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的都是王子，骑驴的能当大侠吗？
骑马的都是王子，骑驴的能当大侠吗？
本文来源 | 仕图（ID：shi4tu2）作者 | 熊太行看《西部世界》的时候，注意过这个细节吗？男主角进入游乐场之前，在浅色帽子和黑帽子之间犹豫了一下，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是传统西部片的惯例。白帽子（那时候都是黑白片）是好人，黑帽子则是坏人。我们音译西方的黑客这个词，相对的，白帽黑客，就是给企业善意抓BUG的。今天人们谈论电视剧更是如此：某某黑化了，某某顺利洗白了……金庸的武侠世界也有类似的标志物。不过不是帽子，而是坐骑。不同的坐骑，预示了不同的命运。1骑白马，犯桃花和战场上炫耀性质的白马（公孙瓒和赵云）不同，武侠世界里，白马会让主人陷入复杂的感情纠葛当中。《书剑恩仇录》里的骆冰一直骑白马，后来就遭了余鱼同的纠缠和表白。后来这匹白马被充公，给红花会伙用。结果红花会就遭遇了总舵主、乾隆和香香公主的三角烂桃花，最后总舵主含恨孤生。到了《飞狐外传》，这匹马被袁紫衣骑走了，袁紫衣就卷入和胡斐和程灵素的纠葛。最后出家告终。《侠客行》里闵柔骑白马，卷入了梅芳姑的嫉妒，结果一个儿子（石破天）被绑架走，这本小说又名《苦命的儿啊，身骑白马的娘为你点燃一盏回家的明灯》。2骑黑马装腔，骑黑马撞墙金庸先生受传统演义话本的影响很大，历史上是张飞、尉迟敬德这样的黑马汉子。他笔下骑黑马的一般都是狠角色，但都属于业务好却难逃失败的状态：《射雕英雄传》里的哲别，上来就射了成吉思汗，后来被打败，骑着黑马逃命，后来要靠郭靖小朋友掩护，幸好成吉思汗爱才，赦免了他。《天龙八部》里的木婉清，上来就杀了很多人，还殴打和辱骂段誉，最后碰见真正的硬手岳老三，只好强迫段誉跟自己成亲。《侠客行》里的石清骑黑马，和妻子闵柔一起行走江湖，觉得自己是个成名人物。后来却被发现，武功、心机连自己的前女友都相当不如。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金庸世界里的人骑黑马，不用担心——他很快就要倒一次霉，遇见一个比他更狠的角色。3骑红黄马，用洪荒力金庸世界里的英雄骑彩色的马。骑彩色马，就注定要是一条劳碌命，比如郭靖的汗血宝马和杨过的黄瘦马。蒙古人人有马（别受83版本射雕的影响，觉得蒙古人都是一群皮帽子步兵）。金庸先生着力刻画郭靖学了六位师父的绝技，韩宝驹自己有一匹不错的黄马（他也是一个劳碌命，好好的浙江土著被丘处机下放到蒙古）。郭靖需要有一匹合适的脚力，而汗血马来自中亚，比蒙古的小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要知道我们蒙古人种（中国人也是）基本上是身长腿短的身材。个高个矮上了马之后区别不大。所以有一匹高马，就是在部落里被大汗高看一眼的标志。公司一起自驾游，老板奥迪你开宾利，老板一定要研究一下你的路子。杨过的黄马则是显示他对自己的评价：被低估、被忽视、被侮辱和损害。总体来说，骑彩色马的人，要给人民「当牛做马」。4驴不伤人，骑驴伤心驴大多数时候是女人的坐骑，这和中国乡间的真实情况差不多。但金庸世界有个独特的设定——骑驴的女人，全都是伤心的人。死了黑马、知道了段誉是自己哥哥之后的木婉清。仇视男人的李莫愁和洪凌波师徒。&正在追杀尹志平和赵志敬的小龙女。（小龙女在抱着郭襄去换解药的时候骑着马，那时候是在战斗）到处寻找杨过的郭襄。刚刚死了男人，带着孩子出门的慕容博他妈。（《天龙八部》里黄眉僧的追忆）骑驴的男人，全都是带孩子求人的人：和杨过一起上终南山的郭靖，担心骑马被认出来，骑了两头瘦驴。和张三丰一起上嵩山的张无忌。特例：阿凡提不属于金庸世界，他是外来人口。大家不要小看驴这个东西，这家伙是性价比很高的牲口。肉好吃，皮可以做阿胶，骑乘很舒服。所以历史上出现在各种神仙、贵人的胯下。比如说——张果老。张果老是八仙之一，但是他其实对人类点出了八鲜之二。各位看他右手牵着的是一头驴，说明驴肉很好吃。左手举着那个宝贝，很多人多年都不知道叫什么，其实就是蛏子。《康熙微服私访记》主题曲里唱的双辕车、乌篷船，这是电视剧的演义。更早的时候，评书《康熙私访月明楼》就提到：皇上骑驴。不过这个驴是龙种，叫「千里独行特」（特其实不是这个字，是虫字旁的，输入法没有）。驴子是仙家的宝贝，白马则是佛门的象征（东汉时候取回来的经就是白马背的）。而伤心的女子，多少都有几分仙气。像郭襄那样最后彻底绝望，就奔着佛门去了。5骆驼流确实有，尽管罕见。欧阳克的女人们就是骑着白骆驼。这个纯粹是为了装酷了。因为骆驼只是在西北地区有用，显然有道路镇店的地方不如马方便。北京过去的骆驼是货车，从张家口以外运来内外蒙古的货物。《木兰诗》有的版本是“愿借明驼千里足”，有的版本没有明驼这俩字。可汗为什么要用骆驼送木兰？骆驼是不是一种神骏高贵的坐骑？其实不是，因为前面“赏赐百千强”，皇上赏了好多礼物和钱财，自然是要动骆驼来运输了。过去的评书、平话里也经常有说谁谁是个西北大盗，骑着骆驼比马快。对，都是传奇。但是白骆驼、白象，一般都是帝王贵族才能使用的罕见牲口，以及这种高大的牲口上面一般都有类似轿子的东西，适合摆排场用。所以这个交代说明——欧阳克很有钱。他们家并不从事打劫，但是很有钱（药企就是很有钱）。他的女人们坐着货车骆驼，等待着老司机。金庸的这种套路甚至可以爬出金庸世界，在别的世界里仍然有效：有一个受金庸影响很大的人，周星驰，你看看他的女主角骑的是什么？在《月光宝盒》里，朱茵说，我给你打一个记号，像我的骡子一样。后来到了《大圣娶亲》，改成了“像我的驴子一样”（应该是群众反映之后，纠正了之前的错误）。所以如果你要写小说，提到一个古代的伤心女子，注意——别让她骑马，要让她骑驴。熊太行：曾任《博客天下》杂志主编、心里咨询师，他创建的公众号【仕图】，点亮了一盏有趣的明灯，温暖着逃离体制、对抗无聊和打碎潜规则的职场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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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精选)
