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文化到底是不是猎艳、色情，移动直播“堕落”了吗？-创业-创智网
直播文化到底是不是猎艳、色情，移动直播“堕落”了吗？
作者：kuv8
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直播传播，这始终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但显然真正意义上的『内容生产者』少之又少，当内容生产动力不足时，这些平台则需要更加吸引人气和眼球的方式来寻求流量，于是秀场的模式很好的被照搬了过来。
钛媒体很早就预言了如今愈演愈烈的移动直播平台大战。去年8月，我们做出了颇为乐观的预判并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你可以准备好迎接全民直播的时代了。显然，当时的乐观预判正在遭遇挑战。4月25日，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网络执法队队长沈睿表示，“鉴于网络直播状况百出的原因，从下月起将实行网络主播黑名单制度，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主播将不得再被网络直播平台雇用”。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5月，将会公布出第一批主播黑名单。全民直播导致事故频出“一场无序的狂欢”，在此前的报道中我们曾经这样形容全民直播的现象。自去年以来，台湾直播软件17因涉黄下架，斗鱼直播发生“直播造人”事件，“女主播换衣服忘关摄像头”这样的新闻标题更是随处可见。从起初参与视频直播是为了看到新奇事物，到如今的看直播是为了猎艳、色情，全民直播游走在政策的边缘，也变的越来越难控制。4月14日文化部宣布将对这些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严查，涉及斗鱼、虎牙直播、YY、熊猫TV、战旗TV、龙珠直播、六间房、9158等网络直播平台，而严查的理由是“涉嫌提供含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等内容”，上述互联网文化产品均不幸被列入查处名单。前文提到的这位沈睿队长对媒体说，“全民直播的方式非常危险，一旦直播内容中出现涉毒、涉黄、涉暴的情况，主播在积累了一定人气之后突然直播出去，对社会的影响很大，而且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然而不得不说，也正是因为去年直播软件17的下架，才让此前一直不温不火的移动直播迎来了更多的关注。国外的“鼻祖”们火了，却又死了一年前，美国西南偏南音乐节上（SXSW）Meerkat 发布，这款毫无门槛的软件让人们真正见识到了移动直播的魅力。起初，媒体利用Meerkat直播自己的采访、名人完成在线问答（ask me anything）活动、政客宣布自己的就职过程，而明星麦当娜、财经媒体《经济学人》也均用这款软件进行过直播。依赖于twitter的关系链，Meerkat很快拿到了融资并完成了用户量的指数级增长，随后Meerkat所依赖的社交平台twitter、Facebook纷纷与它断绝了关系，并推出了各自的直播产品。今年3月，移动直播鼻祖Meerkat宣布关闭直播业务，之后将专注于打造自己的社交网络。Meerkat的CEO在给投资人的公开信中分析，被社交平台切断了流量导入是其关闭业务的原因之一，而拍给谁看的定位问题更是导致Meerkat直播业务失败的重要原因。相比于Meerkat，国内的创业公司们就聪明得多了。明星、美女、擦边球，这些自带流量的元素纷纷被拉进直播平台，签网红、签达人，成了这些直播平台早期必做的功课。不过，当你打开这些App，却发现内容都出奇的相似，大眼睛、锥子脸、45度角的美女自拍照占据了整个页面，打开直播，也不过是一张张网红脸坐在桌前戴着耳机陪你“唠唠嗑儿”，当屏幕上有“豪车”、“钻石”、“鲜花”刷起的时候，她们往往还会说声“谢谢xxx”。某移动直播软件页面截图是不是觉得这一幕有些眼熟？这似乎只是将YY上美女秀场的模式搬到了手机上，除了不再讲究“露肉”之外，连打赏的模式都如出一辙。从借别人的眼看世界，怎么就成了看别人家的“美女”？“通过虚拟的手段带着你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做你眼睛的延伸”，这是起初直播软件Periscope提出的概念，新奇、有趣、互动、生活化分享，这些也本是国内移动直播主打的卖点，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国内的内容创作环境似乎更容易滋生的是美女，毕竟“前辈”YY、9158们的成功经验摆在那里。中国的移动直播像是一个混血儿，前经纬中国分析师、熊猫TV副总裁庄明浩曾这样描述移动直播的现状：如果说YY、9158代表着一个极端、Meerkat／periscope代表着另外一个极端，中国的这些手机视频App就在中间，产品形态接近Meerkat，而运营逻辑、内容偏好和商业模式偏向YY，不过这无关对错。究其主要原因，这些款主打人人参与的移动直播软件的用户们根本不知道拍什么，也不知道可以来看什么，新奇的事并不是天天有，但吃饭睡觉打豆豆的日常生活却最为稀松平常。同样面临流量的问题，社交网络巨头微博、微信与其为直播平台导流，倒不如扶持一个自己的“干儿子”出来，事实是微博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直播传播，这始终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但显然真正意义上的『内容生产者』少之又少，当内容生产动力不足时，这些平台则需要更加吸引人气和眼球的方式来寻求流量，于是秀场的模式很好的被照搬了过来。