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明代海外贸易之路
坎坷的明代海外贸易之路
中国的官方海外贸易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据考证到王莽时代，新莽政权已和位于今印度南部的黄支国存在官方贸易关系。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发展，到了隋唐中国在海外的贸易到达了它的黄金发展期。自唐中叶以后，唐王朝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陆上转移到海上，当时的海上交通路线北由登州、莱州，中由扬州、楚州通往朝鲜和日本，南由广州、交州通往东南亚各国和印度、斯里兰卡。诚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一所言：“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两宋时期，西北陆路对外贸易日益衰落，但海外贸易却更加发展。至元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后，元政府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元代在造船技术及航路开辟上达到一个新阶段。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元代海船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元瓷甚至经由埃及、摩洛哥等地直接进入欧洲。位于福建的泉州港成了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心。
然而，进入明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之路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振荡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在政府海禁政策影响之下，走出了从“单一朝贡贸易期”、“官方贸易畸形繁荣期”、“徘徊期”、“寇商期”至解禁后“发展繁荣期”，这样一个曲曲折折的坎坷之路。虽然明代海外贸易之路异常曲折，但它在中国的整个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十分重要。它完成了中国以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贸易为主的转变，贸易商品也由以前的宫廷奢侈品为主转向民间消费品为主。在明中后期，为平衡海外贸易中巨大的出超，致使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直接促成了明之后中国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有效解决了中国历代不能很好解决的钱荒问题和发行纸钞造成的货币贬值问题，稳定了中国的物价。同时伴随明代进行海外贸易进入中国的玉米、甘薯、烟草等农作物，改变中国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明末海禁的解除，大量粤闽人出海发展，也为中国明末清初海外大移民创造了条件。
明代海外贸易的几个阶段
明初（1372－1399）严格海禁带来的单一的外国朝贡贸易期
由于明朝建国第一年，在山东等地就发生了倭寇骚扰事件，再加上对方国珍残余的海上势力的顾忌，朱元璋深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居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统治。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明政府宣布实行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又三次重申了政府的海禁政策。朱元璋是开
国之君，历来令出必行，海禁政策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虽然海禁有效打击了倭寇骚扰，但也使宋、元以来相当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遭受重创，留下的仅仅是对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
在明朝尚未正式建国（吴元年1367）时，就设有“市舶提举司”负责接待和处理和海外各国的通商贸易，初在太仓黄渡，后设于宁波、泉州、广州三地，令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西洋诸国。朝贡贸易被严格限定了朝贡各国来贡的周期、贡品的数量和种类。《明史》八十一卷记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由于种种原因，就是这种朝贡贸易也没有很顺利的进行。洪武七年九月“罢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稍后又复。明初这种单一的朝贡贸易从数量、规模和影响来说，仅仅是满足明朝廷安抚几个传统通商国家的作用，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多少影响。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倒退期。
郑和时代（1405－1433）畸形的朝贡贸易繁荣期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之久，“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走出国门，主动开始经略海洋，是古代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一项突破性的重大尝试。但从海洋贸易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它仍然是朝贡贸易的范畴，并不带有自由贸易的特性。在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贸易中，主要是宣扬国威，让沿途各国奉大明正朔，贸易仍采取历代中国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原则。几次下西洋，中国政府和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实在的效益，致使明政府朝野对其是劳民伤财之举的看法愈来愈强。所以永乐皇帝去世后，国家已无力支撑这样庞大的“面子之旅”、外交上的“形象工程”。自宣德八年后，下西洋再没有进行过，掌管航海档案的大臣为了使这种活动不再发生，竟私自焚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
