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练习题及选择题答案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第六章练习题及选择题答案
&&马克思复习题
阅读已结束，下载文档到电脑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方便使用
还剩4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
阅读已结束，下载文档到电脑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方便使用
还剩3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效应与趋势_参考网
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效应与趋势
徐明棋摘 要：科技革命、跨国公司以及美国金融资本三大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推动经济全球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科技革命提供了世界市场拓展至全球的物质基础，使规模经济效应在全球展开，促进了全球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削弱了国家边界对跨境经济活动的制约，促进了人员在全球的流动和移民规模空前增长。跨国公司则是利用科技革命成果推动国际分工的具体载体，他们不仅促进了全球范围的技术进步，将国际分工变成企业内的分工，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的规模和范围，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价格的均等化，但同时也使得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而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帮助产业资本在全球拓展疆土，为国际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便利的金融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经济虚拟化过分扩张、金融市场动荡、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以及美元化和国际流动性扩张扭曲等全球金融治理的难题，这些负面效应需要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来予以抑制和克服，而無法通过逆全球化来解决。同时，遵循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通过共享全球化分工利益来推动新型的全球化进程，才是全球化必然的发展趋势。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分工中图分类号： 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32016年出现了英国退欧、美国特朗普胜选等一系列所谓“黑天鹅事件”，这被很多人解读成全球化逆转的历史转折点，是全球化终结的标志，未来我们将迎来“反全球化”的时代。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全球化不会终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只是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曲折，是纠正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一种表现。本文试图从推动全球化动力的角度分析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从而梳理反全球化的动机以及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一、 三大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少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有了三次高潮，他们把18世纪末期世界市场的形成作为第一次全球化的高潮，这个高潮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第二次高潮是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在全球瓜分势力范围，这个过程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由信息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是第三次高潮。1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前两次的全球化都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国际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国民经济在国际化过程中达到了一个全新高级阶段的结果，是国际化不断量变导致的一个质变过程。在国际化过程中，世界市场虽然开始形成，但是世界经济体系还只是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少国家并没有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全球化后，世界市场的包含面更宽了，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参与的全球市场，全球经济得以形成，全球村不再是概念，而成为一种事实。我们理解的全球化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在世界经济包含国家增加的同时，各国经济不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更紧密地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倾向于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高级发展阶段。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趋势早在18世纪中叶就出现。其时，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确立了统治地位，世界市场开始形成。随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包括交通运输的革命，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于是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2经济的国际化促使世界市场形成，并促进了各国经济联为有机整体的世界经济形成过程。在随后的年月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经济国际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概念并不流行，也未真正成为共识。这说明，国际化与全球化有着质的区别。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不仅生产过程全球化，而且流通过程和消费过程也越来越全球化。参与和融入到全球生产和流通体系的国家越来越多，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不仅通过世界商品市场，而且还通过资金流动、技术交流和人员流动日益加强，全球生产链和全球价值链就是对这种高度相互依存的一种描述。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明朗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和原始动力。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走向国际化，并推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话，以微电子和远程通讯技术、通讯卫星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运用，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和物质基础。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积累本身也有着不断扩大受众以及加快知识传播的特点，在信息革命的带动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使得原先被国家行政边界和距离等因素限制的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以及人员交流获得了全球范围的拓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信息革命成果广泛运用并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作用之前，经济国际化依赖的技术物质基础是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信息的传输也主要是靠电报电话。这就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只能是局部的，比如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二产业，国际化也主要是商品的国际交换。除了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对大多数人而言，地球的另一端是遥远的。人们的经济生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是间接的，虽然这种联系日益增多。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卫星通讯、传真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国际互联网络的开通，才为全球范围的商品交换提供了新的天地，直接为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和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条件。国际分工合作不再限于一、二产业，第三产业也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在全球各个角落进行生产和投资，变得与近在咫尺一样容易。而进行远程的有效调度和控制，则因传递信息数量几乎不受限制且费用低廉而变得十分有效。全球化的生产、投资和消费变得越来越普及和平常。