解决了用户不知道播什么的问题，剩下的似乎简单的多。人人都有窥私欲，看着满屏的美女陪你聊天，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二三线城市甚至一线城市中无聊青年打发闲暇时光的需求。得“屌丝”着得天下似乎在这点上也有了印证，据界面新闻此前的报道，几经转型之后的花椒直播，如今通过美女直播带来的流量占到80%。全民直播已成事实，但显然跟美女、聊天没什么关系尽管满屏的锥子脸大眼睛，但对于移动直播软件来说，仍是他们“挣扎奋斗”的大好机会。一方面，聚美优品、微博、Nice、陌陌，不同的平台都推出了依托自己场景的直播功能，或社交、或电商垂直化。另一方面，直播平台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真正进入观众视野之后，也正努力吸引更多的明星助阵。比如，刘涛直播自己拍戏，范冰冰手机直播巴黎时装周红毯前的状况、再比如周笔畅、丁当直播自己唱歌。更有看头的是网红经济的兴起。那些足够有表演欲、希望通过网络打造个人品牌的众多papi酱们，不仅生产内容，也需要平台来吸粉，而对于具有人格化品质的她们，直播也是不错的途径之一。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对着手机镜头聊聊天就可以的美女，而是“How to &Style”（如何做&生活方式）的真正具有创作能力的网红，YouTube上的数据显示，搞笑、生活方式类的视频正在快速崛起。“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大多数的移动社交直播仍然是在做工具而并非社区。”庄明浩在自己的知乎专栏中感叹，移动直播的未来一定是新型的社区形态，而并非功能工具。（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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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技术入股、让创业者融到资再退出，这门生意靠谱吗？
（本文来自钛媒体特色栏目“创业者说”，最有钛度的创业者故事）
第一次创业失败让王香玲很不甘心，不是自己想法不好而是输在了技术上，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失败，因为连产品都没做出来。当年，她找了一个朋友帮忙兼职开发，每个月支付5000元，但是进展一直很缓慢，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成为骑士团CEO的王香玲终于想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公司是不会养闲人的，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还要经常加班，周六日年轻人又想睡懒觉。我找的那个朋友不是不想，是根本就没时间帮我开发。”
后来成为投资人的王香玲接触了大量的初创项目， 绝大部分人都表示目前最大的痛点技术团队不好找，即便找到了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早期项目来讲，真正的技术牛人是不愿意加入高风险的团队，而且就算有人愿意来公司创始人也很难对他的技术实力做出准确评估。
其实，国内外的VC有很大不同，国外只要有好的想法，资本就会去孵化创业者的想法。国内VC的投资策略则更加稳妥，有了好的想法还不行，得做个dmeo出来，甚至要上线跑跑数据。这也就意味着，创业者对技术的需求比钱还要提前一步，换言之没有好的技术团队就甭想融到钱。
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投资创业者
一个不懂技术的人想要创业，基本上只有三个选择：第一种是跟王香玲一样找个兼职技术帮忙开发，漫长的开发过程往往会让创业者错失先机；第二种是找技术外包公司；第三种是找提供基础功能的开发的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后面两种其实还是需要创业团队里有懂技术的人来验收。
很多人都觉得技术外包不靠谱，真实情况确实存在很多坑。
从商业模式上讲，创业团队跟外包公司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采用的是“532”的付款制，就是先支付50%定金，做一半的时候再支付30%，剩下的20%的尾款交接之后再给。但是，外包公司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20%的尾款从来没打算要过。外包公司的报价看起来很便宜，做一个APP可能只要5万，其实只是把原来做的东西拿过来改改，基本上改成甲方的想要的形态后就不管了。
事实上，其实创业团队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上线之前的最后一版可能跟他最初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但外包团队是不会陪创业者做这种改动的，因为他们是按照工作量来评估，如果再修改的还要重新评估收费。想要跟外包公司合作，就需要有个非常牛的CTO才能不被糊弄，做好技术代码的验收、技术进度的把关。找到一个技术大牛的成本还是很高的，远不是金钱就能解决的。
