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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阳能发电，有生物能源，有土地种植粮食，有科技那么多机器人巡逻，有火力！NCR都没有榴弹炮他们有，有学校教育下一代，后期你帮他们弄B29任务完了甚至还有飞机！！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现代社会。
就差个有野心有远见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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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族不行的，首先他们是从避难所出来的，拥有较高的技术，但只能自保。NCR不仅有飞机大炮还有战车部队
艺术家用谎言讲述事实，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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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大炮族连捞艘船都要派主角去证明了他们的懦弱
而且连发电厂几只小蚂蚁也搞不定加上医生医术也不怎高明
那些武器+飞弹 最多自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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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土人-老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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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族就那么些人……
人家只是带有高科技的宗教崇拜社会
你也别要求太高……
在漆黑荒凉的公路上，凉风吹散了我的头发，杰特温热的气息在空中袅袅上升。
我听见钟声在我耳边回响，我来到了永远迎客的碎梦咖啡馆。
于是我唤来领班，“请给我来点酒。”而他说，自从二二四一年我们再无供应。
遥远处依然传来那些声响，使我惊醒，我奔向大门口，找到来时路，回到我原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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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注定只能自保，帝国主义才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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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太严重 单纯的防御绰绰有余 侵略不足 一个机场的大小 充其量能养活多少人 封闭的状态迟早是要被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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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族人生活的只是另一种避难所而已，随着凯撒 豪斯 NCR 等一些势力的胜利 大炮族迟早会被其中一个势力统治。跟闭关锁国一样
本拉登：想要我的财宝吗？去吧，我把一切全都放在了那里——伟大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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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们需要有远见的领袖，比如猪脚，其实应该有大炮族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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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袁崇焕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其战略之错误，正文中已经分析透彻。
这里单说纯技术的问题，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红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么？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数不胜数，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守城三个月的洪都保卫战。如果面对努尔哈赤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那只能说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守宁远才两天）。