近几年，伴随着互联网与移动通讯工具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地球每个角落都不再孤立，每个人都与世界连为一体，地球村不仅名副其实，而且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能成为全球化市场的参与者。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网络、移动支付、虚拟现实技术等等都进一步拓展着全球化市场的边界，国家民族的界限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全球化的市场似乎很难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被民族国家的边界割裂。第二，产业型跨国公司推动经济全球化这里主要是指非金融业性质的产业型跨国公司，它们是经济全球化微观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早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它是资本开拓市场和疆土的产物，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的主要推手。早期典型的跨国公司代表如东印度公司就是开拓亚洲市场的先行者，它有力地促进了欧亚之间的市场联系。但是，在20世纪初之前，绝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以开拓市场为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输出商品的载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发达国家开始有了资本输出的需求，产业资本性质的跨国公司逐渐出现，到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设厂生产也开始变得流行。它的出现大大加深了国家与国家间、地区与地区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联系。伴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增强，东道国和母公司所在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都大大提高了。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跨国公司的发展就其性质而言，仍主要是发达国家向外扩张和资本输出的一种工具。主要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来自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并且都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在从事跨国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寥寥可数。而就其总量而言，一直到70年代末，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只有1万多家，拥有的子公司4万多家。进入8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跨国公司不仅开拓商品市场，而且在全球重新布局生产体系，将商品生产的不同环节按照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不同的区域和国家布点，进一步将国际分工细化至产品内，从而形成了产品内国际贸易和分布在全球的价值链。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涌现，不少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跨国公司逐渐发展壮大，也在海外投资生产，引起了资本双向流动，即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也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分、子公司。此外，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中小公司也开始跨国经营，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毫无疑问，跨国公司的这种发展，使全球范围的投资、生产、销售不再成为发达国家或一些大公司的专利，而是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进行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一种司空见惯的形式，经济全球化也因此成为一种趋势。从总量来看，跨国公司的数量不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母公司4.4万家，海外分、子公司28万家，比起70年代末母公司总数增长了3倍，子公司数则翻了近7番。《2002年世界投资发展报告》估算的跨国公司数更是达到6.5万家，分、子公司数增长至85万家。跨国公司的这种新发展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全球性的投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的人员和技术流动，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总数更是突破了8万家，由于复杂的股权关系，跨国公司的分、子公司已经难以准确估算。1第三，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变得相对过剩，有了向外输出的扩张动机和动力，更为重要的变化是金融资本逐渐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宰。这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当时还没有发展到今天如此高的程度。马克思曾经认为“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指剩余价值的生产—笔者注）。就像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离出来，替其余的全部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1。在今天，金融资本不仅为产业资本提供其再生产需要的流动资本，更主宰着产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资本投资，从而决定着投资方向和规模，并且通过干预整个再生产过程，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变成金融资本的利润。金融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常常比产业资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制造业生产过程需要比较多的劳动者参与，而且尽管存在着寡头，寡头竞争最终还是会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发生作用。但是金融资本的寡头垄断程度比产业资本高，他们常常会挤压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获取超额的金融资本利润。由于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金融资本不会满足于在本国获得高额利润，他们比产业资本具有更强的动力开辟全球市场。因此，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开始了几乎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各种限制资本流动的规制首先在发达国家被废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跟随其后。“相对过剩”的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被美国为首的金融集團（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各种投资基金）“创造”了出来，通过股权和债权的形式，不仅帮助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生产，更直接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在高科技领域快速成长的公司的控制权。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把全球化看成是“美元化”或者是美国资本全球化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会发现，在全球配置资本的不再仅仅是大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各类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信托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也都在国际化，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叱咤风云者。正是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垄断集团在全球攫取超额垄断资本的需要，才迅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也正是在美国金融资本推动下，金融资本的全球逐利动机一方面帮助产业资本在全球配置资源从事生产，另一方面又在全球金融市场不断地投机，引发了一次次金融动荡和金融风暴。二、 三大动力推动全球化效应的理论解析上述三种动力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虽然是同时发生并且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三种动力推动产生的效应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带来的影响，并对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更好的把握。
