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业税 第三节 征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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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收组织国家征收农业税，具有积累资金和掌握粮食两大作用。而且纳税人是农民，涉及千家万户；征收季节集中，工作紧张，政策强，工作细致。因此，任务艰巨，单靠一个部门和少数人是办不了、办不好的。必须在县、区、乡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列为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依靠广大基层干部，有关部门配合，密切协作，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完成征收任务。1949年，把农业税征收列为全党的中心工作。这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县长董觉传达地委指示，部署征收农业税。会后，抽调县政府大批干部下乡协助区、乡征收。日，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中指出：“新解放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这一工作列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实行首长负责，直接领导，并集中必要力量，完成这一任务。”“乡（村）人民政府必须普遍无例外地组织包括各阶层代表在内的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1950年，本县组成县征粮指挥部，各乡成立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1951年10月，成立县秋征委员会，由县长兼任主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民运部长兼任副主任，民政、财政、粮政科及粮食局的负责人兼任委员，下设秋征办公室。以后虽未成立专门机构，但是每年都是由县委、县府统一部署，区乡政府集中一段时间，围绕当时中心工作，重点抓农业税征收。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征粮购粮一起抓。征收农业税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在征收前，调查好土地增减、过拨等变动面积，核实常年产量，按照规定的税率计算出纳税人应负担的农业税额，编造征收清册，填写农业税通知单发给纳税人，纳税人把粮食送指定的粮库接收。粮库凭纳税人所持之农业税通知单接收粮食，验收过秤后，开给临时收据，纳税人凭临时收据向财政部门调换正式收据。粮食部门收进的农业税现粮，按规定的财政粮价格折算成粮款定期解交国库；代物由国营商业部门或供销社收购，按规定的粮价折算为粮款解交国库；代金由财政部门直接征收解交国库。1953年5月，设立县人民政府册籍室，专职协助办理征收农业税各项业务及册籍。1957年5且并入县财政局。1985年，建立乡（镇）财政，全县招聘49名乡（镇）总会计，兼管农业税征收。建国初期农业税纳税人是农户。1951年，全县纳税户数97296户，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户集体交粮。农业合作化后，纳税人是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纳税户8768户，其中合作社899个，国营农场1个，个体农户7868户。人民公社化后，纳税户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或生产大队人1962年，纳税单位4680户（含国营农场、机关、学校、团体）。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仍以生产队为纳税单位。农业税的计税面积，常年产量和税额的计算，以及征收清册的编造，任务通知单的填发，都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为了适应不同责任制的经营分配形式，对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农业税仍归生产队集体负担，由生产队交纳，按生产队结算；对实行土地包干到户，由户经营，自负盈亏的大包干责任制的，农业税由生产队按照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合理落实到户，由户负责缴纳。生产队有责任督促各户及时完成公粮任务。本县生产队绝大部分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农业税结算大多采取“户交户结”，1986年纳税户数由户猛增到14.8万户。1992年为18.5万户。