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基本问题 - 国际经济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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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社会责任
摘要：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许多人指责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产品、雇佣童工、破坏环境和进行跨国界的商业贿赂，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要使跨国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道德，首先应在外部形成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最终将外在压力下的适应性转变内化为企业的主动选择。
跨国公司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甚至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许多人指责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破坏环境、商业贿赂、残酷剥削发展中国家工人、隐瞒产品瑕疵和误导消费者。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的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
一、有关企业道德问题的争论
对于企业究竟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具备良好的道德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论。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不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在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最主要社会责任的原因。而反对者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并且对公司的社会预期也在变，公司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它还要对建立和维持它们的更大的社会负责[1]。企业道德不仅意味着企业员工的行为应该符合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而且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宗旨和管理政策同样应该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和是非原则。
与此相对应，对于商业行为中企业是否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在商业行为中是否存在道德的例外，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行为应该是非道德的，商业行为不受整个社会道德理想所指导，管理者可以做出自私行为，因为市场机制一般会自动地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其为大部分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利益服务。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保证一个商人在追求他自身利益的时候通常会比他真真实实打算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时候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通过那些并不以道德为目的的行为，为追求利润提供了一个合乎道德的理由[2]。这种理论称之为“非道义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曾经被人们所普遍接受，非道义理论使当时的管理者可以不必为自己那些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感到内疚或产生负罪感。即使到现在，这一理论仍然被一部分企业拿来为自己违背人类道德良知的行为进行辩解。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研究方向：国际企业管理。
公众对这一观点越来越难以认同，如果企业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作为自己逃避社会责任和损害道德准则的借口，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经济决策不可避免会对周围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公司应该为此承担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影响的后果，即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道德也无法凌驾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准则之上。这一观点被称为“道德同一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商业行为应当由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来判断，而非用一套更为宽容的特殊的标准。坚持道德同一理论的人认为市场的存在并不是忽视规范行为的理由或借口。尽管社会的普遍福利可以通过自私自利的商业行为而提高，但谋利并不是唯一的或最高的标准。如果忽视道德价值标准，那么谋利的含义就会显得比整个社会福利这一最终目的还要重要[3]。市场不是为错误行为辩解的借口，并且，管理者也不是处在一个道德伦理的例外之地。
二、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相对论与绝对论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有关企业道德的问题还要更加复杂。由于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超越了国界限制，相应地也超越了单一国家的法律和文化的范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应该存在一个被所有企业普遍遵守的道德伦理准则。例如，在很多国家，行贿受贿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国家政府行政官员的工资很低，他们已经习惯从自己的公共服务中收取一定的报酬。在有的国家，政府官员甚至会严格地运用大量的法律，阻止或妨碍正当的企业行为，一直到他们收到回报为止。而当地的文化传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行为，对于当地商人来说，采取这一手段是尽快完成公司目标的有效手段，他们并不认为利用贿赂来达成目标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这样的行为对于其它一些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道德范畴和不道德行为定义的差异，究竟以何种标准来对跨国公司的行为加以评判，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都必须被认为是合理的，是合乎伦理的。对跨国公司而言，这意味着经理人员必须只能遵循其经营所在地的伦理观念[4]。例如，如果贿赂在某国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经营手段，那么，即使这种行为在母国是非法的，跨国公司依然可以依照当地的规则行事。这种观点被称为道德或伦理的相对论，它意味着每一个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都是合理的，都必须受到尊重。但批评者指出，如果以当地存在的伦理价值观念作为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依据，那么事实上会造成对跨国公司的道德水准进行评价时失去一种可供衡量的标准，其结果是没有多少行为会被跨国公司认同为违反道德准则，因为它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行为符合当地的惯例当做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存在着不受文化和国家影响的基本的道德准则[5]。不管文化的差异有多大，总是存在一些为所有社会都认可的普遍价值观念和不能违背的行为规范，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服从并遵守这些准则。但是，令人担心的结果是，由于在对这些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时必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一些自认为熟悉正确的和合乎道德伦理的行为方式的经理人员很容易将外国文化的道德体系视为低级的或不道德的[6]，特别是当跨国公司规模巨大、资金雄厚并且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强大的控制力时，文化帝国主义很容易在这些跨国公司找到滋生的温床。一个泰国商人曾经对他的美国合作伙伴抱怨说：我们成为一个国家已经上千年，我们的文化超过3000年，我讨厌美国人告诉我们，我的公司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有关跨国公司的行为究竟应该适用道德的相对论还是道德的绝对论仍然存在争论。