骑士团能够提供的技术服务是，从产品开发到第一个版本上线大约需要2个月，在这期间有专门的项目组提供全职专注的服务，包含讨论需求、做产品原形、产品开发、测试上线。第一版本上线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版本的迭代，或者是bug的修改，这时候会有针对性的配备一两个人解决问题，直到A轮融资完成。
结算方式上，骑士团采用技术入股加开发费用的方式，通常是5%的占股加几万元的开发费用。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两种合作方式的，还有一种是不额外收钱只占股，这种形式被王香玲慢慢淡化掉了，“我们象征性收三五万的费用，只是说为了提高创业者的放弃门槛。我们以前投过一个项目，他没有出任何的钱，他觉得创业遇到困难了，就直接放弃去上班了。”
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骑士团变成了创业者的技术合伙人，二者的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这种关系要比跟外包公司紧密得多。王香玲对钛媒体表示，“我们的成本其实是赌在他未来股份市值上面，只有帮他把这件事情做好了，让他融到下一轮，我们才能够退出。”
骑士团在看项目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领域划分，技术本身就是跨界，只要是能看懂的项目，有前景的都会去投。因此，骑士团投过做农村土地流转的来买地、做家具比价撮合交易的比三家、两家在线教育公司、二次元社交产品等等。 这些看来起毫无关系的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除了技术之外的团队都比较理想，唯独缺技术的创业团队。
很多投资机构其实就是一个给钱的动作，骑士团会给创业者做商业模式的梳理、产品原形的设计、UI的设计、技术的开发、产品的商业运营，甚至还会帮创业团队对接投融资。让王香玲很高兴的是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成功帮三家公司融到了钱。
用&组装&的方式完成软件开发
目前，骑士团已经完成的开发项目有7个，正在开发中的有4个。今年的目标是投资12个项目，这对于只有40人的公司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挑战。想要实现规模化，是不是就一定要大幅扩张团队规模？王香玲认为， &软件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但是软件的生产模式却还是最原始的作坊式生产，靠堆积人力、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产能，程序员像建筑工人一样一行行堆砌。&
一般来说，手机APP之间存在很多类似的模块，骑士团采用&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将常用模块形成标准化的成熟组件，用&组装&的方式完成软件开发，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开发速度，也确保了系统稳定性，还能降低维护成本。
王香玲告诉钛媒体，“每做完一个项目后都会进行提炼、封装打包，我们的组件库现在有600多个通用组件，比如说一些通用IM、登录、第三方注册等等。”随着做的项目越来越多，积累的通用化组建也会是越来越多，这无疑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去年公司40人只做了6个项目，今年我们30个人能做12个项目，明年可能30个人能做20个项目。
当通用组件积累到一定程度，王香玲希望能打造一个对外开放的可视化开发平台。
假如一个创业者想做个包含5个功能的App，可以通过拖拽的形式完成前三个功能，一键生成一个简单的App。通过系统测评后知道剩下两个功能需要多久能开发完成，如果创业者觉得可以接受就点击确定，骑士团的后台人员就会针对特定化的功能去开发产品。可视化平台的终极形态是，只要不是特别个性化的App，点立即生成都可以出现一个简易版的App，可能只需要美工稍微美化一下就可以使用了。（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马婧，编辑/李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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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文不一致[IT经理世界]专利这门生意
来源：IT经理世界日 12:02
