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重庆重庆的经济

没有房地产繁荣 经济如何腾飞?这是重庆的答案-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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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房地产繁荣 经济如何腾飞?这是重庆的答案
过去两年,重庆经济GDP增速连续两年全国第一。但在过去的六年里,重庆房价始终稳定在一线。而同期一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房价飙涨,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几乎成了中国一二线城市里房地产价格的最洼地。
汇丰银行指出,重庆能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得益于其充足的土地供应以及二级式的房屋供应体系。
这两点都是基于对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此举旨在到2020年,将城镇化率从目前的56.1%提升至60%。
汇丰指出,这表明中国政府希望推广重庆模式。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拥有前瞻性的政策来发展房地产市场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令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目标。
户籍制度改革
2015年9月,重庆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并向在主城区工作满5年以上、郊区工作满3年以上的人员提供户口。此举令重庆的城镇化率在2015年上升至60.9%,高于全国56.1%的水平。这令重庆成为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样本。
此外,统一城乡户口为重庆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及公共住房投资,帮助稳定了房价。投资在重庆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重庆,2014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4%,高于全国47%的水平。
土地制度改革
重庆充足的土地供应也是其房价保持稳定的一大原因。充足土地供应的背后,是重庆特有的&地票&模式。
&地票&的设计思路如下:&以耕地保护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价值为目标,建立市场化复垦激励机制,引导农民自愿将闲置、废弃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形成的指标在保障农村自身发展后,节余部分以地票方式在市场公开交易,可在全市城乡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
具体实施,有四个环节:
(1)复垦。前提是农民住有所居,并自愿申请,将闲置、废弃或利用不充分的农居房屋,复垦为耕地。至于单户申请,还是联户申请;是复垦后在本地另建新居或新村,还是到城镇购房&&皆遵从申请人的意愿。市、区政府仅对复垦申请的批准和结果验收,负行政责任。验收时,以权证为建设用地的合法依据,以第二次国土调查的图斑控制复垦范围,以实测结果确认有效建设用地的面积,并严守复垦达标的技术标准(土壤层厚40公分,小于15度坡)。
(2)交易。复垦一旦经验收合格,就生成&地票&,即可以公开交易的土地资产之凭证。权利人&&农户或农村集体&&可持票进场,到&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出售。根据土交所章程,城乡法人、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均可入场平等竞购地票。地票的成交价由市场决定,信息一律公开。
(3)落地。重庆市建立计划指标、地票、增减挂钩指标分类保障用地需求的制度。明确规定,主城区和区县城新增的经营性用地,必须使用地票。同时,也限定不得在城市规划建设范围之外使用地票,保证地票的落地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另外,地票落地时仍遵守现行土地征收、转用、出让的有关规定。
(4)分配。地票的成交价款扣除复垦成本之后,全部收益归农民和农村集体所有。其中,宅基地收益由农户与集体按85:15分成,其中属于农户的,由土交所直接打入农户的银行账户;属于集体使用的建设用地,复垦交易后的地票收益归集体。重庆市还设立最低交易保护价,保障农户的地票收益不低于每亩12万元,集体的收益不低于每亩2.1万元。复垦形成的耕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原则上由原农户承包经营和管护。
2015年,重庆土地交易的平均价格为每亩20万元。这一模式帮助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甚至是开办新公司。
为农民工提供经适房&
重庆建立了一套两级制房屋供应系统来满足公众对房屋的不同需求。其模式如此:
1)政府为公共住房提供土地和补贴,来保障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弱势群体可以以每平米每月10月的低价租用公共住房。在居住满5年后,他们可以以成本价购买该住房。此类住房不能在公开市场出售,但可以回售给政府。
2)同时,重庆还稳步增加了商品房的供应,以满足其他60%-70%人口的需求。过去5年,重庆的土地供应量比上海和北京高出4-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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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庆市经济结构现状、问题及思考【地方战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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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庆市经济结构现状、问题及思考【地方战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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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基本信息/重庆解放
出版社: 中国档案出版社; 第1版 (日)
丛书名: 城市解放系列丛书
平装: 493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商品尺寸: 25.8 x 18.4 x 3.4 cm
商品重量: 1.1 Kg
品牌: 中国档案出版社
ASIN: B00358KSC4
内容简介/重庆解放
  内容简介:在城市解放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于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极为重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将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进行综合整理、开发利用,是一项重要的文化积累工作和系统的城市记忆工程。在迎接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的要求,全国档案编研出版工作指导委员会组织编纂了城市解放系列丛书。
目录/重庆解放
  第一篇 解放前重庆概况
  一、解放前夕重庆市概况
  解放前夕重庆的基本情况概述
  解放前夕重庆的政权机关概况(节选)
  解放前夕重庆的教育概况
  解放前夕重庆的经济状况(节录)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在重庆的驻军概况(一九四八年二月)
  二、国民党当局对重庆的经营与防守
  重庆市政府为奉转实施戒严给所属的密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重庆市政府为准实施交通统制给所属的密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为指示确保西南安定原则三项致重庆市政府代电(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国民政府文官处为重庆行辕等改为绥靖公署致重庆行辕代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为奉令改为绥靖公署致重庆市政府代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西南长官公署为核定该署副主任致重庆市政府代电(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郊应变计划(一九四九年五月)
