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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我们都是地球人
节选自《飞向太空港》（《当代》1991年第1期）。本文是原书中的一个章节，共10个小节，选入本书时删去了2节。
发射卫星，特别是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国内发射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成百上千，参试人员则数以万计。而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更是全球性的大协作，其控制范围，已跨越了国界。而且，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东方与西方的空间技术上携手合作，这在世界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因此，当中国的火箭和美国的卫星先后运到西昌发射场后，当中外的专家以及技术人员全都云集于发射架下并开始进入发射的直接准备时，由于各自的思维方式、工作程序、社会观念、生活习惯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加之语言上的障碍和技术上的相互防范、彼此保密等原因，使得这次发射比过去任何一次发射都显得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更为沉重！
但，开辟通天路，造福全人类，绝非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能完成的事业，而是历史赋予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是地球人！把“亚洲一号”卫星成功地发射上天，让这座现代空间文明的虹桥飞架在25亿亚洲人头顶的上空，从而沟通亚洲各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这既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亦是双方一致的目标。尽管在通向宇宙大门的路上，双方各持一把钥匙，可最终还是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1．同一世界，两种活法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有两个宾馆。一个叫大宾馆，一个叫小宾馆。
小宾馆位于发射场的附近，仅供外国专家午间用餐和少部分外国朋友住宿。大宾馆位于卫星中心首府的旁边，大门的上方可见“腾云楼”三个醒目的大字。懂点书法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出自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之手。
参加“亚星”发射的美国朋友来到中国后，绝大部分都住进了这座叫“腾云楼”的宾馆里。于是，便有了关于这座宾馆和住在宾馆里的人的故事。
西昌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场，却坐落在中国的一条穷山沟里。
因此，不少美国朋友还在美国时，就开始产生了关于肚子问题的种种忧虑。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还在洛杉矶时，我就想，我从小吃的是西餐，到了中国的西昌，肯定再也吃不上西餐了。顿顿中餐，能习惯吗？万一不习惯，怎么办？”
另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两年前我曾经来过西昌发射场，看到这儿四周都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很穷困，有的小孩大冬天还打着赤脚。因此我就担心，这次到中国去是参加发射的，而不是旅游，要住几个月，万一吃不好，把身体搞坏了，那就糟糕了。”
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说得更有意思：“我在洛杉矶刚上飞机时就想，哎呀，西昌没有超级市场，听说一年四季都吃土豆，要是我想吃巴拿马小牛肉、巴西棕榈树心、瑞典腌冻鳝鱼怎么办？”
于是，美国工作人员来西昌时，各自都带了许多自己最喜欢吃的食品，甚至连烤箱、木炭之类的玩艺儿也从美国带到了西昌。
其实，关于如何把美国朋友的肚子伺候舒服的问题，早在中方的考虑之中，西昌卫星中心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光搞来了凡是能搞到的各种食品，也请来了最好的川菜烹调师傅。而且，为了能让美国朋友吃上西餐，还用每人每月1 500元人民币的高薪，专门从成都请来了两位西餐大师。
美方工作人员，在宾馆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0元人民币兑换券。而且，据说凡是在中国参加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美方工作人员，每天还可领到400美元的外勤补助费。
显然，美国人在中国过的这种日子，对同样参加“亚洲一号”发射而每天伙食费却只有5元人民币的中方工作人员来说，那就不是生活在人间而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了！
但这对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人来说，仍有种种的不满。
比如，川菜是中国的四大名菜之一，不仅中国人好吃，美国人也喜爱。开始，每顿川菜上桌，美国人刚一进嘴，便连声欢叫：“OK！OK！”
但川菜毕竟是中国菜，川菜毕竟是四川人吃的菜，那辣味不光美国人受不了，连不少中国人也是望而生畏。因此，没吃上几天，川菜在美国人的嘴里便再也没有新鲜的美感了，剩下的全是满嘴的辣味。每次川菜刚一上桌，美国朋友便使劲地摇头：“NO！”“NO！”“NO！”
再比如，在吃的方式上，美国人也感到很不习惯。因为不管是宾馆还是招待所，搞的都是“会议伙食”。这种“会议伙食”，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也算是一种规格相当高的吃法了，但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也渗透在吃的文化中，对中国这种“会议伙食”的吃法很不适应。开饭时，有的起床了，有的还在睡觉；有的肚子饿了，有的一点食欲也没有；不想吃的菜桌上已经摆好，想吃的菜桌上又没有；去早了开饭时间没到，去晚了又吃不上。
因此，美国朋友感到仿佛失去了选择吃饭的自由，向宾馆提出：能不能像饭馆一样搞一个菜谱，我喜欢吃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并且，我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给我做。
但宾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办到。尽管为了适应美国朋友的口味做了种种努力，却依然只能是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而不能完全做到你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宾馆如此为外国人服务，是第一次。而且一切都是匆忙上阵，有的工作人员和师傅都是临时请来的。再说，中国的宾馆也没有24小时营业的传统。
这样一来，有的美国朋友便开玩笑说：“哎呀呀，我的中国朋友，这简直像是吃监狱饭似的，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一点也不自由。”
算伙食费时，就更有意思了。一天，中方为美方准备好了四桌人的饭菜，去吃饭的人却只有三桌，但中方收钱得按四桌收。美方被搞得莫名其妙，问：“我只吃了你三桌的菜，怎么收了四桌的钱？”中方感到问得滑稽，说：“你说四桌我就为你准备了四桌，至于你吃不吃或去多少人吃，那是你自己的事。我花出去了四桌的钱，不算在你的头上，我又到哪儿去报账？”
显然，由于两个国度、两种生活习惯不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别说几十个美国人一下子来到中国生活很别扭，就是两口子──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一下子凑在一块过日子，一个喜欢馒头，一个爱吃大米，也很难协调一致。
因此，有的美国人想换口味了，干脆就跑到老百姓那儿买上一头猪，请老百姓杀了后，再弄回去自己一块一块地烤来吃，一边吃还一边说，味道真不错！
我问一位美国朋友：“宾馆有现成的好东西不吃，干嘛要自己烤着吃？”
那位美国朋友说：“这样吃好，不仅能尝到新鲜的美味，还很刺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吃的自由。”
据说，美国人刚来时最不适应的，还是宾馆的管理方式。
宾馆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美国人刚住进宾馆没几天，便和宾馆的“老板”（美国人习惯叫经理为老板）吵了起来。不知什么原因，美国人对这位老板的“那一套”就是看不惯，甚至连这位老板的言谈举止都看不顺眼。有的美国人说：“我一见了这位老板就生气！”有的美国人说：“我一见了这位老板就想搬家。”有的美国人说：“这位老板简直就像个老农！”甚至有的美国人还说：“这位老板连大宾馆都没住过，能领导什么宾馆？”
说这位“老板”没住过像样的大宾馆，这是事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山沟里，他们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只顾埋头苦干，从来顾不上去想也不敢去想住什么大宾馆小宾馆。不光是像宾馆老板这个档次的人物没住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世界上像样的大宾馆，就是卫星中心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同样没住过世界上像样的大宾馆。
但，没住过大宾馆未必就不能领导一个大宾馆。
当然，后来听说老板调换了，问题很快也就得到了解决。
