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领导群怎么起名？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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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群怎么起名1
【中国故事】
作者：王建宏（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
“今非昔比，恍如隔世啊！”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2020年6月8日，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习近平总书记接过刘克瑞手中的老照片仔细端详，不由发出感慨。
照片上，刘克瑞满面愁容的妻子马建花、怯生生的女儿刘晓丽站在院子中间。身后，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酸梨沟，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毛套村下属的自然村，深藏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大山的褶皱里。
酸梨沟刘家，是宁夏近四十年移民史的缩影。从1983年大哥“吊庄”移民，到三哥、四哥自主移民，再到自己和六弟成为“十二五”生态移民，刘克瑞兄弟持续几十年的搬迁经历，几乎涵盖了宁夏所有移民形态。
他们的人生，汇进了宁夏123万移民澎湃激荡的故事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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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沉睡的小河（油画）薛福利
“C-30”
整洁的小院里青杏累累、绿树成荫，宽敞明亮的客厅陈设现代，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变迁，于刘克瑞如梦境一般。
那是2012年7月25日清晨，大山环抱中的村庄刚刚显出轮廓，刘克瑞已在房前屋后徘徊了好几圈。这天，他们一家四口，将与另外128户乡亲一起，坐上大巴，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虽然，酸梨沟在他的记忆深处多是贫穷与饥饿，年轻时，他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这穷山恶水。但今天，真要离开了，却多少有些不舍。
这是一次与故乡的彻底告别。他在心里，与深埋于这黄土地下的祖辈道别，与家门前那棵古柳道别，与儿时捉过迷藏的土窑道别。
推土机轰鸣，两间土坯房应声倒下。这两间房是1995年盖的，那年儿子刘治海刚刚1岁。
房子夷为平地，酸梨沟再也回不来了。好在搬迁前，政府的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户拍张照片，刘克瑞在原州区医院照顾生病的母亲，儿子在乡镇寄宿中学读书回不来，妻子和女儿的这张照片，成为他们对这个“土窝”的唯一记忆。
而这张照片，就是8年后他拿给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张。
穿过干涸的河湾，从沟道里会集到大路边。刘克瑞一家坐上大巴，延绵的车队卷起尘土，在山峦间穿行，隔着车窗，看那道熟悉的山梁渐行渐远。
刘克瑞怀里揣着一张汗津津的字条，上面写着“C-30”。这是他前几天在乡政府抓到的阄，是他未来新家的代号，在红寺堡，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车队上了大路后向北行进，警车开道，救护车、消防车护卫。渐渐地，山被甩到车后，地势开阔起来。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过两次，下午1点，终于到达。眼前是一片荒滩、几排新盖的砖房。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远处有座山，像初中课本里平缓的抛物线。
刘克瑞一家被当地干部带着，来到了“C-30”。拉家当的车也到了，直接开进了院子里。“虽然荒凉点，但路平、方便。”刘克瑞想。
每家每户都发了矿泉水、馒头、鸡蛋、牛奶。卸完车，进屋一看：一张铁床，一个炉子、两袋煤，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水电都是通的，插上电炒锅，切了几个从老家带来的洋芋，很快，便做好了一顿洋芋面。
打开铺盖卷儿，往铁床上一铺，一个家就算安顿好了。
这一晚，刘克瑞一家兴奋地在灯下整理各类家什，一直到深夜。
小憩（油画）薛福利
蔚蓝
刘克瑞对移民两个字并不陌生。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从秦汉时期的军事移民，到唐宋时期党项人的两次内迁，再到元代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乃至明清两代，千百年来，移民开发的历史从未中断。
刘克瑞的奶奶姓刘，爷爷是上门女婿，姓谢，两人一直没有子女。1929年前后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货郎。货郎的担子上，一头挑着针头线脑，另一头坐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娃——这是货郎的二儿子，为了不让娃饿死在家里，带着他出来混肚子。
奶奶用一袋面粉，换了这个挑在货郎担子里的男娃作养子，取名刘文山。刘文山育有8个子女，刘克瑞在六个男娃中排行第五。
刘克瑞不太善于表达。但“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句话，他说得流利而顺畅。他知道，他的老家早就因为这句话在联合国出了名。
对于旱的记忆，作为长子的大哥刘克勤痛彻心扉。“跺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直到多年后，刘克勤仍时常重复一个梦：已近立夏，仍没掉过几滴雨，麦苗耷拉着，用手指轻轻一捻即成碎末。站在地边，自己也成了一棵被太阳炙烤的麦苗，水分一点点脱离他的身体……
蔚蓝，可以是大海，可以是天空，但也可能是噩梦的颜色。
直到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赞美固原的天空特别蓝，刘克勤仍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是！天越蓝，太阳越大，就越不下雨。
