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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爱人都是外地户口，我14年开始交上海的社保至今，在上海有稳定的工作，我对象在外地工作，今年刚开始交的社保，年底想买首套房，请问我们最多能公积金贷款多少？谢谢！另外，请问军官购房是否有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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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注满三年
缴纳两年社保
外地人只能在上海购买一套住房，如果夫妻名下拥有一套房产 无法购买
专业房屋按揭群,贷公积金的条件：连续缴满6个月 贷足条件：余额大于12500，月交大于780 一人可贷50万最高 如果有补充公积金一人最高可贷60万
没有优惠政策的
兰州军区路过，买房可以找我
社保满两年就可以买了、公积金贷款最多60万！但是你必须每个月交满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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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路有多长
原标题：异地高考：路有多长
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龙源期刊网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8期　　异地高考事关教育公平，一直牵动着千百万流动家庭的神经。何时放开异地高考令千百万流动家庭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甚至已成为他们难以排解的心病。异地高考目前各地解决得如何？流入地何时能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有哪些障碍和困难？本期报告文学将给关心此事的读者一个清晰的描绘。　　近两年，教育领域的最热词非“异地高考”莫属。它承载了数千万流动家庭对教育公平的梦想。我国有2亿多流动人口，这些离开故乡的人，他们勇敢地往有前途有机会的地方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居留之所。而他们最终立足的“第二故乡”，在接受着他们奉献的同时，有没有足够的胸怀包容他们，他们的孩子能不能在这里享受平等高考的权利？　　1000多万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这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义务教育阶段与户籍学生享受同等权利，在近几年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固然令人振奋。但是随后问题凸显：这些孩子的升学通道何在？与户籍挂钩的高招政策让他们在流入地没有一张高考考桌，只能像候鸟一样回原籍考试。　　当异地高考这个现实问题被推到国人面前时，人们发现，破冰之旅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一项高度敏感的综合改革，既要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迫切诉求，又必须充分考虑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与现实可能。官方的万般考量，民间不同利益群体的激烈对话，显示着异地高考要真正落实，尚面临着复杂的考验。　　一 回不去的故乡　　“这几年热盼孩子能在北京有一张高考的书桌，没想到还是一场空。故乡回不去了，在哪儿都是异乡。”陈坪林是一家出版社的文艺图书编辑，做出让儿子转学回老家温州读书的决定后，他一个人去了一家小饭馆喝闷酒，醉意蒙间，环顾四周，都是扭曲了的脸，仿佛听到远处飘来一波波的喧哗声，他兀自立在彼岸。　　他的儿子陈意帆，怎么看都是纯正的北京“土著”。他从3岁起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1年，是北京国安队和金隅队的铁杆球迷，说话喜欢带京腔，回老家做客时自我介绍从来都是“我是北京人”，就连上初中也是赶上了2010年海淀区第一年实行不分户籍统一电脑派位，收到了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区重点中学的入学通知书。在学校经过选拔参加全市的英语口语大赛，在运动场上恣意飞奔。除了户口本上的籍贯，一切看起来和北京孩子没什么两样，孩子顺利升入初中，陈坪林开始畅想北京的高考政策也会随之松动，儿子能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在北京拥有一张高考的书桌。　　陈坪林的这种信心很大一部分源自北京取消小升初对户籍的限制。当时，面对外地家长要求孩子享受小升初同城待遇的要求，海淀区教委曾提出“教育资源不均衡”、“一旦海淀放开政策会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的担忧。当时有家长激动地表示，“国家教育资源不均衡是长期形成的‘果’，不能拿这个当成‘因’，不给我们的孩子提供学位。”　　这几年北京随迁子女数量创新高。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47.8万人，创历史新高。目前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约33.9万人，占总数的70%。