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新局面---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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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会议召开 王荣讲话 许勤主持
开创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新局面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周元春）昨天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荣在会上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出发，更加主动、更加自觉、更加有力地推进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热情投入到对口支援与经济合作事业中去，与当地人民一道开创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新局面，努力创造出与经济特区地位作用相匹配的新业绩。市长许勤主持会议。 全市对口帮扶资金物资累计逾140亿元 长期以来，我市一直把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作为极其重要的任务和责任来落实，创新思路、多点推进，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截至2012年9月，全市安排各类帮扶资金物资累计达140.27亿元，援建乡村道路、农田水利、种植养殖、农房改造、教育卫生等十多类民生项目约1.3万个，培训干部和专业人才3.6万人次，输入对口地区来深创业和务工人员180万人次，选派支医、支教人员、义工社工及挂职干部2500人次。同时，经济合作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08年以来，我市向省内转移扩张的企业数超过3000家，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与汕尾、河源等地市合作共建7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累计入园项目260个、投资额920亿元。与15个省市签署了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11个省外工业园建设。
五个“更加注重”做好当前工作 王荣指出，过去30年，深圳人不仅创造了经济特区自身发展的奇迹，而且很好地贯彻了中央“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落实对口支援任务、服务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上作出了贡献。特别是近年来，深圳按照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坚持“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的理念，统筹各方资源、动员全市力量，深入推进对口支援、对口扶持、扶贫开发等各项工作，相关举措和成效得到了中央、省和受援地区的充分肯定。 王荣说，当前，我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正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做好新时期的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要做到五个“更加注重”：一是要更加注重“强化统筹、优化机制”，为工作的有力推进提供保障。要进一步加强与对口地区的联络协作，充分调动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共同为入驻企业、项目等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各项目标任务按进度高质量完成。二是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集中资源”，确保工作取得更大实效。在援疆工作上，要将喀什深圳城和喀什深圳产业园“一城一园”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区域协作上，在市一级层面要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开发建设为重点；在扶贫开发上，要优先办好基础设施、安居工程、富民工程等民生项目。三是要更加注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形成各地紧密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抓住契机，加强我市与新疆等西部地区的交流合作，打通面向中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国际贸易新通道。四是要更加注重“拓宽渠道、扩大参与”，构建全社会共同推进和参与对口合作的良好工作格局。五是要更加注重“创先争优、干事创业”，使对口合作成为锻炼干部、培养人才的广阔平台。 王荣强调，做好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不仅需要前方的冲锋陷阵、全力投入，更需要后方的有力支撑、共同落实。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和“硬任务”，对前、后方工作做出整体的谋划与部署，在组织上、制度上、目标上、资源上加以有力的保障。 进一步调动深圳和合作地双方的积极性 许勤说，要进一步调动深圳和合作地双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共同抓好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民生工程、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点事项，务求实效，进一步发挥深圳全国中心城市的作用，把深圳的金融、创新、人才、技术、管理等优势和当地的市场、资源等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辐射带动当地发展；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企业、社会参与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弘扬特区精神，想干敢干快干会干，提升工作质量，为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全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市经贸信息委介绍了全市对口支援、扶贫开发“双到”、“双转移”和经济合作工作总体情况，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援藏干部代表等结合实际分别作了发言。 市领导戴北方、李华楠、谭国箱、陈彪、吴以环、林洁等出席会议。江苏华侨公益基金会扶贫济困捐资500万元
　　中国侨网南京10月20日电 (葛勇 杨颜慈)10月17日，在中国内地的“扶贫日”当天，江苏省侨联、江苏省华侨公益基金会在宿迁市泗阳县举行扶贫济困捐赠仪式。
　　澳大利亚纸业大王、江苏省华侨公益基金会荣誉会长魏基成先生向泗阳县“五保”老人、低保家庭成员和听障青少年、儿童捐赠了近9000件过冬棉衣和200台助听器，价值500多万元人民币；江苏省华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江苏良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学彬向泗阳县捐款20万元人民币；南通助侨基金会向泗阳县捐款18万元人民币，用于泗阳县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此外，南京市侨联、南非华侨黄健文先生，南通天使丽人俱乐部、中青会南通分会以及陈文忠先生等也向泗阳县捐赠了一批款物。
　　据悉，自2013年江苏省华侨公益基金会成立以来，以累计向社会各界困难民众无偿捐赠近1千万元人民币。当天，江苏省侨联、泗阳县和江苏省驻泗阳县帮扶工作队的领导，以及受捐民众、学生代表约200人出席捐赠仪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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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华侨扶贫基金会，今年又500亿扶贫款拨下来，要我回去找我县长，硕可以把千拿回来大家一起分，
华侨扶贫基金会，硕可以把千拿回来大家一起分朋友说，要我回去找我县长，今年又500亿扶贫款拨下来
也想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让我找县长，太吓人了，我也遇到了
采纳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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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3条回答
此事是真实的！很多傻逼县长不相信！也从没有见过这种模式。
啊，没事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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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华侨华人支援抗战
当前位置：
华侨华人支援抗战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陈琳
　　“家贫出孝子，国难多志士”。从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华侨华人即奋起支援国内抗日斗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战后70年来，海外华侨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当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逊色。
　　成立救亡组织
　　抗战时期，中国在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在800万-85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约占海外华侨总数的95%以上。1931年到1945年，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籍)国抗战捐过款。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曾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花费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1/3。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华侨的捐款很难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时，不顾国民党阻挠访问了延安，深深为当地的艰苦奋斗和廉洁作风所感动，他回到国统区和南洋到处宣传，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七·七”事变后，各华侨团体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侨领李俊成、叶玉堆等立即会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籍)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支持下，于日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籍)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已有436个。