  国民政府迁渝办公令(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二日)
  第二篇
  一、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西南、解放重庆的战略部署
  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前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关于部队进军川、闽及攻青岛等部署向中央
  军委的报告(节选)(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南的几个问题给第二野战军前委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关于二野人川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中央军委关于二野西进时间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致彭德怀电(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
  中央军委作战部关于川军分布情形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之方针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
  中央军委关于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致张宗逊等电(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致彭德怀电(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关于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致林彪电(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
  中央军委关于第四野战军以七个师入川作战给林彪、谭政、萧克的复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军委关于第十八兵团等部受第二野战军指挥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关于吸引胡宗南部到重庆而后聚歼之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关于占领重庆问题致刘伯承等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解放重庆
  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做好进军西南思想教育准备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张际春:全军动员起来加紧准备进军大西南(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进军西南的后勤工作致中央军委、中央华东局电(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
  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七月)
  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关于第三兵团、五兵团进军规划致各兵团
  首长并中央军委、中央华中局电(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
  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关于进军计划致中央军委、中央华东局电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第二野战军政治部进军西南政治工作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致中央军委电(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的批复(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
  第二野战军关于进军西南后勤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
  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政治准备工作指示(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张际春在第二野战军直属队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第二野战军对新区新粮草票使用及兑换标准的规定(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
  邓小平、张际春关于进军西南的准备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邓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新区征借粮草规定的布告(一九四九年九月)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第二野战军直属队及第三兵团车运情形
  致中央军委、中央华中局电(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
  陈锡联、谢富治关于进军行动部署致林彪、刘伯承等电(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第三兵团司令部关于进军西南作战的战术指示(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向川黔进军部署致杨勇等并报中央军委电(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加强各项后勤准备工作致杨勇、杜义德等电(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截击宋希濂部作战部署致陈锡联等电(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迅速出击宋希濂部致王宏坤、张才干等电(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第三兵团先头军应兼程急进配合四野
  第四十七军作战致陈锡联、谢富治电(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第五兵团行动意见致林彪、谭政、萧克电(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第三兵团在酉、秀、黔、彭地区作战部署致陈锡联、谢富治等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第四七军应切断敌退路致曹里怀、刘西元、黄炜华等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日)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对宋希濂作战部署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关于注意在战斗中加强瓦解敌军工作致第三兵团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追击宋希濂部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第三篇 接管重庆
  第四篇 建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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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揭秘重庆最后的“原工商业者”
频道|产经.规则
发布时间| 09:32
来源|重庆晨报
作者|仇峥 李璐 许星
“原工商业者”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是指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对象——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三季度,全国工商联将对各地“原工商业者”及遗孀进行调研。对于这批平均年龄已超过90岁的特殊老人,他们的故事有必要讲出来。这些老人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最后的公私合营,他们的故事不仅属于个人,还属于一个城市、一个时代,属于商业文化本......