西海固人关于旱的噩梦，就是蓝色的。
“西海固”3个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联合国很有名，地图上找不到，却一直是中国贫困的代名词。
西海固最初为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固原的合称。1953年至1955年，曾短暂设立过“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西海固范围几经变迁，逐渐成为宁夏中南部9个贫困县区的代称，占据了宁夏地理面积的65%。
在中国地图上，宁夏犹如瀚海中游弋的一叶扁舟，南北狭长，中部略宽。黄河从宁夏小舟的左舷中部切入，自西南流向东北。北部平原沟渠纵横，稻香鱼肥；而超越宁夏“半壁河山”的西海固，则是丘陵起伏的黄土高原区，以及被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夹击的荒漠戈壁。
在西海固，水代表着财富，有无水窖是衡量贫富的重要标准。上门提亲，只要男方家里有两眼水窖，那就多半是门好亲事。
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连各种生灵都是苦命的。
对水的味道，动物比人敏感得多。淘水窖时，那些渴疯了的野兔子，闻到水的气息跑过来，赶都赶不走。水窖里的水，并不是清冽的甘泉，而是混浊、苦涩的黄泥水，这些在很多地方连洗手都嫌脏的苦咸水，人们甘之如饴。
刘克瑞生于1973年，那是一个大旱之年。那一年，在僻远的西海固，大哥刘克勤第一次见到了很多汽车。部队的汽车排成长龙，给群众送粮送水。拉水汽车在路上跑，鸟儿跟着在空中飞，家畜也围着车觅水。拖拉机耕地的时候，从柴油桶往出抽油，渴极了的麻雀竟飞蛾扑火般飞过去抢喝柴油……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积极的救灾举措，刘克瑞不知道是否还能活在世上。
刘克瑞的记忆里，天旱窖枯的景况，每隔几年都要重复上演。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至1960年、1972年至1973年、1991年至1993年，西海固地区都出现罕见大旱。1982年夏天，宁夏西海固地区和甘肃中部遭逢大旱，国务院、自治区组织运水长达半年，国家仅补助运水经费就达数千万元。
干旱缺水给这里的风土人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少地名透着干涸，比如旱天岭、喊叫水；很多地名寄托着祈盼，比如上流水、下流水、三滴水、红城水。就连“花儿”都唱出了焦渴：“沟岔里的水干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火了。”
山河如是，何以活人？
“吊庄”
刘克瑞的大哥刘克勤，第一个要搬出这旱天旱地。
1982年，国务院决定实施“三西”农业建设项目，以从根本上解决宁夏、甘肃两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即定西、河西、西海固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1983年9月，“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进一步提出“有水路走水路，有旱路走旱路，水旱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针。宁夏党委政府制定“兴河套之利，济西海固之贫”的政策，动员贫困群众搬迁到资源更为丰富、有灌溉条件的荒地上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
这一年，刘克勤33岁。一天中午，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声音嗡嗡隆隆的，但有一句他听清了，说愿意“吊庄”搬迁的可以报名。
消息如平地惊雷，带来的震动不小于几年前的包产到户。刘克勤早已过厌了赶着毛驴走十几里路到深山驮水的日子，他搁下搅团饭碗，边往出跑，边提满是补丁的布鞋。
村委会已经聚集了一些人。要搬去的地方，一开始说是“南山台子”，后来又说叫“大战场”，在中卫、中宁一带。“不管哪，肯定不是啥好地方！”“要是好，人家川区人早都占了，还能轮到咱们西海固人？”
刘克勤报了名。老支书提醒他：“娃娃，你要想好！搬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倒是老岳父早些年曾赶着骡子在中卫一带驮过盐，鼓励他说：“从中卫出来，往西海固走的方向有一片地方很开阔，你们搬过去，要是过好了，我也去享享福。”
收完稀稀拉拉的麦子，正往晒场上背，消息来了，他落选了，只能等第二批。
那一夜，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名落孙山般的失落。他和有着同样遭遇的张鸿军密谋到半夜，准备做一件疯狂的事儿。
第二天，每人背上一袋炒面，他们出发了。临行前，妻子对他说：“你去看看，那地方长不长草，只要是长草，那就长庄稼。”
一人一辆自行车，推一阵、扛一阵、骑一阵，直到上了109国道，一路向北疯骑。
当晚，直到看不清对面的人影时，他们来到了海原县李旺乡，找家车马店，把嘴搭到水桶沿上灌了一肚子凉水，就着吃了点炒面。次日，天不亮便上路，中午进入中宁地界，一边骑行一边打听。骑饿了就往嘴里追一把炒面，面里没有一丝水分，越吃越渴。
正午的阳光如火炉般炙烤着大地。一棵柳树下，有老两口推着一车西瓜在卖。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后生，得知他们为了一个“吊庄”移民的指标，骑自行车跑了两百多公里路，就送了他们一个西瓜。
“那两个老人，咋就那么好！”年逾古稀的刘克勤至今心存感激。
夕阳西下时，他们终于在二泵站找到了马东海。当时，扬黄工程刚刚通水，各迁出乡镇抽调干部到移民点工作，马东海就是负责他们乡镇搬迁工作的。
看着两个后生脸上一道道汗迹泛着盐碱一样的白色，马东海说：“既然你们两个有这么大决心，那就把你们也列到第一批！”
就这样，刘克勤和张鸿军留在了大战场。
“大战场”名称的由来，与宋元丰年间的一场战争有关。大将刘昌祚带领军队在今大战场西面的米钵山山麓与西夏军交战，获大胜。其地史称“元丰战迹”，百姓俗称“大战场”。
据考证，盛唐前后，这里曾经森林茂密，由于地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常有商队往来停留。后来，战乱频繁、人为破坏，林木被采伐，生态失去平衡，加之腾格里沙漠侵袭，渐渐被黄沙覆盖。
刘克勤眼前的大战场，完全是一片沙漠戈壁。风一起，刺沙蓬就跟“流浪汉”一般在戈壁上滚动。不时还有龙卷风形成，一道道上顶天、下抵地，耀武扬威般来回游荡。
1977年，水电部批准修建固海扬黄干渠，沉睡千年的土地有了被唤醒的可能。1983年，中宁县成立中宁固海灌区开发指挥部、固原县成立固原“吊庄”指挥部。