1987年起，乡（镇）农业税征解会计由乡（镇）财政总会计兼任。二、征收原则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业税征收掌握“征购结合，分别处理”的原则。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注意做好到期农业贷款和预购定金收回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农作物收获以后，应当坚持这样的分配次序：首先扣除应当向国家交纳的税收；扣除生产费用（包括应当归还的短期农业贷款和预购定金）；扣除一定比例公积金，包括到期的长期农业贷款）和金。”按此规定，有关部门在接收纳税人送交的粮食和农产品时，必须首先收清应征收的农业税，再付给收购价款，即“先征后购”的原则。征收代金时，通过银行或信用社转帐，先把应交的农业税转入国库，然后收回贷款，即“先税后贷”的原则。在处理当年任务和历年尾欠时，掌握“先征当年，后结尾欠”的原则。三、征收季节1949年解放后，因供应军粮迫切，于5月13日由接管组财粮科布置，向殷商富户依法预借公粮50万市斤，实际完成现粮52万市斤，但是一部分粮质较差。10月10日部署正式开征，1950年1月基本结束。1950年起，全年一次计算，于一次征收。1957年起，随着早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省人委指示预征一部分早稻。预征任务的分配原则是：对余粮社（户）和应交公粮现粮的自给社（户）所生产的粮食，除了留出下一年度所需要的种子和接上晚稻收成前的口粮外，下余的按照当地夏粮占全年稻谷的产量比例，并照顾到群众到晚稻收获前生产、生活的需要和经济部门收回各种贷款等情况而确定。1960年，在征得生产队同意，保证生产资金和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征收一部分春粮。以后，早稻大面积种植，产量不断提高，本县在早稻收获后，基本上一季完成全任务。代金一般在纳税单位有经济收入时征收。四、征收品种农业税征收品种，一直以征收稻谷为主，必要时征收一部分代金或代物。根据国家需要，也可征收一部分杂粮，并按规定的比例折算为稻谷。年，征收代金的比例由省核定。1950年，省核定金华专区征收代金最高不得超过实征农业税额的6％，本县征收实绩为5.6％。1951年，金华专署核定本县代金比例为20％，征收实绩为11.55％。1951年，县人民政府秋征办公室为照顾经济作物区农民便利交纳公粮，遵照上级指示，通知可以红糖抵交。此年，红糖抵交折谷为160万市斤，1952年为33.5万市斤。抵交的办法：将纳税户应交的农业税稻谷数，以规定价格折算成金额，抵交的红糖按质论价收购，收购部门在付款时扣除应交的农业税款，解交国库。1955年，省人委规定：“对工业原料作物区、农业特产以及粮产区，凡粮食产量减去‘三留粮’（口粮、种籽、饲料）后不公粮的自给户，其不足之数得征收代金及其他农产品；凡粮食产量少于‘三留粮’的缺粮户，其公粮可全部征收代金或其他农产品。”1959年起，本县为了保证农业税任务的完成，按规定交纳代金的缺粮队和自给队，可以红糖（包括出售糖厂的糖梗）、络麻、棉花、芝麻、桕籽、桐籽等6个品种抵交农业税。杂粮交纳农业税，1963年本县规定元麦、山麦、粟谷、大黄豆、大麦、玉米、小黄豆等7个品种，按规定折率折成稻谷；其他杂粮由粮食部门作统购处理，收购价款折征代金。1961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财政厅党组《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进一步明确：“农业税仍以征收实物为主，余粮队征收稻谷，缺粮队征收代金。”1966年7月，省财政厅、商业厅联合通知，生产队交纳的杂粮（包括黄豆、糯稻）由粮食部门作购粮处理，按早籼谷标准折征代金，由粮食部门在应付款中扣除，向财政部门结算回笼；对于以香薯为主的生产队，番薯干（丝）斤顶斤接收入库，按番薯干（丝）的标准价格结算。1979年7月。省粮食局、财政局联合通知：“公粮以征收早稻为原则，生产队交纳其他稻谷品种，以及春粮、黄豆、秋杂粮等，采取由粮食部门与生产队按质论价计算价款，公粮统一按提价后的早釉谷的标准收购价计算应征税款，并由粮食部门在应付价款中扣除。”1981年，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决定调减主要稻谷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基数，使这些地区农民增加收入。1981年7月，省财厅政通知：“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实际上包括征购包干基数和超购数两个部分。因此，凡纳税单位的粮食征购任务大于农业税任务的，农业税应全部征收现粮；征购任务不足交农业税，其不足之数可以改征代金。”“以超购粮交纳农业税，其加价款应付给农民。”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农业税改为按粮食‘倒三七时例价折征代金问题请示的通知》，国家确定的粮食合同定购数量中，已包括农业税的粮食数量。为了适应农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从1985年起，农业税一般不征收粮食，改为折征代金。