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星堆文物中会出现彝文
彝族堂狼山铜矿铸就三星堆青铜文明
从1933年开始，考古学家从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叫广汉的地方发掘出了大量震惊世界的文物，这就是距今年的三星堆遗址。在这些文物中有大量的标志着进入文明时代的青铜器，种类齐全，五光十色。包括青铜生产工具，如刀、斧、凿等；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等；青铜礼（容）器，如罍、鼎、甑、釜、钲、编钟等；还有一批大型青铜雕像群。据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介绍，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可知蜀国青铜器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等四类。从目前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的用铜总量来看，估计约在8—10吨，这还不包括冶炼和浇铸过程中的损耗。按地质学上的经验，天然铜矿的含铜量一般在10%—14%，也就是说，要想得到10吨纯铜，大约需要100吨铜矿。据《光明日报》日《云南边境的古老民族为何能懂三星堆符号》 中载：“陈德安说，三星堆所有出土的青铜器，经物理化学测定都是低比值的铅，但是四川地区含有铅的铜矿并不多，尤其是低比值铅的铜矿几乎为零。这表明三星堆人所冶炼的青铜不产自本地，那么，三星堆的大量青铜又来自哪里？”近年来，学术界经过大量研究，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这些矿料来自巧家堂狼山，由居住在巧家堂狼山中的彝族先民开采。
三星堆青铜雕像
从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中，众多的专家研究表明，三星堆随处可见的是古彝人的文字符号和古彝人的文化基因，这说明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巧家石棺墓出土文物石虎和夹砂灰陶陶器，众多专家研究表明巧家石棺墓以“虎”为图腾、崇拜黑色的“堂狼山”部族即今彝族先民。从石棺墓葬本身来看，这一部族与古蜀国氐羌系的氐系“死作石棺石椁”的蚕丛氏部族处于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中。巧家 “堂狼山”部族石棺墓时期在距今4000年前，说明在这之前的数千年中，石棺墓的主人“堂狼山”部族的祖先也定然在堂狼山中开发铜、铅诸矿，发展生产。古蜀国为了加强对“堂狼山”部族的统治，控制堂狼山中铜、铅的采炼，在堂狼山中设置堂琅城。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笃慕氏因蜀地洪水来到堂狼山中，与堂狼山彝族融合并“六祖分支”，使彝族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古彝族一直在堂狼山生息繁衍。
著名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三星堆后，在《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怎么样下来的？中间的环节还不清楚。可是，事实很清楚，在我们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个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但是很早，五千年以前就应该有联系了。”费孝通明确指出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有关系。他还指出：“彝族有宝贵的文字遗产，这个文字现在看来很久以前就有了，是象形文字、方块字，它与甲骨文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但将来可以搞清楚，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彝族的文字，费孝通还指出：“彝族保留了很好的文字，长江流域在距今五千年至六千年之间保留了很发达的文化。”
石鸣、李建在《彝族毕摩经书中的三星堆身影》中说：“我们翻看着毕摩经书，看着那些似曾相识，实际上却又异常陌生的彝族文字，想起了在西昌参观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时一位叫杨春的老彝人的介绍，老人在介绍彝族文字时说，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彝族毕摩经书上的一些文字几乎一样。许多的彝学专家到了三星堆，都不约而同地道出心声：三星堆处处都有彝族毕摩的身影。”
新华社《三星堆文化含有彝族“基因”》：“（日）报道：云南省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绸之路大型人文科考队沿着昆明往楚雄至祥云方向前进，科考队在楚雄进行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对比研究交流中，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中有彝族文化的基因。”
长期从事古彝文字研究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语委古籍科科长阿约铁日先生曾考察过几次三星堆，明确提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完全是古彝文。他翻阅了许多的彝文古籍和三星堆的许多资料，发现巴蜀图语和古彝语的语法有惊人的相似，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后。他还用古彝文破译出了许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
三星堆青铜鸟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绍明以《从彝族神树崇拜看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一文提出了从现今彝族祭祀神树、铁柱的礼仪及内容，可推测出古蜀人祭祀神树之大体状况。
中央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主任王昌富以《三星堆与彝族文化共同特征研究》、《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等文章，用古彝文破译了大量的三星堆巴蜀文字，论证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的渊源。
云南著名彝学专家戈隆阿弘在《三星堆与古夷文明》中，深入研究了三星堆文化和古夷文化的关系，结论是：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长期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年轻学者摩瑟磁火先生考察三星堆后提出了九个联想：从三星堆青铜器到彝族的铜崇拜；从青铜神树到彝族的神树；从青铜人像到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祖妣偶像；从压胜埋葬坑到彝族毕摩的黑巫术；从巴蜀图语到彝文；从青铜人兽像到彝族的鬼神形象；从蚕丛居石室到彝族的祖灵岩洞；从三星堆的宗教到彝族的宗教；从铜人、铜动物到彝族毕摩的泥。这么多的联想，其实都是彝族文化现象，全都分解在三星堆的各个角落。似曾相见的三星堆，是古彝族文化的展示。