明方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许多人津津乐道，说是如何明智的举措。但事实多半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红衣大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对守城来说，在对方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够守住的。而对攻城来说，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现在却能攻克了。
这一点金人也很清楚的，天聪七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里说：
“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
明末有名江阴守城八十日，最后清军还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内的，若非如此，江阴守的决不仅仅是八十日。
更扩而大之的说，没有大炮，整个南方清军都未必能打下来。清军下南方第一道重要关口，扬州城之所以被轻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无能昏聩有关，但和红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的南渡录中说：
“扬州城颇坚，督辅可法在焉。北兵从西北隅以大炮击破，遂入城。死者甚众，肇基当破处抗敌，力杀数人，无继者，遂见杀。”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明代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战争环境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不一样。
明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战。而且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打攻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
“从14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说
“（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高潮”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
明人在技术上开放自由的心态虽然令人称赞，但在政府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在并不是最贴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传统优势的发挥，只能是帮敌人的忙，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有必要对明代火器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对火器发展最大刺激就是战争，明代开国之后到嘉靖以前，除了少数时间，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使得火器发展相对缓慢。
而在欧洲，从14世纪到17世纪，战争没有间断过，宗教战争，玫瑰战争，英法百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英国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战争最能刺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且西方的当时的战争是同等级文明形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小而对军事技术发展的刺激大。
这种军事技术的进步并不是建立在社会本身发展程度比明朝先进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明朝的领先的基础上。所以只要一和明朝接触，明朝就能立刻吸收引进其技术，并独立研制开发，直至反超。
明代不象清朝一样保守自大、封闭僵化，始终抱着开放的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战争对武器发展的刺激小，并不意味着明代的君臣就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心理和前瞻意识。
当时中国和西方殖民强盗多次小规模交锋，屡屡击败对手，但没有因此对之不屑一顾、麻痹大意。这才有了嘉靖时期汪鋐缴获葡萄牙人使用佛郎机，上疏建议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装备部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英国人主动把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当成礼物送来，结果仅仅被其当成自己的个人玩物，封锁在深宫之内。，
有些人因为明代积极引进西方火器，就说看呀，明代的科技发展也停滞落后，否则为什么要引进呢？
