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农村三种发展模式之比较与启示--理论--人民网
当今中国农村三种发展模式之比较与启示
纪念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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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三次到南街村参观的留言。　　包干到户20多年的小岗村为什么连续三次到南街村取经？用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俊昌的话说：“原来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来南街村一看，还是集体好，看来分田单干就是没有出路。”　　“小农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资本论〉〉第三卷916页）。　　“小块土地私有制按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将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了用于耕地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要规律。”（《资本论》第三卷910页）　　按照瑞典经济学家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要得到某种生产资料，必需取得它的所有权，只需将所有权职能的部分转移，只需拥有由所有权分解出来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力就可以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允许土地使用权长期占有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的农村家庭资产承包责任制，与马克思所讲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多大区别。　　正是由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这种性质，计划经济下剥削农村发展城市政策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造成的不等价交易的剪刀差&，加上三提五统农业费税的大量支出，农民整体素质的低下，缺乏正式的国民待遇，使他们负担不起改良农具和良种的高昂成本，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民仍然拿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锹、镢、镐、耙等生产标志在那一亩三分地里低水平地重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　　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生产规模的狭小，以致于使土地不能作为发展经济的生产资料，而只能作为安身立命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这种狭小的生产规模，使单打独斗的农民无法影响市场，反而受变幻莫测的市场的制约，“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马克思语）。盲目的生产，无序的竞争，导致着农产品频繁的生产过剩，制造了一幕幕“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　　政府妄图通过对农业的宏观调控，解决农业的经济危机，但这种作用我们在今年对粮食的直补和粮价的提高中可见一斑，一亩地几块钱粮食直补就是不被五六层政府机关贪污挪用，对一户农民来说也只够添饱他们一天的肚皮，连一瓶农药也买不起的，粮价的提高，带来了物价普遍的提高，不是价格规律，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私企老板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更苛刻地克扣农民工的工资，父亲粜米增加的收入被在城市干建筑的孩子吃米饭增加的支出所耗费，农民夏天卖小麦的增加的收入弥补了冬季“丰收”大白菜的损失。　　由于今年暖冬持续时间长，越冬蔬菜又是一个大丰收，由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缺少起码的市场行情预测和警报，农民丰收的喜悦瞬间变成了“多收了三五斗”的痛苦，给他上学的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危机”的政治课，让他活生生地看到：在老天爷的保佑下，爹娘汗珠子摔在地上跌成八瓣换来丰收的大白菜是怎样又被他们作为肥料犁在地里，这样使他在自己家的田边就明白了西方国家的人们为什么将牛奶倒进河流的。面对这样的范例，那些所谓什么学家的“事后诸葛亮”们在屏幕上夸夸其谈了；面对这样的良机，出口的蔬菜商们脸上又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又可以借此大发一笔了；面对这样的行情，农民早已习以为常，他还在自己的一亩二份地上徘徊，埋怨他不怎么明白的鼓励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却没让他发家致富的“一号文件”。　　农民由于而没有资金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去经营土地，农民有了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或有了几十年不变的使用权，“这好比把土地交给了瞎子，然后对他说：去吃吧！”（列宁语）而正是这种所有权或使用权让他在市场经济的汪洋中冒险，使中国的三农问题愈演愈烈。　　然而，为什么自从1978年小岗村那18个农民包干到户开始，二十多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多数农村还比较稳固，“这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也不是由于技术上的科学性，而在于这种体制下的小农拼命干着比雇佣工人甚至雇佣农民更多的活，并把自己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降低到后者需要和生活水平以下。”（列宁《〈土地问题〉的书评》列宁全集第四卷79页）　　但这种制度的稳固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外部条件基础之上，自然环境好的地方，得益于优良的自然环境，农民虽然一年365天忙碌着，连春节也在大棚里过，但收入还是可以的，但处在巴蜀不毛之地的农民既使再辛勤地劳作，再低下的生活、需要水平，也很难依靠那一亩二分地维持生活。　　于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在这些地方的实施，这里的农民最早走了出来，接着更多的农民苦于经营不善、消费不足、负担过重、劳动过度等原因涌进了农村。他们留下的土地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向种植专业户手中集中，因为同是农民的种植专业户没有更多的资金和更先进的技术去经营更多的土地，这是土地开始时荒废着，后来被暴发户或贪官污吏据为己有，他们是荒废着建狩猎场还是高尔夫球场，关键看他们个人的意志了。小岗村的现状说明了这一切。　　