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洲地块7年未建惨变荒地 国土局:年底前要开工
金沙洲地块7年未开建，城市用地惨变荒地，该现象有望今年得到解决。昨日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俊波带队上线广东“民声热线”回应称，白云区已经发了赶紧开工的通知书，国土局也已研究采取措施，督促该地块能够在年底前开工建设。
广州土地寸土寸金，金沙洲这块地抛荒七年未开工，原因何在？昨日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俊波回应称，经过调查，2009年8月份出让土地的时候，金沙洲的两块土地是以现状出让，而不是净地出让，其中一块土地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河涌。按规划，处置的涉及周边水利设施的改造建设，因此该地块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双方约定开工的时间比较长，办理了相关的延期开工的手续。其中一块地延期到今年2月份开工，另一块地延期到去年11月份开工。
据介绍，按照规定，距离约定时间满一年未开工的就要启动闲置地调查认定程序，这两块地目前仍未超过一年的期限。目前，国土局已研究采取措施，督促这该地块能在年底前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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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沙洲城市用地抛荒7年未开建
日 14:28　来源：大洋网 　
　　（记者 刘军 通讯员 胡志慧） 金沙洲地块7年未开建，城市用地惨变荒地，该现象有望今年得到解决。昨日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俊波带队上线广东“民声热线”回应称，白云区已经发了赶紧开工的通知书，国土局也已研究采取措施，督促该地块能够在年底前开工建设。
　　广州土地寸土寸金，金沙洲这块地抛荒七年未开工，原因何在？昨日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俊波回应称，经过调查，2009年8月份出让土地的时候，金沙洲的两块土地是以现状出让，而不是净地出让，其中一块土地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河涌。按规划，处置的涉及周边水利设施的改造建设，因此该地块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双方约定开工的时间比较长，办理了相关的延期开工的手续。其中一块地延期到今年2月份开工，另一块地延期到去年11月份开工。
　　据介绍，按照规定，距离约定时间满一年未开工的就要启动闲置地调查认定程序，这两块地目前仍未超过一年的期限。目前，国土局已研究采取措施，督促这该地块能在年底前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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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我国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原因是什么？应采取什么措施解决
我有更好的答案
（1）荒漠化的成因 从自然因素看，土质疏松，加上大风日数多而且集中，气候干旱，降水少；人为因至素主要表现为过度樵柴、过度放牧、过度开垦、水资源利用不当和工矿交通不注意环保等方面 （2）荒漠化的防治 合理利用水资源；利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构筑防护体系；调节农、林、牧之间的关系；采取综合措施，多途径解决农牧区的能源问题；控制人口（或答：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退耕还林还草；扩大林草面积，集约经营水土条件好的丘间低地；营造护田林和防护林等亦可）
　　荒漠化问题　　我国典型的地区：西北地区（新疆、青海、内蒙等地）　　产生的原因：（1）自然原因：全球变暖，蒸发旺盛；处于内陆地区，降水少；鼠害；蝗害。（2）、人为原因：过度放牧；过度樵采；过度开垦；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交通线等工程建设保护不当。　　治理措施：制定草场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管理；控制载畜量；营造“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牧；建设人工草场；推广轮牧；禁止采伐发菜等　　治理意义：有利于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促进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荒漠化问题　　我国典型的地区：西北地区（新疆、青海、内蒙等地）　　产生的原因：（1）自然原因：全球变暖，蒸发旺盛；处于内陆地区，降水少；鼠害；蝗害。（2）、人为原因：过度放牧；过度樵采；过度开垦；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交通线等工程建设保护不当。　　治理措施：制定草场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管理；控制载畜量；营造“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牧；建设人工草场；推广轮牧；禁止采伐发菜等　　治理意义：有利于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促进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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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森林：广东改革开放若干问题的回顾
采写：陈俊凤、卢荻、陈宪宇
采访时间：2004年6月10日-11日
地点：从化温泉宾馆湖滨楼
讲述人：朱森林，男，上海川沙人，1930年10月生。1981年起，先后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后，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后，任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后，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工作
　　 采访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赋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历史重任。广东人民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较好地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您先后担任了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省委常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是广州市、广东省改革开放光辉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想请您就广州市、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
　& 朱森林（以下简称朱）：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为了更准确地回顾这个历史进程，我还邀请原广州市委常委、秘书长任荣江同志和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现广东省人大常务会委员）黎赐锦同志前来和大家一起座谈，帮助回忆一些事情。
　& 采访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广州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方面，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 朱：因为我没有具体去管这个方面的事情，掌握的情况不是太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3月军管会成立时，我在广州市军管会的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军管会革委会重新核定人员，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调回来，在市革委会组织办公室当秘书组长，谭启明是办公室主任。到1970年秋天，我被下放到从化县。1972年回到市革命委员会，任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副主任。接着恢复市委，革委会承担政府方面的职能，宣传办公室改为市委宣传部，部长是黄庄平同志，我是办公室主任。
　& 两年后，1975年，我到越秀区担任区委书记，一直到1981年初，调回市委，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 1981年9月10日至16日，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17日至18日，四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常务委员会，梁灵光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许士杰、薛焰、林西、欧初、范华为书记，杨毅为副书记，许士杰为市委常务书记。我和陈军、汤国良、宋恕忠、左铭、黄庄平为常委。选举时，上届市委有一个副书记与一个常委、组织部长，被选为候补委员。选为候补委员，就不能担任常委，后来那位被选为候补委员的同志担任秘书长，我还是副秘书长，把研究室从办公厅分出来，由我兼研究室主任。
　& 1983年5月，中央组织部派人下来考察，调整市委领导班子，确定许士杰担任市委书记，叶选平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我任市委副书记。
　& 我由越秀区委书记到市委常委到市委副书记，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没有分管广州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但对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被审查也有一些了解。
　& 1969年，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一伙在粤北韶关九里亭成立了101、102、103三个专案队，101队专管中共中央中南局被审查的干部，102队专管广东省被审查的干部，103队专管广州市被审查的干部。广州市革委会将原广州市局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的是因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于这年10月、12月分三批押送到103队劳动、审查，实际上是监禁迫害。林彪集团被粉碎之后，这些干部才陆续被“审查完毕”，安排了工作。
