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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声乐系主任）

吴德钟（），湖北省沙市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8月-1976年9月任山东省五七艺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3月-1979年9月任山东省艺术学校党委书记。1979年9月-1983年12月任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说起我的父亲吴德钟，可以说他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抗日演出队支部书记,当时是地下党身份；1942年在新四军淮北苏皖边区淮宝中学,先后任训育主任、校长；1946年任华中五分区师范学校副校长；1947年任华东荣军总校第四分校副校长，解放后任荣军总校校长；1957年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同年任山东省政治学校党组书记；“文革”时期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当权派”的帽子，关进“牛棚”；“文革”中期，1972年爸爸恢复工作时，组织部门找爸爸谈话，听二哥说，爸爸回家跟妈妈说是王众音（当时的省宣传部部长）找他谈的话，一是回到民政厅工作， 二是去山东省五七艺校，征求爸爸的个人意见，爸爸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还是喜欢教育工作，不想再回民政厅搞行政工作了，因此调入了山东省五七艺校，从此和山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工作到1983年离休。

山东艺术学院五七艺校时期领导班子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吴德钟

记得爸爸恢复工作后，补发了他停职期间的工资共计一万多元，在当时那个年代，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啊。能够重新获得自由，能够重新为党工作，能够把自己长期积累的治学经验贡献出来，爸爸十分高兴、十分感激。因此爸爸决定把补发给他的工资全部上缴党费。记得当时爸爸和妈妈商量好上缴党费的事情，还特意把我们几个孩子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当时二姐还为此闷闷不乐的对爸爸说：“成天批斗你，成天打你，耳朵都被打聋了，你怎么还上缴这么多党费啊。”爸爸说：“我相信党，我从来没有对党失去信心，所以打我、批斗我，我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悲观自杀。我现在重新出来工作了，就要努力的为党工作，上缴这点党费算什么？战争年代那些牺牲的战友把生命都献给了党，我在荣军总校工作了那么多年，面对的都是那些英勇奋斗的荣誉军人和战友，看到的感人事迹多了，我这算什么？”

1972年刚到山艺的时候我才10岁，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山艺特别荒芜，学校四周都是庄稼地。由于艺专的下马，“文革”中又有几年停止了招生，偌大的校园静静的、空空的，只有几十户教师住在三个破旧的筒子楼里。到了晚上8点，学校周边的马路上和校园里就没有人了，校园里静得就如同深夜。

当时的山艺有好多果园，果园里杂草丛生，爸爸就组织带领大家搞义务劳动，拔草、种树、修整校园。当时的义务劳动是大人孩子一起上，我们很多家属孩子都参加了当时的义务劳动。当时的干部也都身先士卒，因此我很多次和爸爸一起拔草、扫院子。后来爸爸又和大家一起在家属楼前的院子里开会，选举楼长，把义务劳动制度化、常态化，由楼长分配大家义务劳动的工作。记得我家当时住的是南楼，楼长是辛春生老师（退休前是山艺教务处长），每当到了星期天的早上，他都会在楼道里喊:“大家起床了，打扫卫生了！”经过大家的义务劳动，校园变得清新美丽了。

建院初期院领导、干部、广大师生参加义务劳动

当时那个年龄段的我对吃的更感兴趣，所以我记得更清楚的是，爸爸还亲自抓过学校的食堂工作，我们很多孩子也都去食堂帮过厨。摘菜、揉面、做馒头我们都干过，在大家的努力下学校的食堂也变了。记得当时有一位李文新师傅（是当时食堂的班长），他出了很多的主意，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得食堂焕然一新，学校食堂的饭菜品种多了，味道也好了。记得最有特点的就是每次打菜的时候，随着李师傅把菜盛到你的碗里的时候，都会风趣地，用浓重的家乡话拖着长音说：“吃去呗！”

五七艺校时期开展教学演出、开门办学、学军学农活动

当时五七艺校的招生工作一般都是分为几个招生小组，每组由一名领导干部带队和几名专业老师组成，各组分片，奔赴全省各地。到乡下去，到农村去，到贫下中农中去，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招收工农兵的子弟。当时的办学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的文艺战士。因此每年招生时爸爸都是亲自带队，到基层去。当时招上来的学生，大多都是工农兵子弟，很多孩子都没见过钢琴，有的甚至都没听说过自己要学习的乐器的名字。现在山艺的好多领导、教授都是那个时期招收上来的学生。

五七艺校舞蹈队到军马场开门办学，临时在军马场搭建进行形体训练的练功场

随着学生入校人数的增多，校园里逐渐有了生机。当时学校教学条件差，琴房少，校园里的果园，就成了学生们学习的好地方。拉琴的、练声的、吹号的、敲打击乐的学生们都跑到果园里、操场上或者是学校的一个角落里练习专业。特别是那些农村来的孩子学习特别的刻苦，每当走进校园总能听到各种乐器和各种声部的声音，混响在一起。

