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占地面积120余万平方米，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是在1903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1912年创办的中华大学、1949年创办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1951年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由中原大学创始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为学校九十周年校庆题词：“发展师范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学校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养分，更弘扬了革命文化教育的传统，形成了“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为国家培养了近30万优秀人才。

学校下设29个学院、60余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70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目前各类全日制在校生30255人，其中本科生17813人，研究生10892人，留学生1540人。学校具备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从全日制到成人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

学校现有教职工3800余人，专任教师189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291余人，博士生导师近300人，专兼职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各类人才专家等40人。现有国家重点学科8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22个；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个(物理学、历史学)；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数字化学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农村研究院、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文化部“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研究中心”等部委社科重点研究基地6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13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农药与化学生物学、夸克与轻子物理、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和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教育信息技术）。中国语言文学和物理学等15个专业设有博士后流动站，有1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4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84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十二五”期间，学校科研经费快速增长，项目经费总量突破10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国家和教育部重大攻关（招标）项目38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数、重大招标项目数排名稳定在全国高校前10位；教育部规划项目全国高校排名保持前3位。其中《荆楚全书》编纂项目获得湖北省政府支持，总经费3500万元，将成为湖北的“四库全书”，是独具荆楚特色的文化地标。近三届获得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奖共59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8项，排名连续三届位于全国高校前10位；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连续五届在湖北高校排名第2位。自然科学方面实现973项目首席、国家创新群体、国家级研究基地等突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增至278项，总经费1.7亿元。累计发表SCI论文近3000余篇，在Science、PNAS、PRL、JACS等有关学科高水平代表期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累计获得湖北省科技奖励19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学校努力体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现代人才培养思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有机结合。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教育全过程,大力倡导创新创业教育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定期举办教学节，营造“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教学文化氛围。学校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12个，湖北省品牌专业17个。作为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高校和教育部信息化试点高校，学校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教学资源实现充分共享。学校与武汉地区其他6所部属高校开展联合办学，是全国教师教育网联的主要成员，湖北教师教育网络联盟的牵头高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有关高校开展了课程共享活动。2014年第七届国家教学成果奖评选，学校共获奖8项。我校毕业生以过硬的思想素质、良好的业务素质以及全面的综合素质赢得了用人单位的青睐，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2013年，教育部对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办学方向和办学质量受到充分肯定。

以“博学，博爱，博雅”为内涵的校园文化贯穿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逾百个学生社团活跃其中，“创新杯科学文化节”“桂子山艺术文化节”、 “博雅大讲堂”、“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 “桂苑之歌”校园歌手爱心演唱会等成为我校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并在武汉地区颇具影响，为学生培养、锻炼、展现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学校拥有10余栋现代化教学楼，建有两座图书馆，馆藏面积39689平方米，藏书300余万册，并具有先进的“校园文献网络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全校可供教学用计算机15187台。实现了校园无线网络及学生宿舍空调全覆盖。学校建有各类现代化体育设施，可以满足学生的体育锻炼需求。

近年来，学校坚持“一体两翼，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发展思路，国际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化水平位居全国高校第27位。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众多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教学与科研合作不断深入，大批外籍专家和教师在校任教讲学。出国（境）研修、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科研的教师人数持续攀升。与国外大学共建四所孔子学院，积极选派汉语教师及志愿者赴国外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大力推动学生的国际双向流动，每年选派大批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在校长短期国际学生人数达2800余人，生源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

华中师范大学立足湖北，面向中南，辐射全国，全体华中师大人正以昂扬的斗志，为争取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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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玉发表“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高教界人士称部分观点值得商榷

　　今年1月，教育部就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20个重大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呼吁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刘道玉充分肯定了高等教育近年取得的长足进步。他说，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这十个方面包括自学、在职研究生、成人教育、独立学院等，直指当前中国高校的种种问题，有的摆事实，有的讲道理。刘道玉表示，这是经过长期地观察和思考，才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刘道玉的十大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湖北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十条意见实际上就是在挤中国高校的“水分”。意见归纳到一点，就是要让中国高校回归到其本职功能上来，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上。

