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节选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节选一）
【编者按】在当代中国，“现代主流经济学”正在取得无疑的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大有向其他领域扩张的趋势。然而，它远非如某些人吹捧的一般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不过是换了层包装、用了点时髦数学外衣涂抹上“现代”标签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翻版。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页）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永恒，私有制效率最优， 社会是一个劳资合作的和谐乐园，避阶级事实与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不谈，这样的学科有何资格以“科学”自居？西经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横行，根源依然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需要。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片土地已经被可耻地架空、彻底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功、并展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我们从这一期开始节选余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一文，以帮助同志们在对西经的批判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一、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标准1、西方学者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2]而为了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就必然要模糊科学标准，以便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东西。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理论才得以借助逻辑上的不严谨来对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艾克纳等人也曾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较大的社会有关的范围内对经济系统的实际运行作出解释——实际上它对此基本上是无用的——而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3]。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强调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那么，西方经济学家也同样是这样的人。“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为了在本学科内获得名望。经济学家需要发表的是那些专家们认为价值高的著作。而不必考虑他的作品是否使他远离了他自己的科学抱负。写一些受到专家赞同的著作，就能很容易地实现生活方式的抱负。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不仅能在咨询和政府负责的研究机构中，也能在著名院校中占居一席之地。……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正统的新古典学派，那么对年轻的和相对来说不为人们所识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了获得声望或任何学术地位。最明智的策略也许是也成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循着类似的途径进行研究。这当然是最省事的使事业成功的策略，更不用说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能对如下事实感到欣慰：他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有些成员不是经济学家的晋升和任命委员会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效果的现象。如果通常构成这类委员会中经济学代表的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某一与他们自己的著作类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非经济学代表们是难以反驳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这些经济学家结果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4]从而，“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5]西方经济学的这套手法，马克思早就在资本家的身上发现过。“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6]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纯粹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田国强曾撰文强调，“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7]但是，从田国强给出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来看，“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这种排斥异已、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象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8]事实上，受雇于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所宣讲的只可能是“虚伪的遁词和空话”[9]，只能走上庸俗神学的道路。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和私人利益的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也无法做到严谨、求实，无法追求和坚持科学的标准，甚至要否定一切科学的标准，以便鱼目混珠。2、西方学者对科学标准的曲解“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样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10]。“‘科学’一词可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场合使用。一种是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这种硬核是一个学科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的，也是他们追求‘标准科学’的基础。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11]。“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是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综合性的和无价值观念的；而且科学的定义要具有某种逻辑理性的结构和确定的内容。”[12]“尽管经济学现在是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但是它远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虽然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是后者意义上的科学。”[13]艾克纳等人关于科学的这两个定义严格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探讨，则不过是要用后凯恩斯主义的新范式取代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旧范式[14]而已。就其第一个场合而言，大多数人赞同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赞同人数加起来曾经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赞同人数，西方经济学连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都谈不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还死守西方经济学不放呢？库恩—拉卡托斯把科学视为一种范式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能够成为范式的东西太多，而它们并不是科学的东西。例如，在中国，易经八卦等算命术也是具有大多数算命者赞同的硬核的一个范式。中国象棋是一种范式，国际象棋是一种范式，围棋是一种范式，儿童玩的斗兽棋也是一种范式。把科学定位于范式，实际上就使科学脱离了实际，而成为一种游戏。而把经济学定位于范式，就等于将其定位于一种超脱经济实际的棋类运动，就等于将其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可笑的是，西方经济学这种棋类运动，却偏偏要强调现实世界应当按其棋盘上棋子的运动方式来运行。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说，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认为它的理论假设是可以经过验证的，而其所谓的经过实证验证过的一些重要理论，比如我们将在后面分析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验证。反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的失败。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都是不可能不带有价值观念的。“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15]例如，公平与合理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也是资本家及西方经济学者所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的。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因为，经济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为前提的，其帕累托最优原则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16]。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总之，无论是强调价值观念，还是拒绝价值观念，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只是为了袒护资产阶级。但是，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鼓吹绝大多数人应当为极少数人的享乐而受苦的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为了掩盖西方经济学的反科学性并为了否定一切妨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科学，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研究不象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但是，艾克纳正确地指出，“当提及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时，不是指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在忽略本质的同时，也不注重科学的形式。这表现在为术语而术语，为用数学而数学，为使用试验室和‘有控制’的试验而试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难懂的术语、数学语言和‘有控制’的试验被当成是一门真正科学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唯科学主义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祸根。”