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建设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基础配备设施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日报多媒体数字报刊
第07版:记者调查
今年,青海省计划安排投资200亿元左右,将继续坚持把住房、学校、医院等民生项目放在优先位置,同时加快道路、给排水、广电、通信等城乡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文化活动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年内将建成大部分项目——
完善基础设施 保障改善民生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张明成
玉树地震发生后,青海电信分公司员工不顾高寒缺氧,加班加点及时恢复通讯业务,为抗震救灾取得最后胜利付出了艰辛努力。图为员工在灾区重建中抢修通讯线路。
马玉宏摄 玉树灾后重建工作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保障系统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推进住房、道路、通信及水利设施建设,保障灾区民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推进。 住房建设 排排新建房拔地而起 巴塘河畔,新民居鳞次栉比、水泥大道宽敞平整,村民用手中的铁锹平整着自家院前的土地,映出灾后重建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和喜悦。 禅古村是玉树灾后首批建设的示范村,去年10月206户600多人陆续入住新村。“感谢党,感谢全国人民,禅古村搬进了新家!”这是禅古村村民打出的横幅。记者来到牧民达果家时,他正忙着布置庭院。屋子布置精美、物件整齐摆放,电视机、壁柜、VCD机一应俱全。水果、麻花、罐头、糖果、瓜子和大盘中盛满的牛肉摆满了整张桌子。达果告诉记者,家里4口人,住在80平方米宽敞明亮的屋子里,感觉很幸福。捐赠的粮食、清油、大米等物资整齐地摞在厨房,厨房一角摆放着他前不久购置的冰箱,自来水通到了院里。在该村住社的机关干部单增嘉措告诉记者,他和另外7位同事负责禅古新村4社村民房屋院墙修缮项目和厕所修建任务,目前禅古村水、电、路、桥设施齐备,牧民出行很方便。 随后,记者一行驱车绕行翻过加吉娘山,前往位于结古镇西侧的甘达村。甘达村依山而建,同样是玉树灾后重建示范村之一,房屋整体风格与禅古村相似,共入住居民239户、1032多人。该村太阳能路灯和“井”字形道路设施成了除房屋之外最吸引人的亮点。村民马忠欣喜地告诉记者,“与以前的土木房子相比,现在的砖瓦房盖得好,又漂亮!”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中15头牦牛由大女儿在牧场看管,一头牦牛均价3000元,相当于家中有45000元固定积蓄,另外家中还有每月60斤的面粉救助,再加上父女三人每年挖中草药能增加收入6000元至7000元,一家人生活和供两女儿上学不成问题。 据了解,玉树地区农牧民住房新建共计31008户,加固3670户。城镇居民住房新建29218套,加固面积118000平方米,不断满足群众住房需求。 道路交通 构筑“一纵一横两联” 玉树地域广阔,州域公路网密度低、路况差,进出主要运输通道仅有国道214线和省道308线,沿线地形复杂,通行能力较弱。青海交通在顺利完成214国道整治和308省道单幅加宽工程,对灾后重建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的基础上,将加快构建玉树“一纵一横两联”生命线。“一纵”为国道214线共和至多普玛段,“一横”为省道308线玉树至不冻泉段,“联一”为省道409线珍秦至称多段,“联二”为省道多拉麻科至杂多段,建设通县二级公路,提高共和至玉树公路建设等级和保通能力。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青海省交通部门精心策划,超前规划相关的工作。今年2月份完成了共和至玉树634.84公里的公路设计工作,在全系统选调了35名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过硬、具有在多年冻土及高寒地区施工管理丰富经验的人员组建了共和至玉树公路建设指挥部。在国家交通运输部的支持下,从全国选择技术力量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7家交通科研院所作为技术支撑和服务单位,协助解决在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性难题。为恢复玉树巴塘机场受损设施设备,积极建设目视助航灯光系统及保障基地、航线通信工程等,以提高机场吞吐和航空应急救助保障能力。据相关资料显示,今年玉树灾后重建要完成65%的任务,玉树灾后重建三年规划交通项目233个,将开工建设涉及玉树长远发展的214国道高速公路。 电力通信 全力以赴提高保障能力 2010年至2012年,玉树地区电网规划总投资将达到10.86亿元。其中110千伏电网工程投资3.45亿元;35千伏电网工程投资3.40亿元;10千伏及以下电网工程投资3.38亿元;玉树电力调度中心投资0.50亿元;现有电网厂站端二次系统及通讯系统改造工程投资0.13亿元。 根据玉树地区电网电压等级低,供电可靠性差的实际,为提高电力通信保障能力,青海省电力公司编制的玉树州灾后电网恢复重建规划,明确玉树电网重建3年目标和任务,管理上建立健全考核办法,实现全过程管理和奖罚分明的规章制度,确保110千伏结古变电站及线路工程、110千伏下拉秀开关站及线路工程、110千伏称多输变电工程、35千伏隆宝、巴塘输变电工程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新建110千伏变电站3座、开关站1座,新增变电容量12.6万千瓦;新增35千伏变电站10座,新增变电容量3.15万千伏安,实现玉树、称多、囊谦三县110千伏升级联网,升级改造治多、杂多、曲麻莱三县现有配电网。 为保障通信,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按照“先无线、先基础设施、先外围”的原则,主抓灾后重建公众通信网、农村通信与信息化、应急通信、过渡恢复期通信保障4大工程建设,总投资规划为52000万元,以提高玉树地区整体通信、网络覆盖、抗灾救灾和公共服务能力。青海移动分公司为确保网络安全,及时启动了2010年传送网过渡通信保障微波系统建设,实施了2010年玉树灾后青海移动省内二干西环新建配套机房工程、2010年玉树灾后玉树城域传送网设备优化工程、2010年玉树灾后玉树州囊谦县管道工程,2010年玉树灾后结古镇县管道一期工程、2010年玉树灾后重建玉树-曲蔴莱、玉树-囊谦-杂多光缆线路等工程。目前,玉树地区通信保障能力大大超过灾前水平,通信应急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水利设施 综合治理保供水畅通 重建期间,玉树、称多、囊谦三县农牧区水利灌溉设施,改造区配套设施及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结古镇防洪工程,河道综合治理,巴塘河和扎西科河堤、北山排洪渠及沟道防洪工程有效落实,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加快,水源保护力度提高,水文、水保设施监测能力不断增强。 “水利部门在巴塘河上修建了防洪堤,给我们村里修上了排洪沟!把自来水接到每家每户,帮了我们大忙,现在拧开水龙头,就能喝上放心水,我们再也不用到河里挑水吃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禅古村党支部书记扎格指着巴塘河畔的新家园动情地说。 一个个供水点让群众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一道道防洪堤挡住了汹涌河水对岸坡的冲刷侵蚀,一条条排洪沟及时排放着山洪泥石流…… 沿着214国道走进结古镇,通天河畔一排排崭新的温室蔬菜大棚格外引人注目,棚中绿油油的蔬菜鲜嫩欲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作为玉树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重建的首个建设项目,玉树结古镇绿色产业基地自去年5月16日开工,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蔬菜大棚1700余座,这项工程已经基本完工。”玉树农科站技术人员尼玛旺扎说:“这些蔬菜大棚的建设启用,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吃菜难问题,还可大大缓解援建人员的生活所需,增加了市场的有效供给。” 按照重建部署,2011年,玉树将继续把住房、学校、医疗等民生项目放在优先位置,同时加快道路设施、广电、通信等城乡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建设,逐步推进玉树地区城乡一体化,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间合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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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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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R】丹磷I’ p付代lj:11903