长期自由放任的政策，形成了持续庞大的民工潮，造成了农业生产力20年徘徊不前，“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造成了地力的浪费”（〈〈资本论〉〉三卷916页）使整个农村的衰落（政治上家族、黑金政治的蔓延，经济上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的荒废，精神上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道德上男女伦理关系的滑坡、环境上工业废品和农村垃圾的污染，使血吸虫、禽流感、非典等恶性传染性疾病周期性的暴发，以致影响了城市人的健康，迫使他们关心起乡村的建设，这个问题130年前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中就有论述），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大农业的发展“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资本论〉〉三卷916页）也使农民工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使早已激化的劳资矛盾在最近才显现出来，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列宁在《〈土地问题〉书评》中就指出：市场经济越向前发展，经营商业性农业的也就越困难。同样是以户为单位商贩的盲目无序地经营，恶性地竞争，使他们贩卖的农产品在市场上经常显得过剩。从山东安丘贩运的大葱在凌晨1点钟前赶到北京的新发地蔬菜市场，一车可能赚一、两千块钱，若其他时间赶到，可能要赔三、四千元，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经营农业的大商贩变成小商贩，小商贩沦为农民工。　　“城市愈来愈重地剥削农村，从农村夺走了最好的劳动力，愈来愈多的榨取农民在土地上和工地上创造的财富。”（列宁《〈土地问题〉书评》列宁全集第四卷80页。）　　十九世纪西欧的农村资本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了和城市资本家争夺农村廉价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经营，他们将自己的少量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制造小农，并通过议会立法保护小农，使小农禁锢在小块土地上，成为农业资本家大农场劳动力的供应者，便于他们的雇佣和剥削。　　“完全排挤小生产，对于大地产也是不利的，因为前者能向后者提供劳动力……小农业只有不再是大农业的竞争者，而成为大农业劳动力的供应者的时候，才能稳固。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关系约来越近似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关系。”（列宁《〈土地问题〉书评》列宁全集第四卷79页。）　　由此可以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依然稳固的强大的人为因素和制度约束。　　因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农场主，无须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也无需去争取人大的立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他们公司加农户和公司加基地模式下的隐性雇农和真正雇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就这样向以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实现形式的大农经济发展着，并驾齐驱着，“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于社会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以及文明国家的痛苦和贫困，那么，大土地所有就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贮存起来的最后领域，既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滥用和破坏劳动力，既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资本论》第三卷917页）　　二、&&山东潍坊的“公司加农户”模式　　一九九三年初，山东潍坊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催生了“公司+农户”模式的产生，由这种模式造就了在短时间内造就了大批农业龙头企业在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表面潍坊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和农民的就业问题，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农民的增收缓慢，农业效率低下，农业技术推广缓慢，农村贫富分化拉大，等农村社会问题。　　在这种公司加农户模式下的农民，与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的法德农民有着同样的境遇：“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德国）的甜菜产区一样，资本家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蔬菜，必须购买（该资本家）一定量的种子，和施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农民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　　拿普遍实行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养殖业来说，农户养一只鸭首先要向公司交纳6元/只的押金，以防农户在合同中违约，其实质是防止大多数农户在破产后无力偿还，然后双方签订显然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中，除了公司保证回收成鸭的义务外，其余的义务都是农户的，这种合同不禁让人想起黄世仁和杨白劳的故事，在养殖过程中，农户必须购买公司高于市价五倍的鸭苗和不低于每只十五斤的饲料，其价格高于市价一倍和每只一元的兽药。　　这样在不计算人工成本、固定资产及押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的前提下，在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和理想生长状态下：　　养一只合同鸭的利润=销售收入―鸭苗合同价―饲料合同价―兽药合同价　　=6斤/只&×4元/斤―5元/只―15斤×1元/斤―1元/只　　=24―5―16.5―1　　=1.5(元)　　在同样的前提下，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正常成活率和因公司为降低成本而提供劣质资料、兽药获利致使鸭群生长缓慢的现实状态下，养殖户是赔本的，甚至养几批鸭后连押金都赔上。　　而养一只合同外鸭，在同样的前提下的利润为：　　6斤×3.5元/只（市价）―1元/只的鸭苗市价―15斤×0.8元/斤的饲料市价―0.4元/只兽药市价=21―1―12―0.4=7.6元。　　