刘克勤到来时，干渠尚未开口灌溉。指挥部划给刘克勤三档子土地，两条渠之间算一档子，一档子7亩，总共21亩。所谓的土地，其实就是一个个小沙丘。
“公家提供推土机，大样子推出来，我们再用架子车拉土平田。”刘克勤说，这一干就是半年，一直到土冻了，才回到酸梨沟。
1984年开春，刘克勤早早来到大战场。挖一个坑，搭上烂椽子，刺沙蓬、马莲草往上一盖，就成了地窝子。这是他在这里的第一代“房”。
当年，水通得晚、地也没有完全整好，刘克勤便在两亩地里试验性地撒上了秋粮作物——糜子。长势比预想好得多，一亩地能收200多斤。
1985年，刘克勤举家搬往大战场。春灌之后，他种了十三四亩小麦，种子是指挥部发的小麦良种——永粮四号。夏天，一下子收了4000多斤小麦。
“在老家，雨水最好的年份，也没见过能打这么多的麦子。”每每想起这个丰收的秋日，刘克勤就觉得，所有的汗都没有白流，所有的苦都没有白受。在老家，一亩地只能收几十斤粮，撑死也就一百来斤。而在这黄河水浇灌过的土地上，一亩地轻轻松松就是几百斤粮。
“一下子就传开了。刚搬上来的人，都拿老家的瘪麦子换这个种子。”刘克勤家的条件算是最好的，作为最早的拓荒者，他从老家拉来了3头牛。而大部分早期“吊庄”移民，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口锅、一卷烂铺盖。
“刚搬来那会儿，政府鼓励种树，树苗免费给，只要你栽，敞开供应。”三档子地的渠沿，刘克勤把树苗栽得满满当当。
两三年后，有的杨树已有胳膊粗，刘克勤就用这些杨树做椽子，盖起一间房。水得用架子车推着油桶从五六公里外的泵站运来。怕水渗漏浪费，腾出做饭的大锅，在锅里和泥，盖起这间简易土坯房。
无论如何，这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
挪活
刘克瑞的兄弟姐妹中，除了二哥刘克俭从宁夏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固原市工作，其他几个兄弟，都成了宁夏123万移民中的一分子。
三哥刘克荣生于1962年，比大哥刘克勤小13岁。划分土地时，刘克荣也分到了三档子沙地。后来，老四刘克贵成家时，在地头上盖了房，这三档子地也就给了他。刘克贵成为酸梨沟刘家又一位移民大战场的家庭成员。
大哥“吊庄”移民的那一年，刘克瑞11岁。刘克瑞后来去帮大哥收过麦子：“那时候觉得，大战场一点都不好，漫天的黄沙。”
每天早上醒来，门都被沙堆堵住，得几个人合力推开个缝，才能让一个人挤出去把沙子刨开。四面的景致完全一样，只有风滚草在脚下呼呼地跑。
风吹沙子跑，抬脚不见踪。一刮大风，路就没了。放学的孩子们时常迷失方向，等晚上看到村里点点灯光摸回去，都过了10点。
这样的生存环境，逼退了很多人。
有人走，就会有人来。1997年，刘克荣34岁。这十几年，他辗转新疆等地打工，春种秋收才回老家操持庄稼。刘克勤回老家帮忙碾麦子，刘克荣问大哥：“大战场那边有合适的地转让吗？我给娃娃置一档子。我们这一代也就这样了，可不能让子孙后代再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刚好有一家子要转，三档子地带一间小房子，4万块钱。你快上去看去。”
东拼西凑，先付给对方2.6万元。剩余1.4万元，第二年一次付清。
正赶上宁夏土地第二轮承包登记，刘克荣把这些地登记在了大儿子名下。他们，也成为宁夏百万大移民的一部分。有别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搬迁，像刘克荣这样的移民，被称为“自主移民”。
在大战场，一亩地的转让价最高达到2万元。“两家写一个字据，叫个邻居见证一下就可以了。也从来没听过有什么纠纷和争议。”刘克荣说。
前不久，当我走进这个牛哞羊咩声相闻的农家院落时，牛棚里，一头西门塔尔母牛刚刚做了妈妈。“是头小母牛，养上三个月，就值1万块钱。”刘克荣喜滋滋地说。
穿过后院，三档子地里，玉米长得正旺。院子后面就是地，地头上就是家院，一点冤枉路不用跑。在老家，去地里得下沟上山，一两个小时都走不到。就算种出了庄稼，也背不回来。
为便于管理，1987年固原县和彭阳县分别成立大战场乡人民政府和马家梁乡人民政府，这两个乡成为距离县城近200公里的一片“飞地”。2000年1月，两个乡移交属地中宁县管理。2003年7月，原马家梁、长山头、大战场三乡合一，组建成大战场乡。2011年，撤乡设镇。
冬天，刘克勤和老伴住在大战场镇兴源家苑居民小区，有集中供暖，屋子温暖如春；夏天，他们搬回自己原来的院子，享受田园生活。大儿子刘治国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如今已成为企业中层。
现在的大战场镇，是中卫市中宁县最大的一个乡镇，经济活跃。余微和刘克勤是邻居，曾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做过人口普查，对镇上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悄悄对我说：“刘叔的女儿女婿生意做得好着呢！”
振兴
作为家里的老五，刘克瑞只比大哥的大儿子刘治国大两岁。
从学生时代起，刘克瑞便见证了大哥一家“吊庄”移民之路的艰辛。直到多年以后，家庭的重担落在他的肩膀上，刘克瑞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大哥为何要跑到一个连雀儿都不落的地方，去受那份罪。
相比几位哥哥的经历，2012年，刘克瑞和弟弟刘克银移民红寺堡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好太多了。
“一来就有54平方米的房子，还预留了宅基地。”刘克瑞说。
从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实施“三西”扶贫开发以来，宁夏从中南部地区向引黄扬黄灌区、县内有条件饮水灌溉的地方，探索了集中安置、就近安置、劳务安置、插花安置等多种搬迁安置方式，先后实施6次大规模移民，累计搬迁123.2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接近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移民政策也更加完善。但即便如此，开始时，很多人还是不太适应，毕竟得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弘德村的土地不多，人均只有一亩地。大部分人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搞绿化、栽葡萄苗、种枸杞，或者到蔬菜基地种菜。这批搬来的人多，所以工价较低，一天也就五六十块钱，上了年纪的，人家还不爱要。
“在老家，割麦子的时候天最热，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度。到这边，中午就得三十七八度，高了近十度，上年纪的容易晒晕，人家雇主也要承担风险哩！”刘克瑞说。
路平了，水甜了，居住环境改变，吃喝不愁。但跟老家相比，过的还是穷日子。