　　据美国“专利海盗”跟踪和调查的研究机构Patent Freedom的统计报告，高智发明目前的专利持有量达到3.5万件，高居380家“专利海盗”之首。纳森·梅尔沃德也被美国媒体称为“硅谷最令人害怕的人”，他目前可以动用的现金流超过50亿美元，并夜以继日地低价收购发明专利，然后以专利组合的方式，将专利的杀伤力从不起眼的小折刀变成了火箭炮。　　有趣的是，如果翻查梅尔沃德的旧账，你会发现高智发明也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利蟑螂（Patent Troll）。至少在年担任微软CTO的时候，梅尔沃德对蜂拥而至的专利蟑螂几乎恨之入骨。　　“我们每天都会撞上专利地雷，这太恐怖了。不仅仅是我们（微软），整个软件行业都不重视专利，我们总是拼命地忙于推出新产品，却发现自己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在微软的13年，梅尔沃德碰上了很多专利蟑螂，有些人甚至只凭借一项仅花费2.5万美元购买的专利，就堂而皇之地去微软要钱。　　这些敲诈行为使得梅尔沃德重新审视专利这门生意，并在1999年离开微软，创建了高智发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重新挖掘知识产权的生意价值，“当年软件行业前途渺茫，没有人盈利，但它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行业。投资专利发明将是下一个‘软件’，它如果能脱离制造业获得自身发展，将能更好地运行”。　　“一个致力于投资发明家、货币化其发明的行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在高智发明官方网站首页，梅尔沃德如此阐释高智发明的运作之道。　　高智发明首先是一个知识产权的投资商，在其拥有的3.5万项专利中，仅有1000项是自己研发，其余全部来自投资收购。2008年高智发明将生意延伸至中国，它挑选科研实力雄厚的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设立“国际发明联合创新基金”、“国际发明合作计划”等项目。双方每年会设定若干面向国际市场、围绕技术前沿的发明创新研究主题，从申报基金的高校教师中进行甄选，平均资助额度为一年3万到5万美元。签约后，受资助者须按合约完成发明创造，高智发明则为发明人申请国际专利，并取得该发明的全球独占的专利许可权。　　接下来，高智发明就会对收购的专利进行“打包集成”，化身为一个专利集成商。梅尔沃德这样阐释专利集成的增值效果：“即使在一个投资组合（例如一个2000项专利构成的投资组合）中只有一项专利是真正成功的专利，它能产生10亿美元的收入，这其中的利润也是整个投资组合的成本的许多倍了。”　　不过，高智发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在全球首先创造了“专利集中”模式。它的实验室沿袭了微软的“超前发明”会议模式，每个头脑风暴的会议团队至少由10人组成，成员可能包括一些物理学家、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化学家、一些程序员、一个数码影像专家和一些工程师等，这种跨学科的组合可以最大程度延展专利覆盖的保护范围，命中最具市场前景的领域，从而进行提前的专利布局。　　这就形成了“并购几项专利——分析市场需求——提前进行反向投资——集成为更大的专利组合”的正向循环，专利的价码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以上所有的布局和操作，都是为了最后一步——如何让专利变成货币，高智发明此时就变成了促进专利流动的贸易商。此时，梅尔沃德手里就有了非常多的牌可以打，例如它可以成为专利战的帮手，在有人陷入专利麻烦的时候，高智发明可以迅速提供所需的专利来应急，你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昂贵的慷慨解囊”。　　愿意接受该项保护服务的企业已不在少数，这包括了三星、宏达电、RIM、SAP等产业巨头。就在11月，LG与高智发明签订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其知识产权部门主管Jeong Hwan Lee称：“（签署协议）能够赋予公司核心技术以专利权的保护，更能使公司的重心放在革新技术上，而不用担心专利诉讼的侵扰。”　　梅尔沃德还可以提供“入股分成”服务，简单一点说，如果你不想成为高智发明的敌人，那就投资它，并从中获取投资回报。高智发明确实像一个由诸多财团扶植出来的投资盈利工具，其基金投资方有着非常豪华的阵容：亚马逊、苹果、思科、eBay、谷歌、诺基亚、索尼、雅虎和微软……　　梅尔沃德将这些幕后股东称为“战略投资者”，并称“我们为了使投资者愿意提供那种资金，会提供可行的退出战略——换句话说，就是发明转化为货币的可选方案。至今，我们的许可活动已获利超过10亿美元”。　　所有这些看上去都十分温情脉脉，就如同一个专利自选超市，便利而又快捷。不过，高智发明在积累了10年的专利生意经营之后，终归还是露出了它凶狠的另外一面。从2010年开始，包括Check Point Software、McAfee、赛门铁克、趋势科技、惠普、戴尔、宏碁、罗技、金士顿、百思买及沃尔玛等10多家企业，先后被高智发明指控专利侵权。　　最近被它盯上的目标是摩托罗拉，提起诉讼的高智发明首席法律顾问梅丽莎·费诺基奥(Melissa Finocchio)称：“高智发明已经与全球很多家大型手机生产商成功签订了许可协议，我们也曾与摩托罗拉移动进行谈判，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就许可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公司高级知识产权法律顾问黄波称，很多中国企业知识产权能力薄弱，所申请的专利很多都没有应诉价值，一旦面对高智发明的诉讼，一般就只能同意付费。　　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韩国政府在2009年就特设立发明基金，旨在购买韩国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和小企业研发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日本政府更是召集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要求其不得向高智发明出售技术和创意。　　