晰 船 学 mn座机电话号码 上海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THESIS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 题目 区域分析与对策研究 一一ll一 作 者 宋莉丽 荦科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 导 师 于丽英 完成日期 2006年3月 摘要 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基础设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载体,而经济
发展也为基础设施的发展带来资金支持。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的吸引社
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存在~定的差
距。为了使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本文评价了我国各地区基础
设施的建设水平,比较了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效果,并在区域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共分为七章。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国内外理论和文献进
行了分析概括,在第三章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在第四章
对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体制演变和发展现状等问题进行了回顾。为了更好的促进 ●
我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本文在第五章建立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比较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础设施的建
设水平,在第六章进行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较分析,在对投资力度和投
资效果分析的基础上将所研究的30个地区分为四个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在第七
章提出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以及进
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文有两个主要创新点。第一,建立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我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第二,根据各地区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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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操作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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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活动的载体和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基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投资越来越大,单纯依靠传统的筹资模式难以填补城建资金庞大的缺口。为了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策略必须实现创新。本书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探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制、投融资策略创新和操作方法,并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投融资案例的剖析和原理研究,让读者达到学习理论、指导实践之目的。本书适合在城市基础设施政府管理部门、招商部门、投资和融资机构的从业人员学习参考,适合从事相关领域政策研究和实际操作的理论、实务工作者参考,也适合用作mba和mpa的案例教材。目录:前言1城市基础设施第一节城市基础设施第二节城市基础设施的含义、内容及性质第三节城市基础设施理论分析:公共物品理论2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现状第一节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情况的历史回顾第二节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所欠历史账较多第三节城市基础设施政府投融资渠道第四节部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质改革情况3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风险和一般程序第一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风险概述第二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中的风险管理第三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的一般程序4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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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容及属性,分析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只有通过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运作市场化、民营化,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贷服务,强化以农民为主体的意识和制度安排,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我国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长足发展。  关键词: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对策
  一、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容及属性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社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农村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农村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基础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农村文化设施等。
