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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黄金购房季 银行房贷却收紧了
　　一眨眼，又到了“金九银十”的黄金购房时间，但今年的购楼潮很可能被贷款收紧所制约。　　最近，小灵每天都在忙着给此前递交过房贷申请却一直未获得放款的客户打电话。小灵是某国有银行越秀支行的信贷业务员，进入下半年，信贷紧张的情况愈演愈烈，行里最近给她发来指示，要求她游说此前享有贷款折扣的申请人提高利率。“最近行里面专门拨了一笔额度，用于消化此前积压着的首套房贷申请，但是僧多粥少，只能看谁愿意提高一点利率水平，就先放其贷款。”小灵透露，沟通中有很多客户愿意这么做，“比如原来是9折的，我们会跟他沟通是否愿意提到93折，虽然折扣少了，但起码能尽早放出款项。折扣只要调了，我们就好向上汇报和交代。”　　事实上，近几个月以来广州乃至不少珠三角地区房贷紧张情况越演越烈。从一开始的小银行蔓延至国有大行，南方日报记者此前调查，包括光大银行、招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广发银行和广州农商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都告诉记者，房贷额度不足，已不接受申请。加上此前早就收缩个人房贷业务的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和平安银行等，多家主要股份制银行短期内都无法发放个人房贷。而不少媒体消息指出，珠三角大部分城市的许多银行年内或已无法发放房贷。　　国有四大行情况也不容乐观。中行的工作人员表示，中行目前可以办理住房贷款，但是首套房贷利率也有10%的上浮，为7.2%。此外，如果是商贷和公积金混合型房贷，因为涉及商业贷款额度等问题，最少需要三个月到半年才能办下来。　　在建行办理房贷所需的时间与中行相差无几，都是三四个月以上，对首套房利率也需要上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业贷款部分的利率为基准利率乘以1.05倍。其余农行、工行的答复也与此类似。　　事实上，即便房贷利率上浮10%，相比起动辄上浮30%的中小企业贷款，首套房贷基准或上浮10%的利率给银行带来的资本回报似乎还是很低。在下半年资金异常紧张、资金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用如此“矜贵”的贷款额投向回报并不高的首套房贷业务并不划算。　　从客户对银行整体经营的贡献度去综合考量是否发放贷款，这将意味着申请房贷越来越难，要不就越来越贵。　　“近期各家银行也接到越来越多的房贷纠纷的信访。”某接近监管层人士向南方日报记者透露。该人士分析表示。近期的额度紧张一方面是由于央行贷款额度控制，一方面房地产贷款还是风险较高，控制较严，给的信贷额度本来就不多。此外，很多银行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全年的信贷任务，额度也用得七七八八了。在信贷额度紧张之下，银行更愿意发放高收益的贷款，如小企业和个人经营贷款，消费贷款，　　“再加上，之前房贷不是打折就是基准，银行能赚的钱很少。除非你愿意出更高的利率。况且，现在到年底了，银行都不怎么愿意放款，年底主要是要拉存款，做漂亮数据，年底放贷对于他们来说利率入收只有3个月，产生的更多是成本，银行当然不愿意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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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工具箱民国绵阳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修堰&旱地变抗日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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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民国绵阳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修堰 旱地变抗日粮仓
当年郑泽堰建设工地
整修前破败的高家桥 　　很难说清郑泽堰到底是默默无闻还是声名遐迩。 　　在电脑上将卫星地图的放大键一口气拖到尽头，才能勉强找到它的痕迹：四川绵阳境内一道浅浅的细线，没有任何标注。 　　这条岸边长着芦苇、水里飘着菜叶和白色垃圾的人工渠道，当地的历史古迹介绍中没有它的任何信息。可关于堰渠的传说，住在附近的老人随便就能跟你“摆”出一段：清朝末年，为了筹款修堰，慈禧太后曾脱下了手上的金镯子；民国时期，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换成4万银元，让堰渠得以延续。 　　全长46公里的堰渠，曾被视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征。原本只能种旱田的土地，受惠于它，成为出产大米的抗日粮仓。 　　