彝族学者安东三进三星堆，道出了一个凉山彝人对三星堆的遐想。“鹰翔古国，龙腾蜀都”是他的感叹，联想到彝族人关于神鹰的传说，龙和鹰共同养育的古彝人就是支格阿尔的子孙。他把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龙鹰崇拜的记载联系到了三星堆的龙鹰神树和神鸟的文化内涵。安东用彝族传说中的彝族美女紫孜妮楂解释了三星堆二号坑的鸟爪人身像。他以“不朽的蟾蜍”、“雄鸡鸣晓三星堆”、“不落的太阳”、“玉璋——彝人的‘灭曲以莫’” 、若月的獛古“奇眼的诉说”、“索辫壮的头帕”等的感叹和遐想，向往三星堆文化有个归属，回归原本。
云南省楚雄州的杨凤江先生对三星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提出：三星堆是上世纪发现的让世人瞩目的文明之光，从出土文物中的彝籍、彝语、彝俗的考证和追溯，发现其中有许多彝族文化元素。他说，三星堆的彝族文化元素揭示了三星堆文明与彝族文化息息相关。
凉山彝族土司的后裔哈娜使格从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入手，翻阅了大量史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是彝族的祖先建立了蜀王国的繁荣”的观点。史料记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笃慕）都是古夷（彝族）人。就鱼凫来说，带有许多彝族古老的习俗，其椎髻、语言文字、人名姻缘习惯、夷氏谱系等都属于古夷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学会副会长马拉呷从古彝文字、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宗教仪式等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各种刻符和青铜人像进行对比研究，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古蜀国是彝族的先民所创建的文明古国。他说，可以用古彝文典籍破译三星堆之谜。
从目前众多的研究成果来看，三星堆文化内涵中最明显最厚重的就是彝族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之比较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彝族的先民古夷人。再从矿料的科学测定来看，三星堆、殷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巧家古堂狼山。
科学研究表明，三星堆青铜器，其铜料据测定所含铅的比值都在10%～15%之间，还有很多是在10%以下，而含这种低比值铅的铜产于今滇东北一带。
《考古中国》载：“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铜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昆明东川区区长田文曾将东川区的铜矿送去检测，东川铜里的铅的同位素比值正好就在这个范围内。现今东川区的铜和古堂狼山的铜恰好在同一个矿带上，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现今东川区的铜的同位素比值是相同的，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也是相同的。而今东川区的铜的开采据《会泽县志》记载始于明清时期，秦汉之前开采的只有古堂狼山的铜。
殷墟青铜鼎
同样，对殷商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也得出殷商部分青铜器矿料从云南经古蜀国来到中原的结论，这说明云南的铜矿矿料在古代已大量通过古蜀国进入中原。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指导下，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采用“化学检测分析法”、“仪器检测分析法”二种方法中的“化学法”、“发射光谱法”、“燃烧碘量法测定硫”和“硬度计测定法”来成功地测定了9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物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料来自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巧家一带。
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这种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矿质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共几十件）。同时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永善、巧家的铅同位比值最低（207pb/206pb分别为0.745和0.747），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至今在我国其它地区未见。李晓岑根据大量地质铅同位素分布场进行对比，指出云南矿质在商代中原青铜器中广泛存在，认为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这就证明了，早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已经被开发利用了”。
金正耀等人的研究随后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证实。日本名古屋大学山崎一雄教授等人也对日本收藏的两件中国商代铜戈作出原料来自云南的结论。美国史密斯博物馆学院沙耶里(E.sayre)等人认为，西周、东周中原地区的部分青铜器,其青铜原料也与云南有关。
屈小强、李殿元等主编的《三星堆文化》载：“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质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取之于云南的。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段文字以科学资料证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批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于云南。中原商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铅等，也都来自云南。
学者戈隆阿弘认为：“云南产铜、锡的地方很多，但要数矿型最大，产量最丰富，开采历史最久远，至今仍长盛不衰的，要数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原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原料，主要是出自东川和个旧两个地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惊人，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云南，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青铜及滇铜文化》说：“东川铜矿的生产，据可考资料说明，最晚始于东汉。公元4世纪，东川已能生产白铜，同时，制造铜器的工艺水平已达相当水平。到了明代，东川铜矿业再度得到重视，至清代达到极盛。”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最晚始于东汉”且产白铜的地区指的是《华阳国志》等古代典籍中的古堂狼山，即现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产铜的堂狼山，现今东川铜矿的兴盛始于明清时期。
