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坦荡之时，即便行程再繁忙，路经重庆，黄松有不忘去常怡办公室看望，跟他聊聊。“没有他（常怡），就不会有我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他在一本书中如是写道。

       据公开资料报道，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

       “（读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察觉到他会出这样的问题，他是一个很小心很谨慎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还期望他能够再前进一步。我总以为他自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常怡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有出事后，他坦言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霉气”，也反复思考学生出事的原因。在他看来，曾经那个连题词都不愿给律师事务所题的好学生，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黄松有对形势的估计不够清楚。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的时代，加之日趋城市化，很多人都会在这股浪潮中迷失。一个人权力太大，就会有人供他，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成为别人的奴仆，为别人（行贿者）办事。他就是这样。”他说。

       “本来我认为学生的成就可以跟老师划等号，就像很多老师一样，学生好了，做老师的很高兴，其实并不能划这个等号。同样，反过来，学生失败或者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也不能够跟老师划等号。我觉得这个界限要划清楚。我也不清楚这算不算在为自己辩解。”他笑言。

       常怡：他学习还是很艰苦的，属于很勤奋的一类学生。因为他家在农村，也曾下乡锻炼过，他1977年高考没有考好，1978年考上我们学校（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从广东省高级法院书记员做起，一路做到最高法副院长。这条路他走得很艰苦也很努力。

       他在担任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1997年3月黄松有调任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报考我们学校的博士，属于在职博士，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认为学习和工作的问题他处理得比较好。

       他平常经常开会，他会利用开会的时间，或者在酒店、节假日空余时间看自带的学习资料，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学习。

       常怡：有。当时有些人想通过我开后门，办一些事情。我都拒绝了，我说我是当老师的，不能犯错误，不能帮着学生犯错误。

       这些事，我都跟黄松有说过，我说如果通过老师来找你，这扇门我一定给你堵上，但你自己那边就得留意着。他当时很感谢我，他的爱人也很感谢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做学生的时候，他尊重我。别人想来我这里打开他的门，我总是拒绝。我们当老师的应该给学生做榜样，不能让学生犯错。

       如果遇到有什么案件办得不公道，需要向他们最高法院（1999年6月黄松有调任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庭庭长）讨公道，我们会通过一些渠道帮助这些（讨公道的人）在底层法院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让他们到黄松有那里去解决问题。

       常怡：他毕业后，我们还不断在一些场合见面，毕竟是一个圈子的人。像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及他们最高法院邀请一些教授开的一些会。

       我记得有一年在山东济南，我感觉西政的学生们（包括黄松有）都是不错的。后来，黄松有到我们学校当博士生指导教师。当时我想他是实践部门的人，对全国民事审判的工作很了解，也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学习，让他来当老师对我们教学会有很大帮助。

       常怡：出了事情谁也不谈论，甚至不提。我们西政有这么一个风气，哪个学生升官了，学校的通讯报道就会马上报道，感觉很光彩。黄松有一出事，大家都感觉“霉”了，干脆就不提，任何场合都不提。大家心理都清楚，但口头上表面上都不提。

       后来我也想通了，本来我认为学生的成就可以跟老师划等号，就像很多老师一样，学生好了，做老师的很高兴，其实并不能划这个等号。同样，反过来，学生失败或者犯了错误、犯了罪也不能够跟老师划等号。我觉得这个界限要划清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这就像我们考察一个年轻人，不能看他的家庭出身，主要看他个人表现。

       常怡：黄松有这一事件对法院系统的建设来说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这就要求他们要从思想认识、从制度建设上开始反思，怎么接受这个教训。后来，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出了很多规定，但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感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一不小心就容易犯错误，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诱惑太大，稍微一放松警惕就容易出错、甚至犯罪。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吃败仗的人很多，有些比黄松有的级别还要高。一个人权力太大，就会有人供他，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成为别人的奴仆，为别人（行贿者）办事。黄松有就是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现在出事的法官，不少是学者型法官，大都专业素质十分过硬。可以说在学术教学方面学校是很成功的，但学术终究是学术，您觉得教育层面有没有缺陷？有什么对策？

       常怡：怎么教育一个学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我认为学生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可以说很不够。我们在知识方面强调得比较多，但做人方面说得还不够多。

