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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愁诗人的心曲与歌哭――江的诗论和诗作左鹏军内容提要 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能是一名诗人，这是对自己命运的深刻冷峻的体认，也透露出一种仕进无门的无可奈何；江讲究真情实感、避免平庸、追求独创、不同流俗的诗歌主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众体兼擅的诗歌创作不仅实践着这种理论主张，而且成就了这位杰出诗人的大家气象；江尝获得多位论者的高度评价，他作为中国近代杰出诗人的重要地位应当得到确认。关键词 江
文学史地位
《伏堂诗录》一、清故诗人
&&& 江()，字持正，又字|叔，别署龙湫院行者。先世居于安徽歙县之江村，清初为避疾疫迁于江苏，遂为长洲(今苏州)人。有《伏堂诗录》十五卷，《伏堂诗续录》四卷；另有《集道堂外集诗》二卷。现存诗作共达一千五百三十首。
&&& 江非常重视其诗，将其作为一生行迹与心迹的真实记录，而且，这种内心体认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仕进的屡挫而变得愈来愈凝重真切。他尝在诗集《自序》中云：“余诗诚传世，后当自有定论，不敢挟数君子之推许以自矜重。惟念经变以来，平生亲旧至交，存亡乖隔，多可感者。……余年来身世既如此，因诗而感念亲交数人，死者不生，生者日以零落。仰观宇宙，不自知其泪之堕也。”[1]事实亦如此，江一生虽穷困缠身，屡遭不幸，每发命途多舛、怀才不遇之叹；或许正是如此，其诗尚能具备一定的大家气象，不仅数量众多，题材亦颇为广泛，显示出相当独特的个性。这在清代道光、咸丰至同治初年颇为疲}的诗坛上，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他也曾在《近年》中表达对自己诗作必传于后世的自信：“近年手创一编诗，脱略前人某在斯。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旧开枝。漫愁位置无多地，未碍流传到后时。要向书坊陈起说，不须过虑代刊之。”[1](P139)这种对诗作的自我认同和期许中实际上包含着对个人遭际命运的品味。
&&& 江生逢乱世，一生穷愁困厄。虽尝入赀为小吏，然身在官场，每多格格不入，极感不合时宜。因此临终前遗命书其碑碣曰“清故诗人江|叔之墓”。他对自己“诗人”命运与身份的体认和接受，并非突发奇想或一时感慨，实际上在中年时期即已数次表达过。而且，随着涉世渐深，闻见渐广，对士风官场多有感受，对自己只能作一名诗人的体认亦愈来愈清醒冷峻、真切充分，诗之于他，也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以至于成为他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与价值体现。他在七绝《忽受》就这样写道：“圣朝未合有遗民，僻性由来太率真。忽受诗人好名目，殆将不负百年身。”[1](P185)。其七律《建阳旅夜》亦有云：“尚幸贼边存老友，不知诗外尽穷途。”[1](P243)这两首诗所表达的心情恰与他遗命碑碣所题“诗人”之意相合，可见他对自己只能是一名诗人的命运的长期品味与反复思索。另外，他在《挽陈少香丈三首》之三中亦尝云：“相识兵端未动前，十年离聚几诗篇。东南渐乱君方老，岁月犹多我自怜。不死更看何世界？尽穷终算尽天年。在乡在客同黄土，清故诗人要墓阡。”[1](P319)虽是为悼念前辈之逝所作，但每多感伤自己命运之思，显然有将逝者与悼者命运一同表现之意；非常明显的是，“清故诗人”之念，已明确出现在江诗作之中。可见他遗命自己碑碣所书“清故诗人江|叔之墓”端非偶然，已是他中年以后对自己命运与处境的清醒体认的集中表达。这种自我认识与人生选择，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无可奈何，然在中国古代士人中，盖不多见。这也许就是江与中国诗歌史上众多“馀事为诗人”的创作者的不同之处。
&&& 也恰恰因为如此，江在时事艰危、生活困苦的境况下，经常勤勉地从事诗歌创作，虽只活了四十八岁，却写下了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作品。作为一位杰出诗人，江的诗歌反映了他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的时势变迁和腥风血雨，兼具诗人心史和时代诗史的双重价值。甚至可以说，江用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生命历程，诠释着“诗人”的含意和价值。