　　不少高教界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刘道玉先生的有些观点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呼吁砍掉三分之一的大学校报和学报，似有一刀切之嫌；又如大学能否办分校，也不宜全盘否定。不过，他们都认为，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刘道玉提出的十条意见，与其说是一个管理问题，不如把它看作一个严谨的著名学者的“高等教育本身的学术研究”，所以不宜苛责。　本报记者何辉郭婷婷 张瑜琨

　　刘道玉著名教育家。1977年任国家教委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校长任内，率先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自学考试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

　　但现在，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考试作弊 学历文凭掺水

　　一位自考生告诉记者，“我参加了一个财经学院会计系办的会计大专自学考试辅导班，每年交2000元辅导费，只有周末上课。考试时，辅导老师把题目做好给学生抄。我花了两年时间，交了4000元学费，一节课都没上就轻松拿到大专文凭。”

　　“不合格的自考院校影响了正规院校的办学。”一位省属高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说。一些不合规定、不具备办学资格的个人或教育咨询公司打着高校的名义，以收取学费为目的招生办学，一些学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学生。

　　改革自考比废除更有效

　　在刘道玉的10条意见中，“取消自考”是最受人争议的。不少人认为，对那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来说，自考是获得文凭的唯一出路，不应完全废除。

　　“改革比完全废除更有效。”湖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方光荣认为，自考制度确实为全国教育解决了相当大的难题。不合规范的自考院校和考试舞弊现象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不良现实否定了这项制度。

　　方光荣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自考的管理，对办自考班的院校教学环境进行严格评估；取消挂牌学校招生、办学资格；将招生权、办学权交回各大高校，并取消招生中介环节；参照高考的报考去规范自考报考，严格控制自考录取比例。这样就能有效减少自考不规范现象。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把博士学位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致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在职研究生存在“内部班”

　　“干部硕士班、老板硕士班，这在一些高校中的确存在。”曾经在武汉一家培训机构当经理的黄郞（化名）介绍，对一般在职人员来说，在职研究生有一定的学习要求和任务，而且考试也比较正规化。但在一些高校内，确实存在非对外招生的班，学生大多是行政官员及有钱的老板，在运作上高校也会采取相对灵活的方式，收费比一般的在职研究生要高些，平时他们上课时间很少，但在考试时相对容易过关。

　　黄郎说，这种非对外招生的班，不论是对高校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有好处。而实际上有些人虽然拿到了文凭，却并没学到研究生应有的知识，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卖学位换资源”。

　　卖学位实质上就是学术腐败

　　“刘道玉先生认为要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这个观念我赞同。”高校问题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在职研究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当今社会在高速发展，人们确实有在职学习的必要，特别是对于教师等岗位。

　　邓万民提出，在职研究生的招生与考试，应有相对科学的选拔机制。如可以采取与统招研究生一样的全国统考，以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为在职研究生，如此一来就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钱权交易、卖学位”的学术腐败现象。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

　　截至去年，全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全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据湖北省学位办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全省现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18所（不含科研院所），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92个、博士学位点579个，覆盖了各重点大学的所有重点学科。

　　从培养布局上看，我省博士、硕士授予权单位主要集中在武汉市，研究生培养区域布局不合理，同时，导师满负荷工作，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砍掉很难，严格审批缩减规模有希望

　　“刘道玉先生看到的是当前博士生质量下滑的现状。他提出砍掉"一半"，如果是数量上的一半，可能不太实现。因为在博士授权点已成既定事实，砍掉很难，倒是严格审批缩减规模有希望。”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叶显发认为，博士教育砍之前有两个首要问题需要解决：博导资格的审定和学生论文质量的把关。这两个问题是直接影响当前博士教育质量的因素。

　　叶显发说，教育主管部门要对高校申报博士点加以控制。仅是控制高校申报博士点恐怕不够，还要规范评审制度，使之公开化、透明化。最重要的是废除博士授予权的“终身制”，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让其他高校也有申报的积极性。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截至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卖的就是公办学校的“金字招牌”