建院初期学生们参加演出

那个时候我还小，只记得爸爸很少在家，常见到他在校园里，这转转那看看。也许是又能重新为党工作的原因吧，我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爸爸浑身都充满了工作的热情。记得有一天爸爸风趣的对我说：“现在我们多好啊，每天都生活在交响乐里。你长大也学音乐吧，将来做一个音乐家。”那个时候我只是傻傻的看着爸爸。没想到十几年后，我真的学了音乐，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

也许是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就在新四军的苏皖边区任校长，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他太热爱教育工作了；也许是“文革”中又能重新复出工作，他太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了；也许是他工作中太认真、太讲原则了。“批林批孔”时他又一次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靠边站”。校园里满是“打倒走白专道路的吴德钟”等标语和大字报。当时学校里被打倒、“靠边站”的还有总务处长董宽，音乐科书记杨力等，也被贴了大字报。

记得“靠边站”的那几个月的时间里，爸爸总是待在家里看书，早上我起床的时候，老爸已经在看书了；晚上我要睡觉了，他还在看书；有几次半夜我醒了，看到他依然在看书。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总是在看书，也许爸爸看书是让自己生活在书的世界里，不去想那些大字报的事；也许爸爸看书是在书里寻找什么；也许爸爸想用书本给自己增添力量。

记得有一年看电视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彭丽媛的独唱，爸爸就回忆起当年他带领招生组去济宁地区招生的事情（当时菏泽没设招生点）。当时的招生组里有我的恩师，也是山艺的元老赵庆霞教授，还有苏仲芳、李祥瑞、辛力、仲冬和等教授。当时招生点设在济宁师专，李祥瑞教授打前站初试，当见到大家后，就给大家说，发现了一个好苗子，要大家特别的注意。爸爸说当时彭丽媛穿着花棉袄，扎着小辫子，样子非常可爱，而且专业突出，当时彭丽媛演唱的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赵老师又在考试的时候，测试了一下她的音域，苏仲芳、辛力老师分别测试了一下视唱练耳、节奏等，感觉也特别有天赋。但是当时彭丽媛年龄较小，爸爸说这样的人才，无论如何也要招收进来。彭丽媛进校后，爸爸和大家又一致推荐让我省著名的山东民歌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王音旋老师教授她民歌演唱。

王音璇教授给彭丽媛上专业课

现在山艺、我们省甚至在全国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教授还有很多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都是在五七艺校和山东省艺术学校中专时期就进入山艺的，有的后来又上了山艺的本科。

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时任山东省文化局（当时的文化厅叫文化局）第一副局长，兼山东省艺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三职为一身的爸爸，深感山东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却没有一所专业的本科的艺术院校，这和山东的文化大省极不相称。同时也因为“文革”的影响，当时山东也急需受过高等教育的艺术人才。打倒“四人帮”后，文革刚刚结束，很多教学制度都不完善，爸爸就组织大家一边完善、规范教学制度，一边组织人员成立工作班子，向省里的有关部门建议，并提请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协调，成立山东省最高的艺术学府——山东艺术学院。

建院初期山东艺术学院大门

197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二哥在北京当兵，在会议间隙二哥去看爸爸的时候，爸爸对二哥说，这次来北京开会，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到文化部和教育部协调在山东设立一所艺术本科院校的事情。通过省委、省政府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通过大家的多方努力，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山东省艺术学校改建为山东艺术学院，开设本科专业。从此山东省有了自己的本科艺术学府。

从1972年调入山艺，从事艺术教育工作以来，爸爸就一直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教育方针。打倒“四人帮”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进入，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崇洋媚外的思想。我是学习美声的，所以总是在演唱外国的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我出版了山东省第一部CD独唱专辑《金色花腔》，专辑里收录了高难度的，外国著名花腔声乐作品。虽然被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列为六大工程，并获得十佳音像电子出版物，但是爸爸听完后没有表扬我，却淡淡地说：“中国的歌唱家要唱好中国的歌才是。”爸爸的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在教学中努力做到美声唱法民族化。现在我指导的研究生里，很大一部分的研究方向是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研究。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不断的探索，在美声唱法民族化方面我摸索出了一点经验，为了验证我的学习，同时也是向爸爸汇报，我出版了《民风金韵》。这盘CD收录了中国古曲、民歌和现代创作歌曲，其中包含了我国东西南北和中原地区的风格。如果爸爸现在还在，那该多好啊！如果爸爸还在，我多想让他成为这盘CD的第一位听众，我多想听一听他对我的评价啊！也许他已经听到，也许他已经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本文作者吴鹰和父亲吴德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