2014年，弘德村贫困发生率高达88%，村中常住人口1522户6444人，建档立卡户就有1036户4497人，人均年收入仅1800元。
就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后，刘克瑞经历了人生最大一次变故。打工路上一场车祸，让他右腿粉碎性骨折，还断了5根肋骨。
“伤得太重了，医生说要是在前些年就得截肢了。”医学的进步，让刘克瑞重新站了起来，但医疗费成为他的沉重负担。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出院后时间不长，儿媳妇又产后大出血，花掉1万多元。
就在这一年，弘德村将全村6700亩土地全部整合流转给企业，村民们每年可以拿到流转费357万元。
最重要的是，有了集中连片的土地，就有了集约化发展种养殖业和工业企业的平台。这样，弘德村就有了走“合作社+公司+农户”、实现村民从个体经营向集约发展、共同受益转变的可能。
通过招商引资，村里引进了七八家龙头企业。依托周边的葡萄种植基地、饲草基地、健康产业园、光伏农业基地，以及红寺堡产业园内的工业企业，村里2300多人都找到了稳定的活计。全村一年务工收入超过3450万元。
但刘克瑞不行。自从出了车祸，刘克瑞就干不成重活了。2018年，他重拾在老家养牛的传统，当年买来的一头基础母牛，陆续产下两头小牛。
村里很多人都想养牛。可是，要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让整个村到处都弥漫着牛粪的味道可不行。村支书任军带领大家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入驻“飞地”养殖园区。
从村里出来，驱车十几分钟来到一片旷野。蓝色的养殖棚与瓦蓝的天空融为一体，几千头肉牛正悠闲地晒着太阳、咀嚼着草料。
2019年，刘克瑞的儿子刘治海成为肉牛养殖场的一名投料员。装载机被这个精干的小伙子玩得像个硕大的玩具，稻草、玉米按照配比装进投喂设备。设备很智能，自动显示各种饲料的重量。
这一年，弘德村肉牛养殖数量超过1700头，贫困户分红456万元。刘克瑞入股5万元，拿到8000元分红。
2020年，400多户村民抢着报名入股。刘克瑞贷了5万元贴息贷款，自筹2万元，在“飞地”肉牛养殖园区认领了4头牛，由园区托管代养。次年分红，全村“股民”共分得760万元，刘克瑞拿到2.3万元。
村部旁，新建起一座村史馆，刘克瑞的儿媳妇海小荣当起了讲解员。走进村史馆，不管是移民时从老家带来的老物件，还是村里的新特产，不管有声的讲解，还是无言的陈设，都在讲述着一个主题——变迁！
移民搬迁这些年，层林染绿了山头，自来水接到了灶头，4G网络覆盖了墙头，光纤宽带扯到了炕头，致富路连通了外头，公交通到了村头。
“好日子还在后头！”
刘克瑞请当地的书法家把总书记的这句话写了下来，端端正正挂在新建茶馆的墙上。
沏上热茶、端上西瓜，乡亲们讲述起什么是“今非昔比，恍如隔世”。
“半夜起来去翻山，翻过一山又一山，鸡叫天亮找到水，回家太阳快落山。”59岁的海学山道出了过去找水、驮水的艰辛，而如今，“自来水压到了缸沿上，水龙头一拧，哗啦啦淌”。
“逢点雨下点雪，土路就成了烂泥滩，大人出不了村，小孩上不了学。”73岁的李银春摸着胡子说，“现在油路通到家门口，下雨也能走，下雪也能走！”
大家七嘴八舌。刘克瑞的六弟刘克银说：“以前只有一个赤脚医，有时下地干活还找不着人。如今出门就是卫生院，拿卡一刷，该吃啥药吃啥药。”
邻居李林说：“老家上学得翻山，摸黑要跑6公里。现在学校就在下巴颏儿底下，要多方便多方便！”
问起乡亲们还有什么新要求，更美的村庄、更好的医疗、更优的教育、更丰富的文化……村民们的新诉求，既指向“硬支撑”，也指向“软基础”。
民之所呼，政之所应。村里修了地下排水，建民宿、做餐饮……补齐水、电、路、讯、污水管网、垃圾处理等“硬短板”，提档升级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软设施”。
在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有近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这部分曾经最困难的群体，如何防止返贫，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红寺堡，这个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区在求索！宁夏，这个移民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省区在实践！
这段时间，刘克瑞成了弘德村、红寺堡乃至百万移民的“宣传大使”。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膘肥体壮等待出栏的肉牛，有广场上骑着滑板车的快乐孩童，有标准化足球场上的动感身影……还有万木葱茏、苍葭碧水的酸梨沟。
您没看错，就是万木葱茏、苍葭碧水的酸梨沟！
移民搬迁后，当地专门编制规划，因地制宜修复生态。数据显示，固原市森林覆盖率已从实施移民工程前的不到3%，提高至如今的30%。
随着小气候的持续改善，固原市降雨量由退耕还林前的年均200毫米增至600毫米，部分县区达到1000毫米。
酸梨沟以前有个“淤地坝”。草和树长起来后，无土可淤，“淤地坝”成了一个芦苇飘荡的水库。
让刘克瑞没想到的是，曾经拼命逃离的地方，成了他们心头的美丽乡愁。刘家的祖坟就在酸梨沟的不远处。他们相信，祖先们会守望着这片越来越绿的土地，看荒塬成风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0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中层领导群怎么起名2
昨天给期末考试结束的学生讲这次的小说题《足迹》，突发奇想，这小说的主人公曾昭良是啥意思？ 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曾昭良”就是曾经照亮历史，曾经召唤良善，曾经昭示美好之意吧？
那么，小桥局长给《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人物如何起名？或者说人名有什么意义？
一、先从侯家人说起
1、侯家三姐弟分别是侯卫东、侯卫国、侯小英
侯卫东是七十年代很时髦的名字，保卫毛主席嘛
侯卫国也是一个道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侯小英嘛，小英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2、侯永贵家三兄弟，分别是侯永荣，侯永华，侯永贵
六十年代初的三兄弟，家长有些传统观念，应该叫做荣华富贵，是不是还应该有个侯永富呢？
3、再来说说侯卫东他妈，叫做刘光芬
光宗耀祖，肯定是好名字，女孩儿叫芬，差不多吧
二、再说说张小佳一家人
1、张小佳
小家碧玉嘛，张小佳爹妈还有些小资情调
2、张远征
老工人，农机厂中层干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陈庆蓉