  从公共物品的属性来划分,公共物品可以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公共资源性物品。目前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几种流行观点有:一是凡是人们迫切需要而社会和市场做不了、做不好和不愿意提供的产品,均是政府的责任[1]。这一理论从传统的以物品属性来划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范围跃至根据需求及供给环境来确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但是,其考量标准的模糊性让公共产品与服务在实践中供给主体最优化选择以及相应的责任确定带来了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判断标准的量化将能很好地完善这一理论。二是根据人们需求的公益性程度及需求满足中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不同,将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两类(表1)。三是根据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与提供者的不同,将公共产品提供制度安排分为四大类(表2)。
  表1 公共服务分类  表2 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安排  将表1与表2进行比较可知,表2中A区域即表1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C区域对应表1中准基本公共服务;B、D对应经营性公共服务。A区域、C区域主要是政府自己生产不可能或效率较低的领域,如自来水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等。因B、D区域的公共产品在我国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和东部较发达农村地区,且完全属于差异性需求,本文不作讨论。
  二、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状况与问题
  1.现状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农村交通、电力、通信、医疗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文化体育、环境卫生、市场建设等方面供给严重不足。其中虽然有些方面取得了覆盖率上的提高,但是,其供给质量较低。因此,如果把我国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分为量的满足和质的追求两个阶段,那么,我国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处在量的满足阶段,且大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满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逐步转向较高层次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届时,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可能出现公共服务供给“青黄不接”的结构性困境。此外,我国农村边际消费倾向中,文教娱乐、交通运输、医疗保健的消费倾向分别为0.1、0.1625(食品、居住、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分别为0.、0.)。再加上农民存在着对公共产品消费极强的收入弹性,农民从收入中支付了大量本不应该属于农民支付的费用。这种“畸形的供给关系”造成的对农民消费明显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4]。农民消费倾向明显的领域恰好是表2中的A、C区域,这就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中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
  2.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方面资金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支农资金中地方配套资金的筹集和民间资本利用两方面。配套资金方面,据统计,目前乡村负债的15.20%~25.80%是由旨在促进农村建设的中央支农资金造成的,在现有政策不改变的情况下,情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5]。配套资金问题是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全国性公共产品与地方性公共产品、跨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不明确以及“行政软强制”的综合产物。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中央转移支付的地方配套资金更难筹措。民间资本的利用方面,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提供与生产主体基本上由政府承担,民间资本很少涉足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特别是在表2中的C区域,市场供给的效率要大于政府直接生产供给的效率,政府的越位不仅造成供给效率低,而且造成自身负担过重,影响A区域的产品与服务供给。
  (2)运作方式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采用的是政府出资承包给法人,在政府招标过程中,往往是政府先与法人就项目资金、质量标准、交付期限等协商一致,接下来,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先付资金,法人后建设,政府验收。由于政府担心失去对项目建设的监控权,政府不愿采用。第二种情况是法人先建设,政府验收合格后交付资金。由于法人需要足够的资金,而且承担着“沉淀成本”的风险,法人不愿采用。第三种情况是,项目开工前按一定比例预付资金,待验收合格后交付剩余资金。由于其折中了前两种方法,成为最佳途径。但是,由于双方都以对方承担着“沉淀成本”风险而分享对项目的控制权。政府的监控权相比较第二种情况会弱化,法人则会淡化第一种情况下的精益求精。在政府与法人的利益博弈下,政府不愿意默认自己当初抉择的错误或法人满足政府官员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接受质量不高甚至不达标的项目。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公开竞争招标的项目,竞争模式运用甚少,大多采用政府主管人员私下联系,难免产生寻租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最后,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由于建设与管理的脱节,导致出现问题后互相推诿,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直接管理缺乏成本意识,造成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低。
