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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华出席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民法院司法应对座谈会时强调
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不断探索审判执行新举措
时间: 09:50:10&&&&作者：陈龙业&&&&来源：人民法院报
7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民法院司法应对座谈会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中国银监会、中国建设银行等十七家中央部委、国有商业银行有关代表参加会议。杜万华指出，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促进经济稳健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杜万华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勇于引领新常态，不仅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法院在新时期开展好审判执行工作的需要。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经济稳健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是各级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面临的重大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对新常态下的司法问题要认真调研，做好预判，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审判执行工作的新举措，为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进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杜万华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参会同志要认真听取与会代表意见，会后进行系统梳理研究，要尽快形成高质量、接地气，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调研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等工作中要充分吸收与会代表的有益意见和建议，并通过多种途径听取相关单位意见，广纳良言、凝聚智力，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
&&[责任编辑:朱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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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1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一鸣
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但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
一是需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二是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总体供大于求，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要求我们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四是体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主体加快发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要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方向，在竞争中创新发展。
此外，新常态形成也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后深层次矛盾凸显有关。过去资源环境回旋余地较大，但经济规模扩大后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硬约束逐步强化，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水落石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孕育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元春
进入新常态，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改革发展共识已经形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宣告了我国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近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常态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上到下最广泛的发展共识。这就为我们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认识基础。
大国经济效应正在凸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运行更加稳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全面显现。一是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尽管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近年来中国消费规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的“世界市场”正在对接，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孕育之中。进入新常态，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因素约束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雏形开始显现。从产业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正在由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增长。从区域看，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为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人口和技术新红利蓄势待发。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难”、“用工贵”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储备丰富，正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此外，从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各项指标看，2013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专利申请达到82万多件，居世界第一；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30%。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正在加速向“中国创造”转变，以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红利正在形成。
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给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布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对外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扩大开放产生的板块效应进一步强化；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启动，正在打破欧美一统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大大拓展。
准确把握速度、结构与动力转换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郭克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深入认识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相互影响。经济增速的变化是主要动因，能够直接影响到结构、动力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升级、新的动力机制重塑都要受到制约。但同时，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速，决定着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发展。
从速度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速由10%以上回落到7.5%左右，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发展阶段转变的因素，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看，中高速增长的范围大概为6%—8%。但对于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人们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的降幅平均达到50%，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速要下降到5%左右。而5%左右已不是中高速增长，显然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新常态。如果速度不断下滑或降幅过大，经济社会运行会出现剧烈波动，结构调整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将受到明显影响。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仍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上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消费释放不足，发展差距较大，体制因素对经济活力的制约仍较多，这些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是可以拓展的增长空间，能增加未来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当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国际国内协调发展，发现和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带，完全有可能助推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
从结构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速下行会引起结构的变化，同时通过需求导向进一步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压力。但结构的有效调整既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如果市场作用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结构优化升级的进展将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因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就会导致供给被动地适应需求，经济增速则可能持续下滑。因此，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真正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近两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拉动力明显增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新的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得到广泛应用，新兴产业、新兴业态持续增长，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改造升级加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这些将使新的生产能力大范围、多层次替代旧的生产能力，使新的增长机制逐渐替代旧的增长格局，使供给发挥引导、激发、带动需求的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改进，促进经济增速稳定和回升。
从动力看，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下降，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因此，在这个阶段，如果创新驱动的作用不能较快提升，经济增速将面临持续下滑的风险。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从理论上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减弱要素投入增速下降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拓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企业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可以预见，在创新驱动下，我国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平稳较快发展。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有新思路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王晓东
能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要确立新思路。
新思路来自对中央决策的紧跟和深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战略判断，明确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方向、路径。这一判断本身就是重要的思维创新，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必须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扭转已经过时、不再管用、不利于发展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过去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增长速度快、生产总值高可说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但在新常态下，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不再单纯以发展速度论英雄。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平常心，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过去强调稳增长，往往只有扩投资这条路径，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速度一降就“大水漫灌”短期刺激，速度暂时上去了，但治标不治本，表象问题解决了，深层问题却积累了；显性的难题化解了，隐性的风险却浮现了。而在新常态下，稳增长更多地要靠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来实现，关键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将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
新思路来自对发展规律的掌握和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适应这一新趋势，我们既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更要主动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特别是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将占据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面对新常态，各地要找准比较优势，确定创新驱动发力点，避免同质化竞争。湖北创新资源富集，科教优势相对突出，因此要在深化科技改革上先人一步，加快建立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活跃起来，着力推动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轨道。