原标题:听他们说
寻访重庆最后的“原工商业者”(一)  
三季度,全国工商联将对各地“原工商业者”及遗孀进行调研。对于这批平均年龄已超过90岁的特殊老人,我想,这是最后的采访机会了。
“原工商业者”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是指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对象——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我更愿意简单理解为是解放前的商人。
在历史洪流中,这批人曾被彻底淹没,改革开放后,他们已到了退休年龄。又过30年,即使我们今天还能在各种史料中读到他们当初的故事,但感觉已是遥远的传说或典故了。
但他们的故事有必要讲出来。从小处说,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年代,他们大多二三十岁(如同今天的80后、90后),在社会中谋生存,求发展,创造财富,他们努力获取的个体价值与今天无异。从大处说,这些老人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最后的公私合营,他们的故事不仅属于个人,还属于一个城市、一个时代,属于商业文化本身。我们今天追述的“渝商”精神,他们就是源头之一,而且是活的源头。
15年前,我大学毕业,本有心整理抗战黄埔军官的口述史,那几年参与花园口决堤的卢继东老人还在,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李宗岱老人还在,尽管也零星做了一点工作,但一直未能真正提笔。2011年年初,我对李宗岱老人做了3次口述录音,他随即谢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遗憾,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前年,《渝商》周刊曾拜访了解放前的重庆牛奶大王陈叔敬、天赐生老板黄锡滋、金融大亨杨粲三、面粉大王鲜伯良的后人,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重庆商业大亨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我更想亲耳听听在世老人的口述。
从上周开始,《渝商》周刊对重庆“原工商业者”和他们的遗孀以及知情者进行了密集采访。工商联的朋友说,能采访到的老人几乎每个月都在减少。
这是一次异常艰难的采访:我们登门后,被告知有的老人早已去世,即使能对话的,一个问题往往也要问上几遍,还得家属在旁边翻译。回答问题时,老人要苦苦想上一阵,而我们经常听到的答复是“我想不起来了”。我要请读者朋友原谅我们可能出现的笔误,因为本期文稿当事人已难以审阅。
今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周,《渝商》周刊将尽全力为你呈现重庆六七十年前的商业社会。这些老人的故事与卢作孚、古耕虞、杨粲三等工商巨子的传世资料相比,或许只是一些边角料,但这也是历史本身,而且是我们能亲耳听到的最后的鲜活故事。
要了解一条奔腾的大河,必定要无数次走近它,并用心聆听。
现在,请听他们说。
天赐甲子洞,挖出来的煤养了周家九代人
周家鼐&91岁,甲子洞煤矿破产前最后一任副总经理。
“继之启世大,兴隆万仕通,成家立业久,忠孝永长宏。”
91岁的周家鼐翻开一页家谱,这四句二十个字,就是周家20代人在族谱系上的坐标。作为曾经叱咤民国模范区北碚的望族,周家鼐回忆起家族的发家背景,仍是一副感恩的表情,“是老天给了周家这笔财富。”
周家鼐祖籍湖南,但并非湖广填四川时期的移民。周指着“继之启世大”的“世”字,说自他往上9代,就是“世”字辈的周家先人来巴县定居。财富来得有些传奇色彩,这位先人靠积累在今天北碚西山坪靠江边一带置下二十亩地,不料在草丛中发现一处矿洞,上书“甲子洞”三字。周家即靠这天赐的煤矿发家,经历数代积累,枝繁叶茂有了几百户之多,成为聚族而居的北碚望族。