二、论诗贵真
&&& 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能是一名诗人的江，一生虽勤于诗歌创作，作品众多，却不以论诗名世。他似乎没有有意表达过对于诗歌的理论性认识。加上其文章今已散佚不存，其论诗文字便更不多见；从个别诗篇中尚能捕捉并认识其诗歌主张或创作观念，从中可以看出江为诗的基本主张和取向喜好。
&&& 《雪亭邀余论诗即为韵语答之》就是今见江论诗诗中最为突出的一首，相当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诗歌创作主张。诗云：
&&& 近人浪为诗，以古障眼目。徒看山外山，更住屋下屋。五六百年来，作者少先觉。工拙虽自殊，要是一邱貉。吾生有半解，得之十年读。感君抱虚怀，未敢矢弗告。请以书喻诗，其理最明确。君看颜与柳，结字务从俗。二王有旧体，竟若高阁束。再变为米颠，又诃颜柳恶。大言蔑羲献，其气何卓荦。惩弊稍规前，亦有赵荣禄。最后董思翁，更诋赵书熟。由来技艺精，必自立于独。变古乃代雄，誓不为臣仆。又观于释氏，达摩来天竺。教外开别传，三藏成糟粕。后分为两宗，南北如相角。又后莲池师，复不讲语录。但念阿弥陀，证佛乃更速。诗亦宜有之，论诗只此足。[1](P160)
&&& 很明显，江对五六百年来即明清以来众多作者学古习古、不能超越，个性为昔贤所遮蔽、诗坛无先知先觉的大家出现的情形颇不满意，批评了当时诗坛不振的状况，当然其间也透露他过人的自信与自负。他表明自己作诗与论诗的体会和认识多来自十年苦读的功夫，即强调学问根柢对诗歌创作的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江强调的是“从俗”，即走向民间与自然追求；是“独”，即自立独创、无所依傍的个性创造精神；是“变古”，不为古人昔贤所拘束、不囿于往昔町畦的创新意识。江所表达的，实际上是要努力避免平庸、不同流俗，从学问修养、内心体验、创造精神等根本性因素出发进行诗歌创作，由此即不仅可以超越同侪，而且有可能独步古今，成为自具面目的诗人。
&&& 《小湖以诗见问戏答一首》是另一首集中表现江诗歌主张的作品，考察江的诗歌主张，同样值得特别重视。诗云：
&&& 江子善作诗，李子辱问之。有问无不答，率尔陈其词。词曰诗者情而已，情不足者乃说理。理又不足征典故，虽得佳篇非正体。一切文字皆贵真，真情作诗感得人。后人有情亦被感，我情那不传千春。君诗恐是情不深，真气隔塞劳苦吟。何如学我作浅语，一使老妪皆知音？读上句时下句晓，读到全篇全了了。却仍百读不生厌，使人难学方见宝。此种诗以人合天，天机到得写一篇。写时却忆学时苦，寒窗灯火二十年。二十年学一日悟，乃得真境忘蹄筌。江子说诗未云足，李子掉头不心服。曰君之诗欠官样，只是山歌与村曲，让君独吟在空谷。[1](P228～229)
&&& 非常明显，强调的依然是以“情”与“真”为最上，以“真情”感人，指出“说理”与“征典故”乃等而下之、无可奈何之法，并非作诗之“正体”，重要的是“以人合天”，心得“天机”，有了这些根本，自然无须避“浅语”，而且令老妪能解是所难能，于是也就当然无须在意他人“欠官样”、“只是山歌与村曲”之诮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居易诗歌思想的影响，以及历代优秀诗人的创作观念的延续。这些文字表达了具有相当出色的理论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诗歌见解，当然也是他作诗的基本理论观念和艺术追求，对认识和把握江的诗歌创作具有提纲挈领的价值。可以认为，“一切文字皆贵真，真情作诗感得人”是江诗歌理论主张和创作观念的集中揭示，既是他本人人生经验和创作体验的诗性表达，也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中对于创作情感与诗歌内容真实性认识在清代后期的又一次有力表现。
&&& 另有一些诗作也能体现了一定的创作主张，可丰富对于江诗歌理论观念的认识。《自题诗卷》云：“将诗酬造物，不意却惊人。此实无他巧，我惟自写真。初心惭道德，小技枉精神。异日身名外，空留纸上尘。”[1](P205)从中可见他对自己作诗“写真”的要求和对于“惊人”的认可。确是如此，江对于诗歌创作和诗歌对于其生命的意义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随着他仕途功名的日渐失败，对诗歌的重视就日益加强，后来即大有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从人生经历和性情气质等方面来看，江颇与唐宋苦吟诗人相近，因此其诗作中也时常可见这种倾向。《彭表丈屡赏拙诗抱愧实多为长句见意》中云：“旅怀伊郁孟东野，句律清奇陈后山。他日无成还志短，诗名幸与二君班。”[1](P86)在人格与诗格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对孟郊、陈师道的亲近感与认同感。