山河国运：南党·北帝·西匪·东商·中共产
时局图文丨江隐龙转自十五言，微信：www15yancom清末民初的中国成了一个主义杂货铺。1912年，随着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持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清朝国祚终于划上了休止符，为早曾经硝烟弥漫的破碎山河抽走了最后一丝权力依托。理所当然的皇权一朝变成人人鄙弃的对象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然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何去何从呢？逐鹿中原的各个权力各有各的算盘。自古以来，庙堂与江湖便是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两零碎，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相生相克、互相牵制。然而，传统意义上的“二十五史”收录到《清史稿》就曾经结束，清逊帝溥仪退位之后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皇帝接替他的地位，庙堂体系到此已濒临崩溃。于是，江湖上的“侠”之道在秦王扫六合之后，终于重新主导了中国这个阔别了两千余年的舞台，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次要力量——有人落草为寇，有人窃国者候，有人结党摄政，有人分疆裂土，在刀光剑影枪炮轰鸣中推行着本人的信仰或是迷信。民族主义。安那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共和制。一连串欧风美雨被各种军阀党魁大盗归纳到极致，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制度蒸汽朋克”，最后又将这一番轰轰烈烈尽束于马克思主义手中。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中国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从文明艺术角度来看，这又是中国最璀璨、最夺目的时期。各路近代掌门摆弄十八般武艺，演出起二十世纪的武林争霸赛，一工夫西风惨烈，洪波涌起。而此间的山河国运，将由这一次又一次的华山论剑决定。南党：“大炮国父”孙中山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还称不上一个党，只能算一个帮会。1894年，学医出身的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彼时，孙文尚未学会“革命”一词，他只说“作反”。在海外，“作反”一词让华侨们掩耳掉头；在国内，“合众政府”的理想又被视为毒蛇猛兽，兴中会只能凭仗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权力，才能在乱世中挣得一点点可怜的生活空间。最后，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是天地会红花亭的阶下囚，其中不乏歃血盟誓的会党分子——可惜金庸的武侠小说只写到韦小宝便戛然而止，否则自清末以降的东亚历史，绝对会是近代武侠的绝好素材。 孙文出生于广东，那里是清帝国领土的极南之地，也是中华文明的极远之地。乾隆之后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广州十三行成为独一进行对外贸易的机构，“天朝国威”唯从此地输入，东方的政治经济文明万象也唯从此地输入，是以近代江湖权力挟裹着东方政治口号崛起于广东，既是命运偶合，也是大势所趋。孙文终身沉浮，终结帝制、开辟革命，建党从政、著书立作，后人称其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亦不算太过誉，然而这一切身后名，却不能掩盖孙文与生俱来的江湖草莽气味，连同兴中会在内的南方一切党会道门，几乎都是由几个冒险家牵头，以此起彼伏的暴动为手腕，不断变换着政治口号而二心扩张权力直至问鼎中原。而孙文与兴中会，则是这一股股江湖力量中成就最大而最具代表性的客体。1903年，兴中会几次暴动或失败或流产，为了争取华侨支持，孙文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加入洪门。也正是借助洪六的资助，孙文得以游历欧美，四处演讲革命。1905年，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于日本东京，又在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引下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建立伊始，孙文宣布本人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然而对于“共和主义”的解释，却是“先哲遗业”，上溯“三代之治”。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而“天运”一词，正是洪门三合会的年号。