美国朋友们因肚子问题而引起的种种矛盾，自然会在西昌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引起种种反应。有人说，这些美国人也真是的，不饿着肚子就行了呗，穷讲究个啥？也有人说，不就是腰包里比中国人多几个钱，摆什么洋谱？还有人说，出门有车坐，饿了有饭吃，每天几百元钱的伙食费，怎么还不知足？
其实，如果我们只稍稍熟悉一下美国人在饮食方面的情况，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块地方能比美国的厨房或餐桌更能显示别致与独创了。美国的食物大概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丰富多样，由于美国人注重饮食，所以据美国专家考证，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身体超重，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有严重的体重问题。因此有的身体超重者竟发出了这样的悲叹：“生活中一切享乐的东西不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就是使人发胖的。”
可想而知，长年生活在这种饮食水平中的美国朋友们，一下子来到连中国都算落后的地方──西昌，在吃的问题上能完全满足吗？
上官先生〔上官先生〕即上官世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总装备部航天控制中心副主任。“亚星”发射时为现场组织指挥者。说得好，西昌在服务内容和质量上怎么弄也肯定不如美国。但有一条，我们不搞虚情假意。美国朋友不远万里，来到西昌发射卫星，就像一个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家里，尽管我们只能拿出咸菜稀饭，但我们是真诚相待；如果不把他们当做朋友，就是每顿摆上七碟八盘，搁上山珍海味，别人吃起来也是乏味的。
是的，中国的火箭要在世界商业市场招揽生意，吸引用户，创来外汇，就必须在各方面保证服务质量与服务态度。宾馆是服务单位，目的就是要把用户伺候舒服。就像一个旅馆，本来条件就差，如果再不热情诚恳，下次谁还愿来？
当然，由长期的国内服务一下转变成为国外服务，对西昌卫星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不仅是困难的，恐怕也是痛苦的。比如，美国人经常要乘飞机，女翻译袁小姐便常常骑着自行车去跑机票。中方的翻译没有小车，也不可能有小车，只能骑自行车。袁小姐的日语讲得很漂亮，英语也还凑合，但骑车的技术却非常糟糕（刚学会没几天）。有时碰上了下雨，路上就只有推着走；有时回来晚了，只好饿肚子。有一次不小心，还给摔了一跤。她说：“为了伺候好美国佬，我连腿都跑细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连爹妈我都从来没这样伺候过！”
中方热情而诚恳的服务态度，使美国朋友非常感动，他们不仅理解了宾馆的工作人员，也理解了中国。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我住过世界上许多豪华的宾馆，虽然西昌的宾馆在物质条件上赶不上它们，但这儿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善良。我现在住在宾馆，就像住在家里一样。”
是的，我在宾馆看见，中方与美方工作人员只要一见面，双方都热情问候。美方用非常生硬的中国话说：“您好！”中方则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How do you do！”似乎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闲暇时，双方还常常打趣逗乐开玩笑。情感──这人类最美好的东西，使彼此变得平等、真诚，变得更加和睦、善良。
2．伦巴、探戈与辣椒、蒜苗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美国人对文化生活要求更高的。但在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文化生活却恰恰相当贫乏。
几年前，卫星中心不少地方连电视都收看不上，有的地方即使能看上电视，屏幕上也是一团模糊的影。现在虽能收看电视了，也只能收看一个频道至多两个频道，且效果依然较差。而有的偏远地方，至今还看不上电视。
作为一支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队伍，发射上天的卫星本是为转播电视的，但偏偏自己看不上电视或看不上好电视，如同盖房子的住不上房，酿蜜的吃不上蜜。至于其他像文艺节目或电影之类的文娱活动，就更不用提了，没有电影院，没有剧场，更没有文娱团体。特别是发射场附近的单位，一年甚至几年看不到一场文艺节目，每周只能看一场诸如《地道战》之类的“露天电影”。要是搞上一场什么拔河比赛，双手都能拽破皮；如果偶尔举行一次歌咏比赛，嗓门也能喊出血来。
不过，枯燥的文化生活对西昌卫星中心的中国人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工作本来就很忙，日子本来过得也挺累，即使有点空闲，散散步，聊聊天，抽抽烟，打打球，下下棋，望望山，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几个人凑在一块“学学五十四号文件”（打扑克），或者“修修长城”（打麻将），那就更是心花怒放了。
当然，来自城市的年轻人，在文化生活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但客观条件就是如此，你有什么办法？如果实在憋不住了，最多抱着吉他，跑到山上，哥们儿几个搂成一团，胡蹦乱跳几下；或者对着大山喊上几句；或者在草地上翻上几个跟头；或者对着一头老牛的屁股踢上几脚；或者对着老天硬梆梆地骂上一句。等蹦累了，喊完了，骂够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地球照旧旋转，太阳依然升起。今天的日子怎么过，明天的日子还是怎么过。
然而，从洛杉矶过来的美国人不行。
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美国休斯公司的总部，便设立于此。来中国参加“亚星”发射的休斯公司人员，全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据美国有关专家的考证，像住在洛杉矶这种城市的美国人，每天约有五个小时是在悠然自得的活动中度过的。
显然，长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美国朋友们，一下子来到西昌这片三十多年前才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上，在文化生活方面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
难怪有人告诉我，美国人刚下飞机时脸上的表情，像从地球一下踏上了月球！难怪一开始美国朋友便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从西昌到香港能开设一班专机，每周到香港去度一次周末。
遗憾的是西昌没有夜总会。
美国人晚上没娱乐活动，憋得在屋里拽着胡子乱转圈。
刚到西昌的第二天，美国工作队队长鲁?马克，一吃过晚饭，便领着一群美国朋友要到西昌街上去。但刚走到宾馆门口，便被中方工作人员堵住了。一方要去，一方不同意。于是，中美间第一场小小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方：你们要去哪儿？
美方：我们要到市里跳舞！
中方：我们不同意，请你们回去吧！
美方：为什么？
中方：西昌市社会情况复杂，你们刚来，路途不熟，又是晚上，我们对你们的安全要负责任。
美方：我们并不打算过早的去见上帝，请你们不用为我们担心。
中方：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
美方：中国朋友，跳舞是我们的自由，请你们尊重我们美国人的权利！
中方：先生们，实在抱歉，这儿不是美国。
美方：我们到中国是来发射卫星的，不是来蹲监狱的！
中方：不错，正因为你们是来发射卫星的，所以我们对你们必须负责！先生们，请回吧！
美国朋友们最终还是没去。不过，听说心底坦荡、性情刚烈的鲁?马克队长，那晚发了好大一顿脾气。
当然，因跳舞而引起的一点小小风波，很快便得到了平息。宾馆不仅很快开展了台球、乒乓球、健身等活动，而且专门联系了西昌的文艺团体或一些大的企业单位，邀请组织一些姑娘陪同美国朋友跳舞。
于是，同在周末的傍晚，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同在一片美丽的月光下，便出现了两组不同的业余生活画面──
画面A：宾馆。酒吧。舞厅。美国朋友们济济一堂，有的举着啤酒，有的饮着可乐，有的躺在沙发上哼着流行小曲，而大多数人则和中国姑娘在舒缓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华尔兹，探戈，伦巴，快三步，慢四步，迪斯科。中国姑娘依在美国朋友胸前，偶尔轻轻吐出两句羞羞答答的英语；美国朋友托着中国姑娘柔美的腰肢，偶尔也说上两句俏皮的中国话，彼此显得轻松而友好。
画面B：厨房。卧室。菜地。衣着朴实的中国技术人员，有的在厨房炒菜、做饭、洗衣、刷碗；有的在灯下辅导儿子或女儿做作业；有的在忙着查阅技术资料；有的在硬着头皮背英语；有的实在太累了，仰身往床上一躺，片刻便响起了沉重的呼噜声；而有的则和老婆在一起，挑着粪桶，领着孩子，走向自己亲手开垦的二分半小菜地，一边浇水施肥，整苗锄草，一边对孩子们指点着说：“这是大葱，这是辣椒，这是蒜苗！”于是孩子们也学着爸爸或妈妈的声音比划着说：“这是大葱，这是辣椒，这是蒜苗！”
3．有车不坐要骑车
3月的礼拜天，当然很美。何况，恰逢雨后初晴。
一列十余名美国人组成的自行车队在山间的公路疾驰。
有阳光沐浴，有春风拂面，还有路边牛背上一边举着竹棍观望，一边指指点点并不时发出“喔喔”欢叫的中国牧童。因此，当美国朋友骑着美国的自行车在中国的公路上自由自在地奔驰时，兴致十分浓厚。
但车队刚行至一个小镇时，便被中方人员拦住了。
之前，美国朋友们就提出要骑自行车。出于安全的考虑，中方开始没有同意。但美方说，这儿太闷了，骑车玩玩有什么不好？再说，我们的骑车技术比你们还好，你们都能骑，我们为什么不能骑？后来，中方同意了。条件是：限定在西昌市和发射场附近。