在同一状态下，一只合同鸭和合同外鸭的利润相差：　　7.6―1.5=6.1元。　　而这6.1元/只的巨额利润以及押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正是这些企业以公司加农户模式迅速积累、膨胀的所有秘密所在。　　但既使如此，农民为什么还选择公司加农户模式，甘受公司的层层剥削呢？　　关键在于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广大的主体，也是最弱势群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户为单位的中国农民害怕参与竞争，他们收了小麦卖粮难，种了大葱卖菜难，摘了山楂卖果难，他们饱尝了“多收了三五斗的痛苦”他们害怕被市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在这种境遇下，中国的农民宁愿选择“公司+农户”的层层剥削，也不愿冒倾家荡产的风险去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　　由于地位和力量的不平等，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农民总是依附于公司，农民总是处于劣势，除保证农产品的基本销路外，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好处，（有些公司在预期农产品市场波动的情况下，公开违约，由于单打独斗的农民力量薄弱、缺乏法律意识、付诸法律成本的高昂，使合同也成了一张废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明目张胆骗取钱财的米邦塔食用仙人掌事件等等，）农产品加工出口的增值利润全部被企业家占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越来越少，企业主面对大量廉价无地失业的劳动力――圈地后的农民，宁愿多雇佣“活的劳动工具”，也不会花太多的金钱和精力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行任何改进，他们把更多的金钱与精力花费到了贿赂官员和发展黑金政治上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些老板们开始花取大量的钱财贿选买官。村两委，成为他们瓜分集体财产和榨取父老乡亲血汗的分赃场所，使农村的政权向黑金化发展。　　老板们为了维持其利润的最大化，对农民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市场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而这些所谓的“商业秘密”，正是他们以“公司+农户”模式控制当地信息，操纵当地市场，打着天灾人祸、国际问题等风马牛不相及的幌子欺骗处于弱势的农民。　　养殖公司的“公司+农户”模式，公司高价卖给农户的饲料和兽药，往往是劣质的、低成本的，因为鸡鸭吃了劣质的饲料就不能正常地生长，鸡鸭用了劣质的兽药就会死亡，如果鸡鸭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生长到公司要求的标准体重或是死亡，公司就按合同不收购农户的鸡鸭，并将押金作为违约金扣除，这种对他们来说，一荣俱荣，对农民来说则是一损俱损的“好事”，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去年春际“非典”时期，日本对日本市场对中国蔬菜产品没有任何抵制，价格稳定，需求平稳，但当地的老板们却联合起来，封锁任何的日本市场信息，胡说什么日本不要我们的蔬菜了，拼命压低价格，仅几天的时间，就将一元一斤的大葱压低到五分钱一斤，大发国难财，谋取暴利，事后，日本客商才打电话询问我们当地的实际价格，那巨大的中间利润被老板们获得了，农民却永远是受害者。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认为“公司+农户”的模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救命稻草，大力提倡之。认为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推广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确，“公司+农户”模式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但这所谓的规模经营是为少数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进行的，那些老板们利用土地使用权合法流转提供的便利，反面运用“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大量购买土地使用权，大肆兼并土地，进行菜吃人、鸭吃人、鸡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如列宁在对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的评述中说的那样：“小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只有集中许多小地产，才能转变为大的生产的方式，生产积聚是通过一个所有者购买许多地产进行的；这样形成起来的的大地产是一种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高级形式的基础。许多小农经济的的消灭，是大农经济出现的必要前提。”　　我国除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主义性质区别于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外，在土地经营方式或方法上是没有社会性质区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经营方式本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经营方式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需要有土地经营主体，土地经营主体的收益都得表现为地租的形式。　　所以拥有土地使用权实行公司加基地的农场主，背后是代表集体利益经营土地的村委会，还是代表自己利益出租土地的地主，都不影响他雇佣农民为他做工。　　在政府部门的“推波助澜”下，“公司加农户”模式变为了“公司加基地”模式，原来隐性的雇农变成了真正的雇农。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连起码的经济常识都不知道，只知道为了炫耀功绩，完成上级的硬性指标，肆无忌惮地招商引资，引进的不是高、精、尖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低层次、低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山东安丘引进的许多外资蔬菜加工企业，充其量是脱水蔬菜、保鲜蔬菜的加工，资本也不雄厚，最多的雇工不超过300人，随然在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销售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元元大于他们带来的好处。　　