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式开启帮助华侨撤离越南 已有三千人回国
来源：新京报
编辑：小马哥
资料图（与文章无关）
&&& 据新华社电 17日中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与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陈大光通话，要求越方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一切暴力活动，严惩打砸抢不法分子，切实保护中方在越机构、企业和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
&&& 郭声琨指出，近日，越南发生了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内的一些中国企业和人员遭到严重冲击，造成大量中方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后果非常严重。越方对不法分子暴力袭击中方企业和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公安部对上述暴力活动深感震惊和愤慨，对越方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事态发展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严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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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贡到温哥华：一个越南华侨的逃亡历程（五）
一踏进家门，赫然见到四名干部大模大样地横卧在客厅里，他们是来严密监视我家一切行动的，如此硬闯民居诚属可恶。儿子和这班不速之客人足足纠缠了一个月之后，才设法通知我。同样事情在尊重人权的社会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投奔怒海　　急传我回家是因为找到了偷渡的门路，准备在7月19日出发，事不宜迟。一切安排由吾友李君和王君共同负责，他们用钱买通了干部，否则插翼难飞。路费是每人十五两黄金，朋友代我报了名，只须同意便可成行。　　为了安全计，我四处明查暗访，以确定我们没有被非法之徒所蒙骗。首先我向三弟查询，怎知他一家已准备于7月17日启程。我又走访另一友人冯兄(现居悉尼)，他也证实确有其事。　　原来冯君秘密为共干收取贿款，曾经安排三艘渔船运载数百名难民(其中有我熟识的人)平安抵达马来西亚。他对偷渡的途径了如指掌，轻车熟路。我对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多了，自然加强了信心。形势不容我再三考虑，否则会坐失良机。偷渡风险极大，但为了逃避恶政，不得不孤注一掷。&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按照计划于7月19日动身。当天清晨我对着四名监视我家的干部说，要带儿子到新经济区走一趟，以方便日后联络。他们信以为真，我便乘机赶到头顿(Vung Tau)市郊，与其他偷渡者在一弃置了的蛙人基地会合。　　真是巧合，当天正是我们长子23岁的生日，却成了我告别出生地的一天。逃亡在即，我却没有半点离愁别绪，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我生不逢时，数十年绵绵不绝的战争，令我颠沛流离。越战后期更把我们苦心经营的产业无情地摧毁。心碎之余，走为上着。 黑夜来临之前，一艘大约35英尺长14英尺阔的破旧渔船徐徐驶向沙滩这边来。在茫茫大海上，它有如残叶一片飘浮着。当船靠近岸边时，眼明口快的内子突然哇的一声：为何我们的船是这么的细小，这么的残旧!来源：温哥华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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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越南的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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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专著 责任者： 郑瑞明 出版、发行者：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发行时间：[1976](中华民国六十五年) 来源数据库：馆藏中文资源
所有责任者： 郑瑞明著
出版、发行地： 台北
关键词： 华侨---研究---越南---清代华侨
语种： Chinese 汉语
分类： 中图分类:D634.333.3
丛编题名：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载体形态： 126页
．.[引用日期]越南华侨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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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上午，走访了另一位离休老同志，这是一位女同志，我称其为罗老师。推荐罗老师给我的另一位老同志说，罗老师很健谈，我就觉得这是一位很好的谈话对象。见到罗老师后，她说她眼睛不太好，现在只有光感，近如盲人。但罗老师虽然年已过八旬，但听力很好，是不是这样的听力是对她视力存在缺陷的弥补？即所谓补偿效能？以下是罗老师给我讲的她的故事。罗老师家是广东东莞人，但在广州出生。日本侵略广州时，她全家从广州经香港逃往越南，她们在越南有些亲友。所以她后来算是越南华侨。她在越南时，住在越南顺化，这曾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古都。在越南战争期间，顺化好像是归南越管辖。她刚到顺化时，那里还是法国殖民者在统治。当地华侨的圈子不太团结，按地域分成不同的帮派，有广东帮，也有福建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帮派。罗老师一家还有其他一些华侨都是爱国华侨，罗老师说，她们当年都是通过阅读香港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而成为进步青年的。她们当年在越南华侨社团开展反对一帮一派的做法，呼吁华侨团结起来。抗战胜利，罗老师她们那些华侨还在越南欢迎国军的到来，在顺化，她们迎接龙云属下的六十军进驻越南，还给国军官兵送粮送水。后来，国军撤走了。罗老师她们也初中毕业了。这大约是1948年前后。罗老师就回到广东就读一所师范学校。因罗老师她们家境贫寒，所以只能去读师范，因为读师范不收学费，还供给伙食。罗老师兄弟姐妹有八个人，有几个哥哥都是追求进步，参加了共产党和革命活动。罗老师虽然年青，但也受到哥哥们的影响，所以只读了一年师范，就自己跑了，和最小的哥哥离家到东莞黄沙参加共产党的大岭山武工队去了。虽然一家子都倾向左倾，但罗老师入党的时间并不早。因为罗老师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的，多年从事教育，而且也是老国民党员，因为这个事情，罗老师到1954年才入党。组织上一调查，哥哥们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和加入党组织的，父亲的因素才最后没有能阻碍罗老师入党。解放后，罗老师在广州团市委工作，她说，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这些运动都经历了。19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罗老师也想去大学读书。但是当时好像有个什么上级的文件精神，说是科级以上的干部不得报考大学，所以罗老师的大学也没有考成。1958年，罗老师到了北京，在我们学校担任发动机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先是负责学生工作，后来连学生带老师的事都要让她来管。1961年，学校需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课的老师，罗老师被抽调去中国人民大学去读进修班。她们这批被抽调去学习的干部读的不是研究生班，而是进修班。她说，当时还有一大批比较好的学生，也被抽调出来，不再读自己原来的专业，而去读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他们结业后，都回到学校担任政治课的老师。罗老师在人大学的是中共党史。学成后，只担任了一年多的党史课的教学工作，因为眼睛患病，后来就离开了教学岗位。后来罗老师一直做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文革前，她还和我们学校的一批老师，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是北京市搞“四清”的重点。至于为什么拿北师大当重点，罗老师说，她也不知道。当时她们是周一从学校由学校派车送他们一共二十多人去北师大，到了周六下午，学校再派车把他们从北师大接回学校。这样的运动大约搞了一年多。后来就发生了文革。说起来，罗老师的经历很平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她年幼时的经历让我有点兴趣，就是中共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她们一家跑到越南去，而她家里那么多人都成了共产党，这里应该不全是偶然的。原来我也知道，我的一个中专同学，他的父亲原来是老挝共产党的，解放后才回来恢复中共的党籍。当然，他父亲就是中国人，是中共派他到老挝工作的。这段历史，似乎现在的党史很少提到。当年中共绝对不会只与老挝共产党发生各种联系，像泰国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还有缅甸共产党，以及越南劳动党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共或许应该与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许当年中共的这些活动也是受共产国际指派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有关这一段历史的书籍。这段历史如果能够比较完整地披露出来，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至少，当年胡志明与中共高层领导人那种十分密切的关系，也许就与中共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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