[17]3、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科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抽象而出的科学的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具体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而言，其研究的逻辑基础有三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然而，“‘历史经验’不足和统计知识不够的现象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普遍的。历史经验既包括充分占有历史事实，也包括有足够的历史感。”[18]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19]也就是说，这里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所谓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并要符合唯物辩证法。例如，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饭。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将在后面介绍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连锁店悖论，其实质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至于唯物辩证法，其含义非常丰富。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三点：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西方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为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又称MM理论。当笔者找出MM理论在逻辑上的致命缺点时，有人指出，这一理论还得到后来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及其他学者的补充证明。尽管当时笔者尚未见过这些证明，但是笔者仅从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就断言，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结果自然为笔者所言中[20]。而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笔者从逻辑上进行了否定[21]。第二，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已经事先隐含在论证的前提之中。而自我循环论证却是经济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22]。第三，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但只要革命先烈的“自私”行为是他张五常做不到的，就足以表明他的自私与革命先烈的“自私”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厉以宁也曾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是此“公”非彼“公”。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最后，所谓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量使用了各种数学模型。显然，在运用数理逻辑进行的经济研究中，数理逻辑应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的成立与否。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对数学的应用并不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23]。西方经济学不是在应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田国强曾把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规定为五个部分或步骤[24]：“(1)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但这只不过表明他所主张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框架，与真正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分析方法，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在他这里，既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的理论推导，又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与否的假设检验，而假设检验正是被西方经济学滥用的概率统计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因此，田国强所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只是算命先生们常用的分析框架而不是科学的分析框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25]。而西方经济学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西方经济学会在数学的应用上会犯下种种错误的根本原因。必须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归入庸俗的“经济神学”一类。而且，许多历史过程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而无法用数学公式，即数理逻辑来表达。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表达所有经济规律都合适的方式。经济科学的这三大逻辑基础，构成了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是经济理论得以被视为科学的理论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理论只有不违背这些必要条件，才可能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来划分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理论；其次，西方经济学中背离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础的所谓著名理论比比皆是，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来看，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2] 同上，第16页至第17页。[3]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4]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至第85页。[5] 同上，第206页。[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至第321页。[7]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8]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10]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11] 同上，第10页。[12] 同上，第38页。[13] 同上，第10页。[14] 同上，第179页至第191页。[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页。[16] 同上，第196页至第197页。[17]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18] 同上，第48页。[19]《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3页。[20] 参见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21] 余斌，《股利政策可能是无关的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44页至第149页。[22] 参见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23] 同上。[24]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25]《马克思数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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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总体上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认可。但是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有些还涉及重大原则问题。譬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进行建设的这个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认识。　　最近有一位研究市场问题的经济学教授在某学校讲演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一再强调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他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运用它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他说,“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按传统的某种理论指引来进行,它的建立和建设是不可能的,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学的深切把握,没有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一些经济学家冲破‘左’的束缚,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这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下确定的。
　　上述认识显然不符合事实，在实践上也只有屡遭破产的残酷现实，鲜有令人信服的成功纪录。　　首先，我们从理论方面加以分析。　　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不同社会经济制度都可以利用。这一理论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论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一般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区别，并详尽阐明了资本主义怎样利用市场机制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其生产的根本目的——剩余价值生产这一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马克思还一再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力图混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的理论错误及这种错误所要达到的狭隘的阶级目的。马克思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这里所说的另一些过程就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尖锐地批判说：“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作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坚持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总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作市场经济国家，而尽力避免直接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名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完全是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用市场一般的平等、自由交换关系掩盖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那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西方，无论新宏观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必须以私有制替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十分清楚,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所以,把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说成是在西方现代经济学指导下产生的，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我们从实证方面看看一些国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际效果。　　