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4.4万人，比2000年同期增长了39.3万人。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随迁子女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北京市坚持以“流入地政府、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　　“有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艰难破冰，高考这个壁垒也不是坚不可摧。”不少外地家长如是说。　　从去年两会教育部部长承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起，在被户籍的阴霾笼罩了12年后，希望开始降临在陈意帆的生活里。陈坪林期待儿子一路阳光灿烂，没有乌云的笼罩。在北京有50万左右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外地家长，恐怕不少人和陈坪林一样有这样的期待，异地高考这个多少年来“够不着的月亮”，一下子与他们拉近了距离。　　日，国务院发出“意见”，要求教育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充分认识做好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制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具体政策统筹，做好随迁子女和流入地学生的升学考试工作，一切都有了改变的可能。人们开始期待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的实施细则。　　“那么大一块坚冰，开始有了道道裂缝，很快就要在我们眼前破裂了。”陈坪林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一天，这种激动的心情洋溢在很多家庭中。　　当时看到国务院“意见”时，正在家里温习功课的陈意帆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和五六位好友分享自己的喜悦，高兴得声音都有些发抖。对于在北京高考的意义，陈意帆并没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对于这位14岁的大男孩来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用回浙江温州老家读高中，他不懂那里的方言，每回回老家如同到异乡漂泊。　　从户口来看，陈坪林一家属于浙江温州的一座县城，软糯的乡音、有着斑驳白墙的祠堂、半夜依然灯火通明的小吃摊上热气腾腾的馄饨，一切构成陈坪林品味乡愁时丰富的意象。　　而对于陈意帆而言，故乡是一个他一两年偶尔会回去“做客”的地方。在他的记忆里，老家只是过年回去时面对的各种冷盘、热盘海鲜，饭菜寡淡的滋味让他吃几天就会无比想念北京丰富的肉食。奶奶是一位面容慈祥的操着方言的白发陌生老人，没有堂兄堂妹当“翻译”的场合，他只会礼貌拘谨地对着老人笑笑，彼此只能借助手势进行简单的交流。这种交流仅限于奶奶抚摸他的头，比划一下“长高了”，摸一下脸表示长胖了。而当被问及真正的家乡在哪里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北京”。　　陈意帆对北京熟悉极了，因为这是他记忆里一直呆的地方。“地铁、公交线路，我都烂熟于心啦，去首钢篮球馆看金隅队比赛，去工体给国安队加油，冬天去什刹海学打冰球，我都能一个人去。”他在百度的国安吧有个账号，频频发帖让他的经验值也涨到了11级，每天坚持签到、看完比赛发帖跟帖，是陈意帆最喜欢的网上娱乐。　　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安吧这个他曾经喜欢的充满温馨的地方，因为活跃着不少北京球迷对于异地高考的反对帖子，让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一下子沉默了许多。“那么多北京人都反对我们在这里参加高考，让我们回老家去，好多不是理性讨论，充斥着谩骂和侮辱性语言，我有些受不了。”这些帖子的发言者，不少是陈意帆熟悉的id，他们曾经有过争执，关于比赛阵型的安排是否合理，裁判判罚是否公正，语言有时候激烈了点，粗糙了点，不过不管年龄差异，言语雅驯或是粗俗，大家在网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国安球迷。　　如今，因为异地高考的话题，除了这个标签，他们有了分裂，京籍与非京籍，似乎泾渭分明。“你和妈妈都在努力工作，我也在努力学习，我们还参加好多公益活动，可是为什么好多人说我在这里挤占了北京的资源？”陈意帆不解地问爸爸，自诩为博学多识的陈坪林一时语塞。　　陈坪林是一个温和的人，面对异地高考的争议之声，他更多时候是个旁观者，不过内心却笃定儿子会赶上在北京参加高考的“好时光”。按照单位非京籍同事以往的做法，到孩子上初二最晚初三，都要联系老家的学校，让孩子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现在不一样了，异地高考呼声一年比一年高，两会代表提案，国务院出台‘意见’，势必这一两年内解决。不管准入门槛多么高，社保、房子、稳定工作、孩子上学年限，我们的条件都符合，不用为这些方面担心。理解大家怕挤占北京教育资源的担忧，但是大势所趋，这个改革的步子肯定要跨出去，可能会有两三年的缓冲时间，不过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应该来得及赶上高考破除户籍壁垒的时间表。”陈坪林一家如此乐观、从容地等待着年底的政策落地。　　