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知识创新与企业的性质——对科斯“企业的性质”理论逻辑的再审视--《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01期
不确定性、知识创新与企业的性质——对科斯“企业的性质”理论逻辑的再审视
【摘要】：根据科斯主张的从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本质的思路,对不确定性作出了新的三类别区分,并重新审视了科斯企业理论在该三类不确定性下的逻辑。研究显示,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即奈特区分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下,科斯企业理论存有逻辑漏洞,而在对未来完全无知的第三类不确定性下,行为人为实现知识创新能力的动态最大化而选择在亚经济体规模上共享知识时,也将导致企业组织形态的出现。逻辑分析还表明,后一种非交易成本逻辑的企业理论较科斯的企业理论更具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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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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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F091.3【正文快照】：
一、导论一般认为,科斯“企业的性质”揭示了企业节省“交易成本”的机制本质,这点出了“企业的性质”的边际贡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如当前绝大多数学者那样将企业理解为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机制,在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上却是欠完整的。科斯企业理论是对奈特企业理论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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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企业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前沿澳洲莫纳什大学的杨小凯教授1994年发表了“企业理论的新发展”的论文［1］，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自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发表到9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企业理论的发展，并着重探讨了“剩余权”的理论含义及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毫无疑问，杨小凯的这篇论文对企业理论是一个很全面的概括，并指出了其前沿所在，这对于了解企业理论的新进展的确很有帮助。但是，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逐步形成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走出理论体系相似的企业理论。因此，现在看来，虽然不能说杨小凯所归纳的企业理论新发展已经过时，但是对其进行补充是必要和有益的。一、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企业理论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古诺1838年的论文。一百多年来，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下面就是对这两大阶段的简要回顾。1.新古典企业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2］。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因为它没有回答有关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内部是如何运行的，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它仅仅是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预测企业在输入市场的购买决策和输出市场的供应决策。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静态优化理论，它隐含地假定人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产权界定清晰、零交易成本、人具有完全理性等。这些隐含假定决定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存在一些缺陷［3］，它无法解释企业内部组织及企业范围的整体布局；无法解释企业中的一般契约关系；也无法解释企业绩效与国家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假设前提阻碍了企业理论的发展。2.现代企业理论一般认为，科斯（RonaldCoase）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在该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一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简单问题。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它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真正原因。但是，企业不能完全代替市场，也不能无限扩大，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部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来决定的。遗憾的是，从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几十年内人们对科斯的这种新观点“引而不用”，企业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80年代以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分支，一是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nlson）借鉴有限理性的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概念，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二是张五常、杨小凯加以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因为中间产品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会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而劳动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企业的出现就在于用交易成本低的要素市场代替交易成本较高的中间产品市场，中间产品通过企业获取的收益相当于对其进行间接定价［2］。以阿尔钦（Amne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为代表的产权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4］，它是科斯在产权、交易费用和外部性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在团队生产中，一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会影响他人的效率，因而一个监管生产的人成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剩余索取权”的概念。现代企业理论除了上述核心内容，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企业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近年来，现代企业理论随着知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的日益提高，逐步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一新发展得益于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知识库的重要命题［4］，也就是说，出现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它来自技术管理、创新与信息经济、基于资源的理论和组织学习等最新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上，潘罗斯（E?Penrose）、阿罗（K?Arrow）、哈耶克（F?A?Hayek）及其他学者的知识中心论，由于演进经济学家尼尔森（R?Nelson）与温特（S?Winter），以及认识论学家波兰伊（M?Polanyi）