　&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一个大案就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市委第一书记王德是被审查人员之一，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处理的，不是广州处理的。“四清”运动时，市委第一书记王德抓南洋电器厂，兼任队长，我当副队长与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王德就被打成大叛徒、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我也受到批判。后来中央发了保卫“四清”成果的文件，我才得以解脱。
　& 我认为广州落实政策比较好，花了不少功夫，如右派摘帽问题、老干部政策落实问题、侨房问题等都解决得不错。
　　采访者：“六六九”事件是怎么回事？
　　朱：可能是1966年秋天红卫兵把老干部和所谓的牛鬼蛇神赶出广州市区，赶到农村去的事情。
后来，到1969年10月，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广州也搞战备疏散，疏散了一批干部。
1978年广州整风
　& 采访者：1978年夏秋之间，广东全省开展整风。广州有些人在整风中对焦林义、梁湘同志意见比较多，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1978年广州整风，我作为区委书记，也参加了市委召开的整风会议。依我看，有些人上纲过高，尤其是对焦、梁两人，说他们在广州担任领导职务的时间长了，形成了宗派。因此，对焦、梁重用的人，都要打问号。对焦、梁问题，历史自有评说，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解放”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的干部意见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对广州整风的看法是，广东省委派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主持广州整风工作，下结论比较客观，没有过火、过头的说法。但在整风过程中，有些人有一种情绪、一种气氛，即敢于对焦、梁提意见的人，好像比较正确；不太敢提意见或者意见提得比较平和的人，好像对焦、梁撕不开情面，没有说包庇，但对他们也有看法。1979年12月焦林义同志从广州调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一些人去火车站送行，我也去了。这是正常调动，后来听说有人还查问有什么人去送行，为什么送行？好像去送行的人与焦林义关系特殊。究竟是谁派人去查送行有关人员呢？我想可能是下面帮倒忙的人，他们不了解历史问题。
　　1978年秋，广州市为调动近郊菜农种菜的积极性，放开部分蔬菜价格，菜价上涨，有些市民有意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静波刚调到广东工作不久，对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他对广州市委提出批评，说习仲勋同志刚来，市里就想给领导抹黑。所以就出现部分蔬菜价格刚放开不久，又马上收回的情况。
　　我认为，在整风过程中，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好的，但广州整风使人感觉是压力大，上纲高，有些过火。
　　对焦林义同志的处理，我听了吴南生同志的总结讲话，对焦、梁评价较好，没有出现过火现象。一些人戴着有色眼睛，把焦、梁主持广州工作的问题看得过重。当然，焦、梁在工作中也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
　& 采访者：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放开市场和物价为突破口，取得明显的效果。当时决策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在实施过程中曾遇到哪些阻力？
　　朱：广州价格改革有个过程，有一些是前任搞的，从梁灵光到许士杰、叶选平，后来才是我。习仲勋一到广州，就知道广州供应匮乏，"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从供应问题上做文章。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它价格。所谓价格放开就是要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农副产品价格，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广州虽没有把它放在价值规律这个高层面上来认识上，但是实际的操作是按价值规律来办的。当时蔬菜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多少上市，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当时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如通心菜只有三分之一能吃，"可食率"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价格放开，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从化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对此深有体会。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
　　价格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当时还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当时特别提倡价值规律。我们在操作时注重实际，慢慢形成一套办法，这办法在广东是最早的。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到放开猪肉价格时，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把市民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补回一些。为什么说广东是价格放开最早的省份呢？国务院领导在广州流花宾馆主持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鹏副总理和全国各地的代表。广州市在会上介绍价格改革情况，当谈到放开蔬菜价格时，李鹏同志说，这个方法在广州看来是成功的，但要在全国推广很难。我在会上有个汇报材料，提出不是所有品种都放开，先是塘鱼价格放开，接着放开部分蔬菜价格。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加上天气影响，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映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我听许士杰讲，胡耀邦、赵紫阳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采访者：这一阶段以市场为取向，进行价格改革，您主要抓了哪些工作？
　　朱：1983年后，我分工管经济工作部、统战、宣传、工青妇和政策研究室，兼了一段市委党校校长。1984年下半年，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经济工作部也是从思想工作、干部管理方面管。具体经济工作由叶选平负责，我主要管开发区。
　　刚才讲的关于蔬菜价格改革，农民有自主权等方面，我带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些人到芳村作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调查后，我向许士杰同志汇报过。后来，市委在这方面特别是生产自主权方面让农民放开经营。主要是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采访者：在决策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阻力与分歧？
　　朱：刚搞价格改革时，由于物价上涨，部分市民难免会有反应，中央也关注此事。我们领导班子里面没什么问题，思想也比较一致，就是要改善群众生活，一心一意搞好经济。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办
　& 采访者：您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创办者，请您谈谈当年的创办过程，曾遇到哪些主要困难？如何解决？
　& 朱：1983年5月，广州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84年4月，我开始接手筹办开发区，直至1985年5月任代市长为止。但在我担任市长、市委书记时，一直都关心和支持开发区的建设。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举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由来。
　　1984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广东等地视察。他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试办经济特区的路子是对的。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的倡议，得到在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认为这是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和措施，改革现行的管理制度，以增强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并允许有些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集中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科研机构，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的"窗口"和基地。这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又一战略决策。
　　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并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可促进广州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市委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给予高度的重视，着手筹办开发区的发展。