但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的尝试收效甚微。有业内投资人士对本刊表示：“韩国政府进行的是半官方的逆市场操作，其国内产业价值链支撑不起这种收购的良性循环，又没法卖到知识产权生意红火的美国市场。对付高智发明这样的专利大鳄，唯有市场化力量可以对抗。”　　“中兴、华为在美国目前大多数时候是当被告的，市场上的春天，有时恰恰是知识产权的冬天，但问题总有解决的那一天。”中兴通讯法务部副部长、知识产权总监王海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如此描述中兴面临的知识产权挑战。　　中兴：“没有捷径”的丛林　　王海波进入中兴知识产权部门已经有11年的时间，起初整个法律部知识产权团队只有10个人，年投入不过千万元。现在则完全不同，整个公司的知识产权队伍已扩张到220人左右，年投入也攀升至数亿元。　　更重要的是，诉讼多了，中兴在知识产权上的心态反而日渐平和。目前，在通信领域遭遇诉讼数量最多、强度最大的企业有两个，一个是苹果，一个是三星。原因很简单，它们的快速崛起抢占了既有霸主的领地，必然要被反扑。中兴现在同样扮演着类似的冲击者角色。　　今年初，中兴签下了和记黄埔在瑞典和丹麦的TDD LTE项目，而瑞典恰恰是传统电信设备巨头爱立信的大本营，并且它和诺基亚西门子一直都是和黄的核心供应商，现在却有被“搬迁”的危险。与此同时，此前一直被认为商用化进程缓慢的TDD LTE几乎突然提速，包括日本软银、印度Bharti、美国Clearwire、欧洲Hi3G、中东Mobily等10多家运营商明确加入TDD LTE的阵容，拥有TDD LTE约7%核心专利的中兴将有可能是最大的赢家之一。　　于是，专利之战在所难免。3月底，爱立信突然停止了与中兴长达3年的专利许可协议谈判，并宣布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兴通讯提起侵权诉讼，而中兴旋即反诉讼。半年多过去了，王海波称双方依然还在继续沟通，“谁也没有关掉谈生意的大门”。有趣的是，此前爱立信CEO卫翰思9月访华时，对中国媒体也说了类似的话。　　“专利诉讼的根源都在于生意。如果对手今天不把你遏制住，让你快速起来，问题就会更为棘手，事实上，这是新势力对旧势力冲击的必然反应。”王海波强调说在这样的丛林中生存“没有捷径”，这源于电信是一个资金和技术双重密集的行业，其知识产权之争与医药、机械制造等行业有着明显区别。　　区别之一在于电信行业要求互联互通，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共同完成通信的目标。标准化将私有的专利变成了公用的必要专利、基础专利，根本无法绕开。同时，在行业接受某一标准后，“你有多少专利，哪些是国家标准，哪些是国际标准，虽然有时存在争议，但是大家的实力情况基本上一目了然，非常简单”。　　这也就有了中国企业“1G时代看着跑，2G时代跟着跑，3G时代齐步跑，4G时代领先跑”的说法。6年前，中兴终端决定盛装参展德国汉诺威国际通信展，开展前一天，展台的手机即被德国海关没收，原因是一家专利代理机构称中兴专利侵权。而现在，中兴终端已与产业链上下游巨头签订大量专利许可协议，来自IDC数据显示，中兴手机今年三季度的出货量达1910万台，超越苹果稳居全球第4，市场占有率4.9%。　　区别之二在于电信设备技术高度密集，专利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武断一点说，就是在通信领域，你的产品里必然要用到他人的专利，谁都不能够独善其身”。于是，大批量的交叉授权成为了这个行业较量实力、稳定格局的重要方式。　　做个简单的比如，如果你的专利实力是5，而对方是7，商定交叉授权之后，你只需要缴纳那2个指数差距的费用。这意味着你几乎要将所有能够可能的技术都申请专利，如果你不申请，就会被别人申请。　　“有时候，专利数量和质量的界限并不清晰，任何一项技术都有机会成为一项必要专利。从某种角度看，专利数量也能体现一定的质量内涵。”王海波称，知识产权从申请到授权有一定的滞后期，现在申请量已经达到很好的状态，现在需要更多的授权，“那将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不过，要进行知识产权的规模经营，尤其是进行大量的海外专利布局，有时是有实力者的游戏。举例来说，在美国提交一项专利初步申请需要约4000美元，整个流程走下来大约要花费十几万元人民币，而一旦出现专利诉讼，仅律师费一项就至少要花费上百万美元。　　中兴目前在营业额上已经跨入“千亿俱乐部”，目前每年投入10%在技术研发上，并分拆出相当大的比例进行专利管理和经营。但这个占比将会继续提高，因为专利申请之后还要续费维护，并要继续新的专利申请，所花费用每年都呈现几何级的增长。除了舍得投入，中兴还逐步学会了娴熟运用游戏的规则，趋利避害，“坦白地讲，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以公司的主营为核心”。　　在王海波眼中，任何一场诉讼或者谈判，都不只是一场局部战斗，而是一场具有一定规模的战役。“有时候，这场战役可能不是硝烟弥漫的状态，大家在沉默之中分析、权衡，高手之间有时会有非常激烈的冲突，比如诉讼。有时仅仅比划两下，就知道自己的对手谁强大了，根本不用出手的。”　　在他参与的很多与跨国巨头的谈判，经常是这样的情形：对手代表会抛出一个所谓的基准费率，以及相关的许可框架。以此为基础，被许可方给予一个回应和反报价，双方基于彼此的专利分布、专利价值、市场机会和占有情况，进行多次磋商，最后达成基本的一致。