会以军兴。同盟会迅速组织了一队革命军，作为起事的资本，然而革命军旗帜式样的选定便引发了同盟会第一次明争暗斗。孙文提出采用青天白日旗，这是兴中会曾经的旗帜，沿用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黄兴则要求用“井字旗”，以致于要加入同盟会。旗帜之争只是表象，这些先行者在策划推翻帝制的同时心里怀着对尧舜时代那些陈旧传说的旧式憧憬才是其内涵。这是一个传统门派的掌门之争，每一个人都沉浸在武林盟主的幻想中，究其精髓，其实并没有所谓共和二字。孙中山称梅屋先生为贤母这种江湖帮派的思想几乎贯穿了孙文日后的一切活动，从中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孙文终其终身热衷于暴力革命而非法律手腕。宋教仁被刺，他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他发动护国和平；段祺瑞解散国会，他发动护法和平；到二次护法和平时，已是兄弟阋墙，以排斥陈炯明为目的了。共和国教科书认为这是孙文蒙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然而对于孙文本人来说，这也只是个人争雄天下荣辱沉浮的一环而已。光景不待人，须叟发成丝。1925年，孙文连呼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南京中山陵，其陵墓气势宏伟，远远超过了同在钟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也许一切都可以从孙文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一番话中找到端倪：“老实说一句，你们（同志）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担任任，绝不会领导同志 向民主失败的路上走去！我是推翻民主，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可怜，可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文生前号称“孙大炮”，可惜他这个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党魁，终于只是做了一个以“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为招牌的政治迷梦，愈梦愈深，连同他的后人一同，不曾醒来。北帝：“窃国大帝”袁世凯对于共和国来说，北京是政府的别称；对于清朝来说，北京是帝王的巢穴；对于中国这个千年帝国来说，北京则是文明与制度两个层面上的龙脉，是华夏万里沃土的灵霄殿，是亿万臣民的紫微垣。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怀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雄心壮志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自此之后北京就不断是中国的皇都。顺治元年，江山易姓，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入北京城，认为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毫不犹疑地承继了明朝的衣钵，令顺治帝御皇极门，昭示天下，“定鼎燕京”。然而，1911年，有人对北京的地位提出了应战，这个人便是孙文。“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世留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放鼎新，当有一番佳境。”无独有偶，参与过中法会谈、马关会谈的内政家、法学家伍廷芳也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说：“你抵达那个高耸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种力量。”美国公使后来能否遭到了帝都的影响不得而知，然而孙文与伍廷芳这两个同是广东人的南方权力首脑对北京的印象却足以代表大部分南方人的态度：宣统三年南北议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赞同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革命党人的考虑不可谓不细致：作为一个延续了五百四十四年的前朝帝都，北京早已是理所当然的皇权的意味，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行政教风化的使命，而在清朝的最后一年，皇权体制经过不断自我完善，曾经渐臻尽善尽美，这是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南北会谈过程中，革命党人一再强调，这绝不是个人的想法，一切嫉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都会赞同定都于南京。面对如此洪流，袁世凯的态度很简单干脆，那就是：不可能。袁世凯不南迁的理由与革命党人所担心的毫无二致。国都乃百年根本，也是北洋军阀权力的核心范围，离北京愈远，他们的权力愈弱，因此决不能轻议变迁。理想上，关于迁都的成绩根本算不上是会谈，由于在定都这一成绩上，袁世凯既没有妥协的客观意图，也没有妥协的客观必要。