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哪个地区实行了住房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贴政策

一次性住房货币化补贴 - 相关问题 - 110网法律咨询
律师您好,我1985年参加工作,2009年之前一直在吉林省吉林市某学校工作,后调到江苏工作,现在吉林省发放了一次性住房补贴,可没给我发放,我这种情况原单位是否应该给我呢?我在原单位时就说要发,但当时说没钱就没发,所以我认为是原单位拖欠了这笔钱,当时发了就没现在的问题了,而江苏这边早已发过,不在受理我的问题,那我应该到哪里要这笔补贴呢?
我原先在一家企业上班,06年开始工作的,直到09年10月才辞职。更实在07年开始实行住房补贴政策,按政策我可以从07年开始享受住房补贴,而且中途还填了审批表,提供了相关资料。本来08年这快钱就要发了,但公司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09年12月份才发放07、08年的住房补贴,请问我还能享受这块住房补贴吗?
本人于1990年参加工作,于2003年从某事业单位(医院)辞职至今,请问能否享有在职时的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政策?谢谢!
盼答复! 现在有两种说法(在职期间能够享有和不能享有)请问北京货币性房补发放问题应该具体咨询哪个部门或是依据现有的什么文件呢? 谢谢!
我现在是在职教师,,今年近期本地区多部门在为教师办住房货币化补贴之事。我本人从未买房、租房,一直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和他们住一起。几年前结婚了,配偶是外国籍。我的问题是,我依然有权力得到我的住房货币化补贴吗?谢谢!
l省直高校教授货币化分房之前住房尚未达标,问有何政策和补贴标
我父亲是2000年去世的,去世前是省直高校教授,当时住房没有达到标准,听说省里早就有政策了,给予补贴。我想知道具体的标准。谢谢!
本人已退休,后离婚,请问本人是否按无房待遇,能领住房补贴吗
我爷爷是49年之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一直是中心校的校长具体职称应该是高级教师,2007年去世的。请问货币化住房补贴及抚恤金如何发放?是否还享受其它构架待遇?
无房户是否能支取,还是不买房永远得不到。
请问2012年度长沙市中心城区经济适用住房货币补贴最大能买多大面积的房子马来西亚全面提升
官员上班看黄片被
广西一摩托车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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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省直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细则
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 www.&&日&& 来源:省局机关服务中心
吉林省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吉直房改字[2000]2号
关于印发吉林省省直机关进一步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细则的通知
省直机关及所属各单位:
&&&&&&& 现将《吉林省省直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细则》印发各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 &&&&& 吉林省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 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
吉林省省直机关进一步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吉林省省直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结合省直机关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纪委,省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国家和省双重领导单位,省属大专院校,省属大中型其事业单位(含中外合资企业)及所属事业单位,均执行本细则。
第三条 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直房改办)是实施本细则的主管部门。
第二章 &职工住房货币分配内容及
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发放对象
第四条 职工住房货币分配内容,包括住房补贴、工龄补贴和住房公积金。
第五条 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发放对象,是指无房或住房面积(指建筑面积,以下同)未达到暂控标准的职工。
第六条 对日参加工作的职工发放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对日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职工所在单位按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总额的20%逐月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本人按其月平均工资的8%逐月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所在单位不再为其解决住房,职工也不再享受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
第七条 对无房职工按其住房面积暂控标准发放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对租住(或已购买)公有住房尚未达到住房面积暂控标准的职工,按其住房面积暂控标准与其现有住房面积的差额发放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租住(或已购买)公有住房已达到或超过住房面积暂控标准的职工,不发放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
第三章 住房面积暂控职工住房面积暂控标准
第八条& 职工住房面积暂控标准为:正厅级150平方米、副厅级140平方米、二级局副职120平方米、处级(含副处级)110平方米、科级(含一般职工)80平方米。
各类人员按其技术职称,与行政人员职级相对应,正高、副高、中初级职称人员分别比照副厅、处级、科级住房标准。
第九条 职工由于职务或职称变动而发生住房面积暂控标准变化的,由职工所在单位重新认定。
第十条 其他省直属单位(包括合资企业)有关人员的住房面积暂控标准,由其职工代表大会确定后,报省直房改办按省直有关规定认定。
第十一条 职工的住房状况(包括已达到住房面积暂控标准、未达标准、无房)由职工所在单位核定。
第十二条 职工个人住房档案由职工所在单位负责建立、管理,并作为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的基本依据。
第四章 职工住房货币分配的计算
第十三条 无房职工住房货币分配额=(住房每平方米补贴额+工龄补贴)&职工住房面积暂控标准+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未达到住房面积暂控标准的职工住房货币分配额=(住房每平方米补贴额+工龄补贴)&(职工住房面积暂控标准-职工现住房面积)+单位为职工缴存的公积金。
第十四条 职工住房每平方米补贴额和职工年工龄补贴,由省直房改办会同有关部门测定,每年公布一次。
1999年省直机关单位职工每平方米住房补贴额为500元,省直机关职工年工龄补贴额为4.28元。
第十五条 在职职工工龄补贴=年工龄补贴&(购房当年的年份-参加工作当年的年份)。
离退休职工工龄补贴额=年工龄补贴&(离退休当年的年份-参加工作当年的年份)。
第五章 职工住房补贴发放形式
第十六条 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的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在职工购房时由职工单位一次性发放。
第十七条 职工工龄达到20年的,在购房时可以申请使用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工龄未达到20年的,职工在购房时也可以申请使用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经单位同意后可按20年发放,其差额部分向单位借支(借支部分可用新购住房抵押),在以后工作年限内抵扣。
第十八条 职工工龄未满20年,购房后调离本单位的,其借支部分由调入单位或本人,在调离时一次性归还。
第十九条 停薪留职人员,自办理停薪留职之日起,不享受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职工回原单位重新启新后,从启新之日起连同停薪留职前的工龄合并计算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
被单位开除、除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取消其住房货币补贴和工龄补贴资格。
第六章 职工住房补贴、工龄补贴的资金来源
第二十条 省财政列入当年财政预算的资金。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住房建设的资金,其中包括从售房款中提取不低于25%、不高于60%的资金。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自筹的资金,经省财政部门审批,可作为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资金。
第二十三条 盈利和亏损企业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资金的来源,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资金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省财政部门应将当年列入财政预算的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资金,存入省直房改办指定的承办银行,进入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专户。
第二十五条 机关单位职工的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由各单位向省直房改办和省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直房改办和省财政部门确认后,由各单位按规定的发放标准向省直房改办提供明细表。
第二十六条 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由各单位向其主管部门和省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确认后,在职工购房前由单位将资金存入省直房改办指定的承办银行,进入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专户。
第二十七条 其他单位享受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的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确认后,在职工购房前由单位将资金存入省直房改办指定的承办银行,进入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专户。
第二十八条 省直房改办(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负责省直机关单位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的管理,省财政部门负责监督。
第八章 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资金的使用
第二十九条 职工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的使用程序:
(一)本人提出申请;
(二)职工所在单位审核并提出使用金额;
(三)填写《省直机关单位职工住房补贴、工龄补贴资金使用审批表》;
(四)省直房改办审批;
(五)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通知承办银行依据省直房改办批准的《省直机关单位职工住房补贴、工龄补贴资金使用审批表》,将资金直接划入售房单位,并将此表进入职工住房档案;
(六)购买个人住房使用权、产权的职工,可以申请使用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
第三十条 省直房改办负责对省直机关单位住房补贴、工龄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十一条 省直各单位住房补贴和工龄补贴资金的使用,接受职工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职工经批准使用的住房补贴、工龄补贴和自己负担的资金购买的住房,其产权归个人所有。