等人的贡献而得到极大的丰富［5］。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根本不同的解释［6］。?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企业中协调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的组织结构意义，即层级和决策权分配的意义是什么。1.企业为什么存在德姆塞茨（1991）认为，企业的存在代表一种对知识经济学基本非对称的反应，知识获取比使用需要更强的专业化，因此，生产需对处理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体专家进行协调。但市场不可能确保这种协调作用，因为市场无法面对：（1）稳含知识的不可流动性；（2）潜在购买者占用显性知识的风险。这样，企业作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机构而存在，因为这种机构能够创造使多个个体整合其特有知识的条件。这种把企业的作用看作是整合知识的机构的观点与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是很不相同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避免同市场交易相关的成本；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关心与特殊交易类型（包括知识）相关的成本。然而，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企业是管理团队生产的组织，而非交易的机构。Ghoshal与Moran（1996）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优势不是简单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与市场很不相同的逻辑控制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独特优势［7］。2.企业的边界如果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整合大量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知识（因为这样的整合不能通过市场来有效地进行）。那么，由什么决定企业的边界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释了企业在垂直边界［7］，如果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而转移知识缺乏效率，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和B的垂直连接将被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中。另一方面，如果阶段A和输出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在阶段来进行处理，则阶段A和阶段B能有效地通过由市场界而相联系的独立企业来进行。企业之间的水平边界出现在产品与知识群体的空隙中。许多知识并非要求产品的特殊性，而是要求范围经济。因此，有效的知识利用要求多产品企业和企业的知识领域与其产品领域相一致。一般来说，完美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企业的知识领域并没有完全被其提供的产品所利用，反过来，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也不可能全部从企业中获得。这样，为了实现知识的充分利用，经济中便出现了反映产业特征的产品――知识包（bundle）［6］，其中小包表示个体企业，不同的产品――知识包决定了企业的水平边界。3.企业中的协调企业中的协调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对企业中的协调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传统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多个专家的努力。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实现有效的协调是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在协调理论的研究上，劳伦斯和罗斯齐（LawrenceandLorsch，1967）把协调看成是组织内部目标冲突的解决［8］。传统组织理论对于协调的研究着重于作为基础结构的层级，因为复杂社会活动的组织集中于权力关系，合作的实现是通过幕僚程序的垂直影响。基于知识企业理论已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大部分与生产有关的知识是隐含的，那么知识在组织成员间的转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生产要求整合许多个别的专家知识，那么效率的关键是在组织成员通过交叉学习使知识转移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整合。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有希望作出较大贡献的就是对企业中协调的分析。4.组织结构上述把企业作为知识整合的机构的观点，对企业内部结构有重要意义，一是层级的作用；二是决策权的分配。（1）层级的作用组织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组织所包含的许多个体中实现有意义的、协调的行动。这个问题有二重性，一是纯协调问题；二是合作问题。即使协调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分歧的个体目标应如何解决呢。层级就是作为有效地解决个体分歧目标的机制而出现的。层级对于协调一个包含多个特殊单元的复杂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认为，如果高层次决策依赖于低层不流动的知识，那么层级就会降低高层决策的质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生产（包括生产决策）需要许多类型知识，如果这些知识存在于许多个人之中，并且整合机制仅包含相当少量的个体，那么，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是可行的。最近几年流行的基于团队的结构，实际上是对缺乏效率层级的一种改善，基于团队的组织的实质是通过直接接触个体专家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协调。如果专家协调者（管理者）不能利用必需的专家知识，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协调。（2）企业中决策权分配的意义企业中决策权分配的意义与层级在知识整合中的作用有关。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决策权，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董事会把决策权授予高层管理人员，然后管理者依次向下授权给各层级。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对决策权分配作出了新的解释。第一，关于决策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如果企业的主要生产资源是知识，而且知识存在于个体雇员之中，那么雇员拥有大量的企业资源，企业同雇员签订合约是为了使用那些知识资源。然而，雇佣契约不像实物资产，它无法明确规定企业对雇员知识资产的所有权关系，如果决策权由所有关系授予，且如果企业资源由股东和雇员共同拥有，那么管理的决策权由股东或董事会向下授予，由雇员向上授予。第二，关于决策与知识的关系。决策的质量决定于其所依据的相关知识。如果与某一特殊决策相关的知识能集中于组织的某一点上，那么集中决策是可行的，但转移与积累知识的能力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显性知识是可转移的，但不一定要集中于某一点上。特殊知识（包括无法以统计形式积累和分析的隐含知识与显性知识）是转移成本很高的知识。因此，即使决策所要求的知识是集中的，根据隐含性经验知识所作的决策可能是分散的。三、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企业竞争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企业理论演进过程的回顾，我们分析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在一些关键方面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及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区别。