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京的官绅还不曾将这个新成立的草根朝堂放在眼中——在清帝逊位前，他们曾经谋划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那索性直接称帝。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清朝还是民国并不重要，总统与皇帝的称号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要的只是九五之尊的权力，于是南方之间的议和，从一开始便得到了成功的可能性。中华帝国的硬币与共和国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人，也并不是那么向往连民国领袖都不一定弄得明白的所谓“民主”的——至少在北京，从寻常百姓到达官贵人，上上下下都分发着一种保守倾向。几乎一切的商店都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琉璃厂的古董生意终年兴隆，新建的深宅大院也仍然传承着紫禁城的基本结构。1913年，袁世凯先后发布了祀天和祀孔的命令并恢复了卿与大夫的爵位，这让宣统皇帝的“孤臣孽子”们愈加怀念一辈子脚下的生活。隆裕太后去世时，袁世凯下令全国降半旗志哀，文文官员丧服二十七天，早已复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直到次年，一位前清官员写了篇《共和解》劝袁世凯将政权交还给清室，袁世凯不只没有指摘反而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让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不由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要还政于清了。这个国家真的更需求一个英明的君主吗？袁世凯心里也拿捏不准，然而言论却容不得他反思。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汹涌如潮水，国学泰斗杨度甚至亲撰《君宪救国论》为君主制摇旗呐喊。“新约法”公布后总统之权力、承继完全参照皇帝，与此同时，恢复帝制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聚居在各个城市租界的前清遗老弹冠相庆，甚至把昔日的朝衣顶戴拿出来晒太阳。在国内，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大批封疆大吏支持着帝制；在国外，袁世凯曾经得到了日本公使的明确支持。就在1915年，恢复帝制上应天意下顺民心，革命党人的辛劳眼看将在袁世凯还政与溥仪登基的仪式中划上句号。然而袁世凯本人称帝了。自此，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全部落空。自此，袁氏辛劳运营的大局全盘瓦解。八十三天后，“洪宪”皇帝沉疴暴发一病不起，中华帝国就此绝笔。只留下袁世凯临终前示说完的那句话：“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已不重要。只是此时的中国，反的并不是皇帝，而是没有皇室血缘的人僭位称帝，这和东汉董卓逼宫而遭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又有什么不同？袁世凯得到了一个当曹操的机会，却等不到传给下一代，终于孤家寡人，忧愤而死。袁世凯的“戎装”可是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从未改变。西匪：“土豪双雄”阎锡山、冯玉祥黄土高原上的风，比北京来得还要凝重。当南方的革命党人举起“三民主义”的大旗时，当北京的总统或是皇帝进行着或真或假的议会选举时，东南仍然是土豪、会堂、刀客、恶霸与流氓串合纠结的天下。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一个叫“哥老会”的江湖门派控制，地方行政统治乏力，三秦之地帮会林立、教门横行。政府兵匪不分、官贼一体，东南的两大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阎锡山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泡着《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长大的传统文人。1911年辛亥革命迸发，阎锡山相机而行，利用太原起义成为了大都督，那一年，在陕西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八卦太极旗”。别小看这个“土包子”， 阎锡山是有两把刷子的后来有人批评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动机不纯，是假装革命，其实这声革命在他心目中从来与民主或是推翻帝制有关，他只是借助时势完成本人那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如果说，在中国千年的发展史中，辛亥革命可谓标新立异，那在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中，这场“汤武革命”就显得有些非主流了。抱着关起门来做皇帝的想法，阎锡山收拢了山西与外界的大门，二心一意建设着他心中的霸道乐土。