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商务部日前表示，我国外贸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6年将着力推进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2015年，尽管我国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也稳中有升, 但外贸进出口却出现了近几年来少有的“双降”，没有完成2015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进出口增长目标设定在6%左右”的目标，成为25项量化指标任务中唯一一个没有完成的目标任务。贸易量靠什么来推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有著名的贸易引力模型来分析国家间的贸易流量，即贸易量的大小与国家间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以地理距离为代表衡量的贸易成本成反比。引力模型成为国际贸易领域解释和预测国家间贸易流量最为成功的模型，且众多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流量对经济规模(GDP)的弹性大概为1%。我们的外贸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外的GDP导致的外需持续减弱，主要表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依然很严峻，特别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分化非常严重。例如，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增长的势头好一点，但是欧洲比较弱，日本基本已经停滞了。增长态势的不确定意味着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很大，所以中国的贸易增长也不能确定。二是中国本身的经济似乎也不容乐观，2015年经济增速不足7%。贸易的两大推动引擎不能恢复，贸易下降就不足为奇了。除了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带来的经济减速外，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进行国际贸易最为根本的因素是价格和质量，但经验告诉我们历来都是靠价格取胜，质量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也难怪2015年我国的境外消费额达到1.2万亿元。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现在我们在价格方面也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了，如中国低技能工资已远远超过越南，越南现在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我们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每月仅有250美元。与非洲国家相比，这个差距更大，我们的工资是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的10倍。成本优势的下降从我们加工贸易比例近年来不断下降的事实也能得到验证：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是55%;10年后的2015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不到35%。另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也会导致贸易的波动，把这些因素放到引力模型中也能解释贸易的诸多不确定性，如全球市场汇率的波动非常大，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大幅下跌。此外，TPP等因素也会有影响，如越南加入了TPP，实现零关税会给我国外贸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多方力量如何汇合?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环境，但自身原因就需要仔细分析并有所作为了。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下外贸供给侧改革显得更加重要。如何汇合多方力量在外贸领域“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毋庸置疑，过去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在新形势下，外贸企业需要生产适销对路、质量优良的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竞争新优势。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要从原来以量取胜转为以质取胜，追求“优”而“强”，从过去的‘长个子’向‘长智慧’和‘长能力’转变，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进行战略转变。企业在“供给侧改革”最深层发力，就是要提升供给的质量和品牌，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和附加值，推动进出口产品的升级。落实到细节上，就是要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过，从长期来看，生产率近乎是一切，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依赖于生产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也提倡，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企业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则是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创新。虽然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但却需要坚持不动摇地做下去。除了企业在生产率上下功夫外，做好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还必须要有政府其他的配套政策加以补充。如政府在短期内做一些措施，为外贸领域减库存去产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培育新的增长点?当前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苗头较好，增长率也非常高，并且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政策设计特别是税收的环节上发力，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此外，在外贸的新业态方面，很多新生事物也需要我们通过创新方式不断推进，如确保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市场采购贸易出口、服务外包出口和名优特产品出口较快增长。站在全球视角推进?加快供给侧改革，需要通过进一步“走出去”，着力点是将过剩产能转化为优势产能，调整产业结构，在更广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政策标准和力度?虽然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不断扩展是有目共睹的，但如今TPP正式生效，如果中国没有积极参与谈判，成为成员国，可能会造不利影响。第一，随着TPP自贸区的建立，贸易扩大和转移效应会刺激区内贸易，中国产品受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的影响，竞争力将出现下降，出口受阻。因为新的自贸区规则通过排他性的高标准规则协定，对非成员国形成了合理的贸易保护，这是从最终产品角度来分析的。第二，由于TPP采用的原产地原则，而中国没有加入TPP不是其协议国家，那么TPP成员国家从中国购买原材料或中间商品就不能免关税，这势必也会大大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或许，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参与TPP谈判了。(进出口经理人)