就中兴而言，王海波强调，中兴在中国的专利极具价值，具有非常鲜明的专利价值优势，并且已经大幅在海外进行专利布局，在未来的交叉许可期限内肯定会有大幅增长，所以依靠其强大的专利组合，往往能够达成双方都认可的价码。　　当然，也有谈不拢的时候。很多海外公司常认为中国企业不熟悉游戏规则，一上来就要价很高，最后法庭上见。王海波称，在中兴发展初期遇到诉讼时确实有点慌，“手里没货很容易丧失主动权”。但这就是国际游戏的规则，“败了该付钱付钱，赢了的该收钱就收钱，但是机会永远存在，因为只要你自己有实力，一定有机会扳回战局”。　　如今，中兴在通信市场上发展迅速，但知识产权实力的匹配因其滞后性的特点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缴纳的专利付费依然有着较大的金额。不过，王海波预测处在知识产权“大爬坡”阶段的中兴，在未来几年会让这笔费用规模降低。　　同时，中兴已在尝试进行知识产权变成一笔盈利的生意，尽管目前获利规模稍小，但毕竟已经有了开门红。例如，中兴的GoTa技术是全球首个基于CDMA技术的数字集群系统产品，中兴在多年前就进行了密集的专利布局，并最终向多家国际通信巨头进行了专利授权。　　“当中兴的市场走到夏天的时候，知识产权也将迎来春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王海波称，在知识产权的竞争上，中国企业应该少谈一些理想，多谈一些实际的商业问题，因为生意的规则就是如此。　　互联网企业的底气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这个被形容为丛林的“凶险”世界里，在口水战多于实质对抗、诉讼的行业，在对互联网公司更为根本的用户数、流量、用户体验的内因之外，在竞争中，专利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于专利的商业化进程，互联网公司应该如何适应和应对？　　“Before they dump shit on me, I want to dump shit on them.”——据说，苹果前CEO乔布斯曾经用这句话向硅谷的一位律师指出专利的作用：在别人威胁自己之前，先将威胁掷给他人。而现今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专利大战也正似乎在验证着这个观点——专利就是用来打仗的，攻击，或者防御。不过，目前，对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来说，专利之于他们，还大多处于战略防御、消除风险的意义。　　“目前，腾讯所拥有的专利申请超过了4500项，其中获得授权的专利超过了1000项。”腾讯研发管理部专利高级总监王活涛说，“其中，国际专利申请超过1000项，所占总数比例达到25%~30%”。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记者检索到了以“腾讯”为专利申请人的2150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到了2116项（部分在申请的专利无法通过公开资料查询）。　　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腾讯着手专利的运营和管理较早：腾讯于2001年申请第一项专利，2003年开始专门的专利管理。仅从数量上看，腾讯俨然具备了与其多产品线相匹配的专利规模。而从专利运营、专利策略角度，这家互联网公司的经验也值得其他互联网公司借鉴。“很多竞争对手经常提出针对腾讯的‘抄袭’的指责，从专利来看，这些指责大多是站不住脚的，在很多技术、产品方面，腾讯都已经提前申请了专利。”王活涛说道，这种专利带来的底气很重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我们查询到，例如关于手机及移动设备的浏览器专利，优视科技拥有的数目并不多于腾讯，但在最早一项此领域的专利申请时间上，腾讯则早于优视科技。　　“不过，专利数目并不是专利运营效果的唯一体现。和腾讯的产品线相应，腾讯的专利分布比较平均”，腾讯研发管理部专利组专利运营总监李富山说，目前，专利之于腾讯的作用，“消除风险占了很大部分。这种作用在专利保护法律体制比较健全的北美地区，尤其显著。”　　与腾讯相比，阿里巴巴对专利的认识似乎更加倾向于一种战略储备和专利的防御作用。阿里巴巴的专利运营管理从2005年开始，目前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目约为100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资深总监尚青松表示，目前遇到的涉及专利的诉讼，绝大多数不是针对阿里巴巴本身的技术和商业方法，而是针对于展示在阿里巴巴或淘宝网站上的第三方商品和服务。但是，今年6月，一则“日本电通在华起诉支付宝财付通专利侵权”的消息引起国内关注。据说这家日本公司于2001年在中国申请了一项关于网络结算的专利，于2007年8月取得授权。“北京法院将案件转移到了杭州后，日本电通立即撤销了诉讼”，尚青松说：“尽管支付宝没有侵权，但对这种诉讼的回应却需要企业不得不耗费人力物力资源。为了避免日本电通再次骚扰支付宝用户或我国其他支付企业，我们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要求将这项专利宣布为无效”。　　对大多数互联网公司而言，专利是一种用以消除市场风险、建立壁垒、战略防御的工具，同时，作为一种资产，也是合作谈判中的一种筹码，一种底气。