&&& 此外，从江对他人诗歌的品评中亦可见其诗歌创作趋向。如《读小湖近诗》云：“无一尘中语，惟君胸次高。更深忧国念，弥益使臣劳。经世年方富，怀奇笔最豪。吾生一双眼，从此薄时髦。”[1](P174)可见他最为看重的还是胸次高远而无尘世之态的不俗和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前者与一般所说清中叶以降宋诗派的核心主张相合，后者则与中国历代优秀诗人的入世情怀相通。《顾洁见寄近诗皆效拙体漫写一首却寄》中亦可窥见江的作诗主张：
&&& 顾生学我诗，已得皮与骨。然我有神髓，彼固不能夺。我论作文字，毋若工人然。工人执规矩，乃定方与圆。曷观古圣人，方圆出其手。方且制规矩，以与工人守。愿生契造化，勿以我作师。妙悟而实证，自心生好诗。[1](P182)
&&& 强调作诗不可沾染匠气，当师法造化自然，将“妙悟”即灵心感悟与“实证”即学问根柢结合起来，从心中生发出好诗来。《录近诗因书四绝句》其一云：“平生参遍名家作，似为今时写此哀。写出浑疑哀已尽，明朝又上笔端来。”其二云：“尚爱吟诗纵不情，休将无益笑先生。又编同治元年稿，千载下人闻哭声。”其三云：“自写亲身新乱离，杜陵应怪不相师。数篇脱手凭人看，如此遭逢如此诗。”[1](P345～346)集中表现的是永无穷尽的愁怨和感动千载之哀哭，是亲历乱离世道的纪实之笔和如此遭逢不得不尔的个性化诗歌。
&&& 可见，江虽然没有提出过更加全面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但在一些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诗歌创作的认识和观念，却是基于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个性鲜明的颇有见地之论，不仅表现了这位终生困顿难达、穷愁孤独的诗人的创作心态与人生态度，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对道光、咸丰之际的诗坛风气颇有针砭警策之意。也可以说，江关于诗歌创作的认识和观念，对于丰富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理论也有一定的价值。
三、众体兼擅
&&& 江的诗歌创作主张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表现；或者准确地说，江的诗歌创作观念正是从丰富的创作经验中生发出来，而且由于大胆的探索创新和杰出的创作成就而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 江之诗，不仅数量颇大，而且各体兼擅，尽管其间存在高下多寡之别。关于江各体诗歌特点与成绩之高下，邵祖平在《无尽藏斋诗话》中尝分析道：“|叔诗五言古独有面目，七言古稍伤议论，五言律绝无佳者，七言律颇落宋人窠臼，然佳者多。五言绝最少，七言绝则最擅胜场。其诗得韩处不多，得黄处最多，得白傅、东坡之处亦不少。大概长处在意致新隽，气势流畅，随笔写来，不窘篇幅。而短处则在贪多就熟，步骤太快。”[2]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叔诗爽利无匹，宜于古体，故集中古胜于律。五古尤胜于七古。如《志哀九首》、《静修诗》、《感忆诗四首》，皆至诚惨怛，沉痛入骨，又纯用白描。律诗七言胜于五言，……凄婉清折，耐人寻味。”[3]从江创作成就来看，当以五言古诗见其功力，七言古诗显其才华，七言律诗现其顿锉，七言绝句明其空灵，六言绝句展其凝练，各体诗作从不同角度展现着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成绩，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大家风度。
&&& 一般将江归入所谓“宋诗派”，这虽有其局限性，但也不无道理。江作诗亦颇重视才学，讲究根柢，诗歌中也时常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学问化、议论化倾向。实际上这是晚清以降诗坛一种相当普遍、具有诗歌史意义的重要现象。