这些人其实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心态如出一辙，以狭隘封闭自大为荣，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最好，一旦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事物，那就是落后的标志，就是一种耻辱不光彩的行径。幸好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君臣没有这种愚昧狭隘的心态。
还有些人则是嗤之以鼻的说，明代引进西方火器有什么了不起，清末不是照样有洋务运动？
可惜这些人忘了，清末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被洋人打的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被洋人骑在头上拉屎撒尿、任意欺凌，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后才进行的。明代引进西方技术则是在国势强盛，自己打败对方之后，还要去主动积极的学习引进。区别就在这里！
随着明朝中晚期，战争开始频繁化，战争对火器的发展刺激也随之加大，火器发展已经明显呈现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条道路，也是更适合自己需要的一条道路，和西方相比只能说各有所长，而不能说谁更先进。但不幸的是这条道路却被过于盲目的追求类似西洋大炮的威力所打断了。
下面内容主要是摘录自王兆春著的《中国火器史》（其中水雷部分，引用了其他一些杂志上的文章介绍），内容简略缩写了一下，为避免繁琐，凡是《中国火器史》的部分，不再逐句给出参考文献注释了
、炸弹类火器世界领先
（1）、地雷
采用机械自动发火装置的真正意义上的地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早期的原始地雷或可追溯到宋代中国），并且地雷的种类和发达程度领先西方不少。
毛文龙在对后金作战中，就非常强调地雷的巨大作用。他的塘报中屡屡可见用地雷对后金军队重大杀伤的记载，而且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也反复建议一定要重视地雷的应用。
王兆春著的《中国火器史》中介绍，地雷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著名官员曾铣发明的（有些地方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里说，在明代初期1413年焦玉的《火龙经》里有机械发火装置的地雷，但实则《火龙经》当系嘉靖以后的明人之伪作，假托明初而成）
“地雷是埋在地下爆炸的火器，创制于嘉靖年间。据《兵略篡闻》记载：‘曾铣在边，又制地雷。穴地丈许，间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于地平，伏于地下，可以经月。系其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
地雷被曾铣发明后，迅速被其他人不断改进，延伸许多新品种。
“据《筹海图编.经略三》记载，丹阳的邵守德用生铁铸成一种地雷，内装火药一斗多，并用檀木砧砧至雷底，砧内空心，安火线一根，通出壳外。地雷制成后，选择敌必经的要路，‘掘地成坑，连连数十，将地雷埋在坑内，用小竹筒引出火线，土掩如旧。’雷中安有发火装置，敌军经过时将其踩爆，群雷震地而起，火炮冲天，雷壳破片如飞蝗四出飞击，人马纷纷毙命”
到了万历时期，明代地雷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武备志》卷一百三十就记载了十多种”，有踏发式地雷，有拉发式地雷，有点发式地雷，还有绊发式地雷。
踏发式地雷的代表是“炸炮”：
“雷壳用生铁铸造，大小如碗，壳面留有一指大小的装药孔，以便向雷内装填火药，用木杵将火药杵实，并在火药中插入一个小竹筒，从筒内向外通出一根火线。使用时选定敌必经之路，将几个炸炮的火线相互串联，并接在钢轮发火的‘火槽’内，再从钢轮发火装置内通出一根长线，经过一根竹筒通到地面，扣在地物上。尔后挖坑将地雷和钢轮发火机埋好，用土掩盖。敌人若踩跘长线，牵动钢轮发火装置，即发火爆炸。与炸炮构造和引爆方式相同的地雷还有自犯炮”
拉发式地雷的代表是“伏地冲天雷”：
“伏地冲天雷是一种采用埋藏火种方法引爆的地雷。火种装于一个盆内，放于雷上，火线总连于盆上，靠近火种。其盘连于枪刀杆上，尔后用土覆平，不露痕迹，枪刀杆露在地面上引诱敌人。当敌军前来摇拔枪刀时，火种倒在火线上，引爆地雷，声如霹雳，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点发式地雷的代表是“无敌地雷炮”：
“无敌地雷跑的雷壳用生铁铸造，形如圆球，有大有小，大者可装火药1斗，小者3-5升。装填火药后，用坚木将雷口塞住，同时由雷中引出3根火线，从竹杆中通出。作战前，先将雷体埋设于敌必经之通路，竹杆口露向自己一方，待敌进入雷区时，即令士兵点着火线，将地雷引爆”
绊发式地雷的代表是“万弹地雷炮”：
“万弹地雷炮的雷壳如坛，内装火药，口用土填紧。留有一个小孔，从中通出火线。使用前，将雷体埋设于敌军必经之路，同时埋设钢轮发火机一个，与坛口引出的火线相连，上用泥土和鹅卵石盖平，地面上安设一根同钢轮发火机相连的绊索。当敌军人马触动绊索时，牵动钢轮发火机，引爆地雷，杀伤敌军人马”
西方使用地雷应该相当晚，真正意义上自动击发的地雷可能要晚于明代两百年左右。在王兆春著的《世界火器史》中对西方早期地雷的记载几乎找不到，只有如下寥寥几行字
“欧洲国家使用地雷的年代较晚，俄军在年的日俄战争中，于旅顺防御战中使用了跳雷和可操纵的应用地雷”。
另外还有一处说到：