范文钟先生认为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指路经》送魂的最终地点“炤阿举堵”即现今巧家境内产铜的堂狼山区域。他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中说：“彝族先民最早居住的古堂狼山区域，是云南铜矿开发最古老的地方，……据戈隆阿弘《彝族古代史研究》称：‘云南最古老的铜矿，当数东川铜矿。’其开采年代，汉文史不见记载。据彝文记载，其年代已很久远，四川大凉山彝族《指路经》的送魂路线，经昭通，指向滇东北的‘炤阿举堵’。举堵，古彝语为‘铜矿’，当指现今巧家内之堂狼山区域。 ” 彝族《指路经》：“亩独大山上，那里出铜矿。”戈隆阿弘认为“亩独大山”，彝语倒装，“亩独”即独姆，也就是笃慕，可理解为“独亩（笃慕）大山”，指古彝族先民和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生活的地方，以及彝族“六祖分支”所在地——巧家堂狼山。
铜在彝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彝族十月太阳历用土、铜、水、木、火五种要素分别配以公母表示：一月土公，二月土母，三月铜公，四月铜母，五月水公，六月水母，七月木公，八月木母，九月火公，十月火母。五要素排列的顺序是：夏土、秋铜、冬水、春木、春夏之交为火。跟一般传统的五行不同的是在彝族这里没有“金”，而是“铜”。铜跟土、水、木、火几大要素一道构成左右彝族世界里万物命运的历法。同时，彝族用铜制成各种各样的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物始纪略》载：“彝地铜铁多，德晋人炼铜，不用细说。知《怒沤》的讲：‘彝家的地盘，金银铜铁多。’”彝族先民选择在堂狼山世代定居，主要是因为堂狼山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三星堆、商王朝青铜器矿料尤其是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今滇东北巧家的古堂狼山中，由居于堂狼山中的古蜀国“堂狼山”部族——彝族先民采炼提供。再从堂狼山区域的考古情况来看，巧家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青铜铃上的文化信息，说明巧家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具有文化上的源流关系，说明堂狼山的彝族先民开采堂狼山铜矿料铸就了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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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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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
[摘要]本文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三星堆祭礼坑的年代与功用和三星堆文化来源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国外学者进行三星堆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指出国外学者在三星堆文化研究上可供国内学者借鉴和参考的方面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研究；国外学者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X年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重要遗迹，出土大量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的青铜器，引起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在两篇发掘简报陆续问世后，题名《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报告继后出版，促进了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多部学术著作出版，使得三星堆文化研究不仅被国内学术界所密切关注，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不少国外学者，尤其是一些日本学者，更将三星堆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古代青铜文明中心来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学术界将会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一、三星堆文化的起源
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是少数研究三星堆文化起源的国外学者之一，他在《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应是同时有多个带有城墙的聚落相互竞争、并存的状况。他根据城墙的方向与河流的方向设置一致、成都平原多洪水等情况，认为成都平原农耕民在和水的斗争过程中，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三星堆社会的出现，“是公元前XX年以后，成都平原的各小地域单位在和洪水的危害相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背景是，当宝墩文化遭受了单纯的洪水等灾害的打击之后，在当地的社会系统再生之前，来自外部的集团势力伸张至此而建立的新的地域社会的秩序。他进一步认为：
对于统一了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的统治者来说，成都平原无疑已成为像“王畿”一样的政治性地域。三星堆文化的统治者以“王畿”为中心，对四川盆地其他的地域集团也施加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要素从四川盆地东部的长江两岸到湖北的西端，乃至盆地北侧的汉中盆地都有分布，在各地形成了可称之为“地方型”三星堆文化的诸文化。成都平原和周围诸地域的文化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政治性的关系