（一）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效应分析首先，以信息产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崭新的技术基础更紧密地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使世界经济变成了真正的全球经济。信息科技革命极大地降低了跨国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成本，使市场的范围得到空前的扩大。不仅参与到世界市场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参与国际交易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多。今天，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几乎可以实时地传输至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边界都拓展至全球，市场规模也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的。科技革命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由国家、区域向全球拓展，更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调动资源和配置资源，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因为全球生产和管理的成本魔幻般地降至可以忽略的地步。产业在全球间的转移只是这种全球化生产和流通的表象。其次，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促进了全球范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先进技术集群性的突破并在全球范围得到推广应用是信息科技革命的一大特点。随着电子化和智能化应用于生产管理，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资源的配置从一个国家范围拓展至全球范围必然导致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国际分工不仅从产业分工深化至产品分工，更是在全球化时代进入了产品内分工。最终商品，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商品的不同生产工序可以被分解至全球的价值链中生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劳动生产率得以空前提高。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将近25年的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阶段，这是世界经济近2个世纪少有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与此相伴的现象就是国际贸易空前繁荣，不仅是商品贸易，而且服务贸易也迅速发展，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中，国际商品贸易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93%，是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3.59%的2.49倍1。复次，科技革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全球巨型的跨国公司，相应地，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从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石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为石油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决定的。我把前一种的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未来表达这种关系，我把有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2；“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他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只代表多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或者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的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3这个规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也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革命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进程，为了不断使用新技术和新设备，资本积累的速度需要加快，因为新技术和新设备需要更多的资本，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不仅使得资本集中程度更高，而且利于资本更加便利地集中。劳动者在科技革命中要么被机器替代，要么就被动适应，成为机器的附属。科技革命使得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发达国家的高失业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发达国家将高失业率与全球化相联系，只是一种表象，根本的原因是科技革命推动的资本有机构成规律在发挥作用，是资本排斥劳动的规律在发挥作用。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化市场形成只是在资本集中和集聚过程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最后，科技革命还直接促进了人员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移民。技术革命大大降低了交通和通讯的成本，全球化的生产和流通导致了各国之间人员的频繁流动。到国外从事经济活动和旅游成为平常现象，而且不仅是到毗邻的国家，更是可以轻易地从地球这一端频繁地飞到地球的另一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5年时全球出境旅游的人数为6.48亿人，到2014年增至12.2亿，20年内近乎增长了一倍，年均增长超过9.4%，是全球经济增长的2.5倍以上4。科技革命还间接地促进了全球范围新的移民高潮。世界范围的移民高潮共发生过四次，前两次分别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世纪中叶，主要西欧和北欧国家移民到北美洲，爱尔兰、德国和瑞典是主要的输出国。两次移民高潮中加拿大和美国共接受了超过1000万欧洲移民。第三次移民高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也是欧洲向美国移民，南欧国家和俄羅斯移民到美国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在1881年至1920年共有超过2300万的新移民进入美国。第四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高潮，主要是拉美国家向美国移民以及非洲和西亚国家向欧洲的移民。四次大规模移民潮与北美大陆的开发和世界大战等因素有关，而且呈相对比较集中的特点。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潮与历史上的移民潮不太一样，经济目的成为最主要的原因，不仅表现为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地区向经济增长高速的地区和国家迁移，而且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人口输出国家明显增多，人口输入国家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呈现出发散的特点。全球范围的移民数量也大大增加，超过了历史上移民高潮时的规模，比如，仅美国的1980年至2015年接受的合法移民数量就超过了3664万人，比前35年1038万增长了3倍多，1未能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数量可能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5年以后，全球的移民人数每年都超过1亿以上，2015年更是增长至2.43亿人，全球跨国移民的人数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2.3%上升至3.33%。2移民人数的急剧增加也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贫富差距扩大有关，非洲与中东由于各种因素是全球化时期移民最集中的输出地区。