2006年，当法籍华裔作家郑碧贤去绵阳三台县的乡间寻找这条“细线”时，看到的却跟传奇没什么关系――堰渠旁崖壁上的纪念碑文，在“文革”中被铲掉；石拱桥上刻着的修桥人姓名，已被茂密的竹林掩住；渡槽里生满杂草，河道被鹅卵石和淤泥堵住，防洪闸老化，洪水一次又一次侵袭这里。 　　郑碧贤打算重修郑泽堰，让它的故事延续下去。沉寂多年的老堰又变得热闹起来：老舍的儿子舒乙为它写全国政协提案，它的命运甚至惊动了水利部部长。而续写传奇的这个作家，就是当年那位郑县长的小女儿。 　　今天，居然有人用“忠良”形容当年那个被批斗的对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郑碧贤来说，这道以她父亲命名的堰渠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她曾听大哥说过，父亲在三台县修过一道堰。但她从未见过郑泽堰，也没有机会向父亲打听。10岁之后，她就没再见过父亲。 　　1950年，因为曾是“国民党官僚”，郑献徵被军代表押走，以“拒绝改造”的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1969年，父亲在成都去世时，郑碧贤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农村监督劳动，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这么多年来，父亲的形象已经有些模糊，但郑碧贤记得，家中的抽屉里曾有一张卷成纸筒的老照片，上面全是人。听大嫂说，那是父亲离任三台时，百姓前来送行时拍摄的。当时有人端着一碗水站在路边，意思是说这位父母官“清如水”。但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照片被家人烧掉了。 　　郑县长当年在三台到底做了什么？因他得名的那道郑泽堰，现在还在吗？2006年，郑碧贤从大嫂那里得到了两本父亲的日记，可是其中唯独缺少修堰时期的记录。她决定自己到三台寻找答案。 　　三台是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小县城，曾是川东节度使驻地。杜甫在三台住过两年，专门写诗称颂这里“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但当1937年的秋天郑献徵来到这里时，由于地处偏僻，加上多年军阀割据，三台已经变得“盗匪猖獗，民不聊生”。 　　这个有些破败的地方，成为郑献徵仕途的起点。那时，他只有37岁。从北京大学法政学院毕业后，郑献徵一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先后担任过中学和大学校长。后来，学长何北衡把他调进四川省建设厅担任主任秘书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个年轻人带着建设大后方的任务，来到三台。 　　郑碧贤的家中还有几张仅存的老照片，上面的郑献徵戴着圆框眼镜，十分清瘦，看起来更像个书生，而不是掌管一县的官员。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建成了郑泽堰、接收了内迁的东北大学、实行新生活运动，让这座闭塞的西部县城知道了抗战，不少乡亲学会了说英语。下午，人们坐在街边喝着茶，观看学生足球赛。 　　70年后，当郑碧贤来到三台时，还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痕迹。听说郑县长的女儿回来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拄着拐杖，赶来看看“忠良之后”。几位老人拉着她的手，说起郑县长当年如何智斗恶霸、穿着草鞋上堰渠工地。“郑县长，晓得，晓得，哪个像后头有些龟儿子。”一位住在郑泽堰边的村民说。 　　郑碧贤感到特别意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一直以来，她的父亲被视为国民党官僚、人民批斗的对象。在看守所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对人民有罪，郑献徵吞过一整瓶安眠药、用碎玻璃割过血管。如今，居然有人用“忠良”这个词形容父亲，郑碧贤握住那位老人的手，激动得直掉眼泪。 　　郑县长留在三台最深的那道痕迹――郑泽堰，也还在。如今，村民门口和地里流的水，就是当年堰渠建成后引来的。一位穿花棉袄的老奶奶站在自家的田地间大声对外乡人说：“代代人都要把这吃米的幸福记住，以前哪里有这么好过的日子，米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 　　三台县水管所已经退休的老所长李永双告诉郑碧贤，他的父亲当年参与修堰。接任水管所所长时，父亲对他说：“你要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管理好这条堰，当年郑县长带领我们修堰不容易。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飞，嗡嗡直叫，向我们扔了好多炸弹，涪江水被炸起冲天的水柱，我们没有一个退缩，怕啥子？哪个怕他龟儿子！我们知道有了这条堰，才吃得上白米饭。” 　　