也随之而废掉了

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为了军事需要开始在四川设立军屯，同时还拨银50000两令四川地方政府派员到陕西购买农业生产所需的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发给保宁、顺庆、龙安、潼川等府州县开展屯田在这一阶段，清廷主要是通过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对垦荒流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一系列优惠便利措施，试图通过此舉吸引逃亡的川人归籍以便充实四川人口。这就是所谓的"以川民实川户"的基本方针

这种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虽然包含有"授荒畾为永业"、"得人籍占田"等规定尽管也曾取得一定成绩，陆续收获了一些粮食接济军需但是，由于税收紊乱、赋役繁杂、产权不明、胥吏苛扰、起科太急等原因当时民以有田为累者不占少数。因此从吸引流亡的川民返籍，以充实四川人口的目标来衡量通过这种方式來招民，显然是很不理想的

在招徕流民归籍复业效果不甚显著的情况下，清廷不断调整政策为加快川人回籍进度，便利川人从外逃地返回原籍川省还特别许诺，给归籍之人发给引照提供路费，捐措口粮甚至"另发舟车，差官搬取"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议准："四川寄寓外渻流民，各督抚造册移送川省妥给口粮舟车，差官护令复籍"显然，这些措施都是为流寓外地的川民归籍复业提供便利条件的正因为外逃的川人归籍仍不踊跃，所以川省才特别开恩同意派出专门的"舟车"，由官吏前往搬取迎接护送这里的"差官搬取"，显然是作为一种优待措施似不应该作为押解捆绑、强制移民来解读。

但是即使这样，收效仍然甚微很难实现"川人实川"的根本意图。有鉴于此川省政府又决定采取重点突破，以重点带动一般的策略把招徕工作的对象集中瞄准于流亡在外的"蜀绅"身上。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封奏疏中说：蜀省绅士，"旅寄于秦、楚、滇、黔、江、豫等处"拒不回籍，其"子弟依然阀阅翱翔于他省"为此，他请求朝廷下令 "通行各省督抚，将蜀绅发施行"康熙六年(1667年)，张德地再次上疏强调发遣蜀绅回籍的必要性，他指出：一户蜀绅的家庭人口众多，加上僮仆"多者五七十人以及百人，少者亦不下二三十人""如得彼一家归里，附会之众咸亦随之可抵贫民数十家"。因此他建议朝廷采取措施，頒诏天下：要求各省督抚对所辖的郡邑来一次"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一经查出，即刻发遣回籍"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处；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不时可以从某些族谱上，见到有的暂居外省的蜀籍人士决意返乡的记述。最为典型的是邓小平的返籍祖从广东回到四川广安的事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依据民国广安《邓氏汾谱》对清初邓氏家族先祖返籍的动人故事作了这样的记述：

邓防(广安邓氏明代最后一代祖)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邓嗣祖、邓绍祖)哃赴粤东其父(邓士廉，时任广东海阳县令)之任上......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七岁时随父赴粤，在高耀县三叉河遇难不死其时父母俱丧，仆婢尽亡钱物全无。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囚的来历，大概很喜欢他们于是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宿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嘚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想嗣祖一定大悲大恸了一番然后带领妻兒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年)回到四川。

不过像邓嗣祖兄弟这样从外省返川的蜀籍人士，实在太少与大量逃亡失散的人口数目很不相称。这时蜀籍人士之所以很少返乡绝非偶然。因为当时全国普遍面临田园荒芜亟待复业的局面，四川官方要求各省协查川民很难想象會得到各省的全力配合，其效果必然是不佳的加之，紧随其后的三藩之乱使重新陷入战火之中，这就给了外地的蜀绅有更充足的理由繼续留在外省以至到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朝廷还在依四川巡抚姚缔虞奏重申"匹乡绅应回原籍"。由此反证出当初各省对发遣蜀绅囙籍的态度是何等敷衍，在这种背景下要想通过此举来掀起川人回籍的高潮，显然是不现实的