&&& 七古《汪月生先生献]家捕得一物似狐而非远近莫识先生以为}也戏邀作诗》就是一首比较早地表现诗人此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五古《得月生先生书因寄五十韵代柬》、《司禄》、《除夕得月生先生见和拙诗仍次原韵代柬时将有济南之行》等则是可以表现古雅凝重、铺陈严整之风、颇见功力的作品。七古《泛舟大明湖登历下亭遥望华不注》、《岱庙》(《伏堂诗录》卷三)则表现了诗人天骨开张、一气贯注的过人创作才华。七言歌行《李阳冰般若台篆》、《橄榄》、《汤岭观雨》等，则显示了诗人纵横恣肆、举重若轻的气势与才情。还有的作品表现了诗人才情灌注、气势酣畅、辽远阔大之风，如《同邑盛艮山树基年少而才美不徒以科目望之以一诗为赠》即是。可以看到，江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多副笔墨和多方面才华，从其早年时起就有所展现，至中年与晚年时则表现得更加充分，他作为近代一位杰出诗人的成就也由此得到证明。
&&& 五古《重入闽中至江山县述怀》长达八百言，是江集中最长的诗作之一。此诗以写时局动荡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百姓流离、国家灾难为中心，除表现作者根柢之深厚、功力之超群而外，其中亦采用古雅朴素的古诗笔法，如有云：“吾乡邻贼薮，念之客心折。苦忆离家时，城居欠安谧。泛舟吴淞水，移家混蓬荜。病妻为我行，宵纫巾与袜。弱妹为我行，盈箱置枣栗。旧友为我行，规以访贤达。有弟各恭兄，送我不能别。明知客途险，但劝慎风雪。愿携与偕去，正恐奉养缺。吾亲亦有诫，意与恒情别。世乱治吾心，大旨谓名节。其馀琐俗事，脱略不暇悉。”[1](P167)此类诗句，颇得《本兰诗》神韵。“议者比少陵之《北征》”[4]，肯定其独特的诗史价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确是深有见地之论。
&&& 清中叶以降，宋诗派的影响渐大渐广，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作为一位在以学问化、议论化为主导倾向的文坛风气中生存与创作的诗人，江词句之推敲锤炼、诗意之雕琢桃彩背１硐钟谧髌分小Ｈ纭豆槔锸赂醋髅鲇涡刂性痈屑凹词录托胁荒芪拮髂檠畛险旌叹叭晕腿漳撼ねの词羌椅系矫鍪笔食墒氖茁几逭缛テ淙分挥芯湓疲骸岸逞┎货У兀朴毯臁：尘廴擞埃龉缑逼！币芽杉溆糜镏昧τ氲褡痢Ｖ芯湓疲骸按谈萃逗诧习资Ｊ纤牛找柜锌汀！页松纤绱缬胨妗８莨ぱ饺缓梗媒荒艹摺！[1](P46～47)从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到生活细节的描写，均可见诗人的体味之深切。《日n荔支间为小诗凡六首》为七言绝句，虽自名曰“小诗”，却于每首之后加考证性小注，颇能反映诗人以考证学问入诗的创作习惯。如其五云：“欲齐物论学南华，果实品题底用哗。堪笑东坡习气语，荔支莫信闽人夸。”注云：“有以荔支谓粤胜于闽者，有谓闽为最上，粤次之，蜀又次之者，其说不一。朱竹云：‘粤人夸粤，闽人夸闽也。’”[1](P88)诗与注二者相互发明，相得益彰，共同实现以诗纪事之功用。此类之作在江诗集中数量虽然不多，却颇能体现其创作特点，也透露出晚清以降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性的变化。
&&& 江诗歌亦时有意象出奇、构思独特、别出心裁之作，这固与诗人经历之独特有关，但更加重要的是基于其独特的诗心和感悟。如《日暮抵驿仍独行展眺》云：“日及未申晖景促，山深路远愁僮仆。两牛鸣地见人家，千叶飞时仍野宿。暮鸟依烟吟竹风，残阳入水写溪木。驿旁晚更避喧行，未惜诗情受枨触。”《登舆》云：“梦边门有仆来敲，晓烛光中促酒肴。草草登舆离驿上，迟迟出日到林坳。浓霜如雪印人履，秃树当风摇鹊巢。不是敝裘能出力，几同寒夜走燕郊。”[1](P102)中间两联，选景精致，表现真切，意象鲜明，个性突出，可见诗人的艺术修养。《舟雨》云：“隔岭山岚气，飞来顷未多。忽看云载雨，旋听水跳波。晚色天低笠，寒声风在蓑。篙师莫嗟怨，替尔作劳歌。”[1](P238)于流利凝练之中见其古雅考究之思，颈联尤能表现诗人之诗心诗才。此类之作，都必定是江之诗，非他人笔下所可能有，诗人的创作才华与艺术个性亦由此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现。
&&&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八云：“江|叔诗：‘不知身得归何日，且譬生来居杭州。’‘贫能适志还须福，天与劳生自不闲。’‘分从乱后相看老，不博闲中自在贫。’‘登高便有偏安地，与贼如何共戴天。’皆宋体之佳者。|叔诗宗昌黎、山谷，以诸生入赀为浙江候补从九品，捐升县丞，未五十而殁。其谓：‘紫阳书荆轲为盗似太苛。盖由太史公列之刺客，先已失实。豫让国士酬知，不能救智伯之亡，昔人颇有讥之者。太史公列之刺客，亦是此意。’论及透达。”[5]重点关注的也是江诗歌创作中的宋诗影响与议论识见。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有云：“|叔写景语有绝佳者。如‘天流云气吞孤日，谷应雷声撼别峰。’雄秀有魄力。‘万竹无声方受雪，乱山如梦不离云。’则又空灵淡静，如不食烟火人语。其他往来途次写景即事之绝句，信手拈来，莫非妙境，亦古人所未有。佳者至伙，不遑悉举。”揣摹其意，亦当主要是此类之作而言的。