他们为了控制廉价的货源，带头将在日本市场28元/斤的大葱的出口价压低到1元，使中国加工商的利润大大减少，逼迫他们将对农民的收购价压低到0.05元/斤，到头来，受难的还是农民；他们带头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16小时以上，将工资降到300元以下，并且任意苛刻地克扣，使当地整个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水平降低；他们带头包养二奶，他们在招工时专门挑选漂亮的年轻少女，然后趁工作之机，以丰厚的物质诱饵诱奸之，然后给予好的待遇，许多少女以做他们情夫为荣，致使当地道德滑坡、风气败坏。　　他们带头在当地发展基地，搞形象工程，应付日本本国的客商，使当地的政府官员以发展公司加基地模式，作为解决公司加农户弊端的另一条出路。　　去年五月份，潍坊对日本出口的菠菜检测出农药超标，日方提出抗议，面临日本对中国农产品全面封关的危险，国家商检局专门派人到潍坊调查此事，事后确定出口公司必须有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才能出口，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私人企业主拥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就可以按照日本式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去组织生产，他们不知道日本农业的规模经营是同样是建立在小农基础上，是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农业协会来发展生产的，他们更不知道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越来越紧张的人地矛盾，特别是农业还算发达的地区，农民更看重自己的土地（我们当地一个比较大的蔬菜加工商，妄图在我们当地购买一千亩土地，遭到我们当地农民的严厉抵制），加工商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高昂的，工作是繁琐的，于是他们宁愿花大量的钱财贿赂走过场的官员，也不愿在当地建什么基地，既使建立自己的基地也是为了应付日韩的客商。　　或但为了获取巨额利润，替代他们被更多的农民戳穿，越来越难以维系，行将破产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他们廉价购买经济发达地区闲置的土地（如浙江杭州等城市的市郊）和落后的地区农民出外务工而荒废的土地（如陕西等适合种植蔬菜的农村）建立了自己的基地，雇佣廉价的劳动力，利用公司加基地的模式组织生产。　　如果说，公司加农户模式，还能解决农民的一点销售问题，那么，公司加基地模式下，农户不仅销售问题都解决不了，恐怕还会被公司作为竞争者而搞垮。　　对廉价劳动力的偏好，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关心生产工具的改良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既使在自己的农业基地上这样做，也不会对农民产生任何的好处。反之，若因此使他的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反而对农民不利。农业的生产效率没有因为“公司+农户”模式的推广而有任何的提高，农民在其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所谓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更是痴人说梦。　　去年安徽、山东西南部发生洪涝灾，加之前几年，大姜价格大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大姜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而相反，韩国、日本对中国的进口数量大增，致使大姜价格飞涨，达到每公斤12元的历史高价，但由于资本家控制了市场信息，农民对市场行情一无所知，资本家大量兼并农民弃种的姜地,发展他们自己的基地，他们联合起来，控制当地的市场行情，大量廉价收购农民廉价的大姜，储存起来，高价卖出，所以即使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处于弱势的农民也不会得到好处。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业越来越像股市，影响它的因素越来越多，频繁的防不胜防地生产过剩导致一次猛于一次地经济危机。“大生产将把那些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我们无需等到大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已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农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恩格斯1894年《法德农民问题》）。　　三、河南临颍的南街村模式　　南街村模式是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南街村模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探索与实践，成为了上世纪后半期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题。通过从劳动互助社到人民公社，建立社会主义农业组织，是毛泽东农业改造观发展和实践的主线。　　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实践中突出表现为通过劳动互助社到人民公社的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发展。其基本内容可归结为：以农业经济组织为中心，通过土地公有代替私有，集体经营代替个体家庭经营，实行农村工业化，培育农民集体协作精神，使农民共同富裕，最终完成对传统农业和农民的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　　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和生活资料部分公有制，集约化经营的体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通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将个体分散的农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思想。　　他主张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发展农业技术，最终对农村进行全面改造。他指出“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才能解决工业化与农业落后的矛盾；在实践中要把农业经济由个体家庭经营推向到全面公有的集体经营。确定了合作社计划管理、综合经营的原则，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合作社等。　　南街村按照毛泽东合作社思想和国际合作社的入社自由原则，没有开过一次动员会，更没有搞一刀切，更没有搞强迫命令，只是在1986年5月份，在村委会门口贴了一张“安民告示”，从1986年间一直延续到1990年10月，才将全村2300亩土地全部收为集体经营，集体组织生产管理。　　