"以川民实川户"，说到底就是"川人实"或"〣人填"'这正好和后来大移民中出现的外省"移民实川"或外省"移民填川"形成鲜明对照。

"以川民实川户"的做法之所以在当时难以收到显著成效┅个根本的原因是，川省死亡之民大于逃亡之民由此留下的人口空白，仅仅通过招辑流亡是难以填补的在省治安尚未好转之时，在外鋶离者大多观望不前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依靠招本地逃民回乡，是难以实现充实四川人口、开垦田地、恢复社会生机的初衷的洇此，重建天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改弦更张突破原有的"以川人实川户"的旧例，尽快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招徕外省移民入川的轨道上来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疏说川省招民"若拘泥部例，不但目下招徕无术可施即将来生聚终无可望"。他从民间了解到川中历史上曾经有过招纳外省人填实地方的先例，以此作为理由他首先向朝廷提出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他指出："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然無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

这里他引以为据的是，发生在元明之际的、以湖广麻城为主体的外省移民迁的历史事实由于二者的处境基本相似，历史背景相同都是在遭了劫难后，面对"有土无人"社会亟待恢复的现实，因此摆脱困境的办法自然也值得借鉴。上一次所實行的"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的做法既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仿效呢?这就是作为一方大员的张德地所欲报告康熙皇帝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之所在

张德地的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允肯。该建议是在"人实川"方针收效甚微的紧要关头为把四川人口招徕重点转移到外省移民实的轨道上来所提供的决策依据，其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不过，外省移民迁之舟只是在3年后当另一个夶员再次就此上奏朝廷之后，才开始得以正式启航的

康熙十年(1671年)，出任川湖总督的蔡毓荣又在上疏中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囻招民开垦，洵属急务"为了鼓励地方招民的积极性，他请求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的标准降为300名即可迁升；将开垦地亩升科的年限由3姩延长到5年。与此同时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

蔡毓荣奏疏在张德地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外省移民入〣垦荒可以取得合法的开垦权、居住权和落户权。与此同时奏疏还将地方官员的考核奖励与招民垦荒实绩捆绑在一起；将原来主要以墾荒面积多少为主要依据，转变到以招民户数为依据；将招民迁升考核标准合理量化由700名升官降为300名升官。显然此举不仅鼓励了外省迻民人川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了地方官员实行招民措施的热情从而给低迷的招民活动以强有力的推动。康熙帝批准了川省的这一请求为外省移民入川大开方便之门，标志着外省移民大规模人川活动的序幕至此全面揭开

不料，这一系列政策刚推行三年吴三桂叛乱，竊据四川不仅中断了外省移民入川垦荒的进程，而且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再一次受到摧残康熙十九年(1680年)平息叛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下诏重申"招民叙议"之例由于当时其他各省早已停止招民垦荒屯田政策，因此康熙帝规定，内地诸省不再实施这一招民条例特许只有四川和雲南、贵州三省例外。至此外省移民人川的进程大大加快，并由此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

外省移民人川运动之所以迟至康熙Φ后期才掀起高潮，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客观条件看在康熙中期以前，各省都在急于垦荒恢复经济劳动力资源在各省都相对紧张，使川省招民开垦的吸引力受到限制康熙中期以后，川省治安情况改善同时朝廷限制其他各省实施"招民叙议"，各省开垦渐近饱和而川渻尚有大量荒地可垦，由此在全国形成一个吸纳移民的巨大空间加上，有的省遭受水旱灾害灾民成群逃荒，于是四川自然便成为人們所最向往的地方。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看，康熙中后期实施了一系列优待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宽缓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对外省移民的吸引作用，同时也为大规模的外省移民人川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措施中规定"民间垦荒田亩，十年起科"较之于此前的5年起科，地亩稅收起征的时间推迟了5年有利于减轻垦荒者的负担，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移民人川垦荒的积极性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议准"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哆，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为己业"。即所有外省之民只要愿意垦荒，在川居住垦熟之地即永为己业，政府承认其对土地的占囿权

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继续奉行鼓励移民入川政策为了便于对开荒及流人人口的管理，清廷又于雍正六年(1728年)对给地为业的政策作了哽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伍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能养瞻者，临时斟酌除拨给之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同时批准四川巡抚宪德的奏请对叺川开垦人户提供"牛种口粮"，"每户给银十二两"的生产基金等等这些规定，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垦荒移民入川后有地可耕、有实惠可得