三、对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期望
一些商业伦理学者将企业道德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非道德型组织，即不讲道德只追求利润，一般是那些处在原始积累、惟利是图阶段的企业；二是法制型组织，即只要不违法就是道德；三是反应型组织，这类企业反应灵活，在利润与伦理道德之间寻找平衡点，对于商业道德的遵守不很自觉，需要权衡利弊；四是初级道德型组织，企业的道德管理比较明确，但整体的自觉性不强，没有变成制度和规范；五是道德型组织，即商业道德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的规范和行为准则明确完整。并且认为，大部分跨国公司处于第三或第四阶段。
跨国公司处于这一层次的道德水准显然是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相符的，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跨国公司被揭露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商业贿赂、破坏环境、血汗工厂、雇佣童工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以后，公众迫切希望跨国公司应该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准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为此，国际社会建立了一套行为守则来指导跨国公司的道德标准。这些守则包括两部分，指导性准则向跨国公司指明哪些是它们应该做的，而限制性准则告诉它们什么是不能做的。这一守则建立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关于多国公司行为守则、欧洲人权协定、国际商会国际投资指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国企业指南、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公司与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声明等的基础之上。
按照这些宣言和文件的要求，跨国公司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1)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自由权、安全权及隐私权；不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语言、民族、政治信仰等原因而进行歧视；尊重个人自由；尊重当地文化价值与标准。
(2)降低对当地经济政策的任何负面影响。包括与当地经济和发展政策保持一致；避免对通货和国际收支的不良影响；遵守当地有关股权参与的政策；为照章纳税提供真实的信息；公平纳税；使用当地原材料；将利润再投资于当地经济。
(3)在当地政治参与方面建立高标准。包括避免非法卷入当地政治；不进行行贿或其他不正当的支付；不干预当地政府的内部关系。
(4)技术转移。包括扩大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适应当地需求调整技术；尽量在当地从事研究与开发；给予使用技术公平的营业许可。
(5)保护环境。包括遵守当地环境保护法；积极保护环境；修复公司经营对环境的损害；帮助建立当地环境标准；准确地估计公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建立监测环境影响的标准。
(6)消费者保护。包括遵守当地消费者保护法；保证准确适当的安全说明。
(7)雇佣行为。包括遵守东道国相关的人力政策和雇佣法律；
在所需要的领域帮助创造就业职位；提倡平等就业机会；尽可能优先雇佣当地居民；向所有层次的当地雇员提供培训机会，晋升当地人到管理岗位；尊重当地集体谈判权利；遵守或改进当地雇佣标准；保障雇员充分的健康与安全；向雇员提供与职业相关的危害健康的信息等[7]。以上七个方面既包括了对跨国公司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期待，也包括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应该遵守的企业道德的希望。
四、影响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因素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公司首先是逐利而生的，因此，影响跨国公司道德水准的最大因素是经济利益。如果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能够为企业在短期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公司很有可能铤而走险做出违反企业道德和背离社会责任的行为，除非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受到惩罚，并且惩罚带给企业的损失超过潜在的收益。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一个恪守商业道德，切实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跨国公司可以因其良好的声誉而提升在公众中的形象，并且在长期内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所以，要使跨国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道德，首先应在外部形成一种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借助于外部的压力，使公司内部形成遵守企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义务的组织环境，促使企业不愿也不敢做出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并最终将这种外在压力下的适应性转变内化为企业的主动性选择。
能够对跨国公司构成强大外部压力的因素主要包括：母国和东道国政府、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媒体和消费者。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以立法或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协定、缔结国际性公约等方式实现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以美国为例，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了《反海外腐败法》，该法案规定：对于任何国内当事人或任何官员、董事、雇员或该当事人的代理人，或其中的任何利害关系者，为了该国内当事人的利益，通过邮寄或用于州际商业贿赂的任何其它手段或媒介，向外国官员支付、承诺支付或授权支付任何款项、出价、礼品，承诺赠送或授权赠送任何有价物品，都是非法的[8]。如日，朗讯公司在其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公司依照《反海外腐败法》进行审计，发现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过程中存在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事件，并认为公司对此疏于管理，公司已将这些发现报告至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现正和这些机构展开合作。同时，解雇卷入此事件的朗讯(中国)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营销管理人员和财务经理的职务。除了政府以外，非政府组织在监督跨国公司违反企业道德的行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些组织的关注点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环境、劳工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往往引导消费者和公众抗议跨国公司从“血汗工厂”采购产品，并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抵制购买“血汗工厂”制造的产品。这其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于1997年10月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是全球第一个专门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其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SA8000试图通过在企业采购活动中附加道德标准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该标准对企业在九个方面做出了规范性要求：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管理系统。在欧美发达国家中，SA8000标准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企业行为准则，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纷纷以SA8000为蓝本制定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供货商严格遵守，否则便撤销订单。