新思路来自实践工作中的创新和创造。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差异很大。因此，主动适应新常态，既要强调同一性，也要尊重差异性，既要与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又要积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发展目标，开拓进取，主动作为，大胆突破。不同区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不尽一致，不能要求各地整齐划一、齐步迈进。有的地方发展目标可以高一些，有的地方就可能会低一些。在保证质量效益的前提下，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得快一点，为服务全国大局之“稳”作出更多贡献。同样，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也要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良性互动，赋予地方改革试验权，鼓励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试点。总之，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要求我们既要吃透中央精神，领会改革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保证改革不走样，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微观搞活的小气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只有这样，改革发展才有源头活水，才能沿着正确道路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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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武汉】13．2015年是国企大重组、大整合的一年。随着经济发展，竞争的需求从国内变为国外，要求国际化企业在资源、规模上达到一定级别，才能获得话语权的提升。阅读下列关于S市企业改革的相关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2014年S市国企改革的相关措施
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管国企到管资本为主、减少审批事项、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
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进国有资本和非公资本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打造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上市公司
形成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国资布局，将80%以上的国资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升国际经营水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
材料二&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年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全部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为46.1万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同期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大约2～3倍，与职工薪酬差距达到12倍之多。央企负责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职业经理人，还同时是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公务员。在职务薪酬上往往既有高管工资，又有“高官”待遇。
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此次薪酬改革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降薪，而是通过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分配，实现薪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革后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加绩效改为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加任期激励收入。总的收入不超过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7～8倍。
材料三& 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本届政府深化改革的重头戏。“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重庆某区率先启动行政权力清理，列出“权力清单”，做到“权力底数明白、职责分工清晰、运行流程优化、职权行为规范、权力监督有力。”
(1)依据材料一，分析S市深化国企改革所采取措施的经济学依据。
(2)结合材料二，从《经济生活》的角度为优化央企负责人薪酬结构拟出两条政策性措施。
(3)结合材料三，运用人大和政府的相关知识，分析如何才能让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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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
　作者：潘盛洲
　编辑：王晶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之后，他在一些中央重要会议和国际会议上，多次就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进行了深刻分析和阐述。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集中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风格，是与时俱进做好我国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
　　习近平同志指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他特别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因素看，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新的自主增长动力又没有形成，世界经济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缓慢增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普遍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纷纷采取优惠措施吸引投资、发展实体经济，促使一些跨国公司撤回本国，使得国际贸易增长愈加乏力，近几年国际贸易增速甚至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这些都对我国利用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扩张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了障碍。从国内因素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业产能迅速增长，其中相当多的产能是在国外需求强劲的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近几年，在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上实现，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因此，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一些。如果此时仍按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刺激经济增长，尽管可以把增长速度搞上去，但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最后总是要爆发的，而一旦爆发，局面将难以收拾。相反，如果此时加快改革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就可以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从而实现经济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
　　实际上，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比如，从消费需求看，虽然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基本结束，但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只要适应新需求的新供给体系能够较快发展起来，就可以促进消费迅速扩大，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又如，从投资需求看，尽管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只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投融资方式，消除投资障碍，就可以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再如，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虽然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但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切实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等工作，就可以使出口继续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其他方面的趋势性变化也非常明显。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
　　还要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也对我们转方式、调结构形成了倒逼机制。有关调研表明，许多地区和产业在困难面前积极探索，通过深化改革和促进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已经和正在取得可喜成果。总体上看，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涌现，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前景是光明的。
　　因此，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增长点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强化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推动我国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他特别强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常态下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实践证明，过去那种靠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实现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新常态下，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培育更多依靠要素质量提升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更加积极地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人民群众收入；坚持不懈地推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节约和永续利用，使人们能够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总之，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升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发展，是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改善的发展，是节约能源资源、搞好环境保护，加快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需要明确的是，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与过去相比不是小了，而是大了。在传统发展方式下，经过多年实践，不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管理人员都掌握了一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和措施。但进入新常态后，不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较快，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也不断强化；同时，经济总量的盘子比过去大多了，我国经济体制中的许多方面与新变化新要求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又要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难度和复杂程度当然更大了。因此，要在新常态下克难而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就必须加快对新常态的适应过程，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绝不能坐着等、站着看，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必须拿出比当年抓经济增长速度更大的劲头和智慧，大力发扬勇于探索、敢于作为的担当精神，打破惯性思维，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积极谋划新思路新办法，大胆尝试新手段新举措，不断开创新局面。
　　准确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工作重点
　　习近平同志对新常态下怎么干的问题高度重视。他指出，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他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彻。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特别强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并明确指出了工作重点转变的方向，即“十个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十个更加注重”，是我们在新常态下怎么干的根本遵循。
　　根据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精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概言之，这是给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开出的标本兼治的对症良方。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绝对的供给不足，而是较为普遍的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存在。比如，第二产业虽然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生产资料供大于求的问题非常突出，但一些高端产能如芯片、发动机的制造等仍然短缺得很，即使是一些日用品，由于其品质、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升级后的消费需求，导致相当一部分居民到国外购买同类产品。这些情况表明，目前我国供给体系结构固化、不能随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的问题非常突出，供需脱节、不能良性互动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起到短期缓解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体系方面的问题。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继续实施强需求刺激政策，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使得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加快递减。近年来，一些需求方面的宏观政策效果不理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造成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其中供给侧结构失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诸多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需要说明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意味着要全面刺激生产、简单扩大供给，而是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以达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满足升级需求、挖掘潜在需求、创造全新需求的目的；绝不意味着管理就不重要了，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相匹配，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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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与时俱进做好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时俱进做好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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