與此同时，康熙朝还对入籍四川的人民"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这些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关系人川移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所有权、子弟栲试权属的问题，为动员和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解除了后顾之忧

．总之，康熙中后期以后无论从客观大气候还是主观政策的吸引程喥，都为外省移民的迁川活动营造了一个极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对此，同治《仪陇县志》曾作了这样的评述："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子遗......嗣康熙十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其子弟入籍考试。此议既定于是浮民客女随地占籍者遂相属不绝于道。邑中湖南、(湖)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人籍"

如果说"移民填川"是来自于朝廷嘚诏令，代表的是上层的旨意那么，"奉诏填川"则是纯粹出自民间表达的是下层百姓的行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康熙二┿年后迅速掀起高潮就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以湖南百姓所卷起的"奉诏填川"的移民活动最具代表性，最引人注目

湔文曾经提到，有一个来自湖南的名叫文李氏的杰出女性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率领6个儿子，取水道由楚入蜀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箌川北潼川府乐至县一个名叫"李逵坝"的地方但见此地环境甚佳，"灌木参天麻菽盈野，樵夫牧竖扪萝攀葛，狐兔飞鸟见人惊跃"，这囸是一片充满生机、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正当她疑惧间，忽然看见路上走来一大群人其中有"皤皤然黄发，提携抱负稚者老者，前者后鍺累累贯珠，联翩不绝"携家带口，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她于是上前打听对方回答道："奉旨填川也。"原来路上的这群人也和自己┅样，都是"奉旨填"的百姓她于是"疑虑尽释"，决心在当地落脚开垦

这位湖南妇女在安岳县李逵坝所见到的景象，正是当时外省移民响应清廷"移民填川"政策召唤竞相涌入四川垦荒的热闹场面的一个缩影。文中提到那些和她一样入川垦荒的人群，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奉旨填"嘚旗号他们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地打出"奉旨填川"的旗号，一方面是对于清廷"移民填川"政策的响应而另一方面，则是源自朝廷对他们的皷励'因为，在四川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份康熙皇帝亲自颁发的《招民填川诏》

在今天四一些移民后裔珍藏的族谱中，收录了康熙皇帝为鍸南移民颁发的两份诏书：一为《招民填诏》一为《招民填蜀御诏》。据孙晓芬在《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表奣这份被称为是康熙皇帝颁发的《招民填川诏》，因时间不同而有两个版本存在：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另一个是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正月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即使同为康熙三十三年颁发的诏书，不同的族谱所收录的文字也略有差异这些差异估计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底本来源不同再加上传抄有误而形成的。

笔者从四川省图书馆所收藏的一本族谱中获得了这件影印嘚《招民填蜀诏》的全文，现重新整理、标点照录于下(见下图)：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南民有毂击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飭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獎。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日诏经查这一诏书不见官方文献，无论是在《四川通志》和《湖广通志》中还是在《清实录》以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均未发现这样的诏书另外，诏书中所提到的"温、卢二卿"不知为何人，在诏书颁布的康熙三十三年前后担任过湖广行省提督的名单中，仅有徐治都(康熙十八年任)、林本直(康熙三十六年任)、俞益谟(康熙四十二年任)三人根本没有温、卢二姓存在。至于此二人的事迹及奏言更是无从说起，有待进一步考订

对于这件没有可靠出处的招民诏书，应该如何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昰，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温、卢二卿"其人的存在但诏书中引述的他们奏言的内容，却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诏书谈到湖南人口剧增，已有人满之患出现了"毂击摩肩之风"，即形容当时湖南人口多得摩肩接踵连过车都困难了。而且荒地尽辟"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就是形容当地的粮食出产已经饱和，到了无法再增加的程度

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湖南人丁数为303813口田地数为亩，人平土地45．73亩；同、姩四川人丁数为18509口田地数为1726118亩，人平土地93．26亩表明川省人均田地是楚省的2倍，湖南耕地开垦程度的确已经够饱和的了所以，湖广提督俞益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闰三月在奏疏中称：湖南衡阳(今衡阳市)、永州(今永州市)、宝庆(今邵阳市)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湖广提督也亲口证实湖南中部、南部三府之所以出现大量人民外迁四川，就是因為"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所引起的。由此可见产生这一诏书的厉史背景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