　　我曾向市委书记许士杰同志表示想管经济。许士杰说：“既然你想搞经济工作，那你就去筹备开发区吧！”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由我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6月19日，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由我任管委会主任，石安海、缪恩禄任副主任，陆续抽调干部，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很关注开发区的创办。关于选址，是仲夷、士杰同志到现场考察后确定的。我们把开发区选在黄埔区横河南边的一块三角地，界限明确，像特区那样便于管理，面积又不突破10平方公里，十分理想。经省、市领导和经济、金融管理、规划、建筑、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反复比较和论证，确定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
　　6月8日，国务委员谷牧在任仲夷和我陪同下，视察了广州开发区的选址，听取了制订《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草案）的情况汇报。6月9日，谷牧在广州珠岛宾馆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人汇报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7月23日，广东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的负责人60多人到现场勘察，审议了规划大纲。8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作为广州市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报国务院审批。12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广州市对外开放工作的报告》，同意广州市在抓好老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位置定于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总面积为9.6平方公里，首期开发夏港两侧，面积2.6平方公里。
　　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离广州市中心32公里，南与番禺莲花山隔江相望，西与五山、石牌高教科技区相邻，东南毗邻港澳，水路直达香港为88海里。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有大片土地可供开发利用，水陆交通便利，拥有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多种交通条件。黄埔发电厂就在附近，东邻有东江新塘水厂，可提供充足的生活、生产用水，南端的黄埔港和新港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港之一。开发区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
　&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宗旨和建设目标是：从广州市经济结构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为全市、全省和内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开发区的建设项目强调技术的先进性和现代化水平，其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式的科技、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新技术工业城区，成为广州引进、消化、推广和开发新技术的基地。
　　开发区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为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东）区等六个小区。
　　为加快开发区的建设速度，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陆续在开发区内设置派出机构，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提供业务上的方便。银行、海关、边防检查、商品检验以及工商登记、税务等在区内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根据国家有关扩大自主权的规定，开发区给予前来投资、合作和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内外人士、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政府的授权，参照经济特区的规定，审批外资引进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并按照有关条例、法规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开发区在立法、法规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拟订出开发区暂行条例以及技术引进、土地管理、工商税收、企业劳动工资管理、企业登记管理等7个规章草案，上报市人大或市政府审批后颁布施行。
　　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部队的负责人以及中外来宾3000多人出席了奠基典礼，正式揭开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序幕。
　　采访者：我们曾看到一些材料，说您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黄埔开发区白手兴家。
　　朱：这是文学家的写法。去开发区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形象说法。当时没有办公地，我要求市总工会把座落在此的海员俱乐部让给我们使用。办开发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任务与权力，赋予什么政策，启动资金的来源。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即相当于市一级的管理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梁灵光省长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接着是规划用地，那里是一片蕉林、蔗田，与农民协商，每亩出2万元征收。还从市里调了一批干部，解决了许多方面的问题。
　　由于土地是冲积地，软土层很厚，只好用抽沙填土方式解决。开发区做法：在起点、布局上以高新技术为主。但有的不是高新技术项目，只要能积累资金的项目也上。从这点来看，是实事求是的。
　　搞"依托工程"，所需人才、技术通过市里解决，强调市里各个局、公司引进项目时，把重点放在开发区，要求每个工业局都在开发区布一、二个项目。开发区搞得最好的项目是宝洁公司等，后来曾一年交税10亿元。最早的一批项目是搞易拉罐、可口可乐、钢隔板、厨具等，当时技术含量高的是制造人工心脏瓣膜。现在开发区还创办了一个“留学生创业园”。
　　创办开发区，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依托“母城”。规划道路，兴办各种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当时开发区9.6平方公里，大连、天津开发区60平方公里，苏州更大。现在广州开发区也扩大到黄埔罗岗、增城永和，有100多平方公里。
　　总的来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是顺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交流经验时，认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开发区做得较好。2003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GDP400多亿元，财政收入80亿元。2004年增长幅度更大。
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技术改造
　& 采访者：上世纪80年代广州市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促进“广货”更新换代方面，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朱：结构调整上：要求轻工业做大做强，发挥原有的优势；重工业也摆到一定的位置，老的进一步改造，新的打基础。把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我直接抓的是广州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承包责任制，激活企业活力。几个大厂逐个开会落实，如广州钢铁厂、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纸厂等。我亲自带队组织工业管理部门、财税部门去落实经营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广钢，引进粤海资金，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待遇，使企业活起来。这几个厂后来发展很快。
　　结构调整中，如何把广州轻工业企业优势发挥出来是关键。具体来讲有“三大件”：手表厂引进瑞士技术，自行车是“五羊”，缝纫机是“华南”，作为当时的“三大件”有一定的优势。
　　纺织方面，除了第一棉纺织厂是老厂，第二棉纺织厂是新厂，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的江泽民同志到广州参观时曾专门到二棉参观。广州纺织业，特别是针织业在全国领先。我们特别关注珠江钢琴厂的发展，鼓励他们把这个“独生子”发展好，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钢琴企业。广州一度成为旗帜的是广州味精厂，该厂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企业成本，是当时广为宣传的一个突出典型。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也很好，赵紫阳、许士杰同志都到厂视察过，白云山制药厂一度成为农工商企业旗帜。
　　新的珠江啤酒厂搞得很好。我在任期内开始建厂，投产时我参加，现在产量规模很大，达60万吨。投产时15万吨。北有青（岛）啤，南有珠（江）啤。珠啤在全国影响很大。
　　重工业方面，除抓好广州钢铁厂的技术改造外，另一个是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的扩大规模和上乙烯工程。广州最早提出上乙烯，茂名也提出上。当时我们提出依托原来的广石化上乙烯，国务院也表示同意。上了以后，以广石化为依托，广州与中石化联合投资。我调省工作后，广州市提出石化由广州办，广州乙烯变成自己投资，因为融资困难，建设周期长，加上市场不太景气，这样乙烯一投产就出现亏损。
　　汽车工业。广州引进法国标致汽车。标致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先天：国务院批准兴办三大、三小汽车工业。广州是三小之一，原是搞农用车，带拖斗，开始组装时还不错，后来国产化拖延，发动机过时。在经营思想上，标致公司要求省政府下命令，全省所有出租车都用标致车，这办不到。因为市场经济，要讲竞争，它没办法就退出。到后来，由于有了五羊本田摩托车的成功，在黄华华、林树森同志进一步促进下，广州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生产汽车成功。本田提供最新技术、设备，在广州投资建厂。目前本田在海外的企业中最好的是广州本田。