到了2012年年底，北京市“异地高考”方案公布，“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在京参加中职考试录取、高职考试录取以及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录取”。尽管想到了北京准入门槛会比其他绝大部分省份要高，让外地家长没有料到的是，这座城市仅仅开放了职校的大门。“这么多人在推，高考这扇大门只推开一道小小的缝隙”，陈坪林形容从希望的顶端跌落的滋味，身体绵软无力，内心苦涩窒息。　　尽管可以在北京借读、甚至到时候借考，但是北京和浙江迥异的教材、试卷，让陈坪林不敢冒这个险。进入2013年以来，他还是赶紧回温州，多方托人给儿子联系学校，谈妥了赞助费的金额，等着儿子读完初中就让他回去念高中。“我对这个政策有意见，但是我改变不了它，就不能用孩子的前途去赌政策。”陈坪林无奈地讲道。　　陈意帆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没有执拗地央求父母，等着在北京找所高中借读，尽管想到回去面临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他还是像男子汉一样坦然地接受父母的决定，“我还会考回北京的，到时候找工作解决户口，成为真正的北京人。”　　学校组织距离中考100天的励志活动，班主任每天念叨着考试时间。在座位上坐着，陈意帆却感觉这一切陌生而遥远，所有的声音模糊、喧嚣，就像前几年他发着烧回老家过年的感觉，不适应的潮冷，听不懂的语言在耳边飘荡，自己仿佛与外面隔着，伸出手什么也抓不住。　　“也许该好好学习家乡话了。”陈意帆在微博中写道。　　陈意帆身后是一个庞大的随迁子女人群。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上看，推动异地高考是迈出机会公平的重要一步。毕竟，因为横亘在这些孩子面前的高考过程中的户籍制度约束，让他们候鸟一样往返于现居地与原籍，除了课业改变带来的不适应，更面临着亲情的割裂，分离的痛给孩子的心灵埋下了阴影。　　据北京教育考试院透露，2013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72736人，比去年减少700余人，北京高考考生数量连续几年持续下跌。不过，北京高考考生数量的涨跌，与非京籍考生无关。对于北京，他们“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他们的高考是“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老话题，重复、毫无新意，北京的异地高考方案也没有掀起多少浪花。　　记者眼前的朱宏，一派一丝不苟的职场打扮，却难掩一脸的疲惫倦色。他刚刚回宁夏老家一趟。女儿去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能上二本线，选择了复读，最近压力大，闹情绪，他只能放下手头的工作，打飞的去安抚女儿。　　朱宏的孩子在北京读到高三，由于没有户口，前年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宁夏报名。为了防止高考移民，宁夏对户籍在本地，学籍在外地的学生高考作了严格规定。朱宏给记者一条一条地细细讲述：第一趟要回去领取注册材料，然后回北京请学校盖章；第二趟回去递交盖好章的表格；第三趟报名；第四趟现场采集信息，领取报名号、学籍号，提交报名信息；第五趟信息确认；第六趟体检；最后一步是明年4月份领取准考证。信息确认只有这一步不需要学生本人在场，“为了孩子回老家高考，我们至少要折腾六趟。”　　回忆当时的奔波劳顿，朱宏无奈地苦笑，“为了不耽误工作和孩子学习，我们每回都坐飞机，一个来回至少三千元，完成报名得两万元；经济上的损失还是次要的，重点是孩子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我的工作受到影响；而对孩子心理、情绪上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我都不忍心看她失望、疲惫的神色。他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北京高考，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朱宏是某大型能源管理公司部门主管，来北京将近十年，是2003年第一批拿到北京“绿卡”的一员。当时北京“绿卡”的出现曾博得外地在京工作人员的一片喝彩，在买车、买房、参加保险等方面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并且3年后还有机会落户北京，孩子在京入托、入中小学就读，免收借读管理费。拿到“绿卡”，他感觉自己的打拼终于可以让一家人在北京有一席之地，于是把孩子接到身边，从五年级读起。　　3年后，朱宏没有等来期盼中的户口，只是续签了“绿卡”。孩子读书成绩特别好，初中就读汇文中学，因为中考成绩优异，尽管是借读生，还是被一所市重点高中录取。　　朱宏坦言，尽管当时没有户口，但他根本没有把孩子送回老家读高中的想法：老家没人照顾，孩子家乡话都不会说；再说，在那所高中读书的机会难以让人舍弃；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社会会进步，再过不久就算拿不到户口，孩子初中、高中都在北京读书，在这里高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等到孩子读到高三时，朱宏不仅没有拿到渴盼的北京户口，孩子还得回宁夏参加高考。朱宏一家笼罩在巨大的失望情绪中，“我曾经期待一个北京户口，后来又期待孩子的一个在京高考权，结果都落空了。”　　