但今天，美国朋友们或许由于高兴，超越了限制区，中方自然要制止。于是，美国朋友们颇感不快。有人说，星期天骑车是我们的自由，你们为什么要限制我们？有人说，你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却对这个地区不予开放，是不合适的；既然我们都能到这儿来工作，为什么不能骑车？有人说，只要同意骑车，我们可以给你们写保证书，摔死自己负责。
那天，中美双方相持了两个小时。尽管中方工作人员做了多方面的解释，美国朋友还是怎么也想不通，最后依然执意要求：希望中方尽快请示上级，同意他们骑车旅游。
美国人对中国不让骑自行车感到不可思议，中国人对美国人为什么非要骑自行车也想不通。
标新立异，是美国人独有的性格特点。这不仅表现在美国人对事业的开拓上，也体现在美国人玩的方式上。
吃饱了，休息了，肚子需要消化，精神需要刺激，生命需要色彩，感情需要宣泄，光打打球，跳跳舞，还不过瘾，怎么办？骑车！
于是，让自行车从洛杉矶坐上飞机，跨过太平洋，来到中国西昌，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大凉山中旅游──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
3月。又一个礼拜天。
大凉山腹地的公路上，出现了一列由十余名美国人组成的车队，为首者正是美国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鲁?马克。
他们脖子上挂着相机，脸上架着墨镜，穿着短袖汗衫，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你追我赶，如赛车一般。
沿途的山民们停下了手中的农活，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不知这群长着高鼻子长胡须的“怪物”们到底来自哪个星球？
美国朋友们一路上玩得十分开心。碰上好的景色，他们便停下车来，拍上几张风光照，或者和彝族妹子们一起照上几张；路过一些村庄，他们便买些山货，然后爬到牛背上模仿中国牧童的动作玩上一会儿；或者逗逗小狗，或者和彝族小孩子们在草地采摘野花，翻翻跟头，尔后爬在草地上，让孩子骑在他们的背上，牵着他们的大鼻子，“汪汪汪”地学狗叫。
等玩够了，再翻身上车，继续前行。并且一边骑，一边还稀里糊涂地用汉语对着蓝天白云放声歌唱：
跑马溜溜的山上……
学习雷锋好榜样……
4．回归自然
西昌，可谓天灵地秀。由于地处高原，空气清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而无论渔村古寺，近树远山，还是红枫翠柏，云中花海，一年四季，均可呈天然色调。从古至今，凡到过西昌的中外人士，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达官显贵；无论是将帅武夫，还是庶民百姓，都对西昌的自然景色赞美不已。
美国朋友来到西昌后，对西昌地区已经开放的旅游区，兴致固然甚浓，但对发射场附近那一片片至今仍处于原始氛围之中的自然风光，则更是一见倾心，迷恋神往。
发射场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四周那山、那水、那花、那草，与当今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塔架和指挥大楼同处一地，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稀世奇图。
应该说，发射场四周的山，才是真正的山。她如同一位沉睡千年的原始少女，至今才被现代男人开垦。如果你身临其境，便会看到，满山是树，满山是绿。幽谷是墨绿，坡地是深绿，山巅是翠绿。还有那数不清看不尽闻不够的山茶、杜鹃、野莓、兰草、山泉、苔藓、溪流、深潭，无不飘荡着绿的色彩与绿的韵味。
倘若你漫步于山间野林之中，还会闻到野花的香味，听到泥土的呼吸；也会听到清泉的叮咚、松涛的轰鸣、山风的低语、小鸟的歌唱，甚至松针尖上的露珠滴落在野花的脖子上或蘑菇的头上发出的滴答声，也能让你听得真切。同时，你还会看到野地的炊烟、彝家的山寨、光着屁股的娃儿、以及彝家阿咪子〔阿咪子〕彝族姑娘的称呼。那一双双渴望现代文明的美丽的大眼睛。
于是渐渐地，你会全身心地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玄妙境界，忘掉现代都市强加给你的一切忧愁烦恼、名利欲念，从而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婴儿时期的摇篮之中。
当然，这种美感，对于20年来一直生活在这里，像生活在罐头盒里的卫星发射中心的人们来说，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们除了老老实实不哼不哈的为中国的航天事业长年累月埋头苦干以外，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该晋职晋级长工资；关心的是上边什么时候能来点儿艰苦地区补助；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从小闷在这山沟里长大了会不会是个痴呆儿；关心的是自己一旦转业回到地方是住楼房还是睡地窖，是继续当高级工程师还是卖大碗茶或者会不会去干二道贩子？
至于那些大山，那些只有审美价值而无实用价值的大山，他们早已麻木、厌倦了，如今连多看上几眼的兴趣都没有，甚至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谈论它们的语言。
那些幼儿园的孩子们，常抱着爸爸或妈妈的大腿问：“爸爸，你啥时转业呀？”“妈妈，我们啥时才能离开这个山沟呀？”
是的，大山给予他们的不是快感，也不是美丽，而是贫困、牢骚，甚至憎恨。他们中至今找不出一个万元户，他们至今默默无闻。因此，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希望早早逃离开这冷漠的大山、残酷的大山，从而走进现代城市，融进新的生活，尽快呼吸一点现代文明的气息。
而美国人从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最现代化的环境里，心律长年伴着现代都市的节奏，眼光每日面对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心灵自然会越来越紧越来越虚。他们与这大山中的中国航天人恰恰相反：急于走出城市，摆脱现代文明的困扰，渴求得到大自然的温情。
因此，当他们面对发射场四周那原始的山野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在他们看来，这儿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那山中的每g泥土仿佛都是黄金。
一位美国朋友说：“这地方太好了，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公园！”
另一位美国朋友说：“我在洛杉矶，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风光，从来呼吸不到这么干净的空气。”
于是，他们又想到了一个玩的新招：爬山！
美国人被允许爬山，如同中国人领到了出国护照。
这天，上官先生亲自陪同几位美国专家爬山。他们一路游山玩水，一路谈有关发射中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中美双方平时在小会议室里扯不清的问题，今天在自然界这个“大会议室”里却谈得十分顺当投机。
美国朋友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像刚刚逃离了校门的孩子，不知不觉便在深山走了一个多小时。当来到一个村子时，见几位彝族同胞正在用牛耕地，几位美国人出于好奇，上前同他们攀谈起来。
“老乡，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一位美国专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指着自己的鼻子，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翻译许建国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心里直犯嘀咕，这深山沟里的老乡没文化，万一说出叫人笑话的话，岂不有损咱们中国人的形象？但作为翻译，又必须忠实于谈话的内容。
“我们知道。”一位中年彝胞回答说，“你们是美国人，到这儿来发射卫星的！”
美国专家愣了愣，忙上前热情地握住了这位中年彝胞满是泥巴的手，颇有点儿异国他乡巧遇知音的味道，说：“老乡，你们真辛苦呀！”“不不不，我们不辛苦。”中年彝胞潇洒地在屁股上拍了拍刚同美国专家握过的手，说：“你们为了世界的友谊，大老远从美国那边跑到这儿来发射卫星，你们才辛苦！可惜我们山里人穷，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
当翻译将这番话译出时，美国专家们全都呆了，他们既感到欢喜，又感到惊奇，仿佛今天遇上的不是一个山民，而是一个什么支部书记。
后来这位中年彝胞还把美国朋友们请到了家里去做客。当美国专家们发现羊圈里有一只白色的小羊羔正偎在母亲的怀里吃奶时，非常高兴。他们围住羊羔，轻轻抚摸着，并不停地学着奶羊的叫声：“咪──咪──”
后来，一位美国专家抱起小羊羔对那位中年彝胞说：“朋友，你把这只小羊羔送给我行不行？”
上官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一听心里就紧张。老乡养一只羊不容易，如果同意送吧，老乡家里很穷；不同意送吧，外国朋友又提出来了，你说这事咋办？
“可以送给你。”中年彝胞说话了，“但这头小羊正在吃奶，你抱回去没奶养不活。这样吧，我把这头大羊送给你！”说着，这位彝族兄弟将另一头大公羊牵在了美国专家的手上。
美国专家感动得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忙拉着这位彝族兄弟的手，抱着小羊羔，照了一张像。然后说：“这样吧，我还是要你这只小羊，你先替我养起来，待明年来这儿发射卫星时，再带回美国去。”
彝族兄弟说：“好，这只羊算你的了，我一定替你养好，明年来这儿时，可别忘　
美国专家们爬山回来后，无论大会小会，逢人便讲：“哎，有钱人吧还老抠，没钱的人吧还特讲义气。这儿不仅山好水好，人也好！”
美国休斯公司高级工程师斯赖尔先生从小酷爱大自然，喜欢散步踏青。一个星期天，“黑脸”翻译许建国陪同斯赖尔先生去爬山消遣。
