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03:37:11 | 记者：兰世秋
| 编辑：李平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长期在学术界流行的“生僻”词汇正式进入国家规划纲要——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贾康表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出现在国家的五年规划里，体现出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凸显了“十三五”规划必须承担的独特使命。
今后五年是我国迎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最为关键的五年。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特征、理性思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失败教训、客观分析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就显得意义非凡。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教训与我国跨越路径选择》《读懂中国改革》等图书中寻找到答案。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十三五”规划描述的宏伟蓝图，中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人均GDP将接近1.1万美元，这就基本上告别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入发达国家门槛。
而这个过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在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彩娟著的《“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教训与我国跨越路径选择》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2006年由世界银行首次提出并使用。概念的主要内涵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个国家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经济学的另一种解释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855美元之后，如果经济能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能顺利升级，那么该国就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在这一阶段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方法不当，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者长期停滞的境地，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陈彩娟认为，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如下特征：1、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停滞。2、贫富差距悬殊。3、失业率高居不下。4、金融体系脆弱。5、腐败现象严重。6、社会矛盾凸显。
吸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的教训
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4430美元，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成功跃升至中等偏上国家行列。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较为公认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典范有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分别于1974年、1988年和1979年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又分别于1986年、1996年和1990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教训与我国跨越路径选择》一书指出，日本、韩国、新加坡尽管国情不一，发展战略各异，但他们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几乎呈现出一致的经济发展特征。在这一阶段，他们紧密结合本国国情，设法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支持科技发展、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终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而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国已经经历了近20年的努力，虽距高收入国家仅一步之遥，但却似鸿沟一般难以逾越。
陈彩娟表示，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阿根廷、巴西、智利片面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要求。这三个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投资率仅在20%左右，而相同发展阶段的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投资率则在40%左右。
同时，阿根廷、巴西、智利忽略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缺乏对科技活动的资金投入，导致社会创新活力下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严重不足。反观日韩，两国在这一阶段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均超过2%，而智利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却始终位于0.5%-0.7%的区间。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教训与我国跨越路径选择》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自身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1、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2、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步深入推进的发展新阶段。3、消费市场潜力巨大。4、制度环境不断完善。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镇化进程缓慢、外贸依存度高等。
中国如何针对自身的国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陈彩娟认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关键环节，把协调推进“五化”作为综合手段，把维护社会公平作为重要基础……
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家和精英学者所著的《读懂中国改革》一书指出，“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读懂中国改革》一书指出，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2011年的33年里，实现了平均9.9%的高速增长，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但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增长现象而非周期现象，其原因在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认识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决断、对症施策、精准发力。
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书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发展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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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倩摘要：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关乎着一国的发展命运。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数，大部分国家跨越这个陷阱都是很艰难的。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正面对这道坎，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们该怎么样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呢？在接下来的5年到10年里，我国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在一半以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去年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谈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风险提示。新常态经济下，我国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降到现在的7.0%左右，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再度引发广泛的讨论。研究和了解中等收入陷阱，从失败国家那里总结失败的原因，同时从成功国家那里学习经验，可以很好地帮助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的5到10年里，我国还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运作的过程中，要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求我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做好全方位的改革。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韩国;新常态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X（000-02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来源于世界银行在2006年公布的一份文件，意思是那些正在迈向高收入的国家，不能成功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在增长方面出现困难。与那些低收入国家相比，这些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资等方面成本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丧失了以前的低成本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又不能成功地实现转型，不能取得新的优势，因而经济出现滑坡低迷的现象。世界银行在2014年按收入水平把国家划分为三种经济体：低等、中等和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的人均年收入区间分别为1045美元以下、美元中间和12736美元以上。