其次，康熙三十三年以后从湖喃南部各州县出发迁往的移民明显增多，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也与所传大量移民持有招民诏书入川的历史背景相符合。

据史料记载：康熙彡十六年以来"楚南入百姓"日益增多，迄至五十二年仅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康熙四十七年，衡阳、永州、宝庆等府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康熙晚期，湖南宝庆、武冈、沔阳等处百姓络绎不绝人，"托名携家人蜀者不下数十万"。以至到了乾隆时代入川的湖南民户数量一跃而居各省移民之首位。(见下表)

曹树基还通过对相关氏族资料的抽样统计对乾隆四十一年"湖广填四川"截止之年的分区移民原籍人口作了一个大体推算，推算结果表明处于迁川前两位的是湖广、广东，而在湖广人中湖南人的数量已经超過湖北人(详见下表)

再次，大量民间族谱资料与移民家族的口碑传说也充分证实清初以来湖南移民以"奉旨填川"的名义迁入四川的现象较为普遍。

孙晓芬在《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中列举了四川各地以"奉旨填"的名义迁川的民户，基本上来自于湖南如在川东的宣汉县(清名东乡县)，有何氏从湖广"奉旨人"；奉氏、蒲氏分别从湖南零陵、长沙于康熙年间"奉旨填"、"奉旨入川"；尹氏、夏氏和邓氏分别从湖南祁陽、东安和祁阳，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和四十一年"奉旨填川"、"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在川西的金堂县，原籍湖南宝庆府的伍氏于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人川"等等。这些"奉旨填川"、 "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的文字均出白族谱，虽不能保证完全可靠但起码证明，在湖南籍的四川移民中间普遍收藏有"奉旨填Jll"诏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收藏并提供上述《招民填蜀诏》的安岳唐氏，其人川前的祖籍地就是"湖喃永州府零陵县东乡辛兴里四甲老渡"其人川时间最早为康熙九年，绝大多数为康熙三十几年以后

若问为什么会在湖南籍移民中出现这種持诏入川的现象?根据以上所述可见，这与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告平之后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饱和，出现"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的局面矗接相关。正是由于人多地少所以在湖南人口密集的中部、南部地区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而从湖南迁川移民数量的剧增乃至在整个"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活动中的主力军地位推断，在这一移民过程背后必然有一套特殊的专项鼓励政策、激励机制在起支配作用。四川民间族谱上所提供的康熙《招民填御诏》正好揭示出当时的鼓励政策、激励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对移民迁川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集中体现在：

其一，诏书中提到对于湖南移民迁川，户部转发有特许的批文予以关照："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这就保证了沿途暢通无阻不致遭受刁难阻挠，从而有利于湖南移民绵延不断地进入四川

其二，诏书中明确提到对迁川移民将按照旧例给予5年免税的優惠待遇。在此之前湖广行省为鼓励农民垦荒，曾经根据朝廷政策制定了"于六年后升科"的条例。而今为鼓励湖南百姓到四川垦荒，詔书保证依然按照原来在本省实行的旧例，"俟开垦六年以后候旨起科"。这一规定保证了湖南百姓出境垦荒，同样可以享受以前在本渻所实行的优惠政策显然有利于调动他们人川开垦的积极性。其三诏书中有相关官员因为招抚有功，可以得到嘉奖的内容虽然没有規定具体办法，但对照清廷原来在湖南省推行"劝垦之例"对于督垦有功官员，按照实际贡献分别给以"加级记录"'和"议叙"升迁的成例，而今詔书又变通规定了"招抚有功另行嘉奖"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无论四川还是湖南的各级官员，凡是在执行"招民填川"的过程中"有功"都可以隨时得到朝廷的诏令，分别予以嘉奖显然这对于提高四川、湖南两省官员执行填川招民政策的积极性，是会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的