　　广州市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对的，汽车工业不能放弃。标致作为一个失败的典型，但也是广州的一个起点，这为后来的成功积累了经验教训。
　　广州从叶选平同志决策到我继续，把花都的珠江水泥厂作为建材业的一大项目（120万吨水泥厂）搞了起来。原来广东高标号的水泥厂除了西村水泥厂外产量都不大，不适应发展需要，省里在云浮建60万吨水泥厂，广州下决心搞大型水泥厂，这个路子是对的。
　　发展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做基础不行，轻工业的装备要靠重工业。轻工业生产里速食面生产线在全国领先，开始是引进生产线，后来自己制成了生产线，做得也可以。
如何评价80年代广州经济发展速度
　& 采访者：上世纪80年代广州经济发展速度曾一度低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原因何在？广州市采取了哪些对策？
　　朱：这是较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六五”、“七五”期间，从统计数字来看，广州增速低于珠三角。“六五”期间，广东GDP年平均增长15％以上，广州增长13.68％；“七五”期间，广东GDP年平均增长12.3％，广州增长10.83％。对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纵向来看，广州和省相比。
　　一是从横向来看，广州与全国其它大城市相比。
　　先从横向看：全国十大城市相比，大城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92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了天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一。
　　我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8年，提出了一个口号，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超天津”。当时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时，发了有关天津的一些材料。经过几年努力，1992年超过天津。
　　横向之间有许多可比处，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体制、机制和财政负担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
　　从纵向方面来看，广州在发展速度上低于珠三角，落后于全省，原因有以下：
　　（1）计划经济的影响，改革难度比较大。广州国有企业数量多、比重大，改革难度也比较大，因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大。
　　（2）财政负担重。在投入上资金紧张。广州财政收入三分之二上交，三分之一留下。财力用于扩大投资规模等方面受到限制。以1980年为例，全市财政收入15.53亿元，是解放以来收入最多的，上交10亿元，留下才5亿多元。到1990年，上交60％。从90年代起，市财政可支配收入减少6亿多元，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老城市负担比较重，但还要上交省，支持其他地方。当年全国搞计划单列市时，广州提出财政上搞单列，但省里没有同意。全国单列市财政都单列，唯独广州不是单列。
　　(3)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欠帐多，影响城市发展。电、气、学校、医院、居民生活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城市气化率不到7％，电力供应开三停四，开四停三，电力严重不足。
　　(4)在信贷资金管理上不灵活，管的较死。省内连续几年都是贷款大于存款，特别是珠三角，而广州正相反。一方面管得死，另一方面思想不解放。对广州的评价是“守法”。报纸专门登载15个城市交流信贷经验，广州是个“守法户”。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则采取“既不当守法户，也不当违法户”，打“擦边球”。“六五”、“七五”期间，广州在利用外资上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利用外资，搞“负债经营”，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留下了后遗症，不良信贷资金多。信贷资金要形成“借用还机制”。不良资产多，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1989年政治风波多少影响了广州，虽然影响不太严重，但还是有，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受冲击比珠三角其他城市大。
　　相比之下，珠三角发展有以下优势：计划经济影响小，思想解放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结构灵活性、机动性比广州强。珠三角用“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资，负债经营规模大。1990年贷款1265.7亿元，多于存款600多亿元。地缘方面，珠三角周边土地广阔，使用率高，成本低，地区优势明显。
　　对于广州发展速度落后于珠三角，广州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强调“敢”字当头，水路不通走陆路，陆路不通走山路。二是对广州再认识，通过全市干部大讨论，认识广州的特点、优势，制订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战略，这是对广州再认识的产物，对广州发展起了导向作用。三是学习珠三角，如利用外资的八个方法，合厂合资，厂房租赁，易地改造，一步到位。
稳定广州，坚持改革开放方针
　& 采访者：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广州市采取了哪些应变措施？事后，在稳定广州，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开始，广州一些学生响应、支援北京的政治风波，后来发展到5月16日，到省政府门口静坐。直到6月初，最紧张的是堵海珠桥。一些工人同围堵的学生理论，要求通过上班，经劝说，学生撤走。
　　“六四”期间，广州也发生了一些事件，但比起北京，规模小，程度轻，再加上省委、省政府做工作，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激化。
　　处理这个问题，在省委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领导都站在第一线做工作，具体做法：
　　（1）一开始，市委就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做好教育工作。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时，广州正在召开市、区（县）、街道（镇）党委三级书记会议。我主持会议，作动员讲话，组织与会干部学习这篇社论，认识到这是一场动乱，应该制止。领导干部要做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
　　（2）对学生教育。对省属、市属高校，大家分头做工作，省里由高校工委负责，市属高校（广州大学、广州医学院、广州师范学院等），由市里负责。5月2日，团市委和市教委在广州医学院举行市属高校学生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我和张汉青、刘念祖等市领导以及市教委、团市委负责人，与广州各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就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如何看待北京等地的学生上街游行及如何对待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了坦诚的对话。我在会上指出，广东学生不上街是学生思想觉悟高，这是因为广东学生珍惜学习时光，不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情。当时《广州日报》在头版刊发了相关报道。
　　（3）坚持不激化矛盾，积极疏导。到后来比较紧张（围省府）时，大家执行了“避免激化矛盾，耐心细致做学生工作，不搞严重对立的政策”。5月16日，学生围省府，武警手挽手，排成三排连在一起，后来只排成一排，最后隔一米放一张凳子坐上一名战士，学生也没有直接冲击省政府。5月16日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们用广播宣传，劝大家不要淋坏了，要大家回去，经动员，绝大部分学生陆续回校，只剩下46人。由于雨大，而学生身体弱，担心他们淋坏了，省府送去姜汤、食物，有的学生感动得流泪了。
　　（4）落实责任制，在做好学生工作的同时，管好机关、工厂企业的工人队伍，堵住串连。针对政治风波，市委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到基层、学生中做思想教育工作，避免激化矛盾；针对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措施，坚决制止。同时，研究北京发展情况，结合广州实际，采取措施。
　　5月20日下午，市委召开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市长杨资元传达了省副厅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我在会上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学生及居民群众认真学习李鹏总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提高对当前形势的认识，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要求坚守岗位，确保全市工作、生产、生活和学习秩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遵守党的纪律，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
　　中央准备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时，要求林若、叶选平、谢非（三人是中央委员）和我（候补中央委员）表态。我们联名给中央发了电报。
　　6月4日，受北京地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影响，广州地区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造成广州部分地区主要交通通道严重阻滞。5日，事态进一步发展。在横跨珠江两岸的海珠桥、海印大桥，在广深铁路线，在海珠广场、省政府正门一带和东风路、农林下路等一些路口，先后出现部分学生和另外一些人堵塞交通，造成过往车辆严重堵塞，铁路运行一度中断，广大市民不能按时上下班等严重情况。5日及6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发言人两次呼吁市民和高校学生同心同德，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和安定团结局面。市委、市政府采取坚决态度，派出大批公安干警到海珠桥等地与学生代表谈话，限时间让同学撤离，不要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经努力，学生堵十几个小时后就撤离了。
