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一条条来想吧，想到哪写到哪儿。不一定七条吧。先写第一个瞬间。和我老婆认识算不算印象深刻的瞬间？那时候我还太小呢。照片久远，不够清晰。风琴前面的女主角就是我老婆。当年她三岁。20年后成了我的老婆。我跟她是同一个幼儿园的。但是我是不是在后面的男生之一，没问过我妈，就不知道了。幼儿园的时候，有过一次我觉得是特别“伟大”的发现。小时候淘气，中午让大家睡午觉，我不睡还捣乱。于是就被老师隔离起来，关进了“小黑屋”。不知道“小黑屋”是不是很多幼儿园的“标配”？反正在我所在的幼儿园，有这样一个“小黑屋”，是所有的小朋友最害怕的地方。谁要是被关进“小黑屋”，大家都能听到小朋友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被关进去了，没哭没闹，安静得甚至老师都忘记我还被关在里面。直到家长来领我回家，老师才想起我来。当然，她们相互之间会有什么争执，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从此，我却被以“肝炎传染要疏散”为名，送到了上海老家。当然后来知道了，原来那次“肝炎流行”就源自江浙沪一带。而我却正被送往高流行区。为什么我在“放出来”以后必须离开幼儿园呢？原来我发现所谓的“小黑屋”，其实就是幼儿园的小库房。里面藏的全是老师们在节日才拿出来给小朋友们玩的玩具，其中还有我家“捐献”的。如果我的“发现”被其他小朋友听说了（而我一定会吹这个牛），以后老师们就再也没有能够镇压小朋友的“禁地”了。第二个瞬间。那一天是1968年4月1日。那天，一群“人”闯入我家，带走了我的父亲。并且连打带砸，还抢走了我家的东西。包括我的玩具。然后，把我们一家人赶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房子小了，这没关系——反正东西也没什么了，而且反正也不让带走家具。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让一个流氓——它的名字是“鱼鹰”（谐音。我并不知道此人的真实名字。可能姓于、姓余……）——一个单身男人，住进了我家的内屋。他每天出出进进，目的只有一个：“监视”我家的一举一动。实际上就是在耍流氓。他曾经把我妈妈打得嘴角流血。当时我家只有妈妈和先天不足的大姐以及上高小的二姐，还有不到10岁的我。父亲和未成年的大哥已经被带走了。后来，被带去“参观受教育”，看到过我家的那些东西，在“抄家成果展”上，我父亲的收藏——一些胶木唱片，例如贝多芬交响乐等等——在离边缘约一寸处打了个眼（虽然每张唱片都有中心孔）挂在墙上，声明这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家生活方式”的体现。而我的父亲只不过是大学里的副教授而已。再后来，妈妈也被带走了。我猜，以我妈妈的刚烈个性，她很可能会被折磨得更惨。这有她老了以后，不断去做手术，最终瘸了一辈子，部分得到证实。第三个瞬间。那是某一个冬天的早晨。父母都被关押了。每个月，红某兵递给我们（先天不足的大姐、刚刚12岁的二姐和狗都嫌的我）2块钱，作为我们姐儿仨的生活开销。后来涨到了5元（当时我以为是她们开恩。后来才知道是母亲竭力争取的结果）。那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吧），居委会要大家去买冬储大白菜。合作社的院子里，一车车的大白菜堆着，售货员一颗颗的往车下搬运。居民们纷纷排起队来。我被二姐安排着排在一个队伍的队尾，然后就看见二姐手拿着户口本，急匆匆的在队缝中间钻来钻去。整整一天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买到。晚上，有人砸破了我家的窗户，扔进来一个臭鸡蛋。嘴里骂骂咧咧的，不知道叫嚣着什么。二姐紧紧地拢着我，大姐在角落里躲在椅子底下（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二姐跟我说，将来我们长大了，一定不能要小孩。不能保护她们，生出来干什么？我懂了。到现在，大姐已经去世，二姐退休已近5年，大哥更是退休已快十年。我也近退休。我们都没要孩子。我们这一家绝户了。第四个瞬间。那是1969年深秋，前往河南干校的火车上。其实我是很高兴的，因为终于父母又和我们在一起了。全家人团聚了。离开北京的时候，妈妈和二姐在哭，大姐在闹，父亲被两个红某兵押着来来去去不知忙些什么。大家上车后，天色已晚。我是有“交通工具嗜睡症”的人（后来知道的，因此受益无穷），很快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这又是我的一个特质——醒来就完全清醒，没有中间过程），火车正好在过黄河大桥。我悄悄掀开窗帘，只能在浓雾中见到交叉的钢梁影影绰绰的晃动（其实是在左一根右一根的经过窗口），听见车轮“咣当咣当”的响声。有一种很强烈的梦幻感。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现在的我，是在做梦？还是清醒的？如果是做梦，那么白天的那些，昨天、前天经历的那些是什么？做梦吗？后来读到了《庄子》，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原来常见，古人已有分析解读。后来的三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半梦半醒中度过的。第五个瞬间。这是我过去写的一点东西，转录过来，因为我觉得也是一瞬间的事情。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找出了10年前写下的文字，贴在这里，试图说明，人在绝境中，可以有多强大。看不懂没关系，你没有生在那个年代，是你的幸运。…………………………10年前的纪念文字如下…………………………………………临放假，小同事来找我，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想请我帮忙值几天班。