尽管如此，郑和下西洋仍然带来了中国朝贡贸易的繁荣，是中国政府主导发展海洋贸易的鼎盛期。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归来，就有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个国家的国王亲来进行朝贡贸易。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曾出现了西洋、古里、锡兰山、阿丹、祖法儿、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明朝朝贡的盛况。
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庞大的朝贡贸易。另一方面，永乐皇帝仍然继续采取海禁政策，在其即位诏书中就重申了太祖的海禁政策。不过到永乐四年，面对日益严重的走私贸易和众多海外流民，他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赦免违反禁海之罪，招抚海岛流民回国。《明太宗实录》卷五二记载其上谕如下：“尔等本皆良民，有司危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比闻之，良用恻然”。从《明太宗实录》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或者更早，就存在着民间的走私贸易，并且这种贸易是走私贸易者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和政府政策相悖而已，对社会并无多少危害性。即便如此他们的走私贸易也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不可能形成太大规模，在贸易体系中也不可能占有主导地位。此时政府对其海禁政策的松动，预示较大规模的民间贸易有可能进行。但整个郑和时代仍然是一个以明政府财政支撑的朝贡贸易为主的海外贸易时期，是种违反价值对等原则的贸易，就注定它的繁荣是不能持久的，或者说是一种虚假繁荣期。
从宣德到嘉靖（1433－1523）民间贸易的徘徊发展期
从宣德朝开始，明政府中关于禁海和开禁之争就一直存在。就在官方的争论声中，民间贸易在艰难的进行。禁海呼声高，民间贸易就被查禁的严，发展就会受阻。官方开禁呼声高，民间贸易就会被默许，发展就顺利一些。
英宗、代宗时期，曾任礼部右侍郎的丘浚（1421－1495）力主开放海禁，他认为开禁对于中国和外夷均有利：“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开放海禁除通中外之有无外，国家还可从中抽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以海外贸易税收取得财政收入要比“前代间架，经总制之类滥取于民”的苛政要好得多。他还认为通商招惹边寇的说法不正确，对私人出海贸易政府只要严格管理，应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情。他的主张基本上是要恢复宋元的海外贸易政策，但是这一主张在其有生之年始终只是在朝堂上进行争论，而没有付诸实施。
随着政府开禁和主张严禁之争，官方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态度也变幻无常，其转变没有规律可寻。出海贸易的商人始终处在朝廷政策上的禁止与地方政府的宽严不定的夹缝中生存。为了获得海洋贸易的收益，有的海商甚至开始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这即是下一个时期的寇商期。
嘉靖时代（1523－1567）的寇商期
嘉靖元年（1522）在南方的广东发生了中葡西草湾之战，嘉靖二年（1523）在浙江又发生了日本两贡使争贡事件。这两次事件对明中央政府震动很大。明政府加强海防和严加海禁成了当务之急。争贡之役后，明世宗屡下海禁之诏。嘉靖三年（1524）四月，明廷规定“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亦论罪。嘉靖四年（1525）八月，兵部下令浙、福两省查禁双桅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嘉靖八年（1529）十二月，“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明世宗实录》卷一零八）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又重申，浙、福、两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市贼，其邻居不举者，连坐。”
在嘉靖时代对海外贸易暴风骤雨式的打击之后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出海的商人少了，另一个就是凡出海经商者即为寇。政府的政策促成了寇商一体，商寇合流。也就是这一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王直、徐海、洪泽珍、陈东、萧显、李光头等一大批寇商，他们与浮海而来的倭寇纠结在一起，成为危害中国沿海数十年的海上边患。
隆庆朝后（1567－1644）民间贸易的发展繁荣期
在嘉靖时期有不少官员就看出纯粹打击私人贸易，并不能杜绝海患。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海禁前沿的宁波知府曹诰对海禁很无奈，一方面他必须广捕接纳通番之人，另一方面对所捕之人又极具同情，“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郑舜功：《日本一览.穷河话海》卷六）
到嘉靖末，随着日本进入江户幕府闭关锁国时期，倭人来中国为寇者数量大幅度减少，经过二十多年的备倭战争，明政府的财政也被耗费的捉襟见肘，建立在打击倭寇基础上的禁海政策亦不得不调整。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准放东西洋，而严绝日本，得到皇上批准。虽然明太祖的祖宗成法未得到彻底否定，但明政府等于有条件许可了民间对外贸易。总之，隆庆朝后东南沿海迎来了自由贸易的新时代，贸易量在万历和崇祯两朝得到迅速扩大，并主导了东亚贸易网络。
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进出口港口、商品和贸易国