“欧洲在16世纪以前，火器的制造以枪炮为重点，爆炸性火器地雷、水雷，以及火箭等火器则没有多少建树”
一些文章说到欧洲在15世纪要塞防御战里用到过地雷，或是类似宋朝时期中国那种原始意义上的地雷。
（2）、水雷
水雷也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比西方人提前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李崇洲在《中国明代的水雷——世界水雷的鼻祖》一文对此有论述：
“一般认为，水雷是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由美国人发明的，1956年10月，苏联的《军事知识》在“漂雷”(水雷的一种)的发明和使用问题上，曾把1769年(土俄战争时期)俄军以“漂雷”炸毁了土耳其通向杜那依的浮桥，说成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漂雷”作战。但实际上远在我国明代嘉靖年间，便有了有关水雷的记载。明代名将唐顺之(年)在其《武编》一书中，有一则文字扼要介绍了水雷的构造和性能：
“‘水底雷’以‘大将军’为之。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埋伏于各港口。遭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揖破而贼无所逃矣。”
水底雷实际上是最早的用机械击发的锚雷，属于击穿性水雷。中国火器史中说“水底雷实际上是一支密封于木箱中，借助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的火铳”。
世界上最早的漂雷同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水雷小史》中说：
“到了明万历十八年，我国又发明了一种‘水底龙王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以香作引信的定时爆漂锚雷。又过了十年，有个叫王鸣鹤的人，利用碰线引信原理制成‘水底鸣雷’。到明天启元年，又把‘水底龙王炮’和‘水底鸣雷’改进成碰线引信的触发漂雷。这就是当今有的国家还在使用的触发式水雷的前身。它是在水雷上安装一根或几根绳索，任其横浮于水面，当敌船在航行中碰上这些绳子就会自动击火引信，引起水雷爆炸、击毁敌船。”
水底龙王炮这种世界上最早的漂雷，用复杂的精心设计的慢燃烧信香为定时引信。“熟铁为壳，定时爆炸”，“设计了巧妙的通气管道，考虑了河水的流速，是明代中期火器研制者聪明才智的结晶”
明代还有一种击穿性水雷，叫做 “既济雷”：
“雷体长1.5尺，直径4寸，内装发射火药二斤和两斤重的铅弹一枚”，“一般击穿一船需用8个水雷，使用时把他们平均钉在敌船底上，钉雷时一并将药信点着，引燃发射火药，射出大铅弹，直接击穿敌船船底，使之沉毁”
（3）定时炸弹、手榴弹、烟雾弹、毒气弹、燃烧弹
嘉靖时期的曾铣不仅发明了地雷还发明了定时炸弹，其在明代的称谓是“慢炮”：
“慢炮是嘉靖中期曾铣在镇守陕西三边时创造的一种定时炸弹。据《兵略篡闻》记载：‘曾铣在边，置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辰才发，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甚众’”
手榴弹在当时的名称是“击贼神机石榴炮”：
“是用生铁铸造的炸弹，其形似石榴，如碗大小，其作用类似现代的手榴弹，弹壳上留有一孔，以便向壳内装填致毒性火药和发烟剂。”“使用时或抛至敌阵爆炸；或放置路旁，敌军人马踩踏后，炮内火种受震起火，引起爆炸；或使敌中毒后封喉，瞎眼”
显然“击贼神机石榴炮”不仅有手榴弹的作用，也有现代的毒气弹、烟雾弹的作用。还有一种兼毒气弹和燃烧弹作用的炸弹，明代叫做“万人敌”
“万人敌先用干泥制成空心球壳，壳面开有一个小孔，以便灌入致毒与燃烧性火药，并通火线在外，尔后将其装入木框或木桶中，以防其碎。作战时，守城士兵点燃火线，将其掷向城下爆炸，毒杀和焚烧敌军攻城士兵”
（4）、自动发火装置的发明
明代中期的爆炸性火器，已经有三种类型的自动发火装置：
“其一是采用燃烧有时限的香火，定时点燃火器中的火药，引起爆炸；
其二是在爆炸性火器中预藏火种，待敌人触动火种，使其落入火药中点火引爆；
其三是钢轮发火装置，其基本原理是用钢片敲击或急剧摩擦火石取火，引爆地雷。使用这种发火装置的地雷有炸炮、石炸炮、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
钢轮发火装置在嘉靖后期已经创制，但最准确记载有制作年代的是戚国祚等编纂的《戚少保年谱》：
“该书卷十二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四月，戚继光在组织人员研究修筑石门寨城时，制造了自犯钢轮发火装置。其布设和引爆方法是：在长城沿线的通路上挖掘深坑，将地雷埋在坑中，并在雷旁放置一个木匣，将地雷的药信通入匣中，匣底放有火药与一个钢轮发火装置，轮旁安有火石。从匣中经过竹筒通出一根引信，线的一段控制钢轮转动，另一段由守雷士兵控制，或横过通路拴在地物上，当敌军人马经过通路踩绊引线时（或由守雷士兵拉动），使钢轮转动，摩击火石，点着匣底火药，引燃地雷引信”
、枪炮类火器的革新
（1）、佛郎机的仿制和改造
佛郎机引入中国后，明朝人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许多改进和变型，列举一些《中国火器史》中提到的佛郎机种类。
（1）戚继光制造的五种型号的佛郎机，其中“一二三号大型佛郎机用作舰炮和城堡的防御，四号中型佛郎机随军机动作战，五号小型佛郎机装备单兵使用”。根据茅元仪武备志中的记述，则当时“原则上已具有以火炮口径的尺寸为基数，确定但重与装药量变化的关系，是明代中期火炮设计制造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