&&& 作为一位一生穷愁不达、劳碌困顿、沉郁下僚的诗人，江诗歌还具有相当明显的平民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仅突出表现在其诗歌的内容方面，而且在诗歌艺术上也表现得相当明显。他的许多诗歌经常表现得清新流利、平易晓畅、粗豪慷爽、恺切动人，给人独特的艺术感受。这固与诗人经常生活在社会下层、得以接近民间的特殊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他狷介兀傲、随俗自适的性情气质；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与他追求俚俗与真情的诗歌观念和力图创新、语必惊人的创作态度密切相关。
&&& 江极擅长七言绝句，以至于有论者谓七绝为其诸体之冠。通俗平易、空灵幽远的特点在其许多七绝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这自与七绝轻巧流利的诗体特点相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与诗人的平民情怀和本色生活有关。《由江山至浦城雪后度越诸岭舆中得绝句九首》之九写道：“岭外行云如走马，晴色下晒山家瓦。残雪忽堕适打头，我自看雪立松下。”[1](P50)平白如话，通俗平易，几无任何雕饰。《临行羁事不果得归》云：“结伴还乡计已成，今朝却自送人行。归心付与湎椅髁飨蚱殖恰！[1](P81)以晓畅之笔传达本拟与朋友一道归乡自己却不得成行，反送友人归乡的复杂情绪，将并不复杂的送别思乡之情表现得婉曲深沉，诗人的愁肠百结、无奈万端却是以如此清新平易的语言来表现，可见诗人举重若轻之功。《归过高淳作两绝句》之二云：“我坐高淳船，还过高淳湖。却恨高淳水，西流不向吴。”[1](P157)平白如话，朴素自然，以简约之笔尽表思乡深情。
&&& 不难发现，江集中思乡念亲之作数量众多，情感真挚，令人动容。其所以产生如许魅力，均与内容的情真意切和风格的透达显豁密切相关。如《小湖许观近诗即有诗见贻答其意奉呈四首》之三云：“一轮明月喻君心，知我思归惜别深。但得老亲常健饭，未妨吴客不吴吟。”之四云：“吴吟虽只是思乡，亦颇忧时动热肠。眼底望君君自任，从来勋业胜文章。”[1](P211)《到家六首》之一云：“舟到苏州了，偏从郭外盘。近家心事迫，催棹水程宽。落日栖遑岭(栖遑岭在浦城县境，俗名西阳岭，盖土音之误)，秋阴黯淡滩。老亲愁客路，急去报平安。”[1](P247)《送子长归里》云：“送君归苏州，泪落送行处。非为君去悲，自悲不能去。”[1](P367)凡此都是口语化程度颇高的语句，清新自然的诗歌特点由此得到充分的展现。
&&& 江的一些山水景物诗也采用通俗清快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将美妙的自然风光贴切自然、不假雕饰地展现在人们目前。《雨中两绝句》其一云：“雨馀山剩一分青，山外山尤看不明。却是前溪号急濑，意中辨得隔山声。”其二云：“天昏有雨更无风，漠漠深山去路通。屋上炊烟飞不散，人家疑在白云中。”[1](P245)一写青山湍溪，一写黄昏炊烟，诗意均极显豁。《湖楼早起二首》其一云：“面湖楼好纳朝光，夜梦分明起辄忘。但记晓钟来两寺，一声钟短一声长。”其二云：“湖上朝来水气升，南高峰色自颉Ｐ〈炊段靼叮氐萌肆绞巧！[1](P284)一摹佛寺晓钟，一绘湖上小船；一以听觉为主，一以视觉为先，均写得空灵幽远，自然传神。
&&& 人生苦难的感慨，世道动荡的伤怀，念家思归的深情，是江诗歌非常重要的内容。此类作品也最能体现其诗的个性与风格。诗人有时候也可以将这种深沉凝重的内容写得颇为晓畅轻松，可见其性格中豁然达观与风趣幽默的侧面。如《海风》云：“海风吹得头都痛，不见盐船报税来。僻壤更无筹饷法，卑官空有作诗才。半欹佛屋支吟枕，渐熟农家乞爨材。此况应为我友笑，故乡何事不归哉？”[1](P377)特别是首尾两联，非常口语化，颇显顽劣诮皮之气。《偶题一绝句》云：“有人目我作书痴，或是君痴未可知。痴与不痴奚足校，古人多有见诬时。”[1](P398)也是明白晓畅，口语化程度很高之作，然其中颇含深刻义理，在平易浅近中显示出宋诗派重理趣的风格特征。