本省决定从4月1日起执行。1986年起，经省政府同意，恢复征收粮食。五、征收价格财政粮结算价格粮食部门收进的农业税现粮（公粮），称财政粮。1953年规定，根据农业税现粮计划任务及开征时当地粮食部门的中等粮食收购价格，依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本年度各类粮食的财政粮价格，在征收期间至征收年度结束止，无论市价涨落不再变动。1954年起，改按大类作价，稻谷分粳、籼、糯3类，不再按具体品名分别定价。1958年，把稻谷分早舢、晚釉、早粳、晚粳、早糯、晚糯6个品种，并规定公粮的粮食标准（籼稻、糯稻、早粳稻的含水份为13～14％，晚粳稻含水份14.5～15.5％；含杂质一律不超过1％。高于或低于粮食标准，由粮食部门在收购时以升斤或扣斤处理），粮食部门向财政部门以各品种的标准收购牌价结算。1960年，国务院通知调高小麦、籼稻和粳稻的收购价格，财政粮价格相应调高。以提价后标准收购牌价，按加权平均法仍分6个品种分别作价。1963年，公粮入库标准进一步作具体规定：水份中心标准，早稻（包括早舢、早粳、早糯）、晚籼稻、晚变糯为13.5％，在13～13.9％为标准级；晚粳、晚阴糯稻为15％，在14.5～15.4％为标准级。超过标准级，一律不予征收入库。杂质中心标准一律为l％，0.5～1.4％为标准，超过标准级不予人库。出糙率中心标准：一等籼稻为77％，二、三、四等籼稻、早粳稻、早糯稻为78％，晚粳稻、晚稻为80％；每上差0.4％，下差0.5％，仍为标准级。低于标准级，原则上不收。作价办法，标准级的稻谷，按各品种的标准价作价，低于标准的稻谷，按规定的升价或扣价计算。但执行以上力、法有困难，1964年，改为按入库的公粮的数量，分品种按照标准收购牌价结算。1965年，将原6个品种改为早釉、早粳、晚釉、晚粳4个品种，按各收粮点实际接收数量和当地各品种的标准收购价格分别结算。1966年，粮食统购价提高，财政粮按提高后的粮食分品种的标准统购价进行结算。结算的品种分早籼（四等）、中籼（三等）、晚籼（二等）、晚粳、番薯干（丝）5种。1979年，省物价委员会和省粮食局通知，从5月5日起调整粮食和油脂油料统购价格。入库公粮作价，分早舢稻与番薯干（丝）2个品种，按提高后的统购标准价作价结算。公粮的粮质标准，从1979年起按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的《六种粮食国家标准（试行）及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执行。水份中心标准，早籼稻为13.5％，在13～13.9％为标准级。杂质中心标准一律为1％，0.5～1.4％为标准级。出糙率标准，早籼稻为75～76％。1981年，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主要稻谷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基数。征购基数以内的按平价收购，超购部分按加价收购。省财政厅规定，纳税单位以现粮（包括超购数）交纳农业税的，财税部门与纳税单位、粮食部门均按平价征收回笼；对包干基数不足，需要用超购数交纳农业税的部分，其加价款由粮食部门付给农民。1985年，改革农业税征收工作，农业税由征粮为主改为折征代金。从4月1日起征收的农业税，统一按粮食“倒三七”比例收购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计算。本县“倒三七”比例收购价每百市斤为15.50元。农业税一律按粮食比例收购价结算。因此，粮食定购比例价的调整，也引起农业税结算价格的变化。为了鼓励农民早缴粮缴好粮，1986年起仍实行“两道价”征收办法。9月30日前按早稻比例收购价，每50千克：元，年17元，年22.20元，元；10月1日起按晚稻比例收购价，每50千克：元，年20.55元，年26.60元。缺粮队的代金价格本县向缺粮队征收农业税的折征代金，省财政厅规定1950年按当地粮食公司中等收购牌价折征。1954年，根据当地征收主粮品种比例并按国营公司收购牌价加权平均法计算出代金价格。本县全年一道价，以区粮库定价，每百市斤农业税代金价格：东河、上溪、赤磊3个区为6.70元，义东、义北两个区为6.75元，佛堂区6.80元，城阳区6.85元，苏溪区6.90元。1955年的定价办法与1954年同，义东、赤磊、上溪3个区为6.45元，佛堂、稠城两区为6.60元，苏溪区为6.70元。1956年，根据各粮食购销站的稻谷收购牌价核定各乡的代金价格。全县39个乡（镇），分为6个价格，目6.40元、6.45元、6.50元、6.60元、6.65元、6.70元。p57年开始，预征一部分早稻，秋季征收晚稻，代金价格也分夏季预征和秋征两道价。预征定价同1965年，39个乡（镇）的预征价格分6.56元、6.60元、6.65元、6.70元四级。秋征价格按晚稻的主要品种的中等偏上的收购价格加权平均计算，分7.10元、7.25元、7.35元、7.50元四种。1958年，夏季预征按主要早中稻品种的标准收购价加权平均计算，秋征按主要晚稻品种的标准收购牌价加权平均计算。实际征收全年两季平均为6.60元。1959年起，分人民公社定价。1960年，分预征、秋征两道价。由于国家在1960年调高粮食收购价格，1961年起，代金价格也相应调整。1965年，将原两道价改为全年一道价征收。