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它是发展中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是由于外债的压力,被迫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实行改革,这些改革是在由美国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等教授培养的一些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的支持下进行的。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结果,十几年下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国家负债1300多亿美元,财政崩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贫困率由1974年的7.7%达到目前的30%,失业率超过了20%。1998年以来，阿根廷在几年的时间里沦为“资不抵债”、近乎破产的国家。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的改革。俄罗斯前十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美国经济学教授热若尔o罗兰就曾说“这种改革的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一些“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他们认为搞市场化改革必须实行私有化,只有私有财产制才能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所以改革一开始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摧毁旧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俄罗斯按照这样的方案进行改革的效果尽人皆知：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1/3。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受到严重质疑,在实行改革、遭受摧残的国家人们心目中则已陷于完全破产。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从理论方面和实证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都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与许多国家的经济改革遭到失败相反,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人反而重新捡起西方经济学这面旗子,以取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同外国客人的谈话中首次系统阐述的。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段话既表明他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的,也表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思想，其理论前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一般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所反映的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一个是劳动者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个是劳动者丧失所有权，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垄断占有。把这两种经济关系区别开,就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下了基础。&&&& 第二,市场经济不是特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手段与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就是作为手段、方法被资本家利用来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下，启动了市场经济内在的潜力，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期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全部生产力的总和。　　第三,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这一看法是前两点的延续。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市场经济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是继承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比如斯大林用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论证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斯大林分析说,商品经济替奴隶制服务过,替封建制度服务过,都没有导向资本主义，因而商品生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大大超越了以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创造性地发展了他们的看法。　　第一，用“市场经济”代替过去通常使用的商品经济概念。当然，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语词可以通用。但在邓小平那里坚持用“市场经济”，却有着特殊的含义。市场经济的含义是市场导向的经济，即经济活动不是由计划导向，而是由市场导向，也就是说让价值规律通过竞争和价格机制调节资源配置。肯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对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强调过价值规律的伟大作用，但在他们那里，价值规律只被当作一种核算工具，而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成功的。如果否定价值规律的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它本身，因为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是价值规律的本质规定。遏制它的这一作用，它的其他作用如刺激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作用，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第二，在谈到发展市场经济时，一开始就强调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建立市场关系。斯大林虽然强调商品生产的作用，但却把商品交换关系限制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邓小平断然突破了这一限制。如果国有企业被排除在市场交换之外，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就不进入市场交换，也就谈不到市场在全社会配置资源的作用了。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邓小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了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科学结论。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发展自己说成是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是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论，是既没有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的实质，也缺乏对这一理论发展历史的认识的表现。
　　我们否定把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一错误观点，但并不反对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运行管理方法的主张。　　市场经济既然不等于资本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那么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了很多利用市场方法发展经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应当注意的是对这些具体方法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因为我们总的指导思想不同，而在这些具体方法中都渗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如果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那就会把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就会像一些经济学者所强调的，认为非国有经济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这将导致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必须竭力缩小国有经济比重，削弱它的地位；导致不能正确理解我们利用股份制这种方法的真意，而把它看成缩小国有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措施；导致错误理解国有经济在布局和结构上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的方针的本意，即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不是为实行“国退民进”提供机遇，不是为了削弱和甩掉国有经济这个“包袱”，在行动上一卖了之。这一切都表明，彻底搞清楚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关系改革成败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生产力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的正确性。但当前这个体制还是不完善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这个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其中首先强调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是因为它的完善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在迷信西方经济学的一些人那里,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在现实中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它只能作为手段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服务。是社会制度选择市场,而不能是市场选择社会制度。总之，必须防止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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