斯赖尔先生性情开朗，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感情。许建国也是一个爽快人，不仅精通英语，而且擅长写诗作画，颇有文采。加之二人没有语言障碍，可直接用英语对话，因此二人玩得很舒畅，聊得也很真诚。
爬到一个半山腰时，斯赖尔先生回头看着山下正在抢建的新发射场，突然停住了脚步，说：“许先生，你们这个新发射场，一直就是这样靠人工苦力修建的吗？”
“是的。”许先生指着发射场说，“由于时间紧，我们又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机械工具，许多工作就只能靠人工苦力去完成。比如，我们的战士们虽然长着一副90年代的肩膀，但还得去扛钢筋水泥。”
“许先生，你们民族这种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奋力向上的精神，实在是人类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斯赖尔先生弯腰拔起一根草棍，举在阳光下说，“过去我对中国的航天情况并不了解，这次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许多现代化的工作都是在原始的作坊里完成的。”
许先生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惊叫道：“斯赖尔先生，快瞧，蚂蚁搬家！”
草地上，数百只棕黄色的蚂蚁，举着一块不知是哪位时髦小伙扔下的猪骨头，正从东到西浩浩荡荡地进行着一场大迁徙。斯赖尔先生蹲在地上看着中国蚂蚁如此悲壮的举动，像观看一场世界级的足球比赛，嘴里不停地惊叹着：“OK！OK！”
“这就是一种精神。”许先生用草棍指点着蚂蚁说，“你们西方有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的神话〕西方神话中，西西弗受到众神惩罚，推一块巨石上山，但快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了山。西西弗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推这块巨石。后用这则神话象征不服输，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我们东方有精卫填海的传说和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些无非都是人类一种精神的象征。”
“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一种精神，没有这个东西，一个民族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斯赖尔先生扔掉手中的草棍，顺势站了起来，再次凝望着山下的发射场，沉思片刻，然后说道，“许先生，我有个问题，不知该讲不该讲？”
“讲吧，我相信你的真诚。”许先生用草棍拨了一下蠕动的蚂蚁，也站了起来。
“我刚到这儿时，听到美国人有不少议论。他们说中国人待人诚恳热情，也很周到细致，但就是生活条件太差！”斯赖尔先生深吸一口空气，继续说，“听说卫星中心已在这山沟里生存了20年，我一直很难理解，这批了不起的中国人究竟是靠一种什么力量活过来的？并且，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竟能为你们的国家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
该向这位美国朋友讲什么呢？一个生活在只有二百年历史国度中的美国人，一下子能理解具有五千年苦难历程的中华民族吗？
许先生有些为难了。
他慢慢抬起头来。眼前，落日辉煌，白云缠绕，条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伸向天边。
“斯赖尔先生，你喜欢听故事吗？”
“当然喜欢　
“那好，我给你讲一个。”许先生说着，慢慢点燃了一支香烟。
这是6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基地李福泽副司令员得知，地方政府向国务院告了状，说基地某团在驻地打了沙枣树，毁林三十多公里。李副司令员立即打电话叫那位团长跑步到办公室。当这位团长满头大汗跑到时，李副司令员劈头就问：“沙枣树是你们打的吗？”“是的。”“为什么要违反群众纪律？”当团长讲明缘由时，李副司令员当场便落下了眼泪。原来，这个团没粮食吃了，只有被迫去打沙枣叶来充饥，他们已吃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沙枣叶了。
第二天，李副司令员便飞往北京，闯进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家，几乎是哭泣着说：“快给我粮食吧，我的几千名火箭将士不能眼看着活活饿死呀！”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周恩来走进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会场上，说：“同志们，我今天不是来作指示的，而是来为我们的火箭部队‘化斋’的，他们已经没有粮食吃了，正在戈壁滩上饿着肚子发射火箭。请你们各军区支援点儿粮食，就算我这总理求你们了……”周恩来话还没说完，眼圈便红了。
不久，一列满载着各大军区支援的粮食的火车驶进了戈壁。不幸的是，在一个小站停下加水时，当地饿慌的灾民们把粮食和干菜抢了个一干二净。但，当老百姓得知这是给中国发射火箭的部队的救命粮时，又很快把粮食送了回来。
粮食和干菜运到基地后，炊事班的同志打开菜捆时，发现里边夹着许多粮票和纸条。其中一张纸条是一位上小学的女孩子写的：“发射火箭的叔叔阿姨们，听说你们没有粮食吃了，我把上学时早餐节省下来的二两粮票献给你们，请你们收下……”
许先生后来回忆说，当他讲完这个故事时，斯赖尔先生的眼睛潮湿了，坐在那儿望着天空，许久说不出话来。几天后，斯赖尔先生要回美国了。在机场送行时，斯赖尔先生双手握住许先生的手说：“许先生，你讲的那个故事我想了很久很久，它似乎让我懂得了中国和中国的航天。我要把你这个故事带回去，告诉我的朋友们，中国的航天是怎样从昨天一步步艰难地走到今天的。许先生，谢谢你的故事！”
在登机挥别的一刹那，许先生看见，斯赖尔先生的双眼，涌动着复杂的泪水。
5．既是朋友，又是对手
美国的卫星自2月12日那个雨夜进了中国的卫星测试厂房后，厂房的大门便从此对中方紧紧关闭了。
卫星技术属于高科技，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卫星技术的泄漏和他人的窃取，特派出了18名经过政府安全规程训练的保安人员，同时还携带有现代电子仪器监视设备，将卫星置于24小时的监视控制之中。
因此，卫星厂房自美方接管之日起，非美方人员，不管是谁，一律不得靠近。为了提醒中方的注意，美国安全警官们还在卫星厂房的门上、窗户上张贴了许多“安民告示”：Please Respect the American！（请尊重美国人的权力！）Chinese friends，do not make jokes！（中国朋友，这可不是开玩笑！）Chinese friends，please secure！（中国朋友，请保护美国技术！）
在一个集装箱上，还贴有一幅幅耐人寻味的漫画：整个画面是一张国际象棋棋盘，棋盘的一端是苏联国旗，另一端是美国的星条旗，两端旗帜数目相当。棋盘的“界河”处，用英语写有一行字：We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我们面临挑战！）
当然，美方出于工作之便考虑，也发给了中方指挥员三个可以进卫星厂房的特别通行证，但中方人员每次进去时，还必须有美方安全警官的“陪同”。
因此，卫星中心有人开玩笑说：“看来美国人这里，是没有后门可开了，你就是提上红塔山、五粮液，恐怕也不顶用。”
“是的，美国人忠于职责！”卫星中心不少人都这样说，“他们不光会玩，也特别能干。每天早上5点，就从西昌大宾馆乘上一百多里的车去发射场干活，一直干到下午5点，连中午也不休息，效率极高。他们还不怕吃苦。监护卫星厂房的安全警官们都是三班倒，晚上值班时，大衣一裹，躺在地板上便睡。”
美方安全警官中，有一位女警官，叫玛格丽特。这是一位性格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西方女性。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热爱发射场附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她还喜欢拍照，几乎是见什么就拍什么，连小鸡小鹅小猫小兔也拍。她说，到西昌发射场后，她已拍了19个胶卷了。
一次玛格丽特见中方翻译──一位年轻的小伙胸前别有一枚中国航天纪念章，她很想要来作个纪念，年轻的翻译便摘下来送给了她。有人对她开玩笑说：“玛格丽特小姐，他送你一枚纪念章，你又送给他什么礼物呢？”玛格丽特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搂着这个年轻翻译的脖子，对准他的额头便是一个吻。年轻翻译被闹了个满脸通红，她却咯咯地大笑起来：“我的孩子和他年纪差不多，今年大学都快毕业啦！”
就是这位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玛格丽特小姐，本来很想去西昌市里玩一趟，但为了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却从来没去过一次。每当她值班时，态度相当严肃认真，一张本来充满微笑温情的脸上，你几乎见不到半点女性的温柔。
据说，有一次副指挥长胡世祥去卫星厂房时，故意对玛格丽特小姐开玩笑说：“小姐，这本是我管辖的厂房，今天就不用你陪了，我自己去行吗？”玛格丽特小姐却说：“尊敬的胡先生，很抱歉，我得履行职责！”
本是中国的卫星厂房，中国人不能进，却要由美国人控制，对此，有的中方人员也是很有想法的。
上官先生对此倒有个精彩的说法：“美国卫星运到西昌后，好比一位黄花姑娘要在你的房里借住几晚上，意思就是叫你主人不要动手动脚。既然如此，我们干脆把卫星厂房交给美国人去管理，这样我们既省嫌疑，又让美国人放心。”
后来事实证明，中国人对这位“黄花姑娘”确实没有动手动脚。
“亚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孙家栋〕中国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上官去美国时，美国国防部代表说：“中国认真遵守了安全协议备忘录。事实证明，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正如中国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中国没有一点儿想通过商业活动来获得对方技术秘密的行为。”