　　“六四”期间，我们布置广州警备区，组织民兵护厂。公安机关维持好秩序，布置好一定的警戒线，避免一些人从中作乱。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宋恕忠出了大力。有几次，我到公安局看录像，了解学生围堵的动态。
　　 “六四”之后，广州仿照北京，以市政府名义发布公告，取缔学生、工人非法组织。对头头的处理，广东与北京不大一样，北京要求头头限期到公安部门自首，广东是要求头头到学校教务处登记。
　　我认为，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中，广州市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省委、市委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公安干警、民兵、驻穗武警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市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全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治理整顿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采访者：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制裁政策，广州的宾馆客源稀少，经济疲软，市委、市政府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上采取什么措施？
　　朱：当时，在广东的外国人很少，广州的外国人撤走的不多，感觉没什么变化。如珠海的日资企业佳能，就认为“六四”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不但不撤资，反而扩大生产。由于“六四”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外商来投资持观望态度，外资银行信贷也是如此，像广深高速公路，原定的融资计划搁浅了，只好停下来，直到1992年才重新启动。
　　1989年是我最糟糕的一年，年头安了心脏起博器，中间发生政治风波，身心比较疲累，年尾又做青光眼手术，真是多事之秋。
发挥广东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
　& 采访者：您在主政穗府、粤府期间，在发挥广东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广州对与港澳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一个长过程。早期广州市梁湘等曾提出“倚靠港澳，发展广东”。
　　1994年组织“建立广东发展新优势”研讨会，提出“建立广东发展新优势”。其背景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以后，提出浦东开发，广东有人产生一种担心中央把重点北移冷落广东的失落感，担心广东的地位减弱。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实验转向总体推进，随着开放格局的转变和政策优势、体制优势的弱化，广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1994年3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到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前，我向江泽民汇报了广东同志的这种担心。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广东有广东的优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会后代表们反映，听了江总书记的讲话，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会后，谢非同志和我在北京召开人大代表中各市的领导同志会议，讨论了贯彻意见。返广州后，我在省府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发展新优势。其后在《南方日报》等媒体上开展了讨论。9月，专门开过一次“建立广东发展新优势”的研讨会，发言的内容印了专集。1994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深圳考察时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这虽然是在深圳讲的，但也是针对广东全省的，于是我们就举起了这面旗帜。
　　增创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发挥区域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从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需要与香港、澳门合作。
　　根据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规划，利用外资的工作量很大。当时强调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金，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如亚洲银行、世界银行的贷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其中特别是港澳的外商投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广东利用外资发展很快，1991年实际利用外资25亿美元，1992年达到48亿美元，1993年96亿美元，1994年开始都超过100亿美元，其中80％来源于香港。
　　利用外资，主要用于建设重点项目以及兴办合资、合作、独资企业。这几个措施使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重点项目如电力：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2号机组的投入运行；沙角B厂建成投产；沙角C厂投产运行；与核电配套的从化吕田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二期工程动工兴建；珠江电厂二期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深圳妈湾电厂建成投入使用；深圳盐田港的建设与李嘉诚合作。广深高速公路融资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一度受到影响，后来融资10亿美元，加快建设，这对密切粤港联系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建成后效益最好的一条高速公路。虎门大桥的建成通车，沟通了珠江两岸。各个市、县也兴建了许多基础设施。
　　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外资，除了前些年的基础，以及一些外资企业在广东成功运作外，我们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也在港澳地区以外，举办招商会，把我们的项目介绍给外商，争取他们投资。最成功的是1993年在德国汉堡。西门子总裁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在你们广州地铁中占一席之地。”但他的报价比法国高，这时正赶上法国卖飞机给台湾，广州与法国的许多合作中断，给德国制造了一个机会。
　　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发展加工贸易，是粤港澳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加工贸易，占了广东出口贸易的70～80％。这种合作形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并在不断提升水平。
　　与港澳联系合作方面除加工贸易、基础设施外，还有金融方面。我们把外资银行吸引进来，凡是到广州开分行的，开业时我都参加，表示对外资银行到广州发展的欢迎。
　　旅游业方面，除原有的“香港游”外，还大力开辟其它线路。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到香港澳门的旅客到广东，后来进行了签证改革，向国家建议实行从香港到广东72小时不用专门签证，划定游客活动的范围，当时划定的范围比较窄，现在比较自由，这也是与香港合作的一个方面。
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 采访者：您任省长期间，在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方面，着重抓了哪几项工作？
　　朱：广东2010年GDP要达到16000亿元，需要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如何拓宽市场，企业如何面向市场？政府如何为企业搭桥铺路？这些都是开拓市场要解决的问题。
　　我和刘维明同志请了不少专家开了一个开拓市场研讨会，分析了广东的产品市场状况，基本是三三制，省内、国内、国际市场三分天下。我提出守住三三制，迈向四四二，即国内国外扩大为四，省内为二。
　　为了拓展市场，我对省内一些市场作过一些调查，也参加过几次在外省举办的广东产品展销会。我考察过南海西樵山布匹市场、普宁流沙市场等；在省外，参与过在南京、上海、西安、哈尔滨等地举办的展销活动。过去，中南、西南地区是广东商品的流向之地，现在东北也有广东商品，同时还延伸到苏联、东欧的市场。广东40％的产品要销到国内市场，就要与兄弟省份共同发展。省外市场发展不容易，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是存在的。市场占有率中原产地销售份额大，说明外来商品进入较难，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是不容易的。
　　国外市场中，最成功的地方是利用了香港这个市场。当然许多产品经过香港转口，中介费用高。江泽民同志提出广东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东南亚及其他地方把建立生产基地，开拓销售网络结合起来。当时广东面临着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不健全，因此派到国外的机构开拓市场积极性不高，开拓力不够，往往收益很少，亏损严重。这需要借鉴外商在他国办企业的经验，探索新的路子，并更多地鼓励民营企业去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要重视广交会。广交会建立的时间较早，影响广泛，但广交会由于受场地限制，需扩大。曾经有人提出把广交会迁移，上海、深圳都积极争取。那时国家外经贸部一位副部长专门到省府来找我，说广交会在上海、深圳建立怎样？我说广交会只能在广州，否则就不是广交会。在省委常委会上，谢非同志提出，深圳不要再争广交会的举办权。广交会是广州，也是广东，更是全国对外贸易的窗口。
深化企业改革，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
　& 采访者：您任省长期间，在深化企业改革，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效果如何？