第九章 罚&&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故意弄虚作假、出据伪证骗取货币补贴和工龄补贴,为他人或单位谋取私利的,要追究当事人和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由省直房改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编辑:鲍雨)
主办: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吉林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承办:吉林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管信息中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3727号 邮编:130021 事故接报及值班电话(传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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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计划生育参考信息》2012年第五期
发布时间:
吉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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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计划生育参考信息
&&&&&&&&&&&&&&&&&&&&&&&&& 2012年3月19日&&&&&&&&&&&&&& &&&&第5期(总第78期)&& &&&&&&&&吉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 (2012年全国“两会”专刊)
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点范围扩大到60%的县(市、区)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主要任务中指出,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加快实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全覆盖,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点范围扩大到60%的县(市、区)。提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殊扶助标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扩大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覆盖面,提高妇女儿童发展和权益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城乡老年人都老有所养,幸福安度晚年。
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 合理引导人口流向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主要任务中指出,今年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从各地实际出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环境和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各类城市都要夯实经济基础,创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温家宝说,要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
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让农民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推动实行居住证制度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主要任务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实行居住证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服务。(来源:新华网2012年3月16日)
人口与经济
农民工回流明显 亟待发掘第二轮人口红利
“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不要说农民工,很多白领也在往二、三线城市迁移。”
“内陆城市大量出台了鼓励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很多农民工都不出去了,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能也一定程度造成了用工荒。”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康厚明发出了上述观点。二人皆是农民工代表。两位代表的观察,与学者的研究一致。中山大学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他在长期关注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今年外来工回流、转移的现象更加明显。
不仅广东,今年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外来打工者也有明显回流态势。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杨云彦称,大规模的回流,与产业结构转移密切相关,也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过于廉价出现的必然现象。
回流之广东样本
春节后广东很多行业工人都有缺口。“大批工人返乡后没回来,几条生产线都开不起来。”顺德客运站一名海信招工人员称。他们原本打算招聘四天,结果加长了半个月,来的人还是比去年少。
企业不得不大举出击,“内环线在工厂门口招,中环线在流通量大的汽车站、公交站点,外环线就直接到四川等人口大省设点”,格兰仕助理总裁陆骥烈说。直到2月末的某天下午四点,格兰仕的应聘登记单上才仅有6人,而“前几年格兰仕应聘的人能排到加油站”。陆骥烈坦承,今年公司还有几千人的缺口,特别是技工。
广东的纺织行业,缺口似乎更明显,“大概超过15%,技工缺口在10%左右。”佛山纺织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浩亮说,其他行业也差不多,尤其是一些小微、民营企业,“返工率大概只有50%左右。”
“整个广东都缺技工。”在中国家电生产地顺德容桂的家庭作坊片区,一家五金模具厂的老员工卢某说。
根据林江的调研,从粤东地区往粤西北地区、及劳务输出大省回流态势呈现。他从企业了解到,春节之后东莞至少有1/3的外来工没回来,“整个广东,大概在1/4左右”。考虑到广东外来打工者总数为3000多万人(包括打工者家属),那么没回来的至少有七百万人。
回流的原因
产业转移、沿海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户口社保难解决等因素,让外来务工者不得不回流。
广西柳州的24岁小伙何世宁已来广东4年,在海尔等工厂做过冲压、装配工,最少时一月挣2400元,四年仅存下2万块钱。“除去开销,一个月能剩1000块就不错了,而且千万不能生病,一病就没钱了。”
即便对工人来说菲薄的工资,对小企业来说已是高成本。在原材料成本高企及各种税费负担之下,记者走访了解到,纺织、电子、制鞋等行业曾传出企业不景气或倒闭。
此外,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的转型升级,正在减少对普工的需求。浙江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企业设备自动化程度提升后,一个人管几台机器,工人需求量少了一半。
对小企业而言,无力负担转型成本。故一些企业选择“冬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商业、建筑、出租、饮食行业的集体受损,又促使了更多外来工离开。“在东莞有些地方,甚至十室九空。”林江通过调研发现。
东部城市吸引力下降的同时,中西部却在“急起直追”。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慈利县零溪镇象鼻村党支部书记向平华呼吁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2009年开始,我们村办了服装厂和砖厂,解决了70多人的就业。”他说:“所谓幸福,是无留守儿童,无空巢老人,夫妻留在家恩爱。”
从远期看,东中西部的人力资源争夺战或将更热烈。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指出,“从2004起,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开始下降,有统计预测在2011—2015年间将进入零增长阶段。”
发掘第二轮人口红利
杨云彦认为,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可以形成倒逼机制,让企业和政府想办法留人。从根本上看,现在的用工荒,是因为劳工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遭遇瓶颈,“直接表现就是就业分布与人口分布不均衡”。
在他看来,现在亟待发掘第二轮人口红利,其中按照市场规律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是核心。
林江也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要改善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吸引人才,但不应过多用行政手段介入市场,使用强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
浙江大学教授许庆明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个钟摆,“从短期看,年前回家,年后回来。从一生来看,是年轻出来,年老回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市民化方向入手”。
在市民化方面,有些地区已先行试点。诸如成都、重庆2007年开始的“城乡一体化”,浙江嘉兴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被征地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指标等。
专家指出,除了提供市民化待遇的公共服务外,还需针对新生代打工者的特点,提供更多人性化的关怀。
现在第一代打工者已经渐渐返乡,根据2010年全国总工会统计,新生代农民工(16岁—30岁)占61.6%。
“对这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如何提升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称,应为这些打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他建议,设立社区农民工活动中心,为打工者提供交流平台;通过此平台还可提供职业培训,与企业人才需求对接。(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12日)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转赠生育权违反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志高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生二胎指标可转赠”的提案在网上持续发酵,引起广泛关注。
日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策上放开二胎,人口总量不会增加。同时,他再次强调:“转赠指标完全自愿,且必须在国家平台操作,并不是说穷人没有资格。”
他认为,通过平台申请指标者,满足了生育第二胎的强烈愿望,从而避免赴港生子、假离婚、流动搬家等诸多社会现象,对计生政策更加拥护。”
李兴浩强调,自己是支持计划生育的,之所以提出建议转赠而不直接提出鼓励生二胎,是因为生二胎会直接导致人口增加,但转赠是一帮一需求,人口总量不会增加。他说,如果转赠夫妇在转赠指标后,又再生第二胎,应取消所有帮扶举措,并给予重罚。
由于李兴浩提案中涉及的获赠二胎指标的高学历者、富裕阶层以及公务员阶层,赠与方则往往是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因此,有网友认为这样的提案有“嫌贫爱富”之嫌。
李兴浩的建议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争议。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昨日也通过媒体明确表态:“无论一胎,还是二胎,人的生育权是绝对不能转赠的。”
张枫解释,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些政策都表明夫妻双方享有的生育权,是要按照法律来办的。
张枫说,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但生育权不是说转赠就能转赠的东西。一旦转赠生育权,不但不符合法律规定,还会萌生道德问题,如涉及买卖。对合法的二胎生育权,是绝对不能转赠的。