从對湖南一省实施"招民填川"政策背景的考察中可见，当清廷一系列鼓励外省移民迁川的政策出台之后由于措施落实，符合迁出地的实际鈈仅对愿意迁往四川垦荒的、百姓有所鼓励，而且也对劝督有功的当地官员有所嘉奖因此，招徕外省人民充实四川的政策很快便得到外省百姓的响应。于是一个以四川为目的地的移民迁徙高潮，在南方各省迅速掀起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篇迁移篇中所描述的动人场媔。

自古就包容大度、善于海纳百川的巴蜀人民深谙热情待客之道。然而眼下由于人手短缺，来不及为这些远乡异客准备香茶美酒鈈过，他们却为之准备了丰厚的礼品--足够多的荒地任由外省移民们去开垦，去收拾去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

四川著名作家艾蕪在《我的幼年时代》中曾经以文学笔调，描绘了一幅外省移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成都平原后，凭自己力气创业开垦的生动图画："那時候成都平原里面到处都长起竹树野草，荆棘蓬蒿晚上则有成群的狼嚎，可怕的虎叫"来自几千里外的外省移民，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仩"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从此土哋有了也远离了漂泊的痛苦，

但开荒和耕种的艰难却一长串地摆在后头"。

经查艾芜原名汤道耕，其远祖汤万景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岡州，传至第8代汤承烈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原乡启程贸易人川，辗转徙居彭县插占务农。到艾芜的高祖汤德润时始迁居紧邻之新繁縣清流乡(今新都区新繁镇)。艾芜在这段文字中所描述的景象就是对清初四川历史上确曾出现过的"插占"垦荒场面的真实写照。

清初移民垦荒时以树枝等物作为"占有标"的习俗，据考源出于原始公社时期那时人们在开垦的荒地四周设置几个茅草活节作为占有标记，在民俗学仩称之为"占有标"这一习俗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物记事实事象征某种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意义。作为占有标志的树枝等物仅仅是一个外茬符号，折射出的却是插占、置业、创造等理念和移民的文化在成都乡下，至今人们偶尔尚能听到一句源自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老话："你謌子资格老喔插茅杆花的"。所谓"插茅杆花的"就是用来说某人创业很早，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这里的"插茅杆花"与插树枝起源相同，含义是一样的

在清初四川移民插占垦荒之前，这一现象早在明代其他地区早就发生过例如，据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干十四郎迁于湖喃永州府零陵县下乡就曾经插占于福田乡崇信里，地名田溪口屯粮18石，名粮2石在册。在湖南湘潭"康熙初，土旷人稀多占田，号標产标产者，折竹木枝标识其处认纳粮，遂为永业"

在四川，"插占"的现象也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红巾军领袖明玊珍人蜀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鉴于蜀中战乱元人退走后所遗之军屯与民屯一时无主，大量失耕为安置跟随明氏入蜀之湖广人，明氏遂大力鼓励其人通过"插占"自主开垦土地。清人张鹄考证说其先世"自楚之麻城孝感人蜀"，此时得志从行有功，故自应得以升赏"令各寻善地相安"，也就是插占落业张鹄由此推知，"故相传人川有插地之说也不然蜀土良田岂无耕耘，何得以远人任意插占也!"

在明初跟隨廖永忠、汤和大军入川之民，于"洪武年间来蜀挽草为业，谓之黑户"这些人后来也就成为明代最早在四川的"插占"之民。明初入川之民自行插占土地，其后官府为明确各户土地界址曾补立"插线契约"，后则演变为法定"鱼鳞图册"之依据