　　朱：企业改革，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改革，另一方面是政府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关键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分配是与产权连在一起的，离开产权讲分配是行不通的。管理也是贯彻始终的，什么时候都要强调管理。我在省府时曾提出搞股份制，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都应搞股份制，乡镇企业更应搞股份合作制。对中小企业，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改制，我与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钟启权为此到肇庆搞过调查。我很重视有条件的公司上市，当时的省体改委花了不少精力搞上市公司的审核上报工作。我出席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对南方证券公司的成立很关注。现在党的十六大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更进了一步。
　　在提高大中型企业的效益方面，省府曾组织了一个“效益年”活动，把多项经济指标排队，每个企业都要排队。国际、国内是什么水平，各个企业达到了什么水平，应排清楚，这些都有统计数据。这个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问题
　& 采访者：1992年春天，邓小平到深圳、珠海等地视察，满腔热情地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并针对国内外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期间，殷切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根据他的要求，广东是如何制定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规划的？照目前进度，是否可以实现？
　　朱：1992年小平同志抵达珠海时，我有幸陪同他视察一些地方，聆听了他高屋建瓴的谈话。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广东再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2月，为传达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问题。省委书记谢非和我分别在大会上作了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卢瑞华就省委和省政府提交大会征求意见的《关于扩大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会议分析了广东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认为抓住扩大开放，就是从广东实际出发，发挥广东省的优势，就可以推进改革深化、科技进步、商品经济发展。整个90年代广东经济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省对外开放能否迈出更大更扎实的步伐，为此，全省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扩大对外开放区域，拓展对外开放的形式；扩大海外市场，放宽开放政策，加强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抓紧培养和造就扩大开放所急需的各种人才，切实加强管理。
　　1992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带领由10个部委办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到广东调研“赶四小龙”问题。调查组在广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了解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探讨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广东要力争在今后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目标的措施。
　　在制定广东"赶四小龙"规划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赶"四小龙"2010年当时的水平还是1992年的水平。另一个问题是按什么标准计算？是按外汇牌价，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如果按外汇牌价计算，我们与四小龙的差距更大，实现目标更困难。后来研究倾向于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这些在文件中没表述，但讨论中提到了。
　　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后10年，前10年平均递增13.4％，后10年平均递增12.4％。到2010年时GDP人均2万元，按8000万人口定，总值16000亿元。
　& 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主要内容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是：在经济的总体水平上赶上“四小龙”，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比他们强。20年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前的10年为第一阶段，争取在总体上达到“四小龙”1990年的经济水平，其中一部分地区达到或接近“四小龙”2000年的平均水平；2000年后的10年为第二阶段，全省从总体上达到“四小龙”2010年的经济水平。为达到上述目标，全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二）大力发展能源、交通、通讯，加强石油化工，冶金、建材等原材料工业建设；（三）调整经济布局；（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建立多元化、开放式的市场网络；（五）建立和健全良好的资金筹集、运用、增殖转动机制，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六）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大力发展信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商业、旅游服务业等；（七）努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八）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等。
　& 新的决策作出后，全省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着新的目标迈开了更大的步伐。
　　现在看，当时提出赶“四小龙”的目标，确实激发了全省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小平视察南方还解决了姓“资”还是姓“社”等思想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在我主政时的“八五”计划期间（），广东GDP每年递增19％，远高于前10年计划年均递增13.4％的目标，全省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也为完成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广东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后来，李长春同志提出，到2010年珠三角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张德江同志提出，2010年珠三角基本实现现代化，其它地方全面实现小康。全省应如何制定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难在东西两翼、山区。
采取有效措施，克服经济过热现象
　& 采访者：上世纪90年代前期，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曾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广东是如何采取措施的？
　　朱：90年代初，即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在一些地方出现两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尽管不是全局性的，但我认为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否则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1993年2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会上我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指出了要“加强对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的引导和管理”，指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最终都集中反映到资金上”，对金融这个经济建设的“晴雨表”，要高度关注等等，要求全省各级干部保持清醒头脑。会后，省政府对开发区全面清理，重新核定，撤销了一些开发区。对房地产，主要从银行资金投向源头上加强管理，组织了以副省长张高丽为首的银行资金投向清理小组，清查资金，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经过清理，一些地方房地产过热的现象得到了遏制，由于房地产热带来的遗留问题有些也得到解决。
　　据当时数据统计，已建、在建房地产如消化需要三五年。外商投资房地产无法计算，也不是政府规范的范围。
　　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是从物价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定价的很少，绝大部分放开。在控制物价方面，公益性产品由政府定价，例如水、电、公共交通价格要经过一定审批，其他商品价格随市场自行调节。
　　在资金投放方面，由国家宏观调控。1995年以后，“两热”和通货膨胀已缓和下来，到后来又变成了通货紧缩，走向了另一面。
实施“米袋子”和“菜篮子”建设工程
　　 采访者：上世纪90年代，广东是如何实施“米袋子”和“菜篮子”建设工程的？取得了哪些明显效果？
　　朱：米袋子：1992年粮价放开以后，广东粮食产量连续三年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说广东不种粮。当时省政府压力很大。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来广东调查，比较客观看待广东的粮食问题。我在佛山见了陈俊生。他指出，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我也曾先后当面给李鹏、江泽民同志汇报，认为广东要提高粮食自给率，广东城乡人民基本口粮自给是可以解决的，但广东土地少，饲料粮（大豆、玉米）、食品工业粮、外来人口粮是不能解决的，要广东负担这些是办不到的。