当然，中国也采取了对等政策。你不要我进你的卫星测试厂房，我也不让你进我的火箭测试大厅；我看不见你的卫星，你也别想看到我的火箭。
并且，在发射场附近，中方对美方还有许多限制区域，美方人员一旦进入限制区，便会受到制止；倘若美方人员因工作需要进入某地，中方同样有人“陪同”。
如同有人所说：“在生活上，我们要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在技术问题上，我们又必须要像敌人一样防范他们！”
显然，由于双方互有防范而又必须要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箭与美国星的联试工作相当艰难。
卫星方面的操作手是美方休斯公司的人员，操作地点却在中方的工作间，设备也是中方设备。但美方对中方的设备不熟悉，别说排除故障，连起码的操作都不会。
怎么办呢？中方操作手先教美方操作手如何操作使用设备，然后撤出工作间，在另一间房里等着，若遇设备出现故障或美方操作有误时，再叫上翻译一起进去排除或指点。尽管如此，依然矛盾重重。
一次中美星箭合练时，我走进地下指挥所，亲眼目睹了合练的艰难──
卫星信号台是发射中一个较关键的岗位。按中美联合操作程序规定，发射前卫星信号台只需完成两个动作：一个是与火箭连接脐带电缆脱落；另一个是射前负7分钟向中方给出一个或正常或非正常的信号。完成这两个动作，就操作本身而言，并不复杂，但由于中美双方的设备差异较大，操作手段截然不同，那天，美方操作连连失误，使合练一连折腾了好几次。
出于好奇，征得美方的同意，我闯进了置放卫星信号台的工作间，这个位置原本属于中方一位年轻的女技术员，如今却已腾让给了两位美国朋友，而这位女技术员只能“傻乎乎”地在另一间房里守候着。
“我已教了他们（指美国人）一个星期了，可还是老出错。”女技术员说，“要么设备捣鼓出毛病，要么搬错了开关。没问题时，不让我进工作间，等有了问题，又叫我进去。我就这么傻乎乎地守在这儿。说有事，有时工作间的门都没进一下；说没事，又一步也不能离开。我多次提出，能不能就让我和翻译坐在美国人身边，一旦有了问题，也能及时解决，但美方怕泄露技术秘密，死活不同意。本来，过去每次发射都是我主管这台设备，这次我却成了陪衬人员。说没参加‘亚星’发射任务吧，又每天都坐这儿；说参加了吧，到时又连开关都摸不上一下，你说这多憋气呀！”
这算不算一种牺牲呢？
6．“国际标准”与“祖传秘方”
西昌和洛杉矶时差8小时。就是说，当中国的太阳刚刚升起时，美国的月亮也该冒出来了。
一句话，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虽同是发射卫星，但各有各的观念，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干法。
西昌卫星中心过去成功地发射了五颗同步卫星，但并非所有做法都按的是国际标准，有的甚至就用“土办法”，也照样完成了任务。但美国人来了，一切要按国际标准！这对封闭的中国靶场无疑是抽了一鞭子。发射站副站长唐贤明说：“美国人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我们来讲，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便立即打来电话，要求及时解决。为了保证‘亚星’的发射，我们发出号召：要把这50天当阵地一样死守！”
新的卫星厂房，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和修建的，美国人第一次使用，当然也要按国际标准要求。比如，卫星厂房里的温度，要求22 °C，多一点儿不行，少一点儿也不行。这就要求中方的空调机连续九天九夜不能停。
中方过去对卫星温度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但有时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也就过去了。特别是空调机，从未有过连续工作九天九夜的历史。为了满足美方这一要求，保证给空调送蒸气，发射站专门组织了一个锅炉班，连续昼夜不停地烧锅炉。一个个本是体壮如虎的小伙子，到后来竟累得又黑又瘦，连爬起来都困难了。
有一次美国人正在冲胶片，水管突然停了一下水，便气得哇哇乱叫，竟打电话提出抗议。同时他们对电的要求也相当严格：24小时必须保证有电；只要设备在，电就不能停。
但人走电灭，是中国的老传统了。在卫星中心，人离开机房时，必须要切掉设备上的电源。这不仅已是一种工作习惯，而且已成为一种严格的工作制度。要是有人下班忘了关电，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处分的。
但在美国恰恰相反。美国人离开机房时，设备上的电源从来不关。只要设备在，就24小时不停电，常年如此。而且，据说下班时，连商店的灯从来都是不关的。如果关了灯，被盗了，警方不予过问；但要是你没关灯，被盗了，警方才予以追查。
因此，美国人对中方“人走电灭”这一工作制度十分的恼火，甚至大惑不解。
特别是对卫星的供电，美方要求要连续七天七夜不能停电。但中方为此十分担心。因为这电是直接加到美国卫星上的，万一供电过程中，供电设备不行，突然停电，如何了得？
美方说：供电问题保证不了，合作无法进行。
最后，七天七夜连续供电还是保证了。办法虽然土一点儿，但效果一样。
中国人不怕苦，还不怕死。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是满世界都知道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精神，中国的发射场，都没有逃逸设备？
所谓逃逸设备，是指发射架上一种特殊的设施，这种设施能保证：发射架上要是一旦发生诸如火灾、爆炸之类的事故时，工作人员能迅速逃离现场。
几年前，美国某代表团参观西昌发射场时，一位代表就曾经问过：“你们发射场为什么没有逃逸设备？”
当时发射站副站长李联林回答说：“人在靶场在，誓与靶场共存亡。”
但西方不同。所有发射场都有逃逸设备，且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美国人注重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认为人在一切俱在，人无一切皆无。倘若靶场突然发生危险事故，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迅速离开现场；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如何逃命，而是怎样排除事故。
据说，美国人上发射架时，第一件事就问：“万一发生事故，从哪里逃走？”
中国人说：无路可逃！
美国人便站在那里，原地不动，无论你怎样动员，就是不上发射架。
无奈，中方只得增设了逃逸设备。
再比如，有一种十分危险的燃料从美国运到西昌后，还要转运到发射场。美国人对此就十分恐惧，向中方提出了种种转运的条件，并坚持要在转运车上铺一块不锈钢板，还说人一定要离开50米，否则就会怎么怎么样。
中方对此当然也十分谨慎，但或许是习惯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恐惧心理就要轻得多。“算了，这事你们就别管了。反正保证给你们安全运到厂房门口！”中方负责人对美方说，口气显得很轻松。
结果，燃料从机场安全运到了发射场。中方工作人员不但没有铺什么不锈钢板，也从没离开50米，反而有的气瓶不好卸时，竟用手抬肩扛。
美国人被震得目瞪口呆，伸出大拇指，连说：“OK！OK！”说中国人真勇敢！真能干！我们简直想不到。
7．打赌：一只烤鸭
有人说，美国人钱多，中国人会多。
其实，不仅中国人会多，美国人会也多，中国人和美国人凑在一起，会更多。
在发射场，中美之间每天都有技术方面的合作和生活方面的接触，因此，每天都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旦需要技术协调或发生了矛盾，怎么办？开会。
自美国人到达西昌起，发射场每天都有两个会。上午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固定在发射场附近的小宾馆一楼会议厅举行。风吹不散，雷打不动，如同法律一般。
这个会称之为协调会。“亚星”发射准备过程中的所有大小问题──不管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还是发射卫星的重大决策，全都在这个会上协调商量，签字画押，拍板定案。
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外共有七方代表。中方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万源公司和长城公司。外方是：美国休斯公司、亚洲卫星公司和加拿大太列公司。
故有人又把这个会称之为“中外七方协调会”。
在全国各地赶赴发射场的上百名记者和作家中，我是唯一一个踏进了此会场的人，因而有幸亲眼目睹了会议的有关内幕，并有机会同不少中外首脑人物相识。
协调会很有意思。一方说汉语，一方说英语，在未经翻译之前，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但常常是，一方在用汉语或英语侃侃而谈时，另一方却要眼睁睁地看着说话的对方，表示在洗耳恭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玩艺儿，但又总是装出一副句句都明白的样子：或脸上不时挂出微笑，或不时点头表示赞同。直等翻译译出后，才恍然明白，原来对方讲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甚至是在发表对你表示不满或指责的言论。于是，便为自己刚才送给对方的微笑而感到后悔。但当对方下轮发言开始时，需要微笑还是微笑，需要点头照样点头，因为实在听不懂对方到底讲的是什么──万一讲的内容正好又应该微笑，应该点头呢？
由于参加会议的七方代表各自都代表自己的国家或公司。因此每位代表都相当注重自己形象的塑造。一旦置身于那个会场时，每时每刻，脑子里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升发出许许多多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或公司意识。