概括起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主要是作为整合知识的机构而存在，它能把存在于个体中的特有知识整合成产品与服务，并降低知识交易的成本；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决定了企业的垂直与水平边界；协调是企业内部目标冲突的解决，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为知识整合建立起必要的协调；层级对于协调一个具有多个特殊单元的复杂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有知识的雇员拥有大量的企业资源，决策权由雇员自下而上授予，决策的质量取决于作出决策所需的相关知识，知识的属性决定了决策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显然，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对新古典和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它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一场革命，企业管理将进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以拥有知识资本的人才作为管理核心的“知识管理”新时代。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是企业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增强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组织创新就是要建立能有效整合知识的企业组织，这是一种把与企业有关的人和企业内部的人用网络联结起来的学习型组织，该结构能最充分地利用知识并再生知识，使企业具有活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种智力基础设施，使知识能够彼此联系并发生作用。所以，管理创新的目标就要建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发展要求的管理体系，以知识为纽带，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生产过程、市场开发乃至企业的经营战略等协调起来，形成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保持、更新以及转让知识（智力）的全新的管理模式，使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高效地运作。未来的企业将主要通过知识而不是有形的物质资源进行创新的管理来获取竞争优势，求得持续发展。四、结束语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从理念上突破新古典主义的禁锢，把企业看作是整合知识的机构，从而为企业的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知识企业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新观点及其引发的企业管理革命，对我国的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意义。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普遍需要一种有效的管理新思维和新方法，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知识管理是我国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管理革新的必然选择。--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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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与贡献（一）科斯关于企业组织的成因和规模界限的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种批评性补充，产生了积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明了劳动分工和协作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这种协作的生产力是工厂（组织）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工厂的规模则“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据此，在传统西方经济学那里，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单位，其作用就是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因而用生产函数来描述这种投入与产出的转换关系。生产函数所揭示的，是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与各种可能的产出组合之间的繁多的对应关系。这样，企业就被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由给定的技术水平所定义的生产方程，其功能不过是依照某个方程，把原料转换成产品而已。对此，科斯批评得有道理：在这种内含交易成本为零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领域内，“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在主流经济理论中企业曾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黑箱’，现在也是如此。已知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大多数资源是在企业内使用的，在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取决于行政决策而不直接取决于市场运行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是相当离奇的。”的确，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和社会生产的实际状况来说，利用价格机制或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与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有关，企业规模的大小同内部组织的交易成本与公开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有关，尽管科斯提出这些论点较为粗糙，但他首次明确把交易费用纳入经济学分析领域，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此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将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移植到制度经济学，其分析包含企业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功能中的“替代分析”，企业扩张的增量的“边际分析”，企业规模与市场均衡以及其他企业规模的“均衡分析”。这也是科斯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贡献。（二）阿尔钦和登姆塞茨关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团队分析，充实了科斯的理论，具有常识性的意义阿氏和登氏写道：“我们关于企业的观点并不一定与科斯的理论不一致??为了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我们有必要了解企业的意义是什么，并解释在怎样的环境下，‘管理’资源的成本相对低于通过市场交易来配置资源的成本。我们所提出的古典企业理论是逐渐退出科斯所指引的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在我们的解释中，对队生产、队组织计量产出的困难，以及偷懒问题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都是科斯理论所没有的。”如果同威廉姆森相比，阿尔钦和登姆塞茨退出科斯路径而作的分析，就其主要思想来说是常识性的。例如，任何组织形式的企业都需要计量或测量投入与产出；团队成员的劳动投入有时难以观察和准确测量；组织成员有可能偷懒而需要监督，监督者也可能偷懒；等等。除了后面我们会指出团队理论的一些阶级辨护性等重要缺陷之外，他们说明的下列论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部分推进了科斯观点。（）阿氏和登氏承认，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同时也会扩大企业的作用。比如，在设备的联合使用中，团队生产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包括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他们对机械的联合使用，使边际生产率的衡量更加困难。现代生产装配线因为集中的动力源的形成，就扩大了企业作为一种享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形式的生产活动的范围。