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风险点
作者：王小鲁
　　中国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撰文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不公平分配和社会两极分化。这也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基本原因，亟待改变。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最近关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少讨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主要危险不是来自所谓过度福利化或工资增长过快，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收入差距悬殊，严重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不断扩大投资和增加货币供应的刺激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和投资效率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国际经验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以前，都曾面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伴随而来的是消费不足和不断爆发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些西方国家随着蛋糕做大，都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进；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于20世纪早、中期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制度，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危机。
　　正因为这些改进，它们保持了增长，成为当今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代某些高收入国家出现了过度福利化倾向，但这不能用来否定20世纪的变革，也与中国的情况完全没有可比性。
　　我们再来看失败的例子。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直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高达0.5-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反弹，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的作用。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与拉家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实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保持市场主导经济的政策，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基尼系数从0.5左右降到0.3~0.4之间，同时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人均GDP从拉美国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国家的数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不公平分配和社会两极分化。这也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基本原因，亟待改变。
　　 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吗？
　　有观点认为我国工资收入持续快于GDP增幅，影响了经济发展。但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人均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逐渐加快，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必要补偿。
　　八九十年代的低工资有特定原因。中国处于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阶段，这期间大量劳动力从传统门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压制了工资增长，使之慢于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维持，当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改变时就会随之变化。有人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我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铁律"。世界各国的经验也都没有这样的"铁律"。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工资也应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想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未来发展。随着收入提高，产业必然逐渐向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向转移。发达国家在其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现象。过去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拿到的份额太少，总要把它还回去。
　　社会总产品这块蛋糕究竟应该怎么分？长期来看，蛋糕应该有个比较平衡的切法，劳动者要享受足够大的一块，也要保护正当的资本收益。在短期因为要偿还欠账，工资增长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没有大众收入和消费的强劲增长，经济增长就得不到内需的有力支撑。
　　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其实是结构失衡和分配失衡的表现。增长乏力是因为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这种情况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如果继续放任收入差距扩大，切蛋糕向少数人倾斜，大多数人分一小块，小数人分一大块，只靠扩大投资和投放货币拉动经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经济也很难走出下行通道。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只有通过改革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让大众收入和加快，才能有强劲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
　　 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是财税改革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
　　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多，其中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我们的社保还没有全覆盖，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城乡间、地区间差别很大，公共服务也没做到均等化，这些都需要继续改善。有人说有些西方国家过度福利化了，我们也有危险，完全是张冠李戴。两亿新城镇居民没有享受基本社保和福利，农村一月只有几十元，收入越低的人享受医保越少，怎么叫过度福利化？我们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问题。
　　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改善政府支出。现在政府收入占了GDP的三分之一，包括财政收入、卖地收入等。这些钱怎么用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投资过多，财政预算一年2万多亿元直接用于投资，卖地收入一年几万亿，扣除征地拆迁补偿后大部分用于投资。政府投资项目再捆上银行贷款，一年十几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有的必要，如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但有相当部分是浪费的，像钢材、水泥、有色金属产能严重过剩，房屋空置，很大程度上是刺激投资的结果，也包括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有很多无效投资。政府投资中还发生了大量腐败现象，使公共资金严重流失。各地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驱动。
　　另一个问题是行政支出和三公消费过多。根据数据计算，政府行政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1/4，比发达国家比例高十几个百分点。去年12月份全国政府支出2万多亿元，是正常月份的两倍，说明年底突击花钱的陋习未变。政府养人太多，自身消费和浪费太多，而全社会基本社保和公共福利还有很大空缺。
　　因此，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在财政上体现为一个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公众的既得利益群体。
　　财政支出需要转型，把投资职能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只担负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把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自身支出压下去，把公共资源流失的漏洞堵住，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公共福利和社保上，才能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也才能改变结构失衡，解决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