老工人，农机厂中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蓉字很常见
三、侯家的亲属
1、江楚
侯卫国的老婆，四川重庆江河多，姓江，姑娘嘛，楚楚动人，凄楚可怜，吴海县高中教师
2、何勇
何勇？哪儿来的勇敢？英、勇、雄、平、卫、华，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名字，吴海县绢纺厂销售科长
3、蒋笑
蒋笑和侯卫国差了十来岁，八十年代人，那时候有首歌，叫做《我一见你就笑》，警校毕业三年的女警察，先干刑警，后来去了边检
四、侯卫东张小佳的同学
1、段英
一刀两断的英雄，果然大学毕业，男朋友扬长而去，段英哭的梨花带雨，先进了绢纺厂，后来去了日报社，市报社，省报社
2、蒋大力
我估计小桥局长想起了大力水手，毕业直接下海，医药代表
3、杨倩
千里姻缘一线牵，杨倩和蒋大力在学校上了四年，没来往，去了深圳，两个人眉来眼去，打得火热，羊牵，也做医药代表
4、刘坤
乾为天，坤为地，他爹希望他脚踏实地，顶天立地，但是乾指男性，坤指女性，小桥局长暗示刘坤有些娘娘腔，先做马有财的秘书，后来做青林镇镇长助理，副书记，县办公室主任，后来跟了杨森林
5、陈树
树是最普通的，矛盾写过《白杨礼赞》，歌曲有《白桦林》，陈树的名估计是这么来的，陈树是巴山县检察官，在《侯海洋基层风云》中才正式出场
五、侯卫东的领导们
1、上青林乡
（1）赵永胜
永远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青林镇一把手
（2）秦飞跃
改革开放使中国产生了一个大的飞跃，青林镇镇长
（3）粟明
知人为聪，知己为明，人贵有自知之明，后来的青林镇镇长、书记
（4）高长江
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长江之歌》，老乡长，工作组组长
2、益杨县
（1）祝焱
神话中火神叫祝融，火嘛，不仅一团火，还是三团火。益杨县老大，后来的茂云市委副书记，书记
（2）马有财
这个名字很土气，老马生财有道，早早地弄了二百万，后来捐了，沙洲市做过副市长
（3）杨森林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杨森林自恃有蒙厚石、朱建国，目无余子，牛叉的很，实际也确实如此，仕途一帆风顺
（4）季海洋
有森林，就有海洋，有长江，还有石头（蒙厚石）
3、沙洲市领导们
（1）周昌全
繁荣昌盛，福寿双全，这个名字很好听，叫掌权，常掌权也可以，沙洲老大，岭西副省
（2）刘兵
军、兵、将、帅，也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名字
（3）高志远
志在高远，人如其名，沙州人大
（4）郑儒林
有本书叫《儒林外史》，书生气十足，所以主管政协
（5）黄子堤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了儿子黄二，发誓弄够一千万就出国，秘书长
（6）济道林
道路两畔的树林，有了行道树，路才清晰敞亮，纪委
4、岭西下来的沙洲领导
（1）朱民生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叫民族、民生、民权，国民党没有真正关心过民生，朱民生会当官，沙洲一把手，对国计民生则差得远
（2）宁玥
玥是神珠，是吸取大自然灵气，具有神奇功能的珠子，沙洲副书记
（3）姬程
老想一个词，叫做母鸡司晨，母鸡打鸣不是那么回事，副市长
（4）钱宁
钱拧，钱硬，都可以，反正他上位是找到了黄子堤，黄子堤是个无钱不过火的家伙
5、岭西的领导们
（1）蒙豪放
蒙，启蒙，豪放、婉约是词的两大流派，说他性格豪放，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老婆吴英做知青时就喜欢项勇，后来还帮项勇要待遇。谁还没有年少轻狂过？
（2）朱建国
建国，建设，建功，建业，这样的名字也多得很，充满时代色彩
（3）钱国亮
国英、国亮、国雄、国才、国厚、国伟，经历过旧社会的人对新中国感情深啊
（4）高祥林
祥是征兆，吉祥如意，林简单树林，吉祥的象征多的像林子一样
（5）马云栋
云中栋梁，用不上；马说是栋梁，牛说是火柴，哈哈哈，周昌全找他商量，让郑儒林做沙洲市政协
（6）刘铁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铁做的松树，好得很，吴英的朋友
中层领导群怎么起名3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1.10总第1028期《中国新闻周刊》
辽宁大学历任校长有多位，但人们习惯不带姓直接称为“校长”的只有一位，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政辽大近13年的冯玉忠。
他周围的人说，他是独特的，其办学旨趣也是独特的。他曾说，不赞成地方院校办学盲目模仿北大清华，地方院校都按名牌大学模式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败笔和悲哀。
东北曾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这种体制对人的影响之大、腐蚀之深，是身居其外尤其是地处南方的人无法体会的。冯玉忠从不讳言自己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却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作为一位常出惊世骇俗之论的经济学家，他数次错过了成为“政坛新星”的机会。
他曾说，自己的命运与改革的命运似乎是分毫不差地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处于高潮，他就忙得不可开交；改革处于低潮，他就“门庭冷落车马稀”。
2021年11月25日，冯玉忠去世。88岁的“校长”和他主政的那个时代一起，渐渐远去。
1991年，冯玉忠（左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地区大学校长会议。图/受访者提供
经验就是“不管”
1983年前后，高校换届中诞生了一批著名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华中师大的章开沅，他们此前都没有当过校级领导，因在民意调查中获得高票而被破格提拔。在东北的辽宁大学，也破格提拔了一位中层干部任校长，这就是冯玉忠。
1983年，辽宁大学遴选新校长，辽大日本研究所所长冯玉忠是颇受瞩目的候选人之一。
他思想敏锐，有理论功底。早在1957年2月，23岁的他就在北京的《大公报》头版头条发表处女作论文《价值规律在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中的调节作用》，一炮打响。由于这篇论文，他差点在反右中被认为是“反驳斯大林”而成为右派，虽因根正苗红的徒工出身而得以幸免，却从此搁笔20年。