（）阿氏和登氏强调，企业是一种队所使用的投入的专门的代理市场。它能更优越地（即更廉价地）汇集和核实关于异质资源的知识。在企业内核实的投入绩效的知识越多，核察活动的现期成本就越大。这样，企业（市场）越大，对控制的监督就越低。为了抵消这一力量，企业将采取分工的方式来节约这些成本——正如市场将会专业化一样（他俩特别声明：关于企业的原因的其他理论还没有这一类含义）。（）阿氏和登氏肯定，每个队员都宁愿一个队中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会偷懒，从而实现一个大家所喜欢的更好的境况。如果在队的忠诚与精神的指引下能够增进不偷懒的共同利益，那么，队将更为有效。当然，要创造一种经济的队的忠诚精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要鼓吹一种道德行为准则。（三）钱德勒关于现代工商企业起源和成长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革命及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条件下企业管理机制变革的特征和规律当钱德勒重点考察世纪年代到世纪年代美国所经历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革命性变化时，发现凡是进行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配相结合并在产品流程中可以协调的那些工业，必然会产生具有现代特征的工商企业。现代工商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管理体制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料供应，经过生产和分配，直至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正如他所说的：“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然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钱德勒关于以交易内部化为内容的管理协调可能比市场协调更有效率的观点，关于管理协调形成的节约可能比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所形成的节约要大得多的观点，关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具有新内容的观点，关于管理的变革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生产的扩大又要求管理进行变革的观点，都显示出较大的客观性，有助于人们从企业发展史的角度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钱德勒有关现代工商企业两个特点的说法，即它包含许多不同的营业单位，且由各层级支薪的行政人员所管理，是从企业内部层级结构变化来界定的。尽管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层面来揭示现代工商企业的体制特征，但这毕竟已勾画出关键性的一笔。他有关“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说法，尽管不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概括的，而且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但这毕竟更加具体和细致地描绘出当代资本主义企业及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钱德勒的基本论点是建立在对食品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化工业、机器制造和肉类加工业等所作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由假设的经济案例（故事）加单纯的逻辑推理所构成，因而富有相当的史实依据和实际价值。（四）威廉姆森关于现代公司组织和治理结构的理论，大大地深化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形成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分析体系科斯只是提出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费用问题，分析经济资源配置的二元机制，并得出企业存在的原因或起源是由于内部组织协调比公开市场协调更为有效或交易费用更低，而没有提出企业存在的总费用的结构及其比较问题。威廉姆森明确区分企业的生产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通过给出的经济模型来说明企业成长边界或效率边界取决于总费用的大小，而非单纯计量生产费用或单纯计量组织管理费用。这就比科斯的单角度论述显得相对全面和精确一点。威廉姆森有关资产专用性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界说，撇开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其实质是要说明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特性，客观上如何影响或决定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组织行为和交易行为，即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威廉姆森从“契约人”的行为假定出发，分析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假定，为正确研究企业治理结构奠定了某种客观基础。克雷普斯说得有道理，威氏对于企业治理无效的讨论有两点贡献值得注意：第一，层级结构的上层无法仿效市场提供激励，因为他们拥有“重新决定”合同条款的能力，在事后也会利用这一能力为自己谋利益。而且，他们又无法事先对特定的激励方案或干预规则作出承诺，别人也无法了解他们将如何阻止有效的激励。第二，在一体化的治理结构中，如果决策权集中，那么受决策影响的个人将试图尽可能地影响核心决策者。如果决策者可以被腐化，他们就会尽量地去腐化决策者。如果这种腐化活动占用生产性时间，导致无效率，操纵信息流，那么一体化的治理成本将增大。威氏的这一分析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企业层级结构的上层也有程度不同的激励目标和制度安排，市场交易也会有严重的腐化。至于威廉姆森和钱德勒都分析过的公司“型”结构、“型”结构和“型”结构，自然是反映大公司组织管理体制的一种客观变化（威氏的某些相关企业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评述）。（五）张五常关于企业的契约性质的理论，阐发了科斯等人的契约思想，并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张五常教授对科斯企业理论的理解有独特性，强调“科斯的中心思想是，制度的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差别致使企业取代市场。一方面，市场交易包括工业品和消费品；另一方面，‘企业交易’包括生产要素。企业的发展可看作产品市场被要素市场所代替，结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个论点并不容易理解，因为科斯没有给‘企业’下定义，也不像我们所认为的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有一清楚的界线。”[1]这意味着张五常教授理解出一个新的重要观点：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产品，而“企业交易”的对象则是生产要素，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代替产品市场的契约。在西方企业理论发展史上，此观点是有新意的（科学与否，下面将作分析）。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这篇经典性作品中，忽略了分工和协作对近现代企业形成的重要影响，已有一些学者作了弥补。虽然张五常教授尚未把分工协作与交易费用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阐述清楚，但他补充声明：强调交易费用不是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这自然是必要的。同时，张五常教授敏锐地感觉到：“对于企业的规模无法说得更多，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假定遇到下述情形（限于篇幅，本书不列出这些情形，有兴趣的读者可看原文），很难说依科斯的分析方法，我们能清楚地断定什么是企业及其规模又如何。”由于科斯的理论有局限性，因而这一感觉包含着一定的逻辑性。此外，张五常教授还运用“交易费用”的词汇，详细分析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中外众多文献早已透彻研究过的计件工资制，并得出百年来人们很熟悉的结论。二、西方企业理论的局限与误点仅以科斯开辟的上述西方企业理论为研究对象，可以看到，这些观点部分反映了客观经济现实，从而修正和弥补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缺陷。可是，他们的不少重要论点值得进一步的商榷。 （一）单纯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大小来说明企业的存在，不免含有片面性对于企业的形成和规模界限，科斯等人仅仅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节约的角度去阐述，就难以全面解析。试问：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企业还可能产生吗事实上，企业与市场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具有生产的功能，而这一功能是市场无法取代的。企业可以把公开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可能节约交易费用，但交易费用的存在与否及其大小，并不一定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例如，有一位富豪打算每年生产彩电万台（以市场需要等其他条件为前提），他可以考虑是办一个生产全部零部件并加以总装的企业，还是办一个利用购买来的零部件来总装的企业，但他不可能因为交易费用的大小，自己一个人去生产，而必须至少办一个总装企业，即雇佣一定数量的人员和运用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选择独自生产或是企业生产（企业的形成）这个问题上，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大小并无密切的关联。后来，威廉姆森等人对此作了重要更正和补充，进行生产费用与组织管理费用的比较，并强调资产专用性、技术状况和市场容量等因素，才大大增添了解释企业成因和极限的合理性。（二）忽略具有垄断因素的市场结构可以导致企业界限的变化，是缺乏现实性的科斯等人的“企业替代市场说”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粹竞争假设为前提条件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往往偏离纯粹竞争。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市场的垄断结构仍可导致企业的生死存亡和扩张收缩。如供水、供电、供煤气等自然垄断结构，便是这样。即使交易费用为零，在类似垄断结构中的各种企业依然可以赚钱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反之，垄断结构被竞争逐渐冲消，该种垄断企业也可能亏损甚至破产。可见，在阐释企业的存在和界限时，把交易费用作为最主要的动因或根源来看待，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发生在任何场合。（三）忽视和淡化从总体上追求长期利润极大化这一企业起源和成长的内在动力或深层动因，是不深刻和不充分的现代西方流行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形成和成长的主导原因在于市场协调中的交易费用太大。正如威廉姆森所点明的：“说节省交易费用是企业联合决策的主要因素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因素，其中有一些有时同时产生作用。但假如节省交易费用确实是主导因素的话，其他因素就被降为配角了。这就是我的基本论点。”其实，节省交易费用只是企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层面，只有假定由技术和市场等因素决定的生产费用为零或不变时，交易费用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而现实经济中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是交叉在一起的，哪种费用的变化占主要地位或成为主导因素，完全要视技术、市场和组织等不同的组合状况而定。况且，节省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从总体上获取长期利润极大化。脱离了预付资本与总利润的分析，企业起源和成长的根基发掘就显得不很深刻、不很充分。我们知道，不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早就阐明了这一点，而且从事务实研究的管理学家钱德勒也予以确认。钱德勒的第一个基本论点就是：“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至于股东与职业经理之间关于企业经营方针的某些歧见，说到底只是对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看法不尽一致。尽管他们的企业治理方案都渗透着个人的私利并有一定的矛盾，但其根本利益和经营目标仍然在于寻求长期利润极大化。所谓职业经理只追求“适度利润”，本质上不过是不贪图眼前利益的长期利润极大化的另一种表述。西方企业理论有夸大“经理革命”的偏颇倾向。（四）强调雇主监督雇员并应拥有剩余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完全出于阶级偏见如果说其他西方学者只是隐含着或稍带着这一观点，那么，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企业理论则是最明显地突出了这一资产阶级立场和学术观点。他俩的分析逻辑如下：团队生产需要测量投入→对成员劳动投入难以测量→需要监督成员以免偷懒→监督者也可能偷懒→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可免偷懒→减少偷懒意味着效率高。明明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资本的所有权（收益权或剩余索取权是终极所有权的一种实现和完整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及其价值，但在西方企业理论中，这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却被歪曲为团队生产或协作群生产的一般和必然的结合方式，而且是雇员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权。阿氏和登氏的结论最具代表性：队成员在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率时，不仅向监督者分派了享有残余权利者的权利，而且还给予了他改变个别成员资格及队的绩效的权力。可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社会立场不同，得出的企业理论自然有很大的差别。（五）模糊私有企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缺乏深层分析的科学精神在检索和研究了西方企业理论的主要经典文献后，发现私有企业最本质的契约关系并没有被揭示，反而被“科学地”歪曲和掩盖。资本家不付费用而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财富，是一种有别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新型契约关系，不过，这种“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的“剥削—被剥削”。西方学者大量描述过的“偷懒—监督”、“委托—代理”、“组织—市场”和“交易费用高低”等一系列机制和关系，有程度不一的意义，但并未完整地、深刻地勾画出私有企业的全貌。这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能达到的科学高度是极其有限的。（六）主张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观点，容易导致概念混乱倘若如张五常教授所强调的，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工业品和消费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生产要素，“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建立，不过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那么，很容易将原来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概念搞乱。难道公开市场上交易的对象只是工业品和消费品吗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上交易的各种劳动力（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经理等），证券市场上交易的各种有价证券，技术市场上交易的各种技术，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各种房屋和土地，信息市场上交易的各种信息??其中有些属于产品商品的交易有些则属于生产要素的交易；有些属于有形的产品交易，有些则属于无形的产品交易。假如放着别的分析方法不用，而打乱已有的合理“范式”，那是有弊无利的。况且，企业主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各类生产要素即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易以后，组织生产企业的行为就是在一定的契约安排下使这些生产要素现实地结合起来，并生产出产品。所以，试图从截然划分不同的交易对象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视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为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区别，势必会造成概念上的费解和紊乱。[2]此外，科斯及其后继者只看到企业组织协调部分替代市场协调的成本优势，而没有进一步看到和引伸出国家的组织协调也可以部分替代市场协调，若运用得恰当，其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事实上，现代大企业和国家组织协调的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与克服“市场失灵”现象有某种联系，否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