　　财政公开透明也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现在已有改善，但数据还是太笼统。公开到款或项还不够，还应该到目；按功能分类也不够，还要按经济性质分类，，让(,)看清楚每一笔钱怎么花的，才能起到社会监督的效果。
　　 市场决定和改善收入分配并不矛盾
　　与有些人的理解相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充分竞争的市场不仅能促进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按要素贡献分配比凭借权力分配要合理得多。但同时还需要有一套制度来完成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包括公共设施建设、减小收入差距、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生产活动通常交给市场，政府做市场做不到的事。它们的政府支出主要部分用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我国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公共福利不足，社保没有全覆盖，收入差距过大，制度不健全。这些福利保障做好了，与市场机制不仅不冲突，还会互相促进。
　　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受到制度阻碍，无法在城市安家，往往四、五十岁就不得不回农村或镇上，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和就业不足，这就要靠户籍改革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来解决。这些制度改革必然触及某些既得利益，阻力是难免的。不突破阻力，改革就无法前进。
　　近一两年的反腐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据各方面数据初步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有大幅度减少，说明公共资源的流失少了，不公平分配少了。但反腐要持续下去，还需要推进制度改革，铲除腐败产生的制度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300条改革任务，基本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改革都能落实，收入分配的一些基本问题就解决了。关键在于改革要落实到位。
　　中国经济并不必然下行，增长下行主要是结构失衡和制度障碍的反映。如果改革和结构调整到位，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一套合理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在不太远的将来成为高收入国家是可期待的。
（责任编辑：HN010）
06/10 06:5606/09 04:5306/08 07:0706/01 08:0905/22 18:3605/14 07:1905/13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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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思想内参。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草哥按语：　　昨天草哥在文章中说，当前的A股没有资格纳入MSCI，没有资格成为国际开放资本市场的一员。很多网友不高兴，认为这是中美之间的金融博弈，涉及到国家利益。今天传来消息，MSCI果真拒绝了A股进入。其实，这事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没进入，一些人的面子上不好看而已，但跟我等小股民，有个毛关系？没有加入，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的股市有多么的不堪。很多事情，有些人总喜欢一厢情愿，总以为世界是以我大中中心在运转。这种幻觉，会影响很多人客观看待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缺陷，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能怎样？殊不知，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玩，不想带你玩。看来，真话往往不中听。今天，草哥就“中等收入陷阱”话题，继续说点真话。
与高收入相配套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社会环境　　楼继伟为什么敢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五五开　　原上草　　最近，关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又热了起来，有个很正能量、很激动人心的观点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他在最近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为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为8000美元，这个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　　作为官方学者和党报，为大家画饼充饥，鼓鼓劲加加油是能理解的，但作为学者，这一观点是非常不严谨的。你不能因为人均GDP高于拉美当年一些国家，就武断地认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目前我们这点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世界中下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更少了，绝对还处于世界银行认定的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将来经济如何发展，谁都难下个定论。　　你此时跑出来把话说死，认定中国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那万一落入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这种用简单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的做法，其实早就有人批评过，比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就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左右，如果按照目前人均收入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接近1.2万美元的门槛，就是中等偏上收入，看起来是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一个动态标准。现在说的人均1.2万美元的标准，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时候制定的，到2020年，这个标准很可能会变。至少2030年之前，中国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国会不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财政部部长说过一句真话，他在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直言，中国未富先老，滑入拉美陷阱可能性非常大，他甚至认为这个概率是五五开。　　在楼继伟看来，我国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一直下降20年。　　作为一名官员，能如此清醒地看待问题，并敢于提出问题的并不多，楼继伟算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作为一名财政部长，他还对劳动合同法过于保护劳动者、社保汇率太高损害企业发展、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等话题做出过出格的表态。据说，最近广受争议的跨境电商新政税收就是他力主推行的，而且是先斩后奏，在没有严密地调研和论证的情况下，就跨越协调几个部委，雷厉风行地推广了，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和困难慢慢调整。　　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可以另当别论，但这种做事的风格还是值得赞赏的，中国缺乏这种敢担责、敢厉行改革、敢为了长远利益而不顺应狭隘民意的高官。　　扯远了，继续我们的中等收入陷阱话题。　　楼继伟为什么敢大胆提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50%？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后劲不足和问题的严重所在。未富先老是重要的人口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发展模式缺陷。　　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很多人认为，高储蓄、高投资、深入的工业化、制造业的大量出口、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等，是避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此外，稳定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较低程度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也非常重要。　　不可否认，从中国的沿海省市来看，中国确实有优势，有些甚至已经跟发达国家看齐了。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3亿人口，你不能总是以北上广深杭等几个光鲜的大城市来代表中国。广袤的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广阔的东北三省，这才是中国的大多数。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的高储蓄，其实这是一个谣传了多年的谎言。中国的高储蓄，大多来自政府，企业早已负债累累，个人早已被房子掏空。　　根据草哥朋友蛮族勇士的计算，中国的储蓄率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曲折过程。1998年到2008年，储蓄率逐步震荡上升。而从2008年到2015年，储蓄率则呈现逐步下降之势，2015年已经跌到了13%！　　