对于张枫的表态,李兴浩却不以为然,直言张枫不懂人大立法职责,“他(指张枫)的说法是他的说法,我是想希望通过讨论为转赠立法。现在就说合不合法,还不能定论,言之尚早。”(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3月3日)
黄细花代表:取消独生子女政策 实行自主生育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计生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现行计生政策存在城乡之间不公平的问题。城市地区普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在农村地区,第一胎为男孩的农村夫妇不得再生育,而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允许生育第二胎。“一孩半”政策隐含的意义是:女孩不如男孩,这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的政策加剧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其次,计生政策导致我国生育率低、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我国持续多年的所谓“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用工荒”等问题日趋严重。现行计生政策还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1亿多独生子女家庭,都要面对诸如家庭风险高、独生子女难教养、心理健康等问题,这必将使我们的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甚至影响到国防建设与安全。
她建议“尽快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自主生育;取消生育服务证(准生证),公民办理户口等只需要提供医院的出生证明而不是准生证;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减轻民众养育孩子的负担”
黄细花在提交的另一条《关于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中说:“参照世界各国的法定婚龄的规定,我国的法定婚龄是世界上最高的;纵观我国的历史,目前我国法定婚龄也是最高。建议修改我国《婚姻法》规定,将男女法定结婚最低年龄定为18岁。取消男的年满25岁、女的年满23岁晚婚年龄限制。”
黄细花说,在部分农村,一些未达到法定婚龄而想结婚的人,为早日结婚办假身份证,或虚报年龄领取结婚证。有人干脆未婚同居,形成事实婚姻,但这种婚姻关系又难受法律保护,从而隐藏诸多社会隐患。同时,由于法定婚龄的推迟,导致育龄不断升高。目前,中国平均结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到29岁之间,年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最终导致高危妊娠比例增加。降低法定婚龄和生育年龄,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促进优生优育。黄细花表示,降低至18周岁并不是提倡早婚,18岁的公民已是成年人,他(她)有权选择早婚或晚婚。(来源:《南方日报》、正义网2012年3月4日)
逾半网友不支持降低婚龄、转赠二胎指标
昨天,来自广东的两名人大代表黄细花和李兴浩可谓是热门的代表之一。黄细花所提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至18岁”和李兴浩提出的“建议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公民有条件转赠二胎指标”的建议,都遭到过半数网友反对。
大洋网网友诙谐论婚龄
针对黄细花代表提出的“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社会学家夏学銮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说:“即使将法定婚龄提高2岁,也不能完全解决当前婚恋关系中的混乱现象。”他说,提高或降低法定婚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婚龄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紧密相关,关系着我们国家许多大局性的政策,而要修改,需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及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立法。“另外,在立法过程中会相当艰巨,可能无法进入立法程序。”
大洋网网友“赵振有”说,“到时各大校园里都是拖家带口上学的人,学校不设集体宿舍,而是设套间,因为还有老人家帮忙看孩子。”
大洋网网友“划火柴的男人”认为,“如果降低结婚年龄的话,估计以后大学里的女生会不会都是孕妇?”
网友担心生育权变商品
而对于李兴浩代表提出的“允许公民有条件转赠二胎指标”的建议,诸多网友强烈质疑:“生育权怎能像商品一样被买卖?转赠不合法律规定,还会萌生道德问题。”
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尖山司法所官方微博就表示:“这恐怕不合计生法规定吧?等同于有钱就可以买个超生指标,本来是个违法行为,这么搞就可以变成合法交易了。荒唐!”
而另一位微博网友“爱转角社区”则调侃地表示,“当人大代表说‘穷人可将二胎指标转赠给富人’的时候,我还在忧伤地寻找着未来的TA。亲爱的你能快点出现吗?我怕那帮人会把我们生孩子的指标都给夺走。”  
网友纽约客北京妞说,“其实为了应对城市老龄社会,以及大城市高智商情商人群因工作压力选择不生育,现在的二胎政策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适当调整是必须的。”(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3月4日)
王名委员:应立即放开二胎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再次提出指出,“一胎”政策加速了中国内部人口结构的老化,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严重失衡。今后,中国应在取消生育限制的同时,多方采取措施,改善和调整失衡的人口结构。
王名认为,目前,中国放开二胎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成熟,放开二胎生育,可舒缓城市“一胎政策”带来并积压的诸多社会问题。同时,放开二胎后所谓生育堆积或高峰并非不可控制。
王名表示,放开二胎后,虽然人口总量依然是人口计生工作不能忽视的重要指标,但今后,人口计生部门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放在从政策层面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上。(来源:2012年3月5日)
郑继伟代表:建议允许生育政策微调试点
昨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接受腾讯微访谈,回答“是否该调整生育政策”等热点话题。
网友“陈国栋”提出,建议国家调整计生政策,实行“一胎奖励,二胎合法,三胎重罚”政策,既能减少独生风险控制人口,又能堵住国外针对中国的人权口舌。
郑继伟表示,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保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当前还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和松懈。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希望国家在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针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让部分省市先行试点,适当微调生育政策。已准备了一份建议,会把网友的想法采纳进去。(来源:新华网2012年3月5日)
蔡昉代表:“六解”二胎政策调整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应尽快放开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
1 人口政策带来赴港生子热——“有的是跟风,也有的为福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孕妇为逃避计生政策等原因去香港生育,即所谓的“赴港生子热”,这是否正是人们因生不了二胎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呢?蔡昉认为未必如此,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有跟风的情况。“如果你是公务员你就不敢赴港生子;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你在本地也能生。其实一定程度上,还有想让孩子成为香港公民,享受香港福利的因素。”
2 计生政策是否能放开——“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应可生二胎”
蔡昉说,我们讨论调整计生政策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取信于民,30年前国家说过,以后条件变了政策也会变。另一个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现在国家的形势变了,生育多少越来越变成家庭的决策,应当把生育权利还给老百姓。我们预期的改革将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改革。
在具体的调整方式上,蔡昉认为,改革必然是循序渐进的,可以先过渡到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他说,十二五期间,人口政策有两句话,一是坚持计生基本国策,但是计划生育不等于独生子女;二是逐步完善政策。机制要完善,转向利益诱导等,其中应该就包括调整生育政策,这也是包括蔡昉在内不少学者专家正在努力的方向。
3 是否支持二胎指标有偿转让——“政策调整后根本没这个必要”
对于李兴浩代表提出的“允许公民有条件转赠二胎指标”的建议,蔡昉并不认可,他认为,人口政策将来一定会改革的,没有必要还在这个限制下面来考虑。
4 放开后生二胎会成为普遍现象——“不会,大量不想生的人都没说话”
蔡昉指出,很多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其实并没有高过1.8。那为何总是看到,很多人想生呢?那是因为想生的人都在表达意愿,不想生的就不说话。
5 人口政策带来“未富先老”——“只能靠经济增长与人口素质提高”
对于是不是可以通过人口政策的调整使得“未富先老”的趋势得以改变的提问,蔡昉认为,即使放宽了生育限制,未来中国也不会再有那么高的出生率,老龄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不能把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寄希望于人口政策的改变,只有解决“未富”的问题,通过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将“未富先老”的缺口逐步消除。
6 是否支持延长退休年龄——“对老年人和年轻人都不公平”
“退休年龄往后延,我不赞成。西方所有国家都在用这个办法,把退休年龄往后延长,但其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呢还是减少养老金的支出负担?”蔡昉说,中国与国外还不同,64岁的人受教育的水平比24岁的人要少一半,我想要的人得不到的情况下,64岁的人代替不了,也挤占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另一个角度说,很多一线的工人是盼着退休的,现在4.1%的登记失业率很多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经常找不到工作,所以都在盼着能够早日退休,然后拿到退休金。“我们的目标还是提高人口素质,加强教育培训,创造条件为以后可能实现的延长退休做准备,但是现在不是时候。”(来源:《扬子晚报》2012年3月7日)
葛剑雄委员:人口如现下降趋势很难挽回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大力呼吁“提倡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葛剑雄说,早在1995年他就著文建议改变国家的一胎化政策。
葛剑雄表示,上海即便放开(二胎),也不会人口激增。不过,现在全国都放开还不行,要慢慢调整。上海已经取消了合法二胎生育时间间隔,但人口仍在下降。在全国范围内,即便大家都生两个,人口总体上还是会下降的。如果人口出现下降趋势,就很难挽回了。上海下降了十几年,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台湾在提倡多生,都出现了严重老龄化情况。