　　粮价放开前，我带资料到国务院向邹家华同志汇报工作，国家物价局起初是不赞成粮价放开的。后来听取周边几个省的意见，几个省都同意广东放开，原本湖南因粮食流向广东，本省粮价抬高，曾采取堵卡措施，防止粮食流向广东，这时也同意广东放开粮价。
　　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粮食种植面积下降，这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农民拥有更多的种植自主权，农民觉得种粮收入较少，也有一些农田并不适合种粮，就减少种粮面积。粮食产量下降一是面积减少，二是粮食质量提高，而原先追求高产量是为了交公粮，粮食质量不高，而种植优质稻，产量会相应下降。三是旱灾、水灾的影响，如1994年西江、北江遇到大水灾。国务院为扭转粮产下降，提出大抓粮食生产，建设“米袋子”工程。我们提出要建立“米袋子”工程，实行省长负责制。我们主要采取的如下措施：(1)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确定不少于3000万亩的基本农田保护区；(2)每年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5000万亩(复种面积)，总产不少于350亿斤。
　　到1995年广东粮食产量上升，达到350亿斤，解决了“米袋子”问题。
　　广东的“菜篮子”工程比较容易，因气候条件适宜，“菜篮子”建设工程，实行市长负责制。
　　（1）各市县必须建立蔬菜生产基地，不能县乡不种菜，反而到大中城市买菜。
　　（2）要建立副食品基地，办鸡鸭猪场等。省里也重点抓了一些养殖场。后来在潮州以省的名义开了一个菜篮子工程会议，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一些要求。
　　（3）建立反季节蔬菜基地，充分利用山区土地。
实施科教兴粤战略方针
　& 采访者：上世纪90年代，广东如何实施科教兴粤战略方针？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哪些作用？
　　朱：在我任省长期间，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两次会议，一次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次是全国科技大会。我代表广东在两次大会上都作了发言。外省认为，广东有钱，当然用在教育上的投入可以多些。教育部认为，广东经济发展快，财力雄厚，但有没有钱还不是主要的，关键看你是否重视，投入比例多大。
　　广东也提出了建立教育强省，科教兴粤。后来省委在深圳召开珠三角高新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珠三角要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科教兴粤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广东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95年全国有两个省率先普及义务教育，广东是其一。省委、省政府动员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教育，扩大校舍，加强教师队伍培训，改善待遇，改造中小学危房等。由于要求急，也导致了山区贫困地区教育欠债问题。
　　二是对大学教育，突破两级（中央、省）办学框框。原来是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但不允许地市一级办，我们突破这个框框，几乎每个地级市都办了地方大学，如汕头、嘉应、五邑、韶关、肇庆等大专院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教育落后的问题。
　　三是解决中央部委办属大学与广东共建的问题，这是在全国最早提出的，发展到现在，才有中央与地方共办大学的路子。开始时，省财政部门不大同意。中央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有中央部委经费渠道，但人均经费、医疗等低于广东地方办的大学。我通过做财政厅工作，决定拿一部分钱解决部属院校经费不足和医疗费用低的问题，这样就开了地方财政补贴部属院校经费问题的先例。
　　后来，国家教委提出建设“211工程”，即21世纪100所大学进入一流水平。我们给中大、华工、汕大划拨一笔钱共建。由于共建，这些学校专业设置也重视广东的人才需求。后来路子越走越宽，中大要进入前10名，投入资金更多。汕大建设“211工程”，李嘉诚专门找谢非和我，说汕头大学是我捐资兴办的，现申请“211工程”，我还是捐资，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是双方共同办学，希望省府支持，省府就表示拿3个亿支持。
　　科技方面：召开了珠三角高新技术工作会议。当时提出深圳要成为高新技术带头人，深圳与全国一些大学、科研单位（清华、北大等）联合创办高新技术科技园区。深圳、珠海科技园区创办，我陪同邹家华同志一起参加奠基。通过创办高科技园区，吸引人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珠海重奖科技人员的例子，在全国都有影响。虽然开始并不规范，但它开了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成果的先例。“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由省科委组织实施，并召开表彰会，获奖的有省级、国家级。在我任内建立了六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了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通过这些，带动、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加速了出口，“八五”期间出口是“七五”的九倍，这是非常突出的成就。高新技术出口要比制衣、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附加值大，成绩显著。企业逐步成为发展高新技术的主体，开始在大型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深圳的华为、康佳等。
扶持山区脱贫致富
　& 采访者：上世纪90年代，广东在扶持山区脱贫致富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效果如何?
　　朱：广东山区扶贫常使人困惑的是，在扶贫进程中对真相、假相搞不清楚。今天说脱贫，明天说返贫。“九五”计划开始，我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说全省贫困人口只剩80万人，后来数字又出现变动，是100多万人。
　　扶贫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支持。多次召开山区工作会议，对50个贫困县每年都有优惠措施，如省直机关、富裕地区对口挂钩帮扶，结对子。如广州支援清远,深圳支援梅州。解决交通、教育、劳动力安排等问题。比较重大的措施是转移一部分石灰岩地区缺乏生存条件的贫困人口到生存条件较好地区安家落户。石灰岩地区金（自然资源）、木(树木)、水、火（生活资源）、土（土地）俱缺。生活条件差，计划生育做得又不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从各方面来看，缺乏生存条件，因此扶贫最好的方法是从根本上解决--搬迁。当时省市县都有扶贫办，迁移人口14万9千多人，每户补助几千元，帮助解决安家及耕地问题。
　　（2）财政支持。省府历年重视，且每年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曾实施过对贫困县财政支持，每年拨款改为三年的款项一次拨付到位，加快其发展。
　　（3）支持山区兴办“造血项目”。当时比较侧重小水电建设，然后规定小水电价格，进行收购，这是山区脱贫的一个重要项目。其它如建立农产品加工厂、木材加工厂、松香加工厂等。
　　小水电、小水泥等厂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开发时把生态环境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山林破坏。比较成功的是小水电建设，翁源县把霍英东请来建成了24000瓦小水电站，外资引入了山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梅县也是如此。小水电解决用电，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甚大。
　　（4）花很大力气搞交通建设，路通车通财通。交通部门提出村村通公路，以前说通了90％，剩下10％是难度大的，现在经过努力，全部解决了。
　　采访者：有人认为，在90年代，珠江三角洲与山区的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迅速扩大。您认为应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朱：珠江三角洲与山区发展差距问题，我认为是在不断扩大。“八五”期间，50个山区县GDP年均递增2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当然，这其中可能存在高报、虚报现象，但总的来看，增速相差不大。
　　“八五”期间的扶贫，促进了山区的经济发展，贫困人数由400万人降到80万人。
　　地区差别固然是大问题，城乡差别也值得引起注意。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递增百分比差距越拉越大，广东如此，全国也如此。
扩大对外开放，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采访者：您主政粤府期间，在扩大对外开放、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
　　 朱：梁灵光同志任省长时已经提出推进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问题。后来，谢非同志和我对如何建设珠三角经济开放区，对珠三角开放区的范围、规范作了规定，成立规划小组，张高丽任组长，林树森任办公室主任。每年召开会议，协调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划和组织实施。