在明代和中国有较大贸易量的，北有日本，南则是南洋诸国。明中后期又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无论是那国，在终明一代中国均是陶瓷、丝绸、棉布、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国，是金银和一些宫廷奢侈品的输入国。郑和下西洋后引来了非洲、西亚不少国家进行朝贡贸易，但数量不多，保持朝贡贸易的时间也不长，且带来的无非是些长颈鹿、斑马等稀奇古怪的无用之物，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太大影响。南洋诸国和中国的贸易是持续上千年的传统贸易，一方面他们从中国带走的瓷器、钱币、丝绸均对其生活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南洋诸国输入中国的香木、药材、金银对中国的官宦和百姓生活也产生不小影响。虽然整体数量不大，但是持久和连续不断的，并且从明中叶以后，这种联系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在明代海外贸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和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的贸易关系。要谈和他们的贸易往来，除明政府规定的宁波、泉州、广州几个市舶司所在港口外，更重要是了解几个走私港。因为和上述各国的贸易大部分是在这几个走私港进行的。这就明白为什么明代完成了从朝贡贸易到民间自由贸易的转变。
双屿位于宁波外海舟山城东南百里，“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天启《舟山志》）。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道相通。水道入口处有小山作为屏障，港内空阔二十余里，能避风涛，能泊舰船。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二十三年（1544），日本违反十年一贡的规定，超前派贡船赴宁波入贡，遭到拒绝，私商引入双屿贸易。二十四年（1545），徽商王直载货往市日本，打通双屿――日本的走私通道，使双屿成为东亚贸易网络内马六甲――双屿――日本大三角的中心，在国际走私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当时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另据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记载：“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
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浙江巡抚朱纨命福建都指挥卢镗攻打双屿。四月七日夜，明军攻入双屿港，焚毁葡日的船只和其岸上建造住房。葡萄牙人和倭寇逃到位于今厦门港外的吾屿。随后，朱纨奏请朝廷填平了双屿港。
月港和双屿一样是明代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因其处在泉州和漳州的交接之地，是不漳不泉之所，并且港湾内岛屿水道较多，地形复杂，在嘉靖年间的抗倭中得以保全。并在隆庆时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今天厦门港兴盛的前奏。
早在宣德时期，在月港海域已有走私贸易存在，正统九年（1444），吾屿水寨内迁厦门，为整个月港外海湾进行走私贸易开了方便之门。成化弘治年间（1457－1488），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号称“小苏杭”（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16世纪漳州地区海船上传抄的十五世纪的针路抄本《顺风相送》记录有自月港门户吾屿、太武出发往西洋针路七条：太武――彭坊，吾屿――大泥、吉兰丹（马来西亚）；吾屿――柬埔寨；吾屿――杜板，吾屿――杜板、饶潼，太武、吾屿――诸葛担篮，太武、吾屿――涝维（印尼）。往东洋针路三条：太武――吕宋，吾屿――麻里吕（菲律宾）；太武――琉球。另有自福州五虎山出发经吾屿到西洋的针路两条。这几条航线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海洋贸易网络。可见月港在十五世纪东亚贸易中的地位。
正德十六年（1521），明军驱逐葡萄牙人出广东屯门后，其中大部分便改在月港和双屿和中国人贸易。在《明世宗实录》记载月港海域通番事件严重的多处。据曾任署安边馆事的都指挥黎秀报告：“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上文所提这些地方均在月港外围。可见在嘉靖时月港仍是走私贸易中心之一，是东亚贸易网络中重要的中转港和集散地。
就是以为月港在走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州知府唐九德奏请在月港设立县治，次年得到批准。隆庆元年（1567），在月港设海澄县。同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在此议开海禁，得到批准。直到明末，月港是中国唯一合法德商人出海贸易港。16世纪下半叶，由月港――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多可的大三角航线，在东亚与美洲的贸易大区域中占主导地位，是明输入白银的主要通道。
明代海外贸易的特点及原因
明代海外贸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官方贸易虎头蛇尾，最终难以为继；民间贸易屡禁不止，逐渐繁荣。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对于官方贸易来说，从唐开始以至宋元，中国政府均设有管理外来贸易的机构，如市舶司。除贡献给皇宫使用的外，自由买卖的部分政府要进行抽分。一般为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之间。因此政府可以从海外贸易之中获得丰厚的利益。到了南宋甚至达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明自建国之初，出于宣扬新建国家的国威和安抚传统朝贡之国的考虑，并体恤朝贡者本异邦之人不远千里而来，均有慕利之心，实则不易，所以明高祖朱元璋取消了抽分的成例。这就刺激了外国来朝贡的热情。