葛剑雄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其实远远低于日本,比韩国、新加坡,比英国、德国、荷兰也低。日本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多人口,还能保持70%的森林覆盖率。如果这个人是砍树的,消耗的资源当然多,但如果是做动漫的,会消耗什么资源呢?计生政策现在到调整的时候了,在人口下降明显的地方,应该调整了。(来源:新快网2012年3月7日)
纪宝成代表:建议可生二胎同地同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今年再次提交建议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据悉,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五年提出这项建议。
纪宝成表示,根据最新人口普查,中国青少年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只占了总人口的16%左右,而60岁以上人口增加了近3个百分点。纪宝成表示,施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下降,老龄人口逐步增加,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状,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越来越大,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也十分复杂,独生子女政策如果不放开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纪宝成说,现在的计生政策,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的部门能够控制住只生一个,但是“体制外的控制不了、有钱人控制不了、农村的控制不了”,面临着生育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针对问题,纪宝成建议: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放开,试行三、四年后,再向全国推开。他继续解释道,应当调整完善现行的计生政策,要城乡同策、同地同策。他表示少数民族地区则可以自行制定地方性法规。(来源:千龙网2012年3月7日)
简评今年两会有关人口政策的建议
其一,全国人大代表、人民大学原校长连续第五年提出“提倡一胎,允许二胎,禁止三胎”的建议。属于比较保守的一类,因为他在提出“允许二胎”的同时,还提出了“禁止三胎”这种画蛇添足的建议。如果在提出“放开二胎”的同时不提“禁止三胎”,则可以理解为“放开二胎”只是一个过渡方案,最终是要取消计划生育;但如果在提出“放开二胎”的同时还提“禁止三胎”,则意味着“放开二胎”是最终方案。不过,虽然纪宝成的建议比较保守,但决策者到目前仍没有采纳。
其二,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提出《关于停止一胎化、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呼吁》,建议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基本方向:“第一,放开二胎;第二,改善结构;第三,优生优育;第四,科学发展。”他的建议更进步,因为在提出“放开二胎”的同时不提“禁止三胎”。
其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提出《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认为:“目前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必须至少从放宽生育控制、延迟退休年龄和改革户籍制度三个方面进行调整。”虽然李剑阁建议“放宽生育控制”,但他并没有具体建议放宽到什么程度:是单独二胎、放开二胎还是彻底放开生育?
其四,全国人大代表、志高控股董事局主席提出《关于调整现行计生政策、促进优生优育、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建议》,虽然李兴浩使用的是“转赠”而不是“买卖”一词,但转赠指标有很多附加条件,受赠指标者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之大,有可能超过不符合政策生二胎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这种建议是很荒唐的。
其五,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采访时大力呼吁“提倡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葛剑雄说,早在1995年他就著文建议改变国家的一胎化政策,按目前情况,现在全国都放开还不行,要慢慢调整。请问葛剑雄:既然早在1995年就著文建议改变国家的一胎化政策,但现在已是2012年,一胎化政策仍没有改变,拖了这么多年,你为何仍然说“要慢慢调整”?是不是要拖到“70后”妇女都过了生育期才调整?
其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确执行时间过长了,应尽快放开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早在几年前,蔡昉就认为人口政策调整应该“慢慢来”,没想到蔡昉直到现在仍然主张“单独二胎”。
其七,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出了几项有关人口政策改革的建议,其中三项建议如下:一是《关于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认为:现行计生政策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公平的问题,导致我国生育率低、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并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尽快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自主生育;取消生育服务证(准生证),公民办理户口等只需要提供医院的出生证明而不是准生证;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减轻民众养育孩子的负担”。二是《关于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的法定婚龄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历朝历代中也是最高的。自由结婚实际上是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当他们达到规定的成年人年龄时,法律便承认了他们可以完全承担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完全行为权利。因此建议“修改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将男女法定结婚最低年龄定为18岁”。三是《关于取消强制上环和结扎的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禁止强制上环和强制结扎相关的规定,使育龄妇女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还群众知情权和选择权。”
笔者认为,在所有建议中,最有价值的是黄细花的上述三项建议。近年来,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提出放开二胎建议,但黄细花在两会中首次提出自主生育建议。虽然黄细花的《关于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一开始遭到很多网民的误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支持这一建议。(来源:《科学时报》2012年3月12日)
贾伟平代表:遗传病集中地区应强制婚前体检
婚前体检是否应强制,一直以来在社会上争议很大。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贾伟平提出,取消强制婚检的本意是鼓励自愿婚检,而不是不婚检。现在婚前体检率过低,影响新生儿健康,建议对常见遗传病地区予以强制婚前体检。
据了解,2003年10月,我国取消强制婚检,当时曾受到认同,诸如尊重人性、自由、权利之类。然而,仅两年以后,黑龙江省率先恢复强制婚检,当时招致种种批评,或被指斥是制度倒退,或被质疑为变相谋利。近日,广州市宣布自今年3月1日起恢复婚前强制体检。(来源:《京华时报》2012年3月5日)
朱新康代表:多级干预防治出生缺陷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大港村党总支书记朱新康建议,加大农村的计生工作投入,实行孕前孕后和产后三级干预。
朱新康说,据统计,我国每年仍有20万—30万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和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农村和边远地区占了出生缺陷人口的绝大多数。庞大的残疾人口给农村家庭和社会沉重的经济负担。
此外,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村青年通婚圈直径不超过25公里,其中不出县的占85%,不出乡的57%,不出村的占3%。这种通婚圈小的现象,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强化出生缺陷干预工程,不仅在重视孕妇和婴幼儿等人群的食品、药品安全,还要做好出生缺陷的预防,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朱新康建议,拨专项资金加强农村卫生站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农村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将农村县乡村三级计生工作纳入整个农村基层医疗体系建设中。
同时,要强化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实行孕前孕后和产后三级干预。建议将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免费检查内容。建立相关的孕妇、婴幼儿食品准入制度。(来源:新华网2012年3月10日)
人口性别比
翟振武:今后的光棍集中在最偏远贫困地区
如今我国人口出生比例男女不平衡,很多年轻父母都忧虑自己的儿子将来找不到对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此不必忧虑,按照社会学的研究,婚配的过程是梯度推进,比如说城市男孩多,就会到近郊去娶女孩子,郊区的男孩就会娶农村的女孩子,农村的男孩娶山区的女孩。广州大城市的男孩不用操心,忧心的应该是远郊区的农村。就像农村中,基本都是贫穷的村是光棍村,富裕的村还是能娶到女孩子。广东比较富裕,成千上万的打工妹在广东集中,所以男孩不用担心找不到老婆。今后光棍很大程度集中在贫困地区和边远的地区。(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3月4日)
杨云彦代表:呼吁惩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杨云彦12日呼吁,加大对有合法行医资格人员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惩处力度,以扭转日益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他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人口比例失衡问题日趋明显。近年来虽采取了一些措施,性别失衡有下降趋势,但总体效果并不是太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支持不够。
虽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刑法等相关法律对拥有合法和非法行医资格人员进行胎儿鉴定的行为均有明确规范和处罚,但是在实际查办案中有很大问题。有合法行医资格的人从事此类非法活动往往很难在相应条款下受到足够的惩治。他说,这让计生部门感到非常困惑。
他举例,韩国1994年修法,明确对类似违法者最高处1000万韩元的罚款,3年以内有期徒刑。法律的震慑作用对韩国恢复正常性别比有重要帮助。
杨云彦呼吁最高法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建议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对以上非法行为参照非法行医罪给予处罚。(来源:新华网2012年3月12日)
周铁农:两个途径解决农村留守问题