&nbsp&nbsp&nbsp刘元春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我国曾实行了大量的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措施，效果都在日益减弱，客观上要求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以便实施新的战略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和操作层面容易产生的误区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各界就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其中不乏有很多好的观点和操作层面的政策建议，但是，也有部分观点显然是误读，为此，在阐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解释和实施路径之前，有必要先来厘清容易产生的误区。误区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基础就是供给经济学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但是，发源于美国的供给主义并不能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美国的环境与中国不同，政策要求也就不同。上个世纪美国面临的情况是滞胀。70年代生产率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下降，导致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供给主义是一条降低通货膨胀，同时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这正是供给经济学所吹捧的政策目标。除了潜在增长率这种宏观政策的一般性目标外，供给主义的政策目标和新常态的大环境并不吻合。供给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反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宏微观理论的简单化和极端化，有很强的误导性。所有学派都不否认供给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在认为供给很重要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需求是经济发生短期波动的主因。上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攻击传统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方式，最终诞生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的源泉是供给侧的生产率。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衰退是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不足，加上政策时滞的影响，政府不用监督经济、相机抉择需求管理，只需要供给稳定货币。卢卡斯认为经济波动原因是消费者和企业弄不清世界状况，但是在理性预期下，这个过程很快结束，不需要政府管理，政府应该无为而治。在微观经济方面，费尔德斯坦等人论证了美国当时的税收和管制不利于美国经济，因此需要修改部分税种和管制模式。这些理论本身虽然攻击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在政策主张上还是比较温和的，认为可以有更好的管理模式。由巴特利、万尼斯基、克里斯托等组成的小团体将这些理论的结论简单化和极端化，夸大这些理论对经济的重要性，形成了供给学派。总的来说，供给经济学是反对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而诞生的，首要假设是恢复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应该主动进行需求侧管理，但凯恩斯提出的需求侧因素，在大萧条等屡次经济危机和本轮全球经济下滑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经济学过于以偏概全，我们需要避免新形式的萨伊定律误导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误区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减税供给学派希望通过减税提高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率，但美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尽人意。在刺激劳动方面，年劳动力年均增长1.6%，和前五年大体相同；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年平均增长1.1%，1980年代还是1.1%；年，私人投资占GDP仅为17.4%，而1970年代为18%；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到新增社会总收入的70%；预算赤字大幅攀升，从1980年占GDP2.7%攀升到%，1992年为4.9%。年，联邦债务占GDP比重从20%多上升到50%以上；美国平均增长率在年为2.3%，这之前为2.4%，为2.8%。可见，减税之后的潜在增长率还不如以前。美国的实践表明，劳动供给对所得税的反应非常微弱，在里根政府减税后，供给量并没有大幅度上升，综合结果基本为零，可见，拉弗曲线仅是一个理论假设。在我国税收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财政支出又具有刚性的情况下，主要依赖减税更会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结构性改革需要的是政策组合拳，主要通过体制改革来提升潜在生产率。误区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集中力量扩大供给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却是一种以偏概全、容易产生误导的观点。这是因为：这种观点容易回到关注供给量的老路，而不是提升质的新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挖掘新常态下消费结构升级潜力。在新常态下，我国排浪式消费模式结束，强调个性需求。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调控的关键点是结构改革，具体政策发力点是供给侧，目的是提升有效供给。在具体问题中，如果仅关注到政策的供给侧，就容易忽略改革，发生新常态下另一种形态的产能过剩。因此，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在改革，以提质增效，而不是盲目扩大供给。这种观点导致片面强调供给，忽视需求。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矛盾。强调供给是因为这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忽视需求条件是不能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的。首先，供给需要和需求相适应，片面强调供给容易忽略需求结构，盲目追求一些新产业，但是，因为和需求脱节，最终这些行业只能是财政补贴的产物，浪费了资源。其次，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会出现摩擦性失业上升等问题，这会在短时间内对经济造成较大的压力，这就需要适度扩大需求规模，为供给调整创造空间，以空间换时间，为完成供给调整创造条件。误区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供给管理这是一种将改革等同于新管理方式的简单化理解，因此，需要避免政策落实部门借“规划”等名义变相收权，与政府简政放权的大方向背离。供给管理有一个非常隐晦的实施方式，这就是在战略性贸易的名义下实施管理之实。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创立的战略性贸易论有合理性，在适度的环境下，有可能干预会有好的结果。不过，社会上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容易走入歧路，可以表述为如下逻辑推理：现在是全新的开放时代，需要新的经济模式；需要学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须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必须加大高附加值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这些产业在未来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和企业必须构建一种新型合作关系。这种极端化的理解是将战略性贸易理论简单化和极端化。克鲁格曼一再强调，战略性贸易是一个很柔和的理论，并不能导致这么极端的说法。按照国际贸易的观点，世界需要的是合作，获得共赢。而战略性贸易认为世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各国的竞争就是类似企业的竞争，在世界观上与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吻合的。这种极端化的理解容易导致在此名义下盲目设定战略性产业，极端化理解国家竞争力，利用政府手段来推进供给侧生产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还是以改革来促进经济活力提升，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确政府角色，理顺政府与市场间关系，而不是让政府再次以各种名义全面管控经济。误区五产业结构高级化就是提升服务业占比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目的是要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配第、库茨尼兹等经济学家都发现经济结构是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但是，二战后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情况分化非常大。