回到老家后，朱宏一向成绩优异的女儿，去年高考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只能上北京二本批次的院校，而女儿北京的好友基本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朱宏没有责怪孩子，只是后悔没有早点把女儿送回去读高中。自尊心强的女儿选择了复读，不管怎样，还是要考到北京来。　　尽管异地高考与自己的家庭已经无关，朱宏还是在密切关注着异地高考的进展。在他看来，“我的孩子赶不上新政策，虽然非常遗憾，但对中国教育制度来说，这条艰难的路已经迈出一大步，意义非凡。”　　二 异乡人的呐喊：给孩子一张考桌　　2012年3月，出席全国两会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面对异地高考的呼声，承诺异地高考方 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这是官方第一次就方案出台给出明确时间表。这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预示着异地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破冰之旅艰难展开。　　在此之前，教育部对于是否放开异地高考的表态，一年多来难以捉摸，语焉不详，或可彰显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其实，早在2010年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异地高考就赫然在列。尽管进行试点的地区是山东、湖南、重庆三地，这几地利益纠葛并不复杂，也避开了京沪粤这几个改革难地，但毕竟，与户籍挂钩的高考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正因如此，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异地高考成为空前热门的话题，多个代表委员提出相关提案议案。袁贵仁部长首次表态，“随迁子女如何参加高考很快将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强调研。”　　然而，此后针对这一问题，官方层面基本上进入到政策静默期，再没有释放出任何信号。　　2012年年初，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教育部2012工作要点》。其中明确提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将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官方在这两年间为了制定稳妥、尽量让各方满意的异地高考方案，一直在不停地调研，作着各种努力。与此同时，这两年间，也是进城务工家长与学者为推动异地高考奔走呼吁最频繁的阶段。　　这批为孩子高考权利呐喊的家长，职场身份是私营企业主、会计、律师、医生、小摊贩……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征：权利意识充分觉醒。改革开放后最早奔往城市的迁徙者，诉求相对简单，户籍割裂在他们心中是天经地义的存在，自觉无权要求更多。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异乡扎根的迁徙者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争取与第二故乡“相看两不厌”。他们不再满足简单的福利待遇，更看重城市新公民的身份，要求拥有跟所居住地相同的市民待遇，同税同权，孩子拥有教育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曾经遭遇种种困境，或者被公办学校一口拒绝，或者一路交着赞助费、顶着借读生的名字。最近几年，在政府及社会的努力下，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做到了不分户籍，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教育。随后，义务教育后升学问题凸显，要求异地高考的呼声渐高。　　这其中，北上广三个人口流入集中地，同时也是优质教育资源聚集的重点地区，要解决异地高考尤为复杂，牵涉面也更广。　　以北京为例，有700多万非京籍人口，占1900万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的35.9%，仅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就有近50万人。最早呼吁要求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声音，就发自北京。　　这一群体是在北京工作和居住多年的外来人口，他们生活和收入稳定，和原籍的联系几乎切断，局限在次数有限的回乡探亲。他们就是北京的新公民，除了缺少一纸户口。他们呼吁教育公平的声音逐年高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异地高考进入官方的改革议题。　　从2010年下半年起，来自安徽的张钧最认真做的一件事就是四处征集签名，寻求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支持，到教育部和北京教委信访办递交材料。在争取子女在京高考权的外地家长中，他是走在最前面、呼声最强烈的一批人中的骨干力量。　　1995年，张钧前往北京创业，第二年，儿子在北京出生。如今，凭着18年的打拼，他不仅在北京买了房和车，还经营着一家公司。他的儿子，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北京上学。可以说，张钧一家已经把根扎在北京，“我不愿意也不可能把儿子送回户籍地当留守儿童。”