三、马克思的企业学说及与西方理论的比较由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采取学术封闭的态度，盲目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认为在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以前，没有形成关于企业起源和成长的理论。可是，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了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一)马克思企业学说的基本内容1．关于企业的起源在历史上，企业的起源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以下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协作。马克思认为，协作是许多劳动者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如果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从事协作的劳动者之间没有劳动分工，就叫作简单协作(它与行会手工业一样，没有技术上的变化，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协作的方式是由技术状况决定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9](P358)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或资本主义企业。“协作”之所以能成为企业的起点条件之一，是因为协作提高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从九个方面作了分析：(1)协作可使相互间的劳动差别相互抵消，形成社会的平均劳动；(2)协作可使生产资料共同消费而得到多项节约；(3)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集体力；(4)协作因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而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5)协作可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而提高劳动效率；(6)协作可同时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而缩短总劳动时间；(7)协作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紧急的任务；(8)协作可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使筑路等大型工程得以进行；(9)协作可集中劳动力以缩小生产场地，从而节约非生产费用。简言之，协作节约了生产费用和非生产费用，提高了个人和集体的生产效率。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协作是与一切较大规模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企业)特有的形式，但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企业)的基本形式，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最一般的基础。由于从历史过程看，资本主义的协作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协作好像是资本主义生产(或企业)的特殊形式。其实，资本主义协作只是协作的一个特殊历史形式。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协作是自古就有的，但资本主义协作和过去有本质的区别。原始公社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这一血缘关系为基础。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形成的关节点。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是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和一无所有。马克思通过剖析G-W-G，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秘密。他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9](P193)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第三个因素是追求利润。依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不仅要生产产品，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利用劳动的协作形式来组织契约式的企业，其最终目的在于用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节约预付资本，节约生产性费用和流通费用等各类费用，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及必要劳动时间等各类时间，其内在动力都出于追逐利润极大化。第四个因素是最低资本额。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所雇佣的工人数，而要雇佣一定量的工人，就需要有一定量的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货币或商品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即形成资本主义企业。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格化的资本”的资本家，他的全部时间都要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而这就必须大大超过“小业主”所雇佣的人数。当然，一个企业的产生，即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总之，协作(由技术性质决定)、劳动力、利润和资本，这是形成企业的一般要素。马克思关于企业如何起源的分析结论是：在一定的技术和协作的基础上，为追求预期利润而用相对最低额以上的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及相应的其他生产要素。2．关于企业的规模和变迁马克思把企业的规模大小和制度变迁，看作是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市场(竞争)和利润等基本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反映，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资本论》用大量的篇幅，客观地描述了企业规模、制度和效应的演进轨迹：简单协作(企业萌芽形态)→工场手工业(企业初级形态)→工厂制度(企业中级形态)→公司制度(企业高级形态)；如果从资本形态来概括，还展示出另一种私人企业的演进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第一，从简单协作制度到工场手工业制度。作为现代企业萌芽形态的简单协作，最初是当作个体经济的对立形式，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认为，随着决定企业形成因素的发展变化，以企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企业形态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占居统治地位。其起源有两种方式：一是混成的工场手工业，意指产品由许多零件机械地组成的工场手工业。换句话说，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完成。二是有机的工场手工业，意指产品经过一系列有机程序的操作而完成的工场手工业。换句话说，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佣。马克思还详尽地分析了这种企业内部分工的特点及与市场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多种区别。