　　武科大中南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廖晓磊认为，独立学院的诞生是社会力量与高校办学优势资源合作的结晶。在近10年的发展中，一些独立学院不断壮大，已经具备独立招生及运作能力，但却因“利益牵制”而受到较大影响。

　　从目前湖北的独立学院运作模式来看，独立学院没有上级拨款，经费来源主要靠学费支持，因没能与“母体校”脱离关系，每年独立学院都要将学费总额的20%－30%上交“母体校”，剩下的钱独立学院用以硬件、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和学校的发展。一些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进了独立学院，享受了重点公办高校的“金字招牌”，因此，有人认为独立学院卖的就是公办学校的“金字招牌”。

　　独立学院与“母体校”脱离势在必行

　　“独立学院是中国特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廖晓磊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满足人民群众上学的需求，为缓解政府资金不足的压力，才出现独立学院，即“母体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的模式。

　　在上交“母体校”经费及维护独立学院运作的情况下，一些独立学院以盈利为目的，刻意渲染办学条件，夸大办学能力和师资配备，甚至采用“非常规”手段拉拢生源，最后的结果便是让应招而来的学生大呼上当。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学院与“母体校”脱离，也是势在必行。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因种种原因没有获得学历文凭的在职成年人，期望通过成人教育“再充电”，成人教育一度风光无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李琦介绍，普通高校还没有扩招时，其他的办学形式发展势头一般，每年全省参加成人高考的人数都有十几万人。从1999年开始，由于普通高校扩招等原因，成人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下滑，2007年、2008年则直接出现了“报的比招的少”的尴尬局面。

　　同时，成人教育也一度出现“普高化”的倾向，频频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失去了成人教育的本质。

　　成人教育转型 师资硬件都有困难

　　“成人教育多年的发展，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目前看来，它仍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受冷落也是可以理解的。”李琦认为，成人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职工作者接受继续教育的愿望，依据这种办学定位，目前仍有一定的生源市场。

　　关于成人教育转向职业教育的建议，李琦表示，高校也面临硬件设施、实习基地和师资等难题，要注重特色，专业建设要贴近市场需求。　本报记者张瑜琨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

　　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设分校 是用高学费赚钱

　　湖北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从全国的高校来看，设有分校的学校只是少数，但其影响却非常大。如某一本重点院校，在一个县级市设立有分校。高考招生时，该重点高校在本部的录取分数线往往要比一本控制线高出数十分，但其分校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要求至少要进一本控制线，但却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即有些考生达不到重点高校的录取线，但可以通过高学费的形式进行招录，有的甚至能降批次录取。但因毕业时，学生的毕业证仍然盖的是一本重点院校的公章，导致高学费进分校的市场还比较大。如此一来，高校就可以通过在外地设立分校招生赚钱。从现有的分校来看，其学费往往要高出本部学费3－4倍，如有的分校一年学费达到1.5－2万元左右。

　　“在外地设分校，除了可以招生赚钱外，还能照顾一些关系。”邓万民说，因为在外地设有新校区，就必然要设行政岗位，这就能腾出空间安排“关系户”，而这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但现在一些高校研究院依托校友会挂个牌子，靠培训和卖文凭赚钱。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大学要发展科技园是毋庸置疑的。”武汉理工大学后勤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史四卿说。“高校中有很多科研成果需要依靠科技园来转化。在大学里研究，在周边孵化，在科技园转化为产业，三级跳不可或缺，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是如此。”

　　目前，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集中在东湖高新区建有大型科技园，成为首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之一。史四卿认为，武汉几所大学仅有一个科技园，不存在过多过滥的现象，“2008年，理工大科技园的10家企业产值超过10亿元。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总收入37.47亿元，上缴税收1.33亿元。”

　　高校建科技园应严格审批

　　史四卿表示，我国高校科技园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成功的个例。他建议打破一校一个科技园的惯例，建设联合的科技园，将几所高校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也防止了土地的浪费。另外，有些文科类院校和以教学为主的院校，本身不具备研发能力，也没有适合转化的研究成果，却盲目申请建立科技园。史四卿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应该严格审批，确实有价值的技术，才能批准建园。