（2）大样佛郎机，嘉靖二年铸造大样佛郎机32门，“从长度与重量关系看，当是一种短粗型火炮”
（3）中样佛郎机，“出土实物中，发现刻有‘兵仗局造’‘中样佛郎机’字样的五件制品”，“铭文的编号表明，至万历二年，已经制成中样佛郎机17114件之多，远远超过《大明会典》记载的数字”
（4）小样佛郎机，出土实物较多，“由前膛、装弹室和尾部构成，尾部中空，可安插木柄，铳身附有钢环，可用背、扛、提等方式携带。子铳各重0.8公斤，口径16毫米，长155毫米，由前膛、药室和尾部构成，可嵌入母铳的装弹室中，进行轮流发射”。从铭文判断，实际制造的小样佛郎机要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的数量
（5）马上佛郎机，根据出土实物编号，制造数量比《大明会典》记载的至少多出6861件以上。此佛郎机“铳身小而轻，便于骑兵使用”
（6）佛郎机式流星炮。“《大明会典.火器》记载，兵仗局在嘉靖七年用黄铜铸造160副流星炮，发各边试验。”出土实物六件，最大编号1021，超过会典记载的制造数量。
（7）百出佛郎机。这是翁万达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研制的佛郎机式军用枪。“枪身长3-4尺，配子炮10个，预先装填好弹药。作战时，将子炮从枪口装入管中，涉毕后将子炮倒出，尔后再装第二个子炮，连射连装，循环不断，提高了射速”。枪口可安装长六寸的戈形叉锋，在子炮射毕后，可用以刺敌”，步骑兵都可以使用。
（8）万胜佛郎机，“从枪口装填子炮，子炮内装填3钱火药及3钱重的弹丸一枚，连装连射，射程可达200步”
（9）连珠佛郎机，“明廷在嘉靖二十三年批准山西三关自制的一种双管枪，管用熟铁制造，合用一柄，每管装小炮一个，可连续发射”
（10）无敌大将军炮，旧式将军炮体重千斤，难以移动，因此改制成便于机动的车载式重型佛郎机，每门配子炮三个。“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这种车载重型佛郎机，需要一辆大车进行机动。
（11）铜发贡。构造与佛郎机不同，也是嘉靖时期传来的外来火器。“不但能以其发射的大弹丸产生击杀和摧毁作用，而且还能产生强烈的炮风和巨大的声响，‘其风能煽乎杀人，其声能震乎杀人’”
（2）、各种新型火铳的研发
（1）掣电铳，由赵士桢研制，“兼采欧式火绳枪和小佛郎机之长而制成的新式火绳枪”，“其形似火绳枪，单兵可举而发射；其有子铳似小型佛郎机，可轮流发射”，“由于掣电铳使用子铳，所以是射速较快的单兵铳”。
（2）鹰扬铳，也是赵士桢研制，“既有小型佛郎机之轻便，又有大鸟铳命中精度之高，是兼有二者之长的新型火绳枪”。“作战时，敌人若用火绳枪发一弹，鹰扬铳则可发3-4弹，可见射速之快。若将此铳安置于轻车之上，则多车齐进，连续射击，万弹齐发，其势之猛烈，不亚于小型大将军炮，而其纵横进退，俯仰旋转，则较大将军轻便，是一种机动性好，杀伤力大的轻型火铳”
（3）旋机翼虎铳，是赵士桢对北方骑兵用的三眼铳做个革新改良火器，“使之便于左手持铳对敌，右手悬刀燃火发射，射毕后即以刀迎敌”
（4）三长铳，是赵士桢结合欧洲火绳枪的轻便，鲁密铳的快捷，日本鸟铳铳床便利，再加强威力、灵巧和稳定性而研制出来的一种单兵铳
迅雷铳，是赵士桢研制的多管火绳枪。迅雷冲铳身有五支铳管，共重10斤。“射毕一管后，将圆盘旋转72度，使第二支铳管对准目标，继续发射，其余三管依次射毕后，射手立起，用火点燃木柄中火球，使其喷焰灼敌，当士兵冲近敌兵时，将铳身倒转，以铁制枪头刺敌。这是一铳三用的兵器”
（6）震叠铳，是赵士桢研制的双管铳，“一经点火后，先将上铳中的弹丸射出。当倭寇起而冲突时，下铳弹丸正好射出，倭寇不知此铳特点，仍按常法作战，结果被下铳弹丸射中”
（7）赛贡铳。贡是对“gun”的音译，“赛贡”意思是比引进的火器更为先进的火铳。其特点是既可以象鸟铳一样便于机动，同时又具有佛郎机一样较大的杀伤力。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里有介绍
（8）连子铳，“前部管壁开有一个圆孔，通过圆孔可垂直插入一个能自动落弹的小铁筒，筒中事先装填若干鱼贯排列的弹丸，能依次落入铳管中”，另外在铳管中火药也按照顺序分节分段，用厚纸隔离，药线相连。每节火药筒对应发射一颗子弹。是一种能自动连续发射子弹的枪械,“由于省去了装填弹药的时间，所以连子铳的射速比单发铳要高得多”
（9）一窝蜂，“一次能射百弹，散布面大，命中的机会多，而且轻巧灵便，士兵可用皮带将其挂在腰间携带。”
（10）剑枪，是一种三用兵器，是集火枪，棍棒，长枪三位一体，有准星照门，命中精度比快枪高
（11）双管枪，有两种构造，一种是两铳夹一长杆冷兵器，另一种安于长杆的两头。前者的代表有夹把铁手枪和飞天神火毒龙枪，飞天神火毒龙枪还能作为火焰喷射器，一枪三用。
（12）三管枪，主要代表是三眼铳
（13）四管枪，大明会典记载名为四眼铁枪
（14）五管枪，五支枪管以手柄为中轴对称平行排列，点火后可连射或齐射，提高射速和杀伤效率
（15）七管枪，只有七星铳一种，制于嘉靖二十八年，杀伤力较大
（16）八管枪，只有八斗铳一种，“作战时，士兵转动铳柄，依次轮流点火发射，装填一次，可射八弹，大大提高射速”
（17）十管枪，有两种构造方式，
一种是单管分十段，另一种是十管绕柄平行排列的子母百弹铳和连珠铳。子母百弹铳作战时由身体强壮的士兵发射，一次可射百弹，具有较大杀伤力
（18）三十六管铳。构造方法是先制作一个车轮式圆盘，安18根辐条，辐条两侧各安一个火铳，全轮共安36个。轮、铳全重约200余斤，行军时，一骡驼2轮，并带发射架一个。发射时，射手转动车轮，依次轮流发射，射完一轮再换一轮，可连续发射72枚弹丸，大大提高射速。