&&& 江诗歌创作的这种风格特色不仅表现在绝句等短小诗体上，在较为长篇的诗体中同样有着充分的展现。实际上这更能表明江诗歌的通俗化、平民化特点。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有云：“若其《龙岩除夕》一首，《卸敝裘》一首，则以手写口，无须古今畦町，白石所谓与古人不得不同，不得不异矣。”[2](P10662)前者系指七言古风体《龙岩州除夕醉后赋长句三首时将赴漳泉诸郡》，如其二有句云：“家有榆树藏乌鸦，乌鸦之鸣声呀呀。音书此时不到家，老亲听之思天涯。掷问卜愁转加，又况今日除夕、明日元辰，四时佳节更番新。天机自动诸弟妹，膝前颇解思行人。牵衣挽问兄在闽，屈指六年南北他乡春。吁嗟我生七尺身，不如牛医之儿能奉亲！”[1](P107)后者为七古《福州冬候不寒因卸敝裘有作》，兹亦录前半部分以见其特色：“我生躯干颇嫌短，仅可周尺七尺强。深衣长不满六尺，向来手制劳阿娘。因游京师度寒岁，寄衣不到风其凉。从人小市买衣去(小市，京中地名，估衣之所集也)，贱值姑取花羔羊。遂客齐鲁历海疆，此裘远道劳携将。不愿人之貂鼠贵，冬日在体夏在箱。归家有弟如兄长，既非童子宜裘裳。解裘衣弟今几岁，敝又改纫重裁量。由来羊裘非盛服，被我寒士聊增光。更将馀暖逮我弟，一物既久情难忘。”[1](P173～174)论者高度评价江诗之通俗平易，大有黄遵宪提出并实践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6]之气象，由此类之诗颇可领略之。
& &&关于江诗歌的取径，叶廷g《蜕翁所见录诗录感逝集》尝较全面地概括云：“|叔之言诗以情为主，而归于一真字，又其意欲独立门户，不肯步人后尘，并见于与李小湖、陆雪亭论诗诸篇。故其所为诗不假雕饰，纯用白描。骨肉朋友之怀，死生离别之感，言之沉着痛快。其才力亦充然有余，用笔能辗转不穷，屈曲透达。在吾吴数百年来诗家中，洵足别开生面，自副所言。至其于古人宗派，评之者或以为专法昌黎、山谷，然亦时有似东野、后山处，逮后诗境益熟，渐趋平易，遂大类诚斋、石湖手笔，因此未免间有率滑之语，此其生平作诗大略也。”[2](P10657)陈衍《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亦云：“|叔诗力深透，彭咏莪相国序以为‘古体皆法昌黎，近体皆法山谷，无一切谐俗语错杂其间，戛戛乎超出流俗。’固矣。然|叔近体出入少陵，古体出入宛陵，而身世坎埃辞羁嗲榭觯喽啊⒑笊剿囱浴＝嗽蛑Ｗ右⒔鹧寝宋茨芑蛑取Ｑ俺Ｃ剩渴妆赜幸欢锟晌墩撸掏湟皇垡病！[7]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有云：“拟之东野、后山，不足以尽之也。至其字句则又戛戛生新，以昌黎、山谷为骨干，而出以白傅、诚斋之貌。彭甘亭所谓‘先愁我肺腑，乃入人肝脾’，可藉以状其孤诣苦心。”[3](P287)又尝云：“江诗，是清代的孟郊、杨万里，而又不为两家所限。……他是有意识地在摆脱陈规，自创新面目。……实则金亚匏诗骨不免凡秽，不能与|叔伦比。”[8]
&&& 诸家所论虽有异同，但表达的是一种相对接近的认识，即江诗之取径，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以韩愈、孟郊、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清深幽峭、苦吟雕琢诗风的影响与继承；一是以白居易、杨万里、范成大、梅尧臣为代表的通俗平易、流畅洗练风格的传承与发扬；而且，从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来看，越是到后来，江的诗歌创作就越是自觉而自然地将这两种风格相结合，力图二者兼顾，得其双美。至于杜甫与江诗歌创作的关系，则可以说，江既受上述唐宋诸家启发，则必然间接地受到杜甫的影响；而且，后期江经历的时势动荡与战争动乱，使他的处境与创作都更加接近“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一些诗作时现“三吏”、“三别”之风，而且表现得更加深刻，颇有驾老杜而上之之概。
&&& 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诗体传统规范逐渐被愈来愈深入地突破解放，诗歌语言走向通俗化、平民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古典诗歌到晚清以降已然发生的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不能不说，在中国古典诗歌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变革中，江确与有功焉，尽管他本人未必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四、霸才健笔