当前全球经济正在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逐步向产业链分工转变，各国均可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不必然要重复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道路。因此，如果强行推动服务业升级，容易导致制造业的人为衰落，降低经济增长。误区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自由市场作为经济治理模式这种观点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极端化理解，容易滑入新自由主义。这个观点有正确的成分。现在我国有很多需求得不到供给侧的回应，使得企业决策发生偏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需要的是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放手不管。首先，改革的过程应该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逐步实施，考虑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其次，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在市场中需要政府的补充，保持社会主义本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通过简政放权，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改革开放伊始，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我国曾实施了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供给侧改革。近20年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以产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进一步固化。然而，这种传统供给模式已经难以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的经济规律。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表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已经不大适应，两者之间甚至存在着较大的矛盾。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层次。但是，发展也带来了不少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归结起来，这些问题表现在九个方面。第一，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均产量还很低，还有大量贫困人口。虽然我国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突破十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但是因为人口众多，至2015年，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中还处在中低收入水平，还有5575万贫困人口。第二，东西部、城乡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北经济陷入严重困境，西部地区经济虽有崛起，但与东部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第三，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与人民的要求相距甚远。水资源、大气等承载力有限。十大流域的700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70.4% ，三类海水占7.6%，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1.9%。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1.6%。这些资源与环境状况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第四，各种结构性问题突出，尤其是产业结构还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很多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譬如，三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等。这些问题和矛盾需要着手去解决和化解。第五，农业基础还很薄弱，直接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首先，耕地等自然资源对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约束不断增强。近年来，由于建设用地扩张、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等，“人地矛盾”恶化。其次，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抗风险能力不强，使得年均农业生产损失较大。因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例如水利建设不足、农业灾害预警系统建设滞后等，以致难以有效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得我国农业年均生产损失较大。再次，我国长期采用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已成为阻碍我国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因素。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农业强国美国的三百分之一，也不及欧洲农业强国德法的八十分之一。第六，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虽然通过多年建设，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位居世界前列，但分布不均，中西部地区建设落后，地区间差异巨大。第七，社会保障还不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有别，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如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群体及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不同部门（主要指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不公平、城乡差别两个制度之间的不公平等。第八，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与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与创新体系绩效仍然有较大差距。中国在PCT专利和企业研发上的投入增长是最快的，但由于起步较低，与部分发达国家的国家科学与创新体系比较，其绩效差距还是明显的。中国在企业研发支出指数上已经超过了OECD的中值，但在其他项目上差距很大，尤其是在年龄低于5年但有专利的企业、企业的集成专利、注册商标和前500大学的基础研究上远远不及发达国家。第九，宏观政策调控框架还需要完善。我国当前的调控框架落后，效果逐渐减弱。如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政策滞后于金融体系发展、财政政策等。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既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结果，也是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原因。其充分暴露了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明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常态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倒逼着生产关系的改革。中国经济社会已经步入新常态，表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推动着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层次转化。