[11]正是基于技术性质的有分工的协作提高了企业效率和利润，作为企业初级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才占居统治地位200多年。第二，从工场手工业制度到工厂制度。虽然工场手工业以分工为基础，但仍属于手工技术，这种创新的企业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狭隘的技术基础和它本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必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以机器和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典型企业形式的工厂制度，从效率与剥削两个方面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进。一方面，它以机器协作为特征，大大扩张了企业规模，使产品价值便宜，从而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的机器生产，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大幅度提高了相对的或绝对的剩余价值即剥削率。由于以机器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具有效率优势和剥削优势，因而它很快征服了手工业、农业和交通等一切产业部门，占居社会经济支配地位。马克思还指出，企业使用机器的界线是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资本主义企业使用机器的界限在于，只有机器的价值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时候，才会使用它。也就是说，企业使用机器的规模扩张有其经济(制度)均衡点。第三，从工厂制度到公司制度。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三种企业形式都是独资性质的，采取公司制的企业极少。然而，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对其成因作了精辟的阐述，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的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界限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12]依马克思所见，股份公司产生和快速成长的首因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需要。而且，私有制公司还可以替代政府企业，并引起企业内部财产关系发生变化。“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为公司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3]马克思对比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揭示了股份企业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以及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等一些重要特点[14]，并得出股份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形态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恩格斯在19世纪末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又补充指出，在大公司的基础上容易形成卡特尔和托拉斯这样的垄断组织。他写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4]后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经典著作中，又系统研究了各种垄断条件下的企业制度及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发现20世纪初期基于股份公司形式上的垄断企业的多项特征和本质)。3．关于企业的职能和费用马克思从系统考察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来阐明资本主义企业的职能和各种费用。生产性企业的资本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相应的三个部分，同时并存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上，必须相继地通过循环的三个阶段，即实现空间上的并存性和时间上的继起性。企业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从而使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企业生产资本的职能是通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实际结合而生产出剩余价值，这是企业资本循环的主要和本质的阶段；企业商品资本的职能是通过销售把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历史上出现的商业资本(商业企业)，无非是产业资本运动中的流通资本的独立化，其职能就是商品资本的职能；资本主义出现的生息资本(银行或金融企业)，基本上是从职能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的独立化，其职能就是通过资本的借贷活动获取剩余价值的转化物即利息。按照马克思的界定，企业资本循环在生产领域所消耗的费用称作生产费用，在流通领域所消耗的费用称作流通费用，二者之和等于企业资本循环所消耗的总费用。在两类费用中，生产费用实质上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即主要是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费用。此外，还包括生产领域中的物资储备的保管费用，自然作用期间的费用和正常停工期间的费用。流通费用又分三种：一种是单纯为资本在流通中变换形态的纯粹流通费用，是由剩余价值来补偿的费用。它具体包括：(1)买卖时间引起的费用。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态转化，就是资本家进行交易，执行买进和卖出的职能，由此需要耗费一些费用。(2)由簿记引起的费用。如纸笔等物化劳动和记账人员工资等活劳动。(3)由货币引起的费用。它包括生产货币所需要的费用和补偿货币在流通中磨损所需要的货币。第二种是保管费用。第三种是运输费用。保管和运输都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是具有生产性质的流通费用。此外，马克思还从个别价值、社会价值、生产价格和地租等更宽广的层面来分析企业的费用问题。4．关于企业的契约本质和组织结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企业看成是一种契约的组织形式，并通过对劳动力买卖契约的剖析，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内外的自由和平等的虚伪性。“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已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9](P199)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契约的本质是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结构中，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这种劳动过程，无非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其特点在于：个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并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工人的所有物。在股份公司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表现为资本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这种企业的组织结构中，短工、辅助人员、直接生产工人、工程师、监工、经理、监事、董事、股东等各类人员，其职责和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人员、技术人员和经理(从事某种熟练劳动)在内的“总体工人”是产品价值的真正创造者。[15](二)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关于企业理论的若干比较在我们大体掌握当代西方学者和马克思关于企业的种种观点之后，现在就来作一些扼要的比较研究，以便进一步科学地认识企业的表层(表象)和深层(本质)问题。1．关于企业的起源与规模科斯等人撇开了协作和技术这一重要因素，主要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说明企业替代市场的效率动因，以及企业规模的界限。