　　1992年小平视察南方后，为了加快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省委、省政府就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决定，指出：90年代扩大开放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在广东建立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高效、开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良好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特区要发挥优势，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先进工业为基础，以高度社会化的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办成科技型、综合型和多功能、高层次的特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开放区要加快高技术产业带的建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发展成为竞争力较强、吸引力较大、富于活力的经济区；把惠州大亚湾、珠海西区和横琴岛、广州的南沙作为我省90年代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区域，认真规划，打好基础，加快开发建设；与珠江三角洲相连的东(潮汕地区四市)西(湛、茂、阳三市)两翼，西江走廊，要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生产基地，扩大对外贸易和劳务出口；山区市县要加快交通、通信和能源的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外向能力，力争使山区的对外开放在90年代有一个新的突破；加快推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多元化战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兴办跨国企业；大胆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市、县审批利用外资的权限；加快金融改革，创造一个更适宜于外资营运的金融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高度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所需人才的培养工作，提高人才素质。
　　 全省开放原没有梅州、河源、韶关。1992年春，省府起草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将梅州、河源、韶关列入开放城市，国务院很快批复。9月26日，省政府举行扩大开放新闻发布会，我在会上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将韶关、河源、梅州3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时将大亚湾、南沙两地区辟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至此，广东发展成为拥有三个经济特区，两个沿海开放城市，四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个高新技术区，二十个市都实行沿海开放区政策，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大亚湾、南沙开发区正式列为国家级的开发区，是广东对外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大亚湾开发区引进的英荷壳牌公司的乙烯项目是全国最大的利用外资项目。霍英东先生关心南沙开发。南沙开发时，我在广州市委主持工作，在南沙开现场办公会。后来又提出：上海开发浦东，广州的浦东就在南沙。广州黄埔港水浅，广州港口的发展不能单靠黄埔港，要靠南沙港，这一起步，对今天南沙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加快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者：您在主政穗府、粤府期间，在加快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曾采取哪些重大举措？有何经验教训？
　　朱：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广州，还是广东，在我任内都摆在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修路，当时省委书记林若同志等提出“要学山东的路”，我专门到山东参观、考察。当时着重改建两条路，一条是广汕公路，一条是广深公路。把低等级的、破烂不堪的广汕、广深路改造好。林兴胜（当时主政汕头）说无论如何应把广汕路修好，否则对不起粤东父老。广深路，特别是松岗段，堵车很厉害，急需改造。“八五”期间，共修公路通车里程25000公里。
　　高速公路首先是修建广佛路，这是全国最早的高速路，因为路短，影响不大，比不上沈阳到大连的高速路。后来建设广花高速、广深高速、深汕高速公路。按20年赶亚洲“四小龙”的规划，到2010年省到市通高速路，市到县通一级路，县到镇乡通等级路，乡到村通水泥路。
　　我上任不久，广梅汕铁路奠基开工（1991年5月），到1995年12月28日，全线贯通，历时四年多，江泽民同志到汕头参加通车典礼。这条铁路的建成，圆了粤东人民渴望已久的“铁路梦”。广深铁路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成为全国第一条准高速（时速160公里）铁路。开通之前，铁道部长韩杼滨同志邀我一起体会准高速，车开后，韩杼滨说车速一高，灰尘就多，主要是沿途小水泥厂太多，而我说车箱密封性太差，不适合高速标准，最后双方分头做工作，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京广线改造，改双轨、电气化、先从广州段开始。京九线的建设在广东境内，五指山隧道是重要工程。开工奠基时，我陪同邹家华同志一起参加。这里有个小插曲，原设计路线不经过和平县，和平县强烈要求此线经过和平，但造价就要高一些。经努力争取，同意此线经过和平县。还有粤西三茂铁路（佛山三水到茂名），我上任时已开通，问题是茂名到湛江这一段怎么办，由茂名到湛江，由于是柳州铁路局的管辖范围，多有不便。跨省通道，还与铁道部商定要修建梅州到福建龙岩线。
　　广东铁路密度不够，要继续努力，但不存在“东西不通”的问题。
　　航运主要是西江航运，现在西江要通航300吨船，航运、水运成本低，安全系数高，因各种原因，水运动作还不大。海运：建成了广州港新沙区、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一期工程、汕头港改造，当时交通部都支持，广东的码头建设成就突出，但有人提出广东的港口是否建得太多。
　　电力方面：“八五”期间是广东电力建设丰收期，共建成1400多万千瓦，包括大亚湾核电站、沙角B厂的建成。电力建设速度应加快。我们在制订赶“四小龙”规划时，提出到2010年广东的电力装机容量应达到8000万千瓦，即人均一个千瓦，距离还远。当然，我们应处理好自己建电站与西电东送的关系，支持西电东送工程。
　　水利方面，重点是飞来峡枢纽工程，这是北江的重要屏障，同时还调节北江、西江水。飞来峡枢纽工程是九十年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投资约50亿元，这项工程对防御北江、西江百年一遇洪水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东深供水第三期扩建工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完工。这项工程对增加香港、东莞和深圳的供水量起了重要作用。雷州半岛西部干旱采取打井措施。其他江海堤围的加固，清淤工程也有很大推进。
　　通信方面成绩更显著。“八五”期间电话的普及率是五年前2.5倍。移动通信迅猛发展。
　　航空方面，建成了深圳机场、珠海机场，改造了汕头、湛江机场，确定了白云机场新址。还促进了与日本大阪、美国洛杉矶、欧洲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通航。
正确处理与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关系
　& 采访者：您在主持粤府期间，与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兄弟省市在经济协作方面曾遇到哪些重大问题，如何处理解决？
　　朱：一是税制问题，即包干制还是分税制？
　　1993年，朱F基副总理带工作组到广东推行分税制，而国务院曾下达过文件，说到本世纪末广东财政实行包干制。因此，在此前，谢非同志和我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把包干制维持到2000年。
　　朱F基副总理到广东时，我与省财政厅研究，认为从全局讲，分税制是大局。但从广东的发展来考虑，首先还是希望国务院继续实行包干制，如不能维持包干制，只好实行分税制。随后研究如何实行分税制，怎样界定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按什么比例划分。分税制必须有返还基数，从哪一年开始，财政部的方案是以1992年的年终数为基数，我认为应以1993年为基数。财政部领导认为这样返还基数大，而且1993年还没有结束，各地会加大基数。朱F基副总理表示广东意见可以考虑，最后由中央决定。后来果真决定以1993年作为基数。返还基数以1992年还是1993年，对广东来说，相差达100亿元。这样既保证了中央实施分税制的大局，又维护了地方既得利益。
　　二是退税、骗税问题。
　　如汕头，一个时期用汇大于创汇，对国家外汇储备有影响，有的企业有骗退税行为，应该进行整治。但国务院有关部门实行地区惩罚，使汕头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中央财政退税对广东的出口支持很大，但有时退得不足、不及时，又影响企业，影响出口。
　　三是粮食的购销体制问题。
　　广东粮食不能全自给，就要到外省购买，对广东粮食任务怎么确定，价格是放开还是控制，这成为广东与兄弟省份关系的重大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究竟应是什么样比较合理，这是一直在探索的。早在1993年广东粮价就放开，后来国家实行三项政策，广东也只好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成功。
　　四是关于外来劳动力的问题。
　　外来工到广东，为广东出力，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劳动力输出地的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四川、湖南等地都有这种说法：“走出一个，致富一家，带动一片。”因此，广东对外来工历来是欢迎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管理等问题。我任内外来工有700万人，现在达到1300万人，如何有计划地引导外来工，管理外来工（包括雇用工管理，特别是计划生育管理），如何关心、维护他们的权益（拖欠工资，劳动、生活条件差等），是个值得深入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新问题，外来工来广东时间长的，如何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问题。
　　五是反走私问题。
　　这是中央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广东历任领导一直在抓，前几年度变得严重，如发生了湛江走私案。
　　六是市场问题。
　　我们同兄弟省份如何联手开拓市场，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现在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原来的问题是地方封锁，现在流通渠道宽，壁垒减少，但假冒伪劣产品越来越猖獗。
　　七是中央与地方金融问题。
　　中央与地方金融机构两者关系紧密，如何协调，职责如何划分，如何监管？由于政府和银行监管不力，出现了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恩平支行严重亏损等问题。在解决金融风险问题上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但金融机构如何支持经济发展、避免金融风险，加强监管，防止腐败，还要认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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