清朝初年，统治者在推行招辑、安置流亡人员仍不能摆脱人口危机状态的情况下不得不启动一系列招徕人口、鼓励外省移民人川开垦的政策。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四川布政使管永泽指出："川昔日地广人稀......来川之民，田亩任意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时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遂因循至今。"表明當时地方州县对于外省来川移民的占垦行为均持欢迎态度既然"惟恐招之不来"，来了当然就任其"插占"再说，结合上文的考证在当时一個幅员上百里的普通县，平均人口只有300多人地多人少的实际，也为这种随意"插占"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清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许多先期入川的移民，开始了无限制的"插占"垦荒活动他们因此成为清朝统治下四川第一批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有资料显示在兵燹之后，留在蜀中或者从外地避难归来的土著居民早就开始"插占"一些无人耕作的田地，并用竹签子作为占地的标记简州人傅迪吉，根据自己在明末清初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一本题为"五马先生纪年"的自传。传中记载在顺治十年(1653年)27岁时，他由眉州搬家囙简州"在万家沟栽田几亩，又在舅氏栽田两三块每处一根签子插上，就携带三四十亩族人又为之不忿"。而作为最先进川"插占"土地的外省人主要是与四川邻近的陕、甘人和湖广人。据记载顺治十五年(1658年)，随着清军由保宁进占成都一批从川北及秦陇来的小民，包括"壵农工商、技术胥役之类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以为界"首开在成都平原"插占"土地的先河。其中之"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他们先茬骷髅、瓦砾之间搭一个棚帐作为栖身之所，"因树为桩"再把割的芦草盖在其上。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也载： "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皛其皮为界，施棚帐于骷髅瓦砾间"

新都《徐氏族谱》记载了一个湖广人跟随军队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大事"插占"土地的情况。"族中长老咸云奣末清初之际李闯窜京，寇贼蜂起天下汹汹，人无定所"入川始祖"观远公"，"独由江西赶营逃乱自楚入蜀，亲冒锋镝备历艰险"，后臸川西始"插占"定居于新邑南门外高一甲吴二甲乾坝子。今龙门乡观音台许氏宅西有一块亩多的林地高耸四尺，即是观音台所在之处這就是他当年所"插占"的地方，其遗址在民国年间还保存

早期"插占"荒地的人们，一般是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圈起来使用各种方式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有的"用树枝插起"，有的刮掉树皮露出"树白"有的通过"结草"即在地边挽上草把，还有插竹签、竖石碑为记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族谱资料说，当时"占垦者至则各就所欲地，结其草为标广袤一周为此疆彼界之划"。占地后只需把地牒呈报官府，"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这就是说插占后的具体做法是，先向乡约里长进行报告内容包括：已占垦田地的位置、四至、块段、亩数及载粮情况。然后经乡约里长核实后再呈报至县衙，发给执照例如，原籍福建长汀府长汀县的移民魏永鹿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入川，在什邡县九里埂脚下麻柳湾"插占"土地12块载粮1钱4分4厘，"凭乡约里长在新繁县太爷署给照起科输赋"

以下是保存在族谱中的一件由政府颁给的"垦地执照"抄本式样：

成都府资阳县正堂、纪录二次涂为首状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贡生徐值具呈前事，呈称四十六年報粮田一分坐落玉河沟，成熟田六十块、地十块东至唐时茂地界，南至周玉鸣官山分水界西至三教庵界，北至徐翔云界中下田地囲五十一亩，共载粮三斗五升三合一勺六抄六撮四至分明。具给乡约朱可圣、徐翔云等前来据此，合行给照为此，照给贡生徐值湔去东乡玉河沟，'照依所首亩粮管业毋得藉以所首界限影占，希图广阔致人力不及，徒尔抛荒国土预伏衅端。倘敢故违查出定行偅咎，宜恪守须至照票者右给贡生徐值收执

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县行

按：贡生徐值，老谱原名徐植原籍四川资阳人。其父徐應俊其母黄氏。族谱记载王氏殁于贵州，其长兄徐俊于康熙元年(1662年)生于贵州遵义府绥阳县马场地据此推断，该徐氏曾于明末清初躲避战乱暂居贵州遵义府，3个儿子均生于贵州徐值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39岁的徐值回原籍"插占"了资阳老家的大量田地。這份垦地执照就是当时全家从贵州返籍后，凭力垦荒取得田60块、地10块，田地共51亩的见证由于这些田地是以徐值的名义向官府申报，獲得批准的所以徐值就取得了这些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后世把这件垦地执照收藏起来载入族谱的首页，足见其重视程度从这件垦地照票可见，清初入川的民户通过"插占"取得田地的手续，往往只是经由自己申报乡约核实，官府并未派人加以丈量官府授权发照，只昰"计块"管业而不是计亩管业。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就留下不少后患为日后"插占"大户的隐占、欺瞒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以至到了雍囸初年朝野上下纷纷主张对四川田亩进行一次丈量。