1966年，提高粮食统购价格，为了贯彻稳定负担政策，缺粮队代金价格仍按提高以前的价格计算。1969年，为了鼓励早交代金，把全年一道价征收改为两道价征收，预征8.50元，秋征9.40元。1979年，省财政厅核定本县按全年一道价8.50元征收。1981年，为了逐步解决农业税改征代金的价格，仍低于征收现粮的价格这一历史原因造成不合理现象，鼓励早交代金，把征收代金全年按一道价计算，改为比照征收现粮分季定价的办法。在9月底前按8.50元计算，第四季度按13.40元计算。1984年，全年统一按11，7元价格征收。1985年，改革农业税收工作，农业税由征粮为主改为折代金，按粮食“倒三七”比例价15.50元征收，缺粮队代金同价计征。1987年，征收比例价格调整后，代金价格未变，作为一次性减征照顾。1988年起，征收代金与征收粮食同价。义乌县年缺粮队代金价格表表列系每百市斤公粮价格，单位：元人民公社（日起为区&镇&）全年一道价，同年夏征价格1961年10月，大人民公社改为区（镇〕，稠城公社改名城阳区，廿三里公社改名义东区。六、计征方法定产征收农业税现粮，1981年以前，采取“实物征收，实物结算”的办法。粮食部门按照财政部门发给纳税人的农业税任务通知单中所列的应交农业税粮食数量，按规定的粮食质量标准验收过磅，一斤不能多，一斤不能少，“斤顶斤”。1981年改为“实物征收，货币结算”办法。就是把纳税人应交的农业税粮食，事先按规定价格折算为货币写在通知单上，纳税人按照依质论价的原则交纳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款，应当等于经过货币计算的应纳税款，不足应补收。采用这个办法，交晰粮的纳税人不吃亏，交纳次粮的纳税人也占不到便宜，可以鼓励农民交好粮。但这个办法只实行一年，1982年仍改为“实物征收，实物结算”。1985年，改革农业税征收工作，将以征收粮食为主改为折征代金。就是把应征粮食数量，折算成货币征收，1986年，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农业税恢复“实物征收，货币结算”办法。凡有粮食定购任务的纳税人应缴纳的农业税，由粮食部门负责按照“先征后购”原则，在纳税人出售粮食价款中先代为征足；对没有粮食任务的纳税人应缴纳的农业税，由乡人民政府负责征收代金。建国以来，广大农民视交纳农业税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行动。农民翻身得解放，新分得了土地，交纳农业税十分踊跃。1950年，佛堂区合作乡农民集体交公粮，一天时间就完成全年任务的99.75％。苏溪区各乡在日冒雨送公粮，直至晚上八点多钟。有的宁可自己淋雨，脱下蓑衣把稻谷盖起来。1951年，农民把交农业税视为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后宅第三村共227个整半劳动力，有224个参加送粮。上溪乡65万市斤农业税现粮，14小时内全部入库。以后，农业生产日益发展，从1961年起，农业税任务大幅度下降，广大农民早交粮，交好粮，绝大多数年份任务完成得好。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年农业税任务皆在夏季预征时一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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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97年土地化分分到了一块以前的农业税都是我自己交的现在土地确权其他人想,要回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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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97年土地化分分到了一块以前的农业税都是我自己交的现在土地确权其他人想,要回合法吗
黑龙江 哈尔滨 发表时间：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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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户口在娘家，土地村里划出十几年了，以前农民要交农业税，但娘家土地让人家管理结果没交税，我去迁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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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户口在娘家，土地村里划出十几年了，以前农民要交农业税，但娘家土地让人家管理结果没交税，我去迁户口村里不准迁，这样我户口一直没迁，现在我该怎样要回自己权益