特别是中方代表，过去发射国内卫星时，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同中国人打交道，尽管每次发射前也要召开无数次指挥部会议，每次参加会议者也是来自全国各地若干个不同的部门，但毕竟都是中国人。穿戴可以随便，说话可以随便，风度举止也可以随便，甚至双方一见面，拍拍肩膀，逗逗乐子，开开玩笑，也没有多大关系。要是遇到问题，碰上矛盾，你克服一点儿，他谦让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即便过来一点儿过去一点儿，也无关紧要──反正关起门来是一家人。
但“亚星”的协调会可不行，中方每位代表，都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每时每刻推销展览的，都是一个民族的形象。
因此，中方的代表从服装穿戴到语言交流，从举止风度到礼节礼貌，从思维习惯到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昨天的司令，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西服；往日的将军，摘下了领章，打上了领带。司令成了先生，将军变为老板。一夜之间，发射场变成了生意场，你、我、他，都干起了买卖的行当。
过去，中方人员在称呼上都习惯叫“同志”，现在则不同了，男的称“先生”，女的叫“小姐”或“女士”。刚开始时，有的中方人员，不仅别人称自己为“先生”感到别扭，而且自己叫别人为“先生”也同样感到不习惯。但过上一段时间，多叫上几次，也就习惯了，并开始体味到，称“先生”“小姐”似乎比叫“同志”是要“那个”一点儿。特别是把“女同志”与“小姐”这两种称谓一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后者的人情味要浓烈得多。于是，自然也就成了习惯。
过去，中方人员一见面，总是习惯问：“吃饭了吗？”如果是熟人或老朋友，还会来上一句“咋啦，又想老婆子啦？”要是分手道别时，也习惯说：“没事来耍！”“空了来玩！”“有事找我打电话！”
但现在不同。中方人员每次与“老外”相见，不再说“吃饭了吗？”，而是讲“××先生，您好！”“××小姐，见到您很高兴”。并且，特别注重“您”字的发音。或者，一见面便右手一举，干脆用洋腔来上一句“哈罗！”；道别时也不再说“没事来耍”“有空来玩”“有事找我打电话”，而是讲“××先生，再见！”“××小姐，晚安！”，或者微微一点头，潇洒地说上一句：“古得拜！”
过去，靶场开会时，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都是老熟人老朋友老搭挡，讲话时多说几句少说几句，讲得好一点儿讲得差一点儿，甚至“啊”呀“嗯”地打上几句官腔，也没啥关系。但现在不行。由于中方人员是在面对世界讲话，这讲话还要翻译出去，如同一个人对着录音机讲话，要求你必须思维清晰，逻辑性强，语言流畅，否则无法翻译难以翻译。即使翻译出去，也很掉价。倘若你偶尔“啊”上一句“嗯”上一声，还情有可原，但如果你老是“啊”“呀”“嗯”的没完没了，翻译先生恐怕就十分为难了：译出去不是，不译出去也不是──鬼知道你那“啊”“呀”“嗯”的是什么意思？
因此，每当中方人员讲话时，再没有拖泥带水的语言，没有“啊”“呀”“嗯”的官腔，而是观点明确，见解独特，一字一句，言简意赅。虽然还是昨天那个中国人，但讲话风格，却判若两人。
协调会是很严肃的。出于保密和责任的原因，凡参加会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次都得签上自己的姓名（连我这个旁听者也不例外）。
会议一般由休斯公司一位人员主持，程序大致如下：先互通情报，再由美方提出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方能当场答复的，立即给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研究后改日答复。最后由中方提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进行讨论，若无异议，照章执行。
会议原则性极强。凡属重大决策，如新闻发布，发射日期等，若取得一致意见后，均须经过七方代表签字画押，方能生效。若一方不同意，便不能执行。若涉及技术敏感问题时，谁也不肯吐露半句。如果遇到有的技术问题必须要共同讨论，则双方先是兜圈子，然后才逐步涉入，一旦情况不妙，立即“撤兵”。
为防止卫星技术外流，美国政府还专门派了国防部四位官员到西昌，意在监督美方人员是否严格按合同执行。这四位政府官员每次开会必有人到场。若因故未到，会议暂时不得进行。
一次，中美双方在会上讨论卫星与火箭对接中的某项技术问题时，休斯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刚说了一个较敏感的问题，政府官员立即要求会议暂停，然后将美方全体人员叫出会议厅，在外开了个短会，等统一了讲话的口径之后，再入会场继续开会。
当然，会议的气氛不仅是友好的，而且也是宽松活泼的。
在会议短暂的休息期间，中美双方常在娱乐室里打乒乓球。有时为了一个球是否擦边，双方会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大吵大嚷一番。尽管谁都听不懂对方具体嚷的什么，但谁心里都明白：对手绝不肯认输！
在最后一周的协调会上，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像如此严肃庄重、责任重大的会议，甚至连事关发射的重大决策，竟全是在一片谈笑声中（有的甚至是玩笑声）议定拍板的。
可以这样说，没有哪一次会不充满谈笑声和玩笑声。每当一个问题议定后，或中方人员风趣地说一句英语，或外方人员幽默地说一句汉语，总之非得玩笑一番之后，才肯散伙。
要是碰上棘手的问题，双方先是一阵沉默，随之很快就有人（不是中方就是美方），甩出一句俏皮话来。于是大伙哈哈一乐，说：“为了亚星，精诚合作！”再棘手的问题也都好办多了。
打赌，是会上常用的一种玩笑方式。最活跃的两个“赌徒”，一个是中国的发射“亚星”的副指挥长胡世祥，一个是亚洲卫星公司专门从加拿大聘请的高级顾问江?可达先生，而常常挑起二人打赌的“罪魁祸首”，正是上官世盘。当然，还有一位“坐山观虎斗”者，便是卫星发射中心的总工程师佟连捷。
上述四位，是会议的核心人物。
上官先生精明练达，善于审时度势，且很能掌握外交分寸。他每次开会必到，但必到未必都讲话。一般问题，他极少发言。重大问题，他看准火候，抓住时机，然后出其不意地谈上一通。他话不多，却极有分量，常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倘若遇有双方扯来扯去，一时很难扯清的问题，他便快刀斩乱麻，只需三言两语，便使问题一清二楚，是非了然。为此，外国朋友们都十分敬佩他的智慧与才干。自然，他也不失风趣幽默，常把玩笑作为外交策略的一种手段。
佟连捷先生便是前文提到过的“戈壁七英雄”之一。他寡言少语，性格内向，既无大怒，也无大喜，在会上的态度始终平静沉稳，不卑不亢。
他极少开玩笑，但偶尔甩出一句话来，也够人嚼的。他原则性强，对敏感的技术问题极为谨慎。每当他谈到技术问题，不快不慢，一字一句，有顿有挫。
由于他情绪不易外露，表情缺少变化，脸上始终保持一副或沉思或微笑的尊容，使得对方很难摸透他内心的秘密。
因此，每当他同对方谈到敏感的技术问题时，美国朋友们总习惯用眼睛打量他，那探测的目光似乎在说：这老先生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胡世祥先生在中国的航天界，可以说是卫星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他才思敏捷，有胆有谋。说话办事，果断利落。敢于拍板，勇于负责。他从西北到西南，从戈壁到山沟，在发射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发射系统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会上同外方交涉中，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他当即便能给外方满意的答案，无须“研究研究”。
胡先生襟怀坦白，性格豪放，风趣幽默，能侃善辩，每次同外方洽谈，总是谈笑风生，潇洒从容，既有指挥官的胆略，又有大老板的派头，因而深得外国朋友的敬重。
但，玩笑是要开的。
幽默，是一个人智慧的最高体现，胡先生是个幽默的人，可以说，他的性格全靠幽默塑成。或是大漠长年孤寂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喜欢调侃解闷的习惯？许是上帝的精心安排，使他全身都长满了风趣与幽默的细胞？总之，玩笑成了他生命旋律中的另一插曲。他不仅喜欢开玩笑，而且还常常善于用玩笑的叙述方式道出一个极为深刻的道理。
“亚星”发射成功后，四川省科协请胡先生到成都各大学做讲演报告。面对数千名大学生，他不带讲稿，即兴发言，几乎每句话都充满了风趣幽默，几乎每句话都赢得了大学生们狂热的掌声。有的就因一句幽默的话，鼓掌声竟长达一分钟之久；有的就因为一句风趣的话，女大学生们都笑出了眼泪。于是，一位大学生当场便给他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他坐在讲台讲话，背后是一枚巨大的火箭，火箭上写着这样一句：幽默大师与中国火箭！
因此，胡先生在协调会上同外国朋友“交锋较量”中，不仅喜欢用玩笑打头，还善于以玩笑结尾，其间还常常来上几句俏皮话，使会场的气氛既显得团结紧张又生动活泼。特别是当双方遇到矛盾相持不下时，他会突然甩出一句玩笑，使矛盾一下便缓和下来。
当然，玩笑不是乱开的，也不是好开的，更何况这是“国际玩笑”！每次开会时，只要稍加留心，便会发现，那每一个玩笑里，都深藏着东方人的智慧与谋略。
可达先生也不失为西方的一位幽默大师，在中外数十名与会者中，他和胡先生最爱开玩笑也是玩笑开得最多的一个。开始，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礼尚往来。后来，久而久之，玩笑便由初级阶段发展到了最高形式──打赌！
在3月上旬的一次协调会上，中外双方商定发射日期问题。中方提出4月5日发射，其理由是，根据卫星中心气象预报：4月5日这天是个好天气。
但当这个意见说出后，不光美方不相信，可达先生也对此表示怀疑，说：“西方的气象预报从来不准，你们中国的气象预报未必就准，何况，现在离4月5日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们怎么知道那天就一定是个好天？莫非你们中国的气象专家能掐会算，个个都是神仙？”
胡先生说：“可达先生，可以告诉你，气象是我们中心的专利，请你相信我们的预报。”
可达先生说：“这是个遥远的神话，我无法相信。”
胡先生系了系领带，笑眯眯地站了起来：“可达先生，如果4月5日是个好天怎么办？”