到洪武五年，面对高丽每年数次的朝贡，朱元璋开始下令中书省要减少来贡次数，“今一岁之间，贡献数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艰险”应以朝聘为例。另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八记载：“今高丽去中国稍近，日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显然朝贡贸易实际是个赔本买卖，明朝看重的只是与各国的尊卑关系，留有形式足矣，过多了就成了明政府的一种财政负担。这种既带有政治目的，又是一种不平等交易的贸易活动，一旦没有政治需求，或政治需求不强的情况下，很容易使其失去活力。无论明太祖还是明太宗，刚登基时希望海外各国都来朝贡，逐渐就开始限制朝贡。经济因素应是主要原因。后来明朝政府规定日本十年一贡，琉球和朝鲜三年一贡也应出于同样考虑。
与官方朝贡贸易不同的民间贸易，从一开始就是因利而来，它具有长久的动力支持。明朝建立之初即行海禁政策，直接损害了一批涉海产业的利益群体。中国自汉以来一直存在海洋贸易。特别是宋元时期，民间海洋贸易得到了一定发展。在两浙、福建、广东一部分人祖辈靠海而生，海禁阻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为了生活一部分人就开始进行违法走私。政府越是实行海禁，这些走私贸易的收益就越丰厚。例如海禁时，胡椒在官方贸易中可获利二十至三十倍，甚至成了官吏俸禄的替代品。走私贸易自然而然就沾了海禁的光，这样的高利润率使走私贸易者很容易积聚大量财富，并且会不顾后果，铤而走险。为了不至于被明政府剿灭，他们最终在嘉靖时就走上联合倭寇和西洋人，进行武装走私，也即成为亦商亦盗的寇商。
隆庆朝在福建部分地区取消海禁后，民间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同时在这个时期，江南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粗略估计，明末清初，华东占有全国80％以上的商品流通额，这就给海外贸易带来了强大经济支撑。中国的丝、棉布、瓷器、大米等商品经民间贸易渠道大量进入海外市场，带动了江南一些专业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例如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瓷器，广东佛山的铁器等。另一方面，海外的金银、苏木、香料、胡椒等商品也大量涌入中国，这些舶来品渐渐恢复到其原有的价值区域，不再仅是宫廷用品。在明中叶还是货币替代品的胡椒到明末已经成了普通百姓的厨房调料，香料在明末也是富家女性普遍使用的化妆品。
明代海外贸易对中国的几个主要影响
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确立
自汉至明，虽然中国历代政府都禁止钱币输出，但在贸易中只要存在不平衡，就要有货币的输入输出，况且和中国有贸易的各国都十分喜爱中国的钱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记载：“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当时中国的钱币在南方从泉、广流往南洋诸国，并远及印度、非洲。两浙之钱，则经庆元、温州、台州诸地，由“倭人”囊括而东。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钱币在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一直是通行货币。同时在中国本土，从唐中叶到两宋，却一直存在“钱荒”，并成为政府一个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宋开始发行纸币“交子”，实则是政府没有办法之举，远非是开创什么新式货币。因为本身毫无价值的纸币代行货币职能后，由于要受商品流通量和资金运转周期等诸多因素影响，稍有疏漏就极易造成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带来社会动荡。这在当时无论是中央政府的货币调控能力，还是造币的技术均是达不到平衡物价要求的，大部分时间还得仰仗金属货币。所以发生在唐中的钱荒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后期。
隆庆时，中外贸易量由于海禁放松而不断加大，当时中国存在大量的商品出超，外国来华贸易者只有用金银来平衡这种贸易的不平衡状况。特别是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进行所谓的大帆船贸易中，西班牙只能用大量的墨西哥现银和中国进行贸易。从而致使大量现银流入中国，使中国摆脱了金属货币的短缺。此时银元大量在中国流通，以银为主要结算方式的货币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十六世纪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建立殖民地。西班牙于隆庆五年（1571）开辟马尼拉港，并开通了从墨西哥的阿卡普鲁可港到马尼拉港的航线。通过这一航线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者要从中国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宫廷奢侈品，但他们手中产自墨西哥的银元可以和中国进行交换。在这一时期明朝通过菲律宾总共有多少现银流入，可以有以下几封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给国王菲力普二世的信窥见一斑，万历十四年（1586）：“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商品，此项银及银货，除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万历十八年（1590）：“自西印度运来之银，几全流入中国，其故则系中国以多量之商品，易银货以去。”万历二十六年（1598）马尼拉的大主教与菲力普二世的信内说：“每年由新西班牙运来百万比索银货，违反陛下之令，均已流入异教徒之中国。”据已故我国经济史奠基人粱方仲先生估计，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十七年（1644），总共由西班牙人（包括葡萄牙人）输入的现银有三千五百五十万比索。
除西班牙和葡萄牙向通过海洋贸易向中国输入银币外，当时日本输入中国的银量也不少。据明万历刻本《日本考》卷二《土产》记载：“倭国所好中国之货物，如丝、丝绵、红线、水银、针、铁锅、药材等其价值均以银计算。”又云：“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可见日人以银交换中国的货物和钱币。据日本新井白石在《本朝宝货通路用史略》中所说，从万历二十九年到清顺治四年（1601－1647），自日本输出之银约七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另外在明代的海外贸易中荷兰和英国，以及马来半岛及南洋一些国家也是向中国的现银输出国。粱方仲先生估计在明末（1573－1644）海禁放开后，各国由于贸易关系输入中国的现银应远超过一亿两以上。所以在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时，各种税赋才能统一折成现银缴纳。