郑碧贤本来只是想来看看父亲修的堰，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而已，她没想到竟让一段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 　　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台县成为大后方的战略要塞。省里的领导打算调整人员，派个可靠的人去那里任职。 　　仅从日记中看，郑献徵一点也不像个要走仕途的人。上任三台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增加体重、偿还账务、拥有一所简单适用的宅子。一个月花了200块钱出去应酬、“随随便便买了些糖果”这种小事，他也要在日记中反省几笔。 　　有一次，他负责招3000名工人，郑家的人却一个也不用，得罪了亲戚。“我们怎么了，我们比别人差吗？”“我不能开这个先例。”他说。 　　周围亲友并不赞同他赴任三台，因为郑献徵一直患有肠胃炎，去那么偏僻的地方身体可能吃不消。他的回答是：“事关抗战大业，我应该以身许国，努力抗战救国工作，如果旧疾加重，只要不是不能思考，就一定努力到底，不计较成败，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奋斗到底。” 　　接到任命的第八天，郑献徵就动身上路了。对于三台的发展，这位年轻的官员已经有了初步规划。“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在日记中写完这句话，他还用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波浪线。 　　可问题是，想多种粮食，水从哪里来？ 　　那时的三台刚刚经历了连续两年大旱，农作物干枯，小麦收获仅两成，百姓抬着“大佛寺里的老爷”在街上敲锣打鼓求雨。有人逃荒到外乡，剩下的只能高价向邻县购买黄谷，熬汤充饥。 　　三台县毗邻嘉陵江的支流涪江，但没有堰渠，水流不到田里。近两百年间，当地人多次尝试修堰，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清朝乾隆年间，三台县民陈所伦创修了一段堰渠，灌溉数年后便荒废。50年后，他的六儿子陈文韬继承父志，历经10年，凿石沟600丈，修成一段堰渠，但仅仅3年就因为“涪江西徙”废弃。后来，三台的地方官多次向上级请求修复堰渠，但大多因为工程太艰难不了了之。 　　1903年，三台“冬干夏旱，连续成灾”，一些地方乡绅再次力主修堰。传说当时慈禧太后见到奏折，也动了恻隐之心，当场脱下手上的金镯子说：“没钱拿去卖了修堰吧！”这段堰渠因此又被称作“金镯堰”。 　　当时七八千人参与施工，完成上游22公里的堰渠，但剩下的工程因为地势复杂，加上农民负担重无法偿还皇款，没有完成。下游的三个乡常年无水，一到农忙，甚至会因为争水发生血案。 　　兴修水利，是郑献徵在三台颁布的施政纲领中的第一项内容。上任第二天，天一亮，他骑着马，带部下到乡里查看旱情。 　　刚出县府大门，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他的马。 　　这个46岁的男人叫霍新吾，三台本地人，曾担任29军测绘局局长。三台第一张精准的地图，就是他负责绘制完成的。霍新吾并不是水利专家，但他一次次去都江堰考察，做笔记、画图，希望从中找到家乡治水的办法。 　　凭着自己摸索，霍新吾绘制出一份三台水利工程的报告，可上交到县政府，半年过去也没回音。当时的县长慢悠悠地抽着水烟，跟他倒了半天苦水，最后说了句：“要不，这个县长你来当。” 　　现在，三台来了新县长，霍新吾带上图纸，打算再试一次。 　　“老兄，你来得太及时了。”郑献徵听他说完，大笑起来。当天晚上，他和霍新吾连夜给省里写了份报告。 　　如果这个堰修不成功，我就只有自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 　　和郑献徵告别不到一个星期，老部下的急件就寄来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水利局局长何北衡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在信中，郑献徵呼吁尽快兴修水利，解决农民用水，并附上霍新吾的测绘图和报告。何北衡看完，马上召集水利专家，开会研究三台治水方案。他鼓励在场的各位，三台也许是“我们第一个农村水利工程方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川北部一个小小的水利工程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张澜、卢作孚等人出面提供帮助，四川省主席刘湘亲自去重庆公关。留美博士曹瑞芝等人到三台勘探，时年27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万里任总工程师。他把家也搬到三台，在工地旁搭了间茅草房，住了3年。 　　霍新吾家的宅子成了这些人的中转站，光吃饭的锅，一年就铲破4口。70多年后，年过九旬的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坐在北京家中的轮椅上，仍记得当年的情景。“霍新吾，记得，他们家的菜烧得好吃，门口那棵黄桷树好大、好香，我总爱摘几朵戴在身上，要香一天。”说起这些往事，她高兴得午饭都多吃了几口。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修堰。