而新的、更高层次的生产力，就要求对原有的、陈旧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把握住历史的机遇，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客观要求新常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决胜期。这就意味该时期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矛盾就表现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客观来说，传统的粗放式供给模式的形成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且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但作为这些扭曲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供给侧又一次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从需求侧及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需求本身存在硬性约束，需求管理在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的动力也逐渐减弱，难以再承担起保增长的使命。第一，从需求侧本身来看。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需求不足，实质上表现为低水平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它是以中国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它是在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而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中形成的。以拉动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充分达到刺激居民消费目的，在于这种问题本质上是供给侧的问题，并非需求管理手段所能解决的，需要创新供给以创造新需求。外贸发展余地越来越小，难以有效刺激出口需求。2000年以来，随着产品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条和地区性价值链条的最终形成，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对其他经济体的自然替代过程——已经消失了，无论是增加对现有市场的出口，还是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只能依赖于目标市场规模的扩张，或者，在与其他出口国的竞争中获胜。显然，这些只能带来边际意义上的贡献，可以稳定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但是不足以推动我国制成品的持续高速增长。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多年来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新增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而大规模财政刺激下的定向产业投资，从历史经验来看，又将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二，从需求管理角度来看。管理总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由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刺激以财政和货币手段加大资源投资，特别是信贷投入，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积累了很高的杠杆，这在经济增速下降的状态下，蕴含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另外，财政货币政策本身也受限于客观条件的约束。汇率利率联动制约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制约了需求管理的手段。在资本双向流动加大、国内外金融市场日益紧密联系的环境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幅降低。货币政策日益受到欧美等国政策的影响，独立使用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约束越来越强。我国税收进入低速增长新阶段，同时财政支出刚性限制了财政政策运作的空间。这是因为企业增加值等指标放缓，经济条件难以支撑税收的高速增长。在这种环境下，财政支出刚性还在加大。从供给侧来看，传统的粗放式供给模式后继乏力，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且还加剧了供给总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因此急需新的突破。第一，生产要素价格作为供给成本的核心部分，它已进入上行阶段和投资回报率递减状态，这使得简单积累要素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推动力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开始了稳步上升，在生产率不能保持增长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同时，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回报率递减，企业效益下滑，增长乏力。新常态是要素价格上行期、回报率下降期，传统的要素推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产出增量越来越小。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进行供给模式改革。新常态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转变增长模式，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正使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传统需求刺激和大量资本堆积产生的经济增长更多使得收入落入资本账下，劳动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重下降。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只有通过调整生产侧的供给模式，才能调整要素价格和要素的空间流动，使劳动者获得体面报酬，贫困人员实现脱贫。第三，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短板突出。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在我国占据较大比重，盲目上项目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人居环境变差。传统供给模式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环境成本巨大，环境承载能力成为了生产侧的硬约束，制约了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更为和谐的自然经济关系成为了供给侧的巨大挑战。第四，传统供给模式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粗放式的增长后继乏力。传统以产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模仿又压制了社会的创新动力，企业满足于提供同质性低技术产品，这导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21世纪以来增长缓慢。由此可见，新常态下需求侧的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已经转化，供给侧已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新的突破，以通过新的供给来拓宽更广阔的需求空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正是顺应了这种矛盾主次方面转化的客观要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是供给侧的重要结点供给侧作为产品和劳务的提供方，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传统以量为主导的粗放式供给模式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诸多隐患，表现为供给的总量与质量不相匹配，缺乏有机的统一，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在排浪式消费结束，量的短缺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商品质的提升却成为供给侧更为关键的问题。有效供给不足，消费者更加关注消费品质的提高，从量到质，这与我国传统供给能力脱节。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收入较低，消费者关注的是有足够的商品来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以往的供给侧政策更多是刺激产量，加大供给，这与当前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脱节，无法激发更大的消费潜力。