（19）燧发枪。崇祯八年，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阐述了自生火铳即燧发枪的形制构造，“这种枪是将鸟枪用火绳点火的装置，改进为用燧石发火装置，从而克服了用火绳点火怕风雨的弱点”。并且这种枪“不用像鸟枪那样事先点燃火绳，只要在使用时连续扣动扳机，摩击燧石，便可连续发射，因而简化了发射手续，提高了射速。”
（3）、轻型火炮
（1）虎蹲炮，。一发能射上百枚小弹丸或五十枚较大弹丸，散布面大，比鸟铳更有效杀伤密集进攻。戚继光又将此炮装备骑兵使用，是一种较好的骑兵炮。口端备有大铁爪、铁绊，可以固定在地面，消减后坐力
（2）旋风炮，便于机动
（3）飞蒙炮，炮弹内装毒药和铁渣，炮弹射出，人马中之， 瞬息立毙
（4）发射爆炸弹的火炮，主要制品有嘉靖年间兵杖局制造的毒火飞炮、铁棒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轰天霹雳猛火炮、飞云霹雳炮、毒雾神烟炮、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炮内装有数量较多的发射火药与一枚铁壳爆炸弹。弹内装有致毒火强燃烧性火药
（4）、大型火炮
（1）大将军炮，主要由明初小型神机炮演变而来，现存实物大将军炮，口径在100毫米左右，外口径两百毫米左右，全长一米四左右。现存大将军炮编号来看，万历二十年的五月到十月至少制造了110门大将军炮，可见当时军工厂造炮能力之大。重的大将军炮，重一千斤，用车载运，称为大神铳滚车，增加了机动性灵活性，见者胆寒。还有叶公神铳车炮，炮重两百多斤。
（2）威远炮，主要由将军炮去箍减重，更提高了机动性，小的重100斤，大的重两百斤，可用于野战，也可用于进攻险要，是多用途大型火炮
（3）攻戎炮，安装在双轮炮车上，随军攻城略地，进行机动作战
（4）千子雷炮，用铁箍扣于四轮车上，抵近敌军发射时，去掉隔板，给敌重大杀伤
（5）百字连珠炮，管壁开孔可安一个装弹咀，从装弹咀一次能向管内装填上百弹丸，尔后进行连续发射
（6）灭虏炮，重九十五斤，和灭虏车配套使用
明代的大型火炮如叶公神铳、攻戎炮、千子雷炮、灭虏炮都是车载炮，实际上是车炮合一的重型火炮。便于机动，提高了火炮参战速度，火炮用车运至战场，即可在车上发射，还可转换方向射击敌军人马。此外兼有挡敌和击敌之用，炮车可以建立车营，阻挡骑兵
、火箭类武器的高度成就和喷筒类火器的蓬勃发展
（1）、二级火箭
中国火器史中说“二级火箭是明代火箭技术发展的一大成就，堪称现代火箭先声。其代表性作品有火龙出水和飞空沙筒两种”。
火龙出水是运载火箭加战斗火箭的二级火箭
，也可以算得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
&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各将其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纽结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火龙出水飞行，可远至2—3里。
当4支起飞火箭火药燃尽后，恰后点燃龙腹内火箭火线，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这种火箭多用于水战。
飞空沙筒是一种返回式火箭，供起飞和返回用的两个火药筒，颠倒绑附于箭身前端的两侧。第一级火箭点燃，射向敌人，当火焰和毒砂喷完后，返回火箭的火线被点燃，火箭返回。
《中国火器史》说“二级火箭的创制，是我国明代火箭技术发展的一大成就，它既是单级火箭的必然发展，又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导，反映我们祖先对火箭发射原理最初的运用，在火箭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2）、单级多发火箭
明代的单级火箭技术也相当发达，尤其是单级多发火箭，在战场上杀伤面积巨大。
群豹横奔箭，一筒40支，点火后四十支齐发，射面横宽十丈以上。若在野战中横列十几筒，杀伤正面可宽达1里左右。
　　还有群鹰逐兔箭，60支齐发。
　　百矢弧箭和白虎齐奔箭，100支齐发。
（3）、喷筒类火器
“喷筒是以喷射火焰焚烧和毒杀敌军人马，烧毁敌军粮草积聚的管形喷射火器”。就相当于现代兵器里的“火焰喷射器”。
到了明代中期，新品种创制甚多，形成了发展高潮，主要制品有飞天喷筒、漫天喷筒、毒龙神火喷筒。
、明代火器发展和西方相比各有所长
从上面对明代火器基本情况的介绍可以看出，明代火器发展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炸弹类火器和火箭类火器上领先于西方；在火枪和小型火炮上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战争的刺激，逐渐赶上西方，甚至从研发的活跃，改进革新的层出不穷，以及品种的丰富来看，有反超西方的势头；在重型火炮上，因为面临的战争对象不同，战争需求不同，确实落后同期的西方，但随着积极引进，这种落后情形也迅速扭转。
当然这种火器发展的特点，除了和战争环境刺激的不同以外，也和东西方科技发展的特点有关，中国试验科技一直比西方发达，所以从火药到最初的火枪、火箭、火炮都是中国人发明，而西方是引进了中国的技术后，才开始了自己火器发展的道路。但西方古希腊有一套理论化程度比较高的几何三角数学知识体系，这对火炮进一步发展，提高性能又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西方来说，一些重要的科技知识，基本都是从外引进的，造纸、印刷、火药这些基础科技是中国传去的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古希腊的几何原本，还有许多代数知识，化学知识，他们也都是从阿拉伯世界，还有拜占庭那里获得的。