以搜狗为例，搜狗做输入法已经有5年多时间，市场份额高达80%以上，也形成了众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给后来者造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目前，搜狗关于输入法的专利有100多项，涉及输入法的多个方面，例如同步词库、细胞词库、互联网词库等。此外，搜狗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专利“武器”，在与同业者竞合的时候换取了更多的利益。例如，搜狗在与同样也做输入法的某互联网公司商谈合作的时候，就用输入法的众多专利作为筹码，换取了该厂商帮助搜狗推广浏览器的利益。　　看上去，专利的“独占性”似乎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免费”精神相悖，并且，比之电信、IT产业，互联网产业的更新和升级速度也让专利之于创新的反噬作用更加明显。　　“做专利申请时往往存在这样的困境：我们提前进行技术和专利布局，但由于提交申请与专利授权之间的时间差，到一项专利接受审核的时候，经常是应用这项专利的产品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这就会对专利的有效性判定造成一定影响”，腾讯研发管理部专利组人士表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专利申请—审核—授权的相对缓慢，形成了一组矛盾。对此，搜狗专利组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看法：“由于对专利有效性的看法不同，企业就需要面临是否在专利被驳回的情况下将专利送交复审——我们知道，复审的成本相对较高，这也是需要企业权衡的”。　　以电子商务专利为例。法律规定，在不得授予专利的情况中，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便是其中一则。而电子商务的相关专利，甚至目前很多互联网公司对商业方法的研究，都在一个摇摆的空间之内。1999年10月，亚马逊（）起诉巴诺书店（）的“The Express Lane”网上购物技术原理侵犯其411专利技术（即“一次点击”购物技术）的案件几乎成为电子商务专利诉讼的一个里程碑。“在关于电子商务专利的审核方面，中美的审核标准存在比较大差异”，尚青松说道，“相同的专利，我们在美国通过了，但在国内却没有通过”——这种看上去“过于严苛”的界定标准也得到了同样具有电子商务专利的腾讯的认同。对此，国内很多专利代理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商业方法和软件、硬件设备等等挂钩、打包”。　　正是因为在相对开放的互联网领域，专利的特点、专利对创新的更加明显、迅速的影响，也因为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绝大多数是年轻的企业，使得互联网专利具有了与制造、医药、化工等行业的不同特点：它们很少以明码标价的形式收取专利费，拥有专利的互联网公司极少从中盈利，相反，它们成为产品之外，另一种资产，一种底气。在以公司为主体的商业活动里，这种“底气”作为“生意”的意义被逐渐体现出来。　　据记者了解，目前腾讯与阿里巴巴对于专利的投入均达到每年千万元级别。作为非营利部门，在腾讯、阿里巴巴、搜狗等互联网公司，专利部门都受到了来自公司决策层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对商业战略、研发战略的支持和保护，纳入公司规划。在公司内部，针对专利撰写、申请的物质和非物质奖励，也在近几年更为突出。　　由此看来，“保护知识产权利益还是要靠企业自己”，曾在美国从事过知识产权法律工作的尚青松特别强调了企业自身对实施专利战略的重要性。“中国的富人可以投资房产、投资煤矿、投资艺术品收藏，为什么不可以象高智发明一样投资专利？”尚青松问道。　　未发育的产业链条　　就在高智发明如鲶鱼般搅动着中国知识产权市场时，中国技术交易所（下简称中技所）也做了一些尝试，虽然轰动效应远不及前者，但或将对今后中国知识产权金融化留下重要的印记。　　这个国家级技术交易服务机构在2年前成立，由北京市政府、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科院共同筹建，注册资金为2.24亿元。它尝试以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联合开发、融资并购等方式，激活尚在雏形的中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　　不久前，它所推动的专利拍卖会刚刚落锤，收集了包括华为、TCL、华旗资讯等企业共300多项，最终有15项标的成功拍出，竞拍金额100余万元。而在去年的第一届专利拍卖会上，来自中科院计算所的28项专利被成功拍卖，成交率达41%，成交金额近300万元。这种公开拍卖国内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的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　　中技所总裁郭书贵称，如同苹果公司用商业机制集成硬件、软件和内容形成独特优势一样，中技所的模式就是做技术交易的第四方平台，整合律所、专利代理机构、评估机构、检索咨询机构等服务商，从而盘活整个知识产权服务的链条。　　