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表示,可以通过“就地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和“放宽户籍限制,帮助农民工在务工地点安家”两个途径来解决当前突出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周铁农说,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当中出现的、可预见的问题,但是原来没想到问题会这么突出。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央也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周铁农认为,虽然当前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比如村委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提供一些服务,但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件事情,一方面在于重新确定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农民工进城,不是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现在很多省市在探索就地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也有很多省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经验,这样相对减少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另一方面,现在正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到外地打工而且已经有稳定生活来源的农民工,可以把他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接过来,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岗位所在地定居,这样也解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来源:人民网2012年3月6日)
穆可发委员: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生活
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穆可发提出了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的提案。今年,穆可发将关注点投向了另一个群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
穆可发委员提出,由于户籍壁垒,作为农民工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不能享受到城市户口居民可以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权益。他们既不能与城市人一样平等地享受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也不能享受城镇职工可以享受的养老、医疗、事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待遇。由于一些相关部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如语言、风俗习惯不了解,以及对民族政策掌握不够,使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应该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得不到落实。
他建议在各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建立联系点、确定联络员,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一进入城市就能找到“组织”,得到服务,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政府的关怀,有利于营造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社会氛围。(稿源:中安在线2012年3月11日)
居住证管理办法年内报审
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案办理协商会。
  将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表示,我国将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今年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考驾照、办理住房手续等功能纳入其中。下一步要发挥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实际状况的记载功能,为其有序落户城镇提供阶梯。国家层面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法规,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并更多地着眼于为流动人口服务,而不是管理。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目前公安部已经完成《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正在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今年将报国务院审定。另外,公安部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进展顺利,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信息资源采集,今年年底将建成基本信息库框架,明年开始和各个部门连通。
  户籍改革要平衡城乡福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农民工城市化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承载的实际是两种城乡人口不同的福利体制。城市福利体制高于农村福利体制,这种差额就是户籍福利的差额。他说,户籍不是简单宣布取消就可以。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农村的福利,另一方面要使城市的一些福利货币化。两者真正接轨,户籍福利差额才能逐渐消融。
  户籍改革完全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实施,改革中要尽可能保证农民利益。杜鹰说,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这些法律赋予的权利,无论农民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应该得到保护,城市化进程中要防止改革成本压向农民。
  应建户籍自由登记制度
  台盟中央建议,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改革户籍制度,变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为户籍自由登记制度,彻底消除户籍同福利待遇挂钩的现状,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权利。
  统一城乡居民养老医保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海波建议,流动就业人员异地参保面临困难,可通过4种办法完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一是抓紧制订完善跨地域接续社会保险的办法,切实解决流动就业人员难以便利地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二是尽快统一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尽快出台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衔接的办法,努力把更多新一代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待遇计算办法要简洁明了,使参保人清楚参保缴费与自己年老以后的待遇是如何挂钩的,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和农民工参保积极性。
  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王俊峰建议,鉴于进城就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各级工会组织成立农民工工作部,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管理,了解诉求,多措并举。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乱收费等歧视性规定。
  扫除进城上学财政障碍
民盟中央建议,改革现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模式,引入“教育券”制度,将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路径由“政府—学校—学生”转为“政府—学生—学校”,既能保证学生从政府获得教育资助,平衡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在教育财政上的关系,也能为学生冲破户籍地限制,根据需要选择就学地创造条件,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上学扫除财政上的障碍。(来源:《北京晨报》2012年3月11日)
农工党:为人口问题建言
今年两会上,农工党中央《关于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呼吁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本届政协以来,农工党中央已多次就人口问题递交提案,每年关注的重点都不一样。2008年,他们呼吁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质量;2011年,提交进一步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提案;今年,又提出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的建议。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5 font-family: 仿宋_GB年,农工党中央开展了两次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带领调研组先后奔赴河南、湖南两个流动人口大省,深入一线,走访调研,尽可能了解更多信息。在河南,调研组看到,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区,学校每班学生甚至达七八十人,以目前城区的学校布局和办学规模,远远无法满足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子女教育的需求。
  “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将人口流动迁移因素纳入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分析中。”农工党中央认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2011年,农工党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两封建议信,把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放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上,对如何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实行人口动态管理提出了诸多建议。他们还提议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制定差别化的人口迁移管理政策。建议信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一封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来源:《人民政协报》2012年3月19日)
人口老龄化
“4-2-1”结构日趋增多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中国老龄人口已达到1.78亿,预测2020年将达到2.4亿。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步入老年,“4—2—1”家庭结构状况日趋增多,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社会养老服务压力持续加重,尤其是城市老年人口的迅猛增长与养老服务供给相差甚远。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依、开开心心颐养天年?代表委员们认为,政府、社会、家庭要共同给力,构建城市居家、社区、机构多层次老年养护,努力实现为老服务的全覆盖。
  完善老人长期照护体系