（二）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效应分析第一，促进了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借助于科技革命的成果在全球从事生产和销售，直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是科技革命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细化的具体执行者。这个效应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化分工的效应是一致的。第二，直接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并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收支的全球性失衡。现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80年代后期，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环节，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不断发展，直接带动了国际贸易快速增长。1965年时全球商品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8.25%，到了1985年该比重上升至34.92%，2008年更是上升至51.82%。贸易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仅是商品贸易快速增长，服务贸易也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成为贸易的重要内容，1997年全球商业服务的出口为1.3万亿美元，到了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值增长至4.9万亿，年均增长率超过20%。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并推动了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使国际贸易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不同分、子公司的内部的贸易，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规模在快速增长同时，以国家为单位统计的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不平衡，顺差和逆差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将生产线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导致接受转移的国家国际贸易出现了长期的顺差，而产业从母国迁移出来后，使得跨国公司的母国变成了贸易的逆差国家。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长时间维持并具有全球性质，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也被认为是这种国际贸易失衡所引起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6年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总规模为2.07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13.7万亿美元，到了2015年底更是突破18.8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由1986年的1385亿美元上升至亿美元，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经济衰退到2015年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仍然高达5000亿美元。3跨国公司推动的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严重失衡使得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间的经济调节和国内调节面临着比较多的障碍。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贸易会使双方都获得利益，但是由于跨国公司主导了贸易，主要的贸易利益被跨国公司获取，参与到国际分工的部门和产业也获得了相应的福利增长效应。而非贸易部门如果不能通过政府的政策给予相应的弥补，则可能无法获得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效应，从而会出现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收入分配的差异扩大效应。第三，间接地促进了技术在全球的传播。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投资直接将新技术带进投资接受国，促进了技术传播速度，使得原来技术領先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与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韩国的技术水平差距有了缩小的趋势1。以PTC国际专利申请数占比为指标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技术传播所带来的技术差距缩小的趋势。2在1986年时，美国在全球PTC国际专利申请数比重为35.16%，德国为13.67%，日本为10.14%，韩国为0.35%，中国只有0.01%，到了2015年，美国为26.25%，德国为8.3%，日本为20.33%，韩国为6.72%，中国上升至13.75%。美国德国所代表的美欧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与亚洲后起之秀国家间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中国的技术水平上升速度明显。这个趋势是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欧跨国公司大规模向东亚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存在着一定关系。第四，促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逐步趋同。在经典的贸易理论里，我们有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H-O-S）或称HOS定理，讲的就是要素价格通过贸易会趋于均等。这个理论描述的规律是通过贸易导致商品价格趋于均等，从而引起生产要素价格区域均等。充裕的要素价格会被更充分的利用而价格上升，而相对紧缺的要素由于贸易的原因变得不再紧缺而价格下跌，从而使得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相同要素的价格差异缩小。在跨国公司按照不同生产要素直接在全球布置生产的环节后，生产要素的价格不仅会通过商品贸易的途径导致不同区域或者国家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缩小，而且还直接通过跨国公司在各个生产环节的不同要素的投入导致该要素相对供求关系的改变而使该要素价格差异快速缩小。由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价格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以及交易途径和方式的改变，物化的商品价格在全球越来越一致，大宗基础性资源性商品的价格在全球越来越受主要的商品交易所价格的影响而走向一致。不可流动的土地价格由于跨国公司将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在全球间转移也出现了价格差异缩小甚至趋同的趋势。受到文化、教育水平、法律以及其他因素制约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劳动力价格也在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影响下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差距缩小的趋势。比如，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由于跨国公司的在海外投资国内需求下降的影响，自1999年至2014年几乎没有变动，而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同期大约上升了5倍。当然，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目前仍然要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但是差距不断缩小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的一种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工会和蓝领工人反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三）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效应分析美国金融资本是推动美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其目的是为了在全球范围获取超额的金融垄断利润。