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驻华大使看中国）
西班牙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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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是在1986年，当时的中国民众多身着中山装、骑自行车。30年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时至今日，中国仍未停下改变的步伐，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我任驻华大使已近3年。今年是我第三次有机会直接、近距离观察中国两会。我认为今年两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和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这次两会召开的时间正处于这一改革进程的关键阶段，继续切实推进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必要。
我对两会经济类的议题更感兴趣。我注意到，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6.9%，相较以前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仍然保持乐观。之前中国经济的体量较小，可以保持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6.9％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很好了。中国经济并不存在大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来说，能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很不错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污染、地方债务等。但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严峻，我认为这些问题最终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很有成效，十分成功，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无法持续的，而且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较高等一些问题，因此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我认为，中国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加大对科研的投入。
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着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例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很好，可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增强其竞争力。去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很好，如果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这些理念落实，中国的发展将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我认为中国有推进改革的意志和决心，中国正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我希望西班牙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目前，两国关系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在稳步发展。双边经贸、投资和旅游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文化领域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目前中国学习西班牙语的人数仍有待提升，两国政府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西中关系可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 人民日报 》（ 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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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喜欢穿黑色中山装？
文章提交者：爱在飘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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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揭密：毛泽东为何不喜欢穿黑色中山装？日中华人民成立，代替了，镰刀锤子代替了国民党徽，标志着新旧观念交替。新社会、新风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淳朴希望。“移风易俗、兴无灭资”，“改造思想、为服务”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观点。旧有随之淡化、衰落，旧有服装则首当其冲。由丰富多彩走向简单朴实，由个性化走向集体化。新中国的服装变革新中国刚诞生时，中国人的服装差别还很大：沿海城市中，干部服布鞋胶鞋、中山装、西服革履并行；而广大农村和城市底层民众维持着“短褐不完”的着装水平。和以为模式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服装形象。很快就在男子中推广了蓝布干部服，妇女中推广了“列宁装”。中山装特别受到进步人士和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建国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头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使一些和知识分子解下领带，脱去西装革履，为表示进步换上了干部服或、布鞋胶鞋，融入劳动群众之中。农村土地改革以及“镇反”运动，更使地主富农不敢再戴，不敢再穿团花缎面袄或长衫马褂。20世纪50至6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本着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政府纺织部门设计出新颖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劳动者的服装。首先重视服装的实用性，至于民族文化的则忽视了，传统被淡忘了。已经破坏了旧的世界，而新的世界尚未建立起来。在念念不忘的支配下，简洁质朴的衣着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朴实无华的大众化服装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新中国领导人的服装艰苦朴素周恩来、朱德、陈毅、这些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者，在欧洲都曾“入乡随俗”穿起了西装，但是建国以后在正式场合都一律穿起了干部服。毛主席一辈子没有穿过西装。早年穿长衫，红军时代穿军服或军便服、布鞋。刘少奇、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也同样。在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毛泽东穿一套黄色呢子中山装作为礼服。它的料子是战利品——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建国以后在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或其它公开场合，毛泽东都穿中山装，特别喜欢灰色的中山装。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毛主席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领导人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订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的新风貌，有些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都穿起了这种毛式服。这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的造型。在1955年评军衔时，本来准备按照苏联给评定军衔的做法，给毛泽东评大元帅。为此，天津一家总后的军工厂按毛泽东的身材做好了一套大元帅服。但毛泽东拒绝穿，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样的大元帅服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当时中央领袖在服装上一贯艰苦朴素。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工作人员听了哭笑不得。周恩来总理的内衣、衬衫，也是打着补丁。他的一双皮鞋，一穿二十年。节约闹革命嘛。毛泽东不喜欢国际惯例的黑色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到苏联访问。周恩来根据，指示为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喜欢黑色，而喜欢灰色中山装。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中山装礼服。毛泽东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为什么？”“按照国际惯例……”“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1957年，毛泽应邀出席*第24届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黑色服装，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只留下工作人员在那里发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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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想象他老人家穿黑色的样子,其实他老年后发福的样子才显的慈祥伟岸,年轻时的形象并称不上英俊.中年时的样子甚至有点阴鸷,不是恶毒攻击,看看延安时期的记录片就知道了,没什么笑容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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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好看,毛虽然是伟人,但在这方面好象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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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毛主席为什么不爱穿红色中山装呢？为什么不爱穿紫色西服呢？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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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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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与西服背后所体现的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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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与西服背后所体现的中西文化差异
官方公共微信新中国60年民生往事从中山装到唐装的记忆；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恢复高考：报名费5角；1
新中国60年民生往事 从中山装到唐装的记忆
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与服装界的人员进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9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外国时装表演之后的中国人开始打扮起来，中国的时尚大幕由此拉开。
恢复高考：报名费5角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恢复高考制度。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全中国飞快地传播，年轻人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关于报名费，当时经政治局讨论决定，不增加考生的负担，只收5角钱。
由于准备工作紧急，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试于年底进行，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有关方面一时间竟来不及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选》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40.1万多名大学生，占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本文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陈煜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中国诞生60周年了，“60耳顺”，说的就是从容淡定。在这60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磨难，也收获了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的硕果。
从60年百姓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记忆，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以及全体人民发自内心的一个共识：只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共和国就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编者
1949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根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
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着战后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关键词：列宁装，中山装，粮票，公共食堂，消灭麻雀，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改革。
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在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
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向阳保暖，当时被广泛采用。“排子房”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
在城市，虽然公共汽车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于是，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全民大炼钢铁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燃烧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没有铁矿石，就砸铁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毁围墙。连学生也放下书本走近高炉，操持家务的妇女把铁锅、铁铲送作炼钢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工资定级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
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作为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全体人民。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文革”的爆发，更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国家和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雷锋，绿军装，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小球藻”和“人造肉精”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使国家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如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
所谓代食品，是指利用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制成的食品。如用麦秸、谷壳、豆秆、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还有“人造肉精”、“人造肉”等，它们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但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红卫兵大串联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开始了全国性革命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
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由于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行程3000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的例子。与此同时，各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仅50多天,就接待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就来了1.4万人。
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全国步行长途串联停止，才告一段落。大
串联,在历史上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边疆。
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一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关键词：下海，万元户，女排，邓丽君，迪斯科，时间就是金钱，小康。
“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则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多数报名者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邓丽君歌曲走红大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流传到大陆，那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加上甜美温柔的旋律，在长期听惯了革命歌曲的人们耳中，仿佛天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地听众是通过邓丽君才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然而在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她的歌被批评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以优美的旋律和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传开来，但随后，《乡恋》也遭到点名批评。有人撰文，对演唱者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再三犹豫后，最终决定让李谷一登台演唱《乡恋》，这标志着《乡恋》乃至邓丽君逐步得以“解禁”。
成了“万元户”不敢跟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万元以上积蓄的户，在当时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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