专利拍卖在2006年最早出现在美国，比较知名的就是美国知识产权资本化服务机构ICAP Ocean Tomo每年定期举办的拍卖会，几乎每一场都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发明人、企业和中介机构参与，累计成交金额也已超过千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产权拍卖会还只是刚起步，在知名度、参与者数量以及成交金额等多方面均无明显优势。　　“专利拍卖模式来到中国以后，确实有点水土不服，中技所推动起来难度很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真正意识到知识产权价值的买方企业太少，很少有人愿意去为专利做长期的投资。”有业内人士分析称，浮躁的心态与整体环境的不成熟等不利因素，正在掣肘中国知识产权生意的发展。　　曾参与过这两次专利拍卖的集佳知识产权代理公司高级知识产权法律顾问黄波称，近年来中国企业参与这门生意的最大变化在于专利申请量猛增，年增长率超过了26.3%，但大多数企业还是围绕着专利制造环节。　　“很多人会追问申请太多专利有啥用，对专利价值实现的认知较少。”黄波称，很多企业热衷于专利的申请，却疏于对专利的后续管理，一旦不续费，申请的专利就变成一纸无效的证书。实际上，专利像产品生产一样，有着自己完整的运作链条，主要流程为“专利规划和布局——专利申请——专利维护——专利运用”，专利申请只不过是初级阶段而已。　　即便是这个最初级的专利制造阶段，很多企业严重低估了专利撰写存在的价值差异，对价格的精打细算要远超对专利质量的关注。据黄波介绍，单个美国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有时是中国企业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请来的专业律师和代理人都是以小时计费，“但中国的企业更愿意接受一个整体打包的报价，还要再此基础上打个折扣，我们只能照顾这样的国情”。　　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高永懿做了这样一个对比：一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来申请专利，只是简单将专利翻译成中文，并按照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进行适当修改，一个案子的收费大约在1万~2万美元，而中国企业能够接受的最贵的代理公司的收费也就是1万元人民币，大多数3000元就能搞定，“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不舍得出这份钱”。　　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有些企业交由低廉的黑代理撰写的专利文件，虽然很快就能取得授权，但拿到市场上根本没有任何价值。黄波对此解释说，一个好的专利代理人在前期就会考虑到该项专利可能面临的无效或者诉讼挑战，他写出来的文件都是跟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几十次沟通之后的产品。当它以后涉及到上千万的侵权数额时，价值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但黑代理或者低廉的代理，只是套用一下法律规范撰写专利申请，看上去完美无缺，实际上很容易被对手用“专利无效”的方式否决，根本就没法继续将专利官司打下去。　　“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上所取得的回报率与专利本身所拥有的价值，还远不相称。” 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蒋正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对于知识产权尤其是发明专利的投资是值得的，虽然目前中国企业的申请量和授权量看上去很大，但保有量、存活率和使用率很低，发挥的作用小。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很多企业仅仅是为了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评定的专利数量标准，随便申请了很多专利，但这些专利在市场上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大多数在几年后就不再续费，也就成为了无效专利。“日本企业就不一样，他们首先要求专利越稳定越好，绝对不要被你无效掉，而我们对于专利数量的追求就跟现在的产业氛围一样，太过于浮躁。”蒋正培称。　　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11月发布的《中国专利活动》报告称，中国企业在本国专利申请量增长迅速，从2006年的不到9万项增加到了2010年的23万项，并预测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在今年将居于全球首位。　　但在该机构随后发布的“全球创新力公司100强”名单中，美、日、韩三国企业分别占据了40席、27席和4席，中国企业无一上榜。汤森路透称，“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领先全球，但专利质量及影响力依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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