浙江 嘉兴 发表时间：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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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农业税回归农田 财政短收促农村新经济萌动
.cn 日&09:38 时代信报
　　5.89亿元，对于的市政建设来说，可能只够一座桥梁或一条隧道的投资。但对于重庆的2000多万农民来说，却是他们一年的税总收入。2005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全市免征农业税，市财政因此短收5.89亿元。
　　由此，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正式离农民而去，这个数字注定会被载入史册。它带给中国农村经济的改变力量――其意义，只有土改能与之相比。
　　免征农业税后农地炙手可热，财政短收促农村新经济萌动
　　城市“农民”
　　丢了土地，我很后悔
　　1月14日，重庆市宣布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刚好一周，信息通过层层传递终于到达了璧山县新堰村。这是一个冬季难得的晴天，阳光打在泥土上，地温渐渐升高。很多农民趁着好天气揭开蔬菜大棚的薄膜，准备深翻。
　　田间有七零八落的农民在劳作，有人在讨论关于农业税的话题，惟有陈明华沉默不语，虽然他“农龄”已经有四十年了。这一切皆因为他没有土地。他已经“农转非”，现在他是半个城里人，也是大棚老板的一个帮工，每月工资300元。
　　年龄不饶人，54岁的他明显感觉体力大不如从前。一块地翻下来，他累得汗流浃背。他索性放下手中的活儿，坐在路边开始了短暂的休息。他没有成家，房子是在当地农民那里租的，每月50元。陈明华老家在几十公里开外的璧山县正兴镇石坎村，他现在的户口在璧山县璧城镇服装城。
　　“丢了土地办农转非也是逼不得已，四五年前，老家除了农业税，还提留修桥、普九等等集资款，一年就得交上一百多元，有时候还会有其它杂七杂八的钱。我除了种田，其它的什么也不会，每年守着那两块田，有什么收入啊。”
　　“眼看就翻过五十的坎了，再不出来挣点钱，老了谁来养活？当时听别人说，只要办了农转非，就再不用交税了，自己挣一点算一点。”陈明华回忆着农村“税改”前的情景，直摇头。
　　“农转非”后，他每个月还有三百块的工资，除去房租等花销后还能剩两百来元，“存着养老用。”除了种地，他平时爱看电视剧和新闻，前几天重庆电视台的播出的免征农业税的新闻让他很感慨。“走得不是时候啊，要是能再多坚持几年，等到这好政策，自己种好那点地，总比现在一个孤老头在外漂泊好啊！”
　　他告诉记者：“丢了土地搞农转非，我很后悔。”
　　四处漂泊，图晚年有保障
　　为了晚年有些保障，陈明华最近在申请低保，但是居委会的人告诉他，农转非的户口不能申请。在田里忙了一辈子的陈明华想不到落入这般境地，他很失望，但他也很乐观：“我现在一年能存2000元，到60岁时，可以存一万多。到时候再回家承包几亩地，请人种，养老的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老有所靠，这个干瘦的老人还要在田间风吹日晒忙碌6年，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农民样本：沉重的杂税让他们离开了祖辈所耕耘的田地，四处漂泊维持生计亦是迫不得已。
　　原以为陈明华是惟一的个案，但记者在各个区县的采访中，接触到了不少这样的“农民”，他们是城口的李开明、秀山的何小云……
　　免征农业税后，他们的梦想是：重回土地！
　　回忆“皇粮”
　　每当征税，闭门不出
　　由于负担过重，各个地区的农民都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在2002年税改以前，村民们或采取将土地无偿赠送给别人耕种，或外出打工干脆“撂荒种草”……
　　很难想象，他们离开祖辈们赖以活命的土地转向无情的城市时是怎样的心态。但在免征农业税后，不少农民同样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关于皇粮国税的回忆，重新回到了土地上。
　　城口县高观镇村民杨开润眼中的农业税是这样的。“由于农业税是按照耕地面积和产量进行征收的。我们穷，但耕地面积又大，所在农业税交得比其它地方都高。2000年前后，农业税及其它提留款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元，像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农村的，每年要上缴近千元的费用，但是田地产量只有几百斤粮食。每到征税的时候，大家都闭门不出。”
　　杨开润称，当时的税收相当于每人每年要交四五百斤粮食，本来产量就不高，交了上面的、除去不亏就算赚了。但交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反对，最多也是躲，但躲到最后仍然要交。
　　记者在采访中不断有农民反应，由于秀山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本就落后。所以每到大春或者小春交钱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互相借钱。当时村里甚至出现了在农村放高利贷的情况，“利息高到每月3%-5%”。