这时，一直静坐一边冷眼旁观的上官先生出场了──卫星中心的气象预报不光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也有不信的。上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几年前，西昌卫星中心在发射一颗国内通信卫星时，也是因为气象预报问题，上官先生曾和原来的主任侯福先生打赌。结果上官先生输给了侯福先生一只北京烤鸭。第二次发射卫星时，上官先生仍然不服气，再一次同侯福主任打赌，结果，又输给了侯先生一只北京烤鸭。
但上官先生用两只烤鸭换得了一个真理：西昌卫星中心的气象预报不可不信。
因此，当上官先生见胡先生和可达先生较上劲时，自然怀念起了他那两只输掉的北京烤鸭。于是说：“两位先生敢不敢打赌？”
可达先生笑着说：“打赌？当然敢艺牒退哪兀　
胡先生也乐了，说：“好！打赌，我欢迎！”
“不过，赌什么呢？”可达先生问。
“就赌北京烤鸭怎么样？”上官先生总忘不了北京烤鸭。
“好，就赌北京烤鸭，我同意。”胡先生欢叫道。
“不过，”可达先生摊了摊手说，“赌几只呢？”
胡先生笑了：“可达先生，你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中国发射卫星，一路辛苦，破费不少，我看咱俩就赌一只咋样？”
“好！一言为定！”
胡先生和可达先生的两根小指头紧紧勾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
4月5日转眼便到了。这天，上午天气阴沉，发射场上空布满乌云。刚到10点，可达先生便找胡先生去了。
“胡先生──”可达先生望着胡先生的脸，只笑不语。
“怎么，想吃烤鸭啦？”胡先生推了推眼镜说，“不过，发射时间应该是晚上，现在才10点。对不起，可达先生，烤鸭还不熟呢！”
可达先生怏怏地走了。
下午，阳光灿烂，发射场上方，晴空万里。不到3点，胡先生又找可达先生去了。
“可达先生──”胡先生望着可达先生的脸，也只笑不语。
“怎么，想吃烤鸭啦？”可达先生用手比划了比划。
胡先生抬头望着天空，右脚掌轻轻拍打着地面，仍然微笑不语。
可达先生抬起头来，眯缝着眼，久久望着洒满中国天空的太阳，突然放声笑了起来：“胡先生，我认输了！”说着，一手搂着胡先生的脖子，一手就去掏钱包。
8．“老外”采访备忘录
在发射场一周时间里，我除了采访了大量的中国人外，还采访了十几名外国人。采访外国人是件极困难的事情。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再就是外国人的时间观念极强。加之时间匆促，彼此又混得不熟，这就使采访愈加艰难。
但外国人既然第一次到中国的土地上发射卫星，就应该留下各自的印记。否则，后人读到的，将是一段空白的历史。
江?可达（“亚星”发射主任）
61岁的可达先生是匈牙利人，现为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太空部高级技术项目经理。加拿大太列公司是世界上有名的卫星公司，它主要对世界各国承担代买、采购和组织发射卫星的任务，并且还可以帮助各国培训航天技术人才。为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亚洲卫星公司特用高薪从加拿大太列公司聘请了一个技术顾问团，负责“亚星”发射的组织计划工作，而可达先生，则是“亚星”方面的技术总指挥。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老头。
他上身穿一件花格毛衣，外套一件羊毛背心，下穿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色的皮鞋。他虽已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一副银灰色的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
可达先生是首脑协调会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喜欢斜靠在沙发上讲话，并习惯借助手势来强调讲话的内容。讲到激动处，便站起来走到会场中央，一边讲，一边来回踱着步子。别人的“特别通行证”都挂在胸前，唯独他的“特别通行证”却别在领口。“特别通行证”与他的下巴互不客气地冲撞着，不时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可他毫不顾及，依然一个劲儿地往下讲。
其实，可达先生不光输过一只烤鸭，还输过十瓶啤酒。
那是在4月4日上午的协调会上，因3日下午合练失败，会议决定在4日下午再进行一次大合练，这也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大合练。由于3日下午失败的原因在中方，因此可达先生提请中方注意：本日下午的合练一定要保证成功。胡世祥拍着胸脯说，保证没问题。可达先生说，万一又出问题呢？胡先生说，要不咱俩打赌。于是，二位又赌了起来。
当然，赌注已不再是一只烤鸭，而是十瓶啤酒。结果，下午合练成功，双方皆大欢喜。遗憾的是，可达先生又输掉了十瓶啤酒。但他乐呵呵地拍着腰包说：“十瓶啤酒，换来一次成功，值得！值得！”
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位老人，我绕了一个圈，先找到了可达先生的贴身翻译丹尼尔?王。丹尼尔?王1942年出生于中国大陆，祖籍河南。1949年他去了台湾，在台湾大学毕业后，于1967年又去了加拿大，并在加拿大攻读了硕士学位。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次已是第三次来大陆了，用他的话说，每次来大陆都像回娘家一样。
丹尼尔?王先生首先向我谈到了对西昌卫星中心的印象。他说：“中国人非常愿意合作，愿意帮忙，工作精神特别好。像上官先生、胡先生都是非常出色非常能干的人物。另外，像长城公司、万源公司的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是世界第一流的！我能参加加拿大与中国的这次合作，感到非常的荣幸。”
丹尼尔?王先生告诉我，可达先生是一位管理能力极强的人物，组织过世界上12次卫星发射任务，他的特点是，工作中突出重点，肯负责任，也敢负责任。
最后，丹尼尔?王先生还向我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时，随身专门带了一套西装。这套西装是他夫人专门为他设计和制作的。每次组织世界性的卫星发射时，他总是要带在身边，到发射那天，他就换上这套西装，每次穿着这套西装，发射都成功。
4月6日上午10点，我利用首脑协调会的间隙，同江?可达先生正式照面。为我担任翻译的，是张国东和王维亮先生。
笔者：可达先生，在这几天的会上，你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想同你聊上几句，不知是否乐意？
可达：谢谢！我非常乐意。
笔者：你作为“亚星”的组织指挥者，请你谈一点儿第一次同中国合作的看法。
可达：中国人做事非常认真，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友好。昨天下午的演习证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是完全可以合作的，而且能够合作得很好。当然，第一次合作是很困难的，就像玩足球，需要有个互相配合的过程。因为中国的发射方法与外国有所不同。但一旦适应后，彼此了解后，就不再感到困难了。当然，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心里没底，有一种担心。坦白地说期望值是不高的。但通过这段时间合作后，我感到很不错，觉得同国外一样，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发射中心、法国的库鲁靶场和巴西等。
笔者：可达先生，明天就要发射了，如果这次发射成功，你下次还愿意来中国合作吗？
可达：当然愿意！
笔者：那如果这次发射失败呢？
可达：（愣了一下）我还是愿意来，并且肯定要来。
笔者：为什么？
可达：我在中国度过的这段时间很有价值。我能代表亚洲卫星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同中国合作，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这儿有一支可以信赖的技术队伍。同时，我喜欢干开拓性的工作。航天发射，是一项冒险事业，这项事业最激动人心之处，就在于它不同于干其他事业一样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惊心动魄的事业。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当一个卫星技术主任，而不愿当一个自行车经理的原因。
我同可达先生道别时，可达先生掏出一张名片，随之又掏出一方中国大印，并学着中国古人的样子，对着大印轻轻地哈了一口气，然后盖在送给我的名片上。名片上即刻显出四个字来：江可达印。
周围的人一下全笑了。
关于这方大印，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去年，可达先生来西昌卫星中心时，在为他举行的晚宴上，上官先生开玩笑说：“江先生，干脆我们替你取个中国名字吧！”江先生举着酒杯问：“取个什么名字呢？”“就叫可达吧！”上官先生说，“可达的意思就是任何目的我们都可以达到。比如把‘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这个目的我们也一定可以达到！”江先生说：“好，我完全同意！”胡世祥先生这时也举起了酒杯，说：“江先生，这样吧，此事为郑重起见，我让我的部下专门为你去刻上一方大印，下次你来中国合作时，第一件事就是：接印！”说罢，三人哈哈大笑，“咣当”一声碰响了酒杯。事后，胡先生果真派人去成都刻了一方大印。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时，便将这方大印交在了他的手上。因此，在中外首脑会上，每当举行重大签字仪式时，他便总是掏出这方印来，郑重地盖上一下。
我接过可达先生这张盖有大印的名片，当然明白可达先生的良苦用心，于是，我掏出我的名片，也在背后飞快地写下这样一句话：
人类友情永存，空间文明万岁！
斯坦豪尔（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
这是一位巨人：两米左右的个子。