住在“金镯堰”附近的村民担心，下游修堰要从他们那里引水，动了龙脉怎么办。另一些人议论，修堰的钱最后还不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越修越穷。附近的百姓拿着铁锹、棍棒，守在老渠旁边，不让工人靠近。 　　郑献徵亲自出面召集各乡代表，在三台县的金存寺里召开协调会议。他说：“我用乌纱帽担保，明年春耕前完工，不耽误农时，修堰的费用老堰的人不用出一分钱。全中国人民是一家，修堰就是让大家吃上白米饭，支援前线，打败日本鬼子。” 　　当着藏经楼里菩萨的面，他们杀鸡、滴血盟誓，郑献徵和村民们一齐在菩萨面前下跪，然后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最后饮尽杯中酒。 　　1938年的第一天，郑泽堰正式开工，近两万民工参与施工。没有洋铲，工人用竹篾编成簸箕，铲起土就跑；没有吊车，工人把一米多长的石条绑在竹竿上，在地上洒水减少摩擦力，拖着石条走。 　　郑献徵和霍新吾也经常穿着草鞋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当地人很少见过这种“下乡”，一位年过八旬的村民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出声：“郑县长穿草鞋，哈哈哈……” 　　为了缩短工期，昼夜不停工。晚上，每隔一丈远就点着一盏煤气灯照明，邻县的煤气灯都被买来了。村民李心发记得，每到晚上给煤气灯打气时，村里的孩子都跑过来看热闹。晚上6点，沿岸十数里灯火全部点燃，远远望去就像满天的星星。“那景色美啊！”他张大嘴、仰着头回忆说。 　　想让下游的人吃上水，必须劈山凿洞，还要在两山间架桥，才能让涪江的水流到百姓的家门口和田地间。为此，黄万里设计了一座50米高的桥，桥上的石渡槽里是流水，两边各留一米宽的通道供村民行走。工程竣工时，附近的村民要给它取名“万里桥”。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听说后坚决反对，认为年轻人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荣誉，后来这座桥以附近的村名命名为“高家桥”。 　　高家桥的修建过程并不顺利。由于沟底全是烂泥，无法打地基，施工总负责人霍新吾差点在这里送命。当时，他不顾下属劝阻，脱掉衣服，绑上绳子下坑底探查，结果半个身子一下陷了进去。被人拉上来后，已经全身发青。 　　郑泽堰开工后，霍新吾每天在工地上跑，已经“衣服挂烂，鞋底磨穿，胡子巴茬”，假期儿子回家也都顾不上管。他曾立下重誓：“如果这个堰修不成功，我就只有自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如今，工程进度耽误了，他躺在用门板搭的床上，急得吃不下东西。 　　病中第8天，伙夫端来一碗玉米干饭说：“霍总你好歹吃点，筷子我给你插在干饭上了。”霍新吾盯着饭碗看了一会儿，突然穿鞋朝外面喊：“有了有了，快叫滑竿，去县府！” 　　插在饭碗中的筷子让霍新吾获得灵感，他想到可以用当地产的青杠树打桩，木头在水里越泡越硬，几十年都不会腐烂。果然，之后几十年中，三台经历了数次地震，高家桥都完好无损。 　　可当2007年郑碧贤再次回三台，在乡间找到这座被黄万里形容为“彩虹”的石桥时，它已经“差不多快荒废了”。 　　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 　　历时14个月，堰渠终于完工，向上连通“金镯堰”，向下让清朝末年没有完成的工程得以延续。灌溉区的旱地改成了水田，粮食逐渐增产。由此，三台有了更多粮食和人力支援前线。这里后来还成为“学生志愿远征军”的发祥地。 　　这项工程共耗银50.6万元，其中贷款资金47万，剩下的部分，是郑献徵变卖老家房产凑齐的4万银元。郑献徵从没跟子女讲过这件事，他的日记里也没有任何记录，郑碧贤还是从三台乡亲那里才知晓。 　　为感念郑县长，堰渠竣工时，当地村民代表给它取名“郑泽堰”。 　　郑泽堰在设计之初，进水口就有两道鱼嘴，可以把涪江的水分流，既起到灌溉的作用，同时也能防洪。但由于资金问题，当时只在进水口修了一个简单的防洪闸。1940年5月，郑献徵突然接到调令，要立即到成都报到。临行前，他对霍新吾等人说，堰虽然修完了，但进水口没有第一道防洪闸，涪江洪水暴发，两岸的冲刷和渠道的淤积一定很严重，请向下一届政府提出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争取资金，建成第一道防洪闸。 　　可70年后，这道防洪闸还是没有建成。 　　1951年，金镯堰与郑泽堰两堰合并，更名永和堰。次年春天，因为家中田地房舍多，霍新吾成为“三反五反”对象，被关进一座藏经楼楼梯后昏暗的隔间里，最后自杀。他结束生命的地方，就是当年为修堰，郑献徵和各乡代表歃血盟誓的金存寺。 　　2008年，郑碧贤在三台的乡下找到了霍新吾的儿子霍连科。老人已经年过九旬，牙都掉光了。见面那天，他穿了身黑色西装，打了条深蓝色花纹的领带。郑碧贤带着自己编写的介绍郑泽堰历史的小册子送给霍连科，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他的父亲为了修建郑泽堰，如何跳进高家桥的泥潭里。 　　霍连科扔掉拐杖，走上前抱住她，“碧贤啊，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说完便大哭起来。 　　