如果按照GDP口径， 1998年至2015年GDP口径的居民储蓄率数据，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水平综合来看，只有9%。作为社会新增财富的GDP，每年都只有9%左右能形成居民储蓄。所谓中国是个居民高储蓄率国家，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脑的谎言。按照正常发展计算，储蓄率维持在30%以上，每挣10块钱，把其中的3块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才是国民最合理的选择。然而中国的真实居民储蓄率，无论用什么口径计算，也就是在10-20%之间。根本就不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　　再看投资，中国确实是一个高投资的国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近50%，基本是在46-48%左右。但这么高的投资比重，大多其实是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在驱动，而且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产领域，并不是企业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拉高房产价格，也很难让普通(,)得到实惠。投资占GDP比重长期高企，也未必是好事，这必然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利润下降，银行坏账增加，并可能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目前的中国其实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工业化和制造业方面，由于货币超发，一方面导致大量资金进入和拉高资产价格，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资本脱实入虚，削弱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下降到3%左右，5月民间投资增速只有1%，就说明了大家的信心和悲观状态。　　当然，这些都只是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大差距和挑战。更关键的是，与高收入相配套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保护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环境，如果大家都觉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就算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又怎么样呢？真有钱的，早就跑到其他国家纳税了。　　
&&&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内参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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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何在？
&&来源：中央电视台
　　11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刊载《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当前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重点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时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中国本届政府正是这样做的，也可预见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摘编如下：
　　习近平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他同时强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例子。
　　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内地不同程度的已经有所表现。
　　人均GDP1万美元是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日本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时间里。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中国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将收入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同时，以打破垄断为核心，释放经济内生活力。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欣喜的看到本届政府正在致力于大力度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相信这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再者，给消费增长提供基础和环境，把消费潜力彻底释放出来。当然，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根本和长远任务，而当务之急是给居民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降费让利。激活居民消费，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环境。本届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有更大利好。
　　总之，通过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展开，这是 “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所在。(余丰慧)
【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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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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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刘世锦、陈昌盛等称：
中国可能已过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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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昌盛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23日在“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寻找新的动力与平衡”分论坛上表示，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一般都是在人均收入国际元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000国际元左右，今年预计接近10000国际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能已经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
　　根据刘世锦领导的课题组做出的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有望出现短期的弱复苏，经济同比增长8.1%；从今年起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转入6%-8%的中速增长；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跃居世界第一，2030年跻身中等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2013年短期经济弱复苏
　　根据课题组预测，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但总体将略好于2012年；国内需求稳定有余、回升动力不足，综合物价水平上涨压力有所上升。预计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 D P)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 PI)涨幅为3.4%，广义货币量(M 2)增速为14%，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空间在2%以下。
　　课题组称，2013年的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正在开启，同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都在发生一些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经济趋势增长率正在逐步下移，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也在静悄悄地开始。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是企业、政府和居民重新调整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转换就会有“阵痛”，经济运行总体会比较脆弱，不少风险点容易被激发。
　　未来一段时间，7%左右的增长将是一个新的常态。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同时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长速度过快下滑。防止上述两种可能性，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不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没有处理好稳定与转换之间的关系。
　　未来十年迎来中速增长