周的祖父周宝箴也是民国闻人,不但主持过峡防局,还早于卢作孚在嘉陵江上开办客轮公司。不过至周家鼐这一代,历经起伏,煤矿已经难以为继,他成为煤矿破产前最后一任副总经理,而这个头衔只是为了更好地赊账而设。
年轻时的周家鼐。
我出生于日,出生地则在北碚名为“二岩”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北温泉的对面。周家在二岩这个地方是望族,我的祖父周宝箴(名通善,字宝箴)是二岩的团总,也就是武装团防的头。
先祖置地发现煤矿
我在周家族谱里是“家”字辈,我的祖父周宝箴是“通”字辈,其实周家这一支祖籍是湖南,目前整理出来20代人,族谱上的字辈是“继之启世大,兴隆万仕通,成家立业久,忠孝永长宏。”
说到周家入渝,自我开始要追溯到9代人以上。据族谱记载,当时“世”字辈的先祖到重庆来投靠亲人,靠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积累下第一桶金,当时有了资金结余,一般的选择就是置地,因为有了地就有收成,才称得上有产业。
这位先祖在如今北碚西山坪靠近嘉陵江的地方买下20多亩地,在一处密林里砍树的时候,发现有一处坑洞,上书“甲子洞”三个大字。探明后竟发现这是一处成熟的煤矿,不知为何没有生产而隐秘于此,而历史也无从可考,不知道是哪一甲子年开掘而成。后来考证,明代这一区域有铁矿产出,煤矿估计是当时的配套。
靠煤发家,成为当地望族
因为买地发现一处煤矿,简直就像天赐的宝物,这是周家发迹的开端。
但那个时候燃料以木材为主,煤炭并不是主流。好在煤矿地处江边有交通优势,物流成本很低,周家把煤炭卖给过路的顺水船,销路也还不错。自此以后,煤矿就成为周家的主要生意,靠煤吃煤,周家生意后来发展到开始做烟酒糖的贸易。在积累更丰之后,贩卖盐巴、纸张,开设窑罐厂、绸缎铺,还搞起了水上运输生意。
到了祖父周宝箴那一代,各种现代工业开始蓬勃发展,对于燃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周家的甲子洞煤矿赶上了好时期,财富迅速积累。当时铜元局对质量高的块煤需求很大,而周家煤矿正好出产优质块煤,就做了其供应商。
家里有钱后就是大量置地,就在二岩一带买地。据祖父周宝箴说,周家仅他一门每年就可以收300多担谷子,换算成如今的米价,大概是每年有近20万元的收入。
后来家里有一次被云南来的散兵游勇抢劫,据祖父自己说损失惨重,被抢走一万余金。周家当时经过数代,已经在北碚开枝散叶成为有数百户的大家族,家族成员开办了运输、猪鬃、砖瓦厂、酒厂等生意。祖父周宝箴甚至还联合几位股东,购买了一艘外国人的蒸汽轮船,成为嘉陵江上第一批国人客轮公司。
生意遇到波折,家道中落
不过花开花落,周家的生意到了我这一辈,遇到了很多麻烦。当时铜元局的物料需求很大,我祖父准备联合十几个股东开办铁厂,哪料被土匪盯上,除了他之外的股东全部被绑票,周家因此损失不少。
天灾也不少,煤矿因为接连几次被洪水淹,元气大伤。只能找外人来参股投资,周家只能分得租金。我的父亲在祖父去世后,担任过几年煤矿的经理,但在1939年便离开人世。那个时候我才在兼善中学念初二。
其实父亲在世时,家里的生活水准已大不如前,我父亲任煤矿经理时每月收入不过40元,生活相当艰辛。我记得上初中时我每周回家只能拿到5毛钱,用于平时在校吃个小面打牙祭。而上学时我一直穿的是草鞋。
我父亲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主要是陪客户吃饭喝酒。他却不允许我在二岩的街上吃饭,因为周家人在当地影响颇大,卖面的馆子看到我去吃,都不会收我的钱,由此父亲就索性不准我在外吃饭。
煤炭生意的终结
我一直在兼善中学念到了高三,因为家里条件限制,也没有继续求学,而是在1947年去乐山投奔姑丈,在他任职的税捐处当了一年办事员。第二年因为得了肺结核,便回家养病。徐悲鸿的弟子苏葆桢1949年在北碚创办新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我考上了艺专,直到解放后这家学校解散为止。
周家煤矿在抗战期间为兵工署定价供应煤炭,而当抗战胜利这些工厂迁走后,煤矿生意一落千丈。周家族人也想过许多办法来挽救颓势,比如找了当时家族里学业有成的周璧光来当董事长,而彼时煤矿已经拖欠工人三个月的工资。周璧光不久就辞任,周家族人没有办法,就看到我还算顶用,让我在艺专学习的同时到煤矿帮忙,给了我一个总务股长的职务。于是我在1950年进了煤矿。