霍连科说，他有一次在成都的街头遇到刑满释放的郑县长，但是因为害怕，不敢上前相认。至今在茶馆里聊天提起往事，霍连科还会紧张地四处张望一下，然后压低声音。 　　郑碧贤向他打听高家桥的设计者。“黄万里嘛！”霍连科说。此时，黄万里也已经去世7年了。 　　黄万里的儿子曾到三台看望霍连科，两家人一起照了相。霍连科拿到照片后摇着头说：“没有碧贤不行。”他翻出第一次和郑碧贤见面时的合影，找人把郑碧贤抠下来，PS到照片上。这张照片他一直挂在床头，直至去世。 　　“还挺像。”郑碧贤在书柜里找出这张照片，盯着看了一会儿，笑了。三个曾因郑泽堰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相聚。 　　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郑献徵的预言在70年后一一应验了。 　　2006年郑碧贤走访三台时，水管所老所长李永双指着进水口告诉她，这些年，只要涪江一涨水，农民就遭灾，尤其是1998年那场大洪水，十几万亩的土地几乎全淹了。 　　“当时我们向银行贷款，向职工借钱来维修，退休金只能发一半，一到过年，我们就四处躲债，一下雨，全所员工全部出动扛着铁锹去修修补补，雨水一大又把它冲垮，难为我们这些水利人呀。”李永双带着浓重的三台口音说，他的眼睛有点湿。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陪同郑碧贤前来的领导背着手，站得远远的。 　　趁着人少，李永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们有些事情向你反映”，他紧握住郑碧贤的手。回到宾馆，郑碧贤发现信封里有3页老式红条纹的信纸，字很工整，写的全是洪水带来的灾难。 　　两天前，李永双听说郑县长的女儿从法国回来了，要参观郑泽堰，他和几位老农商量，要把“状纸”递上去。这让郑碧贤觉得有点沉重，她找到了日记中失落的部分，但又看到了郑泽堰几十年后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次回四川，郑碧贤直接去成都找四川省水利厅反映情况。领导姗姗来迟，喝了口茶，慢悠悠地对她说：“我们四川这样的小河沟多啦，我们管得过来吗？我们管大不管小，如果它是都江堰，要多少钱都行。” 　　“它不是小河沟！它养育了20万人，十几万亩土地，它有250年的历史！进水口急需防洪闸！”郑碧贤急了，拍着桌子大声说。 　　她决定自己想办法修防洪闸。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反对，“这是政府的事，你管它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父亲是个国民党，不找你麻烦就不错，还搞什么女承父业？”“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对国内情况根本不了解。” 　　“我也反问自己，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应不应该做，要不要去努力？”郑碧贤说，“但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2007年，郑碧贤邀请朋友舒乙到三台县实地勘查。之后，舒乙写了份全国政协提案，呼吁保护郑泽堰。可提案到达省里4个月也没动静，负责的领导告诉郑碧贤，我们很重视，但是没有钱。 　　郑碧贤又去找香港的张学良基金会。东北大学在三台办学8年，在经济条件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决定接收东北大学的，正是时任县长郑献徵。 　　听完郑碧贤的故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感动。晚上，他请郑碧贤吃了顿大餐，然后没下文了。 　　郑碧贤又去沈阳，找东北大学支援。接待她的人说，自己不太了解那段历史。 　　两年间，郑碧贤找了“所有可以找的人”。后来，别人再冲她伸大拇指，说“你太棒了”这种客套话时，她直起鸡皮疙瘩，“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种话让我伤心”。 　　住在养老院里的霍连科得知了她的难处。“碧贤，我倒是想帮助你，可我没得钱拿出来。他们，怎么敢这样对你哦？”他气愤地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碧贤得知，水利部部长陈雷也是东北大学的校友。她托人发了条短信，没敢直接提资金的事，只是说要反映一些情况。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北京的她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可以见部长，有20分钟时间。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听完郑碧贤的介绍，陈雷让秘书把计财司和农田水利司的司长请来，一起听听，商量“钱从哪来”。郑碧贤当时并没抱太大期望，两年多来，类似的场面她已经见过太多次。 　　可她没想到，从水利部回到住处，还没来得及坐下，秘书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部长批示下来了。” 　　