为此，他和一群有着类似遭遇的家长上下求索。　　2010年7月开始，张钧和另外几名外地家长约定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去走访教育部及北京市教委，推动异地高考的政策启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内，这个群体逐渐壮大，他们坚持着这项类似西西弗斯的举动，期待不要让孩子离开的催促声在耳边响起。　　一开始，张钧们并没有抱着乐观态度，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声音能传递多远。后来，越来越多相似命运的家长走到一起，他们逐渐确信自己并不孤单，做这件事的意义也不局限于自己一家一户。　　前几个月的活动中，等待他们的只有官方的沉默，一度让人怀疑这样的付出是否有意义。2011年1月北京市“两会”前，家长们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北京“两会”期间，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关于“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让张钧们看到，一个群体的希望在这个群体自身身上。在这种放开信号的鼓励下，他们以进一步的行动作为回应。同年10月29日，部分非京籍随迁子女家长邀请学者、媒体，发布了由他们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方案建议应“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　　“我们争取教育公平的道路比较漫长，可能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不是一次要达到目的，不过争取让每次行动多些影响力，让每次签名增加一些分量，我们可以等。”一位家长如是说。　　当2012年的一天，任华云在地铁站被一位家长礼貌地邀请其签名支持异地高考时，正满肚子委屈的任华云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顾不上回家做饭，拉着这位家长说了半天话。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就跟随父母到了北京。初二那年，因为没有北京户籍不能在京参加高考，在班主任好心劝说下，任华云把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对于女儿来说，她户口本上的户籍所在地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老家”是父母的“老家”，是祖父母居住的地方，和自己没有太大关联。　　任华云的公婆都已年迈，且住在乡下，给女儿联系的学校在城区，无法就近照顾。为了帮女儿度过最初的适应阶段，任华云狠狠心，又是送礼又是托关系，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开始了给女儿陪读的生活。　　任华云母女的新生活并不顺利，女儿先是水土不服生病了近一个月。教材的差异、陌生的学习环境又影响了女儿的情绪，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女儿在班级仅名列中游。单位这边催任华云，再不回来恐怕要被开除，女儿哭着要妈妈带她回家，无奈之下，任华云又把女儿接回北京，打算等高二时再把孩子送回去，到时候女儿长大了两岁，自理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能强些。　　2012年4月的那天晚上，任华云又一次跟已经读高一的女儿说起打算暑假过去送她回老家的事，女儿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她犟嘴，只是默默地流泪，任华云心里像插了把刀子，一夜无眠。就在第二天傍晚，在四惠地铁站，她和请她签名的家长从彼此的故事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通，她毫不犹豫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并且也加入志愿者行动中来。　　在此后差不多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四的上午，她和丈夫都会早早起床，先是坐公交车，然后转乘地铁，耗时两个多小时，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门口争取女儿在京高考的权利。任华云一家推翻原来决定，让女儿在北京继续读书，期待新政策落地。　　2012年是家长志愿者们活动力度最大的一年。2月23日，500多名家长在教育部信访办要求与部长袁贵仁直接对话，为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基本一月一次，其间他们还多次邀请专家开展研讨。截至2012年6月，1000多天里，他们征集了10万多个支持者的签名。　　从2011年袁贵仁部长表态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到2012年两会上给出明确时间表，事态的发展比较乐观，实现异地高考似乎只差了临门一脚。　　日，有媒体报道称，教育部有关领导对异地高考问题表态，称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将适时发布”。　　家长们开始翘首以盼，然而，这条振奋的消息并没有持续多久即遭否定。7月26日，家长们按照每月“惯例”去教育部问询发布时间时，教育部信访办工作人员却称，媒体报道的“已经国务院批准，将适时发布”是误读，正解为“一经国务院同意，将适时发布”。