这个总务股长就是跑腿打杂的,到处去赊账。可不久,赊账也赊不到了,煤矿就给我升格,让我当了副总经理,这并不是升官,而是为了赊账时更有把握。果然有点效果。
再到后来煤矿确实难以为继,族人主动找到川东行署,希望由新政府来接管,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把包袱转出去,后来煤矿成功被接管了。
实际上到了我这一辈,算是终结了周家几代人的煤矿生意,我有5个子女,无一人经商。
嫁给了一个小老板,但生活仍难以为继
严淑君&81岁,解放前是“秦洪记”修理厂的老板娘。
自16岁那年嫁给丈夫秦汉庭后,严淑君的生活半径就在南岸区石溪路这一带固定下来,至今已整整65年。
抗战爆发初期,浙江人严淑君随奶奶一路颠沛入渝,那一年她才5岁。同一个时段,湖北孝感的秦汉庭也从汉口工厂随撤离队伍来到山城,时年不过16岁。两个“下江人”的命运轨迹因大时代而重叠。
政权更迭前夜,各种流言折射出惴惴不安的人心。在奶奶的张罗之下,年仅16岁的严淑君嫁给了比自己大10岁的秦汉庭。秦当时靠一门修理手艺立业,创立了修理铺“秦洪记”,和现在的许多民营小企业类似,年纪轻轻的老板娘严淑君被委以出纳重任。
生意虽然清淡,秦汉庭对严淑君却宠爱有加,因为严爱好京剧,秦还和另一个街坊合请了一位戏班的角儿,给严淑君等票友上课。
公私合营后,秦洪记与另外四家修理厂合并为拥有4个车间的“竞力厂”,秦出任厂里的技师,而严则当了一名车工。
年轻时的严淑君。
我出生于日,要按农历算的话,应该是1932年腊月间。我的祖籍是浙江,父亲是京汉铁路上的一名工人,全家靠父亲的薪水维持生计。出生那一年,东三省已经沦陷,后来形势日益严峻,战火也开始向中部蔓延。
我对父母的记忆都很模糊,零星记忆都来自奶奶的回忆。与父母亲失去联系的那一年,就是1938年秋天,日本攻破汉口。奶奶告诉我,父亲母亲一去不返,成为战时的失踪人员。
在歌乐山保育院长大
父母同时失联,我在5岁即成为孤儿,汉口彼时动荡不堪,奶奶拖着我一个小娃娃只能逃难。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的目的地也是重庆。而当时我的三叔是一位京剧艺人,他已经在七星岗的实验剧院落脚,在那里唱戏演出,我和奶奶就是投奔他而去。
到了重庆后,奶奶发现三叔唱戏的报酬也不多,拖带着我一起生活入不敷出。正好当时政府在歌乐山开办了保育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重庆的第一所保育院,专门负责救济抚养战时难童。我在这里一直待到了抗战胜利,奶奶才把我接了出来,随她在南岸区生活。我在弹子石小学念到毕业,然后在江苏旅渝联合中学(现在的第38中学)念了初一。
因为三叔的关系,我经常会到剧院听他们唱戏,从小就对京剧非常喜欢,还曾经动过想进梨园的心思。但三叔坚决反对,认为女孩子入这行并不如意,我也只好就此放弃。
嫁人当了“老板娘”
等到了1949年,街面上各种传言满天飞。我当时已经年满16岁,算是成人了,奶奶担心我这种未嫁女子会在乱世吃亏,便托人帮我寻找夫家。经人介绍认识了秦汉庭,他是湖北孝感人,出生于1922年,比我大10岁多一点。我家里人对他也满意,就在当年结了婚。
秦汉庭也是“下江人”,他和我都是抗战时逃难到的重庆。他14岁就在武汉三伯的修理铺当学徒帮工,那个时候三伯的铺子就叫“秦洪记”,他是在那里学得了一门吃饭的手艺。逃难到重庆后,秦汉庭在南岸一处纱厂寻得了修理工的职位,由于手艺精湛,深得老板信任,后来做到了领班的位置。
由于打工的薪水始终不高,秦汉庭在同乡鼓励下,出来创业。纱厂老板舍不得放他走,他还谎称是回老家成亲才脱身离开,老板还支给他两个月的薪水。
由于秦汉庭在三伯那里出的道,对“秦洪记”有很深的感情,因为三伯在战时关了铺子,所以自己创业时就重新打出了“秦洪记”的招牌。当时说起来是一个修理厂,不过也就雇用了六七个工人,相当于今天路边一个修理铺,不过也算是一个小老板了。我嫁给他,成了所谓的老板娘,但收入常常难以为继,徒有虚名。
湖北“下江人”聚居区