  据统计,我国现有养老福利机构的床位170万张,每百位老人床位数仅0.8张。按国际最低标准,老人中5%需机构养老床位,我国至少应有700万张床位才能满足基本需求。此外,我国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约33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高龄老人多数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他们退休早,养老金低,患病频率高,照料支付能力差。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左焕琛认为,目前对低收入老人的养老补贴制度准入门槛较高,绝大多数高龄、失能老人只能自费购买养老服务;但家政市场还不规范,收费偏高,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缺少护理保险。“居家养护”和“社区养护”还相当薄弱,需要加大发展力度;“机构养护”则需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调整结构布局、提高服务质量。
  与老龄化加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养老服务人员严重缺乏、素质不高、队伍极不稳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代表建议,在职业教育中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职业学校中扩大养老服务专业招生规模,同时在城市中加强对现有养老服务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基本能力。
  培育扶持养老服务产业
  代表委员们认为,政府“托底”保基本,还要社会力量共参与,发展养老产业,补足老人颐养天年的“短板”。
  张吉吉人代表提到,在上海一些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社会组织承担为老服务的职责,“这些社会组织长期在社区一线,了解老人的实际需求,服务也更‘贴肉’。”要加大对这类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通过他们进一步发现、满足老人的需求。
  养老产业的发展亦得到代表委员关注。沈志刚谈到,现在养老服务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养老机构基本上以照顾和护理老人为主,以老年人休闲、康复以及居住为主等不同层次的服务产业尚未开发,老年人康复、医疗、休闲、生活等相关产品品种少,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委员认为,养老服务产业的功利化倾向较为明显,存在追求盲目发展、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现象,缺乏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矛盾日益突出。
  沈志刚建议,要在土地、税收、融资、就业等各个方面给予养老服务产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入养老产业发展,培育并扶持一批养老服务产业,为养老服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老人精神文化需求要关注
  “其实除了占老年人群约10%的失能老人外,绝大部分老人不仅能自己照顾自己,还为家庭和社会持续做出贡献。”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老年人并不只是被赡养者,也是消费者、利益创造者。老年人对晚年生活仍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帮助他们继续实现自身价值。
  “比起物质层面,老年人在精神上、感情上的需求更大。”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叶惠贤代表提到,要充分考虑老人的精神需求,不仅子女们要多关爱老人,社会也应关注老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提供相应服务。
  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代表建议,广大老年人期盼就近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期盼接受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以缩小代际差距,参与社会建设与管理、跟上时代步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社会要为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老年教育资源共享搭建平台。
  网友议政
  《解放日报》与“上海发布”平台合作发起“如何共同给力‘养老’?”讨论,引发网友热议,大家集思广益,纷纷亮出观点与建议。
  “纶_活力国宝”: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完善社会养老保障系统,社会也应该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帮助,让他们觉得不是一无是处,从生理心理各方面,家庭养老不仅是义务也是责任,这个不可以推卸,即使再苦,子女不能只把心思投到孩子身上,也要多关心自己的爸妈。别忘了,你是孩子最直接的老师。
  “daisylok”:政府要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投入,增加床位;吸收民间组织参与要做好引导、监督和管理。社会要提倡邻里关爱,通过老年俱乐部等平台满足老人精神需求、用膳需求等。家庭更责无旁贷,在悉心照顾的同时,不要忽略老人。
“spring363”:现在有养老金的四个老人在经济上不需要儿女的支持,真正需要的是精神的慰藉和对病体的扶持。但是往往子女对老人的抚慰总是不及对下一代那么细致入微。办托老院、临终关怀医院应该有计划地实施了。(来源:《解放日报》2012年3月12日)
许皞委员:缩短中小学学制应对人口老龄化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许皞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应对人口老龄化。许皞认为,目前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20年后青壮劳动力要参与生产创造财富,还要分出很多人员侍奉老人,届时青壮劳动力短缺将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并且,中小学学制过长会占用青少年接触社会和生活的时间,不利于个性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到9年或10年。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认为,如缩短中小学学制为9年,会挤占义务教育年限。现行的中小学学制的时间安排是经过多年摸索的,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另外,把孩子成长或成功的唯一指挥棒视为进大学也是不合适的,这有待于教育结构本身的变化。其实,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短缺也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中国需要大量经过职业教育,拥有知识技能的劳动者,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不能为一时的经济结构问题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把中小学的12年学制缩短,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网友俑人认为,教育应该多样化,不是把学制缩短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公民的素养可能会更低。(来源:《新京报》2012年3月12日)
刘晓峰常委:计生政策既要“普惠”也要“优惠”
对农村计生家庭的奖励标准偏低,部分计划生育家庭享受不到政策优惠,政策对公职人员以外的“超生”人群约束力有限……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刘晓峰在调查中发现,当前的计生政策在利益导向方面还需要完善,为此,他建议,应妥善解决计生政策“普惠”与“优惠”的关系。
刘晓峰认为,当前必须坚持和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同时,在制定普惠政策措施时,避免简单地按人口数量分配各种集体福利、财政补贴,而要以家庭作为主要单位,必须按人口数量分配,要对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等计生家庭适当倾斜。为了让积极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真正得到实惠,刘晓峰还建议,在健全新农保、新农合、移民征地补偿等保障体系时,让计生家庭优先享受,同时提高相应的财政奖励补助标准,适度扩大扶助范围,并加大对法外生育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来源:中国网2012年3月2日)
马立群委员:对计生特殊家庭给予关爱
“对计生特殊家庭给予更多的关怀关爱,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全国政协委员、齐齐哈尔大学校长马立群在接受采访时说。
马立群说,早年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目前已经进入老龄阶段。计生家庭的独生子女,由于各种原因一旦死亡和伤残,他们的老年父母便老来无依,多数生活困难,形成了计生特殊家庭。尤其是城市无职业或农村的计生特殊家庭,生活更是困难。以齐齐哈尔市为例,目前全市共有4390人享受国家计生特别扶助制度的补贴,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每月每人补助100元,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每月每人补助80元。然而这部分人如果是农村无劳动能力或城市无职业人员的,仅靠这些补助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与有子女家庭的生活质量相比,差之甚远。
因此,马立群提出建议:一是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提高特别扶助标准,设立计生特殊家庭关怀关爱基金;二是实行政府主渠道注入资金,搭建平台,倡议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动员群众参与;三是增加城市社区计生公益性岗位。(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3月7日)
李华代表:独生子女费应与职工收入增长同步上调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李华建议,独生子女费应与职工收入增长同步上调。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5 font-family: 仿宋_GB年,我国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规定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给予奖励,即由其所在单位负责发放独生子女费。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职工平均工资都在成番论倍地增长,但独生子女费上调步伐却相对滞后,同时存在各省市、自治区补助标准和发放年限不统一的状况。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更好地体现一对夫妻只要一胎的奖励政策。李华建议,国家根据这项政策制定之初占职工基本工资收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独生子女补助标准,同时在全国范围制定统一标准,避免单纯与个人在岗工资挂钩,从而造成奖励政策补助上的差距。
目前,全国各地独生子女费补助标准不尽相同。西安市城市独生子女补助金为每人每月106元。重庆渝北区独生子女家庭可以向社区申报独生子女一次性补助和定额补助,最高一次性补助1000元。山东独生子女父母从企业退休,加发30%养老补助。(来源:中广网2012年3月9日)
&“失独”夫妇应由政府养老
独生子女一旦亡故,家里老人谁来养?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赵超提出:独生子女伤亡家庭承受精神打击的同时遭遇经济困难,他们的养老也是难题,现有的养老院、敬老院大多数属私营收费昂贵。赵超认为,“失独”夫妇年老以后,养老和医疗无法解决,应由政府出资,将其送到敬老院、养老院,免费安度晚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容时尚报》出版人张晓梅也认为,当前无论是建立救助基金,还是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还是为孤寡老人进养老院打开绿色通道等等,国家和社会都已具备了较好的物质经济基础。此外,应对独生子女伤亡家庭进行扶助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立法,或充实有关法律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钢铁集团高级工程师袁伟霞表示,子女夭折对家庭和人生带来致命的打击。武汉已登记7000多户独生子女伤残和夭折家庭。“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连病危通知单都靠自己签收呢?”