“已经”变为“一经”，原本明确的信息又成了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拖延。　　异地高考方案究竟能不能出台，又在何时落地，充满了悬念。8月份，国务院出台了“意见”，又给原本失望的家长以希冀。　　有的家长下了赌注。2012年暑假过后，孩子上高三了，还迟迟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乐观地等着北京异地高考方案出台，孩子能在2013年在北京参加高考。日至5日是参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报名时间。尽管《北京市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通知》规定考生“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然而，许多非京籍考生竟然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报名成功。 但很快，梦想破灭。北京教育考试院迅速回应称：网报之后还需进行资格确认，未经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其实，早在10月底，北京市教委网站最下面的高考报名答问中，就告知一名咨询政策的外地家长，“没有政策出台，尽快回原籍考试，以免耽误孩子。”　　民间与官方的互动充满曲折和试探，而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也在进行着无法透明化的博弈，改革充满艰难、阻力。作为个体的家长最明确的只有一点：孩子等不起。　　于是，任华云还是在今年年初把女儿送回了老家读书，孩子噙着泪充满不舍，在火车站任华云硬着心肠没有回头。张钧则让儿子转入了北京实验中学高二国际班，准备退路――出国留学。面对庞大的经济负担，他咬咬牙说，拼了，下班晚点，工作加量，没办法，这是一个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呼吁高考取消户籍限制的，除了以北京地区外来人员为代表的家长群体之外，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专家学者。相比处于弱势的家长，他们的言行往往能获得媒体及社会的更多关注。这些学者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知名学者陈丹青、法学家郭道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清华大学副教授晋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这其中以张千帆参与程度最深、关注时间最长。　　张千帆从2011年初接触家长群体，几乎参与了每一次的研讨会，并一直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群体护航。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现状下，知识分子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用宪法和法律的语言将民众的诉求传达给政府，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体制改革。　　他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高考改革。两年间，他先后几次联合其他学者“上书”国务院，提请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并及时出台有效的解决方案。2011年10月，15位学者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户籍限制；日，30位专家学者向国务院递交“异地高考”建议方案，提出以随迁子女就学年限作为认定“异地高考”资格的主要条件。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资格认定，应当和随迁子女就学年限基本接轨，不应显著高于随迁子女的就学年限要求。《方案》强调，“异地高考”政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保护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有关资格认定也应该紧紧围绕随迁子女在当地考试和录取的需要，而不是其父母的工作性质、收入、住房等非直接相关条件。对进城务工人员资格认定的目的，不是对其子女享受平等教育机会设置额外障碍，而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子女是“随迁子女”而非“高考移民”。　　“社会进步不可能通过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完成，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通过个案推动。这并非出于无奈，因为社会进步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实现的制度进步。”张千帆认为，知识分子不应不语，而要用个人的良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他希冀通过推动异地高考来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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