  3.制度方面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的缺失本身就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其主要表现:一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范围、责任、方式、监督的法律缺失。这是造成我国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对称法律层面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也导致我国中央支农资金的转移支付多表现为临时应对性强,缺乏长远规划与资金转移的稳定性。法律制度的缺失不仅造成了资金供给的不稳定,还加大了公共产品提供的政府“交易成本”。为了加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组、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毋庸置疑,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发挥了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再加上政府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有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动权(政府奖补实际上决定了工程项目的通过),作为经济人的政府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倾向,导致出现了类似新型医疗合作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套资”冲动和“钓鱼”工程,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二是我国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缺乏操作性强的制度支持与保障。国家对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往往采用“定性”性规定,如鼓励、提倡、加大等措辞,缺乏民间资本进入许可、优惠政策、市场银行融资、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定量性规定,这就导致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的制度导引、辅助、监管机制的整体性缺失。
  4.基础设施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被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其建设关键在于符合民意。农民的有效参与是保证农村基础设施符合民意的关键。在我国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中,民众的参与性被忽视,造成民生工程不合民意,社会效益低,甚至有违民意,适得其反。然而,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我国农村社会呈现出阶层化现象。我国农村社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阶层:农村农业经营专业户以及乡村工商业个体工业户阶层;学历较高和老革命阶层;乡镇和村级干部阶层。这种划分并不排除部分人或家庭可能具有以上几种资源,但是以上划分仅仅是从社会资源占有的角度划分,实际上我国农村中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都不占据其中三种资源,即所谓的“纯农民”或农民工阶层。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的“人微言轻”,再加上我国农村农民的参与意识整体性不够强,导致农民主体地位被严重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往往缺乏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机制,造成供给效益低。
  三、对策
  1.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主体多元化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明确工程的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发包使用权。鼓励民间、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工程的所有权或经营权,进行综合开发[6]。基础设施民营化在我国目前较为流行的模式有“BOT”模式和“PPP”模式。PPP模式相较于BOT模式的两个优点恰好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中所面临的问题,农村基础设施盈利性弱,有些甚至没有。政府参与一方面可以适当降低投资方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基础设施供给的公平性。因此,PPP模式是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合适选择。
  2.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信贷作用,整合利用农村存量资金一是外来资金,包括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利用资源吸引开发商投资、社会捐助等。二是充分利用农村自身结余资金。首先,应该建立起资金回流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和央行应该制定相应政策保证或鼓励农村银行资金流中的农村存款的“惠农”比例。其次,鼓励扶持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市场外部化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寻求小农经济“市场内部化”。
  3.加强制度建设加快制定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法,通过法制化途径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中央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范围应以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区别加以法制化,同时应辅助以列举法方式最大化明确责任范围。在财权与事权划分方面,应在充分研究当前地方实际责任范围与实际财源的基础上剥离不合理事权;建立灵活的中央对贫困农村地区的辅助机制。同时,制定相应配套法律法规和程序性法律法规。保证政策执行既有指导思想又有“轨迹”可循,提高政策的可行性。
  四、充分发挥农民的建设主体作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是建设新农村的持久动力和不竭源泉是农民[7]。充分发挥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优势,乡村两级权力阶层发挥好政策信息收集、制定、利弊宣传的作用,而不是替代决策,构建顺畅的、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确立起新农村治理的理念,避免因利益表达不畅造成基础设施效益低,甚至影响局部农村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中央与地方[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项继权,袁方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投入与需求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08(3):94.
  [3]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6(12):61.
  [4]李英哲.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实证分析及建议[J].财政研究,2009(2):42.
  [5]温铁军,彭辉,范堬,等.中央支农资金配套制度对中国乡村负债的影响:一个初步估计——以中西部地区贫困县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9(2):13.
  [6]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农村建设之重[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7]徐勇.建构“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乡村治理体制[J].理论学刊,2007(4):86.
作者:蔡元森 赵芝瑞 来源:《农业科技与信息》2009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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