袁伟霞委员介绍说,武汉等地部分独生子女夭折父母已经组成群团组织,“抱团取暖,跨越苦难”,开展多项助人自助公益活动。如武汉“连心家园”,90%以上成员希望将来集中养老,以利于相互帮助,相互倾诉、自救疗伤。
袁伟霞委员建议:修改完善2001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增加并明确对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群体的赡养保障条款,明确计生管理部门的法定监护义务,提高他们的医疗补助水平,根据年龄和经济收入等具体情况提供生活护理;支持、引导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父母组成相关民间组织,民政部门要给予关心和经费支持;独生子女夭折家庭,达到一定年龄(可以以退休年龄为准)的,应确定相应计生部门为法定监护人,提高其社保医疗报销比例,提供生活护理,负责养老、治病及身后财产处理等事项。
网友力挺:有良心有思考的建议
代表委员们关注独生子女特殊家庭问题引起网友的极大共鸣。
北京赵雪:建议很好,那么多的家庭为了独生子女政策做出了贡献,失独以后,理应得到国家的照顾。
曹溥:早在十年前的高中时代,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孩就有约定:万一其中一个遭遇意外,留下了无依无靠的父母,那么另外几个要替她好好尽孝……人们总是看到独生女儿被宠得像公主一样,却看不到我们的担忧和早熟。
李宇love巧克力:我在养老院和公寓,深深体会到孤寡老人的苦难,无子女,自己也没有退休金和医保金,靠社会献爱心和减免费用。
Anki-聆听:又一个有良心有思考的建议,转!为了身边早早逝去的兄妹、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转!这绝不是小范围的事情,国家和社会必须正视!(来源:《湖北日报》《羊城晚报》2012年3月11日)&
中央将就内地孕妇问题与港府沟通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表示,政协有很多来自香港的委员,对于双非婴儿的事情早就有过讨论,内地有关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内地公安部门不断加强力度,打击组织内地孕妇赴港生育的非法活动。
关于“全国政协对未富先老给中国养老体系带来很大冲击有何建议”的问题,他说,中国的老龄化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未富先老,这需要政府和全社会认真对待。政协委员们对老龄化的问题一直特别关注,比如去年社会政法委员会就老年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展开过专题调研,并提出具体建议,得到胡锦涛、温家宝的重要批示。这个报告提出建议,要加大国家财政投入,鼓励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养老机构,创新机制,为老年人提供更有效的服务,营造一个尊老爱幼的社会氛围。经过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3月4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关于内地的一些孕妇到香港生孩子的问题,内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做好相关工作。比如,内地公安部门在不断加强打击组织内地孕妇赴港生育的非法活动的力度,中央有关部门还会就此问题继续与香港特区政府保持沟通和合作。生小孩是好事、喜事,相信我们一定会通过沟通、合作,把好事办好。(来源:人民网2012年3月4日)
人社部:公务员聘任制将在全国推行
3月7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主题为“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延迟退休以及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等问题。
否认试点延迟女性退休而是延迟领退休金年龄
目前上海等地已经开始探索女性弹性退休制度,中央层面有何考虑?是否要推迟女性退休年龄?
尹蔚民:需要纠正的是,个别地方不是在试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而是在研究延迟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因为退休年限的决定权在中央,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试点。无论是从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言,这都是一项积极的、有效的,而且被世界各国实践所证明的很好的制度安排,但是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会适时地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
支持探索公务员聘任制打破铁饭碗工作有动力
从2007年开始在深圳试点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已经在国内一些省市相继推开,我们想了解目前公务员聘任制试点推广推行的实施情况。
尹蔚民: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可以在部分公务员的职位实行公务员聘任制。聘任制公务员和其他公务员还是有所不同的,需要签订聘任合同,需要商定协议工资,需要加入养老保险。从深圳试点的情况来看,效果比较好。深圳市采取的办法是原来的公务员不动,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公务员试行聘任制,签订聘任合同、进行协议工资,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在试点进程中。我们积极支持和鼓励深圳市进行探索,不断完善聘任制公务员的办法,能够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和办法,以便为将来在全国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时提供借鉴。(来源:《京华时报》2012年3月8日)
王修林委员:建立全国综合性人口信息管理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提出建立全国全人口全信息全区域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平台的建议,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信息系统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是成立建设全国全人口全信息全区域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平台的组织机构。明确平台建设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负责整合各部门现有的人口信息,解决人口信息管理权限分散在各部门、每个部门只管理部分人员的部分信息等问题,彼此之间信息分割等问题,形成综合性的人口信息平台。
二是制定全国统一的人口基础信息管理标准。各部门、各地区都要按照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标准建立网络化的信息管理平台,解决人口信息管理区域化和标准不统一问题。
三是明确地国家、省、市三个层面的的具体任务,统筹加快平台建设工作步伐。国家层面尽快开展调研,制定全国网络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规划,形成国家与各省之间的人口信息系统访问接口、信息传输和业务交互的相关协议,实现人口基础信息的集中、统一、规范管理与实时共享;省级政府按照国家统一规划,进一步加快网络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成立人口基础信息交换和共享项目建设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组织机构,实现行业部门和地区间的信息共享,并充分利用人口信息资源,开发公共服务产品,提高政府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地市政府确定专门部门负责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现有的部门信息资源,实现网络化信息管理平台与各部门业务信息系统与人口基础信息库数据的实时查询、对比、引用和核实,并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年3月9日)
调查显示:我国65%以上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啃老族”也逐渐登上社会舞台,出现“老养小”的怪现状。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则提出《关于激励啃老族自立自强的提案》,鼓励他们自强不息。
景天魁指出,“调查显示,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啃老族”的与日俱增并迅速扩大,表明它已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化成“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啃老”现象在部分城市比较突出,“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他解释说,城市独生子女多,家庭规模在缩小,家庭观念也在转变,啃老问题“值得关注”。
景天魁建议,加强对青年人的励志教育,社会团体多开展“一对一”的帮教活动。针对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开展积极的职业培训和就业督导,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而对于屡次拒绝就业建议,长期赋闲在家的年轻人,他则建议,“取消其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格,以起到鞭策作用”。
陆杰华提出生育政策应逐步放开,改变家庭结构,增加子女数量,彼此间可以相互依赖,对重建社会责任感都有帮助。
此外,他还提出,应该重视家庭的教育,改变父母溺爱子女的现状,学校也要培养其敬业的观念。同时,他也坦承,啃老一族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而要通过教育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3月12日)
外媒看两会
中国是否会转变
  关键词一:7.5%
  ◆英国《经济学人》:为什么不是8%
  在2012年“两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将2012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这让一些人心神不宁。温的讲话对中国周边地区股市走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澳大利亚。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一向超额完成任务,而且超出的比例还挺大。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仅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经济年增速低于8%。
  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国必须以不低于8%的速度发展,才能为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然而中国劳动力数量增速已经降低。1991—2000年间中国每年新增870万劳动力,而今年预计劳动力增长将不足520万,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承受经济增速的放缓。
  不幸的是,中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指出,与1991—2001年间相比,尽管2003—2010年间GDP增速有所提高,但非农业就业岗位的增速却降低了。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多来自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非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拉迪称,相对于高于8%但失衡的经济增长,低于8%但“平衡增长”的发展更能创造就业、提高工资、促进个人消费。
  通过降低增速目标,政府可能在暗示:我们愿意牺牲一些发展速度,以谋求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转变,降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依赖,那将有损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的利益,却有利于中国被忽视的服务产业,包括零售业。
  ◆美国《商业周刊》:中国为何突然满足于7.5%
  欧债危机是原因之一,它导致了欧洲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但原因并不全是欧洲人的问题。温家宝表示,在连续数年至少9%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需要“在更长时期内的更高质量的发展。”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一致认同中国正在进入增速放缓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原来的数字8%不再重要。