&&& 关于江的诗歌成就与诗坛地位，尝颇受关注并获高度评价。自视甚高的林庚白在《丽白楼诗话》中指出：“诗有三要，要深入浅出，要举重若轻，要大处能细。三者备，可以为诗圣矣。深入浅出者，意欲其深，而语欲其浅；举重若轻者，句欲其重，而字欲其轻；大处能细者，格欲其大，而律欲其细。此等处要能以技巧运用其才思与工力于句意中。古今诗人臻此者，李、杜诗中，十居其六七，乐天其庶几。前乎此者，则有陶潜；后乎此者，则有欧阳修、陆游。而清代之江，直与李、杜　！[9]竟认为江在清代诗坛足以与李白、杜甫在唐诗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对此不论认同与否，都不可不注意，江足以与李白、杜甫相媲美之论实有改变习惯见解的振聋发聩的颠覆性力量。又尝云：“珍、诗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用，……即以珍、论，《伏堂集》且突过《巢经巢》。”[1](P978)将晚清的两位杰出诗人江与郑珍相比，指出《伏堂诗录》已越《巢经巢诗集》而上之。林庚白对江其人其诗之推重尽皆可见。
&&& 钱钟书《谈艺录》亦有云：“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t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叔序，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区以别矣。”[10]用曹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言，表达对江与黄遵宪的评价，且称二人为“霸才健笔”，虽指出各有“剽野”或“甜俗”之失，然总体上对二人之推重显而易见。钱钟书学养之卓荦不群，见识之超凡出类，由此可见一斑；学界长期以来对江、黄二氏评价与关注之畸轻畸重，判若冰炭，亦可由此约略可感。
&&& 当然，江其人其诗固难免不足与局限，此亦尝有多人从不同角度予以指出。陈曾寿《书江|叔诗后》一诗云：“苏堪苦说江|叔，能表幽潜意自长。教外师傅空倚着，卷中天地太悲凉。仲车狷介有深性，无己赓酬稀抗行。成就若为身世定，独行此士信堂堂。”后有自注云：“后山自苏黄后所与游者，多悉平流。故其酬唱，不能如苏黄之胜。|叔所交，亦未能无所憾也。”[11]此主要是诗人从生活经历、人际交往角度指出其诗歌创作品位上的局限性。江一生因顿未达，所可经常结交唱酬者当然不会是上层高官或文坛名流，反多是与他命运相似、同病相怜的下层官吏与落拓士人。这种人际关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当然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明显的无可奈何的缺点，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实际上是造就江其人其诗的重要条件之一。
&&& 夏敬观《无恙续稿序》云：“江|叔、金亚匏之二子者，非无当于吾意之诗，然|叔酸寒，亚匏粗犷，病在空疏不学。”[2](P10660)夏敬观通常被归入继宋诗派后颇为盛行、极有影响的“同光体”诗人中，作为一位非常重视诗歌创作中学问根柢和修养功力，追求温润雅正、矜炼高古风格的评论家和诗词家，也自然从这一角度评说江之诗。因此“酸寒”之论，恰恰道出了江诗歌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酸寒”正是江生命历程的基本状态，其诗也正是这种苦难历程的真实纪录和艺术表现。至于对此是否认同喜欢，肯定或是否定，则大可见仁见智。至于“空疏不学”之诮，亦可从两面观。从学问功力的角度来看，江不免有逊色他人之处，与当时最优秀的学问家式文人和学者化诗人相比，甚至有根本性的缺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江所以在科举功名、为官出仕道路上走得历尽坎坷、饱尝失败，遂大有百无一用之感，时现格格不入的边缘化之态，固与当时遴选人才、考试取仕方式、官员任用与评价制度的种种弊端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他个人性情、学问、才华的局限性或缺点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另外，是否有“学”，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准确量化、难以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标准的判断。因此，应当认为，夏敬观对江的批评，既从当时诗坛整体水平的高度指出了江诗歌的确存在的不足或局限，又从具体评论对象的角度表现了夏敬观本人诗歌理论观念、兴趣好恶的一些侧面。由此表现出来的评价态度与标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对事物的识见均有当可重视之处。