　　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大学中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以前大学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受人尊重。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追求表面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功夫做学问。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办严格评审的，须在全国范围内由7位同行业权威人士民主评议。1993年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位导师评审权下放，先是一些已经有博士点的重点大学拥有自行审批权，随后连一般大学也能自行审批了。据估算，目前，武汉地区高校博导超过4000人。

　　“以前一个学校只有几个教授”

　　“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个学校只有几个教授，博导就更少了。”原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87岁的朱祖延先生说。朱祖延于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大学者汪辟疆、殷孟伦的高足。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务院第一次恢复职称评定时，他被评为副教授，曾负责《汉语大字典》编写，并获得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朱老说，他1947年开始教书，到1980年才成为教授，而直到退休，他也只是个研究生导师。“现在我的学生们都是博士生导师了。”

　　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质量不高的论文为何能频繁上学报？湖北大学学报原资深编审陈阳凤说，在高校里，如果要评职称，论文是一道硬杠杠，即使体育老师和医生都一样。

　　陈阳凤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论文评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导致评价一名学者只看论文数量而不是真正考察其学术水准。“这种考评体系的实质是将学术研究异化成为一种获得功利的手段。”

　　学报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学术发展

　　“次品和精品的划分是相对的。”陈阳凤认为，很多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通过学术期刊最先展示出来；最尖锐而深刻的学术讨论，往往通过学报得以展开和推进；最优秀的学术人才，往往首先在学报发表成果、崭露头角，进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学报引领着中国学术的发展。

　　整顿“大少爷作风” 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花钱如流水，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大问题。”湖北高校问题研究专家邓万民介绍，在有些高校，其非科研经费甚至达到总开支的60%－70%。邓万民说，在现有的高校的管理体制下，有些高校行政岗位与教学科研岗位的比例甚至达到了7：3，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加大了非科研经费的开支。

　　“行政治校”导致“大少爷作风”

　　邓万民说，最重要的是要将现有的“行政治校”模式改为“教授治校”。“在国外高校，采取的就是"教授治校"的模式，校长等行政官员通过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重大发展决策也是通过教授委员会集体讨论决议。采取这种模式治理高校，就是在回归高校的本职功能。

　　建议对现有的211大学进行整合，压缩在100所以内。部属大学合并至60所以内，不再独立设立师范大学、农业大学和其他专业大学，其教师和相关职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任务由并入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农业学院、化工学院等承担，实行4年完整的专业学习加2年的教师职业教育，这种方式培养出的教师才有可能是最好的教师或教育家；其他的40所名额分配至军队、省市区。各省市区只能办一所有博士授予权的211大学和2至3所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综合大学，其他大学只能是职业技术大学，甚至可以考虑把好一点的大学私有化掉，形成国立、省立和私立，综合、职业技术并存和竞争的格局。

　　反对第一点。因为自学考试是最严格的，要过关那是要真才实学的，近年自考生减少，一是经济上去了，许多人选择函授和电大；二是自考凭真才实学，十分辛苦漫长，许多人望而却步。支持第二点、第三点。大学里没有真才实学的所谓专家、教授、高材生铺天盖地，确实要整顿。

　　目前，高等教育确实太乱，是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学历掺杂掺假、学位掺杂掺假、学术掺杂掺假。“三假”现象相当普遍，吃亏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值得大家深思。

　　良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是成就一个伟大国家的必备前提。

　　教育如果不整顿，将直接影响好几代人，导致更深层次的混乱局面，高等教育泡沫化绝非小事，如果这样乱下去则对社会对国家和人民毫无价值而言，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摇篮将成为空话！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结束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教育部获悉，自1月7日启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已顺利结束。

　　截至2月28日，工作小组办公室共收到电子邮件、信件14000多封，网民通过教育部门户网站发帖11000多条；各界人士在社会网站、高校校园网上发帖210多万条。

　　(来源：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