他改造农村的计划以“村村无讼、家家不足”为宗旨，以期完成古代父慈子孝史友弟恭的传统理想。对待工业，他认为“工业应有限制、商业应有限制，土地仅有私种。对待交通，他刻意将山西铁路修成窄轨，导致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最后，这位本质上的“山西王”提出了自创的“公道主义”，称其为：“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在阎锡山看来，这种政治上“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政策会顺利恢复“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传统文明基础。终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山西十村九困，十家九穷，一片凋敝。狭窄的铁轨阻隔了先进的思潮与文明，却未能阻隔中原苍茫大地上频繁的战事，阎锡山这种官方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在动荡中完全破产。冯玉祥则是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他父亲是乡下的泥瓦匠，后来投身行伍，十二岁就当上了一名大兵。直皖和平后，冯玉祥已成为混成旅旅长，与黑道有着莫大的瓜葛，就在此时，北洋政府任命的陕西督军自杀，冯玉祥借此一跃成为陕西的领袖——凭着一个几近荒谬的理由，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有了本人衙门，可以坐在高党之上发号施令了。而他的所作所为，一点也没有拖“政治暴发户”的后腿。直奉和平后，冯玉祥得以驻足北京，便迅速进入了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角色。1923年，冯玉祥联合王怀庆，逼走大总统黎元洪，扶持曹锟。1924年，冯玉祥联合张作霖、段祺瑞，掉转枪口再次包围总统府，逼曹锟下台。1925年，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征伐张作霖，就在大局初定时反戈一击，导致郭松龄夫妇被枪决。1926年，冯玉祥再次计划逼段祺瑞下台，失败后复立曹锟，然而此时的冯玉祥曾经有了“倒戈将军”的“美名”，大势已去了。在这一系列的军阀政变中，冯玉祥豪言壮语及口号足可以编成一本言语。“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是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天职”！“发还欠饷，万事好磋商。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征伐贿选”！“排除军阀专横，实行民主政治”！“……”于是乎，在自称了几年“基督将军”之后，冯玉祥留学苏联，加入了国民党，并成就了一项组织关系学奇观，让其手下几十万军队在半个月之内统统入国民党。共和国建国后，这位倒了八次戈的将军，终于成为共和国教科书中为数不多的国民党正面人物，在历史课考点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冯玉祥盘踞的陕西，终于又成为共产党盘踞的地方，开始了新一轮与政府的对峙，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政治版图。冯玉祥还上过《时代周刊》黄土高原上的风，冷漠仍然。从古代史上看，它孕育了一个福祚千年的帝国；从近代史看，它孕育了一个异样地方极权的国家。或许这也是天意，诞生人文初祖的地方，注定不会被海洋文明侵袭，而由它建造出来的体系，无论多么与时代脱节，都注定会在苍茫中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一统中国。对于山西这个沉默停滞的省份来说，只能诞生出阎锡山与冯玉祥，而不可能诞生出孙文与革命党，由于有些文明上的盔甲，永远不会生锈。东商：双子财神杜月笙、宋子文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面对相继独立的南方各省，袁世凯忧心忡忡地问张国淦：“你看东北打得倒我吗？”张国淦的回答一针见血：“时局的关键不在东北，而在东南。”没错。虽然将来中国的统治者仍然遵照的由北向南的一致步伐，但中国的将来却在东南，不只仅是由于“苏湖熟,天下足”的传统农业分布格局，更是由于东南沿海是海洋文明渗入的前哨基地，是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个台阶。东部控制中国，不靠刀兵，靠的是经济。袁世凯当政，其军费依托的是清朝遗留上去的税费体系；而北伐军得以与各军阀一争长短，则是东部商人用银票堆起来的。据金融家张嘉璈回忆，仅民国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六月，国民政府便发行了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先行垫款。近代以降，东方的公司与近代经济模式纷纷在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上岸扎根，以极强的韧性发掘出了中国商业的潜力，使东部成为整个中国权力对比中最重权重的地区。日本报纸称：“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可谓一语中的。国民党新一代领袖蒋介石当然不会不领悟这个道理。