由于这一动因，美国主要的金融集团不断通过金融创新突破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美国构建的相对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对金融机构风险管制的体制。到了80年代末期，创新的金融工具和涌现出来的各类投资基金把美国从存款利率上限、金融机构佣金限制直至资本流动管制等各类金融规制冲垮，美国政府和国会只能对名存实亡的各种规制进行改革。1980年的《放松对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控制法案》的出台和1982年《加思·圣杰曼法案》是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在法律层面松动的开端，最后于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在法律上确认了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携美元的优势在全球市场上不断冲击各国的金融监管篱笆，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正是在金融垄断资本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变得越来越具有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其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已不再以直接投资为主，虽然从绝对量上而言，国际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长，但比重却在下降。目前，国际直接投资比重已降至25%，间接的证券形式的国际投资引起的资金流动已上升至75%。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和形式发生的这些变化，使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大大提高。它不仅使各国的生产资本国际化，也使借贷资本和流通领域的资本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借贷资本和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其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大幅度增加，与资本流动直接相关的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达到3.5万亿美元，资金从地球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瞬间即可完成。全球金融市场可以连续24小时滚动营业，即便有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限制，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想要独立于世界市场运行几乎是天方夜谭。其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以及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明显。不仅产业型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国际投资需要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在融资和投资过程中为其服务，金融资本更是创设了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把世界上最赚钱、增长最快的公司纳入到了金融资本扩张的模式中，比如通过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吸引全球快速增长高科技公司上市、通过各种资产组合将全球储蓄资源变成受其控制的货币资本。金融全球化的效应和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重性。一方面金融资本促进了分工和经济效率提高，使世界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失衡提供了对冲的融资规模，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能够在失衡中继续维持。但是另一方面，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首先，金融资本更加贪婪的特性在全球范围攫取超额利润，导致了全球范围不同国家和一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导致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直接原因。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成果绝大部分被与金融垄断资本相关的机构和群体获得，这在世界各国都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而在美国尤为突出。比如，美国前1%的高收入人群在1993年至2015年期间收入增长了94.5%，而其余99%的人收入只增长了14.3%。另据美国商务部调查的数据，美国5%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整个美国家庭收入的比重1980年时为16.5%，到了2015年已经上升至22.13%1。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2004年在0.01%的超级富豪中，来自非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经理的收入只占不足6%，其余都与金融集团相关。25个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超过美国标普500公司所有CEO的收入总和，而到了2007年，前5位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就超过了后者2，可见金融垄断利润是多么丰厚，它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最为关键的是在0.01%富豪高收入群体中，他们收入的一半来自于资本收入和投资收益3，说明金融资本的高回报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几乎被卷入全球化生产和流通体系的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处于高收入顶层的人群几乎都与金融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导致经济过分金融化趋势，虚拟经济过分膨胀，这使得金融资本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增强。高额的金融垄断利润吸引了更多的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活动，非金融业企业也只有投身于华尔街的麾下才從事金融活动能获得高收益。据Lin与Thomaskovic-Devey一项研究数据，早在2000年，标普500家企业的收益约有40%是在借贷、风险投资等金融活动中获得的。他们还得出结论，劳动力报酬下降的50%是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而公司高管收入增长的10%直接来源于经济金融化，收入差距扩大的15%是由经济金融化所导致4。经济金融化现象导致美国整个经济更多地依赖于金融业，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1980年时，金融保险两个狭义口径的金融产业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为4%，到了2015年，上升至7.2%，如果算上租赁业，则比重达到8.3%，而同期制造业则从20%下降至12%。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尽管试图“再工业化”，但是，美国的产业偏金融化和虚拟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明显扭转。如果以2009年为基数100，到了2015年制造业值指数为110.3，只增长了10.3%，而金融业中的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增加值于2015年达到221.2， 增长了121.2%，可见再工业化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成功，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并没有放缓。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出击，利用金融杠杆为科技型企业融资，并且把快速增长的科技创新型的企业吸引至美国上市。这些金融杠杆在推动这些企业的创新成果快速市场化、占领全球市场的同时，通过股权的控制或者债权的控制将科技创新的主要经济成果纳入了金融资本的口袋。科技创新者、企业家最后也都脱变成了金融资本家，靠资本和资本回报跻身于世界富豪之列。复次，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危机频繁爆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使得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垄断集团不断地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利用垄断的力量攫取超额垄断和投机利润。一些大型对冲基金和投资基金常年的利润水平可以维持20%以上，甚至超过40%，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这些收益一方面来自于挤压产业资本的获利空间获得，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制造各种金融泡沫，从金融泡沫中获得投机型的收益。制造泡沫获益的前提是泡沫被制造出来以后要不断地破灭，让跟风进入泡沫者损失。