无效供给过大，无法与现实需求相匹配，过剩产能难以消化，加剧了供需中的结构性矛盾。经过30多年，尤其是近20年来的发展，大规模的、排浪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已经过去，而此前由此建立起来的钢铁、水泥等行业却一时难以转型，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尤其在城市化建设中，使得结构性问题雪上加霜，成为当前供给侧面临的严峻现实难题。收入结构严重恶化，由于收入结构制约着需求结构，这使得传统的供给体系与现实的有效需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收入作为劳动要素供给的报酬，在现实中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迅速拉大。由于富人与穷人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还存在不可替代性，加剧了传统的供给体系与现实的有效需求的矛盾。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形成，加深了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现在的区域空间布局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城市一枝独秀，成为人口的高度集结地和超级消费中心；二线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并不能对所属区域形成有效辐射，无法承担起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使命；三四线城市集聚人口、促进新型城市化的功能十分虚弱。这导致全国性的有效需求难以形成。总的看来，这些问题是在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对这些长期的问题并不能指望通过一些简单的政策来解决，而是要进行体制改革，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供给侧问题。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新常态时期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突出，意味着依靠大规模需求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会大不如从前，会进一步提高微观主体的杠杆率，增加经济危机的风险，因此，要稳定经济就需要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这就需要通过顶层设计、通过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解决供给侧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改革的对象是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单纯强调生产力就容易落入前面所述的将供给侧问题简单化为扩大供给，所以，不能单纯就生产力说生产力，唯生产力至上。生产力的高级化、质量的提升要求生产关系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因此，生产关系存在的问题就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前生产关系存在的问题如下：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不清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官员晋升制度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主要制度约束。基于此，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但是，迄今为止，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导致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仍然比较模糊，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基石还不够牢固，甚至还没有充分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财政体制。在整个政府与市场调整定位、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相当吃紧。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当地的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转，往往会不顾当地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使用招商引资等各种手段来扩大地方税税源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造成许多地方产业结构雷同，导致全国性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手段，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不仅抬高了房价，增加了金融风险，而且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导致了房地产库存问题的产生。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在政府需求管理等政策实施中，为了进行相应的行业投资，政府需要一个执行者。我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这导致国有企业的正常功能出现扭曲，成为政府权力干预市场的主要通道和官员权力寻租的重要载体，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的弱化，使得市场进行结构调整空间受到限制。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有别，覆盖面过窄，并由此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如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群体及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不同部门（主要指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不公平、城乡差别两个制度之间的不公平等。公共资源廉价使用模式。在以量为主的供给模式下，要素价格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简洁手段。借助资源的国有体制，我国维持了公共资源的廉价模式。这种廉价模式又进一步促进了粗放地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第一，资源价格扭曲误导了企业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使得低端产业仍保有利润，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的调整升级。第二，资源价格扭曲还阻碍了企业创新动力的提升，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化特征。宏观调控框架与经济结构矛盾。我国以财政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政府干预行为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方向相矛盾。由于中国多数产业都是竞争性的，财政手段不应该直接介入，这就决定了不能通过政府资金对某一特定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可试图直接通过改变投资结构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施加影响。但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以单一的直接投资或政府补贴企业投资手段为主，而在财政投资资金的运用上，又主要是实行单向的大规模投入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就导致其难以发挥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效应。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成为我们未来改革所要关注的重点。综上几方面的分析，可得到这样的逻辑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拉美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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