为了笼络与控制东部财团，他先后用了两种方式，起用了两个人。前者是杜月笙，后者是宋子文。这两种方式，影射了蒋介石与国民党的两种思想；这两个人，却异样将东部财团推向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先是杜月笙——青帮三大亨之一，靠贩毒、赌博发家的奇人。杜月笙及一群达官贵人们的合影纵使以非常传统的视角进行审视，杜月笙也仍然是一位“江湖好汉”。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如此描述杜月笙：“出生农村，长大于都市……目击过……各种黑暗，故其民族认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流遍天下……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国民党也是帮派出身，这颇对杜月笙的脾气。上海政变，杜月笙汗马功劳，立挺蒋介石，事成之后极具殊荣，被蒋委任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加之与法租界的关系，其在上海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俗称“上海皇帝”。作为一个商人，杜月笙毕竟是想做正派生意的，然而为了做正派生意，他所毫不避讳他的黑道手腕。几年工夫，他以中汇银行起家，进军金融界、控制航运业，直至成为第三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杜月笙与蒋介石的关系使得上海成为了南京政府的金库，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中原各个战场无往而不利，若缺少东部财团的支持，这是无法相像的。这个时段，整个上海的商业体制仍然借助着杜月笙黑白两道的权力来建立权威，上海的经济中心肠位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江湖草莽的气味，然而这个时期也是“上海滩”最为动人的时期，是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化过程中最混乱而凄美的绝笔。日本侵华和平发动后，这个联系人变成了宋子文。宋子文生于上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926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东北易帜，国家方式上一致，年轻的宋子文开始着手整理财经情况，以期富国强兵。宋子文上任的时分正值危难之际，政府花钱如流水，宋意图经过税务改革确保岁入，控制岁出。和平是个无底洞，政府的财政支出逐月上升，而宋不同于杜月笙，只情愿经过他从东方文明中学到的经济知识为国分忧，明显无法为政府筹到足够的军费。1927年至1933年，政府为应付军费共发行超过十一亿的公债，于是银行的资金纷纷用于投机，纸币滥发又导致了巨幅的通货膨胀，直到日军南下，上海的工商业终于堕入瘫痪形状。右二为宋子文1931年，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国民政府第一次完成收支平衡，就在此时，面对新兴的共产主义与蒋介石的剿匪和平，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裂痕。宋好像管家一样，辛辛劳苦为政府筹着一分一厘，而蒋则如败家之子普通，把高额军费花在江西的丘陵中。终于，经济与极权擦枪走火，宋子文震怒之下辞职，财政部长一职又回到了一个具有沉重传统气味的人手中：孔祥熙。孔祥熙继任期间，共产党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东部财团也渐渐在其内内政困中走到了尽头。宋子文一声冷笑：“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不到二十年，谶语成真。中共产：“诗人领袖”毛泽东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写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歼》时，正值1931年冬春交替之节令。地方苏区层林尽染，山花烂漫，如一颗钉子嵌在离蒋介石老家奉化只要五百多公里的赣闽山区，这令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感到一阵阵头痛。当然，那时谁也无法想像，将来中国的历史将由这个略显单薄的湖南农民书写——即便在中共集团内部，毛泽东也仅仅是领导核心中的一员，并没有掌权，那时在地方苏区占有统治地位的是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最为亲密的也是王明。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第一次大围歼运动与九一八事故发生在同一年，也正是在这内忧内乱的多难之秋，蒋介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对这句话百般辱骂，将其视为“假抗日、真卖国”的汉汉奸行径，然而合理其时，“攘外必先安内”既不只仅针对中共，同时又暴显露中华民国这个低效的政府在和平的泥潭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攘外必先安内”所指至少有三：中共、国民党内分裂派系、地方军阀。没有国民党内分裂派系的掣肘，地方政府或可一举兼并地方军阀；没有地方军阀的各怀鬼胎，中共绝无可能完成长征，将共产主义的火种播到陕北农村。