　　交公粮队伍
　　浩浩荡荡
　　与杨开润不同的是，璧山县双柏村59岁的村民曹贤彬对交缴“皇粮国税”经历有着特别清晰的记忆。因为他每年上公粮时都被聘到粮站收粮，所以他对每一年“上税”的过程都能倒背如流。
　　“税改前我们一家三口人要挑五百多斤谷子到璧山粮站去上公粮，十多里远的路，半夜两三点钟全家出动，女儿打灯火，老婆背一筐，我担上一担。一趟下来有十多里山路。”
　　他告诉记者，当时路上到处都是星星闪闪的上公粮队伍，有城里的工作组见了，还以为乡里晚上有土匪活动。
　　到了粮站，大家还必须排队。“由于人太多，排一两公里的队是正常现象。这一排就是两三天，交粮的时候粮站又要鸡蛋里挑骨头，这不合格，那不能交，又得耽搁一两天；交了粮还要去换票下账，又得排两三天队。交一次粮下来，需要一个星期。”
　　无利可图
　　抛地外出
　　税改后改交钱了，曹贤彬的新问题又来了，由于家里老婆、女儿都是病人，平时费都没办法攒齐。哪来的余钱交农业税。好心的村社干部几乎年年帮他垫付。但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见了人家都不好打招呼。”
　　“前几天我看电视听说不交农业税了，我很高兴。说实话，一两百块钱对于你们城里人来真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贫困户，那就重啊！” 曹贤彬感叹！
　　而在之前，在基层政府“催粮、催钱”的层层紧迫下，很多农民看到种粮根本无利可图，他们无奈选择抛弃土地，外出务工。这一去可能是数年，也可能更久，很多农业税便无法收取，基层干部不得不垫付。双柏村村委书记蔡辉绩对此叫苦不迭，为完成上边的任务，应付考核，他已经为这样无法按时交纳农业税的村民垫付了几千元的税款。
　　乡村改变
　　收回土地发展养殖业
　　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得到的实惠虽然平均只有二十多元钱，但它对于整个农村经济来说，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在政策公布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土地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东西。　　
　　1月15日，秀山县中和镇太阳村村民蒋延勋正躬身一块几平方米的坡地播种“苞谷肥球”，开始大春育种。他告诉记者，由于以前要交大量的税费，有的村民把土地无偿送给别人种都没人要，因为要代别人交税费，不划算。但取消农业税后，大家已经在开始收回土地。“像这样的小块地也不能丢了！”他笑嘻嘻地说。
　　在村里，一些在外打工赚了些钱的人开始回家承包土地，发展种养殖业。这样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在近两年来政府减轻农村赋税后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去年，政府对农业税减收一个百分点。”仅仅在太阳村，就有不下十个村民开始承包土地，开始养猪。由于税费等综合成本减低了，农民的极积性提高了很多。该村干部告诉记者。
　　紧跟市场
　　告别撂荒地
　　蒋延勋家一年养猪及副业要收入几千，经营得好一些的家庭养殖户靠养猪就可上万，“这比在外面风吹雨淋地打工强多了，又不用受别人欺负。”村里面好些年轻人都回来了。这次免征农业税过后，土地肯定会越来越紧了。“想和以前一样找到撂荒地绝对不可能了。”
　　在璧山县大兴镇双柏村这个传统型“猪粮”农业的村落中，农民们同样开始吸取这自上层传递的经济动力。曹贤彬同村民们一起拔掉一块曾经荒芜的田地中的杂草，准备在那里种上玉米。
　　“现在不用再想什么国家交多少，集体留多少了，我们是种多少得多少，田地荒着多可惜，产一斤算一斤！”村民郑承明告诉记者。
　　“由于不用考虑税费成本，将有更多的农民在种植中考虑市场因素，土地产品会更加市场化，农业种植会更密切配合市场需要。”大兴镇党委书记孙某认为，免征农业税后，农村经济将更快的脱离计划指导，经济型作物将迅速多样化。
　　基层政权
　　强征硬取 干群关系分化
　　“2004年以前，上级把征收农业税作为考查基层干部工作能力的标准。驻村干部以及村社工作人员为了收取农业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们甚至感到力不从心。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如何搞活农村经济”。城口县修齐镇党委书记丁世刚说。
　　这种强征硬取的方式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干群关系的激化。他举例，当时为了早点收讫农业税，村里的确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牵猪拉羊’的事儿多了。”
　　丁世刚说，在税改以前，镇里面曾经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想尽了办法。在“法制并不怎么健全”的时候，镇里面的派出所同征税人员“联动”，甚至办了强制性的“学习班”。
　　这些强征手段在农民中形成了极坏的影响，有的农民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拒交一切费用。有的基层政权开始和农民分化。