&&& 谭献《复堂日记》补录卷一有云，江之诗“终是村里迓鼓，可以动人，不登宾筵者也”。[12]相当明显，谭献所论的主旨是指出江诗之俚俗化、民间化特点，并认为此种风貌不可登大雅之堂。虽是出于批评角度，但这也确是颇知江诗歌特点之论。实际上，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江诗之特色与价值恰恰集中表现在其通俗平易之风与直抒真情、不假雕饰方面。从大一点的范围来看，可以认为这种风尚也反映了古典诗歌发展到后期经常出现的一种主导性的趋势，具有昭示诗歌发展倾向的意义。假如完全以含蓄蕴藉、雅正古奥的标准来品评江之诗，则时会产生方枘圆凿、两相不合。另一方面，从具体语境来判断，谭献所说的“村里迓鼓”、“不登宾筵者”，明显是指江的一部分作品而言的，并非是对江全部诗歌的认识与批评。除此类之诗而外，江还曾写过为数并不少的颇具功力、颇为古雅、堪与上层文人雅士之作相媲美的诗篇。因此，对谭献所论当明而辨之，以便准确把握其意并准确认识江之诗。
&&&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有云：“|叔论诗，似有意求异于古人，欲自立宗派，此亦一蔽。”[2](P10662)江论诗与作诗着意创新，欲自立宗派，表现了他的不凡气度和自负心态，未必是一缺点。其所以如此，当与江的个性气质有关，与他对此前和当时诗坛状况的基本认识与判断相联系；但是更重要的，恐与他一生终不发达、永远处于社会与文坛的边缘有关。这样处境与地位中的诗人，不能不有意无意地发出自己的不平之鸣，着意反拨与背离当时盛行的文坛风气，甚至不排除有时故作惊人之语、以求引起他人关注的心理因素。当然，江汲汲于此，必然对他坚持的自然真实、俚俗平易的诗歌风格造成一定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江论诗与作诗，有时会出现这种影响的痕迹和这种心态的折光。
&&& 从诗歌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来看，可以认为，江是中国近代最为杰出、最具代表性、最有鲜明个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时代风云，有的部分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又表现了个人坎坷苦难的经历和深挚丰富的内心世界，堪称诗人情感状态与心灵历程的“心史”。他富于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清代中叶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及民国年间的诗坛风气，同样具有昭示中国古典诗歌最后阶段变革倾向与发展趋势的价值。总之，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生重大变革、发生历史性转换时期的标志性诗人之一，他和他同时代的一批诗人一道，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总结和近代诗歌的发展，都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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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3]钱仲联.梦苕庵诗话[M].济南：齐鲁书社，.
&&& [4]左鹏军点校.伏堂诗录：附录四[A].诸祖耿.江|叔先生年谱[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5]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八[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6]黄遵宪.杂感[A].人境庐诗草：卷一[C].宣统三年(1911)日本初刊本.
&&& [7]陈衍.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1924)刊本.
&&& [8]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9]林庚白.丽白楼遗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0]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
&&& [11]陈曾寿.苍虬阁诗集：卷十[M].民国十年(1921)刊本.
&&& [12]谭献.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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