于是我们看到，金融垄断进入资本不断地流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制造各种金融泡沫，然后“突然中断”或者“突然流出”引发金融危机，在一波一波的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中获得了超额的投机性收益1。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投资者则成为被剪羊毛者。即便垄断资本制造的金融泡沫最后也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解救，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基本没有受到损失，受损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普通家庭和中小企业。这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起因和导火索。最后，金融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经济被“美元化”绑架，全球经济受美元流动性扩张和收缩的影响增强，全球金融治理矛盾日益突出。经济金融化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必然导致在金融产业上处于领先和垄断地位的美国金融集团对全球经济影响增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使其霸权地位曾经一度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受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挑战。但是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维护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其继续成为世界商品的定价标准，更成为其他货币的价值“锚”。美元不仅摆脱了对黄金维持价值稳定的义务束缚，反而成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更加便利地攫取其他国家利益的手段。今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的影响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更具有冲击力，世界各国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的各类金融资产价格变动都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全球的流动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基本上都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摆动。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即全球金融体系受美联储的牵动甚至控制，但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为美国华尔街金融垄断集团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世界其他国家利益只有在与他们的利益一致时才会被纳入视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客观上需要全球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突显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紧迫性， G20峰会机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登上历史舞台并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但是美国金融垄断集团一直试图维护他们的垄断利益，不愿意受到制约和控制，美国政府作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秉持金融垄断资本的诉求和利益，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治理进展缓慢。
三、 反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发展趋势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不同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存在着不同影响和效应，因此在国际社会以及在一国国内也就出现了拥护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两种声音。当经济全球化在科技革命处于高潮，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处于上升阶段时，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相对受损或者补偿不足的群体虽然也对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表示反对，但是社会大多数群体随着经济增长得到经济利益绝对水平也在上升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声音无法成为主流，也无法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全球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泥潭，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主要阶层和团体把金融危机冲击后暴露出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把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力量整合在一起，取得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关注和支持，在占领华尔街运动被瓦解之后，集聚新的反全球化动能，最终把传统产业资本家的代表选进了美国白宫，似乎取得了反全球化的阶段性胜利。但是我们如果更深层次地考察反全球化的一些诉求和观点，我们并不能得出经济全球化将会被逆转的结论，特朗普的上台最多只能说是经济全球化在动力有所减弱的背景下的一种调整，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会被逆转。欧美反全球化力量最集中的指责是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工作职位被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导致了他们的经济增长受损。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间产业转移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的确给产业移出国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但并非绝对的利益受损。比较优势理论早就证明相对低效使用的生产要素被释放出来以后可以转移至相对可以高效使用的产业，美欧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理论上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的。只是不同产业对于劳动力的要求不一样，这涉及到培训、教育等产业结构调整等等方面的成本。如果调整不到位，的确会增加结构性的失业，造成社会问题。但是仅凭此就要逆转全球化的产业布局，似乎难以成立，因为跨国公司并不会逆基本经济规律而动。此外，由科技创新而加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排斥效应，与经济全球化并非因果关系，反全球化也无法减缓科技对劳动力的排斥。因此，这个层面的反全球化虽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并无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要想逆资源配置的内在规律阻止产业链在全球布局只能是一部分人的主观愿望。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没有成功，特朗普政府也很难真正做到。经济全球化的福利分配效应还存在另外一种途径，那就是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不断下跌，进口国的生产者受到挤压，但是消费者获得了利益。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的通胀水平普遍下跌，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获得了近30年的低通胀的利益。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从80年代初的2位数一路下降至90年代的3%左右，进入21世纪更是下降至2%以下。如果没有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要素，发达国家要在经济繁荣期享受长期低通胀的好处是非常困难的。而这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福利分享的一种效应，也是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所做的贡献。因此，仅仅从受冲击产业的生产者角度来责难全球化并不令人信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立论是全球化导致了全球范围的收入差距扩大。