就整个科技水平而言，他们和明代的中国相比，并不占据真正的优势。一旦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古典科技知识体系传入明代中国以后，整个科技发展的势头，仍旧是明代领先于西方。这在火器上也是如此。
因此，并不象许多人一直认为的那样，明代火器发展落后于西方，所以只能引进西方。真实的情况是，中西方当时各有所长，而明代中国由于开放的心态，对科学开明的态度，发展的势头在逐渐超越西方。
本来明中期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根据自己的需要，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主要体现在炸弹类火器，火枪，轻型火炮类火器，火箭类火器的蓬勃发展。但在明末尤其是天启以后，由于引入红夷大炮的那种炫目的强大威力给君臣上下的深刻印象，导致政府和官员将领对火器研发的重心开始朝重型火炮的方向过度倾斜。尤其是在袁崇焕鼓吹“凭坚城，用大炮”之后，明政府更是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到了重型火炮的研发和制造中。
在政府财力充足的情况下，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的，毕竟重型火炮的发展是迟早的事情，早一点动手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要命的就是当时明政府的财力是极度紧张的，一旦在火炮上投入的力量过大，那对于其它火器的发展显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所以在天启到崇祯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其它轻型火器发展基本陷入了停滞中。就如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已经阐述了燧发枪制造方法，如果能象嘉靖时期制造佛郎机一样，大批量制造燧发枪并装备部队，再不断改进，本是迅速提升明军战斗力的一个良机。
但问题是当时明政府在军器制造上已经把主要的资金都投入在造炮上了，还哪来其他钱呢？
红夷大炮这样的重型火炮，威力确实巨大，但在明金战争中，对明方的作用有限。用于野战，则笨重不堪，运输不便，而且杀伤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面对灵活机动的骑兵无法起到太大作用；用于守城，没有这个炮，实际上同样能守住，如果后金采取长期围困策略，那有红夷大炮也没用。
祖大寿守大凌河，守锦州，两次围城最后投降，只不过是把大批制作精良的红夷大炮白白送给了后金而已。中国火器史中说：
“被围困在大凌河近百天的重兵祖大寿部明军，因城内粮尽援绝，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开城投降，祖大寿败走锦州（应该是被后金放回来的——引者注）。据当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明军兵部的报告中称，城中红夷炮、灭虏炮、将军炮等各型火炮3500门，以及各种军用枪、杂型火器、大量火药与弹丸，尽为后金军所有”
3500门各型火炮，就是对现代战争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结果因为袁崇焕、孙承宗等人推行的困守孤城，“凭坚城，用大炮”的愚蠢自杀战略，白白就送给了后金！
这些炮对守城来说，没有太大意义。而落到了后金手里，就成了攻破坚城最有力的帮手。明朝等于是用大把的钱给后金方制造攻破自己城池最锋利的武器。
崇祯时期的松锦之战，锦州被围困，明朝不得不让洪承畴带着全部家当：十三万的军队去援助锦州，被后金围城打援，锦州的围没有解，这十多万的援军自己就被围困在了松山。
“在松锦之战的最后阶段进攻塔山时，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郎、多罗贝勒多铎，下令清军在塔山城西列红夷炮。四月初八日，用红夷炮猛轰城垣，次日城墙被轰开20余丈，清军步骑兵一拥而入，全歼城内三营明军7000余人。四月二十一日黎明，清军又以红夷炮轰击杏山城，毁城墙25丈，明军开城降”
明朝和北方的骑兵作战，最需要的武器不是笨重不堪，运输困难的红夷大炮，而是地雷、手榴弹、射速快杀伤面积大的各种类型的步兵用火枪、还有单级多发火箭，以及各种灵活机动的轻型火炮。
这些火器本来一直是明朝中国火器的长项，有一些甚至遥遥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如果明朝在财力有限的情况，最大限度利用好这些中国本土火器的威力，不断改进革新，那对后金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
别的不说，光是把地雷、手榴弹（“击贼神机石榴炮”）、各种火焰喷筒能够进一步改良，加大威力和使用的方便程度，大规模装备部队，加强边境防御，加强单兵作战能力，就足够让后金骑兵吃不了兜着走，这比重型火炮要实用得多了。毛文龙在条件艰苦，器械简陋的情况下，善于利用地雷，就已经给后金造成重大杀伤，让其叫苦连天了。
客观的讲，明人把研发力量投入到重型火炮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创造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一农教授在2004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中对此有一大段论述：