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南岸区石溪路社区怡景园),在1949年以前,方圆几公里的地界里都是以湖北为主的“下江人”聚居区,在这里有几十家湖北人开办的小厂。
“秦洪记”也在这里,位置就是现在钟楼广场一带。当时“秦洪记”边上还有其他几家也是从事修理工作的小厂,后来公私合营时被政府主导合并,成立了一家名为“竞力”的大修理厂,也是后来第二阀门厂的前身。
我还记得一共是5个小厂合并的,“秦洪记”排名第三位,第一大股东姓沈、出资折合5000元,秦汉庭出资折合1500元。竞力厂的总股本我记得是10000元左右。
工厂一共有4个车间,占地约有几十亩,现在我住的怡景园这个位置到千佛寺边上,再到钟楼广场,整个都是竞力厂的厂区。
小生意艰难维持
解放前,秦洪记给弹子石的南洋烟厂修理卷烟机和印刷机。修理厂当时有自己的会计,我嫁给秦汉庭后,就担任出纳,主要是给厂里工人领东西。我记得修理一台卷烟机,大概就够维持厂里一个月的开支。
当时作为小老板,我们的收入也不稳定,请了六七个工人,都是湖北来的“下江人”,只有做饭的厨师是石溪路本地人。修理了烟厂的机器,结了款后,有钱就给工人发工资,没钱就不发,因为时局艰难,本来准备遣散这些工人,但他们都不走,说只要管饭就行。
我嫁过来才发现,小生意人过得也挺艰难,有了收入大概就够洗衣服和吃饭,连房子都是租的,没有奢望买一套。石溪路上这里摆摊卖菜卖米的,几乎每家我都去赊过账,等修理款到了再支付。
婚礼在茶馆举办
因为石溪路这里小厂多,工人也多,大家都是逃难过来的,下班后没有什么消遣去处,于是茶馆就风靡起来。我记得这里大概有四家茶馆。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家名为“装卸茶馆”办的酒席,顾名思义,这里常常聚集玩耍的都是装卸工人。当时只有茶馆场子还比较大,我们两边的亲人都不多,摆了几桌,在外面请的厨师在茶馆来办的伙食。
婚后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会和秦汉庭坐船过江,到市中心去看场电影。不过我后来京剧这个爱好得到了满足,街坊另外一家女眷也喜爱京剧,秦汉庭就和那家联合请了剧团的一位角儿上门来教我们唱戏,这个爱好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公私合营后,秦汉庭就成了竞力厂的技师,我也成为车间的车工,都是作为资方代表。秦汉庭1980年退休,我在他第二年退休。现在他已经过世了,我们一共育有4个子女,现在连大儿子都已经退休了。
我嫁给秦汉庭后,在这里(石溪路)呆了65年,大儿子退休后常常晚上来看我,不过到了8点半我就让他赶紧走,怕坐不到末班车。
王春雨:76岁还创业,85岁才真正退休
坐在美专校家中的椅子上,王春雨左手拄着拐杖,时断时续地为我们讲述他的商业故事。
王春雨今年96岁。13岁从河北到上海上班,抗战后随工厂先迁武汉,再从宜昌撤退到重庆,先当职业经理人,再自己创办了两家工厂。解放后在公私合营的工厂里继续服务社会30余年。他66岁退休后,参与了宝元通的恢复。76岁再次创业,85岁彻底退休,他的商业故事持续了70余年。
王春雨:96岁,解放前创办永胜翻砂厂、新联铁工厂,解放后任制钳厂副厂长,退休后参与恢复宝元通,76岁还成立了一家五金公司。
解放前王春雨和他的家人。
上世纪80年代,王春雨曾参与恢复宝元通。
上世纪90年代,王春雨开始了最后一次创业。
我是河北献县人,十三四岁就到了上海谋生,后来进了上海达昌机械厂,这是一家生产设备的工厂,产品有切面机、改制纺纱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厂被迫迁到了武汉。在武汉,我们还用工厂的设备帮兵工厂加工炮弹的毛坯,我们还做过手榴弹。我们以前生产机器,并不懂得军工。
1939年,我们从宜昌撤到了重庆。当时随厂到重庆的有100多人,还带了厂里的车床。我们的车床不是德国的,也不是美国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到重庆后,由于老板任子泉年纪大了,实际上是我帮他管厂。我们在大溪沟临时租了一套房,恢复了营业,由于资金紧张,我通过当时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找银行借了2万元钱,这样才把厂开了起来。