　　“现在免征农业税我们驻村干部就不再会有这样的尴尬了。”璧山县大兴镇双柏村村长雷飞远坦然，他承认自己在征收农业税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困难。当时村里很多农民一见到村里的干部就躲。“几十块钱的农业税，跑上十来趟还收不着。光人力成本就不止那点钱。”
　　村干部解脱
　　注意新经济
　　而免征农业税后，村里的干部们是彻底解脱了，他们开始关注新的事情。
　　1月14日晚，璧山县双柏村村长雷飞远开始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因为村里要修几条机耕道，这对于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但这需要占用一些田地，所以要挨户签字。虽然是深夜十点多，虽然说得口干舌燥，但雷飞远并不觉得累，他表示自己干得很高兴，因为现在做的事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干群关系和睦了，办起事来容易。”他告诉记者，签字的工作没花几个晚上就落实了一大半。虽然村委会手里并没钱，但发展双柏村经济的计划却在村社干部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今年要新修几条水渠，栽种几万颗美国果树……”雷飞远默数着自己的工作计划，语气实在而轻快，因为这当中已经不需考虑农业税三个字。
　　基层财政
　　征收成本高 占经济比例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税为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在2000年以后，第二三产业的崛起，把农业迅速抛到了后面。
　　璧山县农税科科长黄建对记着说，去年整个璧山县的财政收入为5亿多元，但40多万农民所缴纳的农业税收入仅为一千多万元，占整个经济比例非常小。免征农业税，对整个县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而城口县修齐镇党委书记丁世刚对农业税也有自己的思考。修齐镇由于地处山区，农民相当贫困，由于征收农业税，经常引发一些干群冲突，征收成本几乎占了农业税的一半。
　　“2004年，从修齐财政情况分析，我们有600多万的财政收入，负债50万，每年农业税只有20多万左右。我们本想在政府免征农业税文件之前就全镇免收农业税。用税收分成的17万作补贴。”丁世刚的想法有些激进。
　　还债靠造血
　　不能指望税
　　“乡镇级政府负债是农村存在的普遍问题，在免征农业税前，很多乡镇财政把农业税作为还债途径，但这是不可行的。”璧山县璧城镇财政负责人万仁宏表示，政府负债的偿还方式首先要从来源分析。
　　据分析，目前乡镇的债务主要来源于三金、三乱、修路、普六普九等投资。“综合分析，这些原因都不在于农民，它们应当靠政府采取支付转移和提高乡镇经济的造血能力来解决。”
　　“以前乡镇寄希望于农业税是不现实，也是乡镇府无能的表现。如果要靠农业税来还，璧城镇的6000万负债要还到何年何月？”万仁宏表示。
　　同时，璧山县大兴镇副镇长王登盖也表示对其观点赞同。他说，大兴镇现在由于、三金等问题已经负债1200余万，如果单靠农业来还债，显然要想其它办法，比如乡镇级编制的减员增效。
　　重回土地
　　农民热情触发
　　免征农业税取消后，留给各级乡镇村社干部的财务空洞必然会引起原有编制和资金的重新分配，这是由地方财政的现实决定的――原来20%的农业税附加不能返到村里支付村社干部的工资。要保持村级政权的正常运转，集体创收和减员增效将是村级政府的一项具体任务。璧山县财政局王局长分析。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村级财政的运转。”重庆市各个乡镇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税在大部分镇财政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同时，对于靠农业税吃饭的乡镇，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比例加大，加上合理协调，全市镇级财力削减不大，基层财政可以正常运转。
　　作为重庆市贫困县之一的城口县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农业税为500万左右，财政总收入为1.06亿，农业税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2%。“免征农来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本身不大，加上国家的转移支付，基层财政应对基本上没有问题。”城口县农税科科长周学波表示。
　　“相反，与这次免征农业税所短收的财政收入将重新触发农民的热情，让更多农民重回土地。这是让农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第一步，少量的‘财政短收’带来的是全新的开始：农村经济活跃开始活跃，随后，农民购买力增强，拉动市县级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免征农业税只是“抛砖引玉”。