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极大地影响了媒体和公众，他们对跨国公司违反企业道德和逃避社会责任事件的曝光往往得到媒体的迅速响应，从而在舆论上对这些跨国公司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并进而影响消费者对这些公司产品的看法和购买决策，耐克、锐步、麦当劳、沃尔玛、迪斯尼等公司都曾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或是牵涉到对环境的破坏而受到舆论的谴责并引发了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抵制。其中最典型的是雀巢公司，1974年，一家英国慈善机构“为需求而战”，出版了一本28页的小册子《婴儿杀手》，点名批评雀巢公司在非洲的营销策略。此后，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加入到对真相的揭露和批评之中，雀巢公司被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与第三世界国家婴儿的死亡有关，批评者认为，雀巢公司对婴儿奶粉的宣传夸大了奶粉的作用并贬低母乳喂养的价值，导致消费者对产品的误用，进而造成婴儿的营养不良和死亡，从而引发了一场对雀巢公司产品长达10年的抵制运动。直到在国际雀巢抵制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压力下，雀巢公司不得不修正自己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营销手段并重新制订新的政策和指令为止[9]。来自外部的压力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促使一些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公司在这方面的表现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公司的领导者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毕竟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公司使命、对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取向等直接由领导者的决策所决定。而且，领导者对企业道德问题的认识及其自身行为的表现直接向员工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如果领导者不能以身作则或者认为当前经济利益高于一切，那么公司很有可能发生违背道德准则的事情。公司的员工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企业道德的规定和公司制度的执行最终是由员工来完成的，员工对于社会普遍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尊重和具体行动反映了公司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现在，很多公司制定了规范公司与员工道德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形成了从公司内部影响企业道德的机制。例如:耐克在1991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惯例和人权基本原则，起草了公司行为准则，包括禁止18岁以下人员参与制鞋，禁止16岁以下儿童参与生产衣服，“除非有国家法规条例的授权”；超时工作要先通知员工，并须依照当地法规给予补偿；严格规定每工作6天必须有1天休假，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等内容。2002年，公司以行为准则为基础，出台了领导标准条例，其中包括13条人事管理标准、9条环境影响管理标准、23条安全管理标准和9条健康管理标准，这总共51条标准对行为准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和说明[10]。爱立信则颁布了《商业道德和行为准则》，详细规定了对雇员、消费者、供应商、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责任。还有的公司设立了热线电话专门用来处理与公司道德有关的问题，有些公司还对员工进行管理道德方面的专门培训，一些在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合约工厂的跨国公司则每年定期对这些工厂进行检查以确定这些工厂是否存在违反公司行为守则的情况[11]。当然，应该认识到，在现阶段跨国公司之所以做出如此的转变，主要还是因为公司担心如果违反企业道德可能会招致舆论的批评和公众的抵制，从而使公司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仍然属于一种利益驱动下的适应性选择。
参考文献：
[1][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
[2][3][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
[4][5][6][7][8][美]约翰.B.库伦，多国管理:战略要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
[9]吴先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J].经济管理，2006，(7):11—16.
[10]王强、胥晓莺，耐克“包身工”[OL]，http:PPwww.bus2iness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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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来源：开发区管委会 &&时间： 09:31:47&&
10月30日，由开发区联合许昌恒源发制品有限公司举办的职工思想道德辩论会，在开发区管委会三楼会议室进行。此次恒源公司职工辩论会共有6支代表队参与，分别围绕“公司发展的最大阻力”、“公司发展是否存在风险”、“公司制度的严与松”等辩题进行了的辩论。辩论会上各方辩手慷慨陈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声情并茂，不时博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近年以来，开发区深入推进“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工作。2013年，组织恒源公司职工开展了4期8个培训班，共培训职工538人。此次辩论会的举办正是对近段时期恒源公司职工培训成果的有力检验。同时，提高恒源公司职工的团队合作意识，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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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访客(最佳分辨率：像素)> 【答案带解析】孙中山认为：“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
孙中山认为：“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为此，他主张必须进行
A．民族革命
B．政治革命
C．社会革命
D．民主革命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察学生的准确获取信息的能力。题干的关键信息是，“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进行社会革命，有利于改变民生，因此选择C。
考点：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三民主义
考点分析：
考点1：孙中山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它们分别在推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1、旧三民主义：
①“民族主义”即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满洲贵族对中国的专制统治；（民族革命）
②“民权主义”即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政治革命）
③“民生主义”即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财富重心分配问题，平均地权。（社会革命）
① 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集中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颁发了第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推动作用。
②局限性：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2、新三民主义：
①“民族主义”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谋求中华民族与世界其它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强调各民族的平等和自决。
②“民权主义”强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授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个人和团体一切自由和权利。
③“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