2、新物种的引进对种植结构及社会的深层次影响
明代正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的扩张期。在世界海路大交融中，通过明朝的海外贸易使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花生、南瓜、番茄等农作物落户到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逐渐成为中国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种类，从而引发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粮食生产的革命”。400多年来，这场“粮食生产的革命”对中国的农耕文化、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甘薯为例，1582年，甘薯从安南引入中国广东。1593年，通过另一途径甘薯从菲律宾引入中国福建。这次引种人是当时往来福建与菲律宾之间的商人陈振龙。万历年间福建常闹灾荒，福建巡抚金学曾征求赈灾方法，陈振龙知道后，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用重金向私人购买了几尺薯藤，并学习了栽种方法。躲过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严查，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到达福建。在福州南台纱帽池试种，当年即获高产。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大旱，巡抚金学曾下令各县大量种植，结果收效显著，使福建渡过了大灾荒。金学曾为此专门撰写《海外新传七则》，介绍甘薯的栽培和繁殖方法。此后著名农业科学家徐光启撰写专著推广甘薯种植，陈振龙的后代更是亲自到浙江、山东、河南等地推广种植甘薯，到清乾隆时期仅仅一个世纪，甘薯已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成为我国一个主要的农作物物种。
玉米在16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见于1511年安徽的《颖州志》。花生应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从南洋群岛或菲律宾引入中国，1503年《常熟县志》便有记载。南瓜是明从东南亚经海路引种中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八卷亦有关南瓜的描述。
正是由于明代引进了玉米、甘薯、花生、南瓜等耐旱、产量高，能在中国广大山地、丘陵种植的农作物，才使得经过康乾盛世后，中国的人口有可能大量繁殖。并造成乾隆、嘉庆两朝在全国发生进山垦殖活动，从而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种植结构和人口分布。这不能说不是明朝的海外贸易活动给中国造成的深远影响之一。
为大规模海外移民提供了条件
经过唐宋元明几百年的航海知识积累，特别是明初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使东南沿海不少人掌握了远洋航海能力。到明末在福建沿海和广东的潮汕地区已有不少人到吕宋和南洋等地贸易。他们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海路已相当熟悉。乾隆《福建通志》记载：“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此记载虽在清代，但记载和明末清初郑氏集团有关。文中描述应是明末情形。另据明代张燮xie《东西洋考》记载国人到达马来半岛经商的情况：“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大泥），“贸易输税，各有故事。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暹罗），“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彭亨）。
正是由于明代末期大规模的民间海外贸易，使得中国人熟悉南洋诸国的情况，具备移民后的异域生存能力。所以在明末清初当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之时，发生东南沿海居民向南洋的集团式的移民活动就十分自然了。并且这一移民活动的影响在近四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例如近代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就是以南洋为跳板，然后在向大陆传播的，中文报纸的传入也是先在马六甲印刷，再有华侨带回国内的。甘蔗、橡胶等物种也是由华侨引种回国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当年下南洋的华侨后代省吃俭用为祖国捐款，有的华侨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参考书目：
1、《明史》&
中华书局；
2、《明代政治史》 张显清、林金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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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冷鹏飞&
中华书局；
6、《粱方仲文集》& 刘志伟&&
中山大学出版社；
7、《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
书海出版社；
8、《明代倭寇史略》& 高扬文 陶琦
中华书局；
9、《日本历史》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
中国地图出版社；
11、《略论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中外贸易带》陈东有
中国经济史论坛；
12、《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 杨国桢&
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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