人均收入在一万美元以下徘徊，却很难突破这个水平，这是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典型表现。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经济体，在经济在增长方面遇到困难并且很难脱离这个险境。有些脱离低收入贫困阴影的国家，如果继续使用摆脱贫困阶段的经济政策和战略，就很容易出现经济倒退，增长难以为继。2012年，世界银行在另一份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截止2008年只有少数十几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在当时所占的比例仅为13%。其余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达88个，他们的经济发展有的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有的甚至降到了低收入水平。这些国家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增长停滞、贫富悬殊、社会公共设施欠缺、金融制度的信用降低、腐败严重、社会发展不稳定等。中国内地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这些情况，所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二、对比巴西与韩国的经济发展在1980年，韩国和巴西的人均GDP分别超过美元，都脱离贫困国家的阴影。而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用了8年，巴西则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近40年，原因则是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战略巴西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致使产业结构失衡，工业生产率未能提高，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巴西还忽视出口市场，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发生巨额赤字。韩国长期以来坚持经济发展实行出口导向型，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以产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韩国先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再是运用先进的技术对重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同时调整纤维、轻纺等低附加值产业，重点发展电子机械、精密仪器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及时地对产业进行调整，是韩国的又一项对促进经济发展强有力措施。2.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受华盛顿思潮的影响，巴西走新自由主义道路，推行“负债增长”模式，大量吸收外资，忽视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结果巴西的高端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本土企业技术发展受阻，不能拥有多元化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体系。韩国在这方面，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较低，限制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而且韩国倡导企业在借鉴学习他国的技术的基础上，走自主创新之路，对本国的技术进行升级。3.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在社会公平方面，巴西与韩国有很大的不同。年，巴西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61，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难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在巴西，寻租、投机、腐败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社会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此相反，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的基尼系数到降为0.31，而且基尼系数一直处在较低的范围内。韩国设立了《国民福利养老金》、《最低工资法》，通过开展新农村运动、改革税制、完善就业政策法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缩小收入差距。此外，为了遏制腐败，韩国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金泳总统曾带头进行财产公示，使数千名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受到严惩。4.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巴西长期不受重视技术创新，政府在研究技术方面投入低，技术研发改革停滞。巴西政府曾出现财政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削减在科研方面的费用，技术的发展就被阻滞了。相反，韩国政府对自己国家高端产业的培育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科技立国战略。韩国对RD的投资量不断加大，注重提高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含量。韩国还重视对人民的教育，对教育发展中不合理的方面进行改革，确保教育的普及与完善。三、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文件，中国在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2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到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再次提高，已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巴西为警惕，以韩国为鉴，寻找出相应的对策，加大力气改革。
1.中国目前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我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减少，产品的低成本优势逐渐降低。能否培养出新的优势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次，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仍存在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官员腐败事件多发。再有，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供求结构不够合理、地区发展不相协调等。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在尖端技术方面还没有形成明显优势。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不协调。2.新常态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要加以改变，而且需要加快经济的转型与升级，避免跌进中等收入陷阱。（1）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调整供给结构。相对于需求一侧，现在我国供给这一方存在较大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一种情况：低层次低质量的产品供给过多，而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供给过少即供给不适应需求，所以对产品供给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减少过剩的供给，在存量产能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对效率低下的企业，要及时将其淘汰，让市场及时出清;对一些规模小、结构不合理的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促使企业完成内部的改造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高端的新产品要增加供给的数量，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选择。中国亟待培育出如苹果、特斯拉一类的能够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的新产品。此外，对于那些传统的产业，要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改造，促使这些落后的产业升级;还要壮大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文化旅游、城市投资开发等产业。其次，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对于区域之间的发展，要实行在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带动中部地区的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使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够相互协调。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充分抓住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遇，全面承接“一带一路”的建设，加快开发开放沿江周边地区。此外，协调城乡发展，加强城镇化改革的力度。巴西因为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在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严重阻碍社会发展。2015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0%，与城镇化率不协调，而且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不可观的。因此，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就是民生方面，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更改和完善。中国正在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持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步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覆盖率。此外，中国要使工业发展同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融合，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清洁安全，而且要重视向集约型的增长靠拢。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样的发展代价十分巨大，也是不明智的发展选择。尤其是对于新兴的像信息等高科技的产业，要积极引进与发展，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2）实施创新发展创新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发展中的地位是突出的。