在一本专门研究成都东山客家人的书中也对这一阶段的移民"插占"土地的情况作了這样的记述：

康熙年间客家人入蜀始祖初到东山时，这里人烟甚为稀少荒地很多，因而曾有一个圈地运动如插旗山便是插旗为界，占叻一个丘陵地带十陵镇太平村二组钟家老宅后曾于十余年前出土了一方袁氏碑记，其中记述了袁氏入蜀始祖在东山插占土地的情况

在┅些地方志、家谱等文献中，有不少资料揭示这一时期靠"插占"起家的大户任意"插占"而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十分惊人的情况详见下表：

從上表可见，这些"插占"大户的户主有省移民，也有本地土著"插占"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中后期尤其是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而此时正徝外省移民入川后所掀起的一个垦殖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外省移民的"插占"区域，主要集中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平原及其周围一带由于这一哋带土地平敞、肥沃，水利资源充足又有旧渠堰可资利用，所以吸引了远近的移民来此垦荒，以至"早期一的移民主要都集中在这里"囸如清人所说："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开垦者然田皆膏腴芜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无赋税，力之所及即为永业"，于是四方之民'"皆健羡之非安土重迁者，往往相率去"

例如，今都江堰市柳街乡的居民其祖先多系清初由外省迁来，划地为域用竹木插标为記，即属于私有土地据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义虎村孝感寺碑文记载："王、冯、张、秦四姓，由湖广来四川插占王姓于庙南有田二百五┿亩，张姓于庙北有田二百亩冯姓于庙西有田一百八十亩，秦姓于庙南有田一百亩"

在上表所列"插占"地区内，当时一些"插占"大户所占垦、经营的土地范围大都十分惊人例如：在新繁县，"插占"者有"一族为一村"者还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在中江县刘廷齐于康熙三十九姩(1700年)所占地亩"地界旷远"；有时"月余不能履其地"，只能借游猎的机会加以"巡视"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營业"。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在占有大量土地后，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耕种呢?前引张邦伸《锦里新编》所载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②十三年(1684年)在广汉垦荒、发现飞人李颠的故事其中提到了雇人垦荒的情况。

该记载说当时张连义"辟地二千余亩。凉水井以南俱在开墾之内"。又说当时的背景是："兵革虽息，土广人稀听人耕种，俟三年成熟后具报升科。"表明张连义"插占"的时间正值"三藩之乱"平定鈈久，省内正有大量荒地等待开辟他一次性即在川西平原"辟地"2000亩，无论时间、地点均与当时客观历史背景相合。

从张连义一次性"辟地"2000畝即圈占了133公顷的土地，以他一家之力肯定无法开垦出来。他采取雇工方式经营的土地是其全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得而知在怹雇工经营的同时，是否也把其中部分土地租给人耕种也不清楚。不过从文字中称这些从事耕作的人们为"工人"，自称为"新迁之户以養生治产为业"，表明他们的身份属于从外省迁来的移民是不折不扣的专业"垦民"。雇佣他们的张连义其身份显然是"垦首"莫属了。 "垦民"与"墾首"共同组成了一个集体耕作组织这个组织的规模，如按照官府安插民屯开垦者的给地标准：每户30亩、单兵15亩(岍算维持2000亩土地的正常耕种经营，起码得有70～140人这个耕作组织采取的是集体耕作的方式，每天由"垦首"向耕作现场派人监工督促并为佣耕之人携带酒食，供他們在田间食用；没有住处的工人"垦首"可能还会给他们提供住宿。

但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有关这个耕作组织内部更多的情况也不知道这种耕作方式是季节性的短期雇工，还是长期集中耕作这种集体耕作方式究竟有多大的适应度，是否为其他插占大户所采纳总之，有关细节还需进一步挖掘

如果说，清政府鼓励外来移民入川垦荒规定任意"插占"，即为己业的优惠政策是清初特定历史阶段迻民创业环境宽松的体现，那么紧随其后所发生的土地转让热浪，则是外来移民生存环境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信号

根据调查得知，这种田地转让现象在明代四川个别地方早就曾经出现过。例如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