       首先还是强调好好做人，这不是说我们的学生容易发生贪污腐败的情况，而是人到一定官位、拥有一定的权力后，容易发生贪污腐败这样的事情，但这一点人们往往在获得权力之前没有充分意识到。

       让一个学生能够到一个很重要的位子，我想我们的学校是做得到的，但在此之前，如何在可塑范围内好好教育（让他们避免犯贪污腐败的错误），我们的学校做得还不够。一个只能出法官的学校，却还产出知法犯法的法官，我们也很揪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如果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到高度自律，不犯错误，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澎湃新闻：您的学生大都从事政法方面的实际工作，您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感觉当下他们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常怡：我感觉有关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这三方面他们关心很多。当然，这些议题是司法制度的命根子，尤其是公正性。司法制度本身是为公正而建设，如果社会上的人得不到公正，那么这个制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司法部门而言，当人们受到冤枉感到不公正，向司法部门讨公道寻求解决方法时，如果你这儿反而还不够公道，那么老百姓就会有意见；老百姓有意见，领导层也就会有意见。司法制度是一面镜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面镜子，人们就看你这儿是否公正。如果连你这儿都不公正了，那整个国家就不可想象了，就毫无正义可言了。

       这些议题太重要了，我感到我的学生们，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非常关注。我认为改革改来改去，上述三方面一定要抓紧。目前，党中央也在抓，我感觉到对法治抓得比较紧。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我们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博士生和导师究竟是什么关系？近日，这一话题因一起自杀事件再被聚焦。

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疑似跳河溺亡，他的女友吴静成了斗士，贴出了男友和导师的聊天记录截图，直指导师要为男友之死负责。截图显示，杨宝德导师周某经常要求其为她拎包送水，给她买饭，陪她吃饭、逛超市……杨宝德成了为导师打杂拎包的“苦力”。

20日，西安交大公布事件处理结果，取消了杨宝德导师周某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在美国，任何一张截图都足以使老师丢掉饭碗，甚至去蹲监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杨荣贵直言，学生来学校是来学习的，他要做的，只是和课程与学位相关的论文工作。

在国内，师生互动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复杂。但能确定的一点是，导师很重要。

“你读博生涯的成功与否，跟导师有八成以上的关系。”国内某一流高校理工科博士毕业生邹阳（化名）说。“导师能决定你的前途。”北京语言大学文科博士生杨晶（化名）表示。

在学术圈内，这是“常识”。

投到哪个导师门下，就被贴上了标签

对博士生来说，选好导师、投入师门的那一刻，就开始进入学术圈的原始积累。

老师所在的“派系”，所占的“山头”，所拥有的资源……这些对初入学术之路的博士生来说，至关重要。导师的学术视野和科研审美，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否在博士期间迅速找到自己的科研方向，明确科研目标。

“我就是瞎选了一个导师，当时啥都不懂。”孙兵（化名）从外校考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工程研究所读博士，在一大堆研究员中选中了他的导师。但这导师能力如何、人品怎样，他一概不知。一切就像撞大运，总结起来，孙兵觉得自己选导师的运气中等。“人家让你按时毕业了，这运气还不好吗？”

但运气真正好的，是那些选中了“大牛”的学生。“我现在明白了，要选导师，就得选在业界只手遮天的，在院里地位高的，其他都是虚的。”老师资源多，学生就能跟着沾光。“这老师说话有分量，他说一句话就能帮学生把事办成。”孙兵举例说，院内某“大牛”导师的学生，“水平还不如我”，顺利赴国外跟着业界大佬念博士后。

“学术圈是要混资源的。你导师能拿到多少项目，分给你多少课题，帮不帮你发文章，甚至给不给你找工作……一个好的导师，比什么211、985之类的平台都重要。”杨晶说，博士生和导师确实有人身依附关系，进了哪个导师的门下，你就被贴上了他所在“山头”的标签。

成彤（化名）跟的就是“大牛”导师。他也就读于中科院系统，所学专业偏向工程。导师牛，项目也就多。刚跟着导师时，成彤几乎成了空中飞人，每个月要飞一万多公里，去做导师在各地的项目。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位好导师——项目多，给学生发钱大方，在学术圈和业界人脉宽广。“他对我们，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