“虽然明人在嘉靖年间即已能铸出数千门铁心铜体的佛郎机子铳（重约8-10斤），但类似‘神威大将军’重达数千斤的铜铁炮管，实在极其罕见。它巧妙地利用铜之熔点（;）远低于铁（;）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如此即可透过外铜凝固时的收敛效用而增加炮体的抗压强度。即不再需要以昂贵的铜来铸造整门炮，就可拥有铜炮耐用的优点。也因为如此，‘神威大将军’在炮口的管厚与内径之比（0.54:1至0.75:1）就小于当时一般的铁炮（约为1:1），该炮可以铸的较轻，运载时也因此较易。
该先进的铸炮技术应早已为明人掌握，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藏有崇祯元年所造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一门，从炮口可见其管壁为铁心铜体，有准星、照门和炮耳，火门原设计有盖（现已失落），并以铁环替代常见之尾珠。该炮之铭文有云：‘崇祯戊辰年兵仗局铸造，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头号，铁裹铜发熕炮一位，用药二斤，宜少勿多，打五、六木榔头不等，木马子一个，二斤重铅子一筒，或再添一斤铅子亦可’，使用时主要是以霰弹的方式杀伤敌方人马。由于此炮之内径为7.8厘米，而当时西方火炮通常采取0.6厘米的游隙值（windage，指炮管内径与弹径的差值），故若发射实心铁弹的话，弹重约合2斤，再依‘以一摧二’的原则推估，应用药1斤。惟该炮在使用总重2-3斤的小铅子时，却用药2斤，虽铭文上提醒应‘宜少勿多’，但火药用量明显较平常红夷炮多50％至100％，铁心铜体的高质量应即是其炮管得以承受较高膛压的主因。此故，虽然天启年间已有红夷型的发熕炮出现，但崇祯元年以此一新法铸成的第一门（所谓的‘头号’），或因此获赐‘捷胜飞空灭虏安边’之徽号，并以‘发熕神炮’之名与一般的发熕炮区隔开来。
明人所独创的铁心铜体铸炮技术，在崇祯后期仍持续发展，并铸成较“发熕神炮”更大的红夷炮。1996年，笔者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见到一门铁心铜体炮，炮身长366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外径35厘米，底径约44厘米，阴刻之铭文为‘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定辽大将军，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吉旦，督造掌印都司孙如激、总委参将王邦文、打造干总石君显’。查李约瑟在1952年访问辽博前身的东北博物馆时，不仅见到此炮，还详细描述了另一门更大的‘定辽大将军’，称其炮身长12英尺、内径5英寸，知当时仍存在至少两门由辽东总兵吴三桂于宁远捐资铸造的“定辽大将军”。［169］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1860年代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芯，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内径可达51厘米），且其耐用程度更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应很接近Rodman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发熕神炮”、“定辽大将军”及清朝的“神威大将军”较Rodman炮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但遗憾的就是这种投入在大炮研发上的创造力，显然是用错了方向的，反而帮了后金的忙。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天聪朝臣工奏议》1980年12月，第一版，第66页，祝世昌请及时大举奏
李清《南渡录》，见《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05页
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64页
《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年第一版，第176页
《中国火器史》第176到177页
《中国火器史》第177页
《中国火器史》第178页
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418页
同上，第269页
李崇洲《中国明代的水雷——世界水雷的鼻祖》，《中国科技史料》第六卷，1985年第2期
《中国火器史》第178页
锦泉《水雷小史》，《航海》1988年第五期
《中国火器史》第178到179页
《中国火器史》第179页
《中国火器史》第176页
《中国火器史》第179页
《中国火器史》第180页
& 《中国火器史》第126到133页
以上赵士桢研发的诸多火铳见《中国火器史》第147到151页
以上（7）到（18）见《中国火器史》第154到159页
《中国火器史》第224页
轻型火炮部分见《中国火器史》第160到161页
重型火炮部分见《中国火器史》第162到167页
二级火箭部分见《中国火器史》第171到172页
单级火箭部分见《中国火器史》第170到171页
喷筒类火器部分见《中国火器史》第172到173页
《中国火器史》第232页
《中国火器史》第233页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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