70年代初，他曾担任辽大中文系主任。曾担任辽大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肇乐群回忆，冯玉忠很早就热衷发展“新生事物”。1974年，他力排众议，开全国高校招生先河，创办了“群众文艺创作实验班”，从全省招收了41名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辽大日本研究所是经周恩来提议建在东北的，最初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管辖，后来交给辽大，是辽大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部门。冯玉忠工作很有魄力，且为人忠厚，眼睛向下，因而在中层干部中威信很高。
当时除冯玉忠外还有几位候选人。辽宁省委组织部专门来辽大征求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的意见。不久后，50岁的冯玉忠就被任命为辽大校长。
在就职演说中，他第一句话喊的是“老师们、同志们”。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机”。他看到，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有着日益行政化的弊端，其显著标志就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不高，因此特意在称呼中把老师单列出来，而且放在第一位。不过他很清楚，真正依靠教师、教授治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冯玉忠上台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派性斗争。他和党委书记刘鹏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委以重任，没留一个尾巴。后来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文元即是其一。冯玉忠对极左十分痛恨，每次提及辽宁大学教授、梁启超弟子周传儒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都是痛心疾首。
当时实行校长负责制改革，辽大是试点单位之一。冯玉忠主动提出，不担任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而由分管副校长主持。他主政13年，没批过一张经费使用的条子，而是委托学校总会计师全权负责。他与党政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组织部每次来考核的结果都是廉洁团结。
冯玉忠在学校管理上采取的一项新措施是每周三晚召开校务恳谈会。恳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轮流邀请各系教师代表参加，不限定主题。会议发言非常踊跃，如果不抢着发言就根本得不到发言机会。如有教师对教务处制定的教学工作量化管理条例提出意见，冯玉忠当场请教务处处长作了解答，之后采纳了教师的意见，对条例作了修改。他还和刘鹏共同设计实施了学生党委联络员制度和校长联络员制度。
1984年10月，《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消息：冯玉忠校长聘任33岁校长助理。这则新闻在当时颇为轰动，外媒也作了报道，认为这预示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要起用年轻人。
这位33岁的年轻人叫刘志超。他1975年毕业留校，在辽大宣传部工作，1979年调到历史系从教。冯玉忠一上任就开始考察他，但他自己并不知情。
此后，又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刘志超被提拔为辽宁大学副校长，那时他才34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副校长。
刘志超分管人事、财务、后勤等，冯玉忠要求他在分配时要向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线教师倾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玉忠格外注重年轻人的成长，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找有才华的年轻人，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干部。
《辽宁大学校报》学生记者采访冯玉忠，问他作为一校之长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手中没有杆秤（意即手中没有杠杆）。他希望上级行政机关“放权”，使高校的管理者们有责也有权，责权统一。
1988年，在冯玉忠的提议下，校党委决定设立振兴奖。生物系教授董厚德的科研成果《辽宁省1:50万植被图和植被区划》被评为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个被授予振兴奖。生物系提出的方案是奖励500元，科研处的意见是800元，冯玉忠提出，最少5000元。他说，就是要冲破头顶上的平均主义浓雾。
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率先在国内出版界实行了承包经营制。承包经营没有“红头文件”作依据，也没有现成样板作参考。
承包合同书讨论稿先送冯玉忠审阅，再送校党委审定。冯玉忠对各项条款几乎一字不易，只对承包人提成比例提出异议，认为3﹪不行，最少5﹪。大家担心校内外震动太大，他说：“就是要让全校议论这件事，沸沸扬扬才好！”最后党委讨论时，支持了他的意见。
承包后，出版社名声大噪，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名列前茅。一位记者采访冯玉忠，问他在管理上有何经验，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两个字：“不管！”
点亮一盏灯
冯玉忠常说，管理学生不是目的，教育家应是教育人塑造人的，不是用知识来装满学生的篮子，而是应该点亮一盏灯。
他认为，发展学术、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生命，而实现的前提是保证师生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据他自己统计，辽宁大学自1950年到1976年先后搞了20次政治运动。斗来斗去，斗丢了教学和科研，还造成了不少人的人格严重扭曲，“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汲取吗”？