威廉姆森补充分析了技术和协作对交易及其费用的影响，说明企业追求的是由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构成的总费用最优。这类研究具有新意，尤其是总费用的均衡分析。马克思在百年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强调协作(与技术特性有关)、劳动力、利润(与市场实现有关)和资本这四大因素对企业产生和规模的决定作用。显然，马克思在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结合点上突出预期利润极大化的目的，则更具有广阔的视野、系统的认识和科学的逻辑。2．关于企业的职能科斯强调企业的显著职能在于替代市场或市场机制，由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从而节约交易费用。钱德勒也强调，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制度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料供应，经过生产和分配，直至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这些都是颇有道理的。不过，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和列宁)也早就看到：即使是简单协作的企业，也能部分替代原来由个体所从事的生产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股份企业还能部分替代原来由政府所从事的生产和服务及相应的市场交换；具有垄断性和内部高度计划性的大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并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点。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各自的职能作了圆满的阐释，深入地指出其生产剩余价值的职能、实现剩余价值职能或者为职能资本家服务并参与分割剩余价值的本质。这种分析，要比笼统说明企业的性质和职能深刻得多。3．关于企业的内部结构钱德勒强调现代工商企业内部的科层组织或等级制组织，突出“经理群”(这是本书作者使用的词汇)的管理权。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结构、“U型”结构和“M型”结构的变化，并独创性地探讨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种种现象和机制。这类涉及企业表象的结构分析，一向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较科学和最主要的学术成就。相对来说，马克思出于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和时代经济背景，不可能详细分析20世纪才形成的各种企业结构和新现象。但在那时，他已经清晰地指出股份公司内部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等某些特征和重要意义，以及与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的结构性区别，并客观地分析了企业各类人员的不同经济地位和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从而得出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的革命性结论。4．关于企业的契约性质科斯提出企业的契约思想之后，阿尔钦和登姆塞茨及张五常都大加发挥。撇开“偷懒——监督”等一些常识性描述以外，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批判的资产阶级的契约自由和契约平等的观念，与百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们”(马克思语)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学术进展。马克思的思维洞察力极强，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契约结成的经济利益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承认和描述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又看出和揭示这一契约在实质上的不自由性和不平等性，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这种透过被歪曲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阐明私有古典企业和股份企业的契约本质的分析方法，无疑胜过许多西方经济学家。5．关于企业的费用科斯、威廉姆森等人提出和论证的“交易费用”概念，尽管近60年来还没有界说清楚，并“对它的热衷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16]，但仍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同生产费用一样，也是解析企业存在和成长的角度之一。马克思在界定企业的各种费用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的范畴，可是，在具体分析由买卖时间(即马克思说的“资本家的交易”)、簿记和货币所引起的三种纯粹流通费用中，显然含有类似的合理内容。即使在今天，马克思所定义的各种费用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可以进一步拓展和细化。有关交易费用的问题，我们后面还要作大量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6．比较两类企业理论的基本结论抛开细节问题，西方学者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而马克思则是在承认企业表象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本质状况的分析。注释：[1]参见单伟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及偏颇》，载入《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年版。这位博士在文章中指出：只有在纯粹而又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交易费用才起决定作用，否则市场就是最佳的生产组织体制。但市场的不完善可能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市场偏离纯粹竞争的模式，譬如垄断结构；第二种市场不完善性是指交易费用的存在。交易费用理论中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学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第二种不完善性，即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忽略了第一种不完善性，即市场结构问题。市场结构本身可能足以导致企业界限的变化，交易费用并非绝对必要因素。[2]本书与张维迎的评价不同，他认为“关于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观点是深刻的。”参见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考文献：[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3]阿尔钦，登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4]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北京：商务印书馆，，[5]费方域交易、合同关系的治理和企业外国经济与管理，，[6]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法律经济杂志，，,
[8]常修泽现代企业创新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洪远朋，程恩富1新编《资本论》教程：第一卷[M]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3]程恩富1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J]1学术月刊，1985，(10)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15]程恩富1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J]1社会科学，1995，(7)1[16]单伟建1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及偏颇[A]1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C]1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1 【本文原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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