以我多年从不拒绝帮别人小忙的习惯，就答应了。　　谁知道风云突变，家中大不幸，先天智障的老姐姐突发中风不醒人事，老母去扶却着急闪了腰。全家人忙了好几天，终于将母亲大姐二人送到医院。我因为中风而不在母亲和大姐身边。然后就到了我该值班的日子。　　不几天后，大哥来电话，大姐去世了。我没有工夫守在悲伤的老娘身旁，仅以此文悼念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的一生，使我理解了许多其他正常人家生活的人所不会理解也没有机会理解的事情。　　残障人士，尤其是智障人士，是上天降落人间的真正的天使。　　从小我们就在周围人们异样的眼神中生活，我小时候的同学，因我有个“大傻子”的姐姐而称呼我为“二傻子”。史无前例的时代，那些毫无人性的混蛋党卫军，不知道为什么认为我大姐是潜伏特务在装傻而虐待她。一切对她的不公正，大姐都以她特有的表情，微笑着承受着。我以为她不懂，大家都以为她不懂。但是有一天，她却以特殊的方式嘲讽和控诉了一下那些虐待者。　　那天，他们组织人们接受教育，批斗会后观看样板戏。到了痛说家世的桥段，奶奶和铁梅正在台上哭，我的大姐突然发作了。她大声地哭了起来，痛说着近些日子她被通过触及皮肉而被触及的灵魂之苦，主题却是诉说父母养育之不易。那些把人们牵来的狗腿子还没有反应过来，“牛鬼蛇神”们先是愕然，然后开始切切私语。而“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们则反应迅速，大家都痛哭起来。会场秩序大乱。“教育”肯定是持续不下去了。几个女恶棍过来把我大姐拖了出去。　　从此我懂了大姐。她全明白，什么都明白。只是以她的残疾和孱弱，她无力控诉和反抗。　　从后来我再见到大姐时，看她的状况，我知道她一定又被通过触及皮肉而被触及灵魂了。但是不知是他们搞不定大姐，还是他们认定大姐的确智力有问题，反正从此之后，大姐再也没有和母亲分开。而我受到的控制因此减弱，并得以离开集中营（干校）去流浪，就是后话了。现在想来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不“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于是反而“放任自流”了。　　到了北京，我们全家在办公室住过，筒子楼住过，却都住得时间不长就搬进了单元楼，比起很多干校回来的牛鬼蛇神们都顺利，这也得益于我的大姐。她随时该吃就要吃，该拉就要拉，谁也拦不住。不论是办公室还是筒子楼，谁都被她的样子吓到过。她的日常生活又的确太影响其他人了。老子讲“复归于婴倪”就是说象婴儿一样思考、生活，而我的大姐就是这样。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母亲和大姐，我的家庭就象个家庭，可以相对独立的在一起。实际上那个时候，有多少家庭被拆分，人人天各一方，只有“家乡”、“亲情”等等空洞的字眼在心里维系着。而我的家，却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母亲和大姐。都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家的细胞核就是母亲和大姐。　　大姐有许多常人所没有的特质。她严重弱视，人站在她的面前都认不清楚。但是在黑白电视的时代，她却可以准确的指出屏幕上的天安门和国旗，“因为都是红色的”，她这样说。后来看到资料，说50年代英国曾经作过在黑白电视上播放出彩色信号的试验。她自己发明了两个收音机摆在一起，当都调到同一个电台时，可以提高灵敏度的方法。而到多年后我上大学学到相关知识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她完全不知道频率、共振这些知识，也完全看不清楚收音机的调谐盘。　　1976年地震，时间是在清晨。在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她突然闹起来了，我第一个拉开家门背着大姐冲下楼。而后来听说地震当时，很多人家是开不开门的，因为大地变形使门框把门夹住了。所以我开门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震起来。大姐可能具有一定的预知能力，象传说中的某些自然动物一样。当然，我完全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脱离自然的文明生活方式可能真的妨碍了普通人的感知能力。　　后来，当我们其他可以走上社会的兄弟姐妹们陆续上学、毕业，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大姐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以至于父母后来开玩笑地说，50年代鼓励人们多生多育，“人多力量大”是当时的口号，他们响应号召生了一大家子。而现在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大姐。父母的晚年有大姐的陪伴，是我们的福分，也是父母的慰籍。　　大姐走了。我突然发现自己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她。大姐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尤其是教会了我，一个身体不方便的人应该如何在貌似正常的人群中生活。不自卑、不自怨自艾、简单而快乐地活下去。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不幸，但是有谁会如大姐那么不幸却又那么快乐呢？………………………………引用结束的分割线………………………………其实还有，拿到录取通知算一个瞬间，与老婆重新见面再次相识相知算一个瞬间，中风也算一瞬间……就不多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