我们只有发展科技，加强创新，在此方面形成之自己的独特优势，才能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增长动力应该由资本与劳动等“老动力”向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新动力”转换，才会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但是这两个新的动力在中国起到的作用还不大，所以要足够重视这方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我国人口结构逐渐进入老龄化，在工资等低成本上的优势逐渐丧失。要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利用创新的力量，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在生产的要素投入上，我们要多利用创新、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使产出增加。人才是创新的首要源泉。中国尖端技术方面的人才还比较少，因此亟待引进和培育一批新型的人才。在教育方面，政府要给予重视，扩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在人员的激励方面，对人们进行鼓励并且给予有贡献的人更多的报酬;鼓励人们勇于创新、自主创业，可以对这些人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在产权方面，要充分保障人们的知识成果。（3）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公平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也是一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据2015年社科院的调查，其中觉得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总人数一半以上。这容易引起诸多的社会矛盾，所以需要我们对人们的收入分配方面给予高度的重视。政府要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就必须使公平在分配中得到充分体现。要注意对不同收入人群采取不同的措施，注意扶持中低等收入者，保障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要以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增加为动力，这就要求提升这一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基本公共设施等的供应方面，政府要保障其供给水平，打破地区局限，使各地人民公平地享有这些服务。在居民的最低工资方面，要加以规范，其中要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状况。（4）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步伐，发展质量的提高则显得尤为重要。在生产方面，要重视产出与投入比例的提升，同时又要注意不能破坏环境;在产品研发方面，较多地注重其中的科技含量;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要持续的提升。以往我们的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偏向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现在我们必须摒弃这种落后的增长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型。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要提高人力资本，增强人在发展中的地位。此外，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因为总体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水平较低。实施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外贸政策，建立健全对外贸易体系，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加强与外国的产业投资合作，统筹对外投资与国内发展相协调。同时要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放开管理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扫除体制障碍。四、对中国接下来发展的信心中国目前已经坐稳世界第二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加大力气改革，奋力赶超。当前，有报道称我国现在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是有长期稳定并且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二是人力资本方面持续改善;三是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并且中国一直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采取各方面措施进行改革，在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上力避滑入“陷阱”。因此，我们有信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参考文献：[1]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01.[2]陈建兵，徐长玉.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的对策、经验及启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02.[3]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2016，07.[4]东亚经济发展报告[R].世界银行，2006.[5]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的社会[R].世界银行，2012.[6]李刚.“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现实[J].中国经济问题，2012，05.
现代经济信息
2016年27期
现代经济信息的其它文章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培林：用财政杠杆_网易财经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培林：用财政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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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培林：用财政杠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近年来，中国如何面对“”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热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日前提出，中国目前正面临人均产出长期停滞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缓慢的“双重中等收入陷阱”，而跨越这一陷阱最大的难点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扩大。他表示，应通过调整财政杠杆，让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当前，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前途的问题。李培林表示，中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大多数，能否建成中等收入人群占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虽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这两方面都指向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它既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现的共同特征，也是造成其中绝大多数被困“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李培林指出，要跨越这个双重陷阱，一方面要解决人均水平到一定阶段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可能出现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问题。他认为，解决GDP的问题较为容易。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收入分组中，人均国民总收入在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476的为高等收入国家。按照目前到2020年中国GDP每年增长6.5%的潜在增长率计算，中国有希望在年跨越世界银行所说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中国具有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许多有利条件，”李培林表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弹性仍然很大，制造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区域发展梯度格局成雁形方队，2015年10个省市跨越1万美元GDP的门槛；人力资本增长潜力巨大，人均受教育水平仍有提高空间，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新增长的利好因素。
在他看来，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扩大。世界各国经验的经验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比较快，而缩小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此李培林提出五点政策层面的建议，以期通过财政杠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全民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者收入的改进；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与消费挂钩，根据家庭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子女抚养和老人赡养等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完善以知识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进教育、医疗、科研机构的工资制度改革，使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体现其人力资本和致使劳动价值，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发分享比例；让每年毕业的700-800万大学毕业生和约2.5亿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培养学生适应市场化的职业要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并让广大农民通过专业化和非农兼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本文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刘诗萌
责任编辑：钟齐鸣_NF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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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布时间：&&&&