冯玉忠要求学校一律不写“通知”，只写“敬告”或“周知”。他说学校不是上级领导机关，没有通知的权力，只有敬告的义务。他还组织发起“最可爱老师”评选，加强学生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发言权。
当时辽大学生社团全国知名，也因此催生了很多新事物。学生以参加社团为时尚，校学生会专门成立了社团部做管理和服务。
辽大公告栏里每天都贴着各种讲座通知。讲座内容广泛，提出的学术问题十分尖锐。其中，冯玉忠所作的“改革的理论和理论的改革”学术报告座无虚席，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一次开学典礼，他讲话时已近中午，他说：“大家觉得我说的话没意思、无价值，随时可以离席去食堂吃饭。”但无一人退场。
那时，在黄昏时刻的校园里，学生们时常看到他独坐在小饭店里，点一瓶啤酒和一盘炒面，独自享用。
1989年4月，冯玉忠第一次访问韩国，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访问韩国的大学校长。那时中韩之间尚未建交，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学校长，不宜以公开身份访韩，因此是以辽宁省经贸考察团团长的身份访韩的。
他访问韩国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多招留学生。他深感像辽宁大学这样一所地处东北的地方院校，欧美学生来留学的不会太多。当时最多的是日本留学生，但他预感未来韩国留学生的数量可能超过日本。1986年，他开始“秘密”接收以香港青年身份出现的韩国留学生，到1988年辽宁大学已有了六七位不公开的韩国留学生。
访韩归来，他写了专题报告《南朝鲜的“中国热”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提出了六条建议，中心意思是建议中韩尽快建交。据说，报告不久便送达中央领导。他利用自己在韩国的影响力，为开展中韩交流、促进中韩建交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工作。
中韩建交后，他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韩国学系”并亲任系主任，使辽大成为继哈佛大学之后第二所开办韩国学系的大学。如他所预料的，辽大的韩国留学生数量很快超过日本留学生，跃居第一位，达到500多人。
“藐私必损公”
冯玉忠是一位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为商品经济大声呼吁。他说，商品经济的大门口写着八个字：顺我者富，逆我者穷。
他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企业家的民族，不会是先进的民族。他发现一些锐意改革的厂长饱受“告状”困扰，感叹一封匿名信就可以干掉一个改革者，说这叫“猫被耗子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捆住前后爪，任凭耗子咬，正气不压邪，是非大颠倒。
1986年春，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新的一年改革如何深入。冯玉忠在辽宁大学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改革需要理论、理论应该改革”的大讨论。《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他的谈话。他还联合赵希友、王泽普等一批著名企业家，于1986年10月创建了“理论沙龙”。
1986年12月16日，时任辽宁省省长全树仁应邀来到沈阳第三机床厂，参加了理论沙龙的第二次活动。这次沙龙活动的中心议题是：1987年应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树仁边听边做笔记，随后也发了言。
他说，搞活大中型企业是搞活辽宁的核心问题，应该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以利于形成一大批企业家。要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还要解决经营者本身的利益问题。干部制度也要改革。党管干部不能理解为组织部定谁是谁，组织部应是人才库，任命不任命还要看经营企业的实绩。
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大家都说，这个发言不带官气，有自己的新见解。
1988年春，冯玉忠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文章《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产权的思考。
他对产权的关注由来已久。1953年，他被所在的东北商业专科学校（辽宁大学的前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每年寒暑假都回老家——北京市平谷县梨羊村。那年冬，村里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二伯父冯邦荣却拒不入社，说“得瞅瞅再说”，但还没等瞅明白，就在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中“被入社”了，从此后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冯玉忠常与他辩论，说他落后、忘本。
1960年是困难时期，放假回到家乡的冯玉忠无法再回避一种不敢想、不敢信的严酷事实：本村和邻近几个村庄天天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其中就有最疼爱他、给了他童年最大温暖的姥爷。冯玉忠满怀困惑，找不到答案。但从此以后，他不再与二伯父辩论了，农民的意见他听得进去了。
1982年冬，二伯父去世，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当年入社时的85块钱本金没有退还他。就在他去世后不久，包产到户就全面铺开了。冯玉忠想，让二伯父一生不平的，归根到底不就是产权问题吗？
1987年，冯玉忠再次回乡探母，发现一位同辈兄弟正把刚盖起两年的五间大瓦房拆了重建。他迷惑不解，对方反问他：“我问你，解放后没收过农民房子吗？没有。可是除了房子之外，农民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充公！”
这些都让冯玉忠渐渐看到了产权问题的严重性。产权是经济问题的核心，也是文化道德问题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子”。