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交替的研究上，与国内学者的观点一致的是，国外学者也认为成都平原继三星堆文化之后是十二桥文化。西江清高认为：“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商式‘地方型’青铜器相关联，而十二桥文化则和关中的西周式铜器相联系，两者判然有别。据此，广汉的三星堆文化和成都的tz桥文化同时并存的观点就很难令人接受。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在商末周初之时，发生了由前者向后者的历史性转变。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年代至迟也不会晚于商末周初。”“我们得以确认以下两点：第一，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作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作明确的区分。第二，在三星堆文化的中心地，当三星堆文化崩溃后，取而代之的是十二桥文化。”“但是，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仅有40多公里。在同属成都平原的邻近，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尽管两者间有密切关系)，其背景究竟如何呢?……以成都为中心的一带属于岷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扇状地形，而三星堆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的什邡――广汉一带则属于沱江及其支流鸭子河等冲积而成的另一处扇状地带。这样的地理背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古代的成都平原，可能因为居于不同的水系而有不同的水利利害关系，最终各自形成不同的共同体。水利的重要性越增加，产生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地域社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势力取代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是在黄河流域的商、周王朝交替之前，还是之后?若是在此之前，那么在参与商周间战争时，十二桥文化已取代三星堆文化成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新势力。若此，则十二桥文化很可能在较早的时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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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的來源
三星堆文化的來源
&&& 1929年初，广汉三星堆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四川农民一锄下去，挖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璀璨时代，三星堆文明得以大见光明。&&& 但是，面对这个奇特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还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三星堆文化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关于三星堆的起源之谜，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近日，一位叫苏三的文化学者发出惊人之言：三星堆文明属于古犹太文明，并非内生。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而古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苏三炮制的这一惊世骇俗论调已经引起了业界“地震”.&&& 三星堆与中东文物的内在渊源&&&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相当数量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特征，”苏三开门见山地坦言，三星堆部分文物的“西方”特征，正是她关于三星堆与古中东出土文物之间存在内在渊源猜想的事实证据，“也是提出猜想的由头儿。”&&& 苏三告诉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三星堆出土的大批以青铜器和玉石为主的文物，明显带有“西方”特点。正是这些与中国商代并行的3000年前的文物，给苏三的猜想带来了无穷的想像空间。&&& “以三星堆出土的半人半兽面具为例，明显为牛的艺术化处理，上面有牛鼻子、牛眼睛和牛耳朵，而古代闪米特人恰有崇拜牛的习惯，尤其是他们的原始宗教有崇拜金牛的传统，这是一种可称为‘埃皮斯神牛’的公牛崇拜，来源于埃及。”苏三分析说，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很可能就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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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图1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
图2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
材料二 近日，一个叫苏三的网络作者在她刚出版的一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三星堆文明来源是“西方”，属于犹太文明。并且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她提出的几个重要证据中就有在三星堆出土的鼻子宽大、眼睛奇大的青铜头像和西方王室常用的金质王杖，这些都是和西方人有关。苏三还认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其证据是：亚伯拉罕（以色列民族的圣祖）的妻子“夏甲”带领子孙建立了中国的“夏后朝”；以扫（亚伯拉罕之孙）的妻子Judith很可能就是中国商朝之母“简狄”；以色列之子“但”（亚伯拉罕之重孙）的子孙建立了中国“周朝”。
——《中国三峡建设》：《三星堆：七大谜团谁人解？》
材料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加入了一些和以前文化不一样的新东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看不出外来的痕迹。从大型的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中原的夏商。用玉和用金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玉器远远比西方发现的要好。黄金器只是发现了极少的一部分，比如说金杖，都是比较小的器物。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主要偏重于玉石，是东方传统，不是西方传统，它仍然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从三星堆的建筑来说，不管从建筑的形状，还是建筑的材料来说，都没有西方的传统。这些建筑的遗迹是当地的传统加上长江中游这一带的传统构成，比如说它的夯土技术、土木结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从它日常使用的陶器看，一部分是从当地史前文化蜕变过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从它的东面，即从夏人那里传入的，像一些铜盒和铜杯。关于那支金杖，孙华指出：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不是直的，而是一个圈。