然而，博士还没读到一半，成彤的导师就不幸去世。主心骨的骤然离去，对整个团队来说，都是极大的打击。

之后团队的副研究员接棒带队，团队的工作重心也随着这位副研的喜好转变到了成彤并不感兴趣的方向。“我偏好工程，他喜欢科学，不是很合。但我想着，还是要把学位拿到，就得去做这位小老板想做的东西。”

孙兵和成彤都很清楚，作为博士生，一方面要探索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要帮老师干活，帮助完成老师的科研任务。

有时是和导师合作，但有时也是为了哄导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导师也有不靠谱的时候。孙兵回忆，导师经常要他帮忙计算一些“从理论上推就是错误”的东西，而且态度强硬。每次计算都相当费时，但孙兵不得不乖乖领命去算。他也抗议过，但无效，导师说，你先去算，算不出来再说。“一算就是半天时间。”

要毕业的那一年更是“水深火热”。导师临时加码，要求孙兵的毕业论文写出新东西，不能仅仅做之前研究工作的总结。但除了写毕业论文，孙兵依然要帮老师画图、算题、跑程序。孙兵每天早上8点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中午也无法休息。

生活还要继续。最后，孙兵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并将其中一部分写入了毕业论文。导师又说，此内容和毕业论文主题关系不大，应删掉，但又问他要了原始数据。“这不是明摆着要窃取我的劳动成果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孙兵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又能怎么样”。导师握着你的毕业证，你最好听话。换导师？所里已明确说了，为了所内和谐，最好别换。而且，你一走，意味着这个老师浪费了一个博士名额，不够仁义。

“A老师如果收了B的学生，就是得罪了B。”邹阳说，“没有哪个老师愿意为了学生得罪同事。”

至于抗争，要到毕业之后。毕业后，导师给孙兵发过信息，让他有空时回趟学校，讨论下孙兵毕业论文发表事宜。

“培养委员会”或可形成权力制衡

杨宝德自杀事件持续发酵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常江发了一条微博，指出此事的确应该给所有高校研究生导师敲响警钟。

“中国传统下的师生关系私人化成色太重，契约精神不足，发展到某个极端，完全有可能酿成悲剧。传统中不好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肃清。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首要是学术生产体系中的契约关系，这一点必须成为双方的共识。”常江说。

但师生互动的分寸感确实不好把握。“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单纯是学术上的关系，它还有点像长辈和后辈的关系。”杨晶坦言，身边也有导师为学生介绍对象，还有学生带着导师去看病的，“感情处得好的话，这些都没什么。”

成彤就觉得，帮忙跑腿拿拿快递，帮忙去财务处报销，都很正常。“导师参加饭局要喝酒，我开车接送他，不应该吗？”

但某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坦言，深究起来，导师权力过大，形成派系山头，使唤学生干私事，都是“学术腐败”。“不应利用你对学生的指导关系，让他做任何学术之外的事情。就算你给学生发补助也不行。”

如何减轻学生对导师的依赖？暨南大学地下水与地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仕军曾在美国求学，他非常欣赏美国的“培养委员会”制度。委员会有5个人，这5个人一旦确定轻易不能变动。“他们都比较了解学生做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使导师有意为难学生，其他4个人也能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有了委员会，导师不再“一言堂”，学生能得到更为多元化的指导。

也有教授提出，在博士生招生中不该以导师名义招生，而是以专业招生，取消“人身隶属式”的管理方法。

姜仕军坦言，这有点困难。一般来说，僧多粥少，一名老师可能两到三年才有一个博士生名额。若按专业招生，可能会出现“抢学生”的乱象。

杨荣贵的建议则是，加强第三方监管，给学生提供申诉渠道。在其所在高校，一旦老师行为越矩，学生可以向系、学院研究生管理委员会汇报，学校会对导师进行严格处理。

而这一切，对孙兵来说，成了与己无关的事情。吐槽了老师，他觉得挺爽。

“没关系，你把导师名字写出来都没事。”孙兵提高了音量，“我都毕业了，还怕什么？”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他就决定和导师一别两宽，不再联系。

（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