他在《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一文中提出，应采取健全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法等各种措施，促使十亿公民增强资产关切度，使亿万公民既有产权利益，又有产权风险和产权约束。文章发表后，内地和香港的32家报刊相继转载，“资产关切度”一时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经济学词汇之一。
从90年代起，冯玉忠的研究侧重点开始转向“经济与文化”。因为他认为，计划经济造成的不仅有经济后果，还有文化后果。经济后果就是贫困的普遍化，对此人们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文化后果则是道德滑坡，对此人们还没有很好的认识。
1991年8月，冯玉忠去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亚太地区大学校长会议，会后由东向西横贯欧亚，在苏联考察访问了18天。这次考察让他感受到两个强烈的反差，一个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反差，这令他吃惊；另一个是现实与以前看到的苏联电影的反差，这让他大有上当受骗之感。
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苏式计划经济制度是一种最没有计划的经济，是首长经济，其本质就是两个字：剥夺。他认识到，藐私必损公。
两个月后，他又去汕头参加了地方性综合大学校长会议，会后自东向西，访问了深圳、东莞、广州、珠海等地，也是为期18天。
在珠三角，他看到一片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建设景象，不仅与在苏联看到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也与北方特别是东北那种沉闷空气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他再也按捺不住了。
1992年正月初三晚间，他开始动笔写作，初四写成。这是一篇随感录性质的文章，仿邹韬奋《萍乡忆语》，起名叫《南行忆语》。文章强调，辽宁与广东的最大差距是观念的差距和机制的差距，差距的核心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当时“市场经济”一词还没有开禁）。
冯玉忠将此文投送了几家报社，但在当时改革低潮的气氛下，这几家都迟迟未发。
3月中下旬，《经济参考报》和《沈阳日报》率先刊登了这篇文章。很快，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此文的境遇突然改观，先后被十几家全国性和省级大报转载或摘登，几成热门。香港《广角镜》还发表了《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冯玉忠理论受重视》的文章。有的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事先得知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否则为什么写得如此有针对性？
“激情不能退化”
1995年，冯玉忠从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肇乐群1990年调任沈阳市民委主任后，经常和冯玉忠共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认为，冯玉忠的影响力恰恰是在他退休后体现得更为明显。
冯玉忠经常建议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做社科院领导首先得当社会科学的行家里手，必须得挤时间搞些自己的东西，不能放任自己。要成熟起来，谙熟人情世故，但激情不能退化，进取心不能丢失。
1995年，赵德志成为冯玉忠的博士生。他回忆，那时上课的地方都是经济改革发展的第一线。鞍山、辽阳、海城等地走在辽宁改革开放的前列，冯玉忠经常去提供理论指导，鼓励探索，企业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甚至摊贩都很欢迎他。
1997年，冯玉忠受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邀请，南下深圳。当时一些人认为特区已不特，要求取消特区的声音甚嚣尘上，厉有为要在舆论上组织反击。
冯玉忠到深圳后，跑了很多地方，发现了各种问题，一些甚至是带有全局性的迫切问题，比如公私财物的确权。他认为，如果取消特区政策，深圳的改革开放就会陷入困境，而没有深圳的先行先试，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特区，并提出“国有资产不许侵犯、私有资产不容剥夺”。
2003年，冯玉忠70岁，一些学者和朋友为他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辽宁省委原副书记孙奇发言回忆，冯玉忠曾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对辽宁省的改革发展起了重要的建言作用。他还拿出一个笔记本，边翻边念：某年在某座谈会上，您如何如何说。
冯玉忠晚年，辽宁东北亚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姜明秋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姜明秋几乎隔一两天就会去看他，每次去都会给他带去长寿参鸡汤和泡菜。他对朝鲜半岛局势和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感兴趣，总会向姜明秋问起，因此阅读和记录这些方面的新闻成了姜明秋给自己布置的一道作业。
2014年，88级物理系的韩雪松第一次与冯玉忠在聚会上同桌共餐。在敬酒时，冯玉忠准确叫出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他的工作经历。韩雪松说，冯玉忠非常注重自己在年轻人心中的形象，每次上台讲话之后都会很认真地问身边的人，自己的着装是否合适，某句话是不是说得不妥。他认为如果自己不被年轻人所接受，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力。
一次，昔日学生们与他聚会，席间纷纷回忆起当年辽大不写“通知”而写“敬告”等往事。冯玉忠很开心，还说现在的饭店都写着“禁止吸烟”，其实应该是写“请勿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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