我们在上述全球化不同的推动力所带来的影响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是间接的，金融资本才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推手，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1。因此，需要在国内和全球两个层面制定相应的治理机制，约束金融资本的投機和金融市场操控等垄断行为，抑制他们的垄断利润，避免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所产生的财富两极化分配效应。而这，并不会否定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发展。当然，科技革命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并排斥劳动力，使得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下降，并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差距缩小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扩大。这种影响与全球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通过国内的税收政策和社会政策来调节，而不是逆全球化可以解决的。反全球化还将全球化与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相联系，其内在的逻辑是产业的跨国转移和贸易的扩大加剧了环境污染，因为排污严重的企业常常被转移至防治污染和环境法规相对松弛的国家从而降低环境保护的成本，而污染和环境具有外部性和全球性，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污染和气候变暖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治理的原因。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需要国际合作进行治理，但是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诉求合流之后反而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批评，要回到孤立主义的政策上。比如，特朗普上台后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不仅会导致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努力付之东流，可能还会引发各国的以邻为壑政策，使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变动更加严重和难以解决。反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与重商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的诉求是贸易顺差国占了逆差国的便宜，需要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来扭转。这一诉求看似合理，但是严重扭曲了导致贸易严重失衡的原因。我们在前半部分分析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比如中国出口商品5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国别衡量的进出口额以及基于此计算的进出口差额并无法证明国别之间的福利分配差异。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与其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直接相关，美国如果通过保护主义的政策限制进口并实现进出口均衡，不仅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而且还会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反全球化的措施并无法真正长期实施，最终美国还需通过增加其高科技商品和其他具有优势的产品出口来缓解工业制成品进口导致的贸易逆差，而这只能通过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推动全球服务业和农业的开放来实现。要把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还需考察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哪些变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否能够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得到解决。
首先，科技革命是推动全球化的最基础性动力。新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孕育过程之中，科技创新大规模集群性的突破短期内尚难实现，因此，全球化来自科技的推动力会有所下降，这主要变现在科技推动的经济增长长周期处于调整期，全球经济增长相对低迷，这对于全球化将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最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就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新的分工不深化，那么作为分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的成果，国际贸易就难以继续快速增长。但是科技进步不会停滞，新技术仍然不断出现，信息科技革命的成果会进一步扩散并更广泛应用于各国产业，这就意味着科技会继续推动全球化发展，只是高潮期已经告一段落，但是科技进步不会让全球化趋势逆转，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无法倒退到封闭状态，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需要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并且会继续拓宽这一市场的边界。其次，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是否会逆全球化趋势而动？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跨国公司只会根据变化了的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环境变化在全球动态地调整其生产要素配置，并不会逆潮流而收缩回至母国投资。如果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比如减税和提供其他优惠政策可能会使一部分美国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区域选择倾向于美国，也不是因为要抛弃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反而进一步证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过程是动态的，会根据不同区域和国家的资源成本变化而调整。其实，特朗普的政策如果改变了美国某些行业的生产要素的成本，非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向美国投资，这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比如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并在美国市场销售就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断言特朗普将终止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不准确的。最后，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是否会受到抑制？本人的观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也是积极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动力。但是金融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随着全球金融治理以及各国政府采取措施抑制金融资本过度投机和通过相关的政策调整削弱金融资本的超额垄断利润，金融资本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将会进入低潮。我们看到欧洲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限制资本的跨境投机和流动，我们也看到国际组织改变了一贯无条件支持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观点，IMF也开始支持成员国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限制。G20把全球金融治理放到重要地位，推动建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已经将全球体系重要性29家银行纳入直接监管的框架。上述治理趋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跨国金融垄断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但是，要改变美国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克服这种模式导致的收入差异巨大的社会问题，前景并不乐观。这就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方向也不会被彻底扭转。特朗普作为美国传统资本集团的代理人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金融资本根基，也不会代表美国多数民国民众的利益真正地削弱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他们更多的可能是达成妥协，在照顾到传统产业资本利益的前提下继续推动“美元化”的金融全球化。