一个月后，四川省派了水利专家赴三台实地查看郑泽堰的情况。其中一位专家有些吃惊地说：“这么大呀，我原来以为是条小河沟呢。” 　　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地领导对郑碧贤表示感谢，“感觉这个事就可以画句号了”。可古稀之年的她厚着脸皮“赖”在工地上3个月，穿着运动鞋天天踩鹅卵石走来走去。她担心争取来的资金用不到地方，工程质量会出现问题。 　　“我其实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以为我父亲是搞水利的，这个可能会继承，所以我也懂。”郑碧贤大笑起来，“其实我只是问问这个水泥什么号，解决一下工程队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没名分的“监工”，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少。农民围了施工队的吊车，她要管；有人想拿回扣，她要管；包工头不专心施工，她也要管。 　　好几次，郑碧贤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父亲修堰时的画面。 　　日，防洪闸一期工程完工。那天，霍连科也来了。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拄着拐杖的手一直在抖。附近的村民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霍连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 　　重修郑泽堰的工程竣工后，进水口拥有了前后3道防洪闸。当年夏天，洪水来了。住在河堤边的农民后来告诉郑碧贤，突然就看见涪江上掀起几丈高的黄浪，“好吓人哦！跑都来不及，我们一大家子人，有牲口有地，咋个跑？幸好新修的闸门管了用，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过堤坝了。” 　　2013年夏天，又一场洪水过后，郑碧贤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水都漫到家门口了，感谢你啊郑大姐，不然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 　　2012年，郑碧贤根据父亲的日记，父亲工作单位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书稿。“尘封在他日记里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一个可以追求理想、遵循道德的时代。”郑碧贤说。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故事，还有霍新吾、黄万里等一代人遥远的背影。 　　三联书店的编辑罗少强收到稿件后，当天下午就在电子邮件里给领导回了4个字：“赔钱也出。” 　　“现在有些官员，别说掏钱给大家做事，不把大家的东西化公为私就算好的了，工程质量问题也很普遍。但当时那些人，恨不得修个永远造福人类的工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艰难的抗战时期，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罗少强说。 　　填写选题申报表时，罗少强注意到，国家刚刚拨了一大笔钱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得到启发，受到良心触动，把这些工程修得好一点。” 　　郑泽堰旁边的崖壁上，曾刻有称颂郑献徵的碑文，但“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铲平了。如今，郑碧贤在高家桥对面，建造了十米高的郑泽堰纪念碑，上面的碑文由媒体人卢跃刚撰写。 　　“我去三台一看，完全被吓住了。”卢跃刚说，“郑泽堰完全继承了两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学。”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李氏父子，陈氏父子，郑氏父女，古今蜀中治水，血脉相承……治水者治国，修堰者修德。” 　　郑碧贤还打算为黄万里、霍新吾以及当年修建郑泽堰的民工塑像、立碑。但是，霍新吾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在村民记忆中的他，只有“鼻子很大，人胖胖的”这么一点痕迹。 　　如今，外乡来三台打工的老唐，也知道了郑泽堰的故事。在高家桥旁边的工地上，听说记者想找当地的老人聊聊郑泽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也能讲。” 　　“这个桥叫高家桥，有70多年历史了，下面灌溉好几个乡镇呢。”他指着不远处整修过的高家桥说，“这就是郑县长，郑大姐的父亲修的嘛……叫郑、郑啥子来着？” 　　他突然卡壳了，求助似地扭头望向身边的当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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