在一次首脑协调会上，他渴了，起身倒开水。水瓶全都放在地上，又是压壶。他个子太高，弯下腰实在困难，便将左腿跪在地上，右手按着水壶开关，总算接了一杯水。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端起茶杯回到座位，如同一位小学生刚做完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这就是斯坦豪尔，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
这是一位在国际航天领域有较高知名度的卫星技术专家，“亚洲一号”卫星便主要是由他设计的。他主持设计的这种通信卫星，在世界航天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已在世界各国出售了35颗。
斯坦豪尔先生对中国极有感情，这已是第八次来中国了。据说，在当初“亚洲一号”卫星是否让中国的火箭发射问题上，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一位。显然，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的这一票是很有分量的。
斯坦豪尔戴个眼镜，天生一副慈善的面孔，脖子上常常挂着一个相机，可惜常常不能随便照相。
协调会上，他主要是听，更多是思考。一般性的技术问题他不发言，要谈就是关键的技术决策问题。且话短，常常是反问式的句子。其提问的内容，用中国话说，特刁！
一次，中美之间进行大合练。当合练程序进行到某一项时，美方突然向中方发出信号：卫星出现故障，正在排除！显然，这是美方为检验中方的应变能力而故意设置的“故障”，胡世祥刚见信号发出，便笑了，说：“这肯定是斯坦豪尔先生在‘捣鬼’。有来无往非礼也，咱们也给他来一下，看他们的应变能力如何？”于是，当程序进行到马上就要下达点火发射口令时，中方突然向美方发出信号：火箭出现故障，发射推迟十分钟！
我是在4月6日上午9时使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访问斯坦豪尔先生的。当时，离开会时间还有十来分钟，我和翻译张国东先生刚见斯坦豪尔走来，便在门口截住了他。由于是站立式采访，我和翻译几乎是仰着脖子同他谈话。
我单刀直入，请斯坦豪尔先生谈谈这次合作最深的感受。他说：
“我已多次来中国，最深的感受是这儿的人，特别是这儿的技术专家。他们人好，心好，专业好！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见解，有语言的阻碍，有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文化修养，但双方经过努力，还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另外一点，你们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比我们国家古老得多。中国的文化古迹，山川河流，田野风光，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问：“你如何看待这个靶场？”他说：
“这个靶场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你们这儿具备了发射条件，并且有一批素质较好的专业人才，我们才愿意合作，否则，是不会到这儿来的。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不同之处。发射中，你们有你们的原则，你们的指挥员在位置上分配不同，这是你们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或者说是你们的一个特点。我对你们正兴建的发射场非常感兴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说：“你作为一名科学家，你认为这个靶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说：
“我认为这个靶场不足之处，是交通问题。我们从美国到西昌，路途上要花去三天时间，这太浪费时间了，简直像旅游。你们能不能想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如果从美国到这儿只用一天时间，那就太棒了！因为我们到中国来是搞空间技术合作的，不是来旅游的……”
斯坦豪尔先生刚谈到这儿，会议开始了。
兰国思（美国国防部官员）
这是一位最难接近的人物。
美国政府共派了四位国防部官员到西昌，他是其中之一。由于是政府官员，不易接近，也不便接近。
但美国政府官员既然在中国西昌印下了清晰的足迹，也该留下真实的声音。历史，不应该是个让后人胡思乱想的少女！
于是，在发射前的头天傍晚，我还是冒昧闯进了他的房间。我去时，兰国思先生正站在烤箱边上，不知是在烤猪腿还是羊腿？一看便知，兰先生是位性情温和的人。翻译粟小姐替我说明来意，他有些犹豫，说：“我还没吃饭呢！”我执意坚持，说：“时间不长，一会儿就完。”
他同意了。
我刚在他房间落座，兰先生便盯住我胸前印有“CLTG记者”字样的特别通行证。我知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记者们都很敏感，忙解释说：“请别在意，这不是我的本行。我是搞文学的。”
兰先生笑了，还未等翻译小姐开口，便说：“哦，你是作家！”
我惊讶：他会说中国话！
兰国思先生今年37岁，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1956年他去了台湾，并在台湾念了高中。1970年他考入了美国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太平洋司令部任参谋，后在空军大学演习中心工作了三年。三个月前被派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任空军副官。
他会说中国话，但毕竟有些生硬，较复杂的意思，便不知该怎样表述是好了。于是，他同我对话时，汉语和英语二者常常交替运用。
他说：“我们到发射场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休斯卫星公司执行中美两国政府所签订的合同，因为涉及到许多技术保密问题。另外，在卫星发射过程中，若出现一些矛盾，需要两国大使馆出面解决的，我们从中做工作。合作中，哪些话不能讲的，我们要告诉休斯公司工作人员，但不控制他们任何人员的言论行动。”
他说：“西昌卫星中心不错，人员的态度很好，很愿意合作。休斯公司人员同中国技术人员的关系也非常好。中国的科技情况差一点儿，但能力都有，有的设备不是很好。这次中美双方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休斯公司没有翻译。”
他说：“现在能发射商业卫星的只有美国、法国和中国。这也是经济上的竞争。‘亚星’如果发射成功，便架起了通信的桥梁，方便了中美的交往。中美两国的关系本来不错，通过这次空间技术的合作，关系就更好了。”
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法律制度不严。我们美国是非常注重法治的。但中国的文化非常好，希望两国之间多相互了解，也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
我一直什么都没说，但当他说到这里时，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尽管我们两国的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通过这次合作，至少可以说明，有一点我们是相通的，这就是：进军宇宙，开发空间，为这个地球上所活着和将要活着的人造福！”
他说：“完全同意！”
这时，有人叫：“兰国思先生吃饭了。”
道别时，兰先生送我一张名片，上写：但愿北京见！
我谈兴未尽，似乎有许多话还未说，但没时间了。
我忽发奇想，掏出一张发射“亚星”的首日封，在上面为兰先生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地球人！
兰国思先生接过首日封看了看，然后甩出一个漂亮的响指，用英语惊叫道：
“OK！我们都是地球人！”
本文选自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披露了中国承揽并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进行“亚星”发射的过程及相关内幕。“亚星”即“亚洲1号”通信卫星，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1984年由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发射上天但未成功入轨，后经回收、修整后，为亚洲卫星通信公司购得，并交付中国发射。此次发射是中国首次承揽外国卫星的发射任务，它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由此步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李鸣生在卫星发射前进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对中外专家进行了深入采访，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经过几个月创作，推出了《飞向太空港》这部报告文学，荣获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被文学界称之为中国“航天文学”的“开山力作”。
节选这一部分描述的是卫星发射中的国际合作。作者选取了大量富有情趣的细节与故事，按照从日常生活到工作的顺序串联起来，点面结合，真实展现了中美双方交流合作中友谊深化的过程。亚星的发射是中美航天人的首次合作，在此之前，双方都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因此不可避免在生活方式、工作程序、社会观念、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上存在隔阂甚至摩擦。中方本着合作至上、尊重谅解的原则，不断改进服务，求大同，存小异，使得中美双方由分歧、摩擦，到相互理解，甚至建立起牢固的友谊。文章材料丰富，细节突出，较少概括化的叙述，通篇以生活化的笔调娓娓讲述，将中美严肃的合作写得妙趣横生，显示出作者极强的材料驾驭能力和叙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