　　日，在缅甸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同时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并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欧洲华侨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等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旅居美洲的华侨华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侨领司徒美堂还发起组织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机构。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援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籍)国抗日的团体。
<font face="楷体,楷体_GB年3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右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军民
　　经济支援祖(籍)国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华人从经济上支援祖(籍)国，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籍)国以援助，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籍)国。后由于战场的不断扩大和战时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认为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有些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筹款方式。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为增强祖(籍)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币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时，进行一次性捐款。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华人在一天之内就募集3万多美元。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籍)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之初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
　　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籍)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华人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华人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华人在财力上支援祖(籍)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战开始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此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华人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华人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籍)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统计，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前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
　　办刊声援祖(籍)国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积极捐款捐物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为祖(籍)国抗战呐喊。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华人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籍)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等;还有在纽约、旧金山、曼谷、新加坡等地出版的各类刊物。
　　众多的华侨华人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籍)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4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籍)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
　　在华侨华人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引导海外华侨的舆论。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华人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澳门同胞组织慰问团下乡工作
　　踊跃回国参战
　　抗战期间，大批华侨华人热血青年脱下西装革履，回到祖(籍)国参战。
　　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在印尼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籍)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籍)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
　　广东是华侨大省，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华人就有4万多人，例如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当时仅从美国回国的华侨飞行员就有200人左右，美国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中也有不少队员是华侨。在中国的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上，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这些来自南洋的华侨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员冒着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工作在条件艰苦的这条公路上，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共有1000多归国华侨在滇缅公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籍)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等药品回到祖(籍)国，并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为帮助国内抗战，还展开对日不合作运动。马来西亚是日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钢铁工业原料产地，抗战爆发后，在这些厂矿做工的华工宁愿受失业之苦，发起了罢职离矿的斗争，使日营铁矿和钢铁行业陷于瘫痪。美国华侨发动了“纠察运铁资敌运动”，劝告侨胞及美国人士勿向日本运送钢铁、五金等物资。华侨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数千人的纠察队，在码头日夜巡查，阻止了废铁装运日本。
　　这些参加抗战的华侨华人，是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壮大了祖(籍)国的抗战力量，还鼓舞了国内军民的斗志，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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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评：如何创新并形成扶贫开发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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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　敏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强调，“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
　　要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最硬的“骨头”在于反贫困。新时期反贫困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形成一个“人人参与扶贫，个个贡献力量”的新局面。
　　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迅速，在社区建设、减灾救灾、公益慈善等领域组织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志愿服务活动。据统计，全国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万登记在册的志愿者，还有40多万个志愿者组织。最近，国务院参事室在黑龙江、吉林、上海的调研显示，各省市都有200万以上注册志愿者。然而，目前志愿者主要还是在城市中服务，内容比较简单，形式比较单调，志愿者普遍反映有劲使不上。现在社会上还缺乏一种能让志愿者大规模地、持续地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工作的有效模式。而要在五年内实现全面小康，形成扶贫开发合力，缺此不可。
　　另一方面，按照精准扶贫的部署，各地政府已经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对贫困村都派出了“第一书记”并建立了驻村工作站。
　　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志愿的方式，倡导给每个“第一书记”配一个志愿后援团，成员可以由城市的志愿者，包括由本单位自愿报名的扶贫志愿者组成。各级党委可以倡导党团员、民主党派人士志愿报名并吸引其他爱心人士参加。后援团的任务是通过“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传来的贫困户的需求项目，来寻找城市中的资源与之对接。
　　同时，“第一书记”负责对“扶贫后援团”支持的项目在贫困村中的执行情况与扶贫效果进行监督检查，成为连接农村贫困户与城市扶贫志愿者之间的桥梁。
　　另外，通过电子商务打通农产品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对接的渠道，是实现食品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扶贫步伐的好抓手。由“第一书记”牵头推动，在有条件的贫困村可以成立一个商业化的“扶贫电商工作站”，经过培训，把贫困户及贫困村中生产的农产品挂到网上，“扶贫后援团”可以在城市中率先购买这些产品，满意后还可以向亲戚朋友们推荐，形成贫困户电商产品的第一批爱心顾客。
　　可以考虑在每一个省选一两个县先试点。志愿者可以来自本省，也可以动员对口支援省市的志愿者参与。各地的志愿者协会可以起到协调的作用，负责推动试点、培训人员、交流民间创新模式以及动员更多的企业与社会资源。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大规模民间参与扶贫的新模式。（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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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作者：汤　敏 编辑：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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