——《中国三峡建设》：《三星堆：七大谜团谁人解？》
请回答：（1）依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就可信程度上排出三则材料的顺序，并说明为什么这样排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依据材料一、三中有关青铜头像和金杖的图片或叙述，谈谈你对材料二中证据的看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依据材料三，指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这说明了什么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顺序：①材料一，是实物史料；②材料三，是依据实物史料得出的观点；③材料二，是缺乏确实依据的猜想。（2）看法：青铜头像是一种艺术夸张。金杖究竟是带子还是杖，还不能肯定；中国有权力的人也用杖。夏商周三代的来源，只根据一个名称的相似就推断二者之间一定存在联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3）来源：本土文化；中原文化的传人。说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由我国各地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源流是多元的。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学年江西南昌市高三一模文综考试历史试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25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羼；材料一：……回顾这20年的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暨土地承包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年l2月一l984年l2月)。这一阶段……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褰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年1月一l991年12月)。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大转型阶段(1992年1月一l996年 12月)。达一阶段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开始转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材料二：……中国的土地开发却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的圈地过程有着详细的法律制度的安排。协议圈地运动、议会圈地运动和一般法令下的圈地运动三种圈地形式并再，保证圈地过程公正而有效地进行。英国的图地运动和土地私有制的强化，奠定了英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中国无论是从目的、方式还是结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首先对土地在发展经济、推进城市化中的定位并不明确，其次，在相关实施过程中，并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法律的保护，从而为制度化腐败和国家社会主义留有可乘之机；最后在结果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对经济的阻碍后果严重。……——《中国的土地开发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的比较》请回答!(1)根据所学知识并结合材料一。谈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发展的原因。(9分)(2)根据所学知识并结合材料二，谈谈中国的土地开发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的异同点。(9分)(3)根据所学知识并结合材料一、二，谈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耕地大量被开发的原因。(7分)&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4届江西省高一下学期第一次段考历史试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14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在不断变化，请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紝，多治麻丝葛绪捆布幓，此其分事也。 ----（《墨子》）明朝末期，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出现“大户张机为生”，以增殖财富；而工匠“趁织为活”，“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现象。材料二：唐朝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尤其是茶叶在唐代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市场广泛，著名茶园规模大、产量多。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唐代有定期举行的草市。草市在北方称“集”，也有按交易的主要物品命名的，如柴市、米市、马市等。材料三：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扩大了，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产棉区，如山东东昌府所产棉花，“商人贸于四方”；江苏松江府一些地区种棉花的占百分之七八十。福建漳州府和汀州府是烟草专业户集中的地区。北京丰台草桥一带各村庄都种花卉，被誉为“花乡”。明清商业继续繁荣，国内市场扩大，农工产品种类多达两百余种。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1）《墨子》中的记述反映了我国古代怎样的生产方式？其有何特点？到明末，生产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8分）（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隋唐、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似点。（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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