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规进行审核，要求财政部找出现行法规中对于投资者限制的内容，设法改变监管，以使这些法规符合特朗普政府要达到的政策目标。特朗普此举实际上就是要废除或者修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迫于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压力与国会合作通过并于2010年正式生效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法案对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设置了较严格的监管措施，加强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尤其是对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提出了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并且在这些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时被要求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一法律规定，使得金融机构普遍被认为束缚了手脚，不能從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进行金融操控，华尔街一直对此屡屡抱怨。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一个“灾难”，要对它动“大手术”。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了一项《多德--法兰克法案》的修正案，此前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也已经通过，即把根据该法案由美国证券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在海外交税和各种费用必须明确披露的规定废除。该规定是《多德--法兰克法案》防止美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海外行贿和腐败开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措施之一。现在规定被废除，类似埃克森-莫比尔公司的石油巨头和高盛等金融大鳄将不再需要公布他们与外国政府打交道的费用，腐败就可能被掩盖。金融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的约束在美国实际上被削弱了。四、 结 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三方面重要力量推动的一个客观进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旨发言中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我们认为，科技创新和从事全球经济微观贸易投资活动的跨国公司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尽管有所下降，但是并没有消失，全球化还会继续向前发展，只是发展的速度比起前20年将会有所放缓。当前的反全球化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处于低迷时期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的一种反应。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主旨发言也指出，“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但是，解决之道不是反全球化，也不是用民粹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应对，而是要如习近平主席倡议的那样，“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通过共享全球化分工利益来推动新型的全球化进程。简单地否定全球化并向孤立主义回归，并不能阻止全球化的步伐。当然，对于金融资本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世界各国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全球治理，让全球化更加平衡地发展。而各国也需要更多地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让全球化的利益更均衡地在各阶层之间共享。以利益共享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将是未来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On the Forces， Impacts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GlobalizationXu MingqiAbstract：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ree kinds that have push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ince 1980s. The paper holds that technologic revolution provided material substances for the world market to be global scale and enable economics of scope reaching global level， promoting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epth and further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weakening the boundary constraint on cross border economic activities by nation states and stimulating people international traveling and the size of global immigration. MNCs are the vehicles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at initializing new achievements of technologic revolution. MNCs not only push global scale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y， but also greatly enlar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rm of volume and scope. They lead to more production factors flow between nations and equalize the pric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mong nations. MNCs also make more imbalance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s in terms of nation states by intra-branch and subsidiary trade with their own companies. US monopoly financial capital helping industrial capital expansion into global landscape and providing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t also caused a lot of problem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uch as extrem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excessive expansion of fictitious economy， frequent financial market turbulences and crises and distortion of US dollar liquidity creation. The paper also probes the roots of negativ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believes that all these negativ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by enhancing global governance instead of mere efforts to reverse globalization.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s to stick to the road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omote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that more people and countries share the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Keywords：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