　　农民担忧
　　税收减免农资却涨价
　　日下午，早已得知明年要免征农业税消息的曹贤彬，准备把省下的100多元钱投入到田里。“我想多买些化肥，去年因为缺钱，基本上施的是农家肥，但效果不理想。”
　　一路小跑，曹贤彬搭了辆过路的顺风车。双柏村到大兴镇有几公里路，没多久他便来到了农资供应站。十分钟后，他走了出来，很失望。“看来今年又不能多买些化肥了，碳胺的价格上涨了10块，尿素每百斤涨了30元。省下的农业税都投到农资上面去了。”
　　记者在其它村的采访中，也不断有农民反应，农业税下调所省下的费用都被农资价格上涨“捎”去了。“那是必须品啊，没有它们可种不出粮食，说不定是工厂生产的成本涨了。明年也许会下调。”同村的郑承明老人说。
　　“农资的价格上涨都要经过物价部门审核，政府是对乡亲们负责的！”村长雷飞运急忙向村民们解释，农业税免征后，钱实实在在的拿在了手里。只管做好生产，其余的事情自然有国家去协调。“22个省的农业税都免了，农资涨价的问题还怕不解决？”
　　几年后会不会再征收
　　“农业税会不会在几年后又重新征收？”在采访中，不断有农民把记者当成消息灵通人士，试图找到答案。同行的乡镇干部遇到这样的情况总会耐心解释半天。“既然国家下了大决心免征农业税，那就说明国家有能力帮咱们支付那几十块钱！”乡亲们才信服地走开。
　　除此之外，略懂些政策的农民关注到更深入的问题。秀山县官桥村郑南清对记者说：“以前报上登过有些乡镇的负债有成百上千万。听说这次免征农业税后，中央财政会将免征部分的80%转移支付给地方财政。如果地方财政缺钱还债，这些钱会不会一分也用不到农民身上？少了农业税的支持，村里面的干部拿不到工资还会为大家做事吗？”
　　如何填补乡镇亏空
　　郑南清的担忧不无道理，重庆的大多数乡镇在建设基础设施和三金等方面欠下了一些债务，这些债务少则数十万，多则数千万。如何填补这个亏空是各级乡镇头痛的问题。同时，由于免征农业税后，每人20%的农业税附加也再不能征收，村级财政的办公经费无法解决，大家都望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对于这样的疑虑，璧山县财政局农税科科长黄建表示，璧山县和其它区县一样，从县级财政到地方都非常关注每一笔涉农资金的运转。同时，还增拨了农发资金到乡镇达600多万元，以解决一些农村基础设备建设的资金。
　　对于吃财政饭的村社干部，各县级财政都采取了减员增效的办法。城口县农税科科长周学波表示，城口一般每个村派两名驻村干部，一个村长一个会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度过免征农业税后村级财政的困难时期。而在璧山县是未雨绸缪，2004年，该县通合村并社，已经减少1028名村干部，年减少支出163万元。“这相于一年农业税的十分之一。”
　　“看来农民的担忧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在关注如何得到更多的实惠。”黄建笑言，但大部分农民所担心的问题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城市反哺农民仅是一个开始
　　亘古以来，农业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替代。同样，它为新中国的原始积累所奉献的四五十年，也没有任何人能估算它所创造的直接或间接价值。因为农业的积累，为工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城市渡过了最艰难的年代。
　　然而，跨过2000年，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城市快速地脱离对农村经济的依赖，农村经济以几何倍数落后于城市经济，九亿农民被抛在了国家经济的后面。于是，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问题……
　　国家的决策层们意识到要保持国家的稳定，稳定农村成为头等大事。于是“”问题一次次摆在了最高领导人的案头。
　　2000年以后的日子，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关系9亿人命运的决策开始运转：农民减负。2005年，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作”又推出：在全国22个省份取消农业税。
　　75岁的郑成明老人在记者采访他以前并不知道今年重庆已经免征农业税，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始终不敢想相信，“我从解放前上到去年，皇粮国税哪能说免就免哟！”
　　农民在乎实在的东西，他们也许不明白那些做给城里人看的报纸上写的“2559岁的老人寿终正寝”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知道了，自己再不用交什么杂税。他们也因此感知到，政府在关注他们，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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