当时我们在重庆只算一家中小厂,除了继续加工切面机等产品外,我们还帮兵工厂做过手榴弹,生产情况也还不错。而在重庆做了一年后,我觉得帮别人做没意思,就决定离开厂自己出来创业。
我开的第一间工厂是翻砂厂,做翻砂铸件。这个厂是我和别人合伙开的,当时取名叫永胜翻砂厂。这个厂我做了3年时间,工厂开头几年生意还可以,主要是因为重庆处在一个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很多厂需要我们的产品。但是,生产恢复后,这一行的竞争就开始激烈起来,生意慢慢地就不好做了,虽然利润能够维持在百分之十几左右,但是这些根本算不上利润,只能说勉强够维持生活。此后,随着合伙人离开,我没有再经营翻砂厂。
后来,我又成立了新联铁工厂,当时厂址在化龙桥,主要是把铁屑炼成一块一块的毛铁,再用毛铁换其它厂的产品。当时我认识了重庆二钢的一个工人,他说他们急需毛铁,所以我就把毛铁给他们,然后换他们的次品圆盘在市场卖。这个生意虽然说利润也不高,但是比做翻砂厂要好一些。
生意不好做
解放前做生意其实并不好做。当时主要是小生意不好做,同时资金少了也不好做。那个时候,我赚的钱全部投入到工厂中,自己没有置办房产,住的还是租的房子,生活只能说勉强能过。
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打麻将,当时厂区附近就有一个防空洞,我们经常在防空洞的洞口打麻将,只要一听到防空警报拉响,就躲到洞里。有时候,我也要打通宵麻将,第二天早晨回家洗个脸就又出去采购原材料、跑业务。我们打麻将输赢并不大,都是熟人在打。
我那个时候除了打麻将,也喜欢看戏,主要是看京剧名角儿的演出,当时看得比较多的是厉家班的戏。当时看戏四五角钱一场,比看电影要贵。
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的馆子是小洞天,一般吃烧白、回锅肉,一份烧白的价格是2角。
在解放前两年,货币换得很频繁,货币也贬值得厉害,越来越不值钱,解放的时候,大家都把金圆券扔了。
60岁后再从商
解放的时候,我们工厂主要给铁路局做铁镐、夹钳等工具。公私合营时,7个做类似产品的厂合到一起,用的是友联的名字,而我的职务是副厂长。
这个公私合营的制钳厂,就在黄花园,有近500人,我主要负责厂里的供销,所以我经常在外地跑,广交会我就去过很多次。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做的产品还是没有利润,在我退休离开后,他们改做汽车零部件,这才慢慢有了起色。
我是1984年退休的,退休后,又到了宝元通上班。其实在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他们就希望我能够过去。
宝元通成立之初有30多个人,我是分管五金销售的副总。那个时候我们的货品都是从上海进的货,所以质量不错,东西好卖,生意也比较好。在宝元通做了差不多10年,1994年前后我再次出来创业,那个时候我都76岁了。
我在七星岗开了一个五金公司,招了四五个人。但那时候的生意很不好做,做的人太多了,竞争很激烈,所以没做多久,我以前赚的钱就亏了,就没有再做生意了。我没有做生意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年纪大了。
70余年的商业故事
我从10多岁进厂做到85岁,做了70多年的生意,以前帮别人,后来自己做。我做生意的能力勉强,销售多一点,一辈子不过是在混饭吃。
我做生意的原则是不欠别人一分一厘(记者注:其女补充说,1994年王春雨做五金公司时,太容易相信人,多次把货垫给别人,对方最后都“蒸发”了)。
现在我就在家里呆着,研究彩票混时间,其它时间就是吃饭睡觉。我研究彩票10多年了,没有中过大奖,只中过小奖(记者注:其女补充说,老人的退休工资有3000元,每个月有800元零用钱,主要就是买彩票,锻炼脑力,这对身体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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