①新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与发展，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
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
③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3）新旧三民主义的比较：
相同点：旧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基础，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继续与发展。
①新三民主义突出了反帝的内容，而旧三民主义主要强调反对满清统治，具有狭隘性；
②新三民主义主要强调普遍的平等民权，而旧三民主义只提出“国民一律平等”的空调口号
③新三民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具体提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工人的生活问题，与“扶助农工”紧密相联，而旧三民主义只是空洞的提出“平均地权”
（4）评价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核心，既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内容，又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特色，并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政治思想的主流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及救亡图存斗争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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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内容介绍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二、研究的理论背景 三、研究思路、框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 四、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评析 一、概念与论争 二、企业道德风险源 三、企业道德风险管理研究 四、总结性评述
第三章 方法论探讨及本书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企业伦理研究：学科特质与困境 二、企业伦理研究方法纵览：从方法论冲突到融合趋势 三、关系主义方法论及本书的研究设计
第四章 企业道德主体：四重视角与基于多元理性的论证 一、企业：经济学视野里的企业与社会关系考察 二、企业：三重视角下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考察 三、总结性评述与基于多元理性论证思路的提出 四、企业道德主体：基于多元理性的战略层面论证
第五章 制度转型期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生成机理与 一、制度转型与转型对于中国企业的意义 二、市场经济制度伦理与道德准则：基于制度“硬核”的剖析 三、转型期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生成机理剖析及研究假设
第六章 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的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 二、拟用模型 三、变量设计 四、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五、数据处理 六、数据分析与
第七章 实证结果讨论 一、企业道德风险是企业“自主意志”与“社会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 三、企业外部因素对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
第八章 结论与中国企业道德风险治理机制 一、研究结论 二、中国企业道德风险治理机制——基于中国的实证与国外的经验 三、本研究的局限与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二、企业源 （一）企业道德风险的相关阐述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范畴，它是指“经济代理人在对他们行为的后果不必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因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到，道德风险被学者们广泛地用于解释、公共福利、卫生保健和借贷市场等行为。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有关道德风险这个主题的复兴，可以追溯到阿罗的《风险分担理论的论文集》（1971），为了补充阿罗一德布鲁的随机市场所要求的可观察性条件，它强调与自然状态相关的不可观察性或不可证实性，实际上隐藏于契约文献的标准双边的道德风险问题中。继而?格斯奈里在《阿罗一德布鲁范式与现代契约理论》中指出，代理人所采取的是某些带来随机后果的行动，后果是可证实的，但随机的自然状态和行动是不可证实的，遂将的道德风险问题更为准确地称作是“隐藏行动”问题。 企业“隐藏行动”问题得到了政府部门以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991年通过的“the federal corporate sentencing guidelines（FCSG）”详细阐明了企业忽视伦理道德的风险，并将这种风险转换成了企业实际的货币损失（Nagel and Swenson，1993），这时企业伦理不仅能带来社会“福祉”，也能带来经济“盈利”。Alejo Jose G.Sison（2000）则正式提出企业伦理问题，认为企业伦理质量要求优秀的物质，这依赖于培养良好的习惯，而组织有伦理道德质量依赖于组织中个人的伦理道德质量。
《企业道德风险及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一书，也许是对我在求学期间所学所思、所获所得的很好总结。企业究竟只是天生逐利的经济组织，抑或是道德能成为其内在的追求?关于这个主题，几十年来争论双方都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企业伦理研究陷入困境。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面临解答“企业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它们的伦理世界”、“企业伦理行为如何培养”的挑战。在参与我的导师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课题“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伦理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机制研究”之时，我就对这一主题萌生了极大的兴趣，苏先生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苏先生不仅对本书的立意和结构提出了详尽而富有见地的意见，他谦虚严谨的治学风范、独立开放的研究态度也使我在写作过程中受益匪浅。我对苏先生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还要向复旦大学的薛求知教授、教授、项保华教授、芮明杰教授、丁栋虹教授、郁义鸿教授、教授，的博士，的金润圭教授，的顾宝炎教授在学术上给予我的出色指导致以诚挚的谢意。刘巨钦教授、李翠薇老师、老师、黄国新老师、陆荣兴老师、蒋以铮老师在学习与生活中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谨致以真诚的谢意。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伊始，关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否要遵守道德标准，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的争论就不绝于耳。正反两方都有大牌人物出场，且往往引经据典。早在1924年，美国的就开始研究公司的社会责任现象，他认定公司的社会责任包含道德因素在内。但也有著名经济学家则公然宣称，企业只有一个目的和一种责任，那就是创造利润。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又成为管理学界研究的重点。虽然已少有学者坚称企业不必讲究社会责任而只顾赚钱就行，但在深层次而言，这一问题并没有解决。企业是否要讲究道德，是否应该除了营利以外还必须全面地履行它的社会责任，非但不少企业家都心存疑虑，很多学者对其亦认识不足。尤其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的中国企业，正在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欲施展身手邀游于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如对其加以道德约束，是否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使企业偏离经济组织的主要目标追求，不少入至今对此仍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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