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特别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改造道路，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按照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思想，南街村把土地收归集体后，扩大了对农业的投资，累计投入资金已达600多万元，添置了大型农业机械，搞了半固定式喷灌，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搞浇水喷灌机械化自动化，农田管理专业化、田、林、路、渠、水、电、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全村2300多亩地全部由70多人管理，在南街，只有这70名经营土地的人是真正的职业农民，由于实行了集约化管理、现代化生产，使粮食平均一亩在1500斤的，并成立了高新技术农业园，引进以色列西红柿，日本大花蕙兰、水蜜桃等国外优良品试种，搞无土栽培和有机农业。　　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既是大规模农业生产所需，又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最好组织形式，“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实质是把农民统一在集体经济组织内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此解决个体经济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市场经济越发展，竞争越激烈，不仅“个体经济与规模经济的矛盾”越越来越激化，国外资本、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将小农经济排挤到了边缘，成为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单户农民之间平等互助地合作组织起来，来规避经营风险，防范小农被自己制造的“经济危机”而弄得倾家荡产，避免被公司加农户或公司加基地模式为主要实现形式的大农经济雇佣剥削，加大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获取农产品在加工销售环节的增殖利润，实现共同富裕。　　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和大资本竞争，获得农产品在加工、销售已不节的增值利润，满足南街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南街村将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活学活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绩，南街人贯彻毛泽东“工农并举，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将南街人培养成&“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全面发展的人，实现南街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共产主义化。”　　南街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集体组织中发展工业、教育，实现农业机械化，期望使农民成为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社会主义成员。”“玩泥蛋起家，玩面蛋发家。”以两个围绕作为发展村办企业的指导思想，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第一个围绕就是紧紧围绕农副产品添加工办企业，使农产品业的链条越拉越长，增值利润越来越大，第二围绕的是围绕龙头骨干企业上配套项目，使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一业带动多业上，多业辅助一业兴，使南街大展成为26个企业，固定资产年产值十多亿的大型企业集团。　　南街在组织管理中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接受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思想。　　在发展村级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完全集体所有；在分配上，实行工资供给的办法，并且逐步扩大供给的范围，提高供给档次，以最终实现生产科和生产资料的全部集体准备，高度重视民兵工作，在企业中建立民兵编制，对职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并组建了一支专业化民兵独立连，组建文化园、公共食堂、浴池、学校、医院、戏校、图书馆、档案馆等一系列齐全设施，对南街人免费开放，经常开展三大活动进行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这一切无不体现了毛泽东人民公社的思想，毛泽东设计的人民公社集中了生产生活资料所有权，统一了经营、核算和分配权，实行工资和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此向共产主义过渡。公社已经是“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即“小全民所有制”，他主张实行体现共产主义萌芽的公社“四化”（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农民组成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他坚信“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由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这就能最终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　　南街村的发展成功的实践了毛主席建设人民公社目的：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集体经营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式农业经济体制，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再分配和农业生产方式巩固化在这一目标体系内，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把我国不利而巨大的农业资源整合到现代化进程中，使农业生产关系进步为社会主义性质。　　纵览南街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公社及农业合作社的似曾相识的影子，只不过时代条件不同了。南街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更不是虚构的乌托邦，南街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设，竞争的日趋激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单干的农民日益需要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新的社会―经济合作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里南街人不必担心由于自己的盲目生产造成的农产品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使自己倾家荡产，也不必忍受公司+农户和公司+基地下，资本对他们的隐性和真正的雇佣剥削，这种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模式，我们可能只有在外国找到她的影子。　　