  每个人都应该习惯增长放缓。香港杰富瑞集团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戴仕文表示,“低于8%的增长率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口头禅。”他补充说,所有高于8%的事情都将会是“不持续的”。
  那么创造就业岗位的必要性怎么样了呢?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正在经历人口数量统计的重大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为数百万年轻人创造就业不再那么重要了。香港巴克莱资本的中国经济学家常建表示,在20世纪初期中国每年需要1000万个工作机会,但如今只需要500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的负责人格林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现在增长非常缓慢。”结果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不需要创造像过去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了。”
  实际上,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存在着劳动力短缺,因为中国的年轻工人已不必像以前那样蜂拥至中国的沿海工厂,现在他们不必离家那么远就能轻易找到工作。这是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其中一个原因。提升外出务工工人的工资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趋势。
  增长放缓和工资上涨是中国经济新模式的两个重要因素。常建说,自从“对创造就业岗位不需过分关注”后,对于电力、水以及石油的生产者的补贴也就不再那么迫切了。“中国正在从增长奇迹向一个更为正常的增长阶段转变。”
  新加坡ING金融市场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卡登认为,中国经历了很长一段且是仅有一次的好时光。这样的增长不能无限期持续。卡登认为,“在经历了这段非凡时期之后,经济开始正常化。”在高成本低增长的时期,“对于一些公司来说,也是阵痛期。”但是基于过去10年的高利润和高储蓄,并不会太痛苦。“中国能够承受这些。”卡登说。
  关键词二:经济全局
  ◆美国《华尔街日报》:期待财政政策体现公共精神
  2009年至2011年期间,最能体现出公共精神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甚至帮助中国经济安然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银行贷款的再次激增可能会让中国金融系统遭遇悲惨结局,出于此种担心,2012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休息片刻”。
  如此一来就增加了决策者通过财政预算支持经济增长的压力。经济学家一直预测,在政府为刺激需求而扩大支出、削减税收的情况下,中国会迎来更大的财政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预测不谋而合,他们均认为中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2%至2.5%。
  因此,当温家宝宣布今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为1.5%的目标时,人们不禁感到失望。
  不过,地方政府借贷、土地出售以及其它预算外活动的存在,意味着预算只是中国财政政策的一部分。由于存在大量预算外活动,所以很难预测政府税收和支出真正的整体影响。而且如果经济增长偏离预期轨道,中国政府在年中时还有调整政策的空间,还可扩大财政赤字目标。
  但是,由于市场期待财政政策体现出公共精神,所以政府没有在预算中发出支持增长的明显信号令人失望。
  ◆路透社: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增长放缓可能是件好事,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可能正在驶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消费品公司的经营状况将会比当前占主导的基础制造业好得多。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中拥有更高赢利能力的公司。这是中国的下一个大转型。”吉尼斯阿特金森资产管理的投资组合经理哈瑞斯表示。他负责管理该基金1.8亿美元,该基金在过去10年的年均收益率为13.1%。
  哈瑞斯表示,中国瞄准消费者的新做法,是其工业化和经济自给自足所必要的。消费支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50%下降到如今的35%,与此相对,消费支出却占美国经济约70%的比重。哈瑞斯正在投资那些面向大众的公司。
  生产基本消费品的全球性公司也可以从中受益。“中国消费者将继续购买来自跨国公司的大品牌产品,因为它们有良好的质量声誉。”华盛顿财富管理的全球研究主任迪特里奇说。他认为,像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百胜等品牌公司将继续在中国进行扩张。
  他还特别看好那些正在中国扩大市场份额的全球汽车厂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中国将会挽救美国的汽车工业。”石油可能是一种继续增益的商品。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的增长将会继续推动全球汽油价格的上涨。
  关键词三:创新
  ◆英国《经济学人》:创新从体力到脑力的转型
  创新的一种定义是,用新想法创造出人们愿意为之付钱的价值。以此衡量,中国还不是举世无敌。虽然世界上很多商品都凝聚着中国工人的汗水,但那些创造价值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者和美国加州的营销者却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中国的领导者了解这些,因此投入巨资用于科研和开发。当前的五年计划寻求“自主创新”,政府认为通过扶持战略产业以及打压外国企业,向扶持中的国家龙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就能够推动创新。
  其他国家的政府往往陷入这样两个问题:本国不擅于创新,而且还阻碍了他人创新。难道中国就能与众不同吗?
虽然中国政府对科研和开发投入巨资,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开发,而科研则经费不足。在中国,新想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挡在小型私营创新型企业面前的障碍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便是盗版,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定得不错,但执行得却不够有力和公正。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产业都掌握在特权企业手中,反垄断法和竞争法没有在这些联系密切的国家龙头企业中很好地应用。国有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将人民的存款借给这些企业,这使那些善于创新却没有关系的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困境,同时也是对储户的欺骗。
  中国需要采取一种不那么自上而下的方式途径,让公民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政府必须要让私人投资者对他们认为可行的想法进行风险投资,并自己承担失败后果。一个比较明显的开始是允许企业能进一步发挥他们擅长的事情,例如流程创新。但是中国的下一次突破很可能会出现在未知的领域。中国曾经的创新非常辉煌:想想四大发明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如果执政者能稍微放松一下,中国就可能重塑辉煌。
  关键词四:经济结构转型
  ◆英国《经济学人》:廉价中国的结束
  廉价中国的时代将要谢幕。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规定以及税费都推动了成本上升。然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
  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么谁将会替代它呢?工厂会搬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穷国吗?那是传统观点,但不正确。
  尽管成本在飙升,但中国沿海地区依然具备持久优势。首先,这里有接近繁荣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消费需求旺盛的新兴富有消费群体。
  其次,或许中国的工资上升很快,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快速上升。中国工人的工资之所以越来越高,是因为他们生产得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很大。中国的劳动供应源足够大也有充分的弹性。纽约时报称,当需求突然而至时,中国生产iPhone的工厂能够在半夜将8000名工人从职工宿舍召集起来并要求他们投入生产线,不用等到第二天。这样的壮举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既成熟也灵活。长江商学院的郑玉生教授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标准不仅仅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还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比对。对于一件给定的产品,即便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产品部件的不可保障将使得产品在其它地方生产可能并不划算。
  但有预测认为,中国内地的工厂将要超过沿海城市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官方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一些内陆省份,现在吸引的外资几乎和上海一样多。今年很少农民工再返回到沿海城市,就是因为在他们家乡出现了很多工作机会。
  但是,制造商将工厂移往内地并不简单的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主要是为了服务当地的消费者。
  早晚有一天其他地方会完善交通设施和供应链。最终,他们会向沿海城市的基础制造业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中国想要繁荣,它的制造商必须往产品价值链的上端走,而不是仅仅将在其它地方设计好的复杂产品组装起来,他们自己需要去做更多的设计工作。按照德国的经验,中国的制造商需要去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为完善这些产品提供服务。
  关键词五:司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国正在开放吗?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经过挑选的41个法律草案接受公众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表达意见,结果却大不同。全国人大网站显示,去年有大约83000人就如何完善所得税法提出近25万条建议;但有关预备役军官地位的一份法律草案却只有22名公众提出意见。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鲍拉说,“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引入民众参与。”尽管公众意见对草案过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真的很难说”,“但这些意见产生重大影响是存在可能性的。”“在决策者不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时,政府便可能会转而向公众征询意见。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这可以是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
  海南大学法学教师王林倡导政府要更为开放,他指出,征询民意的价值还是有局限性的。“这当然属于立法民主化的范畴,但民意征询尚未制度化,也无法保证立法者会采用公众表达的任何意见。”
  鲍拉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参与了2008年医疗改革法案意见征询的人们对他们所提意见的影响力“总体上都是持有相当温和的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陈卫东指出,公众意见大多集中在“关注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上。“全国人大在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后取消了这一条款,”被取消的是引发大量反对意见的涉及秘密拘禁的条款。
“意见征询有所成效,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过,给予人们表达思想的机会也创造了立法者通常都很重视的有价值的基础资料。”“这是第一步,至于它到底就只是第一步,还是当局愿意采取的唯一一步,有待观察。”(来源:《投资者报》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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