稿件来源：《群众o大众学堂》&&&&
作者：蔡洪滨&&&&
主讲人小传：蔡洪滨，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领导完成多项国家部委委托的重点课题。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将“人均国民收入是否能突破一万美元的上限”作为是否成功跨越该陷阱的标准。据统计，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处于中等收入偏上阶段，因此，探索出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跨越还是停滞，莫衷一是的解释
世界上很多国家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的某一水平。如拉美的墨西哥，最近30年停滞在10000美元水平；阿根廷最近40年停滞在8000美元水平；秘鲁最近60年停止在5000美元水平。亚洲的泰国、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也都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则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持续保持发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大部分国家却做不到？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是政策原因，即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采取了哪些经济政策。这类观点认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比如，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进口替代政策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而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并不见得就是错误的。过去30年里，墨西哥经济增长没有什么起色，但对墨西哥的经济政策逐一审视，这些政策看起来都是正确的。所以，政策本身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却失败了。
二是制度原因。制度学派的学者都公认，要保证长期经济增长，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制度，要有好的产权制度。产权清晰，人们就会积极投资，积极创新。但无论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产权保护方面的做法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解释也不完整。
三是结构原因。所谓经济结构，是指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结构论在中国很流行，持此论的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经济结构有问题。我曾用尽可能多的经济结构因素与这些相关国家是否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做回归多元分析，但结果表明，没有一个结构因素对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直接影响。
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经济学家很早就对效率和公平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做过大量分析，比如著名的“库茨涅茨曲线”。
库茨涅茨发现，长期经济增长与公平之间是倒U型关系：起初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不平等水平也很低；当经济开始增长以后，不平等水平加大；到一定阶段，经济继续增长，但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这个理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以农业社会为起点，农业社会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低，但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比较平等。工业化初期阶段，效率提升，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曲线开始往上走。到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增长，效率继续提升，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从而达到效率和公平都比较令人满意的状态。“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往往在工业化中后期，究其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不再廉价，劳动收入增加，供给失衡趋向平衡；二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更加充裕，资源重要性下降，机会更加公平；四是政府的二次调节更加有效，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制度更加完善。
标准的“库茨涅茨曲线”纵轴是不平等的程度，我把“库茨涅茨曲线”倒过来，使倒U型变成U型，再把纵轴改成平等的程度，曲线的含义就变成随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程度的变化。U型曲线起点还是农业社会，前半段下行曲线是工业化初期，曲线底部是工业化的中期，后半段是工业化的中后期，社会平等程度随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这是大致的规律。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却并不符合上述规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表示，197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曲线开始掉头向下，平等程度一路下降。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很难避免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资本收入增长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
从库茨涅茨总结的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到一定阶段曲线应该往上走，经济增长的同时，平等的程度也要上升，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就在于，它们的“库茨涅茨曲线”一直在底部徘徊，没有效率，经济增长乏力，没有公平，不平等程度有时甚至加剧，效率和公平无法相互促进，反而出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迷失。
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2015年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中国现在的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都非常严重。各种研究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此外，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性：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这个转型还没有结束。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一旦出现阶层固化的趋势，速度就会非常快。
因此，现在中国正位于十字路口，未来发展是否能走向“库茨涅茨曲线”的另外一段——实现效率、公平持续促进，经济增长不断提升，公平程度上升，关键是要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过去积累的静态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存，造成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的叠加。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甚至会造成未来二三十年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很复杂，绝对不能简单依靠民粹主义，也不是搞劫富济贫就能解决的。
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打破社会机制、政策和体制上的歧视，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等。公平竞争首先要求保证机会公平，消除体制歧视，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市场准入和职业市场的限制调整以及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更进一步而言，我们追求的公平竞争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而是赋予每个人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所谓机会公平，不是谁最能干，谁就有机会。因为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处于劣势，社会应该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大幅度的倾斜，才能解决问题，才是公平的。
其次，我们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投资，不仅总量要增加，还要注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我们需要从区内、市内，到省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逐级实现教育公平化。同时，要加强健康医疗服务，尤其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逐步实现均等化。
再次，要形成一种文化共识，要所有人参与。中国社会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会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课题，但更大的课题是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才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库茨涅茨曲线：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库茨涅茨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认为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刘易斯拐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并指出这一模式可分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短缺两个阶段。经济学界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由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后，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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