如果国际环境波动，蒋介石或许能将这三个安内之策冉冉推之，然而日本人磨刀已久，驻扎在东三省的两万关东军以迅雷之势横扫关外、扶立满洲，历史留给蒋介石的机会渐渐减少，留给中共的机会却渐渐增多了。蒋介石的机会在于迅速在本质上一统中国，与日本构成对峙；而中共的机会在于求生活，有活路就有希望。蒋介石贵速战，中共贵久持，于是第一次大围歼之后的两年内，又迸发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围歼，终于在1933年的秋天扫平了地方苏区，历史的天秤向蒋介石倾斜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蒋介石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在他的视野里，麾下的百万大军曾经在围歼“赤匪”的战事中取得了决定性成功。然而在他的视野之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冯玉祥在北方一度和中共建立了联系；东南军、东北军在陕西、十九路军在福建都和中共暗通款曲；广东的陈济棠与地方苏区不断存在生意往来，甚至达成了“互相休战、借道长征”的协议；在张奎发的第四军中，中共几乎可以半公开活动——而在中共的“统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国民党东南、东北、东北的诸多军阀的名讳，这种暗流涌动的关系最终成就了长征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战略大转移活动，而中国朝代更迭的钟声，也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悠悠敲响。蒋介石在军官训练营做演讲奠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召开在长征途中，可以说，长征同时承载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与领袖气质，蒋介石这个亲信大患，就此成长为他真正的对手。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感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师陕北时，毛泽东挥毫：“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咏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到了1936年，毛泽东终于写出那首最具豪气的《沁园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共进入陕北，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此得到了武力一致中国的可能。中共的军队多出于农民，而东南给予了他们最辽阔的农村。国民党中，与中共交厚的军阀背后，也有着相反的土地。代表先进消费力与经济制度的东部集团以城市绅商阶级为基础，与中国最为广阔的农民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中共的宣传口号，农民能听得懂。蒋介石在文绉绉地声明：“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或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时，中共的口号永远简单明了：“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事已至此，中国城乡二元的经济版图终于分别交给了两个领袖。城市归蒋介石，农村归毛泽东，可是蒋介石可以守好他的半壁江山吗？1942年，日本军队曾经占领了从长春到珠江口的大部分地区，整个东部都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结语：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选择共产主义确实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辛亥革命后，地方集权的空洞形成了极度的思想多元化，什么话都有人敢说，什么主义都有人信仰。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明的第二轴心，而其文明遗产，却被一个大一统的后继者在有形中淹没了。从这几十年的乱象，总会得出中国最令人心痛的局面：几千年过去，中国的政治版图仍然是一个错乱江湖。军阀，土匪，皇帝，领袖，流氓，党魁，王旗变幻，洪波涌起。紫禁城不断变换着主人，一出出闹剧或多或少改变着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终于在最后一刻，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奠定了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的格局。山河国运，就此暂告一个段落，一统江山的最后赢家，确实众望所归。只希望中国不再有乱世，不再天天听闻，英姿英才的声响。（全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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