　　刘世锦领导的课题组还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阶段变化作出了预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的常态慢增长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减弱将导致未来十年出口需求回落到年均10%左右的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新建住房投资需求、新增汽车需求和出口需求等增长速度的回落，未来十年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趋势性下滑将导致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由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而进入年均6%-8%的中速增长阶段。过去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将在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的过程中不断改变。
　　第二，随着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投资率将触顶回落，未来十年投资率将由接近50%的峰值水平很快下降至40%左右。随着劳动者报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公共服务支出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价格的快速上升，消费比重将快速上升并超过投资率，逐步达到55%以上。
　　第三，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促使农业比重继续下降；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的下滑将导致未来十年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第二产业下降幅度更大；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服务业较快发展，也削弱了投资和出口需求增速下滑对服务业发展的不利影响；随着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日趋减少，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将促使内部实际汇率的升值，服务业价格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过渡到以服务经济为主的阶段，服务业比重将不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逐步达到56%左右。
　　第四，未来十年农业劳动力将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服务业吸纳了绝大部分新增农业转移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服务业，服务业比重将接近50%。
　　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已过
　　对于近来各界普遍关心的中国有无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刘世锦在答问环节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前两年做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时发现一个规律，世界上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有两类最后失败了。一类是拉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基本是在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就下降了。另外一类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在国际元的时候下降的。中国2012年的时候人均G D P达到9000国际元以上，今年有可能接近10000国际元，逻辑上来讲中国已经跨越了拉美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稍微乐观一点，中国或许已经把那个危险区过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陈昌盛表示，近两年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但是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似乎与国际历史经验并不完全吻合，当前经济回调不属于典型意义的“自然回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但是从发展阶段看，中国当前人均G D P水平已经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战略总体仍保持灵活，并具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虽然存在不满情绪，但对国民整体福利得到明显改善的事实有广泛认同，深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仍在，改革的总体方向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社会主流期盼改革、支持改革，拥护全球化、支持深化开放。这就决定了改革有条件达成共识，而且新一届领导也展现了改革的更大勇气和决心。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总体依然比较小，至少具备迈过这一关口的基础条件。所以当前的回落也很难定性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回落。
　　陈昌盛说，与那些已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不同，中国处在一个全球化明显深化，而且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全球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分工的密切程度都大为提升，印度、印尼、巴西等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机会。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那么中国经济真正“上台阶”，着力提升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正在开启。
　　203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基于上述判断，刘世锦领导的课题组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的目标进行了展望。
　　首先是到2020年。刘世锦预计，按照届时的现价汇率法计算，2020年中国的G D P将达到21万亿美元，相当接近美国届时23万亿美元的水平。略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跃居世界第一。以这一预测结果为基础，结合中国人口增长预测，预计2020年中国人均G D P将达到1.5万美元，接近届时高收入国家门槛水平的1.6万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的23%，英、法、德、日平均水平的26%。如果2013年-2020年G D P年均增速保持在7.4%，即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大体保持目前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能较2010年翻一番。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考虑到中国工资水平上升和政府收支结构调整等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将有3-5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仍有可能实现翻一番目标。
　　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将下降到42%左右，服务业比重将相应提高到52%左右；投资率将降至43%左右，消费占G D P比重也会相应提高到55%左右；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提高到45%左右，再考虑农村人口收入状况，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达到35%左右；中国按每人每天消费1.5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的贫困发生率将从2010年的10%左右降至5%以下，即使向所有这些贫困者每人每天发放1.5美元的补贴，所需财政支出也不会超过当年G D P的0.2%。预计中国钢铁年产量将在年间达到11亿吨左右的峰值；水泥产量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22亿吨左右的峰值。
　　至于到了2030年前后，中国G D P有望达到美国的1 .5倍，人均G D 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39%，英、法、德、日平均水平的44%，处于高收入国家的中下水平；城镇化率将达到67%左右，城镇化的质量明显提高；第二产业比重降至35%左右，服务业比重将相应提高到60%左右；投资率将降至34%左右，消费占G D P比重也会相应提高到66%左右；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提高到65%左右，如果加上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达到50%左右。
　　此后再经过20年的奋斗，到建国100周年时，中国有望达到高收入国家中上水平，G D P将达到美国的2倍左右，人均G D 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60%，英、法、德、日平均水平的70%。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基本实现。中国将再次站到世界的技术前沿、制度前沿、文明前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并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新的开创性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潘旭海(实习)、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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