在以色列，上个世纪初，大批俄国信奉民粹主义犹太青年回归祖先故土，他们带去了社会主义憧憬，还将俄国农村公社移植到了以色列，这就是“基布兹”。以色列大半国土是沙漠半沙漠，淡水极度匮乏，农业环境极为恶劣。但以色列人在这种条件下仍发展了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粮食百分之九十五自给，蔬菜、水果、鲜花、禽类、奶制品大量出口。这其中基布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随着以色列经济发展，“今天的基布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仍以农业为主，有的已转向旅游业、服务业、工业。但基布兹奉行的财产公有、成员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集体进餐、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却一直坚持下来”。每个基布兹都有一个大食堂，“这里既是庄员集体进餐的场所，又是他们开展娱乐和民主管理的中心”。有人会问，“这样吃‘大锅饭’，不怕养懒汉？”其负责人回答说，“基布兹在很大程度是靠信念和同舟共济精神维系起来的。”　　俄国民粹主义的农村公社思想在以色列生根开花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日本，1961年，体现“生活在金钱个人无所有，集体所有的村庄里使其身心愉悦，生活一体化”山岸主义思想的丰里实验地诞生，40多年过去了，山岸播下的理想国的种子结果在日本47个县及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泰国等国家。　　曾经的风靡一时、波及世界、影响一代伟人新村主义在山岸主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这也许就是隔代遗传！　　1984年，有一个小村庄重新走上了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人说她是有人说她是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78平方公里的大同世界,有人说是封建共产主义的怪胎,&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不管怎么说,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先于本质,本质在于他们的选择:这个红色亿元村---南街村的星星之火现在已成燎原之势,北徐、龙堂、小逢善、土古洞等许许多多的乡村已经选择了这个模式，并取得了成功，还有那个第一个搞包干到户的小岗村也三次来南街取经。　　我们在比较以色列的基布兹、日本的山岸村、中国的南街村不仅会发现他们在组织模式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相同之处。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指导思想的相通之处。毛泽东的早期合作社思想在十月革命马列主义未广泛传播之时，特别是共产党未成立之前深受当时大行其道的俄国的民粹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毛泽东这些早期思想不仅构成了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背景，而且这些思想与马列主义相结合成为而且成为他早期合作社思想及实践和晚年农村人民公社思想及实践的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俄罗斯之青年（即俄国民粹主义者），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在当时具有鲜明的俄国民粹主义和日本农业社会主义倾向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的感召下，毛泽东曾与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适合地方进行他的新村实验。”在其“新村”计划中，他认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说，这种“新村”，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模式，它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联结，逐一扩大，从而完成人与社会改造的同一性。”毛泽东早期的这种早期思想不仅构成了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而且成为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晚年农村人民公社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栽柳柳成荫，实践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喜剧（正剧）出现。透过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移植俄国民粹主义的以色列的基布兹、新村主义隔代遗传的日本的山岸村，我们看到了早就与她们有悠久渊源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街村的将来。这种南街村模式是也许就是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也许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许就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现在学习南街村模式，发扬南街村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建合作社的村庄很多，河南临颍的北徐村、龙堂村在1990年代就走南街村道路，现在已发展成为资产数亿的国家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山西省壶关县小逢善村、洛阳新安县土古洞村在最近几年开始学习南街村，发展速度也很快，村集体企业蓬勃发展。　　吉林四平梨树县、河南开封兰考县、山东济宁鱼台县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发展“农民自己的公司”，促进了乡村的经济、文化、卫生、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今年是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也是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一系列合作社思想的文章发表50周年，欣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也将于今年颁布实施，希望中国的农民借此契机重新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责任编辑：刘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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